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由王道隆之死看“批彭”时的反党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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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0月，南阳县在“批判彭德怀运动”中，县计委副主任王道隆被斗自杀身亡，还有32位中层干部成了“反党反社主义的右倾也会主义分子”。他们都“右”到哪里?“反党罪行”是啥?先请看南阳县县委“关于县计委副主任王道隆畏罪自杀情况的报告”：

　　地委：
　　王道隆系南阳县潦河公社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1951年入伍，1954年入党，现任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由于他坚持富裕中农立场，思想、立场没有得到改造，因而在国内外敌人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攻的紧要关头，与敌人遥相呼应。在这次县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议上猖狂地攻击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和大跃进运动。他的严重错误被揭露出来后，10月6日晚，小组会上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斗争，会上他承认了全部反动事实。7日上午王道隆在小组会上进行了检查交待，与会同志摆事实，讲道理，对其反动论点逐个展开了批判，他理屈词穷，假意表示愿意重新检查交待。7号下午夜晚在集体宿舍写系统的检查材料，深夜1点钟从县委集体宿舍逃回人委机关，用手枪自杀身亡。本来10月4号下午县委扩大会议进入重点人批判和斗争时，宣布一律交出手枪和住集体宿舍。王道隆虽搬进了县委集体宿舍，但他隐瞒了枪支，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自己错误严重，准备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完全证明了他顽固坚持的反动立场。他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一、攻击、否定大办钢铁的伟大成绩。他在县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说：“去年大办钢铁就是赔钱，要得不赔钱，只有干脆不办。”更疯狂的是，他竟说：“我说的赔钱是经过调查的，有第一手材料，我在茶庵公社调查时发现，炼出来的铁每吨成本在380-390元上下，可卖给国家的铁，每吨只收回200元，净赔190元。”
　　二、反对人民公社，竭力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他说：“对公社化运动我有三点看法，一是搞的早了，二是这不是群众要求，三是公社制度不优越。”他说：“再晚几年，等人民群众觉悟提高了，各方面都适应了，再办人民公社，才能办好，一句话：公社不如高级社;”又说：“去年秋季庄稼长的可好，就是收的粗糙，特别是红薯收的粗糙，抛撒的太厉害。今春我去大姑塚经过双铺时，看到茶馆里烧茶燃料全是干红薯，他们告诉我，要不是去年红薯没有收好，我早就烧不成茶了。其它茶馆，也是烧的干红薯。今年去赊镇梁杜庄组织抗旱，看到该队生产管理上没有建立劳动管理制度，公社化后社员们就是出勤少，劳效低;公社化后因土地来回调拨，全县清是减少54，000多亩土地。
　　三、反对大跃进。他在小组会上以嘲笑的口吻说：“麦子还没长出穗，定指标时就说要保证每亩2000斤，争取3000斤，县里当时就按各自报的跃进数字分配征购任务，分!我自己就不相信谁能够完成任务。不分又不行，那就分吧!”此时，他身为县计委副主任，却一贯对统计数字不相信，他说：“1958年、1959年生产大跃进年那肯定的，但到底增产比例有多大，我一直怀疑。”还说：“我和杜部长一块下乡，到金华与瓦店两公社交界处，看到麦子长的很低，稀稀拉拉，一摸一大把，想着下边的麦子实际上就长的这个样子，便觉得工农业大跃进上报的统计数字都有问题”;还说：“县统计科抓的数字比不上各公社上报的多，各公社上报每亩施肥40车。毬!哪会有那么多，不要迷信下边报的数字!”这显然是对大跃进的全面攻击和诬蔑。
　　南阳县委书记处办公室
　　1959年10月10日

　　关于王道隆的死，2012年8月26日，时南阳地委办公室主任、后来从地区常务副专员退下来的范广畯给我介绍了这件事的原委：
　　省里召开为时半个月的“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南阳县第一书记魏兆铭因病没有出席，县长刘俊章代魏赴会，回来后又主持了南阳县的贯彻落实事宜。魏、刘二人不和已经多年，在刘俊章看来，被地委一直认为“稳当、公正”的魏兆铭“右倾问题相当严重”，通过“批彭”会议有望取而代之。而要要挤走魏兆铭，就一定要选择一个魏的最亲信的人搞倒、搞臭，资历较浅的王道隆就成了刘俊章的目标。王道隆是一个直言快语的人，最爱出同级干部中“吹大气”者的洋相，一旦找他们的茬子，便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编一个小故事，当个笑料，小型会上相互傻笑一阵子，这些事情很多。但是你要把它上升到“反对三面红旗”的高度上，那就是个大问题了。南阳县的“批彭”会议上刘俊章为了能够多整一些“小彭德怀分子”，以达“整在别人的脸上，疼到魏兆铭心里”的目的，刘俊章独出心裁，用的是1958年5月南阳教师队伍“交心活动”使用过的：“向党交真心，以黑心换红心”的“拖刀计”;并宣布：“主动交出来，不批判、不追究，哪里说哪里了”，大家都信以为真了。当时南阳县的中层干部都不同程度交出了对“批判彭德怀”、“三面红旗”、“吃食堂”、“大办钢铁”等想不通的地方。滑头的人交的浅，后来都没事;老实一点的人，交的深，交的透，后来都受到了批斗或组织处分，王道隆当属于后者。他们怎么斗争王道隆呢?我们查出来竟是“炒铁豆”的体罚手段，即七八个人把王道隆抬起来，撂人把高，让其直接跌落到平地上，就这样撂来撂去，跌上跌下，叫谁也受不了。王道隆想着与其让斗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所以就走了绝路。王道隆的事情出来后，地委书记林晓带着我们到南阳县参加会议，发现了刘的私心，不再让刘主持会议，又让魏兆铭停止养病，重新主政，会后又把刘俊章调到方城县当县长，刘俊章的愿望没有实现，而像王道隆这样年轻、且很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好干部却夭亡了。范广畯说的情况和时县委农工部副部长惠国庆说的十分一致，应当就是事件的真相。
　　南阳县其他上当受骗的干部们人交出来的“黑心”是什么呢?请看1959年10月15日南阳县委写的“关于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情况和问题的报告”;
　　“我县于10月2日开始的三级干部会议，通过传达文件，启发诱导，向党交心，发现认识模糊，甚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动论点，有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大办钢铁等十个方面(原来是按性质分类，人员多重复，本文都回归到每一个人身上，没有分性质，笔者注)具体如下;
　　“社干组的反党言论”;茶菴公社李庄管理区书记樊中甫说;‘彭德怀为首的那几个人只不过说了些大实话，咋能算反党问题?所以不是要打倒的问题，而是如何搞好团结的问题。现在中央里的问题如同打麻将，你把一万，我把一万，各说各有理，谁对谁错眼下还看不出来哩;现在的干部都是顾上不顾下，今年夏季粮食都征透底了，好些队连种子都没有留够’”。
　　“溧河公社张营大队支部书记龚华亭说;‘彭德怀为什么要这么说?我猜想是听下边的反映多了，下边的话到底对不对?我看不出来错在哪里!顺着上边说好是好，有时候就是害党害国，过去叫欺君之罪。彭德怀只是反映一下民意，就这样整人家，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溧河公社机关党总支书记许文昂说;‘彭德怀说的跟咱们说的一个样，都是实话实说，为啥还处理他?照这样的话以后谁还敢说实话?’现在领导上光叫说好的，我看大办钢铁就不好。大办钢铁搞的都是“三无”牌的产品，一无技术，二无人才，三无设备，清是异想天开。”
　　“金华公社党委副书记田进安说;‘中央处理敢说实话的彭德怀会影响党的形象，会削弱的领导。譬如，彭德怀说的头脑发热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客观存在的，就拿大办钢铁来说，确实是有点盲目和蛮干。据我所知，大办钢铁上报的出铁数字都是假的，放卫星的数字也都是估计的，公开搞假，还美其名曰是敢想敢干;现在检查评比净搞形式，摆花架子，实行站岗放哨，看检查团来了，才大干一阵子，检查团一走，看谁比着歇!’”
　　“金华公社副书记黄德印说;‘彭德怀资格老，功劳大，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再说了，这算啥错误?到底谁对谁错还不好说呢!人民公社不是没有一点问题，比如公社化后家禽家畜就没有过去多，要是全都是优越性的话，现在就不会缺蛋缺肉吃了。’”
　　“潦河公社青华管理区党总支书记王廷臣说;‘大办钢铁对南阳的树木的破坏比王凌云(国民党1948年在南阳设立的第十三绥靖区司令)还厉害得多，王凌云为了修城墙到处放树，也没把树木放完，几个月的大办钢铁就把南阳城乡的树木全放光了，社员们的家具也烧光了，鸡子也杀光了 妇女们的头发也剪光了，屋里屋外都弄光了，所以我把大办钢铁的成绩总结为‘五光政策’。大办钢铁时把能干活的青壮男女劳动力都抽走了，留下的都是老弱残兵，农活没人干了。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秋收搞的这么差的，大块大块的红薯地竟没人刨，即使有些地块刨了、犁了，也是马马虎虎，留下的红薯遍地都是，1958年的秋收就是这个样子，丰产没有丰收，这就是大办钢铁的成绩。去年由于吹的太厉害，自己坑自己，青华管理区明明只搞80万斤粮食，却上报200万斤，结果卖光了粮食，现在只能光吃清水煮红薯了;公社化后实行‘七化’，即吃饭食堂化，劳动军事化，住宿集体化，老人住敬老院，幼儿托教化，青少年住校化等，一家几口人分几下住，没爹没妈了，没儿没女了，也没有女人了，真是妻离子散!’”
　　“石桥公社干部任中恒说;‘大办钢铁时到处烧家具，扒房子，清是搞的大破坏，还到处逮鸡子，没收社员们的猪羊，真是没世界了!’”
　　“安皋公社潦河坡大队支书王纪亭说;‘大办钢铁时到处烧柜子，扒房子，像土匪一样，还到处砍树，把山沟里的树木都砍光了;互助组、初级社时都觉得怪美，整着整着整不成了。旧社会当个二流子、懒汉睡半天，干半天也能吃饱饭。公社化后白天黑了干，天阴下雨也不歇。却吃不饱，真还不如旧社会呢!’
　　“ 新店公社红泥湾管理区总支书记赵富有说;‘大办钢铁把劳动力都抽走了，农活没人干了。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农民外出搞钢铁，而是在家搞农业，多见的粮食换成钱能买更多的铁。’”
　　“英庄公社干部朱明堂说;‘大办钢铁得不偿失人所共识，可党委总结和上报的材料都说成绩很大很大，到底大在哪里?我一点也没看出来。”
　　“金华公社干部陈玉海说;‘人民公社不是群众自愿参加的，据我所知，成立之初，群众都想不通齐哭乱叫，有的人干脆把家禽家畜都杀光了。’”
　　“茶庵公社周庙管理区党总支书记李春山说;‘一家一户弟兄多了还要分家，几百人家在一个锅里捞稀稠谁也搞不好。人民公社摊子大，揽的宽，财务审批任务重，一天从早到晚得一个书记、一个乡长、一个委员搞审批，这样的整法能长久吗?’”
　　“溧河公社副书记赵繁生说;‘公社化后乱的很，干家和富队吃亏大，这咋能搞好生产?我们一个叫陈其宾的队长就公开说，现在粮食和其它东西兴胡乱调拨，干不干都吃饭，谁愿意干活?反正我们的队人都是在混日子的，我看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瓦店公社龙桥管理区党总支书记徐书清说;‘如果不办食堂，还是一家一户吃饭，兴许会好一点，食堂整天吃的是一号饭菜，过节也不能吃顿饺子，社员们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咋能有劲搞好生产?’”
　　“新店公社干部张金道说;‘俗话说，众口难调，一家一户的饭菜都做不好，现在几十户，几百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谁也办不好，越坚持越危害大。初级社时非要对牲口实行合槽喂养，最后牛也饿死了，生产也耽误了，人也散伙了，食堂化也不会有好结局!’”
　　“茶庵公社袁黄庄大队支书杜永昌说;‘食堂化后顿顿吃饭得几个钟头，都是吃饭的时间了，还光吃冷饭，好胃也成了害胃了。’”
　　“茶庵公社薛营管理区党总支书记张炳恩说;‘总路线光叫鼓干劲，可人的干劲总是有限的，鼓完了也得歇一歇，人有动有静，有紧有松才能有新的劲头，没完没了的光叫鼓干劲谁受得了?’”
　　“溧河公社副书记赵一敏说;‘大跃进也不能一个劲地跃，中央提出的跃进、跃进、再跃进，根本做不到!’”
　　“安皋公社书记刘岐说;‘既然五八年是大丰收，今年春上为啥都吃统销粮?所以我就不认为去年是跃进年，可是领导上、报纸上、广播里都把五八年的成绩说得神乎其神，彭德怀说了点问题，就大批人家，这说不过去嘛!’”
　　“新店公社仟陌营管理区总支书记刘喜元说;‘去年大跃进时强迫种的密植小麦，今年长的跟马鬃一样，刮风四下飞，老早就割喂牛了’。”
　　“金华公社宣传委员赵元龙说;‘今年秋天高粱一亩地才打16 斤，十里河大队的庄稼长的爬到地上看不见头，仰倒看看不见地，真好比猪八戒背捆滥套子，人没人，货没货，就这还说是又一个大丰收年;现在农民们一天一斤粮食，又没有副食和蔬菜，根本不够吃，群众饿的光吃西瓜。’”
　　“潦河坡公社华寨大队支书刘富有说，检查团来时群众干劲大那也是被逼的，不干不是批判，就是不让你吃饭，谁敢不干?’’。
　　“县直组的反党言论” ：“县人委秘书张枫;‘现在说彭德怀攻击群众运动了，在我看来，眼下的群众运动不是没有一点问题，在有的人人看来，大搞群众运动就是让农民干着活还得喊口号，比干劲时青年妇女干活也得脱光上身，男劳力还得打花脸，穿短裤头，这让人看见头皮都是麻的。这哪是搞群众运动?纯粹是在折腾人民;人民公社这样的搞法也是瞎折腾，什么政社合一呀?什么‘工农商学兵五为一体’呀?什么县直公社呀?县民兵师呀?全是乱弹琴!’
　　“县检察院副检检察长沈志中说;‘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问题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相比的问题，大办钢铁就是问题多，成绩小，浪费大，误工多，确实不够本，得不偿失;公社化后实行大搬家，自己的房子不得住，一家四、五口人挤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夜里小孩撒尿都撒到别人头上。老百姓的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还能算问题小?’”
　　“县粮食局副局长张德贵说;‘吃食堂清是胡整乱来，历来是小锅饭吃着香，潦河坡公社的食堂可大，几千人在一个锅里耍稀稠，吃饭排长队，都得光吃冷饭;报纸上说，湖南有个队的稻谷每亩单产1万多斤，我说那稻秧长得像小树。有个地方说，红薯亩产达到30万斤，我说那每个红薯地个头长的像小孩一样，有几个不是农村出来的，骗谁去?’”
　　“赊镇中学副校长张琨锦说;‘现在光兴说好话，可就是不敢联系实际，都说五八年各项工作都实现了大跃进，可今年河南的教学质量却是全国向后转第一。’”
　　“县邮电局局长白廷训说;‘光叫说大跃进好，可是大跃进以来物资供应却越来越短缺了，现在市场上没烟，没肥皂，啥都买不来，这能叫成绩很大很大?’”
　　“英庄中学校长解学增说;‘社会主义现在真的不如资本主义，照这样的整法，将来能战胜资本主义?’石桥中学校长徐子信说;‘乡党委就是不能领导学校，学生们正上着课，来个队干部，打着乡党委的旗号，叫停课去摘花、收秋，这简直是胡来!所以，黄德印有句话说得好，对党委的有些决议，应该有选择的接受。’”(其实都是说的实话，针砭的都是时弊，笔者注)。
　　然而，南阳县的(59--10--15)报告却说：“从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有明显三个特点：一、公社党委副书记以上的干部鸣放的言论一阴一阳，恶毒阴险，牵扯制度体制方面的问题多;基层干部鸣放时直截了当，牵扯具体问题多。二、从暴露出的问题类型来看，基层干部突出地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粮食工作，群众生活等六大新事物的普遍看法不好、反对的多;公社党委副书记以上的干部主要是对处理‘彭、黄、张、周’有抵触情绪，还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党的领导，市场管理等八个方面的问题看不惯，想不通，怨气大，因而暴露出来的反动言论多。三、从部门行业暴露出来的问题看，除上述八大方面外，最突出的是学校、经企部门对党的绝对领导方面的错误意见多;武装部的干部和转业军人们对批判彭德怀清是持反对的态度。”
　　“南阳县在这次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三级干部会上,还揭发出了7名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严重右倾错误的人。他们是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刘清云;县委委员、商业局党委书记李杰;县委委员，副县长刘蔚然;县级干部，石桥公社党委书记宋银发;溧河公社党委第二书记王松杨;县交通局副局长周天录;县计委副主任王道隆等。他们的主要错误事实是，如刘清云在9月12日县委座谈会上说，我认为中央对彭德怀处理的确实重了一些，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历史上有大功劳，批评批 评算啦，值不得给这么重的处分，更值不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批判。他嘲笑中央领导在对待彭德怀问题上都是“老幼稚”。还说，现在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我认为即使现在的情况下你让彭德怀去打毛主席，他也保险不会去干!李杰在10月3日的小组会上，不仅不积极引导大家批判彭德怀，反而极力为彭德怀评功摆好。他说，彭德怀问题正式传达前，县委赵金玉书记就给我透露了，我当时很感惊讶。彭德怀可是个老革命，政治上很坚定，作风上很艰苦，战略战术都很好，又是毛主席的老战友，咋会犯反党的错误?听了正式传达后我发现对他的错误错在哪里指出的不明确，不具体，批驳的也不力，但我对这是中央的决议不怀疑，原因是毛主席就在会议的现场。当李杰交出这样的“黑心”后，在小组会上就受到有的人的批评，可他竟说，谁说毛主席就一贯正确?难道几十年来在重大问题上没犯过一星半点错误?在10月3日的小组会上，李杰还反对公共食堂，说，都说食堂大了好，那干脆全国只办一个食堂，买一口像北京城那样大的锅，全国人民都坐飞机到北京吃饭去!宋银发的问题是，竭力替彭德怀辩护，他在10月3日的小组会上说，彭德怀可是老革命，赫赫有名，革命战争时华北、西北各家各户挂的都是毛主席、朱德、彭老总的像，人家会犯这样的错误?又说，我断定，批判彭德怀对我们党是个大损失;还说，庐山会议前半个月开的是神仙会，后半个月却像群众会一样，开着开着就吵起来了。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啦，跟小孩一样，多么幼稚可笑!又在3日晚上的小组会上说，我去年回山西老家看了一看，一到晚上遍地都是灯光，遍地都是炕，连路都挖断了，好家伙，党中央、毛主席可真敢想敢干。又说，省里有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大办钢铁丢了大丰收，咱这里是大办钢铁丢了很多红薯。”
　　该报告最后说：“现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芒像初升的太阳一样，金光万道，普照大地，任何人的诬蔑攻击都丝毫不会影响它的无比光辉......”这些言论是爱党，可恐怕连写该报告的人也十分清楚这是在骗党，也在欺骗自己。那个时代真正的悲哀是什么?是“英明领袖”和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在对“三面红旗”、“吃食堂”、“大办钢铁”等问题上认识上的天地悬殊。孔子曰：“君子德之风，小人德之草，风吹草偃”，吏、民百姓们再“共识”，还得跟“风”走呀!所以，后来的结局就不用说了。
　　粉碎“四人帮”前，“反党言论”特别多，凡是人民群众说“吃不饱”，“这不好，那不对”的话，都是“反党言论”，以至于那时候的公安局到处忙着破“反标案”，各单位“内保”人员整天“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虎视眈眈，又是对笔迹，又是搜集言论，窥察“表现不好”的人整天在干啥，忙的不亦乐乎!结果发现多是缘由“丢斧子人的理论”。现在，“敌对势力”多，以至于平民百姓发封平信，还得凭身份证，这真是疑神疑鬼，千古奇观。不知道下一步走路、到饭馆吃饭、逛公园是不是都得凭身份证?在阶级斗争年代搞“全民皆兵”，按动辄就是“敌对势力”人的“恐怖论”，现在是不是“全民皆敌”?前天，有位小学教师非常吃惊地对我说，赵叔呀!昨天我的一位同学说，现在公安、安全部门有一种设备，你在家里不动，你在干啥，人家都能够知道，厉害的很哪!我告诉他，你记着!再先进的公安、安全仪器不是用于对付人民群众的，平民百姓只要遵纪守法，谁也不敢找你的事，民安也就是国安。现在看来，像发封信之类的事情也要添加身份证作保证，此“妙招”也不知道经过哪位领导批准的，请明确的告诉他们，我投反对票!按照当年南阳县“批彭”时发牢骚话的人都是“反党分子”的逻辑，今天我的话安全部门或公安部门也该抓了。在党威国强，真理在手，政权在握，军队在掌，起码“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是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拥护习近平的情况下!不要说有“三个自信”，就是没有一个自信，也不能这样搞。铁路部门为了防止“票贩子”倒票，采取凭身份证购票的办法，那是为民、利民，而发信也要凭身份证的办法，则是“限民”、“疑民”，搞草木皆兵。既如此，何不釜底抽薪，禁止书信通行!出此“臊主义”的人其实对我们共产党高大形象的强力矮化，存心、故意给现实“抹黑”的。高度疑神疑鬼那只能说明自身有严重的神经病，因为即使“阶级斗争年代”，也没神经质到如此程度!所以，不要以为爱搞“草木皆兵”的人都是什么忠臣，恰恰相反，鬼知道他们出这些“张士贵歪才”图谋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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