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

tuffy05

按：
2016年，距离中国文革正好50周年。今天，隆重推荐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写的一篇读后感。相信大家读后，会有很多感慨和启示。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众所周知，二次大战之后，德国人把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就建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离联邦议院和总理府也近在咫尺。地面上抽象的碑林和地下详实的史实，显示了德国人铭记历史罪责和忏悔不安灵魂的无畏勇气和坦荡的心胸，表达了对遇难者巨大的悲悯，诚挚的纪念和深切的道歉。
历史是一条承前续后的长长的河流。只有澄清过去的淤泥污浊，现实的河道才能澄澈通畅，未来的走向也才能明晰而浩荡。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何直面文革这个历史上深重的灾难，空前的浩劫，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不重复这样的历史悲剧，让我们民族的航船永远理性平稳地行进在历史的河流中，进而真正实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复兴的宏愿，让我们民族的航船驶向美好灿烂的未来，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去做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事实上，很多有良知的人们，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在做着这项利于当代，功在后代的事情。对这些人们，我们真的要表达崇高的敬意，历史的致敬！

钱理群：普通人自述中的文革

——读《一百个人的十年》、《那个年代中的我们》、《我们的忏悔》、《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谨以此文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这里讨论的文本，强调的是文革中的“我们”与“普通人”，这是因为文革与以往所有的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全民参与性。一位文革亲历者这样写道：“文革烈火所以能够一点就着，突成燎原之势，没有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在回眸文革时特别强调这个因素，而关于文革的官方文件不提这个因素，甚至不提全党也是这样认为的。完全归结为个人，是无法解释历史的真实性的。文革的发动包括三个方面，应该是领袖主导，全党响应，人民席卷而上，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之外，媒体起到了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全面、准确的概括。这层意思在老百姓口里，就说得更加直接而坦率：“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四人帮’离老百姓远着哩，实实在在害人的，还是各地方各单位这一帮人”。
这样的全民参与，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的作家夏衍有一首改作的打油诗：“闻道人需整，如今尽整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第一句讲的是文革之“道”：“人需整”确实是文革的基本理念与目标：不仅要“整”文革的革命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整”自己，进行“斗私批修”，改造思想。在这两个意义上，都可以说文革就是一个“整人运动”。后两句说的是每一个文革的参与者在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整人”与“被人整”。如研究者所说，文革就是“全民的彼此恶斗，全民的互相残杀”，“每个人都是中央政治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结局的胜负也始终是由红彤彤的红方伟大旗手决定的”，“昨日的革命动力，很快就成为今日的革命对象”，“这种地位的互换，像把每个人都筛过一遍”，无人逃脱。对此，文革时期的北京四中学生、著名导演陈凯歌也有一个概括：“我是群氓中的一份子”，“在文革中，我吃过苦，我看别人受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苦”。还有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她的文革回忆集中为一句话：“我最好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看客”。这是一个更全面、准确的概括：在文革中，每个中国人都同时是受害者，施害者与看客，无人例外。
这每一个角色，都会引发追问：怎样和为什么受害？怎样和为什么施害于人？怎样和为什么充当看客？这背后又隐含着什么深层次的人性、国民性和教育、体制问题？这都是本文所要说及的话题。
我们的讨论，也分为两大部分：先谈“怎样”，作现象的描述；再问“为什么”，作历史与理论的溯源。写法也是多抄材料（当事人的回忆与反思），只作点题式的评论，也可以说是“夹叙夹议，寓分析于叙述中”。

第一部分 全民参与的“革命”

（一） “忠字化”小忆

这是文革中正在部队当兵的吴非记忆中的“那个年代”——
“当时，不光是人人胸前要佩带越大越好的毛主席像章，所有的单位、机关、厂矿、校园、营房里，还都要在中心及惹眼的位置上，塑起高大的毛主席像，其中既有彩色的大幅画像，也有分别取站姿、坐姿的塑像和雕像。据说，革命群众只要一时一刻见不到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就会‘生活无指南，前进无方向，工作无动力，吃饭都不香-----’。
‘忠字化’这个说法，在那个年代，很快就被广大群众所自觉地实行了。人人都要一天多次引吭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表‘忠心’的歌还不算，不知是谁又创造地发明了一套‘忠字舞’。所谓‘跳忠字舞’就是大家集合在一处，在嘴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首歌的同时，再手舞足蹈，做出天上高悬红日一轮，自己心窝里崇拜领袖之类的象征性姿势。每天早八点，各单位上班的那一刻，是社会上约定好大跳忠字舞的准点儿，人们都得走出大门，到街道上狂舞一番。此时，经过这里的路人也必须驻足同舞。假如他想若无其事地通过可是万万不能的，跳舞的人会对你怒喝一声：‘你什么出身？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
大讲‘忠字化’语言，又掀起了大浪头。毛主席诗词、‘老三篇’、‘最新最高指示’，本来就要求‘熔化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就更别说必须做到张口就来了。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先得像地下工作‘对暗号’一样，严丝合缝地对上一句毛主席的话（或者是歌颂毛主席的话），否则，你有什么事情找人家办，对方也不会理你。记得有一回我在石家庄，慕名去买当地很有名的‘扒鸡’，交了钱，对方突然说了句‘翻身不忘共产党！’。我没细想，也没言语，只顾伸手去接鸡。不想售货员果断地把鸡收了回去，重新厉声吼道：‘翻身不忘共产党！’我这才恍然大悟，急中生智，高呼一句‘吃鸡不忘毛主席！’对方这才很郑重地把鸡递到我手里。------
‘忠字化’登峰造极的那阵子，人们在一切场合里，只要一开口讲话，必须先引用毛主席的语录——当时叫‘最高指示’。讲话不先引用语录，或者引了语录却跟要讲的话没关系，都是‘不忠’的表现。所以，大家张嘴第一句，总得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而，并不是日常的每件事，老人家都作过指示的呀，这可就叫人时不时地犯难，人们只好挖空心思地查阅‘红宝书’。我所在的部队里，某连司务长在周末向全连汇报伙食收支账目。他开口就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又亏了！’政治指导员顿时就火了，过去制止他：‘你胡说什么？毛主席啥时候有过这样的最高指示？’司务长胸有成竹地说：‘请大家打开《毛选》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阶级分析》；‘小资产阶级-----发财观念极重，----他们每逢年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不是毛主席说的吗？’直弄得全连上下哭笑不得”。
当年的小学五年级学生荒也也有这样的文革记忆——
“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口号鼓动下，我们这些既无能力上街造反，又无学可上的孩子们，三人一组、五人一伙地跑到公共汽车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了。那时，就凭着胸前的像章、手中的语录便可以无票上车，就可以占领车厢，让那些司机、售票员和大人们规规矩矩，俯首帖耳。-----汽车起站，我们便挥动语录，命令所有乘客从座位上站起来，立正站好，取出自己的语录本，然后向车前悬挂的毛主席像做早请示。模式是，把语录放在胸前，注目毛主席像，然后我们领呼口号，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众人和：‘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们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众人和：‘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请示完毕，乘客们才可落座。我们便正式开始了宣传。-----我们读到《毛主席语录》那一段，就命令乘客把书翻到那一页。偶尔发现谁没带语录，我们就围了上去，质问其出身是什么，为什么不带语录，还要警告他不准再犯，因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不忠。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文化革命的初期。那时，语录成为我们唯一的书，车厢便是我们的课堂，不管车上有多少乘客，天气有多冷多热，也不管嗓子多渴，只要一上车就声嘶力竭地喊呀读呀，有时候末班车只有司机和售票员两个人，我们仍然要读下去，因为这是革命态度问题”。

今天来看这一切，很容易看出这样的“忠字化”的荒谬与幼稚，但在历史的当时，却是极其严肃、认真的，而且是全民性的，无论是吴非这样的士兵，还是荒也这样的孩子，更有许多的知识分子，都不无虔诚地参与其间。重要的，还不是这里谈到的外在的形式（跳忠字舞，唸语录等等），而在那渗入头脑、心灵的信仰：把毛泽东置于拯救众生的“上帝”的地位，对之顶礼膜拜。这是一个全民的造神运动，要创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宗教，即毛泽东教。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将中国传统就有的世俗帝王的政治权力（在现实中就是党的绝对权力）和宗教教主的精神控制力结合为一体。后者是中国传统所没有的，却正是毛泽东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毛泽东在文革中宣称他对“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不感兴趣，而最认同“伟大导师”就是这个道理：前者只掌握政治、军事权力，而后者却拥有精神掌控权。这就是说，文革的新宗教运动首先是出于毛泽东的战略目标，而得到全民的响应，则是中国老百姓的精神需要：缺乏宗教式的信仰始终是中国人精神发展中的一个问题，文革的造神就正好起到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作为新时代的信仰的作用。《毛主席语录》对许多人产生那样大的精神震摄力，就是这个道理：《语录》就是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圣经”。既然新的造神运动是适应毛泽东取得对全民的精神控制力的需要，吴非、荒也回忆中的那些形式：无论是早请示，晚汇报，还是以毛主席语录作为每个人表达自己和彼此交流的主要手段，都是不仅要用毛泽东思想，还要用毛泽东思维、语言来改造、渗透、支配每一个人的思想、思维、情感与语言：这才是真正的“收心与摄魂”。而吴非、荒也的回忆，还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神如此有效与有力，除了它也是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需要之外，更是因为其背后的政治权力的威力：凡有不服从者，都要遭到“你是什么出身”之类的质问，那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而荒也这样的小孩子，居然能够让成年人“俯首帖耳”，也是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有毛泽东的权力支持。这样，权力支撑下的文革新宗教运动，就造成了全民的宗教式的狂热与精神迷乱。
需要补充的是，这样的造神，不仅是一种信仰的需要，也同样有利益的驱动。当年的高中生、今天的大学教授尤西林在他的回忆里，就谈到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拥戴崇拜看似全民一致，但其实是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与诉求的。对不同的利益群体，“毛主席”有着“不同含义”。他分析说，“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而“既得利益者”则把毛泽东视为“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的一个“人格化的象征”。这正是提示我们，在文革中的领袖崇拜，在接受毛泽东的控制的同时，也还有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来表达自己的观念，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的一面。既虔诚地造神，也利用神把它当招牌：前者把毛泽东思想推向空前神圣的地位，后者又将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化，形成了实质上的危机：这都构成了文革造神运动的复杂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一种丰富性，是不可不注意的。
正因为文革新宗教运动，有着这样复杂的因素的相互制约，它也就很难持续。前文回忆中的宗教式的狂热，大都发生在文革初期。到文革中后期，随着文革的问题，特别是它的专制本质逐渐暴露，首先导致的普遍的政治热情的消退，许多人都从响应毛主席起来造反，变成了“逍遥派”，成为一个旁观者。而前述造神运动中的许多形式主义的做法，准宗教仪式都渐渐失去吸引力，进而引起反感，而难以坚持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文革，也就必然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尽管真正走出毛泽东，还要经历更多的曲折，许多人都是1971年林彪出逃才开始引发对毛泽东的反思的，但最初的狂热劲儿还是过去了。更重要的，是同时发生的理想的破灭，信仰的动摇。许多人都转向虚无主义。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与虚无主义，最终消解了文革的新宗教运动，这都是发人深省的。

（二）一场“比谁更残忍的竞赛”

全民造神之外，还有全民杀戮。
这是天津某起重设备工厂的工人记忆里的文革——
他们家因为是“奶奶她父母的房产”的“代理人”，文革一来，就遭罪了：“遭白眼，挨骂，有时吃着饭一块砖头飞进来，玻璃粉粉碎。我们也不敢言声。我母亲被同院的一个小伙子拿拔火罐把脑袋砸得呼呼流血。我十四岁的小弟弟叫同街的一个小伙子拿砖头把后脑海砸破，缝了九针，当时满脸的血呀，看不清鼻子、眼睛、嘴。有一次，我大哥犯病，夜里喊闹，被邻居一个农村来的亲戚，拿扁担打得满地滚儿，头破了，流一地血。同院另一家看不落忍，拉着那农民叫着：‘他是个精神病人，不能打呀！’他家还有个亲戚，喊着：‘我们打的房产主，资本家的儿子！’现在我总想，我们家没有对不住邻居的。我家又没恶人，以前也没跟谁家作过死仇。再说，房前房后还都处得挺热乎，为嘛人都变成这样，为嘛我们受这个？我可说句粗话了——都为了他妈的文化大革命！”
一句粗话却说出了真实：正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不亲，阶级分”，凡是出身不好或观点不同于自己的，都是敌人。所有的人群都一分为二：不是人民，就是敌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对敌人、坏人就是要实行专政，而且是“群众专政“，任何人都可以对宣布为敌人的坏人任意欺侮，打骂，以致杀戮。而且还有理论，这也是毛主席说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可以说，这位工人院子里的街坊对他一家大打出手，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至少是得到党和国家许可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了“好人打坏人”以及“好人、坏人打成一团”的全民混战。这也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在混战中他就成了唯一的掌控者。
69届初中毕业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任国庆，至今也不能忘怀文革期间他参与打人的情景，在收入《我们忏悔》一书的《如果能够赎罪-----》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他在递上入团申请书不久，连部指导员就布置他参加团党委发动的“红柳条教育运动”，即用红柳条棍棒去“教育”不遵守纪律，连队建设的破坏分子，并且说：“这次教育运动以后，连里要发展一批团员。不要胆小，不要放不开手脚。有团党委给你们撑腰，有党支部给你们做主。不要怕打死人，打死了扔黄河里，我兜着”。拿着指导员发给的粗木棍，他走进审讯室，一位他所熟悉的以偷懒全连出名的战士刘胜利站在那里，先是一班长宣布罪状：“你说毛主席崇拜鲁迅，鲁迅是什么东西，毛主席会崇拜他吗？你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刘胜利自然不服，还说了硬话。“刘胜利的话把我激怒了。我把木棍丢在一边，解下了武装带，两头对折，把皮带扣攥在手里，朝刘胜利身上左右开弓猛抽起来，打人真过瘾！我从小生性懦弱，从来怕打架。可这时，我才知道，打人竟是如此快乐的事！这不是一般的兴奋，是一种令人战栗的快感。我不知道我身上居然还潜藏着野性、兽性，或是一种虐待欲。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装带雨点一样落在刘胜利身上，直到我筋疲力尽为止”。“这时一班长、三班长和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唯恐显得自己立场不坚定，争相抡起手中的木棍朝着刘胜利打起来。这时，你打得越狠，你就越革命。你越残忍，就越愉快。你做得越坏，你就做得越好！这是一场比谁更革命的竞赛！比谁更残忍的竞赛！”
任国庆回忆，“红柳条教育运动”之外，还有“姑奶奶教育运动”，就是由女战士上场，“女人有女人的方式：掐、抠、咬、揪是她们的绝招”，“女生们用表演《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向“敌人”乱劈乱砍，一顿劈砍过后，“敌人”“手上、头上、脸上全是血”。政委早在动员会上说过：“这次运动不仅要触及灵魂，而且要触及皮肉”，“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爱是祸害”，“‘两个运动’是我们保持部队旺盛战斗力的法宝”。不久，一排长入了党，以后又被选送南开大学读书。一班长、三班长和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战士都入了团。而被打者或得了精神病，或从此一蹶不振，最后醉死街头。
这是文革暴行的一个典型：它是党作为治国、治军的“法宝”，一手策划、指挥，而且是党“兜着”的，即是以“无法无天，党大于法”的体制为后盾、支撑的；它同时又是对人的利益和欲望（包括政治上往上爬的欲望、利益和心理、生理上的迫害欲）的诱发，利用，有意识、有组织的调动。这样的权力与利益、欲望的结合，不仅能够动员众多的人参与，而且极其残酷，无所顾忌，还蒙上听党的话的神圣光圈。
在这样的“打人合法合理”的时代政治气氛下，不仅打人，而且看打人都成为一种乐趣。一位文革期间在工厂接受劳动改造，惨遭毒打的知识分子，最感痛心的记忆，就是当他被打时，“一些人急匆匆地往打我的地方跑，还一边喊着‘打便宜人呀’。这就是革命群众，这就是领导阶级。天津人说的‘打便宜人’，就是打那些只许挨打，而不许反抗的人。人与人本来没有仇恨，但是打人毕竟是一种快乐。‘打便宜人’就成了一种革命游戏了；如果再在便宜人中顺手拿一些东西，哪怕是一支金笔呢，又不是多得一些东西吗？”他回忆说，惨遭毒打后，全厂一千多人就有不下一百人，到关他的小屋来，要过东西。这样的“看客”与趁火打劫，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鲁迅的《药》，这样的传统是被延续下来了。而且越来越“游戏化”了。暴行成为全民参与（直接施暴或看施暴）的游戏，甚至狂欢，这正是文革暴力最令人震撼之处。
正像一位当年的中学生回忆中所说：“那时人都疯了。不知哪股邪劲儿，好比小孩子做游戏，拿假的当真的，真跟真事儿一样”。文革中最为盛行，影响也最大的毛泽东语录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早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要求，到文革时又通过《红旗》社论，加上了要“天天讲”。这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不仅造成风声鹤唳的政治气氛，而且会激发起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阶级斗争想象力”，到处去寻找和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和“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形成精神过敏的病态。这里说的“疯了”和“邪劲儿”就是这样的病态的表现。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回忆到，文革一开始全校学生就从一位教美术的老教师的绘画作品里发现了“反动标语”。“画中的横、竖、斜线条，被说成不同字的不同笔画，被分析为构成这个那个字，进而又组成一句句口号”，在“想象出的反动口号中，竟然有‘打倒毛主席’这样的话”！这就真的成了文字游戏，“拿假的当真的”，把想象出来的看作是真实存在的“反革命罪证”了。这位据说“永远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的老教师就这么因孩子的想象而陷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深渊。而成年人一旦具有了阶级斗争想象力就更为可怕。一位《北京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回忆说，在文革期间就收到过批判报上登过的一篇小说的文章，加上的罪名是：“用三家村的手法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其罪证是：“小说的主人公叫‘王革’，就是‘咒骂革命死亡’；‘西院大嫂’超过了‘东院大嫂’，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即反革命压倒革命势力”，这样凭无端联想无限上纲，让人哭笑不得，只能置之不理，该人还不依不饶，控告编辑部“包庇坏人”。这样的建立在想象力基础上的阶级斗争，今天看来，实属儿戏，但在当时，却会产生极严重的后果。一位某市外贸公司的干部回忆说，他们单位在狠抓阶级斗争中发动全公司职工开展了一个“忆怪事”运动，要从日常生活里的怪事，挖出“隐藏最深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就有了一张《他为什么从来不笑》的大字报，硬要从厂里的一位政工干部的表情里想象出一个仇恨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但又找不到实际的反革命行动，最后就以“在毛主席像前笑得很难看”为名，将其定罪。这样的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连人的表情都不放过的阶级斗争，是令人恐惧的。
而最为惊心的，是这样的文革阶级斗争病态思维，在文革后仍然深刻影响部分深受其毒的亲历者的思维，以致形成自我精神绞杀症。在《我们忏悔》一书里，有一篇《病理切片一二三》，就谈到一个朋友的母亲，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家里的文革依旧如火如荼”，阶级斗争依然“天天有，月月有，年年有”，继续“出那些‘案情简报’，其中写作、编辑、领导圈阅批示，全是她一个人”。这是其中一封检举信：“X月X日（她家保姆）从乡下回来，带来了好些红枣、柿子，说在北京工作辛苦不如乡下人自在。这个人的家庭土改时被划过去了，很可能是阶级异己分子。她最近出门时不梳洗，头发很乱，衣衫不整，很异常，还有异样电话，听口音是南方人，比较年轻，以前没听过这样的声音”。动不动怀疑家庭出身，从衣衫、头发、电话的“异常”寻找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想象阶级敌人：这都是典型的文革阶级斗争思维，其要害就是其儿子所说，“必须设计出敌人，一个或几个，并由于敌人的存在而证实自己的存在。修理家里一干人等，挑动他们互相猜忌仇恨”。这位母亲或许已经发展成了精神疾病，属于个案；但正常人中的文革阶级斗争思维，至今还随处可见，应该是更值得注意的：它是随时可能引发文革暴力的，而且还会是全民性的。

（三）“我是一头没有人性的狼孩”

文革暴力，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学生打老师，子女检举甚至毒打父母，这都越过了基本的人伦、道德底线。人们称之为“狼孩”现象。
这是一位文革的中学生，在他儿子十八岁要上大学时，对儿子讲述的自己悔恨终生的“心的记忆”——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每一个学生，不分男生女生，谁心里不痛快，谁想发泄心中的郁闷，都可以这样或那样的嘲笑老师”。“那时，我不喜欢数学，考试常常不及格，老师曾善意批评我，我因此怀恨在心，总想找个机会出他的丑”。那天，数学老师来上课，可我和大家都不听他的，只大声吵闹。情急之中，老师大声点了我的名。我认为自尊心受到伤害，就径直走到老师面前，大声说：“我今天要让你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尝尝革命学生的厉害”，并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的行为使革命学生的革命精神受到了惊吓，影响了我们大家的革命思维能力。所以我要对你采取革命行动”。老师呆呆地看着我，怯怯地说：“我，我只想让你们大家安静，好上课。没有别的意思”。我却不容分说地拿着钢笔，命令老师转过身去，在他的白衬衣上写字。老师试图挣扎。立刻就有两个男生蹿上来，也像疯了一样，帮我把老师按倒在讲台上，在他背上写下一行带有侮辱性的大字。“老师含着泪水站起来以后，我们还强迫他把后背对着全班同学。于是，所有的学生都放声大笑。最后，我还厉声对老师定下了规矩：每天必须穿着这件衣服来上班”。
这又是一个当时还只有15岁的初一男孩记忆中的红卫兵拷问老师的场景——
“我是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只看见一位女老师静静地坐在一把课椅上，白白的腮上有几颗泪珠在闪闪发光”。“‘你到底说不说？’一个稚气未脱的男红卫兵，捋着宽宽的牛皮带，逼问。‘你要我说什么？’她平静地问。‘住口！是我在问你！你倒问起我来了。还想反攻倒算。不老实，叫你不老实！’他一皮鞭抽在老师背上。老师浑身颤栗了一下，不觉‘哎哟’了一声。她努力坐稳身子，望着红卫兵，平静地说：‘我是你的老师-----’，‘什么屁老师，这些孔老二刘少奇的师道尊严，早就批臭批烂了，至今还死抱着不放。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触及你的灵魂！看样子，你是非得抱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了’。紧接着就是一顿皮带。几个红卫兵，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像抽打棉花套一样拼命地用力。我只听见皮带打在肉体上的声音，却没听见老师的哭喊和呻吟。”第二天就传来消息：老师自尽了。这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孟婉芬，是教数学的老师。
面对红卫兵对老师施行的暴力，今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历史的当时，这些孩子并没有丝毫的不安与内疚。如一位当事人所说，“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我们“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一位红卫兵回忆说他在抄某个老师家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成就感——我终于敢于革命了，我再不文质彬彬了（毛主席曾对在天安门上给他佩带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另一位参与者分析说，“这残忍的行为中，还带着学生们的恶作剧的成分”。比如，将几十条毛毛虫放进老师裤子里；用塑料眼药瓶吸凉水，往耳朵灌；三九天脱下衣服，只留背心裤衩，站在五楼窗台----孩子都觉得“好玩”，但也就在这“好玩”里透露出了人性的凶残！
这就更加不可思议：怎么会如此坦然地怀着几分快意地整老师？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这里只说一点。应该客观地说，师生之间发生矛盾，本属正常；像那位向儿子倾诉自己的忏悔的当年的红卫兵，因为数学成绩不好受到老师批评而心存不满，这也都可以理解。问题是，在文革中这样的矛盾与不满，都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老师被视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和“革命学生”处于敌对的地位；那位红卫兵说得很直白：“你影响我们革命思维能力，我就要对你采取革命行动”。这就是说，红卫兵是以革命的名义对老师实施暴力的。只要是“为革命”，一切残暴都有了天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学生打老师成了“敢于革命”的表现，那种“很英雄，很正义”的感觉就是这样产生的。把师生关系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应该是文革学生斗老师的本质所在。
当然，学生要斗老师，也还是会有压力的。于是就有了对所谓“孔老二、刘少奇的师道尊严”的批判。这是文革大批判的重要内容。尽管打着的还是“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旗号，因此要将“师道尊严”归于“孔老二、刘少奇”的名下；但其实是要向人之为人的基本伦理挑战。破除“师道尊严”就是破除“人道尊严”：不尊重他人的尊严，自己就没有了尊严；而没有尊严感，就意味着既没有爱，也没有怕，做人做事就没有底线了。人只要敢于向老师、父母下毒手，就什么残暴的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做了。在任意伤害老师和父母的背后，是“文革伦理”：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一切事都可为，一切手段都可以用。这就跨出了最危险的一步，其对我们的下一代，全体国民，以及整个民族的危害是怎么估计也为不为过的，而且这样的负面效应至今还在漫延。
文革阶级斗争同样引入家庭内部，支配着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并产生恶劣后果。
这都是不堪回首的记忆——
1970年2月13日夜晚，在安徽固镇县卫生科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张红兵和他的父母全家人在一起闲谈。老共产党员的母亲方忠谋突然谈起她对文革的怀疑，问“为什么毛泽东要搞个人崇拜？” 并认为应该给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平反------。儿子一听，立刻警觉起来：“这是在恶毒攻击毛主席！我们家出现了阶级斗争！我要捍卫毛主席！”随即对母亲展开了长达一个小时的革命大批判。母亲被激怒了，高叫一声“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就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烂。儿子也厉声大喊：“你放的毒，我条条记得清清楚楚！”到这个时候，一直沉默的父亲（他是老新四军，文革一开始就作为“走资派”被揪斗，刚获得“解放”）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才表态：“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于是父子俩把母亲告发了，并宣布离婚和脱离母子关系，算是大义灭亲吧。后来母亲从看守所逃出，又拒绝让她进屋，把她送回大牢。母亲于1970年4月11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在赴刑场的路上，母亲一路高喊：“他（毛泽东）把历史车轮倒拉二十一年，我要把它颠倒过来！”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坚定，丈夫和儿子都拒绝收尸------
直到文革结束，重新面对历史，儿子才终于明白，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而自己却亲手把她送上了断头台！“我就是一头没有人性的‘狼孩’！”
问题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于是，儿子又回忆起，母亲本是自己第一个引路人，在文革前，13岁时，就在母亲的鼓励下，参加课外学毛著小队，经常学雷锋做好事。文革一开始，就在父母的赞许下，砸碎了家里有游龙图案的腌菜缸，外公使用过的青花瓷笔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红兵”，还经县委书记特批，成了第一批红卫兵。父亲被打倒以后，划清界限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毫不犹豫地贴出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他折断我的玩具枪，不符合‘枪杆里出政权’的思想”。他的这一忤逆行为，父母不仅没有批评过一句话，反而把儿子当大人看待，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他说话。在这心智尚未发育完全的孩子的心目中，已经和大人们平起平坐，从此“直接参加文革这一国家政治性事件，成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自觉地‘斗私批修’、‘铲除私心杂念’的狂热信徒”。家里人也觉得他“日益变得无法交流，一开口就是报纸宣传的那一套，每天背毛主席语录，我们其他人都不能讲一句不是”。母亲也说他变成了一个“憨子”。多年后，他才醒悟到其中的缘由：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为了‘让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剥削、压迫的人得到解放’，为了‘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虔诚的我，不但照报纸上的话说，而且真的照着去做——‘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对毛主席最高指示‘努力学习、坚决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应该说，这样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忠实信徒，这样一个母亲说的“憨子”（他自己的说法是真信、真做的“实诚”人），正是文化大革命培育和需要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之一。结果就是出卖自己的母亲，还自以为是在实践毛主席“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诲，“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且依然有理论说辞：“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马列主义的实质就是不能有任何私情”。
这确实是“狼奶养大的一代 ”！

（四）妇女，儿童和鸽子的文革厄运

文革全民大屠戮里，受害最重的无疑是妇女和儿童。
这里有一篇《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看起来，这是文革中经常发生的家庭悲剧：夫妻俩都是老老实实的工人，就因为在和工友闲谈中，丈夫说了句“朱元璋当了皇上，把下面的功臣全干了”这类的话，被人打了小报告。第二天，就召开全厂批斗会，蓄意把丈夫的家庭出身由工人改成资本家，于是就有了一个“阶级报复”的罪名。在台上指挥的军代表一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群壮小伙子应声而上，用铁棍劈头盖脸一阵猛打，显然是精心策划的。接着就把丈夫送进了监狱，活生生的把这一对新婚六十天的小夫妻拆散了，而且一关就是十年。为什么如此狠心？原来是军代表看上了他的妻子：不仅因为她的美貌，更有实际的利益考虑：这位军代表是农村兵提干的，和大城市的姑娘结了婚，以后复员就不用回农村；而厂革委会主任为了以军代表做靠山，保住自己的官位，也竭力撺掇。他们联合起来威逼妻子离婚，还办学习班“作工作”，说什么“只有离了婚，才能回到人民中来”，“只等你的革命行动了，这是党对你负责任”。——这又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阶级斗争案例：冠冕堂皇的“革命”名义下谋求个人私情私利，而且充分利用了手中的权力。其实，这样的“以权谋私”倒是最能显示文革阶级斗争的实质的。而最让人痛心的，是这样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后果，主要是由那位无权无势的普通工人的妻子承受的：她既面对政治的高压，深怀被“赶出人民队伍”的恐惧，又无时不刻为身陷牢狱的丈夫担忧，饱受独自照顾半身不遂的老父、抚养刚刚出生的幼子的艰辛和经济的穷困，更要忍受逼婚的屈辱，舆论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她是把文革的苦难集于一身的。因此，在熬过了三千六百五十天的艰难日子，丈夫终于回到身边，全家团圆以后，她被称作“坚强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是理所当然的。
还要说到的是文革中的女知青，特别是她们受到的性侵犯：这是许多文革叙述与研究所回避的。在《一百个人的十年》里，留下了这样的难得的回忆——
在北大荒的知青农场里，一位女知青因为怕冷，到马号取暖，被卖奶的老职工看上了，最后怀了孕。知青和全团人都不同情，认为是丢脸的事，就处处为难：她到师部医院打孩子时，医院不留她住；回连队的路上，长途车不让她坐。一次她和一个知青吵嘴，许多人一拥而上，把她上衣撕得粉碎，故意羞辱。从此，这姑娘颓废了，接二连三跟了好几个，最后被团长占为己有。这样的事闹出来，以后就层出不穷。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多女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结果全部被轮奸，前后有一百多个女孩子蒙受屈辱。大家这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以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孤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的权力欺负与迫害。还有那些为了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只好委曲求全”。文革结束，知青纷纷离开农村，又产生了新的悲剧：那些嫁给当地农民的女知青，娶了农村媳妇的男知青，因为缺乏感情基础，又都面临离异的痛苦，相关的农村男女青年则有被抛弃、利用的感觉。而双方的不幸都波及到下一代。
这里所透露的女知青所受到的性侵犯，特别是利用政治权力的性侵犯；传统观念影响下的性歧视；以及在非常条件下的不正常的婚姻所造成的家庭悲剧，都与“文革与性”这个大题目有关，需要专作文章讨论。我想强调的是，由此看到的，女性所受到的政治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和残害，两者又是纠缠在一起的。这应该是我们讨论的文革暴力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却是被严重忽略的。
还有文革中儿童的命运。
这是让我最感到惊心动魄的文字：“整个文革压在我的心上”。说这话的是文革开始时，某市某街道幼儿园只有五岁的孩子。因为爷爷是资本家，被抄了家，一夜之间，他成了出名的“狗崽子”，成了出身好的孩子们攻击的对象。“走在街上，会不知从哪里飞来一阵石块；呆在家里，也会忽然响起一阵凶猛的砸门声，跟着一阵哄笑。他们还在我家的门板和外墙上，用粉笔写满‘打倒资本家狗崽子XXX’的标语。XXX就是我的名字。我那时真觉得自己是整个世界的敌人。我天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一次父亲叫我去买香烟。我硬着头皮出去，就被邻居的孩子发现，把我拉到墙角，批斗我。两个人使劲架着我的胳膊，把我的脑袋往下压，朝我喊口号，啐唾沫，回家也不敢告诉父亲”。“我不愿意上学。每到上课时，身边或身后的同学就会拿铅笔头狠狠扎我。有一次，临座的同学面对老师，神气像在听课，桌子下面却用手使劲掐我的腿。我只要向老师告他，他就会说我陷害，说我是‘阶级报复’。那时的政治用语有强大的威力，我只能忍着”。“我内心已经灌满仇恨，恨邻居的孩子，恨同学，恨他们的家长！我实在克制不了时，就和他们对打。但吃亏的总是我。老师自然要偏向那些出身好的同学。爸爸只要知道我和他们打架，还要再狠打我一顿，怕我惹祸”。“我躲避社会，逃避一切人，尤其是我的同龄人。我感觉，大人对我没有太多的敌意，但同龄人都与我为敌。我活得非常紧张，只有夜间自己躺在床上，才感到安全。到了白天，一走进社会，那种很强很强的恐惧感就来了。我是那样的孤单，冰冷，无助”，“我渐渐变得非常敏感，脆弱，多疑。只要同学们说什么，我就认为是针对我，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来。我哪里知道，一种后来叫我非常头疼的性格渐渐形成了”。“我考入中学后，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已经没有人知道狗崽子的背景了”，但我依然“不合群，不喜欢与人接近，防备心理特别重”，“胆小而敏感，总疑惑别人害我。我和他人说话时只要对方一走神，我就认为他故意不理我，歧视我，或者有意侮辱我，我会突然暴怒”。“我与同学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渐渐发展成真正的对立，几乎一说话就吵嘴，一吵嘴就动手。同学们暗地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死脸’。我陷入了很深的痛苦。我面对镜子看自己的脸，差点把镜子砸了：难道我天生就是一张毫无生气、从无笑容的脸吗？”——这依然是惊心动魄的一问，它揭示的是，文革阶级斗争对最应该受到小心呵护的儿童心灵的伤害，心理与性格的扭曲，无情地毁灭了孩子的童年，也几乎毁灭了他的一生。我最感震撼处有二：成人之间的“阶级斗争”祸及无辜的孩子；而孩子也卷入阶级斗争的屠宰场，伤害同龄人，同时也在伤害自己。文革的全民杀戮，居然包括了未成年人，这是最能显示其非人性的。
更叫人无法接受的，是竟然让孩子成为杀场的陪绑者！这真是匪夷所思：市委大院墙上出现了一条“打倒毛主席”的标语，公安局查案，认为是孩子在大人唆使下写的。当时院里两派斗争正激烈，一个中层干部的对立面立刻插手，内定是他才有八岁的儿子写的，就把儿子抓了起来，威压、利诱孩子交出后台，遭到拒绝后，就硬把他送到了刑场。“我给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我可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当时管执行的人大喊一声：‘放！’‘呯’地枪响。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哐当’全栽倒，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子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但从此我就成了“小反革命”，“我一下子长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十年！”
当事人在回顾这位段历史时，谈到后来得到平反，却无法具体落实，弥补刑场陪绑所造成的精神创伤，说了一句沉重的话：“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但这也正是要害所在：中国的政治，特别是文革政治，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人的心灵的肆意践踏、蹂躏，而伤害到儿童，并且不择手段，就真正罪不可赦了。
文革中的儿童，还有另一种命运：父亲早逝，在工厂工作的母亲突然被发配到湖北深山参加备战工程，把只有十四岁的“我”和十岁的弟弟留在城里的家。我一下子承担起“当家人”的重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只能避着热闹，加着小心，像一个家庭主妇那样，操持着我和弟弟两个人的米油盐。星期天，听说哪个菜站处理便宜菜了，我便和穷孩儿一起跑去，一两毛钱地背回一堆。因此，我为曾经买到过的几次极其便宜的青菜而兴高采烈过很长时间，至今我都无法忘记。仿佛那是一个再也不会有的奇迹。一毛钱可以买到十斤甚至十五斤西红柿，穷人家的孩儿，心里就是这些，说不上宏图大志，更不敢和人家去造哪门子的反。只是老老实实地过着，活着”。一年半以后，母亲回来了，知道我还从每月二十几块的生活费中，省出钱来，给自己添衣服，为弟弟买了鞋和裤子，“尽情地哭了一场”。——过去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是为生活所迫；文革中的“早当家”却是政治所逼。儿童因此失去了他应享受的游戏、学习的权利。用周作人的说法，这是人生季节的颠倒：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残酷。
难逃文革厄运的，妇女、儿童之外，还有小动物。
这同样是痛苦的，带着血腥的记忆——
“1966年时，我家养着一只黄猫。一天早上，见到街道里贴满了红卫兵的‘勒令’。意思是要消灭民间饲养的动物，包括鸽子、鸟、鱼、狗、猫等。他们威胁说，如果自己不处理，则要集中杀死，斩尽杀绝，据说养动物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于是赶紧把黄猫放生，它又跑了回来；送到农村去，不久就听说又跑走了，据说红卫兵打死狗都扔到东大桥的臭水沟里，就赶去收尸。一看，就呆住了，眼泪刷地一下流了出来：“那条由西向东的臭水沟里像下饺子一样，扔进了上百只的猫。有的猫被石头击中，浮在水上，泛起一片血。有的猫挣扎着从河心向岸上游，有的猫被竹竿和木棍抽得拼命向河心游，河里一片嘈杂，一片嚎叫，一片沸腾，一片血腥”。
这是爱养鸽子的北京大爷最惨烈的记忆——
“熙熙攘攘的鸽子市上空突然响起了冲锋号声。只见东直门城楼上，并排站着六个红卫兵小将。他们一手叉腰，一手举着军号，面向鸽子市这边用劲吹着。还没等鸽子市上的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已经被臂戴红袖标的红卫兵和工人民兵包围了。只要看见拿鸽子的人，他们立刻冲上去，抢过鸽子就往地上摔，到处都能听到鸽子‘噗、噗、噗、噗’的声音。一时间，东直门外，护城河边，那方圆里的地面上，鸽子们尸横遍野，其情其景让人惨不忍睹”。接着就向养鸽子的大爷们下了死命令：“下午四点以前，要不把鸽子脑袋送去，就把自己送进去”。“那天中午，我们一边哭一边用菜刀剁鸽子的脑袋。鸽子的鲜血把切菜的案板都染红了”。
这里对生命的任意屠宰，是令人发指的。而且用的又是“革命”的名义：对小动物的爱和保护居然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如一位回忆者所说，在那个年代，仿佛真善美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同义语，全在扫荡之列”。“为了“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就向无辜的动物大开杀戒，而且将屠戮变成“革命的盛大节日”，到处插满红旗，吹着军号。更令人痛心的是，执刑的屠夫，竟然是刚成年的青年和未成年的孩子！
可以说，文革中妇女、儿童、小动物的厄运，对生命（无论是人，还是动物）的漠视、践踏，特别是对弱小生命的伤害，都显示了文革反人性、反人道主义的本质。

（五） 全民“窝里斗”的怪圈

有人把中国人在文革中的相互残杀，分为两个阶段：“初期的时候还可以说是一场圣战，那么后来完全是一场权力战了，一场权力的再分配了”。这样的截然划为两个阶段，或许有些简单化，但如果说相互残杀的动因和表现有两个方面，大概是可以成立的。大体而言，红卫兵的暴力，基本上是一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革命狂热，虔诚地跟着领袖去杀人，和想象中的“敌人”搏斗。而更多的成年人的相互厮杀，“实际的利益和矛盾更具有实质性”，“即使是在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口号下，人们的行为也往往具有现实的利益动机”，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永不停息的派系斗争。
这里就有一个三次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的“故事”。事情从抗战时期开始：“我们村有两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两个家族打根儿就斗，势不两立”。八路军来了，村干部大多姓王。我当时是儿童团长，不知天高地厚地写文章批评村长“好烟好酒好玩钱”。这就遭来影响终生的大祸。“村长说他代表党，反对村长就是反对共产党。什么人反对共产党？国民党特务呗”，就这么把我内定为“特嫌”。其实就是“不能让我这个李家人冒头当儿童团长”，无非是安个“反党”的罪名，把我给撤了，并且装进了档案。十七年后的1956年，我已经因为单位上的总支书记要提拔他的一个亲戚排挤我，调离了原来的某出版社，鸣放时期出版社党支部书记特意来公函，要我回去提意见，我给党总支书记提了几条，反右运动就把我打成了右派。我这才明白，根子在党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之间有矛盾，在鸣放时支部书记因为知道我对总支书记有意见，就拿我作枪使，反右一反过来，我便成了牺牲品：我就像当年卷入家族宗派斗争一样，又陷入了党的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到了文革，所在的新出版社的书记要整社长，就因为我与社长合作得很好，就给社长安上一条“重用右派”的罪名，把我也揪了出来，并把早已否定了的、但仍留在档案里的“特嫌”问题再度提了出来。这样，“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却被当做反革命几十年，翻来覆去也为没离开‘敌人’的圈儿”，原因就在每次运动我都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卷入了派系斗争（或家族宗派，或党内派别）的漩涡里，形成了一个无以逃脱的“怪圈”。这其实是最能显示中国式的运动（阶级斗争）的实质的：无论是打着什么样的“革命”旗号，一旦落实到基层，就一定变成单位内部的与复杂的人事关系纠缠在一起的派系斗争，权力斗争。这就是“用尽精力相互伤害”的“窝里斗”，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这是中国国民性的特点，也是中国的传统。从古代宫廷内争，到现代政党内斗，到建国后历次运动的相互残杀，都是如此。这位深受其害的回忆者，因此说：“文革进行了两千年”。这是一个极深刻的命题：所谓文革全民“革命”，就是全民“窝里斗”，依然没有走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历史怪圈：既是“政治怪圈”，更是“文化怪圈”。
在许多人的回忆里，都谈到了这样的窝里斗。《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里就谈到，“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新建学校，老师们来的时候就分为三派势力：进修学校的，工业学校的，师范大学的，各地来的领导。来一个领导带一拨人”。红卫兵造反，学生一闹，“好像扔了一个炸药包，他们（老师和领导）互相干上了。他们相互知底细，愈闹愈大，愈升级”。我现在认识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文革，实际就是“学生的革命跟老师宗派的派性斗争，搅在一块”，“我们就成了人家利用的工具，可又身不由己”。
某工厂生产股的一个干部也有这样的回忆：因为在生产股管生产，刚大学校出来。干事认死铆，得罪了许多人，“这就种上了祸根”。“文革一开始，这帮子恨我的人，就找我碴儿”。正好我自己不小心把毛主席语录写反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叫我写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弄成了“现行反革命”。“马上我就给揪出来，大会小会斗，天天挨揍。打我那帮人都是本厂平时刁钻耍滑的工人。平时不干活，这会儿反有活干了，随便打人”，“打我这些人有的是临时工，想借着‘革命’闹一通转正；有的在车间干活，为的是不再当工人，到科室当干部。没有个人的目的，就这么干法，我才不信呢。文化大革命无非给大伙一个机会，各奔各的目的挣罢了。一帮人往上挣，就得有一帮子人垫背，我算是其中一个垫背的”。“他们整我，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那革委会的主任想拉起一帮支持他的人。我管生产算有实权的，他们想把我弄下去，叫他的人掌权。说我反革命，说我歪曲毛主席语录不过是个借口。干掉一拨人就能换一个班子。好多单位都是这样，人一换，结成死党，再变就很难了。为嘛历次运动整人的总在上边，有根呗。上边有人下边也有人。只要他今天不犯法，你拿他没词，干气，没辙”。这样的上下勾连的“结成死党”的关系网，是真正操纵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是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的的组织基础，“‘四人帮’离老百姓远着呢，实实在在害人的，还是各地方各单位这一帮人。”
还有一位某市文化局下属戏校的中层干部，195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自称“早就被撕得粉碎的人”，但始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1956年，他不在单位，没贴过一张大字报，没对领导提过任何意见，也就是没有任何“反动言论”，却硬生生地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在文革中也是没说任何话，没做任何事，还是被斗得死去活来。这是为什么？直到文革结束才弄得水落石出：原来是他所在的戏校校长、文化局党组委员和文化局长兼党组副书记之间有矛盾，局长担心校长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和他争权，便借着反右把校长置于死地。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就把校长、副校长，连带他这个中层干部，硬捏成一个“反党集团”。按照“第一把手决定一切”的党的领导原则，局长认定的敌人没有材料也可以、而且必须定罪。他就这样不明不白、也不需要明白地当了一辈子的阶级敌人。当我终于弄明白了这一切以后，不禁叫道：“我不成了人家权力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吗？人只有一辈子，我这一辈子岂不是人家打架时随手抛在臭水坑里的一个石子儿？凭什么我这样惨？”
一位文革前就下乡的知青在回忆中谈到农村里的四清运动，特别提到村子里的宗派关系：“整个村里就两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我就因为无意在姜姓人中批评了孙姓书记，就立刻遭到掌握实权的书记一派的残酷报复，想方设法把我赶走。这是有典型意义的：不仅四清运动，农村里的文革，宗派、家族关系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很多地方农村文革运动，实际上变成了阶级斗争旗号下的宗族、家族内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因材料不足，不能展开论述，就算是出一个题目吧。
最后要谈到的是文革中后期的两派斗争，发生了许多惨烈的武斗。这里同样有派系斗争的强烈色彩。一位某市的某派头头“牛司令”就说得很直白：“要说我们局的两派，都有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就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干部班子。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干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表面上争的是“谁更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争的是“跟哪位领导走”，背后就是跟着走的实际利益。一切出于宗派利益驱动，口头高喊的“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得不这样说罢了”。

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文革“革命”，落实到学校，工厂，机关，农村，都会变成单位的派系斗争，变成“单位专政”。其实，任何一个单位内部都充满矛盾：不同领导之间的矛盾，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不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又是与复杂的人事关系（同学、乡亲、战友等等）纠缠在一起，构成了前文所说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在正常生活里的单位内斗是非政治性的，因而是可以调和，变动的。但到了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就要将其政治化。通常是由单位第一把手以“组织阶级队伍”为名，将听从于他的那一派人定为“左派”即运动积极分子；而把不听从于己或自己认为有问题的群众，打成“右派”即革命对象。而文革的特殊性又在于，毛泽东出于打乱既定秩序的需要，支持群众起来造基层党组织第一把手的反，这样，与书记有矛盾的群众就成了“革命派”（“造反派”），而追随书记的群众自然就是“保守派”。而无论“左派”与“右派”之分，还是“革命派”与“保守派”之分，都将单位原有的非政治性的内部矛盾高度政治化，变成一个吃掉一个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哪一派掌握单位的领导权。这样，在冠冕堂皇的革命口号下，实行的是权力的再分配。这关系着每一个人实际利益：掌权派就拥有一切，不掌权的就成为专政的对象。这样的权力斗争就必然是你死我活，空前残酷的。最终导致了单位内群众和干部的大分裂，大厮杀，把中国传统的“窝里斗”推到了极致。

（六）“个人有个人的活法”

当然，对造神与杀戮的全民性，也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任何时候都会有不同于主流的个别的选择。就像一位回忆者所说，“文革就是那个样子，但个人也有个人的活法”。
一位红卫兵就谈到他如何“走出疯狂”成为“逃避文革的逍遥派”的。他首先承认，“文革可不是那么容易拒绝的。那不是由于它的威力，而是它的诱惑力，文革真是壮丽迷人的呀”，当年的红卫兵就是被革命的盛大节日所吸引，在伟大领袖的指挥下，进行革命的“圣战”的。但他们很快就从中嗅到了血腥味。这位红卫兵谈到一次抄家，一个伙伴朝着房主（据说是一个资本家）一棒打去，“‘啪’地打在嘴巴上，就看他一口血吐出来，跟着吐出许多牙来，这感觉非常可怕！我呆住了”，“完事离开时，我和那男人目光正好相碰，他张着那没有牙的血嘴，像脸上一个血糊糊的洞；他的目光怔怔的，没有内容，却很专注，好像要记住我似的。我不由自主地刷地躲开这目光，如同犯了罪那样，尽快逃离了这个家”。“我无法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革命对象’”，“从良心、从心灵中很深很深的地方感到我无法这样做下去”，“这便不知不觉离开革命的‘金光大道’，走向逍遥的一边”。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他还这样对人说：“我为什么当上逍遥派，说明白点儿，就是因为我心软，害怕相互残杀，害怕流血流泪。如果说我这么做是经过多么深刻的思考，那是骗您。在那个时代，没有几个人能够独立思考，能像今天这样明白。何况那个时代还充满了诱惑！只能说这是凭一种本性，也就是说文革逍遥派大多数是一些心地善良的人”。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宁静和心安理得。——这是有相当代表性的：文革中后期人们纷纷退出或远离革命，成为逍遥派。而他谈到退出的原因是“凭一种本性”，则既符合事实，更有一种深刻性：从根本说文革是违背人性的，因此，只要人的善良本性尚存，人们终会摆脱文革的诱惑，与之保持距离。这是发动者无法左右的。
另一位某市农科院的科研人员在整个文革过程中，都坚持“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的原则，“在夹缝里求生存”，居然逃过了“整人，或被人整”的劫难。他的办法是仗着自己出身好，没有辫子，尽量躲到农村去试验和推广农民需要的除草剂，每回院里叫去开会，就请公社或县里出面请假，他就在农村的政治保护伞下，“既躲过运动又干了业务”。但他自己却毫无幸运之感，反而自称“没有情节的人”，他说：“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就是没高潮，没起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功了，自己却消失了。这是一种很深刻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位科技人员靠着中国传统的“难得糊涂”的智慧，在夹缝里求得生存，不仅成功避害还保持了自身的干净，也有一定代表性。但他对这样做的代价的反思，对“很深刻的内心的苦味”的正视与揭示，或许更能给我们以震撼，更引发深思。
另一位商店的店员这样谈到他在文革中“苦中作乐”的经历和经验：“文革时，人家说所有的人都是愈斗愈瘦，唯有我愈斗愈胖，精饱神足，满面红光。记得当时管牛棚的老K问我是用哪股子反动精神支撑着。我说我这是血压高，血往上冲，脸色就红，这叫回光返照。他一听，放心了”。“中国的事，一是别太认真，二是善于周旋，不能硬顶，硬碰硬，准吃亏。要像炼太极拳那样，硬来软接，或者不接，一转身，顺手送走。毛主席不是还有十六个字吗，叫作‘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我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你来硬的，我来软的；你来明的，我来暗的；你穷追猛打，我蔫损找乐，不管胜负，我心里舒服就行”。他举了一个例子：关在牛棚时，“我当棚长。每天早晨召集那些‘牛’开会时，我故意等着老K到场，突然‘啪’地一拍桌子，大声说，‘今天，我们这一屋子混蛋王八蛋-----’，这当然把老K也骂在里边了。一天，老K好像醒过点味儿来，瞪着眼问我，我离开装得很冤枉地说：‘您没听我说‘我们这一屋子’吗，‘我们’是指牛鬼蛇神，哪能是您呢！’老K没词了，从此天天乖乖地挨我一次骂。您说这好玩吧。可要不这么找乐，只能犯愁、苦闷、掉泪、上吊自杀。我们棚里死了一个小资本家，他心里搁不住事儿，受不住了，打二楼窗户脑袋朝下跳下来。我心想，你呀，傻瓜！人家不叫你活，你也不叫自己活？”——捉弄老K的事，或许有点阿Q精神；但许多人确实是通过“苦中作乐”熬过了文革最残酷、也最荒唐的岁月的。这也是一种“中国智慧”吧。
还有人在文革中给自己规定了两条：“做奴隶，不做奴才”。前者是自己无可逃脱的命运，后者是自己的选择。“做奴隶是被迫的。我刚被关进牛棚的时候，经常给弄到街上游斗。开始我很怕给熟人看见，怕难看，后来没有这种担心了。我就像奴隶时代的奴隶。奴隶的工作是两种。一种是劳役，一种好比马戏的猴子，供人玩耍。反抗是无效的，只有听之任之”。“但我决不做奴才”，“决不会逢迎、谄媚、讨好、告密、出卖别人。被屈辱不可耻，但奴才是可耻的”。——“不做奴才”，这是一个人性的选择，是坚守“人之为人”的底线。在文革中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当许多人在威逼与诱惑下都争先为奴，并从中捞取利益的时候，做到不逢迎、不出卖，就特别难能可贵。
当然，也还有清醒的“旁观者”。一位1957年的右派，谈到他和从大学下来的右派朋友从文革一开始，就看透了一切，“绝不信那一套假马列主义”，并给文革定了性：这是“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犯罪”；同时也清楚自己无力阻挡，就采取“冷眼审视”的态度。一方面，“采用各种狡猾的方式周旋，检讨，装孙子，逃避监督”，目的是保全自己，等待来日；另一面，“不敢言而敢怒”，寻机反抗，“以信仰真理的坚强意志来维护花岗岩脑袋”。
而且更有自觉无畏的思想的批判者与行动的反抗者。为此而献身的，也大有人在。对这些文革中的“中国的脊梁和筋骨”，我们另有专门的讨论。

（七）伟大的女性

最后还要谈谈在文革中成为许多人度过磨难的精神支柱：那些伟大的女性。
本文多次引述的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选择《拾纸救夫》一文作首篇，自然是大有深意。文章说的是一位鲁西南某县公社小学的语文老师，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人揭发他在学生中讲了一个“毛主席当年在湖南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田间水沟藏身”的故事，对毛主席无限崇拜的革命群众立刻断定这是“赤裸裸污蔑毛主席”，就以“特大反革命案”将其逮捕入狱。这位老师辩解说，这是从书上看来的，但又说不出具体书名，这就更加上一个“故意编造”的罪名，在文革中被判八年徒刑。他老婆是个乡下女人，刚结婚一年多，有六个月的身孕，听说后，就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找到出处，我们就放人”。“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就四处找开了”。先到书店、图书馆找，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给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识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的纸，你哪能都拾来？’可谁也说不动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个破篮子在街上拾。只要发现一块带字的纸，就若获至宝”。“孩子小时，她背着孩子拾；孩子大了，她带着孩子拾”，“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从没有停止过一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纸。”“可是，在她爷们儿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她堆满屋角的废纸，着了大火。这女人和孩子活活烧死了”。直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在有关部门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书，其中收入了谢觉哉写的《浏阳遇险》。在真相大白以后，人们这才认识到这位“拾纸救夫”的农村女人的不易和价值：她虽不识字，但始终坚守两个信念：自己的丈夫是清白的，真相总有澄清的一天。她以自己的坚定信念支撑自己，更支撑了她蒙冤受难的丈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文革这样的灾难面前，人们最需要的也就是这样的信念的精神支撑。而提供支撑的，往往是女性：母亲和妻子。他们看似柔弱，但却具有坚韧的生命力量，在关键时刻就挺身而出。这是一种危难之中的伟大，平凡的伟大。
还有一篇孩子对母亲的回忆，永远难忘的是文革中母亲的三次微笑。文革一开始，作为全省闻名的评剧演员，母亲就被揪了出来，每天轮番批斗。到了夜晚，我们都默默站在门前，惊恐不安地等待母亲的归来，而疲累不堪的母亲一看见我们，那张被欺侮的脸瞬间恢复我们熟识的笑容，我们顿时就放下心来。1970年春节前，母亲突然被勒令到三四百里的公社劳动改造。那个雪后的清晨，我们去火车站送别，母亲依然露出“那朝阳一般的微笑”。半年后，我们父子三人赶去和母亲、妹妹团聚。在村口见到母亲那一身补丁的破工装时，内心充满了不可言状的辛酸感觉，而母亲依旧微笑。她的坦诚微笑也赢得全村农民的信任与尊重，我们全家人也在保留着善良天性的乡亲这里获得了庇护。“母亲的微笑就深深地印在了我那段痛苦的记忆中，这微笑是黑暗里的一丝光亮，使年幼的我得到安慰和温暖，这微笑伴随我走过苦难，这微笑使我长大成人后能面对世间的一切困苦磨难”。——“母亲的微笑”是一个象征，内蓄着爱与信念的坚韧的生命力量，邪恶可以猖狂于一时，最终胜利者还是母亲的爱，人的本性。

第二部分 反思与反省：这是为什么？

文革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痛苦又难堪的记忆。在痛定思痛时，人们开始反思与自省。特别是最近几年，提出了“我们忏悔”的命题，认为这是经历文革这一代人的“政治责任”、“文化责任”和“历史责任”。这是一个严峻的追问：文革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在文革狂信与杀戮的背后深藏着怎样的“中国问题”？我们每一个文革参与者的责任在哪里？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课题，我们今天的反思与反省仅是一个开始。根据现有的认识，我们将讨论四个问题。

（一） 教育问题

前文已经说到，红卫兵这一代是“狼奶喂养的一代”。那么，这是怎样的“狼奶”？是
如何“喂养”的？喂养的结果如何？这就必须谈到文革前的教育问题。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文革前，主要是1963——1966年间，在青少年中开展了五个方面的教育运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学习雷锋运动，培养接班人的教育运动，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争文件“九评”的教育运动，以及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教育运动。这五大教育对这一代人的影响至深，至远，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这些革命教育的中心是树立“革命第一”的观念，“把革命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高于物质享受，高于文化、科学、艺术，高于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甚至高于生命本身”。为了“革命”，一切都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权利，以致生命；一切都可以越过、抛弃与不顾：人性、人情的底线，基本人伦关系；一切都可以毁坏：科学、文化、艺术、历史文物；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如一位历史的当事人所说，“‘神圣’地‘为了-----’而不择手段，因为目的‘高尚’，运动中的一切都具有天然不可置疑的道德正义性，包括视人视己如草芥的道德正义性”。很多人都说红卫兵这一代人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自己至今也还在坚持这一点，这似乎也有相当的道理。但是，却很少有人追问：这是怎样的“革命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确实有“超出一己的私利”的献身精神，因而显得高尚而神圣；但它却是以“革命至上”的观念为指归，就如论者所说，“这种理想主义并未带来人民的福祉，科学艺术的创新，而是导致破坏与毁灭”。这样的“革命至上理想主义”是直通文革的。
当然，关键还在这背后的“革命观”。这一代人是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接受了毛泽东的革命观，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在文革前及文革时期，有三条毛泽东语录最为盛行，人人皆会背诵，可谓“深入人心”。
第一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把革命暴力化了。而且毛泽东更提倡群众暴力，造反者无法无天的“痞子运动”：就是要“乱来”，“独裁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将一切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样的暴力革命观不仅成为我们前文所讨论的文革大杀戮的理论根据，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代人的精神气质，暴力崇拜之外，更有一种以粗鄙为荣、蛮横自负的“痞子气”。在文革中“痞子”成为“革命先锋”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篇回忆文章就谈到其所在单位的一个女杂役成了革委会副主任，“那凶残，那野蛮，真是把中国的‘贫下中农痞子’演示得十分充分”。在文革中后期的武斗中更有流氓帮伙的参与。所谓“文化大革命”，“革命”就是暴力革命，“文化”则带有浓重的痞子、流氓文化的色彩。这都在文革全民杀戮中有鲜明的表现。
作为文革前的革命教育重点，文革指导思想的毛泽东革命观的第二个方面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的这一段语录，也同样人人背诵，深入人心。由此形成的是“分清敌我”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关系；一切矛盾、分歧，一切不同意见，不同利益与要求，都被视为敌我问题，必须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这同时也是一种“非敌即友，非革命即反革命，非红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敌对思维”，更要培养“仇恨至上”的“敌对感情”。这正是文革前的学习雷锋运动的重心所在。什么是“雷锋精神”？核心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与感情”。人人耳熟能详的雷锋语录就是：“对待同志要春风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一位红卫兵后来回忆说，雷锋的这些话语，“是渗透我的灵魂中的”，文革中他就是像雷锋那样，响应共产党的革命号召，把鞭子“残酷无情”地抽向党指向的“敌人”的。
深入人心的，还有毛泽东的另一个革命号召：“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与坏人。我们善于辨别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人们”，要警惕“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提高革命警惕性也是文革前的革命教育的重心，由此形成的是论者所说的“阶级斗争迷信”即“把任何情况都当成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更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一切问题的思维模式”以及“阶级斗争的想象力”，到处寻找与发现“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坏人”，“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文革前的思想、文化、教育领域阶级斗争教育以及文革本身，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寻找与制造隐藏的阶级敌人，凭借想象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群众政治实践。一位当年景山学校的学生，在参加了据说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电影”《二月》的批判，接受了阶级斗争教育以后，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太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来，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腐蚀我们。我过去崇拜的老师竟然受资产阶级影响给我们全面传授这么多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进行！”在这样的引导下，许多学生都把自己想象成身处阶级斗争第一线的战士，当文革发生时，党和毛主席宣布，他们崇拜的老师和校长，都是“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这些学生“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把鞭子抽向老师与校长，就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了。
学习雷锋运动的另一个重点，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好战士”。文革前就开始流行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这样唱的：“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样就把革命崇拜与领袖崇拜统一了起来，革命至上最后落实为领袖个人意志至上，“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由此造成的是一种盲从与驯服的人格。这样的“忠诚”与前面已有讨论的“反叛，仇恨”的结合，就构成了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的基本精神素质，也是红卫兵暴行的内在精神元素。
对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影响深远的，还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教育。1964年6月毛泽东作了《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讲话，由此而开始了接班人教育。据说这“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其实质与要害是一个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第一代打下的红色江山是否能够千秋万代传下去的问题。这就为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提出了一个“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政治目标。研究者指出，其直接后果有三个方面。“第一，大大地把学生导向政治，大多数学生原先以当科学家为目标，现在，他们转而认为当接班人是最光荣的事”。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与前途，成为这一代人最重要的精神特质，甚至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同时唤起的是对国家、民族、党的事业的历史责任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青年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因此成为许多青年学生的座右铭。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更自觉地以从事政治活动，成为政治家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这些人后来都理所当然地成了文革的骨干。第二，“加强了只看家庭出身的血统论倾向。因为不管使用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辞藻，‘接班人’这个概念和封建时代的权力继承毕竟有相通之处，即‘父权子承’”。事实上，对接班人问题反应最为强烈的也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即红二代。血统论就是他们天然接班的理论依据。本来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党就在学校里提出了“阶级路线”的问题，1964年提出接班人问题，阶级路线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与迫切，学生也因为家庭出身不同而发生了急剧分化。后来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骨干，绝不是偶然的。在文革初期发生的血统论论争，由此引发的相互残杀，都预伏在这一时期围绕接班人问题发生的思想动荡之中。“第三，引发或加强了学生中的权力意识和竞争倾向”。这或许是许多人参与文革的潜在的动因，也是文革残杀的内在根源：我们已经说过，文革从根本上说，是一次权力再争夺、再分配。开始或许并不自觉，随着陷入愈深就愈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追求与努力。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苏论战推向高潮，时称“九评”，其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是当时政治生活的第一等大事，前一天晚上预告第二天有重要文章发表，大家就在早上七点半守在收音机旁，或在公共场合的大喇叭下，听中央电台当时家喻户晓的播音员夏青和齐越，用他们特别有磁性的男中音朗读评论文章；他们读得深情并茂，听众也完全被文章的逻辑力量和语言魅力所征服。这样的影响也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使这一代人的政治关怀由国内扩展到世界。其意义也有两个方面。它首先是被党的意识形态所控制，陷入“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中国去拯救”的主观想象之中，是典型的做不完的“中国梦”。有些红卫兵就是带着“解放全人类”的幻想投入文革的，有的还献出了生命。另一方面，其潜在的命题：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要与世界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对这一代思想与思维的影响也有积极的意义。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探讨“中国向何处去”时，同时提出的就是“世界向何处去”的命题。其二，由此引发的，是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浓厚的理论兴趣。特别是在最初的革命狂潮过去以后，他们“力图在官方宣传机器之外，独立地阐述自己对于文革的理解”。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思考，从“九评”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问题开始，但得出了与“九评”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结论，形成了文革民间思想。其三，对这一代人影响更大的，是“九评”所显示与代表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我曾经把这样的“九评”文体特点概括
为“以真理、人民的代表自居”、“高屋建瓴，以势取胜”、“华丽语言”与“调侃”、“流氓腔”的结合。文革中的红卫兵与造反派都竞相模仿这样的对读者、听众极具情感的煽动力与心理控制力的语言，形成了文革“大批判风”。
以上分析表明，经过文革前的五大教育运动，已经在中国青少年中，培育出了一整套以“主义至上”、“革命至上”为中心的观念，素质，思维，心理，情感，语言，能力。当年的参与者在反省中，将其概括为“卡里斯玛人格崇拜”，“敌对思维”，“暴力崇拜”，反启蒙（人道、人性）的“仇恨情感”，“非此即彼的极端逻辑”、“二元思维”，以及“英雄话语”，“宏大话语的叙事习惯”，这同时也是能力的培养，“仇恨的能力、极端思维的能力、把任何小事泛化到政治意识形态上来的能力，‘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批判能力，等等。这些浸满了“狼汁”的观念、素质、思维、心理、情感、语言、能力教育与培养，都是在为文革作准备，在文革前“只是酵母”，“在文革中能量的爆发则膨胀得无边无涯”，最后形成了“文革观念、素质、思维、心理、情感、语言和能力”，造成一代人、几代人，以致国家“精神疾病”，前文所描述的文革全民狂热与残暴，就是这样的精神病状的反映，是狼汁喂养的结果。而当年向孩子喂狼奶的老师、家长，到文革中就被喂大的狼孩活生生的吃了：这是最大的历史嘲讽与悲剧。反思、反省者最后说，这都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自己和民族曾经有过的“心的选择,，何违之有？”而“真正的枷锁在自己内心”。几十年过去了，文革当年遗留的心的毒瘤我们真的割舍了吗？

（二） 体制问题

文革的悲剧、惨剧，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高度极权国家体制下，才可能发生。在文革造神运动和全民杀戮背后，都有看得见、看不见的党和国家不受监督与限制的权力之手的操纵。本文一开始就说，文革是“领袖主导，全党响应，人民席卷而上”三者结合的产物，其中“领袖主导，全党响应”就是体制的作用，而且是占支配性地位的。而前文讨论的“教育问题”，也是国家行为。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革中的大屠戮，也主要是“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如研究者所说，“‘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个结果和延伸”。文革一开始，公安部长就下令，公安部门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违法行为，“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抄家“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也就是说，文革造反中出现的暴力行为，都是在国家保护、鼓励，甚至唆使下发生的。1966年北京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1967年的“二月大镇压”、“七月大镇压”，1968年“夏季大镇压”，“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等等，无一不是对群众的镇压和屠杀，都是国家机器、军队和政府的行为。如果把文革中的屠杀与死亡完全归之于红卫兵、造反派的“暴民”行为，就会对国家体制的罪责，形成有意无意的遮蔽与开脱。因此，我们对“全民杀戮”的反思、反省，以致忏悔，都应该是有限度的。如果将其推到极端，变成“人人都是罪人”，就有可能让应对文革罪恶负责的“真正魁首”逃脱正义的审判。特别是文革的真相并没有彻底揭开，应该对这段历史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事实都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坚持“先有真相，再有忏悔，然后就有了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我们的批判锋芒应该首先指向极权体制：每一个文革的参与者自然有自己的责任，但这样的参与是极权体制引导与强迫所致，我们对自己责任的清理，也是在更深层面上揭示体制的罪恶。
本文一开始，还谈到文革中“媒体起到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涉及文革时期极权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值得一说。中国的极权体制，在不同时期和阶段，是有不同特点的。文革的特点就是领袖独裁与群众专政的结合。特别是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了打破既定秩序，不惜将各级党组织扫荡以尽，以越过专制体系的中间环节，直接发动群众，对他认定的革命对象（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以及社会上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实行专政。而毛泽东和群众之间，又是靠媒体来连接的。毛泽东每有重要的战略部署和号召，都首先发表在媒体上，即当时所说的“两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上。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会有这样的记忆：报刊上一发表最新的“最高指示”，各派群众立刻上街游行欢呼，表示“拥护”，并立即变成行动。这样的“登高一呼，一呼百应”是最能显示文革专政的特点的。以“两报一刊”为代表的媒体，就不仅是传达信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者的作用。各地方的记者站还担负了收集情报，上通下达的重任，成了有力的专政工具。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革中的党报就是代表党，是“毛主席的声音”。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回忆说：“我与当时的人们一样特别相信报纸和书，认为凡被铅字印在纸上的就一定是对的”。而另一位知青则反省说，他在文革中就是“顺着报刊的指引”，一路打打杀杀，今天指向这一拨敌人，明天又转向另一拨“与老敌人相反的新敌人”。文革期间，媒体在党和国家极权体系里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大题目。
有研究者对这样的极权体系所建立的具体制度，作了更详细的分析，谈到了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其一，“制造一个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阶级敌人’队伍，和以他们的子女为成员的‘不可信任者’队伍，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一个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种姓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同，统治者不断在统治集团内部和一般群众之中清洗出一些人落入贱民队伍，又在贱民中树立一两个‘弃暗投明’、‘脱胎换骨’，为官方所器重的典型，使所有贱民怀着上升的希望。这种做法极为聪明与有效，它使大多数人谨小慎微、驯顺服从，生怕‘犯政治错误’而贻误终生前途。同时又使被压制者一心企求救赎而不至反抗”。其二，“制造出一个以政治监视为职业的政工队伍和一批平时专打小报告，政治运动一来就兴风作浪、罗织罪名、落井下石的政治打手”，这两部分人就构成了所谓“积极分子（左派）队伍”，成为体制的依靠力量。“在这种制度下，告密不仅不是可耻的事，反而成了一种美德，成了‘争取进步’的必要条件。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的关键是看其是否‘靠拢组织’，这指的是勤于汇报自己及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学校班级，工厂车间，军营连队）都把群众分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一头（左派）是驯服工具，也是政治打手；一头（右派）是遭受迫害的“阶级敌人”；一般群众（中间派）就战战兢兢生活在政治夹缝里。三派都处于党的绝对控制中。其三，“控制人的最基本的手段是档案制度。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从中学时代起就有一个档案。里面详细记载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政治表现，以及政治运动中的结论。还有别人的告密材料。人们永远不知道档案里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它像一个阴影终生追随你，又像达摩克利剑悬在你头上，当你和领导发生矛盾要挨整时，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决定你要成为靶子时，档案中的材料就被抛出来，成为置你于死地的利器”。——以上具体制度是落实到基层的，而且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因此，在文革初期就成为人们造反的直接对象，烧档案，揭发告密者，冲击以家庭出身决定人的命运的“阶级路线”，都被认为是一种“革命行动”。也同时引发了各单位内部的激烈斗争，前文谈到的各派之间相互残杀的“内战”都与不同人群对这些制度的不同态度（背后又有不同利益需求）直接相关。而在文革中、后期恢复与重建秩序时，这些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制度，又以新的形式建立起来，至今也还在发挥作用。

（三）人性问题

《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的作者冯骥才在广泛收集、记录了文革中普通人的经历，以及让他战栗的“灵魂的虐杀”，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时，有一个分析：“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忌、怯弱、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起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在他看来，“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是中国人的最大悲哀”。——这是一个深刻、重要的概括。
我们在前文引述过的《我最好的朋友落难时，我只是一个看客-----》一文的作者，谈到当朋友被揪斗，“我当时是想要向前，却犹豫而止步”，原因在“我害怕”：我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关在牛棚里，“我一心努力想挤进那个‘革命队伍’中，摆脱作为一个‘异己’的恐惧，只有在革命队伍这个群体中，你才不会孤立，你才可以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中成为主体一员，你的恐惧才能消散。比如说，你鞭打别人你就不恐惧，而你若无权鞭打，你就随时有被打的惶恐”。这里揭示的是一个“只有参与或容忍打人，才能免除被打的恐惧”的无情事实与逻辑，而“恐惧是超乎一切的，强大的。在恐惧面前，理性思考、正义、人格、亲情友爱------都可能迟疑、止步。就如犹太集中营里看着别人受死无动于衷甚甘为帮手是一样的生存恐惧下的自保”。这“生存恐惧下的自保”应该是人的本能与本性，现在却被无情地利用来威逼人们服从强暴，并参与其中，成为帮手。“我们曾经以为有些东西是高于生命的，而这些东西很容易就被我们背叛了”，“其深层和基本原因只能是恐惧——人类共有的与生俱来的恐惧。因为恐惧，不惜跻身刽子手的行列！”可以说，整个文革狂热、狂暴，以致整个国家的强权统治都是建立在人们的恐惧上的。如一位忏悔者所说，是“思想层面的盲从迷信和心理层面的恐惧害怕相辅相成，汇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裹挟了亿万民众，也包括几乎所有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共同完成了文革的造神与杀戮。
另一位知青在自省时则说：“趋利避害是我的天性”，这大概也是人的本能与本性。“避害”当然是出于恐惧，而“趋利”大概是出于私心。尽管文革大批“私字一闪亮”，其实许多人参与文革，都有自己的个人目的，即利益的驱动。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在谈到自己“告发”同学的动因，其实只有一句话：“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而另一位知青则说：“那时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分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是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还有一位反省者更是坦言，自己违心参与批斗，是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在那个时代，批斗会上“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立场错了，就会关系到能否入党、入团这样的“政治前途”，更会影响毕业分配、工作安排等等实际的利益。如论者所说，极权统治的力量正是在于它对政治、经济、物质资源的全面垄断，对人们的生存资源的控制。也就是说，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是与人们的基本生存联系在一起的：服从，就一切（政治，经济，物质）都有“前途”；不服从，就一切都没有，就会失去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以致生命。在文革中，就是利用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与本性，把对政治、经济、物质资源的垄断、控制作用发挥到极致：一方面，用对不驯服者的生存资源的剥夺，来震慑人心；另一面，又用政治、经济利益的诱惑，引发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以此收买人心，达到对人的严密控制。同时，又将这样的欲望，用“革命”的神圣光彩包裹起来，即用革命的名义来谋取私利，满足欲望。而如一位知青在忏悔中所说，“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指定敌人；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对人施暴”。可以说，正是这样的“革命名义”下的人的欲望（政治、经济的实际利益，甚至性欲，其核心是权力欲望）不加节制的无限膨胀，导致了文革惨无人道的种种暴行。
我曾经说过，人的本性是有善有恶的，健全的社会总能够扬善抑恶，而社会一旦出了问题，就会扬恶抑善。文革正是这样一个扬恶抑善的时代；而文革所张扬的是人的兽性（嗜杀性），所压抑的是人的神性（敬畏生命）。一位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反思“女学生打死女校长”事件时说：“在那一刻，她们不仅失去了女性的温存善良，也失去了起码的人性”。这是为什么？“如今我们都已经人到中年，做了人妻人母。我们用成熟的眼光审视自己，看见了我们人性中那些丑陋的东西——私欲和野心，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这是我们生命的毒素”。当时只有14岁的一位山东的高一学生也反省说：“恶作剧本是顽童的特征，但欺负不能还手的弱者，体现的是人性之恶”，他在文革中就是对那些被批斗者任性“捉弄”而“乐不可支”，被激发出的是心灵冷酷的一面。另一位反省者则说：“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而自己这一代，“这样的人生初年，我们除了原始本性外，就只剩下被彻底洗脑后的偏执和简单执着”。这里揭示的，是文革青少年施暴的重要原因：这是“原始本性”与“洗脑教育”双重作用的结果。而“洗脑教育”的实质，就是将青少年的原始本性中的愚蠢与残暴，引向阶级斗争的轨道，利用孩子之手，残害自己认定的“敌人”，那些被横加“和党争夺下一代”罪名的校长和老师。这本身就是残酷和卑劣的。
人们还注意到，文革中的暴行大都是集体的，如一位当年的红卫兵所说，这是“群体之恶”：“在群体的名义下做坏事，士兵能滥杀无辜，工人能够盗卖产品，农民能够哄抢山林，学生能够打骂老师-----。因为是群体行为，大家都干了，个体在群体中扮演的只是追随者的角色，谁也不用负具体的责任。所以，在个人的心灵上也很少留下愧疚、痛苦的负面的痕迹”，事情过去，“群体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尽快地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记’了”。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对人性善的方面的利用。《一百个人的十年》里，有两篇是老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头头的自述，他们都强调“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有足够的正义性，“我们当时不是怀着卑鄙的目的参加的，当时正经八百当革命来对待的”，“以一种虔诚的心，跟着领袖去”打一场“圣战”，自有一种神圣感。年轻一代更把自己全部青春的激情，对未来的美好想象，都投入其中。但最终却发现落入了“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的“权力战”中，而且退不下来。这就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突然发现整个文革就是个阴谋，一个个具体的“小阴谋”外，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但“又不肯信：如果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真的成了牺牲品？”这正是论者所说的，“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于是，就有了无比沉重的总结：“我们曾以童贞般的信念，赴艰蹈苦。追求过英雄主义的无英雄、生命价值的无价值、为真理而斗争的无真理。”

（四）国民性问题

冯骥才先生对文革还有一个总结：“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痛定思痛，就不能不引发民族的自我反省，尤其是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反思。
首先提到的是：“文革闹剧并非如导演所言‘首创’，不过只是重演和强化了历史上有过的闹剧。王莽、宇文邕、武则天、洪秀全们，都曾自导自演过内容与形式极其相似的闹剧。迷信、告密、效忠、内讧、动乱、盲从，似与文革同台演出。甚至连宇文邕（北周皇帝）公开强迫和尚与尼姑性交的荒唐，都堪与文革中有过的勒令和尚与尼姑结婚媲美”，“历史闹剧自上而下，文革闹剧自下而上；无不由农民的非理性理想主义作基础”。前文提到的“文革进行了两千年”的命题，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谈到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人的“奴性”，并且有这样的阐述：“自秦汉始，我们民族驯服于残酷的封建专制政体两千余年。究其实质，这个封建专制政体，竟是从未脱离过奴隶制的封建专制政体。于是，奴化历史，奴隶风俗，奴性教育，奴科学派深入普及，时代相传，演成了根性。于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做人的时代，只有‘做稳奴隶’的时代和‘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扣头、请安、匍匐、唱诺、恳恩-------竟然数千年行之大廷，视同典礼，奉成金科玉律。种种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愚忠行径，也一代代尊为万民效仿的高风亮节。满朝皆是奴颜婢膝之官吏，举国尽为因袭苟安之顺民。在官场，必言：‘大人栽培’；在民间，常曰：‘小的不敢’。强权者一声令下，无不卑躬折骨以赴之。此乃国风千古”。这样的千古国风，在文革中，更吹遍华夏，但都打着革命的旗号：“扣头、请安”变成“早请示，晚汇报”；“奴颜婢膝的官吏”被称作“紧跟党和毛主席的革命好干部”，“因袭苟安之顺民”被誉为“无限忠于党和毛主席的革命战士”；“大人栽培”变成“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培养”，“小的不敢”变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愚忠行径”一律视为“革命觉悟高”的表现，等等。重要的是，由此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永远做驯服工具，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就永远“安全”、“稳定”，坐稳了奴隶，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心向往之的“太平盛世”。现在，它经过革命的包装，成为文革所要建立的革命新秩序的实际内容，以后又经过“现代化”包装，成为现代“中国梦”，或曰：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不管如何包装，建立“奴化中国”以实现统治的稳定的实质是不变的，文革就是建立这样的“奴化”秩序的重要阶段，其内在逻辑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中国从无宗教立国，而是以人代神”，这大概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国民性形成的重要背景。因此，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新宗教”，是落实到人身上，成为“个人崇拜”。中国的奴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人（从本单位的领导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依附。文革中的个人独裁实际上是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帝王的，因为在儒家传统里，皇帝之上还有“道”，所有的“忠臣”首先是忠于“道”，因此“忠臣讽谏”的事屡有发生，皇帝也必须“纳谏”。但在中国的现代极权体制，是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政治权威统治、精神权威统治与道德权威统治于一身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社会、思想体系，在文革中更是发展到了极端。因此，在文革期间，人人都要写检讨、认罪书，而毛泽东是从不像历代帝王那样写“罪己诏”的。这样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是要求“奴性入心”的，不仅在政治上绝对顺从，而且要在思想、精神上，发自内心的驯服。这或许是更令人恐惧的。
不仅没有宗教信仰，中国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仰。鲁迅说，“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既不“信”，也不“从”，而只是“怕”和“利用”，“只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都那么做”。因此，鲁迅把中国人（特别是“上等中国人”）称为“作戏的虚无党”。鲁迅这里所说，都点到了中国国民性的要害：其一，中国没有真正的信仰，只有“怕”和“利用”。以此看文革时的毛泽东崇拜，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绝对“信从”，而且十分“虔诚”；但就如前文所分析，实际是出于“畏惧”，更是一面造神，一面把神当招牌，利用神。中国文化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实用主义，还有鲁迅这里说的虚无主义。毛泽东的文革“新宗教运动”最后失败，原因就在这里。中国国民，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在文革中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证实了鲁迅的判断；“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对照文革期间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表现，能不感到羞愧吗？
其二，中国人最善于做戏。文革的种种效忠活动，包括前文所描述的学语录，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开始或许还有点真诚，是一种“愚忠”；到后来，就越里越成为一种做戏了。这样的“游戏人生”的态度，就造成了许多中国人的表里不一，口是心非、伪善等人格缺陷，以及谁也不相信谁，缺乏基本信任，不惜以恶推测人的人际关系的恶化。或许这并非普通中国人所愿，但当人们终于明白，文革本身就是一场大游戏，大骗局，在上当受骗之后，也都走上了伪善、以恶待人之路，并视为“自我保护”。
鲁迅还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的汉字可以说是世界最具有灵活性的文字，同一件事情，换一种说法，就完全是另一个意思。比如说，“滥杀无辜”说成是“镇压反革命”；“告密”说成是“向组织汇报”；“揭发父母”说成是“划清界限”，就都合理合法了。文革学习会上的发言，大批判文章，充斥着大话，空话，假话，套话，其实都是在玩文字游戏。而且讲者、写者，听者、看者，个个心里都明白这是在演戏，但却要一本正经地演下去，说破了，就是破坏“游戏规则”，反而会成为“公敌”。最令人发指的，是用革命的言词掩盖杀戮的血腥，像鲁迅说的那样，“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慌，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
没有信仰，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人对精神问题的忽略，缺少“对彼岸世界的神圣向往”。如一位回忆者所说，尽管文革中像滥用革命的名义一样，我们也滥用神圣的名义，但我们真正崇拜的是“物化的神圣”。我们“从彼岸走向此岸”，热心于在此岸建立“天堂”，进行“人间净土化的努力”。文革的实践恰恰证明，此岸的天堂必定是地狱，正是人间净土化的努力，“伤害”了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缺乏神圣感，没有敬畏之心的民族，必然是既不爱，也不怕的。这是文革的大屠戮中，人们并不困难地就越过了道德底线的重要原因。前文谈到的杀害老师、把母亲送上断头台这类伤天害理的事之所以发生，是和既不爱又不怕、没有任何精神、道德约束直接关联的。
彼岸关怀的缺失，使得中国这个民族特别地“现实”、“世俗”。这是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儒家是不谈鬼神的，它对非人间、非此岸世界的事情是回避的。它关注的，只是“如何在现世活着”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一种“活命哲学”是可以的。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影响至深。儒家在人际关系中强调谦和，礼让，和为贵，本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背后，又有一个对既定秩序的维护的意图。这样就形成了以“忍”为核心的国民性格。一位文革的参与者说自己“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的素质”，“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的东西”就是两个字：“忍和善”，“忍字是心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所谓“忍”，就是忍辱负重，妥协苟且，委曲求全，得过且过。这是一种生命的惰性。有人说中国人只要还能“活下去”，不管怎么个活法，再窝囊也要维持现状，绝不思变革，更不要说反抗。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善”，不过是“无用”的代名词。中国人就是这样，做稳了奴隶，能够当顺民，就心安理得地活下去；但一旦“想作奴隶而不得”，就立刻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暴民。应该说，许多人就靠“忍”这样的内含奴性的生存智慧度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的。
文革中，表现更充分的，还有中国人的“好斗”，即前文所描述的“窝里斗”，也可以说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这是表现了中国国民性的另一面的：即论者说的“阴狠”：暴戾，凶残，玩弄权术、阴谋，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显然有法家的影响。我们是可以用“忍”与“斗”来概括在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中国国民性的两大特点的。而这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外儒内法”的张力结构的。
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发现，中国国民的“忍”与“斗”，是针对不同对象的。一般说来，都是对上、对强势“忍”，对下、对弱势“斗”。因此，鲁迅说，中国人即使受到“强者的蹂躏”，心中“蕴蓄怨愤”，也“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这是最能反映人性的“卑怯”的。鲁迅还指出，这样的“对上忍，对下狠”的国民性，又是决定于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的：“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中国国民在这样的等级结构里，是有双重身份的：对上，是“奴才”，卑躬屈膝；对下，是“主人”，耀武扬威。由此形成的是“主奴互换”的双重人格，这在文革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个受害者，既可以甘心为奴而获得暂时的平安，更可以在加害于他人中得到某种主人感（至少是自己还在“人民内部”的感觉），从而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补偿和满足。而专制、极权统治也就这样长治久安了。
而且，还有国民性中的“健忘症”。这也是令反思、反省者最感痛心与无奈的：“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当然更有现当代的极权政治的严控——钱注），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一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于是，就有了包括本文在内的“拒绝遗忘”的努力。

权作结尾：“文革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最后，还是抄录冯骥才先生的一段话，权作结尾——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作为政治的文革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那怕是对文革一无所知的年轻一代——钱注）。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道它缘自文革”。

2015年12月16日——12月29日看材料，2016年2月3日——2月18日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849740102wlp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