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之：纪念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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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
——纪念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

启之


得知王年一先生脑梗塞住院，我知道他活不了几天了——我的叔叔死于此，我的中学同学亦死于此。我跟几个朋友想去三○一看他，遭到其家人的严拒。9月13日，王先生在昏迷中辞世，享年七十有五。
我1987年就认识王先生，他那时是国防大学教党史的教授，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教师。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想一边教文学，一边研究文革。王年一是文革研究的先行者，从我上门求教之日起，我们即开始了长达二十年或热或冷的交情。但是不管冷热，我都敬王先生为师，自诩其私淑弟子。王先生则把我当作无话不谈的挚友，当面叫“老吴”，写信称“吴兄”。
我与王先生的交往，可以分成“热—冷—热”三阶段。前十二年是热，后五年冷，再后三年温度大幅度回升。“热”的岁月里，我是他家的常客，与他探讨各种问题。中国学者封锁、垄断资料的恶习，在他那里荡然无存——他不但无偿且主动地借我资料，而且还向我提供他的心得体会。可以想象，在视文革为禁区的氛围中，他的热情和无私，给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业余涉猎者多么大的温暖和鼓励。有一次，他告诉我，北大、社科院、中央党校和国防大学四个单位要成立文革研究所，中宣部长胡启立已经批准，我连夜跑到他家报名。他说我是第一个报名的，还说，来这个所的人都是学党史的，正需要我这个学中文的，他甚至连我的工作都安排好了——负责一个文革研究和资料的专刊。“六四”的枪声击碎了我们的梦想，但是并没有减弱他为我寻找出路的热情。机会终于来了——图们要写《康生与“内人党”冤案》，想找个青年人合作。王先生推荐我去。我一听书名就火了——“内人党”冤案是从“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来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是前门饭店会议决定的，这个决定是毛泽东批准的。康生虽然不是东西，但是他跟林彪、“四人帮”一样，与“内人党”冤案没什么关系。我当着王先生的面，狠狠地痛斥了这种迎合上意的作风，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举荐。王先生对我的不识抬举，非但没有丝毫的不悦，反而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我有胆识、有原则、不趋时媚上。直至十几年后，他给阎长贵先生写信，还念念不忘地表扬我“有文人的骨气”。九十年代初，我还参加了王先生主编的《文革大辞典》的编撰工作，负责撰写内蒙古的辞条，王先生对我称赞不己。后来，他给阎长贵先生写信，谈到国内埋没人才时，说我在国外会成为“名教授”，而他在国外只能成为“名教师”。其实，无论国内国外，要想在文革史上搞出名堂来都大不易，我认识的几个研究文革的，澳大利亚的阿尼塔•陈、瑞典的沈迈克或先或后都改了研究方向。文革发生在中国，以史做镜应该是中国人的事，指望外国人欣赏你打磨的镜子，难矣哉！往大了说，这是搞社科人文的共同困境——在国内受限制，在国外被忽视。
话说回来，人都爱听好话，王先生的谬奖和推重，使在孤寂中摸索的我跟他迅速亲近起来。虽然他的谦虚仁厚和奖掖后进足以让我们“打得火热”，但更吸引我的，是他勇于认错的作风。跟我一样，王先生是性情中人。我的学生对我的评语——天真幼稚，没有机心，没有城府，不会处世等等都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到王先生身上。性情中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怒形于色。有一次，我们正在他家谈天说地，他的妻子插了一句什么话，一下子把他惹火了，他吹胡子瞪眼，大发雷霆，那股蛮不讲理的横霸作风，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能有一拼。王夫人是天下最贤惠的妻子，坐在他身边，一言不发，直到他发完脾气，才悄悄地起身离屋。过了一会儿，我去洗手间，发现她躲到客厅的角落里偷偷地掉泪。我的“胆识”和“原则”再一次爆发出来，回屋关门，我对王先生正色道：“古人说，当庭训子，关门教妻。这后半句虽然有点封建夫权，但是人家封建夫权还知道保护别人的自尊心呢。您当着我的面训太太，也太伤人自尊了。再说，人家整天侍候您，没功劳也有苦劳，就算哪句话说的不妥，也不至于发那么大脾气呀！”王先生没说话，闷头抽烟。我自觉没趣，又呆了一会儿，起身告辞。这时，他说话了：“老吴，你别走！”我看着他，他的神色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承认错误！”说着，他打开门，朝着客厅里大声说：“老吴批评我了，我错了，我给你道歉，老婆子，王年一同志请你原谅！”
此后不久，王先生得了脑血栓。我很有些感慨：敢于直面自己一丁点儿小错的性情中人，活在一个是非不分，且明知错了却死不认账的世道里，能不得脑血栓？
我们关系的由热而冷，是因为那本《文革大辞典》。1998年秋，我正在瑞典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客座。有一天，中心主任沈迈克拿着一封信兴冲冲地跑来找我：“嗨！好消息！英国一家出版公司要出一本文革辞典，咱们组织一个班子干吧！” 迈克是哈佛大学的汉学博士，欧洲著名的文革专家，他深知国内研究文革的难处，很为那本汇聚着五百多人的心血，数百万字的辞典出不来着急。他知道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把国内出不来的《文革大辞典》译成英文在国外出。这样既可以帮老朋友王年一的忙，又可以在为东亚研究中心找个好项目。我的热情也被点燃了，马上给王先生写信，告诉他我们的计划，请他把书稿要回来，以便谈版权的问题。迈克的干劲冲天，又申请经费，又跟英国商量翻译事宜。我征得迈克的同意，从丹麦请来了一位精通中、英、德、丹诸种文字的哲学博士周一云女士，请她主持翻译工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这东风左等右等，就是不来。我急得要死，又写信，又打长途，最后，王先生终于回话了：他要不回来书稿——作为中间人的书商狮子大张口，向出版方索要一大笔钱。
我不禁无名之火三千丈：这是什么主编呀！几百号人的心血，在国内一压就是七八年，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居然被一个小小的书商卡住了……
我们中间从此有了芥蒂。但是真正闹翻是在我回国之后。
王先生写了一本《文革杂谈》，联系了N家出版社，没人敢出。他的研究生说有办法，王先生满怀希望把手稿交给她，结果泥牛入海。王先生给她写信，不回；打电话，没人接。王先生不会用电脑，所有的手稿都只有一份。万一弄丢了，损失就大了。我又气又急，一边抱怨这年头的人轻诺寡信，一边为如何要回手稿出谋划策。后来，经过了许多周折，这部稿子终于回到王先生手中。我不自量力又自报奋勇，帮他联系香港的出版公司。于是，王先生把书稿交给了我。
拿到书稿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第一，在交给出版社之前，必须先把它变成电子版。也就是说，我得从简单劳动做起，先当录入员。第二，必须做一番整理编辑工作：删繁去重，选择篇目，确定目录，增加序跋。我放下手中的活儿，一篇一篇地读，边读边改。我正在此中摸爬滚打的时候，王先生来了信。我一看大惊——他要我在此书上署名！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敬谢不敏。王先生不依不饶，又来信，坚持让我署名，而且我的名字要署在他的前面。其口气不容置辩，简直是命令。我怒了，跳起来给他打电话：您这是命令主义，军阀作风！国民党军阀！王先生来信说，我说他军阀，说他国民党，他很伤心。我只好歉歉连声，好言相慰。
那时候，他正在为林彪着迷。他掌握了相当的证据，证明林的外逃完全是毛逼的。我对林彪并无好感，他在搞个人迷信，搞阶级斗争，推进军队的极左化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我能够完整地唱下来的可怜的几首歌里，排在第一的就是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但王先生敢于为林彪翻案，是他思想的一大飞跃，也是文革研究中的一大突破。我劝他写文章往国外投稿，并以多位国内作者为例，说明现在宽松了，只要是学术文章，不会找作者的麻烦。王先生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不敢，我怕，怕人家整我，怕坐监狱。我是病人，真坐了大狱，我这身体几天就死了。”说到这里，他拿烟的手颤抖起来，五官扭成一团——他哭了，老泪纵横。看着他那孩子般的抽咽，我的心里升腾起复杂的感觉，这里面有可怜，有悲伤，也有轻蔑。在我看来，既要追求真理，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真正的历史学家要有才学识胆。敢不敢说真话，就看你有没有胆量。“我不敢，我怕”，这算是什么历史学家？王先生在我的眼里又矮了一截。
此后不久。王先生说，他手里有些重要的文革资料，希望与我合作编一本《文革大事详记》。但是他的材料不宜拿出家门，只能我到他家去写，而他家又没电脑，商量的结果是，我先买一台手提。当时我所在的研究中心正在福利分房，我要分到位于市中心的大房子，就得交出位于四环外的小房子，我对电影研究早就烦透了，从国外回来，就想辞职，合作编书的事给我提供了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那天晚上，从王先生家归来，我激动万分，躺在床上，不顾妻子的困倦，大谈人生理想。又是辛稼轩的名句，又是蒲松龄的名对——从“男儿到死心如铁”到“三千越甲可吞吴……”我这厢念念有词，妻子那厢早已进入黑甜之乡。
在我放弃了福利房，买了手提电脑，就差辞职的时候，王先生却黑不提白不提了。我等得不耐烦，拎着手提，登门催问。往常我一进门，王先生总要在夫人的帮助下，挣扎着站起来，跟我握手。这回，他坐在沙发上，神情颓丧，只是示意我坐，然后就闷头抽烟。我把手提摆在他面前：“王老师，这是我买的手提。”他冷冷地瞅了一眼，好像和他无关。我点了一根烟，还没抽一口，啪！王先生一巴掌拍在沙发的扶手上，我吓了一跳。他声音嘶哑地吼道：“这也不让写，那也不让写，整天就是歌功颂德，搞他妈的假大空！”他怒目圆睁，肩膀抖动，嘴唇哆嗦，大鼻孔一煽一煽的，眼神变得陌生而冰冷，直直地盯着我，好像我就是那些整天搞假大空的政宣干部。被他盯得发毛，我赶紧找话：“王老师，出什么事了？谁不让您写了？”王先生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长叹一声：“唉，不写了，不写了，写了也出不来！”
合作编书的事就这么黄了，我的大房子也没了。一位跟我很哥们的同事听说我放弃了福利房，不解地问我：“交出四环外的小房子，换个市中心的大房子，一把就是几十万呢！这好事你不干，不是傻B吗？”我有苦说不出，既不能找王先生算账，又不能跟人们解释。窝囊透了。
我的不满，王先生毫不知觉，仍旧给我写信（他很少打电话），仍旧请我去他家。我知道文革搞不成了，赶紧回过头来搞正业。我的正业是电影研究，这是官方控制最严酷的领域。新时期电影，八十年代尚有向现实主义回归之势，九十年代以降，银幕上几乎一无可观，要么是浅薄无聊的娱乐片，要么是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有想法的导演冒死犯难搞违规电影，有想法的研究者著书撰文试图发出清醒的声音。然而，违规导演一再被黜，清醒的文字无法发表。在此语境之下，搞正业而似有较大空间的只有历史。而在电影史中，最能自由言说的就是外国电影。我译过几本英文书，英文的读、译尚可，在瑞典、法国又有些人脉，我琢磨，如果从瑞典电影史入手，进而扩展到欧洲电影史，在国内混个权威并非难事。但是，当我面对着瑞典使馆文化参赞送来的一大堆伯格曼的资料的时候，我改了主意——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为了一个区区博导教授而放弃初衷，让我瞧不起自己！何况思想专制和文化封闭造成的学术空白多多，也不缺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主儿。要搞电影史，就搞中国电影史，要搞中国电影史，就搞文革电影史。而文革电影又与十七年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我就从十七年搞起。
于是，我开始搜集资料，埋头搞1949至1979年的《中国电影研究资料长编》，为写十七年电影史和文革电影史做准备。我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没时间理睬王先生；而王先生逢年过节照样给我写信问候，我接信后仅仅打个电话而已——我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在忙活了几年之后，我突然悲哀地发现，我的“曲线治学”几乎化成了泡影——殚精竭思写的电影史，因为提到了反右，写到了文革，就没地方出版，即使我自费出书也不行。我的两本思想随笔和批评传媒的集子，以及编写的电影评论集都无法问世。我编的电影研究资料虽然侥幸获准出版，但是辛苦搜集来的“阴谋电影”剧本和评论统统被砍掉，160万字的资料变成了120万字，四卷本变成了三卷本。我给研究中心打的“拉片报告”被驳回，主任告诉我，文革电影不宜研究。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就在我郁闷的时候，两位国安人士找到我的单位，跟单位头头历数我的种种莫须有的“罪状”：在出国讲学期间，与异议人士刘宾雁见面，向国外传递国内人权资料；六四前夕与朋友聚会，商量如何帮助在“风波”中受伤致残的人士。国安人士让头头转告我，如再乱说乱动，就将以“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法办。
从此我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敢打电话，怕有监听；不敢发电子信，怕公安黑客；不敢在家里放文革材料，怕被不速之客搜出没收。不敢与国外的亲友联系，怕把他们当成美蒋特务、异议分子。恐惧是瘟疫，会传染，我的熟人朋友见到我时的微笑，不约而同地僵硬起来。某日，我到某知情者家，他竟让我把衣服脱掉，把鞋放在门口，然后才能进门——他怀疑我身上被安上了窃听器。那段时间，我成了自己的把关人，每做一件事，都要站在国安的立场上研究一番，它是否属于乱说乱动……
惶惶不可终日之中，我想起了王先生，想起了他带着哭腔说的“我怕坐牢”，想起了我对他的腹诽。我突然意识到，我看不起一个半身瘫痪的老人，只能说明我的浅薄轻狂。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向我挥起铁拳，它只是朝我轻轻地吹了一口气，我就吓成了这副样子。作为党员、军人，王先生比我承受的压力更大，他的头上不但有党纪国法，还有军事法庭。他的同事不是因为在书中披露了邓小平永不翻案的检查，而成了阶下囚吗？
极权专制是靠恐惧来维持的。恐惧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它吞噬了知识分子群体，毁灭了社会道德，扼杀了创造精神；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御用文人，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见风使舵的投机者。随着社会的进步，恐惧也在移步换形，它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在光天化日下纵横驰骋，而是隐匿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使你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当你一旦想说真话的时候，它才会现出原形，狞笑着抽紧你的神经。
然而，恐惧也使我对王先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主编、撰写了那么多有份量的书：《文革大事记》、《文革第一年》、《文革大辞典》、《文革杂谈》、《文革研究资料》……，没有一本问世。三卷本的《文革研究资料》已经装订出厂，却因为高文谦的举报而全部销毁。香港中文大学熊景明想跟他要一套，他却无书可送，如果不是我送一套给他，他这位主编只能束手。我的书是心血，他的书同样是心血，我的书出版不了，我郁闷，他的书出版不了，会比我更郁闷。因为他老年体衰，来日无多。他非让我在他的书上署名，或许是因为出书心切吧？他在编书上的失信，肯定是受到了官方的警告。有关部门不是时常找他，以党纪国法相威胁吗？他不敢在国外发表文章，那只是一时的怯懦。这是正常的人性，我不是也不敢出版我的关于文革的书吗？然而，他毕竟是大写的人，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就在与我谈话不久，他即掷老病之躯于虎口，以残瘫之手，著惊世之文，与何蜀先生合作，将“九一三”真相公诸于世。为了这篇文章，国防大学的组织部、保卫部多次找他谈话，禁止他写作。王先生怒极，四次以掌击桌，痛斥来人。此时此刻，他已经没有了顾虑，没有了恐惧。他豁出去了！他在去世前致阎长贵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个人得失不必计较，国家兴衰却不能不计较”。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信念。
我们的关系从此由冷转热。
有人说，当今之中国颇类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人说，当今之中国仿佛举办奥运会前后民族主义澎湃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也有人说，当今之中国就好像回到了虚骄浮夸的晚清。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三段历史的共性——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放在当代中国身上，却贴切入微。
当权者以另类的历史想象来安慰自己，他们把当今中国比作盛唐，比做康乾之世，于是有了80多集的《贞观长歌》，有了“我想再活五百年”的乾隆宏愿。这种想象回避了盛唐之所以盛的原因，忘记了那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尽情挥洒的时代。这一想象屏蔽了康乾撒下的恢恢文网，隐匿了文字狱的凶残，掩盖了天朝上国在英使来访中暴露的无知和虚矫。而康乾盛世的伟大学术成果——经学和考据，恰恰证明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衰败与枯朽。中国落后于世界，正是从那时开始。
清醒之士是有的，160多年前，在升平之中最先感到大难将至的龚自珍告诉人们，这个盛世不过是“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1839年5月，在顽固派的打击下，龚自珍辞官南归。在离京的路上，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促柱危弦太觉孤，琴边倦眼眄平芜。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在中国历史上，“生不当门也被锄”的仁人志士不知凡几，他们并非体制外的挑战者，只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他们并非政治异议人士，只是学界的一份子。他们的“反骨”和不幸，全在于他们的所从事的专业和诚实守信的品格。他们的最大希望不过是以求真之学，补益于社会；以历史之失，警醒于当局。
是的，锄掉他们是容易的。只须一个文件，就足以让他们失语；只须一次谈话，就足以让他们的脑血管破裂；只须一个暗示，就足以让他们的儿女成为他们研究的绊脚石……。最后，只须一个“和谐社会”，就足以让他们在苦闷和孤寂之中死去——2007年9月13日晨八时四十分，王年一先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加入到那众多的他所敬佩的志士仁人的队伍之中。
希特勒锄掉了托马斯•曼，勃列日涅夫锄掉了索尔仁尼琴，清政府锄掉了龚自珍。香兰锄掉了还会长出来，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已经成为人类的不朽遗产。那些专制帝国呢？

北京
2007-10-20初稿
2007-10-27修改
2008-9-7定稿

《记忆》第１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