李仕林《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内战”》是故意歪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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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内战”》是故意歪曲历史

李仕林

《记忆》第59期发表了阎长贵的文章《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内战”》（见附录）。这篇文章采取故意曲解、偷换概念等手法，推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

一、故意曲解与偷换概念
阎长贵的主要论据是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自己举办的生日宴会祝酒词中说过的一句话，和几位在场人的回忆。乍一看，这好像是很有力的证据。但仔细推敲后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故意曲解与偷换概念相结合的产物。
假设阎长贵在此文中描述的，毛主席在祝酒词中的确说过“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那么，这里所说的“全面内战”指什么则是十分要害的问题。
晚年的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见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
晚年毛泽东所说的“全面内战”与1996年12月26日所说的“全面内战”不是指文革中的同一社会现象。晚年所说的“全面内战”，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全国人民头脑中的“全面内战”，是同一概念，有同一内涵、同一场景、同一时间段。这是指，1967年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后，分裂成两大派，开始了长时间的激烈的内战，最后升级为武斗。1966年说这话时，上述场景还没开始，而且也没有开始的迹象。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准公开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到1966年底进行的狂热的文革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还没有发生后来才发生的全国性的“全面内战”。这一阶段，也发生了许多打死人的事情。例如，在斗“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破四旧”，打“牛鬼蛇神”的过程中发生过的情况。据说，光北京市就死了一千多人。但就全国来看，这还是局部的，不是“全面”的“内战”。这同1967年以后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在同一数量级。
当然，广义地讲，打倒“刘邓司令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全国各级领导干部，上千万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等等，这些被毛主席称颂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都发生在中国国内，目标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可以称做一场 “内战”，从其“史无前例”的规模来讲，也可以称作“全面”。毛泽东祝酒词中所说的“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显然是指向上述情况。还应该提醒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并没有支持一切过激行为。例如，他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反对坐“喷气式”等。不过，他认为这只是文革的支流，不是主流，就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态度一样。
但阎长贵的文章却把毛泽东的态度解释为支持两派群众“互相对立，甚至互相残杀”，“其场面之惨烈，火药味之浓，和我们过去的内战相比，难分伯仲”，还说毛泽东号召文革进入“战争行为和战争状态”，等等。毛主席说这个祝酒词的时候，阎长贵描述的这些情景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呢，怎么就将这些内容凭空加进毛主席的话里了呢？这里，阎长贵明显地偷换了毛主席的概念。他引用的几位当事人的回忆，都不能证明他偷换的概念，反而恰恰证明了与这个概念相反的内涵。
例如，姚文元、关锋依据毛主席这个讲话精神撰写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理解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戚本禹也是这个理解。姚文元给上海的徐景贤打电话，传达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时，也听不出有毛主席支持全国两派大打出手的意思。
阎长贵引用的王力的回忆，更是否认毛主席讲过这个话。王力的回忆录是三十多年后出版的，这一点很重要。三十多年后所有亲历者头脑中装的“全面内战”的概念，应该都是毛主席讲那个话以后发生的全国两大派之间的武斗等情景。这些情景在那一代中国人头脑中已经扎根了。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内战”，王力很容易将这里说的“全面内战”一词，立即反映为今天那一代人共有内涵的“全面内战”。所以王力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就再自然不过了。可见，毛主席当时即使那样说过，也决不是指后来才发生的两大派对打那些事。
阎长贵还引用了1970年毛主席同斯诺的一段谈话，企图再次证明他硬塞给毛主席那个讲话的内涵。从阎长贵引用的话可以看出，毛是站在第三者角度向斯诺客观描述的。并不表明他赞同这种状况，更不表明这是他发动的。说毛对全面内战持欣赏、肯定态度，则更是明知道“否”，却故意说成“是”。毛对斯诺讲这个话的时候，全国的“全面内战”已经结束两年多了。在全面内战发生、发展、结束，一直到文革后期，毛都是反对的，并且是毛亲手制止并结束了这场“全面内战”。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在祝酒词中要讲那个话呢？我个人认为，这同毛泽东主席的个性和即将发生的从上海开始而后席卷全国的“夺权”风暴有关。
毛是众所周知的语言大师，一生幽默诙谐，说话常带调侃，更何况这是在他私人的生日宴会上祝酒时说的。幽默诙谐的话，如果隐去说话的时间背景，如果有意向预设方向引导读者，那就太容易被歪曲了。
上海开始的“一月风暴”，毛给予了全力支持，这是文革的重要一步，更是文革的应有之意。如果说“一月风暴”之前的文革是打倒一个旧政府，那么“一月风暴”就是建立一个新政权。建立新政权的过程当然复杂，意义当然重大，说这是一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一点不过分。毛将其调侃为“全国全面内战”，从其政治内涵上讲，也并非不可。

二、对文革的简单回顾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再来看看毛泽东主席对后来中国发生的“全面内战”的态度。我们先从毛泽东对文革的态度说起。
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了蒋介石政权，二是发动了文革。我们都知道，前一件事情是惊天动地的伟业，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那么，先撇开文革的对错不说，就其重大性而言，毛泽东为什么将它看成能与推翻蒋介石相“比肩”的重大历史事件呢？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还是毛泽东内心真的这么认为呢？笔者认为，显然是后者。
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一个旧政府，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并回答了近百年来不断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实，在毛泽东看来，文革具有同样的性质，或者相似的性质。
从1949年到1966年的新中国的现状，毛泽东并不满意。这从他文革前越来越密集的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甚至军事等等方面的尖锐批评，完全可以看出来。他不满意的并不局限于单个的问题，单个的领域，而是全面的系统的。他认为建国后所有的政治运动，所有的党内斗争都无法解决他想要解决的这些问题了。最后，他找到了文革这个办法。他认为，文革虽然不同于推翻蒋介石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文革的本质仍然是一场革命。仍然需要推翻一个旧政府，建立一个新政权，最终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眼中，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从晚年毛泽东的许多讲话中能够看出一个大概。例如，从“五七指示”，可以看出他理想的社会生活情景；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可以看出他对社会财富如何分配的理想；从对教育、科技、卫生等上层建筑的批评，可以看出他对这些领域如何重建的态度，如此等等。晚年毛泽东不像中青年毛泽东那样，有大批的“中国向何处去”的著作问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这些理想非常坚定，一旦形成就全力以赴去实现。
说文革只是毛泽东与政治对手的一场权力争夺的人，完全没有注意到晚年毛泽东的这些政治理想，更不可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将文革同推翻蒋介石的革命比肩相看。文革当然有权力争夺，正像同蒋介石的权力争夺一样，他认为那是完全正义的。但权力争夺并不是文革的终点，解决“中国向何处去”才是文革的根本目的。而且，在晚年毛泽东眼中，实现这些理想意义重大，不亚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想。所以，他真诚地将文革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肩。
只有明白了这些，才能明白毛泽东对文革的总体部署和对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基本态度。毛泽东对文革的总体部署，就是推翻文革前的“旧政府”，建立一个新政权，然后着手实施“中国向何处去”的“斗批改”。“斗批改”是文革的落脚点，新政权是“斗批改”的必要前提。“斗批改”的内容、范畴、深度，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它必然贯彻晚年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解。
在“一月夺权”后，全国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全面内战”阶段。同“打倒一切”一样，“全面内战”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十年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文革的“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客观地讲，这两个错误都不是毛泽东号召、发动或支持的。简单地讲，这是造反派的错误。但毛泽东仍然认为，文革是“七分成绩”，必须全面肯定。

三、毛泽东主席对“全面内战”的态度
“全面内战”从一开始，他就是坚决反对并制止的。而且，我个人猜测，出现“全面内战”也是毛泽东主席始料未及的。“全面内战”伊始，他就敏锐地意识到“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毛泽东发动文革，依靠的是造反派，尤其是红卫兵造反派。从1966年6月1日到1966年底，造反派横冲直闯，基本上实现了毛泽东打倒“刘邓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瘫痪各级党政机关的“战略部署”。1967年初发生了上海的一月夺权。毛泽东支持了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向党政机关夺权。
夺权以后谁来掌管权力？毛泽东希望把造反派，尤其是红卫兵造反派，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不同意造反派单独掌权，提出了“三结合”的新政权模式。“三结合”，即老干部、造反派和解放军（军队干部）三方面共同执掌权力。“三结合”，反映了毛泽东对这三种力量的依靠，也反映了这三种力量的相互制约。毛泽东依靠老干部，表明他并非赞成“打倒一切”，但他确实依靠造反派打倒了一大片老干部。毛泽东依靠造反派，表明他希望用造反派限制老干部恢复旧秩序，同时他又依靠老干部和解放军制约了造反派的“不成熟”。
面对可能得到的权力，几乎所有的造反派的权力欲都开始膨胀起来。能够进入“三结合”新政权的造反派，从人数上讲，只能是其中的极少数。只有挤掉更多的个人对手和派别对手，自己或本派别才有更大的机会。在没有纪律，没有制度，只有无边无际的“四大自由”的背景下，造反派的分裂和内战的兴起则成为必然。这些都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亲眼见到的事实，并且成为那一代人的简单常识。
面对如此复杂的文革，面对“解放”老干部，面对即将建立的新政权，造反派内部产生不同的看法、意见、行为、利益，是非常正常的。但造反派不是一个政党，它没有解决内部分歧而又免于分裂的体制、机制、纪律、办法。发动文革的有力武器之一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文革中还准许并鼓励任意成立“革命群众组织”。这些大背景使造反派的分裂成为必然。围绕“权力”这个核心，全国各地很快分裂成两大派。自然，任何一个派别都会打着革命的旗号去争夺权力。大批不知内幕和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群众，成为被欺骗的牺牲品。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发展成谩骂和武斗，形成全国的“全面内战”。
今天的一个流行词汇“利益集团”，恰好可以用在当年的造反派身上。造反派是文革中最大的“利益集团”。当然，林彪、四人帮，以及卖身投靠的个别老干部也是文革最大的受益者，但从数量上看，从地位变化的巨大上看，造反派最大。造反派可能获取的利益主要是政治利益，这与今天的利益集团不同。造反派分裂以后发生的全国性的“全面内战”，与全面提到的，从广义上讲，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政治意义上的“全面内战”性质完全不同。广义的政治上的全面内战，就是文革本身。造反派之间的“全面内战”，是为争夺文革果实而发生的文革力量内部的一场“战争”，它是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战争”，是文革依靠力量的内部消耗。所以，这场“战争”不是文革应有之义，是背离文革利益的，发展严重了，甚至可能断送文革。它是毛泽东动文革的插曲，不是文革本身的“部署”。
这种局面刚出现，毛泽东主席就敏锐地觉察到了，并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毛主席这方面的讲话很多，并且都是公开见诸报端的，此处不一一列举。从措施上看，毛主席派出军队广泛介入文革，促进联合，尤其是制止武斗。
“全面内战”一开始，虽然毛主席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但他并不急于纠正。他对造反派的讲话主要是劝诫式、“引导”式的，很少硬性制止，有时还带幽默与调侃。只是在武斗剧烈的省份，他派出军队强行制止。我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伤害造反派，造反派是他发动文革的非常重要的依靠力量。
制止“全面内战”的长时间的艰难历程，改变了毛泽东对造反派红卫兵的看法。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主席终于痛下决心，采取果断行动，发动了著名的“727”行动。他从清华大学开刀，结束了全国的“全面内战”，从而也一下子结束了全国的红卫兵运动，结束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将文革轨迹从新拨回到他希望的方向。
结束“全面内战”对文革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将文革拨回到“正确”的方向，又极大地伤害了文革自身。“727”以后，红卫兵造反派基本上被打下去了，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都受到严厉惩罚。在校大学生被“分配”离校，大学的红卫兵组织被解散。几千万中学生，包括其中大量的造反派，上山下乡，其红卫兵组织也被解散了。虽然文革后期，毛泽东仍然呼吁“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但存在于新政权中的造反派相对不多了。像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虽然各地、各级政权都有，但已经失去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这种局面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果断地结束文革，直到全面否定文革，开辟新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埋下伏笔。

四、毛泽东应负“全面内战”的第一责任
这里说毛泽东没有发动“全面内战”，反对并结束了“全面内战”，并不是说毛泽东与“全面内战”没有关系。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没有文革，就绝没有“全面内战”，二者是密切相关的。发动文革，毛泽东是第一责任人。从历史角度看，“全面内战”是文革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毛泽东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文革是他一生所干过的两件大事之一，虽然犯了“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两大错误，但他认为这只是“三分错误”，文革是“七分成绩”。他并没有把错误的责任推给任何人，笔者认为，他是默认自己责任的。 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说法，毛泽东不是“全面内战”的直接责任人，但负有第一位的领导责任。
研究文革，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党和国家永远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寻找长治久安的发展道路。但我们必须秉承实事求是的传统。毛泽东主席晚年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正像当年将毛泽东推向神坛一样，将毛泽东妖魔化也是极其错误的。说毛泽东号召文革进入“战争行为和战争状态”，号召七亿人口互相残杀，“全国全面恐怖”，这就是一种不可思义的妖魔化状态，毛泽东本人和文革都被妖魔化了。妖魔化不仅不能总结经验教训，它只能助长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
据了解，阎长贵曾经做过一年江青的秘书，对文革的过程应该很了解。硬将发动“全面内战”栽到毛泽东的头上，不知是何用意。
　红卫兵造反派头头，除了跟随毛泽东“奉命造反”的错误以外，也有发动“全面内战”、争权夺利的错误。后一种错误的责任不能一股脑儿推给毛泽东，各有各的帐。在“全面内战”中，有一些头头的错误、甚至罪行，是很严重的。阎长贵耸人听闻的论断，与一些昔日造反派头头的说法一样，只是推卸责任。但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是骗不了的。
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清理“三种人”，是改革开放的应有之义。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仍然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它当然需要推翻文革时期的“旧”政权，建立适应改革开放的新政权，探索与晚年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完全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文革的实践证明，晚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走不通，改革开放才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附录《记忆》第59期
【史林一叶】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内战”
阎长贵


毛泽东在逝世前一两年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说要“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说三分错误的表现有两点：一曰“打倒一切”；一曰“全面内战”。邓小平说：“只就这两点讲，就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现在姑且不说“打倒一切”，我们只谈谈“全面内战”。在和平建设时期，搞什么“全国全面内战”，这意味着什么，其后果如何，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有深切体会的。
文化大革命，搞得中国到处一片狼藉和混乱，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族人民都是一场浩劫。在文革中，惨死两千万人，整了上亿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种浩劫和灾难是怎样造成的？其重要原因，就是全国全面内战。在文化大革命中，九州大地，七亿人口，党员和党员之间，群众相互之间，这派和那派之间，互相对立，甚至互相残杀，所动用的器具，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从砖头、棍棒到机关枪、大炮，无所不用其极。其场面之惨烈，火药味之浓，和我们过去的内战相比，难分伯仲。恐怖气氛笼罩神州，可谓“全国全面恐怖”。“内战”也者，按照词源意义及人们通常理解，就是“战争行为和战争状态”。说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内战”，倒很形象，一点不错。
然而，这全国全面内战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是偶然的和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吗？固然不可否认“某次战役”有群众的自发性因素或偶然性因素，但“全国全面内战”决不是群众自发搞得起来的，决不是偶然的。说到底，它是文化大革命立意要大乱和搞乱全国的内在要求，并有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亲自和直接号召，并且双方也都是打着“为毛主席而战” 的旗号。
说“全国全面内战”是最高指示，这令人难以置信，但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举行的生日家宴上，他对被邀请参加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在场）等人，就是这样说的：“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当然，毛泽东在这次生日家宴上，不止说了这一句话，实际上，说了很多、很长的话，但其总括语，或总概念，就是“全国全面内战”。这一点，仿佛还不为人们所知，或不为人们清楚和明确地所知。我们看看参加这次家宴的几个人的说法。
姚文元的说法——
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上海的徐景贤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开会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当天晚上，徐景贤就主持召开了一个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大家听后很兴奋，争先恐后发言。在讨论中，徐景贤提醒大家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该怎么做？”（参看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4月第二版，第7－8页）不难看出，姚文元说得十分明确，徐景贤的领会也不含糊。
戚本禹的说法——
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凌晨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谈到形势时说：“最近主席指示的精神都要传达下去。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其原因就是十七年以来，资产阶级在全面地对我们挑战，我们是应战，全面地应战，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两个阶级的斗争达到十七年的最高峰。”（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第1册第84页）戚本禹也是宣传毛主席的开展“全面内战”的指示和号召；显然，如果不是毛主席这样讲过，他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
关锋的说法——
20世纪90年代，在一次谈话中，关锋和我谈到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家宴的情况，他说：“在这次生日家宴上，毛主席向大家祝酒时说：‘为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干杯！’我听了，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所以根据毛主席在生日家宴上的讲话写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没敢这样写，而改成了‘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关锋的说法表明，当时已经极左的他都觉得有点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了。
可以看到，这三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情况下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共同证明：毛主席确实说了或说过“全国全面内战”。唯毛主席生日家宴时也在场，同时参加起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96页）看来，王力实在是忘记了——这一点也不奇怪，人们的记忆常有这样的事情；不过，王力的说法丝毫不能否定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的说法。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家宴上的祝酒词究竟是什么：“全国全面内战”，还是“全国全面阶级斗争”，这桩历史公案，应该说，可以做出明确的答案，而不必也不要再使它成为历史之谜了。
毛主席关于“开展全国全面内战”的指示和号召，虽然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上被修改成 “全国全面阶级斗争”（这个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但其实质未变，因而当它一诉诸当时疯狂的造反大众，所引起的就是风行全国的你死我活的全面内战。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不折不扣地变成了触及（不仅触及，而且伤害、残害）人们肉体的“武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陷入“全面夺权”的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可悲也夫！可叹也夫！
毛泽东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展“全面内战”的说法，还有一个例证。1970年12月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毛泽东向他说：“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a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全面内战”所持的欣赏、肯定态度，否则不会说“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这同他当初以开展“全国全面内战”为祝酒辞是一脉相承的。


本文20011.11.18贴于清华校友网1963年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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