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Jeremy Brown谈文革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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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50周年纪念之外，被忽略的文革历史



现年39岁的杰米里·布朗(Jeremy Brown)是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该校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伯纳比市。杰米里曾在哈尔滨求学，在天津从事研究工作，他尤其专注于研究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城乡区隔问题。最近，他参与编辑出版了《基层毛泽东思想：高度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日常生活》(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一书。在接受采访时，他谈论了文化大革命开启50年周年这个话题，也讲到了自己钩沉式的史学研究技巧。


问：本月是文革开启50周年。对此您有哪些思考？


答：对于谈论这个所谓的50周年，我不是太有兴趣。具体指的哪一天呢？5月16号？


问：那是有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发出的日子。


答：没错，不过在1966年，只有高层官员知道这个通知。普罗大众是在整整一年后才知晓。你可以说，对于北京和少数大城市的政治权贵而言，1966年5月是个关键的时间点。1966年的北京显然有大事件在发生，但别的地方也有其他的重要事件。


问：比如？


答：比如“四清运动”，它也经常被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始于1963年，但真正展开是在1964年。


问：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


答：这是“大跃进”运动引发大饥荒（被认为是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有大约3000万人丧生）之后的余波。毛泽东将这场大饥荒归罪于被残余国民党力量和地主腐化的恶劣地方官员。他说一些地方土改进行得不好，所以才会发生饥荒。说是因为地方乡村组织不够纯洁——这是毛泽东为自己找的解释。那个时期，也就是1960年代初期，宗教和经济活动有所复苏，出现了一些类似资本主义商品买卖的行为。有些村镇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外从事副业，赚取外快。


所以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发起了“四清运动”。它的损害非常之大。有不少工作组入驻乡村，调查地方官员，大力惩罚被他们看作阶级敌人的人。


问：似乎不太听人谈起这场运动。


答：那是因为它发生在农村，村民没有机会对外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本该在两年前谈论这场运动的50周年。


问：还有什么原因让你不喜欢谈论今年这个周年吗？


答：它实际上持续了三年时间。红卫兵的行动是一部分，但1968年至1969年间暴力事件更多，当时毛泽东派了军队过去，试图通过建立革命委员会来恢复秩序。不过，我的悲观预期是，这个纪念日会主要聚焦于有关红卫兵制造混乱的叙述和精英知识分子遭遇的迫害。


问：因为是知识分子记录历史。


答：知识分子写书和记录自己的经历，的确是一个因素。不过我们其实都倾向于忽略大多数人是如何生活的。


问：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知晓的？


答：我们很少听到“造反派”的事情。这里说的是工厂里的工人，不是红卫兵。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成立时，他们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和军方一起管理工厂和很多单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这些人成了替罪羊。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也没太多社会关系，无法将自己的经历向外传播。而且有关他们的历史令那些之前利用他们，在文革中幸存下来而且之后过得比较好的官员感到尴尬。他们被称为“四人帮分子”。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很少。


问：您最新编辑的文丛有意改变这种状况。其中，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奎松撰写的一篇文章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是有关一名男子因同性恋取向遭遇迫害的故事。您自己写的那篇则显示了在当时朋友和对手会如何改变人们身上的“阶级标签”。


答：所有撰稿人都注意到的一点是，各项政策并不是在中国各地同步实施。事情是按不同的时间表在各个村镇和工厂展开的。人们也搞不懂上面的政策——他们感到困惑和矛盾——只能按照自己对政策的理解行事。他们读报纸，听广播，试图搞清楚政策会是什么样，但这些东西到了村里还是会走样。


问：从某种程度上讲，很多事在毛泽东时代还能照常进行，挺让人意外的。


答：我们常常看到文革期间大量群众集会的照片，但事实上有很多人主动回避了这些活动。想想这点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并没有参与其中。经济还在运转。也没有大规模饥荒。还有史无前例之多的人依然在上学。


问：正因如此，在谈论毛泽东崇拜之类的问题时就需要做更多细微甄别。


答：当你看到人们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以及他们对这位“伟大领袖”致敬的仪式性行为——比如跳忠字舞——会感觉有些荒诞。但它只发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在一些城市，毛泽东崇拜的气氛非常热烈。但如果从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这整个时期来看，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试图摆脱政治影响，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单位里和搞运动时会出现毛泽东像，但对很多人来说，那就像是背景里的杂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政治叙事并不是脑子里的头等大事。这是我们通过这本书想努力展现的一点。


有时候你的确躲不开政治，比如有一章写天津一个年轻人试图逃避被下放农村，而那是一场规模庞大的社会改造运动的一部分。该篇文章是基于这个年轻人的日记写就，读起来就像是非常普通的青少年日记。他担心人们对他有看法，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接下来还会遭遇什么。


问：这一章是上海图书管理员沙青青所写。他是如何拿到这份资料的？


答：他在一个旧货市场买到的。


问：你也有不少这样的资料。


答：我是从瑞典文革研究专家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那儿了解到这种研究方式，他开创了这种被他称为“汉学垃圾学”(Sinological garbology)的研究。本世纪初我开始收集这类资料时，从旧货市场和网上可以买到的东西数量多得惊人。当时比较小的街道办公室在进行翻新或搬迁，所以他们处理掉了自己觉得不再需要的旧文档——有些就流到了市场上。如今，这种基层文档的流通少了；更像涓涓细流，而不是激流迸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510/c10chinabr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