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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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唐少杰

欲了解中国现代历史，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欲了解文革历史，必须了解毛泽东。“说不尽的毛泽东”的主要所在，就是毛泽东从事文革所“说不尽”的方方面面。作为文革整个历史剧目的“导演”、“原著者”、“编剧”（或“策划”）、“制作人”和“第一号男演员”，毛泽东对于文革具有其他任何人不可替代的情结和不可超越的角色。即使在文革爆发四十多年、结束三十多年之后，毛泽东之所以发动、领导文革而具有的主观因素和客观作用，依然值得开掘和探讨。本文主要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以期有益于理解和把握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心理境况和实践特征。
“情结”（complex）是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重要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荣格（Jung）认为，情结是有关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他把“情结”形容为“无意识之中的一个结”，即可以将情结设想成一群无意识感觉与信念形成的结。这个结可以间接获知，而表现的行为则很难理解。弗洛伊德（Freud）认为，情结是一种受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欲望。在汉语世界，“情结”还指很深的情感。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主要表现出的是他个人的心理或意识的蕴涵及其特征，我把毛泽东的这种情结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

1．君师合一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Snow）的谈话中，他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此时需要“降温”了，在提及文革初期盛行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他说：“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由此可见，毛泽东特别看重“导师”（Teacher）或“伟大的导师”。不管毛泽东是否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所期望的那种由哲学家来统治的国家是最理想的国家（即最高明的统治者应是哲学王），但是毛泽东至少知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唯有作为至尊至圣、“万世师表”的孔子的思想影响和精神魅力，超过了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皇帝的总和，所以，被称之为“素王”的孔子也是中国千年历史上真正的“无冕之王”。毛泽东在开创、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不但十分重视自己的实践表率作用，而且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规范职责。与中国古代历史诸多统治者颇为相似的是，毛泽东极为注重把他的功名事业和价值取向加以教条化、伦理化甚至泛道德化，力图把他的文革思想和文革行动加以理论化和规范化。无论毛泽东把文革视为他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还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在于保证他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在发动、领导文革的经历中，都把他的“君师合一”情结推向了顶端。
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还从他文革时期对秦始皇的赞扬和对孔子的斥责中折射出来。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提出一个基于中国历史考察而来的颇为荒唐、颇有意味的“问式”：毛泽东＝秦始皇＋孔夫子？显然，在毛泽东那里，“秦始皇”是不能与“孔夫子”合而一体的，亦即他要争当“秦始皇”，就意味着必须打倒“孔夫子”。毛泽东要把孔子的地位、影响加以颠覆或消解，他就要试图成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一无二的“导师”。在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中，孔子必须“让位”，这种“师”只有他本人来充当。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师”高于、重于、大于这种“君”，因为他可以拒绝荣膺“大元帅”，也可卸任国家主席，但是“伟大的导师”却是一种超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终生的追求乃至似乎永远的重任。的确，“伟大的导师”情结，使得毛泽东不遗余力地变换文革由可能走向必然、相对趋于绝对、有限变为无限的运动或价值。尽管毛泽东“君师合一”的情结在文革时期行之一时，但是由于文革的破产，这种情结也随之破灭，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把毛泽东视为“导师”。

2．“接班人”情结

毛泽东的这一情结，既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统治者的“嫡传”情结，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毛泽东内心的“斯大林情结”与“赫鲁晓夫情结”的综合作用。“斯大林情结”之一，就是斯大林生前所谓没有成功地培养出“接班人”；而“赫鲁晓夫情结”，就是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死后的政治鞭尸直至移尸入坟。这些无疑给毛泽东晚年的心理带来挥之不去的阴影。文革的一个直接动因，就是清除毛泽东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毛泽东在其生命最后二十年所最为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历史对他的评说和后人对他的评价。“历史的评说”和“后人的评价”，汇集成毛泽东晚年的一大幽魂。能否和怎样选定“接班人”，既关乎到毛泽东的历史，也关乎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更关乎到毛泽东与历史的互动。“接班人”情结，俨然构成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涯的“命穴”。毛泽东生命最后十余年的一大任务，就是选定他的“接班人”。文革可谓在广义上是毛泽东培养所谓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在狭义上只是培养他自己一人的“接班人”的一场运动。与此同时，文革又是毛泽东培养和选拔其“接班人”，并且无不使其选出的“接班人”走向或废黜、或死亡、或夭折、或更替的历史。从刘少奇到林彪到王洪文到华国锋，毛泽东对于其“接班人”的一系列做法，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身后信心不足、对于文革的下场忧虑重重。
毛泽东的“接班人”情结及其实践表现富有独特的地方，还在于毛泽东对于“接班人”所做出的“隔代指”，即毛泽东既要选定自己的“接班人”，又要选定其“接班人”的“接班人”。这就不仅不同于以往中外政治极权领袖遴选“接班人”的做法，而且给文革注入了某种致命的因素。毛泽东曾建议自己“钦定”而又为中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接受张春桥为林彪的接班人，这就使得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很有可能走入不归之路，更有可能致使文革的高层人事变动成为某种宿命。毛泽东或许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其“接班人”与其“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文革历史证明，这种“接班人”与“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双方水火不容、视如仇敌，就是彼此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对“接班人”的“接班人”的指定，“嫡传”接班人对“隔代”接班人的厌恶和否决，后续接班人的更换和最后接班人的惊天之举等等，这一系列的行径仿佛成为注定毛泽东的文革命运的“系数”！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接班人”情结，往往致使身居毛泽东之侧的中共中央第二号领导人兼任毛泽东“接班人”的工作和地位，成为中共历史上最难以胜任的工作和最微妙复杂的地位；同时，也使这类“接班人”处于“一人之下、亿人之上”最为危险的境地和走向被文革历史最终离弃的结局。这种“接班人”情结，还带来了文革时期中共党内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领袖到群众、从领袖到领袖和从群众到群众的斗争，异常残酷、惨烈、复杂和深重。正是由于“接班人”的情结，既使文革不断地自我分裂、衰竭、异化，也使毛泽东不可能成为一位现代民主政治的领袖。

3．诗人诗化

这一情结不是指毛泽东擅长赋诗作词，而是指毛泽东在理想与现实、未来与当下的关系上具有诗人诗化的情结。毛泽东的这一情结，更多地缘于1958年他期望中国驶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大跃进”运动。在经过了1921年至1949年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内有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之后，毛泽东力图既使中国崛起，也使他的功名事业趋向前所未有的辉煌。而在1949年之后的二十七年里，尤其是文革十年里，他的治党治国治民的模式，表现出无序而混乱的群众运动、诗人诗化的取向和理想高于一切等等特点。文革时期，毛泽东把他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乌托邦主义，发展到了漫画式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从1958年之后到1976年去世之际，毛泽东的上述模式几乎是不断地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自1958年之后，毛泽东试图用他诗人诗化的“乌托邦”壮举改天换地，却把中国引入了饥饿、清贫、落后的社会主义天地。1966年之后，毛泽东促使这种“乌托邦”变成对亿万中国人民的活生生的极权制约和泛道德化的专政。
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在文革时期绝不是什么如歌如画如诗如戏的情结，而是理想凌驾于现实、未来强制于当下的情结。这种情结进而化成文革的“魔影”，无不时时、处处钳制文革的方方面面；即在文革时期，似乎一切都取决于与未来的关系、全部生活都依赖于与理想的关系。换言之，现实的价值由未来所裁决，当下的意义由理想来充填。这也就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现实或当下，不断地被未来或理想所否定、愚弄、绑架直至专政。然而，“未来”究竟是什么，“理想”又在何方，这只能取决于毛一人任意的勾勒或涂画。这类“未来”和“理想”是否经得起质疑或批判，可否成立或实现则化为永远的悬念。文革时期诸多的未来和理想，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魇，就是可欲而不可求的幻觉。
1949年之后，新中国所逐步建立或实施“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文革时期经过毛泽东“诗人诗化”情结的作用，出现了更大更广的乌托邦主义价值追求，凝聚了泛道德化的民粹主义实践取向，陷入了屡遭重大挫折的窘境。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既是文革社会理想和社会建构的一个“蓝图”，也是毛泽东“诗人诗化”情结的聚集映现。文革也可谓毛泽东诗人的诗化运动和诗化的诗人政治，只不过这种运动的浪漫、炫耀，是与这种政治的破碎、灾难成正比的。从毛泽东“五七指示”所憧憬的“工农商学兵”一体同构的民粹社会，到文革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诸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革命文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的全盘铺排；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到文革后期各行各业千百万大众以诗歌朗诵会的方式补缀文革的破败，这些都一再表明了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久的一次“乌托邦”社会实践，而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就是文革“乌托邦”的绝唱。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诗人诗化”情结所造成的牺牲、损害和浪费，难以估算，这也注定了这一情结成为历史的噩梦。

4．世界革命领袖

自中国与苏联分歧、论战和分裂之后，毛泽东的“世界革命领袖”情结日益增长；到了文革时期，达到了顶点。据坊间所传，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毛泽东就说过：“我一生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大的遗憾就是同斯大林打了个平手。”的确，自斯大林去世之后，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没有哪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在经历、业绩、名望、魅力甚至形象上堪与毛泽东相匹配。毛泽东1958年带领中国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之际所提出的“超英赶美”（即“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今天应该解读为要超过苏联；因为赶上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苏联就不在话下。对于苏联，毛泽东当仁不让。他不仅期望中国坐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龙头老大的交椅，而且他自己要成为继列宁、斯大林之后的“世界革命领袖”。由于中国国力不足，最主要的是稍后持续数年的全国性饥荒，毛泽东“世界革命领袖”的情结受到抑制。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这一情结一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二是上升到了理论学说的层面。在前者，毛泽东被誉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北京取代昔日“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成为“世界革命的圣地”，昔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转换为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由落后民族、不发达国家包围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革命道路。中国要取代苏联，开创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新中心。在后者，《人民日报》为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所发表的社论 ，把毛泽东的这一情结和相关的观点，系统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成为了世界革命的领袖兼导师。实际上，这种世界革命，更多地是限于不同地区的民族革命或农民革命，而决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革命，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文革最初的五年，自中国与美国实现了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对话和联系之后，毛泽东“世界革命领袖”情结的“革命”色彩大大减退。因为毛泽东所采取的“联美反苏”的策略，把中国过去革命的、激进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外交政策，转换为当下务实的、温和的、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外交实践。这些尽管是对文革理论和文革实践的某种解构，尽管显现出文革国内意识形态与文革外交政策的张力或反差，但是却没有消解毛泽东的“世界领袖”情结。在文革时期的外交领域，毛泽东体现出来的与苏联对着干而决不调和的举措和气魄，对美国既联合又批评的做法和风范，意味着毛泽东要在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苏联以及东欧国家集团的“两极世界”之外，建立一个以毛泽东的中国为最大国家的“第三世界”。作为“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者，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想要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精神领袖。“三个世界”的理论并不符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也不符合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但是历史地来看，它更符合毛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领袖”情结。

5．“马”表“法”里

这里的“马”，是指马克思主义；这里的“法”，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和理论。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最初被“红卫兵”和“造反派”诠释为毛泽东二十多年前说过的“造反有理”，后来演变为“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三足鼎立的文革意识形态。具体言之，这“三论”就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三论”的关系，旨在由“阶级斗争论”演进到“继续革命论”而推进到实施“全面专政论”。 从毛泽东早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道德主义、实用主义式的理解和运用，到他晚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我论、唯权力论、唯意志论的改造和应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史上独特的一大变种。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既肤浅、通俗，又零散、混乱，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却有着文革特有的实践效用和功利价值。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更多、更主要地表现为心理经验层面和日常行为层面的说词，没有什么理论著述。
显而易见，毛泽东“‘马’表‘法’里”的情结，在文革中、后期赤裸裸地表现为毛泽东更加看重和惯用的是法家的东西。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通谙熟，在文革时期尤为体现在他对法家的主张和方法的融会贯通直至践履力行。毛泽东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古代千年历史的儒、法、道、释之间的关系，就是“‘儒’表‘法’里，‘道’、‘释’补充”，而法家所强调和推行的“法”（法律、法制）、“势”（权力、权威）、“术”（政治驾驭手段），比起儒、道、释诸家来更为可行、更为重要。法家思想和学说，可谓中国古代版本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其主旨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和扩大君主权力和君主权威，其真髓就是不遗余力地奉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行恐怖不计结果、民众畏惧自己更有效于民众热爱自己等等君主统治的准则。冯友兰早在1949年之前就写道：“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所实施的极权主义策略和行径，无不与他的法家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点，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及“评法批儒”的宣传中达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从毛泽东文革时期再次自称“秦始皇”到他对法家的厚爱或垂青，从毛泽东对文革国内大局的掌控和党内高层人际关系的操纵到他对文革国际格局的设计和外交政策的制约，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明地闪现出法家的阴魂或幽灵。毛泽东认为，他在文革时期坚持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心目中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通向了法家的观念和策略。因此，不难得出结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家化。荒谬，然而却是事实！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情结既有内在的关联，也有相互的张力和抵牾。这些方面深刻地展示出，文革总体意识恰如一座中国囿于前现代性时代、憧憬现代性 生活、警惕后现代性因素的图景中的叠嶂。
如果说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过多地表现为他个人的主观因素或意识特质，那么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则主要标志着他个人的客观作用或历史职能。“角色”（role）一词源于戏剧，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身份及其行为。角色本质上反映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的是与社会地位相一致的社会限度的特征和期望的集合体。社会学所指的“角色”，更多地是“社会角色”的简称，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和由此而规定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的总和。质言之，“角色”就是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相应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并按照一定的社会期望，运用一定权力来履行相应社会职责的行为。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主要表现出的是他个人的地位或职能的蕴涵及其特征，我把毛泽东的这种角色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

1．上帝—神

毫无疑问，毛泽东文革时期是中国至高无上、无出其右的人物。文革时期全民性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广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由毛泽东所认可、怂恿、操纵并又在文革中后期加以节制的。毛泽东把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视为他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一个合理的、可行的前提。也正是基于这种独一无二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毛泽东才成为了文革的“上帝—神”。这里所说的“上帝—神”，既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也不是世俗生活意义上的“神”，而是指毛泽东本人成为文革时期中共党的机制的绝对准则，新中国国家运行的唯一标准，日常生活道德伦理规范的最终依据和亿万民众心目中的最高权威。例如，文革初期广为流传和遵行的“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大树特树” 等等政治风尚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本人亲身经历和见证过的文革初期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日常仪式化、符号化和秩序化，更是确切地反映了这一点。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文革时期与他人之间的交往或交流或交谈中，一旦出现了矛盾、分歧、争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引用毛泽东的“权威”，每每以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或“我向毛主席发誓……”来说服对方、证明自己。经过潜移默化的文革日常政治的运作，“毛主席”真正成为亿万百姓从头上到心中的“上帝—神”。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上帝—神”的角色，是与他同一时期政治上的极权和精神上的独裁相辅相成的。唯有这种角色才可以保障这种极权和这种独裁通行开来，也只有这种极权和这种独裁才可以确证这种角色畅行无阻。这种角色更多地显现出文革政治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直至专制主义的特色，更大地聚集为整个文革历史过程及其各个阶段的“底色”。
毛泽东自己相信不相信他所放任和纵容的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以毛泽东具有的智力和智商，能不能看出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荒唐和可笑？从前面所引的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完全可以证明，毛泽东把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当成权宜之计，当成文革得以发动和进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进而，表明他本人并没有自我陶醉或自我迷惑于这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所以，毛泽东依靠或利用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完全是为了保证、维护、巩固他那似乎不可动摇、不可替代的文革最高地位、最高权威的作用和影响，亦即“上帝—神”的角色及其职能。只有充当这种“上帝—神”的角色，毛泽东才真正有可能成为文革的毛泽东！文革中、后期的一系列危机和弊端，削弱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在这种迷信和崇拜不断淡化、衰变的同时，偶像趋于假象，神化的过程走向神话的土崩瓦解，“上帝—神”角色的结局，完成了这种“上帝—神”角色的分崩离析。

2．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式的改革家

“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可能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最富有吸引力或最具有魅力的角色。16世纪初期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改换了上帝与信民、信仰与信徒、罗马教廷与世俗国家（即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且改写了基督教历史、德意志历史乃至欧洲历史。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内心信仰”、“因信称义”、变革基督教教会及其职责的主张等等，扭转了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方向。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于后人、后来历史的精神启示或激励，往往超出了这一改革当时的实践意义或作用。无论毛泽东对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有无了解或有多少了解，根据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确实可以把毛泽东的角色同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角色加以比较。从“上帝就在我心中”这一宗教改革所带来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喷薄欲出，到“革命倍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这一文革初期所形成的群众造反心理活动的横空出世，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角色及其一些做法，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做法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即他们都是从上处着眼、从下层入手。从马丁•路德所推行的基督教的世俗化、民族化，到毛泽东所倚重的文革的全民性、草根性，不难看出，像宗教改革、文革之类的社会运动，都是由它们的肇端者所掀起的“触及灵魂”（用文革术语来说）的民众运动。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之际，充分估计到了并且相信广大群众会积极响应他的文革鼓动和号召。他直接呼唤出“红卫兵”这一文革初期的“天兵天将”，他打开了“造反派”这一文革政治的潘多拉盒子，他惯于把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加以彼此互动，他善于把高层斗争与基层斗争加以双向引入，他同情“小人物”和擅长“打群众牌”，他持续不断地把“群众运动”演变成“运动群众”，等等，这些都既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和党的治理体制，又改变了中共党和国家过去惯常的运作机制，更使中国游离出以莫斯科为中心、以“苏联模式”为圭臬的社会主义传统。毛泽东文革时期改写了中共党和国家的“正统”历史，重塑了中国的形象，这种改写和重塑所造成的影响或遗迹，至今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不会消失。因为，毛泽东“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赋予文革本身固有的一种“范式”：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处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如何解决？尽管今天可以说文革是一种历史的破产或是所谓“历史的试错”，但是文革曾经力图处理、解决的上述关系和矛盾，则意味着共产党有没有可能脱离人民,干部有没有可能背离群众这类问题远没有过时或没有解答。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唤起了民众而又最终恐惧民众，这也注定了这种宗教改革不可能成为宗教革命。与之多少相似的是，即使毛泽东锤炼出文革颇具价值的上述党民关系、干群矛盾的“范式”，但是作为文革最大“造反派”兼文革最大“保皇派”的毛泽东本人，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类问题。

3．现实的世俗领袖

毛泽东不仅仅是文革时期的“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他同时还是文革“现实的世俗领袖”。作为中共党的最高领袖、新中国的实际元首和解放军的统帅，毛泽东不可能无限地膨胀他的第一种角色，也不可能任意地放大他的第二种角色，他必须时时、处处把这两种角色置于其“现实的世俗领袖”这种角色的制约之中。毋庸置疑，不管毛泽东怎样试图把文革的尘世打造成文革的天国，不管毛泽东怎样尽情地挥舞文革的“千钧棒”，把中国大陆社会打得“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些都必须以确保他的上述最高领袖、元首和统帅的权力和权威为前提，以不能动摇、不能颠覆他作为文革的最高主宰者为底线。
因而，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角色之间具有内在的张力（tension）。在毛泽东那里，不可能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上帝的事情”与“凯撒的事情”常常是纷乱芜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或是“上帝的事情”充当了“凯撒的事情”，或是“凯撒的事情”扮演了“上帝的事情”。毛泽东文革的诸多角色之间的嬗变或演进，既使毛泽东在文革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不断的自我异化，又使他本人在文革的各个阶段或时期不可逆转地居于经常的自我否定。这也就完全有可能出现今日毛泽东反对彼日毛泽东、此一毛泽东背离另一毛泽东、前面毛泽东消解后面毛泽东的境况；这种境况在文革之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形形色色，无以复加。这种境况甚至成为了文革自身的痼疾。
尽管在文革最初三年里，毛泽东更多地表现出其“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而文革后七年毛泽东更多地施展出其“现实的世俗领袖”的角色，但是文革的历史和文革的逻辑，反复证明了毛泽东更加看重和更多展现出来的是其“现实的世俗领袖”角色。即使是在文革最初的三年里，这种角色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毛泽东为了“天下大乱”，他可以使“党权”暂时无序、“政权”一度混乱而过分倚重“军权”，军队全面介入文革，“军权”相对于“党权”、“政权”而迅速攀升，日显至关重要，必然出现那种毛泽东曾经反对过的“枪指挥党”的局面。此时，他本人不得不带头认可和接受“枪指挥文革”的局面。稍后，毛泽东为了“天下大治”，重整文革初期的党权—政权—军权之间的关系，恢复“党权”，重建“政权”，抑制“军权”，仿佛使它们又回到了表面上的三者鼎立的状况。但这却促使林彪事件爆发，由此所引发的文革的最大危机表明，毛泽东的“上帝—神”、“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现实的世俗领袖”这三种角色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和谐一致的；表明毛泽东这些角色的关系，造成他本人陷入从角色分裂到人格分裂再到更大的角色分裂的难以自拔的境地。毛泽东“现实的世俗领袖”的角色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文革战车的突飞猛进，或多或少地保证了文革只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亿万人民置身于其中的所谓“内乱”，而不可能是结束或推翻毛泽东的文革的所谓“动乱”。所以，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毛泽东也不是真正的文革“革命家”！

4．“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转换

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就讲过“马克思加秦始皇”。 尽管人们对毛泽东的这种讲法有不同的诠释，尽管有关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这种讲法是强调当时“大跃进”时期经济工作中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但是，毛泽东试图应用把马克思与秦始皇加以综合起来的某种东西来治党治国治民，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至于毛泽东是否具备并表现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角色，至少毛泽东在文革之前就明确地自称为“秦始皇”；虽然毛泽东没有自称过中国的“马克思”，但他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自视为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加秦始皇”不仅仅是一个讲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做法的问题。其实，文革时期，“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讲法和做法都发生了非常值得探寻的变换。纵观毛泽东一生，他对马克思的重视，大致上可以说，1956年之前是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在1956年之后，是重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生没有创建、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政党并且没有治党治国治民经历的马克思，不可能给毛泽东提供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在其生涯最后的二十年里，尤为关注的是斯大林的专政实践经验，而不是马克思。斯大林专政下的“农业集体化”、“大饥荒”、“大肃反运动”以及党内高层持续不断的“大清洗”等等，都在中国孪生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翻版”。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表明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重心已由马克思转向了斯大林。文革时期，毛泽东与秦始皇的关系更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话题。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尽管在文革不同场合自称“秦始皇”，但是其“秦始皇”的角色却发生了某种微妙的改观，即已经不完全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所自称的“秦始皇”。最主要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从吴晗的著述和命运中所折射出的毛泽东与朱元璋之间的历史关联。1948年11月，毛泽东两次与吴晗晤谈。对于吴晗送来的朱元璋传记稿本，毛泽东批评吴晗对朱元璋的“暴戾”、“滥杀”、“专权”等指责过多，评论不当。在两次晤谈之后，毛泽东写给吴晗的信中，他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指责吴晗的历史观“错误”。在其1960年代初出版的《朱元璋传》一书，吴晗以“奉命史学”的做法，把朱元璋由过去的“僧钵到皇权”改写成了“农民革命领袖”。尽管如此，吴晗稍前所写的并不涉及朱元璋的《海瑞罢官》剧本，却成为文革的第一个祭品；后来，成为文革头号笔杆子的姚文元受毛泽东的指使而对该剧本的挞伐，正式拉开了文革历史大剧的序幕。朱氏皇权的因素与文革的渊源有着微妙的关联，明王朝的某种历史污迹流淌到了文革的泥塘。即使毛泽东本人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对朱元璋没有表示过明确的批评或赞扬，但是他对朱元璋的生平事业和政治经验谙熟于心，应用自如，1972年12月毛泽东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著名的国策就是典型的例证。毛泽东以及整个文革与朱元璋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兼农民王朝开国皇帝的历史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这里，并不是说，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角色就是“斯大林加朱元璋”，而是说毛泽东所讲过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做法，充满过多过重的“斯大林加朱元璋”的因素，亦即文革之前和文革时期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角色，已具有了“斯大林加朱元璋”的蕴涵或取向。

5．超非凡魅力（Charisma）

文革时期毛泽东所充当或所扮演的多种角色，构成为特定的一体,这也就带来了毛泽东的文革“角色丛”（a role set）问题。如果说这些角色具有各自与文革不同的特定关系，即“上帝—神”的角色凸显的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马丁•路德式的改革家”的角色凝聚的是毛泽东与群众的关系，“现实的世俗领袖”突出的是毛泽东与他自己的当下的关系，“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转换角色映射的是毛泽东与其所受到的中外文化及其代表的影响的关系，那么这种“超非凡魅力”的角色，展现的是毛泽东与文革之间的综合性的或总体性的关系。社会学家韦伯（Weber）所用的“超非凡魅力”一词，是指领袖人物具有的超凡气质和神秘的个人魅力，它具有三种类型：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文革时期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主要体现在他的个人魅力型上。由于毛的去世，而使这种个人魅力型的角色不复存在，这种角色就有可能持久地表现为传统型的角色上。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主要反映出的是毛以及文革与“大历史”的关系。
文革源于千年中国文化的转型、百年中国危机的演变和数十年中共党内的斗争。它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中国1911年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历史的“撕裂”，即这一革命结束了皇权制度，终止了约两千年的“皇权—绅权—族权”三位一体的社会历史结构。但是它所遗留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如何重建？中国文化如何重构？1911年之后二十年不止的军阀割据混战、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共两党的决战，表明了当时整个中国没有能力进行这种重建，没有力量完成这种重构。1949年之后，只有毛泽东以及中共党才真正有可能从事这种重建和重构。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基本上找到了这种重建和重构的方式，即通过“（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建立红军的方式，扩大到中共党所占据的每一根据地“（党）支部建在村上”的方式，并由农村党支部建立起相应的农民群众组织（“贫协”）、农民武装组织（“民兵”）、农民妇女组织（“妇联”）、农民青年组织（“青年团”）直至十余岁少年组织（“儿童团”），同时由于进行史无前例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而使广大农民获得的初步解放，共产党就从根本上不同于国民党而赢得了人民大众。毛泽东过去所说的中共具有的“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今天看来应该改写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群众运动”。毛泽东领导中共以“党—军队—农民”为主线的革命斗争，迎来了1949年之后逐步建立或深化了在中共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下的“七大制度” ，初步完成了中国古代、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转型。但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主题——“世界化”（即中国能否和如何走向世界）以及1898年以来的四大问题——“独立、统一、富强、民主”，依然是新中国面临的重任。自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试图以“革命”的方式加速完成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变和改造，以大大小小五十余场“革命运动”来治党治国治民。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实际上定格于“革命”。作为大半个20世纪解决中国社会历史矛盾和危机的首选之举，“革命”仿佛成为毛泽东的新中国立国之本、建国之基。文革既推动革命的毛泽东登峰造极，又促使毛泽东的革命全盘滑坡。无论今天人们把文革说成是“比赛革命的革命”，或是“没有革命的革命”，还是“革命的革命”，文革既是中国现代革命所带来的聚合与裂变、创造与异化、成功与失败的不二法门，也是毛泽东的革命的自我棱镜。毛泽东的“超非凡魅力”角色，是中国20世纪革命的休止符！历史地看，毛泽东的这种角色非常类似于俄国的彼得大帝、列宁和斯大林诸多角色集于一体的角色。对于俄国而言，彼得大帝近似革命大帝，列宁近似革命教皇，斯大林近似革命君王。而在毛泽东那里，俄国改换为中国，他把上述角色熔为一炉，陶冶锤炼，把其“超非凡魅力”角色乃至其全部角色推向了文革历史的峰巅。换言之，“中国的彼得大帝、列宁、斯大林”是连为一体的，不是分隔开来的，亦即没有单独的“中国的彼得大帝”或“中国的列宁”或“中国的斯大林”。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诸多角色，既有内在的综合和转化，也有相互的矛盾和冲突。这些方面深刻地显示出，文革历史过程本身恰如一处中国身居前现代化时代、心系现代化 生活、受挫于后现代化因素的长河中的岔口。
总之，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已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当今中国如何认识自己和如何实现自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未来历史如何变革自身和如何创造自身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而，本文最后提出的并且不做回答而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的问题及其影响，在中国消失了没有？过时了没有？反思了没有？告别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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