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父亲在文革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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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我和母亲从北京来到黑龙江宁安县五七干校，而我父亲已在鸡东县的永安公社插队。这两个县同属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但我和父亲已不通音问，更不知道一家三口相距只有200多公里。

父亲所在的公社与苏联接壤，修防火道时，他能看到中苏两国的边防军。父亲说：“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很容易发生所谓的叛国投敌。兴农公社的一个民兵连长带了地图投奔过去。据说一投过去，苏军就把他的眼睛蒙上。那人以为要坐飞机去莫斯科了，没想到却被暴打一顿。他还跟苏军争辩说‘我是带了修国防公路的图纸过来的。’当时苏联的政策是你投奔过来，立刻就把你派回去。回到这边后，你能拿什么情报就拿什么，即使拿个边防证也行。你过那边去，再把你派回来，直到你被抓住为止。”后来那个连长去了密山法院，法院的人看他进来，也不理他。他走到桌前，突然掏出一把手枪放在桌上。法院的人吓了一跳，才开始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我是苏修特务，我不干了， 每次到了那边还要回来，提心吊胆地，我来自首。”

名义上，父亲是插队“干部”，但实质上就是农民。当地很穷，一个劳动工分只值1角8分。老百姓对集体生产没有一点儿积极性，去年收的小麦还堆在场上。不过天高皇帝远，当局无法严格地限制自留地。当地土地肥沃，老百姓靠自留地，养鸡养猪还能活下去。到永安公社之前，父亲遭遇了火灾，个人物品都被烧光。他带着简单的行李走进马房旁的住处，才知道同屋还有两个人。其中的一位姓林的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此人解放初期报名来东北支边 ，在密山中学教物理，妻子在中学图书馆工作，有五个孩子。大饥荒时，林全家退职回原籍浙江，靠海外亲戚救济为生。因在当地无工作，饥荒后，林又回密山，妻儿留在原籍。每个月，林将工资寄回家，自己只留14元。文革伊始，因为海外关系，林被打成特务，工资扣发，还遭受毒打，据说是用细钢丝抽打。父亲与他同住时，林每月只能领8元生活费。林穿得太破，破的连父亲都看不下去。父亲对他说：“你别穿的那么破，人家会说你故意出社会主义的丑。”1971年，林患胃癌。父亲找到武装部长兼革委会副主任，为林陈情：“你们的土政策不对，哪有没结论就扣发工资的？你们应该发还他的工资，批准他到上海去看病。”武装部长被我父亲说服。林向人借了一件灯芯绒外套穿上才动身回家。他在上海作了手术，一年后癌症扩散去世。林治病期间，父亲一直代他领工资，再负责寄回他老家去。林的两个孩子在东北插队，林去世时，他们来办后事。我父亲回忆道：“那天下着大雨，林的儿子提着一双解放鞋，舍不得穿。”父亲交给他们林的箱子，还有自留地收获的700多斤粮食。林的子女说没办法运走粮食，要父亲帮忙换成粮票。父亲人缘很好，就到粮库换来了粮票。他对林家的儿子说：“你把你爸爸的东西都带走，其中有一件破棉袄，你不要丢掉，带回去让你母亲看看，你父亲过得多苦。”林家儿子写信给他母亲，称赞我父亲人好，仗义。为了争夺抚恤金，林的父亲竟然伪造死者的离婚书。林妻将离婚书寄给我父亲，请父亲辨认字迹。父亲辨认后，又去法院咨询，回信告知配偶是第一继承人。但林妻不放心，亲自来办理抚恤金。父亲帮助她办理，办妥后离去。他们继续通信，一年后成婚。父亲每月寄给新家庭二十元。父亲的妻子手巧会烹调，每年探亲，父亲都带回她烹制的“风鳗”，“糟鳗”等食物。

1969年的一天，两个解放军来对父亲进行“外调”。到公社的清查办公室后，他们先与父亲一起学习“最高指示”，又让父亲带着问题，回去读《毛泽东选集》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次日，他们约谈父亲，要他交代父亲抗战时念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时的反动组织。父亲说：“空军幼年学校是有国民党等反动组织，但因为当时年龄小，从未参加过。”外调人员让父亲回去好好想想，带着问题去读毛泽东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并要求写交代材料，次日下午三点整送到清查办公室。父亲连夜写了交代材料，按时交去。那个年轻的解放军接过材料，根本没看，就拍着桌子说：“你不老实！”父亲问：“我怎么不老实？”他说： “你参加过反动组织。”父亲答：“1954年肃反时，空军政治部肃反五人小组调查过我的历史，并做过历史清楚的结论。我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三青团。我只是为了抗战参加国民党幼年学校学习飞行。”那人拍着桌子说：“你胡说！”父亲回答:“你要推翻这个结论，你就去找当年做结论的人改吧。”对方说：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父亲回答:“你穿着黄上衣蓝裤子，就是空军嘛，你这身衣服我穿过。我穿的时候，你还要叫我一声解放军叔叔呢。”对方说：“你荒唐，你知道你是什么人？”父亲说：“你说我是什么人？”“你是军统特务!”这一指控让当地清查办的人目瞪口呆，想不到小小的公社里竟然藏着这样的一条大鱼。父亲回答：“你瞎说！没那个事儿。你说我是特务，我说我不是，在这里解决不了，我可以跟你们走。虽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还有一条‘有反必肃，有错必究’，最后你们还要给我平反。”来人说：“你是特务，是由同案人检举的”。父亲说：“那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父亲回答：“因为我不是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那个年纪大的解放军坐旁边，一直没讲话。此时，他拿出一张纸，要父亲写出空军幼年学校的同学名单，父亲拿起纸先卷了一只烟，然后才开始写。外调人员急着赶火车离开，他对父亲说:“你还是要向公社清查办的人交代，如果你交代了，还算你主动交代。你回去之后，好好学习给你指定的文章，好好交代。”他们又问公社清查办还有什么话。公社清查办的人回答没什么话讲。看他们准备离开，父亲对他们说：“你问清查办有什么话讲，你还没问我有什么话讲？”“你有什么话讲？”“你们说我是军统特务，我说我不是，那我带着什么问题学主席著作啊？”清查办的人不愿纠缠下去，就过来打圆场，外调人员才得以脱身。事后父亲得知外调是因空幼的同学而起，他猜那个人是屈打成招。外调人员走后，公社清查办的人来问父亲：“你的问题怎么办呢？”父亲说：“你们派人去外调吧。”被派外调的人又来问父亲:“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特务？如果是的话，我外调回来想办法给你减轻。如果你不是，你写出证明人的姓名地址，别让我白跑。”他还偷偷地让父亲看了外调提纲。父亲一看吓了一跳，那上面的第一条居然指控父亲是军统特务五人小组的头目。第二条是指控父亲1948年到香港，打算破坏琼崖纵队。最后一条说父亲1949年去过海南岛。父亲对那人说：“我去过香港，但是在1938年去的。我很想去海南岛，但直到现在还没去成。”父亲提供了空军幼年学校同学的联系方式，还写下我母亲，知名素描家李克瑜的名字和单位。一个月后，外调人回来了，父亲当然不是特务，但父亲说如果这个外调发生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很可能会被活活地打死。

1972年之后，“干部插队”被取消了，父亲调到永安公社林业站。此时革命运动烈度减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好收成为当地百姓带来相对平稳温饱的生活。到那里不久，父亲又被派去林业中学任职。他当过右派，不能有校长的头衔，于是称他“中学的负责人”。这所中学其实是小学带帽（就是小学加一个初中班）。当时的少先队被红小兵替代，共青团被红卫兵替代。初一发展红卫兵，林场书记的孩子未被发展，孩子的妈就到学校来跳着脚地骂我父亲：“你他妈阶级混线儿！不发展工农兵子弟。”父亲火了，找到书记说：“你最好到学校开会，再带上几个支委。”书记问开什么会，父亲说：“阶级斗争的会，阶级混线儿。”书记问怎么回事，父亲说：“你老婆在那儿骂我阶级混线儿。”书记说：“你不要听我老婆的。”此事才作罢。不久，上级派了一个党员来当校长。新校长很年轻，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她担心不能胜任，就要父亲帮忙。父亲说：“你当校长，我一定帮助你。”于是父亲又成了学校的教导主任。

1974年春节，父亲回南方探亲。半夜里收到单位的电报，要他速归。父亲不知出了什么事，立刻动身。 回林业站后，才知是派他去东北林业大学上学。父亲的林场里种植了落叶松，獐子松，红松，白桦，红桦等，风景十分美丽，但病虫鼠害也十分严重。为此东北林业大学开办为期数月的培训班。 父亲说：“我已经五十岁了，为啥要我去？”“人家一定要高中毕业。只有你是。”父亲来到哈尔滨时正是“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至6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林彪和孔子的运动），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特指文革中从工农兵中选拔出来上大学的那批学生）正在“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那些学生一天到晚贴大字报，根本不上课。”父亲回忆着。“我们的培训班里，年轻的18，9岁，年龄最大的54岁。上课第一天就学习‘马振扶事件’。那个事件发生在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的中学里。外语考试，一个名叫张玉勤的学生在答卷上写：‘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她的老师在试卷上批注: ‘马振扶有个张玉勤，不学外文想成神…’张对老师批评想不通，就去跳水库自杀。此事被中央文革知道后大作文章。张玉勤的班主任，校长都被捕入狱。”

林业大学培训班开了林虫（森林害虫），林病，林药，鼠害四门课，每天课时很多，每周有两次实验课。当时讲课的只有讲师和助教，教授不允许讲课，所以带实验的都是教授。在林虫课上，父亲学习了自卵到蛹，成虫的生长过程，昆虫的定义和分类。上林病课时，讲师提到一种林病，他非常习惯地带出一句拉丁文。话语刚落，他的脸都吓白了，立刻对学生检讨：“对不起，对不起，我说了拉丁文，不符合五号文件精神。”在周六评教评学的会上，父亲说：“上课时，教林病的老师讲一句拉丁文，还自我检讨，但拉丁文是国际通用，建议给我们开拉丁文课。”很多老师听了很震惊，担心父亲被批判，但校长却欣然同意。参加培训的多数人都在学习，父亲更是很努力地学习，看到学生们一心向学，老师们更认真地教了。

培训结束，父亲回到林场成立林虫害防治站。防治站只有一间空房子，也无经费购买设备。 不久，林区爆发了五毒蛾虫灾。一根扫帚苗儿细的树枝上匍匐着上千只吞嚼树叶的毛毛虫。林场只有几只手摇喷药器，父亲立刻动身去牡丹江市求援，带回了药和柴油发动的喷药器。父亲先做实验性喷雾，确定有效后，再组织人力开始喷洒治虫。父亲回忆道：“我观察到，一些没喷药的树上的虫子也死了，据说那些虫子得了一种病。后来我想应该把染病的虫子收集起来喷出去，让其他虫子也感染疾病，可是我没时间做。林场那么大，只有我一个人到处跑，组织喷药，太忙了。”这场灾害过去后，林区又爆发天目毛虫，父亲再次投入治虫。因为林场太大，父亲要求每个林业站都配备专职防治员，由他来培训。不久，各个林业站都有了防治员，父亲带着他们到林区调查防治。后来有人告诉父亲，其中的一个防治员是派来专门监视父亲，防止他叛国投靠苏联。

在林区调查虫害时，父亲看到红松树干或树枝上长出很多黄粉，好像生锈似的。父亲查林业手册，知道那是红松孢锈病。锈病的传染源是真菌，染病后的树干上会长出孢子，不同时期又生长着不同的孢子。如果松树干上出现蜜滴，舔着甜甜的，就是染病后产生的性孢子。性孢子之后有夏孢子，最后变为分泌出锈粉的锈孢子。这种病潜伏期很长，很久才发病。如果出现黄粉，那棵树必死无疑，因此当时把孢锈病称为树的癌症。据资料，俄国首次发现此病，而病源是寄宿在一种叫做茶廉子的植物上，因此该病又被称为松—茶廉子柱锈菌。该病从俄国蔓延至中欧，遍及欧洲后又传到北美。在继续研读中，父亲得知只有茶廉子（父亲称之为茶标子）才接受夏孢子，夏孢子在茶廉子上潜伏一段时间后，再传给红松。但当地并没有茶廉子啊。为了证明，父亲去相距几十里，有茶廉子的地区采集。虽然实验结果证明该植物确会染病，可它还不是孢锈病的当地寄主。 父亲继续采集证不同的植物做实验，但依然无果。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一种名叫马先蒿的植物可能会被感染，当地就有这种植物。父亲据此查找资料，教科书上却说红松孢锈病具有很强的专主寄主性，任何讲义和书中也未提到马先蒿是可能的寄主。带着疑问，父亲采集了马先蒿，又请东北林大的王婷芬老师鉴定证实该植物就是马先蒿，然后对其接种，果然它被感染。那时父亲已有了一台显微镜，他把显微标本带到牡丹江地区的科学大会，并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当时好几个单位都在研究红松孢锈病，东北林业大学的邵老师说：“就目前的研究进展看，只有鸡东县林业防治站所做的实验最有可能。”与会的林业总局的顾问对父亲说：“心诚则灵。”为了排除试验前，马先蒿已被感染，邵老师又要求父亲再做试验。父亲将未染病的马先蒿隔离起来，次年再做实验，再次证实马先蒿被感染。

父亲还发现染病的红松出现蜜滴是7-8月份，而非4-5月份，纠正了教科书上的一个错误。他的发现不仅从理论上证明了红松孢锈病并非是专主寄主，而且为防治病害提供了具体办法。从此，造林前，如发现附近有马先蒿，必须先清除干净。在中间实验大获成功后，父亲又开始寻找防治锈病的药。有人向他介绍治疗苹果腐烂病的药。父亲拿来实验，果然有效。研究成果为父亲带来了4千元的科研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用这笔钱，父亲买了更好的显微镜和电冰箱，那时买电冰箱还需特批。在实验室里，父亲又制作了防治松毛虫的白浆菌。在林业病虫害防治方面，父亲逐渐地有了名气。

东北林大的老师带着毕业生来林场调研，完成毕业论文。父亲带学生做实验，累病了。1978年，中国召开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父亲获得了奖状，提高了工资级别，他的防治站也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

同年，父亲读到《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提到错划右派可以改正的消息，读后，他就开始写申诉书。次年2月4日立春的那天，父亲来到北京甄别改正右派。接待人对他说: “你不用来，我们也会为你甄别改正。”他查看当时的档案，找到了1957年自己写的思想汇报。然而，在右派的结论中，父亲看到许多他从未说过的反动“言论”，那些言论足以对父亲提出更严厉的指控。 从那份档案里，父亲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被划为“极右”，而非他所知的“一般右派”。 他非常气愤地说：“原来我的档案里被塞了那么多东西，难怪看过档案的都认为我是敌人。”父亲问负责的人：“这些莫须有的东西是哪里来的？”答：“有人检举揭发。”“谁检举揭发？”“是某某某。”负责甄别的人找到揭发人，揭发人却矢口否认。父亲说：“虽然我获得改正，但他们并没有把那些东西从我的档案里拿掉，也许有一天还会翻过来的！”因为被划成“极右”，父亲获得了几百元的“营养”补偿。

自1978年考上大学后，我一直住校。一个周末，我因事在外奔波了一天，晚上才回家。母亲看着我，默默地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永安东里，二楼二号”。在未通音讯10年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是父亲来北京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道：“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看妈妈，是喜？是悲？还是怨？我不能确定。再仔细看，竟然没有表情！妈妈，可怜的妈妈，生活折磨你这么久，以致你的表情和眼泪都在这可诅咒的人生中耗光了。你孩子似的，急切地问我：‘你去吗？’不等我回答，你又赶快补充道：‘你大了！’妈妈，是的，我大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再也不必向你请示可不可以去见爸爸？再也不必为未得你的允许和爸爸家的亲戚见面而胆战心惊？再也不必像偷儿那样的恐惧—当我做了你不同意的事情。妈妈，我大了。但我怎能不看一看你呢，听一听你的话呢？22年了，从那摧残60万人（注：这是当时写的，打右派的人数来自当时报纸的报道）青春和理想，破坏六十万个美好家庭的巨大悲剧开始，你经历了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 ……。又有谁能体会一个不是寡妇胜似寡妇的悲凉心酸处境？我该说什么？我扶着你的肩膀，望着你眼睛说：‘妈!你让我去就去，你不让我去，我就…。’我知道我不该说那样的话，或许你心里已经允许了我，但倔强高傲的你不愿流露出一点对青年时代，对婚后幸福的回想。你说：‘去一趟吧，快死的人了，了其心愿吧。’”那个晚上，我们再没说什么。夜里，我听到她翻身叹气。朦胧中，她还吻了我。

根据地址，我来到父亲的右派难友王克勤叔叔的家。我儿时来过这里，我母亲曾与徐阿姨是好友。父亲一见我，非常激动地走上来搂我亲我，说不出的喜悦。父亲依然很瘦，但眼睛很亮，眉心间也没有褶皱。他年轻时，个子不高，长相英俊，友人曾调侃他是袖珍美男子。在东北度过了21年，55岁的父亲的相貌已不能以“英俊”形容，而“和善亲切”等词汇又普通的毫无个性，我只能说他的脸，他的表情都能轻易地赢得陌生人的信任。对于我，父亲的亲吻多少有些陌生，我的回应也有些不自然。谈着话，父亲拿出一个纸袋说：“这都是你写给我的信，一直保留着。现在能看到你了，就把它们还给你。”我打开那个纸袋，看到了自己6岁时画的画，画的是鹿爸爸，鹿妈妈和小鹿。

父亲知道我的周末是属于母亲的，他没办法与我母亲竞争与我相处的时间。于是我们约定每个周六他到大学门口等我。我们去东单或东四找个餐馆吃午饭，然后他伴我去菜市场买菜，再陪我坐地铁回家。地铁下车后，我们一起走过田野间的小路。在我住的院子门口，他和我道声再见。很多年后我得知，因为再婚，他需要负担新家庭。当时的饭馆对一般人而言又是非常贵的。不久，周六的午餐就吃光了那笔极右分子的营养费。在后来的日子里， 他若不去右派难友家噌饭，每日只能吃得起一餐饭。在第一个“每周一饭”中， 父亲开始讲述在东北的经历。当晚我回到家，将他的讲述断断续续地记在日记上。

右派改正后，以红松孢锈病的科研成果，父亲本可调到林学院或林业研究所工作，但他妻子居住的城市没有类似的单位。考虑到解决户口之难，他决定放弃省城的林业部门，去妻子所在的城市教英文。空幼的六年直接受教于美国教师，父亲的英语有童子功。他不仅发音纯正，还会唱很多英语歌曲。他一直喜欢英语，一有条件就订阅英文的《中国建设》杂志。在东北时，他甚至教附近插队知青学英文，但那些知青都没能坚持下去。若干年后，他们对此都感到后悔。得知要教英语，回四川探亲时，父亲还请教资深的英语教师的姑母，又去买了教科书预习。

父亲任教的学校是一所中专，一般聘任英语教师都要试讲，但学校大概不好意思让他试讲，就让他去上课了。上第一堂英语课时，学生按惯例全体起立，称父亲“Teacher Li”。父亲对学生说：“既然是英语课，咱们就要按照英语课的惯例，你们起立后要说‘Good Morning’。Teacher Li是中式英文，你们应该称我 Mr. Li。 如果我是Professor，就称我 Professor Li。”学生听了觉得很新鲜，照着父亲的话做了一遍。待学生坐下，父亲才看到最后一排坐着校长，党委书记，教育科长和英语教研室主任。

父亲的第一堂课很成功，听着旁人的夸赞，父亲笑着说：“我本来就是演员，知道怎么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父亲不仅善于教课，与学生同事相处也非常好。他说：“当时那所学校聘的新老师中有十个是改正的右派，其中一个在清华大学读到四年级时被打成右派。我改正后，恢复了级别，月工资80多元，而他们有的只有30多元。教师提级名额有限，我主动说不参加提级了。后来才知道，学校的干部每次都提级。”在那所学校里，父亲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后来还当选过区人民代表，并以副教授的资格退休。

我来美之后，父亲的生活还不算宽裕。每年我会补贴他一些钱，前后大概十年。那些钱不仅使他能生活得宽裕些，也使我心安。我回国探望父亲，一般最多一两周。父亲来美国两次，每次都不超过半年。我与父亲相差30岁，算起来，我和他相处最多不过5-6年，其间的3年，因年幼，我毫无记忆。我与父亲并不很亲密，每当遇到困难，我第一个想求助的人也不是我的父亲，但他给了我生命。

近年，父亲经常在凌晨醒来， 他说：“有时醒来，我会想起那些岁月，会很难过。每当此时，我就回想小时候唱过的歌，我小声唱着，就不难过了。”从33岁至54岁，父亲都在东北农村劳改或劳动。他失去了人生最年富力强的岁月，而且妻离子散。然而，苦难之后，父亲仍有选择快乐的能力，而我的母亲在颂圣，原罪，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中，终于无路可退，精神崩溃。苦难之后，她失去了选择快乐的能力，成为那个时代的活祭。

我的父辈啊！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一五期（cm160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