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李锐通信：李南央给胡耀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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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李锐通信 李南央给胡耀邦信

1978年4月21日，李南央给父亲李锐信

爸爸：你好！
　　最后一次见到你已是十一年前的事了；最后一次叫爸爸，更不知过去了多少个年头。
　　这十一年，虽然没有再见过你，但却重新认识了你：你从我小时候的爸爸，到后来的反党分子，到今天再一次称呼你爸爸，我们的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也经历了非一般青年所能经历的一切。
　　记得十一年前你留给我们的信中说，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大姑向我介绍了你这十一年不平凡的经历。我相信你不是革命的叛徒、人民的敌人，你一定会渴求再次投入到为祖国奋斗的行列中去，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允许给你这样的机会。一个人哪有不犯错误？只是犯错误后，既有善意的批判，也有恶意的为保全自己而诬陷别人的诽谤。我相信你有在这种诽谤中极冤屈的一面。但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会给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以新生和信任。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你也许不再梦想孩子们中会有人再叫你爸爸，可我就是在工人们中间，在工厂艰苦劳动的磨练中，懂得了许许多多过去认为是真理，而现在看来是绝对谬误的东西。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又怎能不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这变化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林彪的灭亡、“四人帮”的垮台、贺龙等许多老帅的惨死以及总理去世后，我们在山沟里听到天安门事件那难忘的夜晚……
　　我渐渐变了，从一个天真烂漫、被人愚弄的傻青年，成为一个真正有了根基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狗崽子”的帽子很少离开我的头顶，这使我一次次想到你头上那顶“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也想起你留给我们的信及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我感到人们多么不理解我们这些人的衷肠啊！无情的帽子扣起来多么容易，但却不顾它是怎样摧残着一个向往革命的人的身心，损害着革命事业。
　　我没有因为自己的不白之冤而痛恨你这个造成我不幸的父亲，反而使我认清造成我痛苦的是那些貌似革命，实则破坏革命的混蛋！并促使我渐渐产生了思念爸爸的感情。我今天叫你爸爸，也许又会有被那些极“左”分子斗争的一天。但是现在我可不怕了，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些年，你与亲人们不通消息，精神上的痛苦我是能想象的。我有时想到你尚且难过，更何况你孤身一人，又无人信任，无人关心。如果你的问题有一天能得到解决，哪怕不能解决，但是允许你自由行动，自寻安度晚年的地方，你一定到我——你的女儿这里来。我和林卫东已商量好，一定要使你的晚年有欢乐，有幸福。我们不寻求什么辉煌的前程，只求做个正直的、真的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好亲人。
盼信！
小妹
（1978）四月二十一日

1978年5月15日，李锐给女儿李南央信
小妹，我的亲爱的女儿：
　　由于大姑姑通风报信，已有精神准备；但你的来信（并两张照片），仍使我这个历经沧桑、年逾花甲的人，不胜天伦深情。自学作旧诗以来，每遇感情激动时，贯以觅句吟诗代安眠药，使之平服，今天连这也失败了！信第一遍还未看完，就泪眼模糊。又断续看了三遍，躺在靠椅上，口占如下绝句之后，仍止不住眼泪：火山爆发逊于斯，我女书来独坐时；闻唤爸爸泉泪涌，悠悠别后廿年思。
　　六九年在北京北郊那间寂静的日守一榻的房中，想到你正是高中毕业，有一天哼过这样四句（前几日写告大姑姑了）：小妹今年可下乡？不知战斗在何方。此身竟使孩儿累，何事方之（比方之意）心更伤！你这十来年的遭遇，我这个不肖的父亲只能作些大致的猜想；至于“狗崽子”的具体处境，种种难堪，也真怕去多想。我的好女儿，你所经受的非凡锻炼，你的思想认识的如此提高（应当说飞跃即质变），当然同你本人的努力，即可称为深思善断有关；不过最根本的，正如你自己所说，还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的教育，同翻天覆地的巨变分不开。你的经历确非这个时期一般红卫兵的经历，而是更艰难、更复杂、更需要作出独立思考的经历。尤其要独立于自己最亲近的人——妈妈、哥哥和妹妹，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此，对你的这个质变，作怎样高的估价都是可以的。
　　近二十年来，我跟个人的欢乐完全绝缘（如消灭“四人帮”的欢乐，我也是与普天之下同享的）。我的好女儿，这个使你十年受累的爸爸，非常非常感谢你。感谢你对我的认识、感情与关怀，也感谢我还不相识的你的“好半”（good half 英语夫妻的互称）。关于我自己的情况，暂时只能这样简告：庐山犯错误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在各种困难的环境经受了考验。关于被捕与开除党籍两个历史问题，仍在要求中央重新审查，希望党给以宽大处理。在有生之年，能为革命起一砖一瓦的作用，做点什么小工作。我相信党对我的申请不会长期搁置的。你的来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作为一种“群众反映”。
　　我同你的母亲长达廿三年的关系，为什么离婚等等，有机会见面时，再详谈。为了避免我的问题（以及你的处境）不再惹出麻烦，希望你不要同母亲和其他人谈及跟我通信之事，千万要做到。今后但望我还能活十七年。这十七年，我愿意同你们两人——我的好女儿和好女婿，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你们有了儿女，我自乐意担当一个好外祖父的任务。
　　我这里收信方便，可直接寄来，不必经长沙转了。我的信直寄你处，你方不方便？
爸爸

七八年五月十五夜

1978年5月21日，李南央给胡耀邦信
敬爱的胡耀邦同志：你好！
　　我虽不是中共党员，但有一件事请中组部长帮助解决。我的父亲李锐，原水电部副部长，彭德怀集团分子，庐山会议后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父母六零年离婚，我一直随母亲生活。今年三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总理五八年时照片，其中有父亲在场。使我想到他也许还活着，便想尽办法，也给报社去信询问（答复不知下落）。最近与姑姑联系上，方知父亲现在安徽磨子潭（霍山县）水电站。现已六十，年老体弱，有严重哮喘及皮炎，对山区气候很不适应。并近二十年独居，现十分思念儿女。
　　父亲六七年时曾留给我们孩子一信，表示痛改错误，重新做人。我是相信他不是花岗岩脑袋的人，是热爱党、热爱祖国，能够改正错误的。我想，念其早年对革命还是做过有益工作，五八年虽犯错误，但与林彪、四人帮相比，绝无给党造成重大损失，并真心改过，现又年老多病，是否能允许他有人身自由。我愿让他到我这里养老。我是一个普通工人，北京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六八年从北京女十中分来陕西，爱人也是工人，党员。他对此没有意见，愿意接待老人。我母亲与父亲是不共戴天的（据说父亲主要材料均为母亲揭发），但我毫不顾虑。如果父亲到我这里，我会稳妥采取办法通知母亲，尽量不过分刺激她。对黄维这样双手沾满共产党鲜血的人尚以人道主义对其，放其出狱，与家人团聚。我的父亲难道连这样人的下场都不如吗？
　　本想与父亲联系上，了解他更具体的处境时再写信给你。可是爱人今天接到通知明天去北京出差，为了不错过机会，只好先写此信了。况且如去父亲那儿，筹措路费在我们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你工作很忙，并且也不知你是否能亲阅此信，不多写了。切望能在百忙之中顾暇此事。如若不行，也望能给我一答复。
此致
敬礼！
范茁
（1978）5.21.
回信请寄：陕西岐山九十三信箱四分箱

1978年6月26日，李南央从北京寄长沙信
大姑姑、姑爹、二姐、敬之：你们好！
　　我到北京已两个整天了。你们等我的信大概着急了吧？现在简单谈谈这两天的进展。
　　到京当晚我就给敬之的姑妈打电话。晚上姑妈在电话中将胡耀邦的地址告诉了我，鼓励我自己去找，并让我事情办好以后再与她联系。今晚我找到胡耀邦家，院中坐着两人，一个白头发，戴黑边眼镜的老人，一个中年男子，外表像个汽车司机之类（多么可惜，我不知道胡耀邦长得什么样呵！），我便径直过去问道：“这是胡耀邦同志的家吗？”那个中年男子站起来问我：“你是谁？”我说：“我叫范茁。”他又问：“你从哪里来？”我说：“我是李锐的女儿，我为我爸爸的事情来的。”旁边的老人对那个人说：“噢！就是与彭、黄一起的。”那个中年男子打着官腔对我说：“胡部长今晚要改稿子，没有时间，不能什么事情都找胡部长呵！”
　　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勉强说道：“我不在北京工作，是从外地特地为此事来的。”这时旁边的老人答话了，微笑着，十分和蔼地对我说：“你爸爸在河南？”我忙说：“不，在安徽。”他问：“在什么水电站？”我说：“在磨子潭水电站。”中年男子很不耐烦地说：“前些日子你爸爸通过谁不是转来了一份材料了吗？你去找你爸爸原单位，胡耀邦同志已批给李步新同志了。”我这时很失望地问；“李步新是水电部的什么人？”白发老人连忙在旁又微笑地对我说：“不，李步新是中组部副部长。中组部有一个老干部局，他是分工管理此事的。你爸爸不是为了看病的事吗？他的材料已批给李步新同志，你直接找到他问问怎样处理的吧。”
　　我说：“当然，现在主要是为了看病，能够出来。可是我找李步新同志，大门口能让我进去吗？”老人又极和蔼地说：“让，现在中组部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你明天一上班就去，就说你爸爸的事胡耀邦已批给李副部长处理，他让你去找李副部长的。”接着又详细告诉了我中组部的地址，之后老人突然问：“你没见到你姑姑吗？你爸爸的材料是她转来的。前几天，我在中组部招待所还看到她和你姑父，他们还谈到你爸爸的事情。你姑父大概已回沈阳，你姑姑可能还在。你去找找她，看看李步新同志现在是怎样安排的。”
　　我这时从最初的疑惑中完全明白过来，他就是胡耀邦呵！胡耀邦同志又详细告诉了我姑姑所住地方怎样去找，并又随便问了我几句，在哪里工作等等。我因怕破坏二姑姑所进行之成果，并且此事已批有专人负责，就没再多打扰胡耀邦，也没有交上材料，就告辞出来，直奔中组部招待所。可惜姑姑已在前天走了。我明早打算去中组部询问。如李副部长工作已在进行，我想我北京之行就可结束了。如有意外情况，我再去找胡耀邦。
　　代问大姐、三妹，毛弟好！也问奶奶好！
小妹
（1978）6.21

【编辑附记】
　　李锐，水电专家，20世纪50年代曾任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言获罪，20年间先后被放逐到“北大荒”、秦城监狱、安徽等地；1979年平反后曾任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为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晚年治中共党史，著有《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等书。
　　李南央，曾用名范茁，李锐长女。现居旧金山。编著包括《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父母昨日书》等。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批信发出是在1978年春夏之间。这正是中国当代史上的转折时刻。从信中行文，我们仍可嗅出当年复杂的政治气息。这些信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大地已有微微暖气，但两种思想的交锋仍极为尖锐，“左”的势力影响甚大。作为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其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也刚刚开始。
　　就在李南央给胡耀邦写信前十天，1978年5月11日，经胡耀邦亲自部署，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正在全国推开。
　　李南央亲见胡耀邦是在6月。当时虽未曾明言，李南央们实际上已经不用等得太久了。就在此后半年，1978年12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前一天，胡耀邦安排中组部呈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得到批复，“六十一人案件”获准正式平反，两个“凡是”的主阵地被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第三天，12月25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和陶铸举行平反大会。此后，随着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被平反，平反冤假错案的春潮开始在神州大地久久地激荡。正是在1979年，随着彭德怀冤案昭雪，李锐等受到牵连的“右倾分子”也被平反，并从此获得政治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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