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铎：从高云鹏的遭遇看迟群之流的专制

yangharrylg

从高云鹏的遭遇[①]，看迟群之流的专制
                           
章铎


引言
     1.  1.27大字报前的高云鹏
     2.  高云鹏不承认1.27大字报是反党，遭陷害
     3.  高云鹏拒作伪证，险遭杀害
     4.  电话局工程记录戳穿迟群之流的骗局
      5.  十年后高云鹏回到北京
     结束语

引言
    1970年1月27日，北大哲学系孙蓬一、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韦全贵等五位教员贴出了一份题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字报（以下简称1.27大字报）。大字报列举了若干发生在北大的现象，怀疑同“五一六”有关，认为应该进行调查。这张大字报出现的历史背景，显然同当时中央发动的大规模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有关。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江青在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军宣队代表时作了长篇讲话，这些讲话把王、关、戚，以及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一伙都称之为“五一六”，说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②] 列举了他们的种种罪行。讲话还点了许多其他人的名字。这些讲话在许多单位作了传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掀起了一个清查“五一六”的高潮。另外，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也在1月中旬作过两次讲话，披露了周景芳[③]一伙把持北京市革委会多个部门，干了许多坏事的情况。
    早在1967年4月10日，聂元梓、孙蓬一就向陈伯达、江青进言，当面提出了关锋、王力结党营私的问题。4月12日，孙蓬一在北大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时，公开提出学部吴传启[④]一伙居心叵测，正利用文革之机结党营私，应该予以揭露。 4月13日孙蓬一发表了对谢富治不满的讲活，引发了一次“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孙蓬一的两次公开讲话产生了广泛而严重的后果，对中央文革造成了威胁，于是就遭到了中央文革的打压。中央文革使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北大放弃揭发吴传启的行动。在这些手段失败以后，陈伯达1967年6月5日讲话严厉指责聂元梓、孙蓬一，扼杀了北大继续揭发吴传启的行动，并在北大挑起了内乱。1967年8月底，关、王垮台。1968年1月，戚本禹也倒台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王、关、戚和吴传启等一伙人到底搞了哪些阴谋活动，到底查清了什么，王、关、戚的背后还有些什么，老百姓都一无所知，也无从猜测，很是郁闷。这也是孙蓬一等人和北大许多人关注的问题，是他们的一个心结。人们很希望能揭开王、关、戚一伙的黑幕。现在，中央领导人突然作了这么长篇的讲话，揭示了许多前所未闻、令人惊骇的事情，社会上反响巨大。北大的人，如孙蓬一等，当然感到非常震惊。北大早在1967年初就开始反对关锋、吴传启一伙了，但绝对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还是“五一六”。过去，北大一向是把王、关、戚、吴传启一伙同张建旗那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严格区分开来的，称前者为“反党集团”，称后者为“五一六”。两者在行事和思想方面虽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并不是一回事。[⑤] 这一次说吴传启一伙也是“五一六”，还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当然令人震惊了。当然，孙蓬一等人绝对没有认识到，这一次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已经严重的扩大化了。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自己实际上早已是这场运动的对象了，只是当权者还没有准备好，还在等待时机。
    当很多单位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清查“五•一六”时，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却认为：我们宣传队一进校就批判了极左思潮，早就紧跟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我们学校不搞“五•一六”，外单位搞，我们要大力支持，但我们不参加，我们现在搞教育革命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⑥] 对宣传队的这种看法，当时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我们无从了解宣传队当时这样做的背景和理由。倘若宣传队真是这么认识的，并且真的坚持这样做了，那么，应该说他们做的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并不是这样的。
    北大是一个深受王、关、戚祸害的地方，北大于1967年6月1日贴出了一张揭露吴传启历史问题的大字报，就招来了陈伯达严厉的6.5讲话，若不是关、王垮台，聂、孙和北大校文革，以及新北大公社，恐怕在1967年就被压垮了。所以，孙蓬一等人贴大字报要求在北大清查“五一六”，在当时，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对于整个形势，对于包括王、关、戚和吴传启等一大批人在内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如何查出来的，对于这一次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背景和内幕，显然一无所知。（直至今日，笔者对此依然感到困惑和不解。）鲁莽的孙蓬一等人没有记取1967年4月12日公开讲话引来严重后果的教训，贴出了1.27大字报。他们没有认识到，文革的群众运动早已结束，现在北大的当权者是迟群[⑦]等人，他们带着耀眼的光环进入北大，北大已成为他们的天下，他们自认为手眼通天，故而作风霸道，说一不二，群众中若再有人提什么意见和看法，对他们说三道四，那就是对其权威的挑战，就是大逆不道，就得除之而后快。何况，1.27大字报本身缺陷甚多。首先是盲目跟信当时中央发动的清查“五一六” 的运动，不知道其中暗藏危机。这场运动的目标已经不是王、关、戚及其后台，而是指向群众的，包括反对过王、关、戚的干部群众，范围非常广泛。其次，孙蓬一等人盲目跟信的结果，使自己对“五一六”的认识偏离了原先比较符合实际的轨道，一些似是而非、并无确实证据的现象被拔高了，当成了“五一六”的表现。第三，大字报语气激烈，上纲很高。于是，这张大字报立即成为打击的靶子。孙蓬一等人，一下子撞到了枪口上。
    1.27大字报贴出以后，很快遭到迟群一伙的严厉打击。迟群等人认为：“大字报的要害就是要翻案，要夺权”，并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对大字报的作者进行围攻、批斗。孙蓬一后来被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⑧] 高云鹏拒不承认大字报是夺权，不写检查，遭到了迟群一伙的诬陷和残酷迫害，后来又因为拒绝作伪证陷害聂元梓，差点丢掉性命。
    本文仅就高云鹏先生的遭遇作一简要介绍，对迟群一伙在北大的倒行逆施和卑劣行径稍作揭示。
1.  1.27大字报前的高云鹏
     高云鹏是哲学系教员，1937年出生。他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也是“1.27大字报”的作者之一。1966年9月，北大成立了校文革，高云鹏经全系群众选举当选为哲学系文革主任。
按照当年“战备”的需要，北大在文革前的1965年就开始在汉中兴建分校(即1965年教育部三线建设的第三号工程，简称653)。北大653分校的建筑单位是建工部五局四公司，文革中在当地属于“统派”。早在周培源（副校长）、戴新民（技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负责分校工作的时候，分校的北大师生就是支持汉中“统派”的。为此，周、戴二人经常遭到对立派“联新派”的围攻。有一次，戴新民前往汉中军分区办事，途中被“联新派”围在吉普车上两天没能出来。在这种局面下，周培源、戴新民派人回学校让聂元梓派人去帮助他们。回校的人曾直接找到高云鹏，动员他去汉中。高云鹏成了校文革派往653分校的合适人选。去汉中之前，聂元梓交待高云鹏的任务是：动员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数力系参加汉中文革的同学（大概有七八十人）返回北京，脱离当地的文革。高云鹏于1967年5月下旬到达汉中，很快便动员了大多数同学回京了。
    高云鹏到汉中是周培源接待的，但是，相处才一个星期，周培源就对他说：“我和杨成武很熟，我要到北京找杨成武，让杨成武采取措施，解决分校存放的放射性物质的问题。我一个星期，最多两个星期就能回来，你在这个期间把分校的工作管好。”高云鹏认为，保护放射性物质的问题确实很重要，急需解决。钴60就放在学校西南角的馒头山上，没有任何防护偷盗的设施，分校又在汉江、褒河交汇处，万一被坏人偷去，投到江河里去，受害的将是长江中下游这么大一片土地。责任谁也负不起。这是件大事、好事。他对周培源是信任的，所以就答应了。但是周培源离开汉中后却没见回来，而且一再联系都联系不到他，派人到学校找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周培源参加了“井冈山”，并当了“井冈山”的头头。再往后，周总理让周培源脱离群众组织，他就彻底隐蔽起来了。国家当时在分校的投资达数千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个亿，高云鹏哪敢放弃不管擅自回北京呢。
     高云鹏对我们说：“周培源不回来，学校不派人来，我就不能离开分校。这时我的责任就是组织分校人员保护国家财产。好在我在分校期间，分校人员没有参加汉中武斗的，分校的财产（房屋、设备、钢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没有受到损失。不像其他三线建设单位（上海第一机床厂、北京第二机床厂、哈尔滨海红轴承厂等），人员跑光了，除了房子没被抢走，其他物资都被抢劫一空。后来校文革派了唐春景（地质地理系学生、校文革常委）来，我才回到北京。”[⑨]
    1967年底回到北京后，高云鹏到哲学系继续参与系文革的工作。3.29武斗之后，北大的局面十分紧张。聂元梓找高云鹏个别谈话，她说：“学校近来发生不少事，公社都是些年轻人，做事比较莽撞。你到44楼（新北大公社所在地——笔者注）去把把关，别让年轻人太莽撞做出出格的事情来。”[⑩] 这样，高云鹏在4月份到了44楼。高云鹏到44楼不久，就发生了地院附中的学生温家驹被打致死事件，时间是1968年4月19日。
    2015年9月22日下午，我和胡宗式拜访了徐建忠[11]夫妇，徐被同学戏称为高云鹏的“保镖”。徐建忠说：“高云鹏到汉中分校动员北大的同学回校，不参加汉中的文革。除留守人员外，我们于1967年底都回到了北大。1968年武斗高潮时，聂元梓动员高云鹏坐镇文攻武卫指挥部，高云鹏让我跟着他，外出时，他到哪我跟到哪。他有事，我就跟着他，没有事，我就在44楼睡觉。我们到了44楼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武斗，所以到44楼的时间肯定是在3.29武斗之后，但具体是哪一天，我不记得了。”
    1968年4月25日，井冈山强行占据了36楼。4月26日，孙蓬一主张攻打36楼。高云鹏认为：硬冲是要伤人的，不能让公社的同志们豁出命来达到目的，不能下这个决心。但孙蓬一已经直接组织人员上了阵，结果公社伤了不少人。后来孙蓬一还是接受了高云鹏的意见，将攻楼的队伍撤了下来。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以聂元梓、孙蓬一为首的校文革结束了领导北大文革运动的使命。不久，宣传队派高云鹏到汉中主持分校工作，任汉中分校领导小组组长。1969年底，他从汉中回到北京，休息一段时间后回到哲学系。宣传队对高云鹏在汉中的工作成绩比较肯定和重视，想安排他到学校工作，但高云鹏没有答应，遂让他负责哲学系老教授们（冯友兰、任华、唐钺等）的学习。

2.  高云鹏不承认1.27大字报是反党，遭陷害
    1970年1月27日，孙蓬一、赵正义、宋一秀、韦全贵写了一张大字报，希望高云鹏签名。在大字报贴出来之前高云鹏在上面签了名。不几天，迟群等人就把大字报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宣传队组织了对大字报的围攻，并对写大字报的几个人展开了批判，大会、小会不断。孙蓬一、高云鹏等人坚持不认错。为了彻底打垮大字报的作者，宣传队就盯上了高云鹏。他们认为高云鹏年轻，不像孙蓬一那样难对付，加上一个大罪名，他一定会投降，完全听任他们的摆布。他们企图通过高云鹏揭出校文革、聂元梓幕后的秘密，为彻底批倒聂元梓、孙蓬一提供炮弹。为此，他们派哲学系宣传队一个姓郑的军人到汉中收集高云鹏的材料。他用诱供的手段，编造了“高云鹏是汉中8.19炸楼事件主犯”的谎言。迟群们认为，把“炸楼主犯”这么大的罪名加到高云鹏的头上，他一定会屈服的。但是，高云鹏没能让他们如愿。
    高云鹏说：“北大宣传队为了整我，派人到汉中搜集我的材料。他们找到一个姓蔡的‘统派’小头头，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是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大概也不知道事件的真相。但是来调查的姓郑的人告诉他，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件，肯定会有人在后面支持你们，而且这个人也不会是一般的人物，你们把这个人揭发出来才能减轻你们的责任。姓郑的告诉他，自己是8341在北大支左的，可以帮助他。这样，他就编出了一个故事，说炸楼前有一个人来到他的办公室，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执行了。他说等一等，并拿起电话向接电话的人报告了这件事。打完电话他就告诉来人去干吧。这人走后不久就听到外边的爆炸声。我就是他电话请示的那个人。除了这个编故事的人以外，没有任何证明的人，包括他说的那个来到办公室请示他的人。宣传队拿到这样的材料就当成‘炮弹’来整我了。”[12]
    1970年7月27日  全校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揭发、批判他在炸毁汉中汉运司大楼流血事件（即1967年8.19炸楼事件）中的问题。会上，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负责人宣布了把高云鹏交由汉中地区人民批斗处理的决定。
    1971年2月，胡宗式被押回北大接受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他听说了高云鹏在1970年7月就被宣判“死刑，缓期二年”的消息。1971年2月26日，在办公楼召开第二次批判聂元梓大会，胡宗式参加了这次大会。批判会的中心就是汉中汉运司职工大楼被炸、死亡40多人的事件（笔者注：具体伤亡人数说法不一）。发言者说：“高云鹏就是这次炸楼事件的总指挥。他和聂元梓是什么关系呢？高是聂派去的，事前高和聂通讯频繁。8.19那天，高云鹏来电话一直请示聂元梓，聂说：抓住要害要狠狠地打。那边高就炸楼了。”
    关于汉中8.19炸楼事件，徐建忠是这样描述的：“汉运司在北大街上，是交通要道，被对立派占领了，对‘统派’来回经过的人，他们用石头砸，当时那里的气氛很紧张。8月19日上午10点多钟，我跑到路南一座民房的顶上观看。我看到‘统派’的一辆车闯入后，就发生了爆炸，死了好多人。飞起的石头和一段水泥构件，落到我所在的房顶，险些把我砸到。我赶紧跑下来，一直跑到高云鹏的住处，敲开房门，他在睡午觉。我问他，这一派把对方的楼炸了，你知道不？高云鹏说：不知道。我说，这么大的事也不商量一下。”[13]
    高云鹏被押回汉中关在汉中看守所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汉中方面并没有介入审查高云鹏的事情，都是北大宣传队的人找他谈话，并诱导高云鹏作伪证。高云鹏说：“我被抓到汉中后，开始汉中并没有把我当成炸楼案件的当事人，因为当时他们调查的结果并没有我参与炸楼的证据。所以很长时间汉中当局并没有找我‘审查’相关的情况。倒是原来哲学系宣传队的指导员，后来是校宣传队副总指挥的魏银秋，整天找我谈话，谈了一个星期。内容是引导我回忆北大文革中的一些事件，都是要给校文革、老聂强加罪名的。有一个要我‘回忆’的事件最具代表性。魏银秋启发我很久我都没有理解，后来他干脆告诉我：只要我配合他们‘搞清’一件事，明天就能放我出去，而且说他说话是算数的，是说一不二的。他要我说的就是40楼打死一个井冈山学生的事。情节要按他说的来‘交待 ’，即头一天晚上校文革在临湖轩开会，我参加了，会上老聂决定第二天让工人兵团到海淀镇去抓人。被打死的人就是这样被抓住打死的，事件是老聂策划的。我告诉魏银秋，我所知道的情况跟他让我交待的情节完全相反，事先校文革和老聂并不知道工人兵团在抓人。当天上午听说这件事之后，老聂和老孙的态度都是坚决制止的。直到工人兵团都撤回来之后他们还批评了有关人员。说这件事是老聂策划的不符合事实。我拒绝写这样的口供。魏银秋威胁我说，‘你不要命了？！’还说他们根据我前几天的交待把材料写了出来。我说你拿出这几天谈话的记录看看，都是你引导我时你自己说的，没有一句是我讲的！魏银秋说我是顽固分子，给我活路我还不走。我说正是因为你们要把我置于死地，我才非要说实话不可。我不能死了还给党找麻烦，对党不忠诚。就这样通过我陷害聂元梓的目的没有达到，但他们在北大却已达到了制造虚假舆论的目的。”[14]
    1970年下半年以后，高云鹏一直被关在汉中看守所里。高云鹏说：“开始时，把我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有两个人陪我住，外边24小时都有值班的，随时打开门上的窗户监视着我的动态。或者我是个特殊人物，或者问题严重，不然不会下这么大的功夫。我面临的形势是非常危险的，这我能感觉到。魏银秋就对我说：你的问题很严重。问我是想死还是想活。如果想活就和他们合作，争取从宽处理。甚至说他们说话是说一不二的，只要我能配合，明天就能把我放出去。我拒绝诬陷别人，魏银秋就说：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我说正是因为你们要置我于死地，所以我才不能说瞎话，我死了，死无对证，我就更不能说瞎话给党找麻烦。我在看守所从心理到物质上都做好了处死我的准备。”[15]
    魏银秋们说：“还留着这样顽固不化的分子干什么？”汉中积极追随他们的人就说高云鹏就是8.19炸楼事件的决策者，先后两次往陕西省上报的卷宗都是要求判处高云鹏死刑的。但因为只有姓蔡的这一个人提供的证词，连他说传话的那个人都不知道这事，当然证据不足，两次都被省上打了回来。

4. 电信局的工程记录戳穿了迟群之流的骗局
    汉中当局拟判高云鹏死刑的卷宗第二次被打回来后，为了寻找当时给高云鹏打电话的新证据，他们决定去电话局询问值班人员，让他们提供给高云鹏接通电话的证据（当时还是由电话局插接电话，而不是自动接通电话的）。没想到电话局的人说当时电话线都被割断了，根本就没有电话可接。为了查清电话线被割断的事情，就查看了当时的值班记录。
    高云鹏说：“1967年的工程记录清楚地记载着，8.19事件之前三天，武斗地段的电缆线就已被割断，经过那里的电话线路都不通了。事故发生后，电话局值班人员曾去现场查看，发现电缆被割断了，因为那里武斗比较严重，他们不能接通被割断的电缆，回来后做了值班记录。武斗结束之后才去把电缆接通。这也是当时值班记录记载的。三年前的记录如果不查谁也不会去看它，但是三年之后却成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武斗的时候那个姓蔡的小头头是不可能给我打电话的，我住的地方也不会接到电话，所以电话请示我的谎言就彻底被揭穿了。对我的诬陷自然也就不能得逞了。”[16]
    上述这些事情的内幕，当时高云鹏一无所知，只是到了1972年以后，对他的看守比较松了，甚至还让他在那里管理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人，包括8.19事件的有关人员。高云鹏在汉中看守所总共被关押了六年多时间。
    四人帮倒台后，汉中当局急于放高云鹏出去，但汉中分校和北大都以各种理由让他先待在汉中，不要回北大，并说北大很乱，回去对他不利。这样，汉中方面就把高云鹏弄到一个监狱（4号信箱）的就业队的客房里去住了。他在这里住了三年左右。平时，他参与附近一个知青点的活动，因为要恢复高考，就带着这些孩子们复习功课。由于活动比较自由了，汉中当地的朋友经常到其住处来看望他。高云鹏对自己这些年的遭遇的内幕，都是这个时期听朋友们告诉他的。
    高云鹏说：“事情彻底弄清楚之后就应该解除对我的审查了，但是北大以各种理由拖延问题的解决，不让我回到北大来。汉中革委会只好把我安排在一个保密的地方，既保证我的安全，也防止我和外界的接触。汉中和陕西省做了多次努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省便采取果断措施，派人直接把我送回北京了。但是，当时由聂、孙专案组的人出面接待，以没有正常手续为由不予接收。结果陕西省的来人把我留在北京，他们回去后又按北京的要求发来一份汉中中级法院的判决书，宣告我‘无罪’。陕西为什么只拿省上的信件就把我送回来呢，因为把我送到汉中接受审查，并没有办理过任何法律手续，事情已经很清楚，当然他们就把我送回来了。北京要把责任推到汉中头上，所以一定要人家履行法律手续。汉中无奈，只得发来一份‘宣告无罪’的刑事判决书把事情了结了。我在隔离时和外界没有联系，上述有关8.19炸楼事件以及他们要处我死刑的情况都是后来知道的。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就比较自由，可以和外界有些联系了。这期间不少人给我讲述了8.19事件以及整我的情况。整我的人极力要处死我，我心里是有数的，但是因为没有得到陕西省的支持，没有得逞。所以不会对我宣判死刑，更不会在社会上宣布。北大传播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谣言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看了你们的来信才知道北大在1970年就已经这样传播了，我想这可能就是当时宣传队给汉中的指示吧。”[17]

5. 十年后，高云鹏回到北京
    1980年，高云鹏回到北京，送他回京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高云鹏在知青点时负责和他联系的汉中中级法院的汤同志。回到北京后，开始回学校受到种种阻挠。后来大概到了1982年校党委才做出决定，让高云鹏恢复工作、恢复党籍、恢复工资。但在他办理恢复的过程中，又受到某些人的无理阻挠，不让他回系里工作。当时主管这件事的校领导是张学书，他不愿扩大矛盾，想息事宁人，于是找高云鹏谈话，希望他暂时先不回学校。刚好此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为编辑出版心理学卷，邀请高云鹏到大百科去工作。经校领导同意，高云鹏就被借调到大百科工作了，但人事关系还在北大，工资也在北大领取。
    1989年心理学系新的领导班子组成后，要高云鹏回心理学系工作。这时大百科心理学卷也已编成，只待印刷出版了。于是，高云鹏在1989年4月回到心理学系。不久，系里派他到深圳、四川等地去讲课，“六四”以后回到北京。
    诬称高云鹏是“8.19炸楼事件决策者”的谎言早已被揭穿，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迟群之流的陷害。但是，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影响也没有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在不明真相的群众心目中，高云鹏还是汉中“8.19炸楼事件”的主犯。高云鹏蒙冤受屈的事情早已有了正式结论，北大校一级的领导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在四人帮倒台二十多年以后，199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纪事》仍有如下记载：
    （1967年）8月19日  高云鹏在汉中653分校参与汉中地区造反派组织的活动，支持抄砸当地公安处，插手武斗。今日发生炸毁（汉中运输公司）大楼的“八一九”事件，造成29人死亡，30余人受伤。
    如前所述，高云鹏是1967年5月下旬才到达汉中。在此之前负责分校工作的是周培源和戴新民。高云鹏到汉中分校的任务，就是动员学生脱离当地的文革。他的任务完成后，本应很快回到北京，不得已滞留在汉中的直接原因，就是周培源没有回来。《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在这里采取了一种含混的说法，不知意欲何为？
   北大整党时，开除了高云鹏的党籍。关于这件事，他说：“我的党籍是在北大整党的时候，大概是1986年吧，被开除的。实际上，我文革以来没参加过组织活动，系里整党时通知我，我没去参加会议。关于开除我的决议是怎么讨论通过的，我也不知道。事后系党委找我谈话，希望我在决定书上签字，我根本不予理睬。一直到很晚的时候了，系党委书记找到我家跟我谈这事。我说，你们通知我几次我都知道，如果我有机会申诉的话，我早就应约去跟你见面了。现在你们把决议都写出来了，就让我签个字有什么意思啊。我不会在这个决议上签字的，因为这个决议是你们强加到我身上的。就这样，我把书记打发走了。”[18]
    高云鹏在开除党籍后，曾经很感慨地对徐建忠等人说：“说我反党，我为什么要反党？是共产党才让我有机会上了大学！3.29武斗之后，聂元梓让我到44楼把关，这是个别说的，并没有开会研究，校文革也没有通过任何有关的决议。说实话，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总指挥’，没主持过研究武斗的会议。别人把我看成是总指挥，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这也是其中一个罪名，我觉得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把历史事件弄清楚就行了。”

结束语
    迟群一伙编造的 “判处高云鹏死刑缓期二年”的谎言，骗了我们几十年，我们都以为高云鹏真的是在1970年就被判“死缓”了。迟群们的专制及其余毒，给高云鹏和他的家庭带来了无法估量的伤害。我们这些和他相识的人，谁都不忍心去揭他的伤疤。但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写一写他的遭遇，我要把真相留给后人，这是历史赋予我的责任。
    迟群之流虽然没能把高云鹏害死，但却耽误了他近20年美好的年华。从90年代起，高云鹏做了心理学自学考试工作，在宣传心理学、普及心理学上都做过贡献，并致力于心理咨询在中国的推广。他现在要做的事情，都是急不可待的。他要给自己的老师写传记、制定自学考试的开考计划、编写教材、讲课等等。他对我们说：“你们对我的情况不清楚，而且听到的和事实又相去甚远。你们希望我能说说有关的情况，我实在抽不出那么多时间去回忆那个时期的事情，因为研究历史和回忆自己的经历是很不相同的两件事情。要投入进去，不仅要时间，更重要的是情感，要全身心的投入。我真怕经受这么剧烈的折腾，特别是我现在花不起这么多时间。”[19]我们都非常理解他，尽量不去打扰他的工作和生活。
   迟群之流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给人罗织罪名，不择手段，诱供逼供，造谣诬陷，无中生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无所不用其极。其卑劣程度，令人发指。高云鹏的遭遇，只是他们种种恶行中的一件而已。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最终想达到什么目的？幕后的指使者又是谁？许多问题还没有揭示。笔者年过七旬，已无能力深入探究，希望将来的学者能够做进一步的研究。

2015年12月3日（接高云鹏来信后）定稿




[①] 高云鹏被打击迫害，发生在1970年2月以后，此时老五届学生都早已离校或即将离校。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基本一无所知。近几年，我们试图弄清楚高云鹏被迫害的情况，又怕伤害了他，直到他表示“我应该说清楚的我一定要说清楚，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不然我死也不会瞑目”后，我们才主要通过邮件联系的方式，了解到他的相关情况。此文的主要内容应该看成是高云鹏的自述。
[②] 有关 “五一六”问题的文章和论述很多，限于篇幅，兹不赘引。简而言之，在北京确实存在过的，只有一个以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为首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另外，北京外语学院有一个叫“六一六”的组织，两者都是反对周总理的，且互有联系。至于1970年开始在全国大规模清查的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请参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 第198—199页），另请参见王广宇（曾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撰《“五一六”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149—157页）。在这场运动中，有数百万人遭到残酷迫害，上千万人受到株连。
据王广宇先生回忆，在“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写好了多篇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但还未张贴的时候，中央文革记者站的通讯员就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谢富治正在开会，“电话记录”在与会人员中传阅了一圈，但没有任何人表示态度，所有的人都态度冷淡，不置一词。所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实际上就是在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等人的纵容下贴出来的。（王广宇：《“五一六”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   
[③] 周景芳，中国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哲学所研究人员，1967年4月至9月，任中共北京市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并任市革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④] 吴传启，学部哲学所研究人员，文革中是学部群众组织“联队”的核心人物，是关锋在社会上的一派势力的代表人物。
[⑤] 1967年，北大所了解的“五一六”，是以张建旗为首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新北大公社动态组负责人胡宗式获悉他们贴出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并散发传单的情况后，立即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作了报告，并按指示将相关材料转交给总理办公室。另据北大校友告，北大《除隐患》战斗队对“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这是一个很小的组织，虽然号称有八个“方面军”， 但人数不过一二十人。这是一小撮在 “反二月逆流”浪潮中冒出来的极端分子，他们只攻击周总理和几位被认为是“二月逆流派”的副总理。受条件限制，北大的调查很有限，但未发现该组织成员同吴传启一伙有组织上的联系。
[⑥] 有几位宣传队成员的讲话记录表明宣传队有这种看法。
[⑦] 迟群（1932-1999），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68年随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先后担任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他和谢静宜是毛泽东派出接管清华、北大的红人。
[⑧] 参见《记忆》139期专稿 章铎： “我所了解的孙蓬一”；或参见胡宗式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2wahc.html
[⑨] 高云鹏2015年9月3日来信
[⑩] 高云鹏2015年9月10日来信
[11] 徐建忠，技术物理系65级学生，夫妇二人都是北大校友，均为原宝鸡凤翔师范（后并为宝鸡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六校）退休教师。因为我们相距很近，现互有往来。
[12] 高云鹏2015年9月10日来信
[13] 2015年9月22日拜访徐建忠夫妇的访谈记录，徐建忠已经审阅。
[14] 高云鹏2015年9月10日来信
[15] 高云鹏2015年10月13日来信
[16] 高云鹏2015年9月10日来信
[17] 高云鹏2015年9月10日来信
[18] 高云鹏2015年9月27日来信
[19] 高云鹏2015年9月10日来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2wwc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