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伟东：上海市委支持批判《海瑞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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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支持批判《海瑞罢官》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后，江青向毛泽东反映了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看了《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和京剧以后，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并未同意，后来还是被江青说服了，并让江青组织人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担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江青曾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等人，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提出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对江青的谈话，陆定一、周扬 “他们都不听”，不予理睬。
　　
    一九六四年，康生也向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一九六四年九月，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三十九个文学艺术材料印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即使这样，仍不能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评。
　　
    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经毛泽东批准来到上海，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领导，寻求对批评《海瑞罢官》的支持。在中共上海市委支持下，决定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具体负责，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姚文元执笔，写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

    姚文元，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都表现积极。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讲话中表扬了他，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姚文元又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编者按《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连同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在六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由此，姚文元的名声大振。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略论时代精神问题——与周谷城先生商榷》，对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先生关于“各阶级汇合的时代精神”的观点进行批评。周谷城先生写下《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发表在《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同姚文元展开辩论。金为民、李云初则发表《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姚文元又写下《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对周谷城进行批驳，再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为登载这篇文章写了编者按：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放〈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起“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时说，因为“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谈到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又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的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
    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再次谈到：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

　　毛泽东这里说的找了几个人，都不敢写，其中一个指的是李希凡。他是一九五四年和蓝翎合作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俞平伯先生，并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小人物”之一，当时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做编辑工作，为历史剧真实问题曾经与吴晗进行过学术争论。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在抓京剧革命、抓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时候，曾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李希凡，希望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装傻，一直不表态，婉转地谢绝了。一九六四年八月，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间，江青派专车把李希凡接到中南海，亲自和他谈了几个小时，苦口婆心开导他，不要跟吴晗在历史剧真实不真实问题上瞎争论，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有政治问题。江青的意思很明白，但并没有明确说要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更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据李希凡后来回忆：
    “江青第一次找我个别谈话，谈了许多内容，都是关于京剧和戏曲改革方面的。她要我关心这方面的事。我谈了一些对京剧现代戏会演的看法……。谈了一个多小时，她才谈到吴晗，说我跟吴晗为历史剧的争论完全是书呆子气，应该注意《海瑞罢官》。她说这出戏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海瑞罢官》和‘三自一包’扯不上。我就不表态，装糊涂。在跟我聊的过程中，她打了个电话给家里，说‘我正在跟李希凡谈话，就在这里和他吃二米饭。请主席自己用餐，我要晚一点回家。’这个电话好像是对我一种暗示，但我当时并不怎么在意。她没有明确叫我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也没有明确说她是奉毛主席指示找我谈话。如果明确说，是毛主席叫我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我会写的，即使我想不通也得勉强去写，我当时没有那么高明。这次谈话，江青对我当然是不满意的，她后来对吴冷西说我‘精神状态不好，觉悟不高。’”
   李希凡没有接受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江青由此对他十分失望：“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一九六三年，专门撰写各个领域的理论文章包括大批判文章。
　　在布置撰写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时，江青特别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张春桥亲自向写作班子成员宣布了保密纪律。
    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从五月份动笔，断断续续地撰写了几个月时间，先后共写了十稿。由朱永嘉任组长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历史组帮助收集、整理明史资料，全力以赴配合姚文元的写作。初稿写成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上海市委的领导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亲自参与讨论。【1966年8月6日江青在北京天桥剧场对北京中学生讲话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写出之后，上海书记处又改过十几次。”1966年9月19日，曹荻秋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市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写的。并经过市委反复的讨论修改，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市委还召集了全市的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就是说，吴晗写的文章，我们批评他应该抓罢官。”】后来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并在一九七八年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杨西光，在讨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曾积极主张给吴晗带上“三反分子”【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姚文元没有采纳。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每修改一稿，都用飞机直送江青处，请在北京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陈丕显这次充当“信使”，把张春桥送交的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八稿带给在北京的江青。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批判《海瑞罢官》时说：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进行多次讨论、修改，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看过并没有异议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三遍，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审阅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后批准发表。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等谈文化大革命，谈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说：“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同年五月，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说：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毛泽东批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事先没有告知中央政治局常委，更没有让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知道。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意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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