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银林 师东兵的文字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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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的文字煞




       煞，煞费苦心，凶神恶煞，多指极端，凶气。桃花煞，红艳煞，就是搞恋爱，男欢女爱之事搞过了头，或引出了麻烦，出了凶恶之事。文字煞就是写文章，出书写过了头，或引出了麻烦，出了凶恶之事。
       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诗集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雍正认为其存心诽谤大清，就丟了性命。
       文革中，历史学家吴晗写了《海瑞罢官》。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谈话时，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海瑞罢官》，“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徳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吴晗和彭徳怀一起被批斗到死。
       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康生嗅到了问题，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给毛泽东递条子说：“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条子，接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和刘志丹一起闹革命的好多人倒了霉。
      师东兵，称“文学史上最敢讲真话的作家” 、“文化大革命史学研究著名学者”  、“中央高层内幕作家”等。因为为深圳市长许宗衡跑官，引起纠葛，被许宗衡先下手为强，被捕入狱。出狱后因“讨伐许宗衡”事件成为焦点人物。许宗衡垮台，自己也以诈骗罪入狱。他的著作也受到广泛的质疑。特别是他的《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涉嫌到造假。

   《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大致有如下的目录。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真是一场梦》
  　——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王力
　《完全如实地写江青能出版吗》
　　——访《江青秘传》作者、老革命家王稼祥夫人  朱仲丽
　《全盘否定我们，我看同样是错误的》
　　——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作鹏
   《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也几乎毁灭了党》
  　 ——访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雪峰
   《如果说我上了林彪的贼船，那是我自愿上的》
  　 ——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法宪
　《十多年来的北京，始终是漩涡的中心》
　   ——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德
　《成功者是不受历史惩罚的》
      ——访原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
    《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扫平障碍》
     ——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  纪登奎
    《我梦见毛主席了》
     ——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永贵
    《一个人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讲话》
     ——访原武汉军区司令员  陈再道
    《我这个反革命头子，当的冤枉》
     ——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
    《历史需要有胆识的人来写》
     ——访原中央主席  华国锋
    《我认为林彪的死是一个天意》
     ——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  黄永胜
    《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
     ——访原中央副主席康生的遗孀  曹轶欧
    《当年人们对江青的意见并不以为然》
     ——访原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廖沫沙
    《我不埋怨任何人，只是在反省我自己》
     ——访原中央总书记  赵紫阳
    《宁可犯右倾错误，坚决保住军队》
     ——访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刘志坚
    《我当初算卦算不到这一点呀》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刘格平
    《纪实文学岂能信口编造》
     ——访原江青秘书  阎长贵
    《对我的失误和过错，我不想回避》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关锋
    《真实地记录历史，是作家的良知》
     ——与叶永烈谈话录
       写访谈性的稿件，其话语的权责涉及到俩人和多人，如果只是谈谈，了解情况，做做记录，供参考，也就罢了。但要直接发表和引用，那一定的要让本人看看你的件稿，再发，不然会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出了歧义，覆水难收。
      人家和你谈的，是不是愿意公开。也许他和你谈时，一时口无遮拦说过了头，也难免。他谈的话也未必句句经的起推敲。所以你一定要征的人家同意再发表。师东兵大概没有这样做。

    下面选若干段看看。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我看他那副深思熟虑的样子，就替他说到：“是不是毛泽东在1968年期间讲的那句话：[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
    他连连点头道：“是的，是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我帮助他整理的，概括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认识。实际上说，毛泽东早就考虑要发动一场大革命了，用他的话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可以称之为 [ 二次革命 ]，建国是我们和资产阶级联合打下来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搞下去后，毛泽东就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感到了担忧。他对刘少奇等人为首的领导集团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他找不到一个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好办法。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学毛著，他准备出他的选集的第五卷，里面准备选几篇历史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对我说：[ 摔几颗炸弹看看，证明我和皇帝不是一样的，历史上就不是一样的。我和刘少奇是同路人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我听了很着急，几次给刘少奇暗示，希望他能在毛泽东面前检查，搞好和毛泽东的关系。刘少奇得知毛泽东的意图后，也几次向毛泽东建议，不要他急着把那些文章发表出来，说那样不利于团结全党的大多数。因为毛泽东的九篇文章里除了批判刘少奇外，还点名批判了好几位中央的领导同志，其中也包括批评了周恩来同志。”

    “成功者是不受历史惩罚的”——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我在谈这些的话的时候，胡耀邦听得十分用心。他不时地点着头说：“是啊，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的呀。过去，我就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这样认真。我也是通过学习，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政治经验。在这方面，我佩服邓小平同志，他在纠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时候，就怕华国锋采取突然袭击。华北军事演习的时候，他都不在演习地住，每天都是坐车回北京。他的政治警惕性很高，所以在各个方面准备的非常细致，果然取得了和平交权的顺利过渡。换成别人那是很困难的，当时连我都没有充分地想到会那么顺利。经过了党内一次次的路线斗争和建国以来的政治斗争，尤其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两次打击，邓小平显得比任何人都成熟。他在解决华国锋的问题时，所运用的政治手腕已经炉火纯青了。他每次提出一个建议，华国锋都看不出是什么意思，他还要偏偏自作聪明地要加以发挥和解释。我就看出了他没有什么油水，可以放大胆地进行我们对党内国内的重大改革。当时，他对我和赵紫阳说：[ 你们都比我们这些人年轻，你们在前面大胆地闯，和华国锋当面锣对面鼓地干，我给你们作后盾，陈云也给你们作后盾。你们尽量不要把我们推到第一线，这样一旦他们挑衅的时候，我们就不那么好说话了。] 但是，真正到了关键时刻，他还是冲到了第一线来指挥。我总结了小平同志和我们解决华国锋问题成功的原因：首先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的意见，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党内的民主制和集体领导制度，等等，完全符合全党和人民的心愿；第二，我们及时地解放了一大批中央领导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就在政治局里我们的力量占了绝对的优势；第三，我们在理论上纠正了被他们搅乱了的是是非非，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两个凡是派们的理论基础彻底打破了；第四，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的工作后，真正从实际工作上控制了军队，做好了防止华国锋这些人对我们搞突然袭击的准备；第五，我们在党内和国内都制定了一系列的纪律和制度，有效地防止了他们搞帮派活动的条件；第六，我们从下面开始，逐步升级地解决了他的一系列骨干力量，使他丧失了驾驭的力量。在这些方面，邓小平同志的确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

       华国锋访谈录
       我继续问他：“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决定要你辞职的时候，你想到了吗？”    “没有！”华国锋说：“当时邓小平对我说：[ 我们都欢迎你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但是吴德、陈锡联、陈永贵、汪东兴这些人必须辞职。他们不能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起码现在不行，将来如果群众和干部都谅解了他们，也许还会再站出来的。] 邓小平还特意对我说：[ 你要警惕汪东兴这个人，他是随时都有可能背叛你的人，连毛主席生前时他都敢背着他和林彪告搞阴谋，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讨好林彪，以便毛主席一旦不在了他好卖身投靠嘛，你现在还用他，将来不搞你才有鬼呢。] 他还说了吴德的许多坏话。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支持他们把这些人清理出政治局和国家的重要领导核心。就连叶剑英也一再地做工作，说：[ 与其让陈锡联主持军委的工作，不如放手让邓小平管军队。邓小平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他是黄昏岁月尽光辉，完全是为了扶持你巩固自己的权威。而陈锡联和你的年龄相差不多，一旦他羽毛丰满，很难预料我们之后这些人会干什么。四人帮的那样的人物大有人在呀。] 为了促进我和一些老同志的团结，我服从了多数老同志的意见，还亲自做工作，让他们自行辞职。这些人一下台，马上就轮到了我。邓小平说我的领导能力不行，这样的评价难服众心。如果我没有能力，怎样解释我粉碎 [ 四人帮 ] 后的一大堆成绩？我担任党的主席以来所决定的大事，都是和大家进行集体领导嘛，我没有自己单独决定过任何的大事，怎么我反倒成了没有水平的人呢？老实说，邓小平这样的行动，我的确不敢恭维。我对他很尊重，他对我却是不那么够意思……”


       吴法宪访谈录
       我问：“你从空军司令到参与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对你来说感到影响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吴法宪想了想，回答：“现在反过来想，中国的政治斗争太复杂，太残酷。毛主席的决策变化得太快，简直是令人头晕目眩。比如对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然行动。大概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份，毛主席突然发出：”革命的学生要联合，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搞大批判。“究竟什么是五一六呢？我们当时并搞不清楚。当然后来清楚了。......
       王力访谈录
      王力被关押后，毛泽东明确指示：不准任何人提审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挡着，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讲到这里，王力的双手激动得微微颤抖，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康生一伙就想杀人灭口。五年多把我关得死死的，不让我放风，不给我任何带字的东西看，连《毛主席语录》本也不给。饭不让我吃饱，一天只给三小杯水，24小时不时地用喇叭宣布要枪毙王力，我就高声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高唱《国际歌》。他们每天搞这么几次，目的就是想把我王力折磨死。”

       李作鹏访谈录
　　“我认为，不能全盘地否定我们的工作和成绩。”李作鹏尽量显得很坦诚地说：“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在批判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老同志的时候，我对他们个人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过火行为，有许多的问题上我是明批暗保的。这一点，他们自己心里也有数。比如我在1968年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完陈毅后，陈毅拉着我的手说：[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听了这么多的人批评，就是数你对我不错，没有任何失实之处。另外，你对我的人身也采取了保护，和那些对共产党有仇恨的人是不同的。] 说完，他还紧紧地和我握了手。这也说明了我的为人。在苏振华的问题上，我更是想方设法地给他们通风报信，竭力为他们作点事情。没有我的保护，我敢说，苏振华是绝对活不到现在的。所有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希望别因为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问题，就把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否定了，这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法。”
　　纪登奎访谈录
      我问：“你是自始至终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当过走资派，也挨过整，最后到了中央，当了政治局委员，其中经历的事件也很多。根据你的观察，你说毛主席究竟是站在哪一边的？他究竟在历次所谓的路线斗争中是支持谁的？”
       纪登奎笑了笑，喝了口茶水，说：“你提的都是一些十分敏感的问题呀。不过，到了今天这一步，我看还是实话实说吧。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毛主席当然是非常信任江青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是在有意识地树立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的威信。特别是自决定打倒刘少奇之后，江青在全国全党奠定了自己的领导第位后，她周围团结了一批类似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这样的人物，毛主席就是有意识地为他们最后登上最高领导权的地位在扫平障碍。这一点，连周恩来也看出来了。周恩来在1975年初，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主席想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可是他们要团结多数呀。如果总是搞小团伙，怎么能担负这么重的历史重任呢？]我清楚，总理讲这样的话的目的，是要给毛主席传递信息，对江青这些人有所教育，这也说明了总理是看透了主席的心思的。这一点，我们从林彪的最后垮台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看师东兵写的对某人的访谈录，不是一访一谈的记述。而是写其它的多，偶尔写到谈，也是师东兵说的多，被访的说的少。一看就不像访谈录，而是拖泥带水，阔大篇幅，拼凑章节。
　　他写的不像“文化大革命史”而像“文化大革演义”。就是写“文化大革演义”如涉及到真名真姓的人物，也的小心求证事件情节，不能太离谱。不然涉及到现实中的亲友后人，也会带来及大的麻烦。
　　这不，师东兵的麻烦真的来了！

      华国锋同志亲属就师东兵伪造访谈的声明     　　
　　口述历史是历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不是地摊上的政治秘籍。任何人不应借助口述历史而伪造历史。师东兵在其香港出版的《政
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一书中声称访谈过华国锋，并依此访谈写成该书中《历史需要有胆识的人来写 ——访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
一文。我们在此郑重声明：师东兵从未访谈过华国锋，此文的全部内容系师东兵编造而成。该文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和质疑，并在互联网上
广泛传播。我们提醒读者注意——该“访谈录”纯属伪造。我们作为华国锋的亲属，依法保留对师东兵伪造所谓“访谈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的法律诉讼权。
2009年3月12日

      彭真子女就师东兵造假的郑重声明

  南方周末编辑部:
　　贵刊7月30日登载的署名苏永通的《高层政治纪实作品被曝造假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一文发表后,我们接到了很多关注此事的友人
特别是几位老同志的质疑电话,均提出该文所说:“按照传记所述,师东兵在‘文革’中,暗中通知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母亲,使其免受批斗。‘文革
’后,他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山西老革命’,并因此得以认识更多同乡的‘老革命家’以及当时山西省政要。由此,他获得了高层的人脉关系和许
多资料。”认为该文说的“山西老革命”是彭真同志,对彭真同志造成不好的影响。为澄清事实,我们不得不郑重声明如下:彭真同志及其夫人张
洁清和我们全体子女,均从未接受过师东兵的采访,根本没有见过他,更不可能介绍他去认识什么人。师东兵所写有关彭真同志的文字,多有杜撰
。我们也闻所未闻什么人在“文革”中保护了我们的祖母免于批斗。我们只知道,我们的祖母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迫害死的。
　　　　　　　　　　　　彭真子女　　　　　　　　　
　　　　　　　　　　　　2009年8月1日

       纪登奎长子纪坡民：致师东兵的公开信

师东兵先生：
　　我们虽然不认识，可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听说你是山西人，这样说来我们还是老乡了。十几年前，我就读过你写的《短暂的春秋》一书，这本书里关于别人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不过，其中关于我父亲纪登奎的一些记述，据我所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听说，你后来还写过不少关于文革时代的书，可我没有都看。近来，我看到你写的对我父亲的访问记，题为《“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扫平道路……”──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一篇很长的文章。
　　作为纪登奎的子女，我要郑重申明，我父亲生前根本没有接受过你的所谓访问，而且，我父亲以及我们家的任何人，过去同你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任何交住。因此，你的这篇对纪登奎的访问记，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对你这篇所谓的纪登奎访问记，我想指出几处明显的不实之处：
　　你在这篇纪登奎访问记中说：“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和纪登奎谈了几次……”
　　按照这段话中的说法，你访问纪登奎的时间，是“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用语十分明确，应该是1989年的秋天。但是，我父亲因突患急性心梗，在1988年夏天的7月13日己经去世了，他怎么可能在去世一年多以后又接受你的采访呢？纪登奎去世的消息，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中央关于他的治丧事宜，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988年8月初，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都有公开报道。你是研究“文革史”的，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吗？你要把故事编得可信一点，也该去查查这些并不难找的资料嘛。
　　你的这篇访问记中还有这么一段话：“这个曾经被河南的革命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的省委领导班子干部，1968年解放出来的时候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走资派代表’进入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曾经戏謔地问道：‘你说批判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吗？’纪登奎说：‘大有好处’。于是，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讲话时，就拿纪登奎作为例子：‘纪登奎也遭受过批斗，但是他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象纪登奎同志那样呢？’”
　　你这段话，说得还沾点边，对纪登奎似乎也没有什么恶意，可以算是说好话的。不过，其中明显的不确之处是：
　　第一，    纪登奎在“文革”中被“解放”出来并担任“河南省革筹”的副组长，是1967年7月末，而不是1968年。如今，“文化革命”己经被否定了，纪登奎在“文革”中的“受迫害”，不仅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且还是点“政治资本”呢。如果你的初衷是要为纪登奎说点好话的话，那恐怕是说过头了，把他“受迫害”的时间多说了起码半年。
　　另外，纪登奎在“文革”中参加“三结合”，那时的说法，叫“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而不是“可以教育好的走资派代表”。年纪大点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这么个词；那时候有另一个词，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指的是“走资派”们的子女，不过那是稍为晚一些时间的事。
　　第二，    毛主席称纪登奎为“我的老朋友”，只是因为他们早就认识，从解放初的1951年到1966年“文化革命”前，十几年里，毛主席同纪登奎的个别谈话，主席是调查研究，他是汇报工作，有十几次之多，己经很熟悉了。因此，情况不是你说的那样，纪登奎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才“因祸得福，成了毛泽东的老朋友。”
　　关于你在纪登奎访问记中讲的内容，我想谈这么几点意见：
　　第一，    你的这篇访问记，借纪登奎之口讲的话，大部份内容，其实都是毛主席的谈话，比如关于1971年“林彪事件”的事，当年是党中央发到各级党组织的文件，还有关于1976年“批邓”的文件，更是在基层群众中公开传达的。这些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在那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事。
　　不过，你在所谓纪登奎的谈话里，也加进了一些中央文件中没有的内容，比如你这篇访问记的标题里“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扫平道路”这样的话，还有关于许世友和华国锋等人的一些话。你把这些话说成是纪登奎讲的。
　　我想澄清的是：我父亲在当“中央领导人”时，因为有“党的纪律”，对他工作上的事也是守口如瓶；不过他下台以后，成了老百姓了，同我们私下谈话时也很随便的。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没有听父亲说过这样的话。
　　第二，    你在这篇所谓“访问记”中还写道，纪登奎当着你的面，一会儿拿出一份文件，念给你听，一会儿又拿出另一份文件，念给你听，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使读者看了以后，颇有亲临现场之感。
　　这里，我要给你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
　　我父亲在中央工作时，“中央领导人”都在家里办公，那时候，子女都不在家住，我们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他们老两口，加上秘书、警卫、司机等一大堆工作人员；因此，我们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中央的一处办公场所，大量的文件也都存放在家里由秘书们保管。
　　不过，在1980年春，自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之后，按照中央的规定，他己经把文件全部上交给有关部门了，听父亲说，拉了整整一卡车，并且办理了正式的交接手续；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己经没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因此，如你在访问记里说的，好像我们家还保存着许多中央文件，纪登奎可以随时拿出来念给你听，这种情形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第三，    你在访问记里一再说，纪登奎始终一本正经地给你宣读中央文件。
　　我的印象，这完全不是我父亲的谈话风格。父亲下台以后，时常同我们在一起聊天，对他谈话的习惯和风格，我还了解。我父亲属于那种很健谈的人，性格很开朗，记忆力极好，谈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简明扼要、反应敏捷、相当干脆，我没有听过他讲演，可他谈话的口才，还是很不错的。像你访问记里描述的那个样子，他在私下里谈话，也只是一味照本宣科地宣读文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看了你的这番描述，对我这个爹，不仅变得相当陌生，而且觉得十分滑稽。
　　1988年底，父亲去世后，《燎望》杂志刊登过王灵书（他当时是《中国妇女报》的记者）对纪登奎的一篇访问，曾向我核实一些情况，我对《燎望》杂志编辑部和王灵书说：父亲同王灵书的谈话，我不在场，因此无法核实。不过，那篇访问里，有些情况我还听父亲说过，而且也像是他谈话的风格。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燎望》杂志那篇文章找来，比较一下。
　　师东兵先生，您现在是名人了，看到介绍你的材料，我该比你大几岁吧，在这个世上经的事也稍多一些，这里就给你介绍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吧。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军事院校的学员，也参加“四大”，和地方上的红卫兵一样，东跑西颠的，到处串连。1967年1月，我在海军大院看到一张大字报，看的人很多，我也凑过去看。原来是陈伯达接见群众组织的谈话，有群众的提问，主要是陈伯达的回答，全文一万多字，大字报贴了好几十张。这份大字报，是从北京的大专院校传来的，据说，北京到处转抄，当时十分轰动。这篇“中央文革领导讲话”，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陈伯达在接见某群众组织时，回答实际上是反驳他们的提问时，当面痛斥他们是“保守派”、“保皇派”！这让当时的“造反派”们看着十分过瘾。
　　当时，海军大院里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支持“李、王、张”的是“造反派”，这一派的情绪狂热、势头日盛，己接近完全胜利，他们对陈伯达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自然感到非常振奋！他们把这篇从别处来的传单抄成大字报贴在海军大院里，无疑为了给自己这一派壮声势，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如今人们的印象，觉得“文革十年”似乎始终就是一个样儿，实际上，那时人们的思想和语言，一会儿一变，有时差几个月甚至几天就不一样。在1967年1月，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的分野和对立的格局，在全国范围己经基本形成，可是，“造反派”和“保守派”这种说法，还只是群众的语言；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并不这么讲，对“两派”的称呼，他们那时的说法，叫“多数派”和“少数派”。显然，这个用词，是非褒贬的倾向性还不太明显。
　　当时，我和许多人一样，看到陈伯达痛斥“保守派”、“保皇派”，也觉得很过瘾，可又多少有点诧异。这大概是因为，对“文化革命”，我的思想那时还没怎么进入状态，而且，我是空军的，到海军大院只是看热闹，比较超脱，有点“旁观者”的味道，所以才会有诧异的感觉。
　　谁知道过了几天，陈伯达出来“辟谣”了，其他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也讲了，陈伯达根本没有这么个“讲话”！而且，这篇所谓的“陈伯达讲话”，真正的“作者”也被“揪出来”了，原来是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编造出来的。我当时的感觉，这个北大的学生也不简单呢，编得还挺像的。当这个学生被追问，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的话，令人印象深刻，至今我还记得：我想表达我对文革两派的观点，可是我说的话，没有多大社会影响；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他说话影响大，我编造他的讲话，是为了宣传我的观点。
　　这是我在“文革”中亲见亲闻的一件事。如今，“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是，中国人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实在不怎么“诚信”的“国民性”，却并没有因为“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而随之斩草除根、消声匿迹。我在猜测，师东兵先生，你是否和四十年前那位北大的学生抱有同样的想法呢？
　　我想，有句话我不说你也知道，你这样随意编造纪登奎谈话的行为，是一个法制社会所不能允许的。不过，咱们是老乡，用不着这么板着脸说话。虽然不是由于老乡的缘故，可我向你明确表个态，我不打算将此事诉诸法律。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保证说话算数。理由嘛，可以说上
这么几条：
　　第一，我们的国家还远没有建成一个法治社会，立法不完备，执法又混乱，司法也不独立，这也难怪，人们听说“法制”这个词，还没有
多少年呢。现在去打这种官司，把自己卷到是非窝里，纯粹瞎耽误功夫；中国建成个现代法治社会，恐怕还得几十年吧，我不想给我们的国家
出难题、添乱。
　　第二，关于“文革”的事，国内出版的不少文字，包括相当正规的出版物，不符合历史事实之处相当不少，甚至十分离谱的胡编乱造也不
鲜见；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许想法未必同你一样，可只追究你一个人的责任，显然不大公道；而且，我也不愿意让人家背后议论，说我这个人欺软怕硬，柿子专拣软的捏，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什么后台。
　　第四，    应当承认，你写的纪登奎访问记，内容全都是国家大事，一点也没有涉及我们家的私事。纪登奎是我的父亲，可他既然当了什么“中央领导人”，管得是国家公务，就不是我们家的私事了。
　　毛主席这个人说话，有时粗俗得不像个领袖的样子，他不正儿八经地说是“为人民服务”，而说个什么，当领导的人，是头毛驴，就是让人骑的。自然，当了毛驴，就得听人吆喝，挨骂是常事，有时还得挨鞭子。
　　谁让他纪登奎当那个什么“中央领导人”呢？何况又赶上“文化革命”那么个倒运的时代！国家搞成那个样子，挨批判、作检查、辞职下台，都是情理中的事。又不是杀头坐牢，给他编派个故事，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
　　所以，还打什么官司呢，算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编造这种访问记了，这对自己的名誉不好。  
      2009年6月30日    于北京家中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撰文揭露师东兵造假。

　　最近，不少人揭露师东兵造假撰文的恶劣行径。我也遇到类似情况。
　　师东兵在他的《短暂的春秋》书中，写了一大段胡耀邦同我对话的内容。现抄录如下：
　　六月四日，他亲自挑选了几个笔杆子组成“理论动态组”，决定创办《理论动态》。经过一番讨论后，他总结说：“我看就这样定吧，《
理论动态》是一个面向党的理论干部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性质的内部刊物。每一期也不要多登文章，一篇就足够了。文章要切中时弊，集中阐明和提出一个问题，顶多两个。现在正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上揭批“四人帮”的时候，要回答的问题很多。我们就五天出一期吧!”
　　这人说话风风火火，没费多大的劲就把许多问题决定下来了。
　　散会后，他把沈宝祥留下来，脸上挂着笑容问：“怎么样，有信心吗?”
　　“看来得冒点风险，这年头要想有点新见解不准备好挨批不行。”
　　胡耀邦哈哈大笑：“挨批怕什么，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批评!我不挨了几次批了吗?也没见他们把我批倒，倒是那些一贯整人的家伙一个一个自己倒下去了。”
　　“这点得向你学习!”
　　“我看我们都得向小平同志学习。”
　　胡耀邦激动地说：“他们那么起劲地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是那么乐观，还是那么信心十足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快小平同志就会官复原职，官复原职呀!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小平同志复出这件事，本身就标志着那一套的破产。你看吧，全党全国都会震动的。”接着，他向这位中年理论工作者讲述了他最近这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形。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把自己今后的政治命运同那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信心，是政治家的支柱。
　　看上去，胡耀邦整日开会、出题目、让别人写文章，好像他已钻进理论圈子里了，实际上他和许多中央的老人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注着华国锋的一言一行。他对理论动态组的人员讲：“我们要把《理论动态》作为反击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一块阵地。要把这项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和思想勇士。你们有这个信心吗?”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他的根本用意。（香港港龙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这一大段话，胡耀邦在6月4日开了一个会是真实的。我1989年5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短文中提到这个会，师东兵可能是看了这篇文章。他讲的会议内容，和胡耀邦同我的对话，全是编造的。
　　1977年6月4日上午十一点，胡耀邦提前结束由他主持的中央党校整风会议全体会议，留下十来个人，开了一个小会。这个小会的内容是谈教学计划、教材编写、党校简报等具体事项，会议参加者都是办这些具体事的人。会议最后，胡耀邦讲到，要办一个刊物，并说，先搞几个人，有人提出孟凡、沈宝祥，还要找几个人，后天到我那里开会。
　　这个会不是师东兵所说的是理论动态组会议，因为这时还没有理论动态组。胡耀邦也没有讲这个刊物具体怎么办，更没有讲刊物的名称、五天一期等问题，这都是以后的事。
　　师东兵在这这一大段文字，将胡耀邦同我的对话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他也在场，作了速记。不然，他怎么能知道我们二人的对话，而且那么具体，或者是，他采访过我。实际情况是，师东兵根本不可能参加那个会，他也没有采访过我，我同他根本不相识，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6月4日那个小会，是上午十一点开的，散会时，已十二点多了。师东兵说，散会后，胡耀邦把我留下来进行交谈。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特别要指出的是，师东兵在这段文字中，严重歪曲事实，包藏祸心。
　　师东兵编了胡耀邦讲邓小平复出的一大段话。好像胡耀邦与邓小平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其实，那个会是讲有关复校的一些具体事项，胡耀邦根本没有提到邓小平复出的事。
　　师东兵说，胡耀邦“关注着华国锋的一言一行”。从上下文可以看出，他是说胡耀邦为反对华国锋而“关注着”华的“一言一行”。
　　胡耀邦作为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对兼校长的华国锋是很敬重的。他在整风会议中讲了华国锋兼校长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的大小事都是报告请示了华主席的。胡耀邦是反对“两个凡是”的，但他是着重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来反对，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个人。胡耀邦同华国锋保持了很好的关系。
　　《短暂的春秋》的“出版前言”中说，这本书是“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的”，但“用艺术的语言和文学塑造的笔锋”写的纪实文学。上述师东兵写的那一大段话，哪有“翔实的史料”作依据，是十足的胡编乱造！那个“出版前言”，无异于虚假广告。由此可见，《短暂的春秋》这本书是很不严肃的。师东兵其人其书，应该打上一个大问号。

       2009年9月3日

　　师东兵目前已被关了起来，师东兵的文字煞转成文字狱已没有必要。
　　看来师东兵所写的“文化大革命史”堪称“史记”的地位要蹦塌了。


转自 郜银林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f61db20102vq6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