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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关于林昭的几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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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6 14:53: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李新宇:清明祭林昭
原标题:关于林昭的几点感想


  林昭说:“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这话一点儿说服力也没有,将军或政治领袖们在做战前动员时是不会说这种话的。但正是这样的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为理想而献身的战士。

  1

  林昭这个名字,是在1979年的冬天从张元勋先生那里知道的。那时候,我是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张元勋先生则刚刚平反落实政策,也来到曲阜师范学院任教。他被安排在一间学生宿舍里,所以经常与我们混在一起。不记得最先是怎么开始的,只记得他经常到我们宿舍来,来了就海阔天空地聊天。张先生虽然历尽坎坷,但显得比年轻人还有朝气,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使我们感觉不到年龄的差距。记得我曾说他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就像被放进了冰箱,二十年后拿出来,仍然是1957年的状态。当然,我知道大多数右派不是这样,他们不仅没有“保鲜”,而且老化和腐败得厉害,张元勋是个特例。他非常健谈,又似乎总是很有精神,所以常常是聊着聊着天就亮了,于是大家哈哈笑一阵,一起去吃饭、上课。我们知道他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右派,而且是一个集团的首领,出于好奇心,就常常引他讲当年的情况。于是,我们看到了他手腕上狼牙铐留下的疤痕,也知道了林昭这个名字。

  然而,那时我们对于林昭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当时整天都在补开追悼会,这一个的骨灰盒里只有他戴过的眼镜,那一个的墓碑后面只埋着她穿过的裙子,这样的事听得多了,见得也不少,凄惨和残暴都无奇不有,司空见惯,也就见怪不怪了。到张元勋参加林昭的追悼会回来,大家议论更多的,是他与林昭的感情,同学们更愿意接受的,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凄婉爱情故事。所以,在我最先的印象中,林昭只是一个有才有貌、有情有义的奇女子。至于她的意义,一直没有多想。

  直到1998年,在《南方周末》读到一篇文章,其中好像有这样一问:正在欢庆百年校庆的北大人,你们是否还记得北大的优秀女儿林昭?记得当年读到这里,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那一年,《南方周末》好像发表过不少关于林昭的文章,林昭的形象也开始被更多的人议论,这才真正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陆续读到了丁抒的《林昭与〈星火〉杂志》、方方的《林昭的光芒》、张元勋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2000年到2001年之间,我曾经办过一个小小的网站“学者庄园”,转发过一些关于林昭的文章。学者庄园被封掉之前,曾因三项内容受到警告,其中之一就是发表纪念林昭和文革死难者的文章。但在当时,我对林昭依然了解甚少。对林昭比较全面的了解,是在看了胡杰的片子之后。所以 ,在这篇为纪念林昭的文章中,我想首先向胡杰表示崇高的敬意!

  2

  面对林昭,我常常想到这个问题:林昭为什么 “自寻死路”?这个词语是监狱管理者对林昭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除此之外,显然还为她准备了活下去的路。趋利避害是人和一切动物的本性,林昭是一个才女,聪慧过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问题上那么愚直,那么“傻”?

  张元勋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直到我被捕前,林昭是平安的。她如果一直保持她的审慎,她完全可以度过那个风狂雨骤的年代而走到今天。但她在一批北大人相继入狱,全国景象一片肃杀的情况下,竟不可自已地按着自己的良心走了下去。”根据越来越清晰可靠的材料,林昭本来并不激烈,厄运本来是可以逃过的。但是,当“右派分子”们受到讨伐的时候,她跳出来了,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进行的辩论中,她登上了餐桌,为右派说话,认为那种上纲上线的围攻很不公道。她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但她还是跳出来了。她说:“我是林昭!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看来她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并非那种因为盲撞而被“娘”一巴掌打翻在地的“孩子”。

  即使在跳出来之后,是继续走下去,还是适可而止,林昭也很可能有过犹豫。据张元勋说,那天回去之后林昭喝醉了,卧床两天,从此什么也不说,在善本书库里静静地读书。如果那样坚持下去,她也许还能逃过厄运。然而,她还是没有从此退缩,因而终于为自己积攒够了“罪行”,成为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她的处境并不是很惨,能够留在学校就是证明。到人民大学之后,生活也颇为平静,从被批准回家养病,就可以看到她生活的环境相当宽松。回苏州,在亲人身边,更无疑可以愈合伤口并开始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句话,如果她老老实实闭上嘴,接受改造,不多事,仍然可以平静地生活下去。但是,在大饥荒的年月,她又站出来了。当置身于大西北的张春元等与她联系创办刊物时,作为戴罪之身,她可以推托或拒绝,没有人会指责她。偌大一个中国,大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面对几千万饿殍,男子汉们有几个站了出来?然而,林昭站出来了,她与张春元等合编《星火》,不仅发表诗歌,还与他们一样四处搜集各地党政负责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字,企图把他们的文章寄给他们,使他们正视人民的苦难,遏止极左政策。结果众所周知,围绕《星火》的几十个人被作为“反革命集团”全部抓捕。

  被捕之后,林昭仍然在抗争。她的一些抗争看上去毫无意义:1962年7月,致信北大校长,呼吁他效仿蔡元培,营救被迫害的学生。1964年12月,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自己的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1965年2月,再次给《人民日报》写血书,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1965年3月23日,开始血书《告人类》。1965年6月1日,血书《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

  考察林昭的行为,正如她的难友们所说,的确是“拿鸡蛋去碰石头”。这不是毫无意义的“自寻死路”吗?在中国,“以卵击石”、“螳臂挡车”这样的词语都含有嘲笑的意味。面对碰碎的鸡蛋和碾死的螳螂,人们往往只有嘲弄而没有同情。即使有所同情,也不会赞赏这种“自不量力”之举。这是聪明人的态度,而中国是聪明人聚集的国度,所以,石头的城墙便固若金汤,很少遇到挑战者。然而,林昭却不是聪明人,偏偏要以自己这颗鸡蛋的微薄之力去碰石头。她说:“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这话一点儿说服力也没有,将军或政治领袖们在做战前动员时是不会说这种话的。但正是这样的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为理想而献身的战士。在广州的黄花岗上,就埋着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当时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用鸡蛋去碰石头,结果当然是自己碎掉,但那坚硬的石壁却在不久之后即轰然倒塌。我们能说与他们的撞击无关吗?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是黯淡的,在顾准带来光彩之后,林昭再次带来了光彩。她是一个象征,一种精神和人格的象征。她孤独地站在那里,背了反铐,瘦弱的躯体裹着带血的衣衫,眼中充满愤怒,又饱含怜悯。她在抗议极权政治的暴行,又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们。在她的面前,我们才知道自己活得中多么卑微,多么渺小,多么可怜!我们这些早已没有是非标准、没有道德底线、没有人格可谈的人,我们这些习惯于说谎、习惯于求饶、习惯于苟且偷生的人,在她面前,多少会受到一点震动,想到什么样才是人的形象,因而在愧疚中有所反省。

  3

  林昭之所以多受了许多折磨,之所以最后惨遭杀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拒不认罪”和“死不悔改”。根据她的校友和难友们回忆,在反右运动中,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林昭就是不肯检讨,而且在会上公开反驳对她的批判。如果她像一些人那样善于审时度势、适时换季,是可以逃避右派分子命运的。根据已经透露的材料,服刑期间,她让管理者头疼和恼火的也是不肯认罪,不思悔改,而且公开宣布自己的立场。如果不是这样,她也许并非没有活路。

  公道地说,统治者很少以杀人为乐事。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张献忠等的确有所不同。经济力量也使他们不愿随便浪费子弹。政策并不都是谎言,比如“给出路”,比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直都在实行的。正因为这样,在一些人看来,真是很宽大,也很仁慈。可是,林昭却拒绝了给予的出路,拒绝了一切的宽大和仁慈,昂首走向了死亡。掌握她命运的权势者们一定要制服她,而她就是不服。这种“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一直持续着,在确信林昭已经无法被制服的时候,杀掉就成了必然。

  给你活路你不走,偏偏走死路,怪谁呢?在我们这个时空里,这是到处可以听到的论调。是的,不是没有路,洞子足够钻出,只要匍匐在地,或者低下头;监狱并非铜墙铁壁,只要使自己成为软体动物,铁栏杆就不再是障碍。那些聪明人就是这样获得自由的,甚至可以获得高官厚禄。而且,统治者常常并不要求你心服口服,而是只要口服就行,腹非是可以不问的。只要你跪下,做出已经被制服的样子就行。林昭却就是不给他们“面子”。根据中国几千年经验,不给“面子”,当然也是非杀掉不可的。极权统治之所以非常看重这种“面子”,因为有它在,即可欺世。

  不久前看到一篇关于郭沫若的文章,盛赞他的政治智慧,因为正是靠了这种智慧,他逃过一劫又一劫。文章指出,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的时候,郭沫若就曾提醒人们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的底线”。似乎那些被划为右派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太愚蠢,既没有看透上面的用意,又没有倾听别人的提醒。读过之后,我想了许多,想起了关于忏悔和不忏悔的讨论,想起了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理想主义者都以失败告终。之所以如此,因为我们的人格价值标准已经很难确立。一个血腥的时代使绝大多数的人跪下了,使许多人成了协从和帮凶。社会历来是法不责众,因为在多数人参与犯罪的时候,社会便不再有执法的力量。道德的法庭上也是这样。在道德底线崩溃的时候,人格评判就不能不大打折扣。知识分子人格问题之所以很难谈论,宽容的旗帜之所以所向披靡,就因为我们无法不宽容。如果用高标准去作评判,尽管你批评的只是几个卑鄙无耻之徒,伤及的却是大多数,因为大家都处于同样的环境中,一般人与无耻之尤,差别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因此,我们倡导宽容,反对苛刻,理解人性的弱点,等等。是的,求生是人的本能,为了生存,卑躬屈膝,甘心当奴才,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人们做英雄。可是,如果我们以此作为正常,在此基础上设定标准,我们将何以面对林昭?进行人格评价,我们不能不顾及偷生的大多数,同时,却不能不面对林昭。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昭的姿态在今日中国虽然不会受到太多的赞美,却不仅使一段历史有了些许亮光,而且拯救了我们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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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elections.com/article/219/2415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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