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小平：与米鹤都文章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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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应当被误解
——与米鹤都文章商榷


偶读《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米鹤都的文章《大院的精神文化——红卫兵运动起源剖析》一文。感觉米先生从诸多亲历者口中掌握了不少历史境况回忆，不少剖析还是很到位的，我作为当年红卫兵运动的亲历目睹者评价，可以给他打到九十五分。但是，当看到其如下文字时，不禁想要依据史实深解商榷一下：文中写有“刘辉宣谈到：干部子弟身穿军服时，使他们得以分享父辈的荣耀，这是不争的事实。文革前我们一再受到鄙视特殊化和克服优越感的教育，所以当我们突然看到有些干部子弟竟公然用军装来包装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生出那么强烈的反感。……这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穿出的军装，也开始脱离了原来的动机和意义，而变成了真正的炫耀。到了后两年，将校级的军服、制帽、大衣、皮靴等大量出现在青少年身上。那个风气，可以说已经将“继承传统”和“艰苦朴素”这样的理念冲的荡然无存了。（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米鹤都编）。”
这段文字表述很显然把当年军队干部子弟的穿戴政治化了。
我经历的史实是这样的: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全军指战员下发了苏式米黄色军装。军队干部开始实行薪金制，干部家属各级情况不同，有老革命，有农村随军纯家属，有城市工人、干部等，还有不少女军人身份干部家属转业地方。由于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供给制时期曾经实行过按家庭人口供给而造成了不少高级干部的多子女，五六七八个很常见。吃饭问题不说，穿衣问题则自然要先利用家庭内部资源解决，而后再考虑花钱购置新衣。55式米黄色为主的军服，干部每年发新换旧时，大多干部换下来的旧军服就成为解决子女穿衣问题的首选（当时没有实行现行的军装回收政策），全军上下概莫能外。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曾回忆徐帅为他亲手钉过扣子的衣服就是一件米黄色换装下来的上衣扣子，他回忆徐帅连钉扣子这件小事都做的非常认真，他上学曾把电木（胶木制式铜袢）扣子玩耍时碰破成了半个，徐帅钉的扣子的另一半还牢牢地钉在衣服上。从这段回忆见微知著，当时军队干部子弟经常穿着上学的衣服很多是父辈穿剩下换下的旧军装利用，并且许多家庭孩子多，大的穿了小的穿，一直穿到扣子破衣服烂。这其实正是当年军队干部家庭“继承传统、艰苦朴素”理念的保持发扬。
50年代建政正规化建军时，军队机关院校分布全国各地，逐渐形成规模。北京西郊建立的军队机关是我党我军贯彻新的正规化建军方针计划的实施结果。例如1950年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许光达组建军委装甲兵机关，开始的组建班子进驻北京东四四条一个两进院落，筹建工作近两年后才搬迁至西郊复兴路新建装甲兵大院，其他军兵种大院也大多经历了这一过程。随着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发展，不仅仅在北京，在南京、上海、成都、武汉、福州等建立了军区机关大院。一些军兵种高中初级军事指挥、技术院校也相继建在了全国一些大中小型城市当中，所建的这些机关院校大院都附带了家属小区保障生活要素。
60年代中期，随着我军干部家庭成员的自然生成变化，大批子女进入中学时代。北京西郊自然出现了空军大院骑自行车走出的大多穿着上黄下蓝，海军大院骑车走出大多穿着一身浅蓝（1966年曾经换装65式海军浅蓝军装），总后机关大院、通信兵机关、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大院骑车走出大多穿着一身米黄色军装，按上放学时段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少年，曾经形成一道鲜明的风景线。此情景并非北京独有，其他大中小城市也出现过此种风景线，只不过规模大小不同。这种风景线的性质其实是客观自然生成的，当年的一般普通群众看着也不稀奇，北京西郊和全国的中学当中，也没有听说过穿旧军装上学的军队子弟和工农子弟格格不入、截然对立的的任何新闻报道和传言，相反他们和普通群众的子弟一样就读，很多男女同学融入一体上课学习，和睦相处接受同等中学教育，绝大多数真正做到了与工农子弟打成一片。
还有一个史实就是，55式将校军服是不走样照搬苏军的，与工农出身的我军高级干部穿着习惯不相适应，高配的呢料、马裤呢、将校皮鞋，我军后勤部门曾经适时进行过改进（例如呢制和马裤呢解放帽等），这些并不是我军当年高级干部的最爱，他们许多人还是习惯于红军八路军时期简捷的服装感觉。1965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取消军衔制，对军装的彻底改进没有引发全军高级干部的任何不满。换装阶段也曾经历过由米黄色军服逐步换成国防绿颜色的过程。这一时期恰逢文革红卫兵运动中后期，军队高级干部换装下来的苏式军服则再一次成为军队高级干部家庭主妇们安排子女解决穿衣问题的首选，孩子们虽然穿戴上也感觉沉重，但自己没有经济来源购置其他穿着，连喜欢打篮球的男孩子购买一双回力球鞋都要求家里拿出20多元才能实现梦想，他们也就只好随意接受而穿戴上这些从父母箱子底儿翻出的旧军服骑车玩耍。这种穿戴引起非军队干部子弟的注意和羡慕完全是一种偶然，原因自然是当时我国老百姓整体经济状况不佳造成的，而非这些军队高级干部子女及父母刻意所为。
不可否认，红卫兵穿军装的确是文革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军装的形成和来源，不能简单地与军队干部子弟的特权思想挂钩，更不可以此表象来联系文革红卫兵历史的真相内涵。文革中后期，大批军队院校搞“四大”，院校造反派组织进京冲击军事机关抓军内走资派。他们穿着清一色的军装，胳膊上还戴着红卫兵式的造反组织红袖章。这些军队院校学员、教员的身份大多是工农和普通干部的子女，其中也有少数高级干部子女，他们的家庭也有将校呢旧军装皮靴，但没有看到过一位穿戴的。
“小混蛋”的文革江湖史是被演绎了的历史，是西郊军队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与文革时期照样很冲动，怀有少年顽主思想的少数青少年之间的刑事案件性质的冲突，演绎当中加入了军装的元素是剧情的需要。但是只要对当时军队干部子女穿军装的历史缘由进行科学地认真地客观解读研判，就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我军的建军历史始终贯彻着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光荣传统的。绝大多数从元帅到将校级干部，当年对子女的要求是严格的，绝不会允许他们去显赫身份，胡作非为，有的元帅和将军级干部还专门把子女从军队干部子女学校转出到普通中学就读，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子女培养特殊化思想。即使在文革自己遭受批判冲击的时候对子女的要求往往更加严格。子女们的穿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到今天，也更加趋于平民化了。
                              
2016年3月6日
作者姓名：任小平
原军委装甲兵首长秘书     退休1336611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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