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浅议“毛泽东时代”思想史的书写问题

tuffy05

《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这里仅想就如何撰述“毛泽东时代思想史”的若干问题，谈些自己经常性的困惑，以期引发方家的讨论和批评。

　　一、思想性质：建构“新道统”
　　这里所说“毛泽东时代”的概念，是指1938年至1976年间的时段。在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时代思想史”涵盖了“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读者可能会争辩说，既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国家的开始，“打天下”与“坐天下”毕竟有着天壤之别，即便是思想史也无例外之由。而我的再辩则是：这一阶段的思想史之所以可以单独成章，是因为其内含具有突出、鲜明和不可替代的特征。
　　似乎无人否认，毛泽东是一位典型的Charisma式领袖人物。毛泽东既要作“政统”的“领袖”，又要作“道统”的“导师”，并将其雄心切实地付诸于实践，把其个人意志转化为整体国家意志，这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似乎极少有人可以与其比肩。虽然这段历史在中国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算短暂的-4,节，可其颠覆传统价值的力度和渗透中国人心的强度，用“空前”来形容，也并不为过。喜欢的人用“震撼”，厌恶的人用“恐怖”，也有人用“充满张力的悖论”，来评价这一时段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史，但无论是在继承、借鉴、批判或反思的各种角度上，人们实际上都是在强调“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作为一位对思想史感兴趣的教书人，我则更愿意把毛泽东建构自己“新道统”的努力，看成“中国当代思想史”最具实质性的核心内容，进而也特别钦佩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和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等学术大家不约而同地引述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七章“大立法者”开头的那段著名论断，用以概括“毛泽东时代思想史”的特质之所在。卢梭说：
　　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一可以这样说一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总之，必须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他们以他们本身之外的、而且非靠别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量。这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则所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从而每个公民若不靠其余所有的人，就会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如果整体所获得的力量等于或者优于全体个人的天然力量的总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立法已经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的完美程度了。①
　　无论人们如何解读卢梭的这段精彩论述，我在此只想阐明，“中国当代思想史”或日“毛泽东时代思想史”是一段以“个人意志”强制形塑“国家精神”的充满悖论的历史。本人坚持强调，把握这一历史性质是撰述此一阶段思想史最为关键的前提条件。研究“思想史”自然要首先说明“什么是思想史”。对此本人信服史华慈在其名著《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全书第一个注释中所给出的原则范围：
　　我之所以使用“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一词，而不是“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或“知性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乃是由于“思想”(thought)这个词语的语义边界并不确定，它不仅可以包含认知和推理，而且也涵盖意向性、想象力、情感、惊叹、困惑以及那些在计算机上难以编程模拟的意识生活的众多内容。此外，其它一些模糊的含义。既可以指涉运思“过程”，也可能指涉诸如观念(ideas)、心态(mentalities)或内在态度(inner attitudes)之类固定化的思想“产品”，这些内容也都一并被包含在列。②
　　依我的理解，这样规定“思想史”，实际上就意味着撰述者所要研究的是一部某一独特语言群族的全部“精神状态史”。我们以下的讨论将证明，对于“毛泽东时代思想史”来说，这样的规定是恰当和适宜的。

　　二、延安：新话语的起点
　　“中国当代思想史”为什么要以1938年为起点?
　　我们的依据是该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最终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高思想权威的地位，由此开始了“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建构历程。在此前特别是此后的相对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毛泽东逐渐发展出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思想一话语”体系，创造出了不少后来一直支配着中国人日常思维的“革命概念”和政治术语。诸如“实事求是”、“整党整风”、“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这些至今对数代大陆中国人来说仍然耳熟能详，以至于被青年人视之为“老生常谈”(clich6s)的旧话，其实已渗透到大陆中国人的血液和灵魂之中，人们虽然已不再关注“整风”一词中的“整”和“风”究竟具有怎样的意味，但对于人们来说，这些“话语”已熟悉到了被遗忘了的程度，以至于丧失了对其进行分析的敏感和兴趣。甚至表面上完全对立的思潮，论述资源却仍然共享这样一套“毛氏话语”。尤其是，这套话语被再次融合进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值得学人深深体悟。因此，就话语的一贯性来说，从“延安时期”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就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思想时代。“延安时期”积淀下了“毛泽东时代”思想状态的全部精神基因。
　　就像原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延安精神”本来也是一个分量很重的学术真命题，但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前共和国”时期思想内涵、状态和性质的概括和解读，还相当表层，发人深省的研究作品几乎处于空白。相对而言，美国学者David E.Apter和Tony Saich 1994年的著作“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无论他们的观点能不能被中国学界所接受，其洞察视角则体现出了相当敏锐的问题意识和非常深刻的意识症候。
　　由是，“重返延安”，还原那一时期丰富的历史和意识积淀，诠释众多原创性“毛氏话语”要素，如建构“路线斗争”的思维模式，甚至奠定“拯救一奉献一崇高一牺牲”的“革命美学”基调等，就将成为解析“中国当代思想史”跨越不过去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

       三、内在张力：一位思想家与无数诠释者
　　“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个毋庸置疑的首要特征，或许可以说是“只有一位超级思想家，但却拥有无数诠释者”的思想史。在这个时期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议题均由毛泽东提出或挑起，并由此延伸为某一“理论”上的争论，以至于直接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群的精神生活。
　　与中国传统的经学诠释学，甚至与西方中世纪《圣经》诠释学相似，“中国当代思想史”也呈现出了一个以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为“绝对文本”，不能增删，毋庸置疑，其神圣的话语本源径直地与真理对接;但在众多诠释者之间又必然构成理解上的巨大差异，甚至彼此对立的思想流变。这样就自然出现至少四个层次上的张力：其一，经典自身的意图和逻辑，与诠释者意图和逻辑之间的张力;其二，官方不同诠释者意图和逻辑之间的张力;其三，官方诠释者与民间诠释者意图和逻辑之间的张力;其四，民间诠释者之间意图和逻辑的张力。这些众多视角张力的核心意义在于：即使在同一渊源之思想一元化的笼罩下，也可能激发出某种程度的“诠释的创造”，在表层的诠释中隐藏着某种“异调”的新观念。
　　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史料中看到“批判”和“建构”两方面的要素，原则上，前者以后者为目的。如大规模持续性的“思想改造”运动，背后存在着一个“新社会”的憧憬，即使在“批判”的文本、语言和蕴思中，都在时时指涉和关切着这个“新社会”。毛泽东时代的改造思潮，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思潮，不如说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思潮，甚至是一种包括自然世界在内的全方位的“颠覆性建构”。阿伦特的《论革命》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我们的问题是：在这“消极的批判”与“积极的建构”之间存留下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换言之，那些批判不掉和建构不来的“存留物”又意味着什么?诸如“个体意志”(自由意志)、“富庶生活”、“审美情趣”，等等。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些残留的思想要素，成为13后引发“人学”解放思潮的种子和酵母。
　　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则是思想的运思过程被包裹在一种以“运动”或“思潮”的形式框架之中，换言之，此时的“思想”不是由经典意义上的概念、命题、推理和逻辑等要素所构成，而往往是以口号、运动、仪式、象征的激情方式外溢而出。在这样的思想形式中，精确的分析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是与人类情感相接近的重重情绪紧密相连，如爱戴——仇恨、赞美——攻击、依赖——发泄等特征则极为明显。面对这种“情感一行动型”的运思方式，我们初步的体察是，必须相应地寻找到一套不同于一般思想史分析的工具性范式，方能有效地透视和抽象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核心内涵。目前，这种提炼分析性范式的探讨亟需展开。

　　四、书写路径：三种“思想史”
　　鉴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上述特征，其撰述路径起码有三，或日三种不同的“思想史”：
　　其一，“政治运动”的事件史，也可称之为“自然史”，即按历史发展的原始图样展开叙事描述。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的26年间，仅就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计有70多次，平均每年2.5次强，而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超出这个数字的10倍。毋庸赘言，清晰把握住基本线索，透视这些运动旋涡背后的思想意图与知识资源，是“思想事件”意义上之思想史的基本任务。例如，仅一个在毛泽东时代持续展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本身就含有相当深刻的问题和极其丰厚的内涵，足以单独构成多项研究专题。而把所有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则无疑是揭示“中国当代思想史”轨迹和性质的重要路径。
　　其二，意识形态史，也可称之为“政治史”，即按执政集团建构“新道统”的内在理路把握此一阶段的思想史。在这其中，新国家的合法性证明、寻求乌托邦理想社会的前景预期等，都有待于系统地梳理。目前已有学者提出“抗美援朝”运动支持新国家之合法性的判断，也有学者注意到“《武训传》批判”与颠覆儒学价值体系之间的关联。这些研究都显示出了超越或深入“事件思想史”的新意图。
　　其三，中国版“现代性”的反思史，也可称之为“比较史”，即把中国发生的“思想事件”置人全球思维的背景下进行考量。例如，有学者已经关注到二战之后，全球各国都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与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情境有诸多相似之处。更多学者更注意到中国的“文革”运动与风靡世界的学生反叛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在学界深人反思人类16世纪以来“现代性”后果的讨论，更给“中国当代思想史”赋予了新的意义，拓展出了超出一般经验范围的评判空间。
　　如把上述三种透视路径叠加在一起，“中国当代思想史”将会呈现出一幅多层面的、复调式的、纷繁复杂的意识图景。

　　五、意识编织的四条脉络
　　清理表象的迷雾，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看到几个在“毛泽东时代”贯穿始终的连续性冲突的思想发展趋向。
　　第一条脉络是一种挑战和取代“旧道统”的意图，这一思想趋向全盘颠覆中国既有价值结构和信仰体系，企图彻底地“改换人心”。这一思想意图首要的指向自然是作为“旧道统”承载主体的“文化一知识人”，持续不断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消极意义上的思想批判)，正是这一思想意图的体现。但“文化一知识人”存世的理由恰恰就在于传承社会的价值和文化，因此在“毁道”与“护道”之间必然产生“反叛”与“守成”之间或明或暗的博弈与竞争。在大众层面同时展开“塑造新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就是前引卢梭式“改造人性”，重建“道统”的思想史内容。
　　第二条脉络是一种建构“共产主义新乐园”的冲动，这一思想趋向具有明显的“建构”色彩，试图发展出一种既不同于美国和苏联，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古代的、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结构。而1958年开始的由改造农村社会结构，进一步也波及城市结构的“大跃进”运动，则是这一冲动的标志性体现。就其实质而言，这场招致严重挫折的运动，绝不仅仅是一场“向自然宣战”的经济运动，它的实质是试图建构一个“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并由“党”来统一和平衡的新式政治共同体。“人民公社”即是这一共同体结构的组织形式。
　　第三条脉络是一种以“反贵族”气质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的理路，这一思想趋向成为支撑上述两条思想趋向的“内在理路”，更具思想史的性质。这一在批判中意欲建构的思想路径，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延安战时供给制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获得灵感，试图实现那种“等贵贱、均贫富”的乌托邦“幻象”。受到毛泽东支持和赞赏，1958年陈伯达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和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两文，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最后一年仍坚持对此一问题所作的谈话，成为这一思想脉络的核心文献。在纯思想史的意义上，这一理路中蕴含着巨大的悖论，或许潜藏着这一时代精神生活的“奥秘”，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毛泽东的“终极关怀”。
　　第四条脉络是一种质疑主流思想形态的民间反思思潮，顾准是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这一思想脉络的更多的思想表达，则出现在“毛泽东时代”的晚期。在这一脉的思想资源中，吉拉斯的《新阶级》批判性论点是其精神旗帜和灵感渊源。
　　正是在这些具有连续性的不同脉络的相互交织中，呈现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一政治”精神的丰富多彩和充满悖论的思想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