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声 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7-12)

tuffy05

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七）

　 然而，“靶子”和“目标”是在运动中一步一步明晰的。几乎就在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开始在他一直都不满意的文化界、学术界、文艺界锁定新一轮进攻的目标。而整起思想文化界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流毒”，毛泽东向来是轻车熟路，手到擒来。从对《刘志丹》的批判到对《海瑞罢官》的发难，上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其时思想文化界的一系列批判运动只是毛泽东的佯攻，主要战场还在四清运动之中。到了1964年下半年，随着“两个三分之一”的基本估计的出笼，毛泽东寻找的“阶级敌人”终于明朗化了。一个三分之一是“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估计有其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代为佐证。王任重说：“原来听到主席的估计，三分之一的地方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不少人还有怀疑，现在一接触实际，思想就通了。有的同志说，恐怕三分之一还打不住。”而张平化则举出实例，他向中央汇报自己的蹲点情况时说：“良湖大队和省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其他69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取领导权的基层要多于三分之一。”另一个三分之一是工矿企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被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在经营管理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一个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一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有关报告的批示中则进一步指明，不仅是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化，而是企业的领导大权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既然农村基层组织、地方政权、工矿企业中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领导权被阶级敌人、资产阶级篡夺了，那么当然要夺回领导权，打倒夺权的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如此，四清运动当然就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这么多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是从哪里来的？要知道，全国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农村基层组织、地方政权、工矿企业的领导权，需要多少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集团去篡夺，而蜕化变质的党员干部最多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五，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恐怕根本接触不到“领导权”，怎么就凭空出现这么多篡夺了政权的敌人呢？
　　 到运动后期，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终于有了新的解释。毛泽东认为苏联在47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即城乡两种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并且认为“我国亦大量存在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城乡资产阶级新贵族并不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留下的残余，而是新产生出来的。既然在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土壤，那么在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顺理成章了。但这种新产生出来的城乡资产阶级究竟是哪一个具体的阶层或哪一个具体的社会群落，这里仍然语焉不详。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蹲点报告的批语中，对这个问题作具体阐明：“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对象。”（以上引文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538页）在这个定义中，至少明确了两点，一、这个官僚主义阶级，产生于中共政权内部的干部队伍中；二、即使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者已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这个阶级“吸工人农民血”的方式已远不是传统资产阶级的方式，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没有经济实体，所谓“吸血”只能通过贪污收贿等方式进行。显然，这两个定义仍不能使毛泽东满意，因为它仍没有把他思想路线的核心部分概括进去。直到1965年年初中央开会通过二十三条时，才把确定的革命对象统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显然，这个定义的涵盖面要广多了。就是说，党内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由于掌握着各级领导权，所以他们最大的危险在于改变所属“领地”的社会主义性质，率领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一定在于这些人本身是否贪污收贿，是否直接吸工人农民的血。
　　 毛泽东把四清运动乃至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靶子一步一步锁定在“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个具体目标上，并且认为“当权派”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在党内产生，这种理论是刘少奇无法接受的。因为他很清楚毛泽东提出这个耸人听闻的政治概念后面的具体指向。所谓“当权派”的要害不在于贪污收贿、腐化堕落，而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于实行另外一条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思想路线，而且这样的“当权派”党内各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有，那么“当权派们”究竟是谁？在什么地方？联系到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三风”的痛斥，这个问题就逐步明了，相当严重了。
　　 应该说，刘少奇对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并发动“四清运动”开始是相当配合和“紧跟”的。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刘少奇已经看出了毛泽东对自己的不满，也想到了在全国经济调整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将无形之中证明毛泽东三面红旗的错误，从而“功高震主”，引起毛泽东的猜疑和不安。为防止重蹈彭德怀的覆辙，刘少奇对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积极拥护的，对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部署执行的也是十分卖力的。为了迎合毛泽东，他甚至宁左勿右，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得比毛泽东还激进。如后十条刚出台不久，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就发生了变化，认为国内阶级斗争非常尖锐、严重，整个运动开始向左转，刘少奇自然紧紧跟上。如1964年春节，刘少奇在同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夫人王光美的谈话中，就说犯有严重“四不清”的干部，在上面大体都有根子，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同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刘少奇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特别同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后十条的修改、并担任“四清、五反”指挥部的“总指挥”以后，刘少奇表现得特别“左”。请看他四清运动的大权在握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9月1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转发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难验总结〉的批示》，正式将“桃园经验”下发。而王光美一手搞出来的桃园经验的主要核心是“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等等。10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的批示，同意李雪峰信中提出的“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地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对已经烂掉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迅速加以解决。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地区内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提出在基层干部躺倒不干、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掌握 地富反坏分子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的情况下，经工作队批准可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或由工作队组织贫协取而代之。其中，至少有两个重大估计和举措属于刘少奇个人的“创造”。其一，认为后十条中对农村基层干部所谓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政策不妥当，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因此，对他们开始不能依靠，等问题摸清以后才能依靠。其二，运动时集中优势兵力，秘密扎根串连，打歼灭战。即在各个试点县集中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一个县一个县地搞，搞深搞透。而这两个刘少奇个人的独创，不仅没有达到讨好毛泽东的目的，反而为毛泽东提供了指责其“形左实右”的借口。在对四清运动的历史记载中，很多史学家认为毛刘实质性的分歧，是从制定《二十三条》前后开始的，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方式上持有不同见解。在运动性质上，刘少奇坚持认为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毛泽东则认为运动的性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这些当权派。在运动方式上毛泽东反对“人海战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反对撇开农村基层干部，指出“要依靠群众多数，清少数。有则清，无者不清，没有虱子不要硬找。要把那些几十块、一百块、百几块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刘分歧的实质真的是在对运动性质和运动方式上的不同看法吗？从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上和表面上来看，确实是这样。不过，这里面恐怕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这里我们不妨来猜测一下。其一，毛泽东之所以撇开全国的经济调整工作而另起炉灶，以他渐趋成熟的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理论在全党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主要起因恐怕就是刘少奇主持的全国经济调整工作已经占据了全党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刘少奇的调整思路是否会取代他的“三面红旗”，刘少奇由此树立起来的政治威望是否会取代他毛泽东在全党的威望，以致刘少奇在党内不断提升的地位是否会取代他毛泽东目前在党内的地位，这些都是毛泽东十分忧虑和担心的问题。四清运动开始后，刘少奇一反常态，不仅没有以强调经济调整工作的重要性而抵制四清，或者没有以几年来“左”的教训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反而竭力迎合毛泽东，积极配合毛泽东搞四清运动，甚至搞得比毛泽东还左，这使毛泽东感到意外，也十分不安。直到刘少奇当了四清运动的“总指挥”，并俨然以“总指挥”的身份真的“主持”起四清运动时，毛泽东终于“恍然大悟”：如果“四清运动”的领导权落到了刘少奇手里，让这样一个党内的二号人物喧宾夺主，那么运动的功劳和成果不仅可能不再属于他毛泽东，甚至运动的理论和思想路线都成了别人的。他毛泽东空忙一场不说，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不仅给别人做了嫁衣裳，而且到头来仍落得个大权旁落、拱手让位的下场。其二，对于四清运动中的具体靶子，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一样，在运动初期都不是太清楚，但借四清运动来整那些“三风”的幕后人，一直是毛泽东的初衷。因此，在运动中如何识别目标，如何把目标和他想要整的人在理论上、实践上挂起钩来，如何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一直是毛泽东处心积虑思考的问题；而刘少奇则恰恰相反，他积极配合毛泽东搞四清，就是想要规避毛泽东对“三风”的耿耿于怀和清算之心，于是在运动中如何寻找“代人受过”靶子，如何用新的靶子转移毛泽东的注意力，便是刘少奇处心积虑思考的问题。结果，毛泽东把目标锁定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于把运动和“三风”的“幕后操纵者”挂起钩来；而刘少奇则坚持把目标锁定在党的中基层干部中的“四不清”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甚至党内外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把运动性质定为四清与四不清、敌我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样显然规避了“三风”问题和路线问题。其三，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采取的方式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打击面过广，毛泽东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后才意识到这是刘少奇在转移他的注意力，或者是在把水搅浑。不管刘少奇的真实动机如何，毛泽东都会认为这是在帮他的倒忙，甚至是别有用心地帮倒忙。下面我们不妨用一些史料来验证一下上面的猜测。
　　 在1964年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不无情绪地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刘少奇回答说，我搞不来那么多。”（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02页）显然，到了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担任四清运动的总指挥以后，毛泽东就感到已经大权旁落，刘少奇已控制了中央的局面。尤其是党内核心的重要骨干力量聚集在刘少奇周围，十分卖力地围着刘少奇的指挥棒转，如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使毛泽东格外感到忧愤不平，寝食难安。他深知，一旦刘少奇成功地笼络“群臣”，自成一体，成尾大不掉之势，他的“让位”，只是在弹指之间的事了。毛泽东这种情绪在《二十三条》的出台过程中，显得尤为强烈。
　　 1964年底，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领导干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机会，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开一个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针对前段运动出现的问题，制定一个文件。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刘少奇先讲了要研究的几个问题，16日后分组讨论。其间，在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问题上发性了公开的冲突。刘少奇虽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但在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17条）中对运动的性质仍统一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本来，会议制定了文件，文件也批准下发了，会议也就结束了。但一个小小的插曲，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极为敏感的神经，致使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邓小平认为是一般工作汇报，给毛泽东报告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就很有些不快。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这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他马上命令召回与会者，继续开会。他在12月28日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这个运动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毛泽东满脸愠色地拿着他带来的《党章》和《宪法》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还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590至591页）至此，毛泽东对刘少奇对运动性质的看法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并上纲上线，称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并把他亲笔批准的《十七条》推倒重来，由陈伯达执笔，对会议纪要（即十七条）进行重新修改，制定了《二十三条》取代十七条，并立即停发《十七条》。自然，在《二十三条》中，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运动性质的意见和采取的运动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清算。
　　 毛泽东这一系列剧烈的行动实质上是一场小规模的夺权斗争，但当时他是否真的大权旁落，刘少奇是否真的阴谋取而代之，现在看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完全是毛泽东的多疑和敏感造成的错觉。总的看来，刘少奇是厚道的，他绝不是那种觊觎“帝位”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同时，他对中国特有的政治斗争规则还欠了解。在四清运动中他之所以弄巧成拙，至少有两大失误。其一，他满以为只要迎合毛泽东的做法就能重新取得他的信任，却不知道毛泽东对他最大的心腹之患是他的位高权重，是对他身居“一线”领导地位的猜疑和担忧。因此，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越是积极，越是显出自己的独创性，越是以“一线”自居主持大局，毛泽东的猜疑就越重，误解就越深。如果刘少奇在运动中主动退出“一线”，事事处处把毛泽东推向运动的“一线”，而自已始终甘居“二线”，恐怕就会是另一个结局。其二，仅迎合毛泽东的做法，而不迎合毛泽东关于运动的理论思想和路线方针，这是刘少奇另一个严重失误。尤其是和毛泽东公开顶撞，甚至唱起对台戏，这更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正是这两个重大失误，使刘少奇想通过四清运动重新取得毛泽东信任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反而使毛泽东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刘少奇有一条和他对立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作为党内的二号人物和全党工作的“一线领导”，刘少奇笼络“群臣”向他“夺位”的态势已成定局。
　　 《二十三条》制定以后，尽管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全力落实贯彻《二十三条》精神，战战兢兢、亦步亦趋地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行事，但这已经无法挽回毛泽东对他们的不信任了。同时，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经失去了兴趣，因为四清运动虽然在按照他设定的轨道上运行着，但实际操作仍被刘少奇等人把持着，就是说，这个运动进行得再好，也无法消除他的心腹大患了。毛泽东此时的心腹大患是谁？是刘少奇，是刘少奇聚集的中央核心层的精英和骨干，是这整个一帮人在党内形成的“一统天下”的局面。通过四清运动，毛泽东终于锁定了下一步要打倒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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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八）

上面说过，当毛泽东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的本意是对现有的政治格局进行重新洗牌。那么，他最终想达到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呢？首先，必须彻底结束自七大以来党的核心层业已形成的权力分配格局。20年来，曾经作为他的最佳搭档、他的忠实信徒、党内的二号人物、被他钦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已经笼络群臣，自成一体，开始和他分庭抗礼了。因此，在党的核心层彻底铲除刘少奇的势力，重新打造党内核心层内以毛泽东绝对权威为中心的政治平衡，已是当务之急。那么，用什么政治力量来填补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在党的核心层中留下的权力空白呢？有两支力量，一支，是近年来越来越紧地追随着他的林彪，另一支是他在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领域内发动的一系列批判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新锐。

其次，要对全国党、政、军内各级领导干部及其党、政、军各级组织的权力构成进行重新洗牌。这些高层、中层、基层的领导干部的中坚，基本上仍然是从战争年代跟随毛泽东走过来的，他们对毛泽东本人的忠诚，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们的常规思维和长期养成的政治行为规范，是绝不可能理解毛泽东那些超常规的理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尤其不会赞成、理解、支持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的做法。因此，让这些人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把持党、政、军各级组织的大权，将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巨大的阻力，甚至使他毛泽东寸步难行。要想彻底改变这些人的立场和思维方式，转而拥护他毛泽东的一切做法，是不可能的。但让他们在大规模的冲击中乖乖就范，不敢造次，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与此同时，要对各级政府、军队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内大量掺“沙子”，把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涌现出来的政治积极分子送进各级政权组织，以改换成分，形成新的向心力，从而为党中央新的领导班子奠定牢靠的政权基础，这也是重中之重。

第三，通过对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大规模的“洗脑”运动，构建一个高度集中、独一无二、定于一尊的社会意识形态。其标志为：1将毛泽东本人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思想路线、理论方针打造成一个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要在全党的精神活动空间和社会实践空间永远占据核心地位，而且要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且神圣不可侵犯，永远不被颠覆。2、建立一支在政治信仰上永远忠于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路线的干部队伍。3、在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打造一支完整的、无产阶级的、从精神活动到政治立场都完全听命于中共、听命于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理论的知识分子队伍。当然，对于这个多年的梦想，毛泽东本人并不相信真的能实现，但他仍然坚持要去做。

既然第三个目标不可能通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达到，那么前两个目标是否能够达到呢？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和权势，他相信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在这个巨大的权力“洗牌”工程中，有许多难以想像的障碍，其中有些障碍是根本无法逾越的。最大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是来自文化大革命直接的对立面——刘少奇及其追随者。

这个被毛泽东称之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党内核心群体远不只是一种觊觎权力的政治势力，它代表着1：中共建国以来党内常规工作与正常思维的规范、准则和心理习惯力量；2、党、政、军绝大部分干部在常规社会工作中的利益（包括政治的、精神的、物质的）构成；3、纠正“三面红旗”的重大失误、牵引国民经济摆脱严重困难、纳入正常运行轨道的“思想路线”；4、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正常欲望、以及广大民众数千年来避乱求稳的心理积淀。而毛泽东与之对立的“抗击轴心”所代表的社会历史因素，除了“君权至上”、“愚忠”狂热以及“暴民政治”尚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外，其他基本上都是超常规的、虚妄的、脱离社会政治实际的、缺乏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基础的主观愿望或荒唐梦想。

因此，两者较量的必然结局是：1、你可以打倒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或使整个群体暂时屈服，但你不可能打倒他们的全部，不可能使他们永远屈服；2、你根本无法扭转这个群体的政治利益的总体构成，你必须向这种利益构成作相应的让步；3、政治暴力根本无法摧毁这个群体所代表的社会习惯力量和社会生活的常规，你必须在否定的同时不断作出肯定；4、无论“革命”如何轰轰烈烈，它都无法烧掉全体社会成员对正常生活秩序的强烈诉求。惟有对这种诉求不断作出让步和妥协，社会才不至于全面崩溃。而这种诉求会不断在政权的核心层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你如果不想自我毁灭，就必须为他们留出一定的席位。5、这个群落所代表的历史力量，其内在的逻辑对其对立面——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全部依据——所形成的颠覆作用，是深远的，强大的，不可遏止的。

关于上述种种障碍，毛泽东有想到的，也有没想到的。但至少有一点他做得是非常聪明和到位的，那就是找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他和自己的对立面之间进行巧妙的斡旋、协调乃至于妥协。这说明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他的对手代表了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彻底铲除，根本不可能，生死搏斗中难免要作妥协和让步。而这个重量级人物的最好人选，就是胸无野心、德高望重、心思机巧、八面玲珑的周恩来。

另外，在这场精心设计的大规模的权力博弈中，还有许多根本不能预知的未知因素。比如，在填补中央核心层中刘少奇势力留下的权力空白的新生政治力量中，是否有能够承担起党内“二号人物”、毛泽东“接班人”重任的“压轴人选”？要知道，刘少奇之所以能“压轴”，是通过他在党内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政治威望所实现的，他必须具备统摄全盘工作、并使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党员干部由衷信服的资历和帅才，他的威望和亲和力必须超然于党内的派系纷争和权力倾轧之上，至少在表面上要做到这一点。而毛泽东依仗的新生力量恰恰就是从党内派系纷争和权力倾轧中发达的，很难说能在他们中间找到这样的人选。

再比如，在对付刘少奇的“司令部”的过程中，毛泽东既然要依靠多支政治力量，就不可能回避这些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回避在这些政治力量之间进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尤其是不能回避这些政治力量参与党内核心权力、包括党内最高权力的再分配问题。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变幻莫测、险象环生的过程，谁能保证不会节外生枝、变生肘腋？下面我们不妨从十年文革中近十个回合的政治较量中，看看毛泽东是怎样汲取中国数千年皇权时代“宫廷”政治斗争的精髓和营养，在波澜起伏的权力纷争以及在和障碍物反复的碰撞、反弹中时而驾驭自如，胸有成竹，处变不惊，时而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心力交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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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九）

　 第一个回合——设下陷阱，攻占“桥头堡”。
　　 上面已经说过，要想借四清运动对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集团”发难，毛泽东已无处下手。第一，刘少奇等人在运动中的“错误”一经他批评，便立即检讨改正，随后对他步步紧跟；第二，整个运动的实际操作都在他们手里，并按照毛泽东本人的意图有条不紊地进行，毛泽东无可挑剔，无法扭转；第三，没有发现刘少奇等人有任何背着他的“非组织行为”或“阴谋活动”，他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既如此，毛泽东只得另辟蹊径，另找借口了。在这里，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必须能通到刘氏“一线领导集团”的“腹地”，以攻破他们的防线，深入他们的心脏，以便一击“毙命”。
　　 从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开始，毛泽东就着手重燃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火，作为他打造“主战场”的第二条战线。能不能从这条战线寻找突破口呢？对毛泽东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颇费周章的事。思想文化、学术艺术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涉及的主要是中宣部和文化部，很难和刘氏“一线领导”挂上钩，同时对那些电影、戏剧、小说的批判也很难和七千人大会前后刮起的“三风”联系起来。惟一的“炮弹”，就是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了。但上面已经说过，其一，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毛泽东本人的号召下，经人劝说写的；其二，《海瑞罢官》的剧本和演出，毛泽东本人都赞赏和鼓励过；其三，《海瑞罢官》的创作，是在庐山会议彭德怀罢官之前进行的，事实上和庐山会议沾不上边。可见，如果把《海瑞罢官》和1962年的“三风”、尤其是其中的“翻案风”联系起来，实在有些荒唐，也实在有悖事实，有违良知。
　　 因此，当江青兴致勃勃把这颗她亲手制造的炮弹向毛泽东推荐时，毛泽东一开始是犹豫的，举棋不定的。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批判《海瑞罢官》，是惟一一颗能够炸开突破口、并引领已方攻击力量深入敌人“腹地”的炸弹。但是，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引爆这颗炸弹，却是颇有讲究的。毛泽东深知，如果他公开支持这篇批判文章的出笼，刘氏“一线领导集团”很可能马上会表态紧跟，违心地附和他，迎合他，甚至像四清运动一样成为批判运动的实际操作者，到头来他依然是空忙一场，为他人作了嫁衣。
　　 因此，这颗炸弹的引爆，必须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陷阱。如何设置这个陷阱？“幕后操纵，易地炮制，秘而不宣，突然袭击”，就是设置陷阱的成功策略。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姚文元文章的炮制为什么保密达七八个月之久？文章发表之后，毛泽东为什么仍然躲在幕后一步一步引蛇出洞？现在看来，恐怕有如下几种考虑。
　　 1、从建国初期起，毛泽东在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发动的一次一次批判运动就从来没有得到他的绝大多数同僚们的真正理解和真心拥护，几乎都是被动地、被迫地、违心地亦步亦趋地跟进。这些同僚当然包括当今刘氏“一线领导成员”中的几乎所有人。而姚氏的批判文章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挂起钩来，只要他毛泽东不公开出面支持，就必然引起“一线领导成员”的反对，这已是预料中的事。江青在北京组织人写批判《李慧娘》和《海瑞罢官》的文章连连碰壁，就是明证。而只要他们反对，就不愁找不到整人的借口。
　　 2、《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长，批《海瑞罢官》，就等于批北京副市长，这必然惊动北京市委。而彭真一手操持下的北京市委早已是“刘氏一线领导”们开展工作的“桥头堡”。只要北京市委出面保吴晗，为他的《海瑞罢官》辩护，就难免“犯错误”，就不愁找不到攻破这个桥头堡的突破口。
　　 3、早在1964年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的头就是彭真。而彭真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而且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直通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常委、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姚氏批判文章一出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必然要表态，而彭真如何表态，必然要请示邓小平、刘少奇和在京中央常委。只要“刘氏一线领导成员”对姚氏批判文章作具体表态，就不难找到向其“腹地”进攻的路径和炮弹。可见，如果毛泽东事前真是如此缜密地设置陷阱的话，那么事态的发展正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计一步步进行的。
　　 1965年8月，毛泽东审定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不出所料，反应异常冷落。《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七省区报纸转载该文，还是事先有人打了招呼。而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多数省区报纸和新华社因为没有中宣部的通知，在18天内都没有转载。但这篇文章显然触动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经。《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不同意姚文的观点，他不同意该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吴晗本人当然不服，他在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那里得到了同情、理解和支持。
　　 而反应最强烈的当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他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而这些反应正好为江青向毛泽东告状提供了口实：“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说明，他们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反应当然是震怒。然而，这也正中他引蛇出洞的下怀。他告诉江青，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不要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表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起来。
　　 其实真的要把这把火点向全国很容易，毛泽东此刻公开支持姚文就是了。但毛泽东不，他还要钓出更大的鱼，他还要继续在幕后遥控。果然，北京对这个单行本根本不买账。彭真恼火地说：一本也不订！刘仁则把上海新华书店的征订单撕了个粉碎，声言连电报也不回。直到11月27日周恩来由上海回北京，才向彭真打招呼，毛泽东指示北京各报要刊登姚文。而此时彭真等人的抵触情绪丝毫不减。11月29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并加了按语。《解放军报》抢先于同一天刊出姚文，并在编者按中公开提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和《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大唱反调。
　　 就是说，尽管彭真等人已经知道姚文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但在北京的报纸上仍然想竭力挽回局势，否认《海瑞罢官》和现实政治的联系，把争论扭转到学术讨论的领域来。《人民日报》的按语，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围绕姚文的大争论。当12月6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同时报道了全国各报转载姚文的情况、《文汇报》并把《解放军报》的按语《一株大毒草》登在前面，忍无可忍的彭真果然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当即表态，支持彭真关于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不能毫无根据就给吴晗乱下结论的意见。接着两人又去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感到迷惘，他不知毛泽东为什么不在这个问题上和他这个党内的二把手通气，但他表示赞成彭真、邓小平的意见。这一切，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
　　 196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开始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他亲自动笔修改审定姚文、以及姚文整个出笼过程都在他一手操纵之下的内幕仍没有披露。他要进一步试探在京常委们的态度。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约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等5人，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态度鲜明地把此文和彭德怀挂起钩来。与此同时，毛泽东接见彭真时，彭真据理力争，竭力为吴晗开脱，坚持《海瑞罢官》和彭德怀翻案没有任何关系，对姚文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打棍子、扣帽子的行径极为不满，引起了毛泽东强烈的反感。他是否认为彭真的强硬态度有后台支撑，不得而知。但彭真的态度使他深感事态严重，他的话，确实有人不听了，而且开始公然和他分庭抗礼。
　　 12月26日，彭真随毛泽东来上海，和张春桥就姚文一事发生公开冲突。而在毛泽东72岁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把张春桥拉到自己身旁，公开赞赏他组织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表明对张春桥的支持。然而，从12月底到次年2月初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出台前后，毛泽东尽管多次表明自己的态度，但他的基调并非张扬，而是隐忍，一方面让文化界和学术界更多的“学术权威”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暴露出真实面目，一方面等待“一线”的中央常委们最后摊牌，以寻求最佳战机。
　　 1966年2月3日，彭真以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身份召集五人小组开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和康生发生争执。会后，彭真不顾康生反对，让人连夜突击，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纲的主要精神仍然是彭真的意见，康生没有表示公开反对。2月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听取了彭真对《提纲》的汇报。刘少奇在向彭真核实吴晗确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后，和邓小平一起赞同《提纲》观点，并通过了提纲，准备向毛泽东汇报。2月8日，彭真率领五人小组的康生、陆定一、吴冷西、以及胡绳、许立群、田家英等，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
　　 毛泽东的态度耐人寻味。他对提纲不置可否，没有表示任何赞同或反对的意见。但是，在和彭真等人的谈话中放出的几个试探性的气球，却是大有深意的。第一，他像刘少奇一样提出：《海瑞罢官》的问题是不是和彭德怀有联系？吴晗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第二，他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但是，他把这两者联系的发明权推给了康生。第三，在对吴晗的组织处理上，毛泽东明确表态可以不罢他的官。并指出“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可见，避开对《二月提纲》的正面表态，一方面从侧面表明自己的立场，似乎自己此刻仍然是一个旁观者，另一方面又对人的组织处理和“不同意见的”争论表示某种宽容，从而使对手产生可以“得寸进尺”的错觉，这正是毛泽东诱使对手犯更大错误的策略。
　　 果然，彭真提议写个中央批语将提纲发到全党得到毛泽东同意后，立即行动起来，于2月11日就在武汉组织人代中央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2月12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经邓小平签发，当天就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二月提纲》作为中央精神发到全党，对挫败“左派”的批判锋芒，扭转整个批判运动的方向，将讨论拉回到学术领域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切迹象表明，这很快就要成为眼前的事实。
　　 但一个月以后，毛泽东找到了突破口，开始反击。突破口并非起缘于“罢官”事件本身，而是有关当时国际共运中的两件事。一件，是苏共二十三大召开，中共派不派代表团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在京常委会议通过讨论倾向于参加。另一件，日共代表团来京访问。两党在联合公报的起草中就是否公开点苏共的名的问题产生分歧。在京常委会议认为，应该照顾日共的困难，最好在联合公报中不公开点苏共的名，只提联合反对修正主义。这两件事，中央决定由康生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孰料毛泽东均不同意在京中央常委会的意见，并严厉批评了刘少奇。
　　 在派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上，他针对刘少奇说的“去不去都不是大事”批评道：“去不去都是大事，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针对同日共会谈的公报草稿，毛泽东批评：“……是无头告示，不指名批评苏修，怕鬼，旗帜不鲜明，不痛不痒。”也正是在这次康生的汇报中，毛泽东借机对《二月提纲》发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反击，而且志在必得，一举摧毁中央“一线领导”的“桥头堡”——由彭真挂帅的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请看，当康生在汇报中借机提到《二月提纲》时，毛泽东严厉地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两天以后，即3月30日，毛泽东主动找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把投向“桥头堡”的重型炸弹放了出去：“……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还说：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接着又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现有的官方资料都普遍倾向于为毛泽东遮羞，似乎在这次汇报中因毛泽东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挑唆和蒙蔽，才犯了糊涂，铸下大错。如此说来，毛泽东是被权臣玩于股掌之中的昏君了。这种愚蠢之极的昏话出于历史学家们之口，真是中国文人的奇耻大辱。毛泽东是驾驭群臣的高手，并且心狠手辣，老谋深算，栽倒在他精心设下的陷阱的“权臣”们不知凡几，而他每次都能胜出。这足以说明，他虽不像朱元璋那样明火执仗地诛杀大臣，但其心机、谋略、残忍、无情绝不亚于朱元璋。
　　 “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才是插进和他合作多年的臣僚们心脏的三把刀子。就这三个“解散”，不知有多少臣属要蒙冤打入冷宫，不知有多少家庭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然而，这三把刀子真的是毛泽东被人挑唆而一怒之下随手抛出的吗？真要这样想，不是有意撒谎，就是太天真了。三把刀子中的每一把，毛泽东都是精心打造，蓄谋已久，什么时候抛出才能一击毙命，他也是老谋深算，捕捉时机。《二月提纲》初次向他汇报，他不置可否，含糊其词，不予表态。待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把《二月提纲》弄成了，经中央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下发了，他却突然袭击，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还为当初不表态找了一个借口：“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的。”（以上资料均摘自《尘封岁月》第21页至46页）
　　 找这样拙劣的借口，真是天大的笑话。其一，这个草案本来就是在京常委讨论同意的；其二，汇报期间，彭真反复为吴晗、邓拓辩护，陆定一也极力附和彭真，难道毛泽东还看不出《二月提纲》草稿是彭真等五人小组搞的？其三，毛泽东当真是对“常委意见”听之任之、或曲意服从的人？非也，恰恰相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正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对大多数常委的意见，只要违背毛泽东的意愿，他不仅不买账，还非要扳过来不可。尤其是在他所认为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毛泽东更是寸土必争，绝不让步。四清运动中制定《二十三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纠正”刘少奇等人的“错误”意见，结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拉回人员重开，已经经中央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本人批准下发的中央文件《十七条》可以停发、收回、推倒重来，难道《二月提纲》所犯的足以导致“三个解散”的严重错误，就因为“常委讨论”通过了就会被毛泽东容忍，并听之任之地由其下发全党？
　　 所谓解散机构，那是假的，换人夺权，才是真的。北京市委、五人领导小组、中宣部，都是“一线领导”们的屏障，但主要屏障，却是京畿要害的北京市委。北京市委作为掌管首都党政大权的最高权力机构，不仅是中央一线工作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而且是影响中央核心权力变数的重要因素之一。更要命的是北京市委的第一“掌权大臣”恰恰是七千人大会上就斗胆直言毛泽东错误、继而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又和毛泽东死扛的彭真！拿下北京市委，粉碎北京市委的全班人马，扫清下一步进攻的障碍，是毛泽东志在必得的一步关键杀着！

tuffy05

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十）

毛泽东的全面反击，就此开始。在由邓小平主持的4月9日到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在上海的谈话。彭真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得不承认在吴晗的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但又声明他不会反对毛主席。这已经晚了。难道毛泽东不知道吴晗是冤枉的？他心里清楚得很。但不牺牲吴晗，突破口又何以打开？心腹之患又何以根除？含冤受屈的吴晗尚且值得牺牲，何况敢公然和他毛泽东唱对台戏的彭真！

既然《二月提纲》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当然要像四清运动中的《十七条》那样取消、收回了。为此，王力奉命起草一个中共中央通知。正是在这个通知的起草问题上，刘、邓又疏忽了一步。通知极其简单，只通知《二月提纲》予以撤销，既不提提纲的错误所在，又不提撤销的原因。显然这是极其勉强的应付，甚至是一种极不情愿的软抵抗。毛泽东当然不满意。毛泽东的本意恰恰相反，他要借《通知》的起草再做一篇更大的文章，这篇文章燃起的战火要直接烧到刘、邓二人头上。请看，王力的第一稿《通知》被毛泽东以“没触及实质问题”否定后，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重新组建班子，另行起草通知。陈伯达和王力起草好《通知》第二稿，康生还特意加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即使这样，毛泽东仍不满意。毛泽东再次提议，成立《通知》起草小组，由陈伯达当组长，到上海起草《通知》。这一次，陈伯达手下的小组成员有10名，而且起草小组起草的每一段文字，都必须由张春桥负责派专人送杭州给毛泽东过目、修改。

毛泽东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准备《通知》，另一方面争分夺秒地解决彭真和北京市委问题。并借此扩大战果，向“纵深”进攻。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会上，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四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

就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同时，《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按语”，新华社未经请示播发全国，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他认为这是北京市委“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企图以牺牲吴晗、邓拓来换取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安然过关。毛泽东立即指示通报全国，明令禁止转载《北京日报》材料和按语。4月21日，毛泽东把批评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示要市委揭发彭真的所谓“罪行”。

但此时，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原班人马能否“改弦易辙”，早已不存在任何幻想了。他的目标是彻底改组北京市委，正愁找不到借口整垮北京市委原班人马。因此，当北京市委于4月24日至26日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彭真问题，会议却被定性为庇护彭真的“四月黑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判彭真。为了借批彭真而把火烧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头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来：“不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中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毛泽东说出这番话，已表明了他发动这次运动的目的远远不是解决彭真和北京市委问题，而是要把战火烧到中央的更高层次，烧到全国了。五月上旬，经过精心策划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识别真伪》、《评三家村的反动实质》等“左派”文章相继出笼，这是毛泽东发动更大规模进攻前的“炮击”，至此，身受重创的北京市委已形同瘫痪，彭真这个“屏障”已被搬掉，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直接暴露在毛泽东的炮火之下。6月初，中共北京市委改组，这个“绊脚石”终于搬掉。至于新北京市委会听谁的话，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tuffy05

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十一）

第二个回合——发起主攻，“炮打司令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可视为毛泽东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也可视为毛泽东向他的政治对立面发动主攻的号角。然而，虽然北京市委和彭真作为“中央一线领导集体”的桥头堡已被攻陷，主攻的炮火却仍无法直接倾泻到刘少奇等人头上。理由很简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只是同意、批准了《二月提纲》，并没有参与《二月提纲》的炮制。最多是个认识模糊、用人不当的问题。除此之外，他们还没有任何直接的把柄握在毛泽东手里。要打倒这样的政治对手，必须像“运动”彭真和北京市委那样，把刘少奇等人“运动”起来，让他们在行动中犯下“政治错误”，从而为毛泽东等左派丢下把柄和口实。

于是，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两个奇特的现象，其一，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外地，没有与会，但会议议定的中心则是他4月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扩大会议精神。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显然，这是毛泽东为刘少奇等人设下的又一个陷阱。其二，根据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精神，全党面临的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就是说，尽管已经提出同时批判党、政、军内部的“代表人物”，但主攻方向仍然是批判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领域里的领导权。实质上，毛泽东把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精心策划的一个八级地震级的政治暴力运动推到刘少奇为首的在京常委面前，看他们怎么办。而自己则在远处冷眼旁观，待机而动。这种奇特而迂回的攻势正是他置对手于死地的高明之处。

为了这场主攻，毛泽东在事前已做了大量的组织和铺垫工作。主要有：1、迅速培植一文一武两支“左派”力量。为了帮林彪扫清掌握军权的障碍和回报林对毛的全力吹捧、支持，毛泽东于1965年底帮林彪以莫须有的罪名除掉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利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培植了中央和上海左派力量（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包括关锋、戚本禹等人）；2打倒了彭真和陆定一，清除了北京市委和文化部这两个“文化革命”的重要障碍；3、“迂回攻势”的最重要的一点：要在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掀起“天翻地覆”的风浪，必须为否定建国以来思想文化界的主要路线和主要成就制造理论依据和形成基本判断，这就需要一个机缘和载体。

而仅仅靠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吴晗，通过批吴晗把火烧到北京市委和彭真头上，是可行的，但如果通过批判一个剧本来制造否定整个思想文化界十多年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成就的理论依据，则是勉强的，难以奏效的。况且批《海》剧另有政治目的。于是，这个机缘和载体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了，这就是所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1962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20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要求与会者“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对会后整理出来的“座谈会纪要”，毛泽东高度重视，决定把这一个莫名其妙的座谈会的纪要修改成一颗轰击全国思想文化界的重量级的原子弹。

请看，经过张春桥、陈伯达和毛泽东本人反复修改的《纪要》是如何显示它那无以估量的“杀伤力”的。它认为整个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毛泽东亲自加上的话有：“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有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等。4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以上引文均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章节）。这个纪要，为《五一六通知》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和操作准备。

《五一六通知》通过以后，随即解散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之后，改组了北京市委。毛泽东返京之前，北京的政治局面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新的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已经开始超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其骨干力量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北京思想文化界首先点火，以实现毛泽东在文化战线上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另一方面，这个文革小组又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当毛泽东不在京时，它自然应该服从在京中央常委的指挥。而以刘少奇为首的在京常委按照他们的常规思维是根本无法接受中央文革的“点火”方式的。这样，两者发生分歧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毛泽东期待的正是这种冲突。

冲突果然从中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发轫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大学怎样搞，显然带有典型引路的意义。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在5月14日的讲话中，根据在京常委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定下了调子：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要注意内外有别。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显然，高校和一切文化、学术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在单位党委的领导下“有序”进行，是在京常委们（林彪除外）一致的常规思路。这条思路和毛泽东决心颠覆文化界所有单位的领导班子，对他们进行夺权、彻底洗牌的思路相比，可说是天壤之别，背道而驰。

5月20日，北大传达《五一六通知》。在康生夫妇的策动下，北大哲学系以聂元梓为首的7人于5月25日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北大党委。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突然转向批判一向具有神圣领导地位的党委，这样的急转弯对大部分师生来说，是一时难以接受的，以致双方发生了冲突。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北大党委都试图“调停”，无果。冲突惊动了周恩来。他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提出“注意泄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特别强调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严厉批评聂元梓的做法。

毛泽东从康生那里得知此事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这张大字报高度赞扬：“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毛泽东指示康生将大字报立即广播，6月2日见报。毛泽东的表态，震动了在京常委。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毛泽东对聂元梓大字报的充分肯定，实质上是表明他对运动模式的选定：在波及全国的大批判运动中，各单位的党组织已经不是作为运动的领导核心，而是成为批判运动的首当其冲的对象了。无论这个转折多么令人难以接受，他们都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否则，他们也同样难逃一劫。但是，失去党组织的领导就意味着运动群龙无首，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是他们的职责和常规思维所无法容忍的。怎么办？变通的办法只有一个，向文化革命的重点单位派工作组。因为《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后在京常委成功地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出了中央工作组，并取得了毛泽东的同意。既然毛泽东也赞成派工作组，那么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出现，总不会铸成大错吧。

6月3日，新华社播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中央向北大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电讯稿，毛泽东看了电讯稿表示同意。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运动中要注意“内外有别”等8条意见，并提议：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去领导。会议同意李雪峰的意见。

从6月5日到6月中旬，北京地区的绝大多数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先后进驻工作组，工作组一般以北京新市委名义派出。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向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做法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而言，无疑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纷纷仿效北京地区的做法，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问题”比较多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由此，由中央或上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取代各单位党组织领导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已形成一个新的运动模式的雏形。但是，工作组究竟以什么方式领导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对单位原党组织及其领导和那些被冲击的“牛鬼蛇神”的立场、态度究竟是什么，他们要把运动引导到什么方向、达到什么目的等等，都是极其敏感的要害问题。

北京大学发生的“6.18”事件，立即检验出了工作组领导的基本性质和在京常委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当天上午9时到11时，北京大学几个系的学生，将40多位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并采取了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等暴力行动。工作组发现后立即予以制止。显然，北大工作组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把运动规范在正常的秩序之中，矫正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在对人的批斗和处理中严格按照政策执行。至于要把运动向哪个方向引导，最终达到什么目的，他们自己并不十分清楚，只是跟着“常规思维”走。

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又和毛泽东把刘少奇等一线“领导”在各个领域、各级组织的原班人马先搞臭、搞乱、搞深、搞透，再彻底进行重新洗牌的本意大相径庭。要命的是，刘少奇的想法和北大工作组的做法一拍即合。6月20日，刘少奇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转发全国。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刘少奇等在京常委对北大“6.18”事件的表态，显然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立场及部分群众造反组织的观点发生冲突。

从6月20日到7月中上旬，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等人在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数次对工作组提出非议，并表达了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但均被在京中央常委否定。其间，各地都有造反群众驱逐工作组的事件发生。一直冷眼旁观的毛泽东觉得反击的时机到了。7月18日回到北京后，立即表示出对北京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他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而压制学生运动的恰恰是工作组。他说：“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7月26日，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陶铸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刘少奇、邓小平只得收回原来的意见。28日，由中央文革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

从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7月底北京和各地撤出工作组，毛泽东把刘少奇等人在“一线”炉火上烤了整整两个月，终于烤出了一个“工作组”，这是刘少奇留给毛泽东的惟一的把柄。而且这个把柄是在处理混乱局面的无奈之中留下的。如何利用这个把柄，这个把柄能否把这个政治对手彻底整垮，或者用这个把柄整人是否能让全党信服，毛泽东开始心里并没有底。但把派工作组说成是“压制”群众运动，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倒是水到渠成的事。这个要害，毛泽东是万万不会放过的。

问题是，派工作组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不仅得到了党内大多数干部的认同，而且也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组织的认同。把它说成路线错误强加在刘少奇等人头上，并以此为由在组织上对刘少奇等人作出相应处理，从而把这个与毛泽东分庭抗礼的“司令部”连根拔掉，在具体操作上是有相当难度的。可以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的预期，并没有太高的奢望，这从他仓促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原定议程中就可以看出。原定会议开5天，议题有4项：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二、讨论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追认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职务变动的决定。其一，这个议程并没有包括对工作组进行定性、上升到路线高度进行批判、并对刘、邓进行组织调整、对中央常委进行人事变动的内容；其二，这次会议最后所作出的以林彪取代刘少奇党内二把手地位的决定，完全是毛泽东临时决断的产物，因为林彪会前请了病假，是会议中途被毛泽东紧急召回的；其三，会议延期了整整一周，实际上已远离原定议程，开成了批判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把党的核心层内尖锐的分歧公开化。

形成这个意外结局的原因看似偶然，实则具有很大的必然性。会议召开后，刘少奇的抵触情绪固然激怒了毛泽东，然而，更主要的是相当一部分的与会成员的抵触情绪使毛泽东感到了强大的阻力和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当机立断基本上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在党内形成一边倒的定势，在政治上将会留下无穷隐患，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会因此中途夭折。而此时全党内外举国上下已经形成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潮，毛泽东任何超出常理的决断都会在这股狂潮的烘托下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而在此次会议上正是毛泽东临时作出的“石破天惊”的决断，使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大加快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请看，按会议原定议程，8月1日召开全体会议，中间3天小组讨论，最后一天通过有关文件。然而，事出意料，第一天开幕之后，由于许多与会者对工作组问题想不通，一时无法转入小组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于是，8月2日、3日下午继续大会发言，介绍情况，谈认识。这一次原定议程延期，是因为与会者“思想不通”所致。8月4日下午，原定继续进行大会发言，但临时议程改变，取消全体会，改开小组会。这一次议程改变，则是毛泽东对第一次议程“延期”所作出的激烈的反应了。原因是毛泽东要在福建厅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而这个扩大会的目的，是要把整个会议的方向扭转到解决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上了。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尖锐而激烈：“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点，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他还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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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十二）

毛泽东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和在京常委，并在会上假以颜色。当刘少奇在发言中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还批评说，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毛泽东不仅想在工作组问题上一锤定音，而且把自己搞掉“刘邓路线”的意图和决心和盘托出，这不能不激起刘少奇强烈的对抗情绪。就在毛泽东批评最激烈时，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所谓“五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而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这种决绝的对抗情绪显示了他这一次不向毛泽东低头和屈服的决心，或者和毛泽东对抗到底的意念。情绪虽然属个人性质，但以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政治影响以及在这次派工作组过程中获得党内外普遍的认同而言，这种情绪有极大的传染性，在党内尤其在党的核心层有着广泛的心理基础，一旦放任它，很可能在党内引起强烈共鸣，并演化为难以抗拒的政治阻力，任其坐大，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迅雷不及掩耳的政治决断，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中形成的。

第二天，即8月5日，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行动，把全会引向彻底解决“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1、写出了那张举世闻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直接把刘少奇等“一线集体”树为对立面，并公开宣战；2、下令撤销6月20日刘少奇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九号）》，以激烈的方式全盘否定刘少奇在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所做的工作以及工作思路和工作方针；3、针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了一条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收，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进行过抵制。”批注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4、在修改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时，特意删去“全会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声明”一句，并将这一删改专门批示给康生阅知；5、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及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的意见。6、要秘书徐业夫通知本已请假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回北京出席会议。（以上引文均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

8月7日，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给会议代表讨论，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会议由此扭转了方向，把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全会的主要内容之一。8月12日下午，全会根据毛泽东审定的名单重新选举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名列第二，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8位，原副主席朱德降到第9位，原副主席陈云降到第11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副主席，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和邓小平的总书记职务，以后再不提起，实际上使林彪成为惟一的副主席。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党的法定程序把刘少奇从党内二把手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并基本上解决了刘邓等“一帮人”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的问题，这对毛泽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他预定的目标提前实现了，但全会上相当一部分与会者的抵触情绪，以及这次会议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只以微弱多数取胜，这些都在毛泽东的心理上投下了浓浓的阴影。怎样处理刘少奇和他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所犯的那些“错误”？是否要把对刘少奇及其路线的批判推向全党和社会？对刘少奇本人的组织处理是像王明、李立三那样，在党内留给他一个虚位，以示他毛泽东的宽容和大度，还是彻底打倒，把他往死里整？这些问题毛泽东不是没有考虑过。

在那几个月中，从他对刘少奇本人的态度的一系列变化中，也可以看出他当初也曾产生过放刘一马念头。但是，事情远不像身临绝境时的刘少奇想像的那样简单：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老家或回延安种地。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众多中央委员对刘少奇及其工作组问题的暧昧上，毛泽东已经觉察到在党内的习惯思维中，潜伏着一股强大的、和他毛泽东“超常规”的所作所为相对抗的力量，这种力量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能量难以估计，对他和党内“左派”们构成的威胁是致命的。而刘少奇所受到的政治遭遇，已经把他推到这种力量的代表人物的位置上。因此，怎样处置刘少奇，则直接关系到能否对这种极其危险的潜在力量和思维定势实施摧毁性的打击。此时，刘少奇已成为这股潜在力量浮在水面上最大的标靶，对标靶的任何心慈手软或处置失当，都会直接导致潜在力量演化为政治现实的直接对抗。

对此，毛泽东已别无选择。请看，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的措施是怎样步步升级的。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被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做了检查。对刘少奇的检查，毛泽东似乎比较满意，在其初稿上作了表示肯定的批示。但刘的检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时，毛泽东的批语却被删掉了。尽管此次会议对刘的批判升了级，但关于刘的处理问题毛泽东态度比较和缓，似乎不想一棍子把他打死，还提出刘的问题不宜弄到社会上去。

但是，毛泽东对刘的态度不可能不流传到社会上去，而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已成为毛泽东以政治暴力荡涤一切政敌的无所不在、“无坚不摧”的力量。应该说，党内“左派”们和声势浩大、“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运动在猛烈攻击毛泽东树立的政治靶子的过程中，无所不用其极的过火行为和走极端的方式有时是毛泽东本人也无法预料和控制的，但如果他想真心保护一个人，只要出面多打几个招呼而已。要想置一个人于死地，又不想脏了自己的手，则更容易，只需对“左派”和“暴民”们的极端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在公开出版的官方史料中，迫害刘少奇的一系列行动似乎都是林彪和四人帮背着毛泽东指使红卫兵干的。如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头目蒯大富于1966年12月5日组织5000人在北京闹市区游行、演讲，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首先推向社会，就是张春桥秘密授意蒯大富采取行动搞臭刘邓的。

再如12月24日、27日戚本禹、江青分别对北京高校师生公开宣传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煽动打倒刘少奇。看来，中央文革成员如此行动一致地把批判刘邓推向社会，显然是有预谋，有部署的。这个策划事先有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或者得到他的默许？甚至是经过毛泽东本人的授意？总之，毛泽东的态度究竟如何？似乎没有任何可靠资料可以说明。

从1966年12月下旬到1967年1月上旬，中南海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成员的精心策划下开始批判、揪斗刘少奇、王光美，并步步升级。而此时毛泽东对刘的态度却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暧昧。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找刘少奇谈话，刘少奇再次向毛主动承担责任，提出辞职，要求回老家或延安种地。毛泽东不置可否，建议刘认真读几本书，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18世纪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为什么向刘推荐这两本书，很难猜测毛泽东的真实意图。这次接见中，毛泽东的态度是温和的，不仅嘱刘“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而且亲自把刘送到门口。

此时的刘少奇已面临灭顶之灾，毛泽东的接见是最后的告别，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想拉他一把？或者在打倒和挽救之间，毛泽东还在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但从事态的前后发展来看，毛泽东即使想拉刘少奇一把，也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处于危机四伏的政治惊涛中，他必须打倒刘少奇，否则他只能等待别人打倒自己。只是这样的决心下得还不够坚定，时有动摇。早在66年12月18日，中央就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为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作了铺垫。这样的大事显然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但整刘少奇整到什么程度，是否给他个人一条出路，毛泽东仍在举棋不定。如1967年2月间毛泽东三次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谈到刘少奇时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是反马列主义的。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现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实录》第552页）毛泽东说这样的话，也许有几分诚意，但也许是言不由衷。从良知上说，他应该这样做，但从政治潜规则考虑，这样做很可能是危险的。

仅仅一个月以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同意康生的提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是他真的相信康生提供的关于刘少奇历史上有重大叛变嫌疑的材料？以他对刘少奇的长期了解，他就这么轻信？其实，毛泽东历来以“路线”区分亲疏敌我，对身边人的历史问题，除了用作借口，一般不大计较。如江青，如张春桥，如姚文元。而这次毛泽东如此重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说明他下决心把刘少奇往死里整了。刘少奇一旦成了叛徒，他的性质就整个地变了，那就不是当不当中央委员的问题，而是开除党籍、下牢狱的事了。

究竟是什么促使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决心借用左派对刘下毒手的？在1967年1月到3月之间，发生了一件震动了中南海、激怒了毛泽东的大事，这就是左派们称之为“二月逆流”的事件。几个副总理和老将们大闹怀仁堂，公然和中央文革成员对抗，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文化大革命运动遇到了强大阻力的信号。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意识到，党内外潜藏的这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实质上支撑着正常社会秩序的需要，你是根本无法扑灭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不要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只是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政治洗牌。既然是洗牌，就要先彻底打乱原来的牌序。因此，不暂时打乱原先的政治秩序，并且一定要乱深、乱透，彻底的政治洗牌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这股政治力量恰恰在才开始乱、乱得远不够深、不够透的关键时刻跳出来叫板，是要坏大事的。如此，只有牺牲这股政治力量的总代表——刘少奇了。

从1967年初到当年夏天，批判刘少奇的运动从中南海推向全国，进入了全民大批判的阶段。4月10日，经中央批准，在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的批斗会，批斗王光美。7月13日起，由于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群众组织写的一个检查激怒了红卫兵，数百个单位的群众组织陆续赶到中南海的西门和北门，安营扎寨，组织“揪刘火线”，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只是正在南方视察的毛泽东传话予以制止，中央文革才被迫动员群众撤回。期间，刘少奇的境况日益险恶。由此可见，尽管刘少奇遭受如此劫难，受着非人的折磨，毛泽东却没有伸手拉他一把的意思。当然，仅仅以路线错误来整掉刘少奇，是远远不够的。党内有惯例，犯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不会一棍子打死，起码要在政治上留出路。因此，真正能置刘少奇于死地、并永远不能翻案的致命一刀，是刘少奇的专案组，是这个专案组能否提供充分的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

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的官方史家都极力为毛泽东辩护，说他听信了“左派”的谗言才批准专案组提供的材料和结论的。请看这一段记载：“由于康生所要求能使报告‘完满’的材料怎么也弄不到，所以尽管江青、康生等一再向专案组施加压力，综合定案报告还是迟迟写不出来。这样拖到1968年9月，专案组只得先将1925年、1927年、1929年三段历史问题写成三个材料，作为三个单件上报。”江青、康生、陈百达、林彪等看了材料后的表态自不必说，看看毛泽东是什么态度。“毛泽东也看了这些材料，但他没有明确批示意见，只是圈阅。在对刘少奇专案审查的过程中，江青等人利用群众揭发和专案材料的名义，有计划、有预谋地报送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对毛泽东施加影响。在真假莫辨的情况下，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类报告，而且这些报告都是来自那些地位很高的人，终于使他听信了这些谎言。”

但应当指出，毛泽东对报来的材料也不是全信。例如1968年5月8日他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其逊。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美国大批出兵，当时国民党都还不愿意呢。”毛泽东之所以出此言，是提醒专案组，这些材料太离奇，太荒唐了，弄出去是要闹大笑话的。然而，毛泽东如真有良知，如此笑话，他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的人难道不会举一反三，认真思索一下其他有关材料的真实性，或者指令专案组作实事求是的调查？

毛泽东难道真的猜不出专案组搞的那些材料有假，有讹，有“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之嫌？其实，从他批准专案组成立时起，他心里就十分清楚那些“左派们”要把刘往死里整，会无所不用其极。他只是装傻，装着轻信，将错就错，否则，怎能达到把刘一棍打死的政治目的？这种假他人之手剪除异已的伎俩，中国历史上不知被多少帝王将相们用过，不足为奇！当然，玩这种借刀子杀人的权术是要受到良知的谴责和折磨的，毛泽东内心是否受到这样的谴责和折磨，不得而知。但他只圈阅，不表态，似乎传达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心理信息。（以上资料均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

在中共“九大”上务必彻底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以便从根子上铲除“刘氏集团及其路线”，实现党的领导核心的权力洗牌，是毛泽东志在必得的政治目标。而对刘少奇的定性问题，又必须在“九大”前的中央全会上解决。“九大”召开的日期之所以一拖再拖，就是等专案组拿出足以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结论。专案组材料实际上是在仓促之间定稿、作出结论的。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名义提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于10月31日批准了《审查报告》，同意《审查报告》提出的对刘少奇的处理意见。全会《公报》是这样作出对刘少奇的处理决定的：“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至此，终于从中共法定的组织程序和手续上，根除了毛泽东的心腹之患。

当然，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中共“九大”重要的筹备会议，为刘少奇定案固然是重头戏，但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内部进行政治洗牌打造出一个基本成形的格局，同样是重中之重。这个目标和打倒刘少奇连为一体，两者不可缺一。这个任务，全会也基本完成了。其标志为1、从与会人员的成分上看，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有52..7%的人已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八届中央委员共97人，除去世10人外，应出席87人，但只有40人被允许出席，不足半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但只有19人能出席。会议开始后，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使中央委员超出了半数。这样，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59人，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全会对刘少奇专案组的《审查报告》的通过，另一方面也为中共“九大”“班子成员”的组织提供了一支“预备队”。

2、全会先声夺人，一开始就发动了对“二月逆流”中的“干将”、“一贯右倾”的中央领导人的批判、围攻，这些人中有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心理攻势实际上是堵他们的嘴，防止他们像在二月碰头会那样突然发难，“大放厥词”。总之，为保证“九大”政治洗牌的最后成功，中共十二中全会可谓策划组织得别出心裁，“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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