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克实：历史认识问题的现状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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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今东亚各国间“历史认识”对立问题的核心，可以说是一种国民间“历史感情”的对立。而这种历史感情在今天都是经过教育第二次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家立场的影响，具有自国中心主义的偏向，其结果无非是在种植一种对它民族的历史怨恨。笔者认为，如果各国不能在公平的立场上进行历史教育的话，不如任随人间本性，让历史自然风化。创造出一个第四代人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新起点，以全体人类的利益为目标，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历史认识 历史感情 历史观

　　 一、三个要素的解析

　　 围绕对过去战争的评价而出现的国家间的对立，即所谓“历史认识”对立的问题，在战后70年后的今天仍未能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成为当今国家间往来与民间交流中不可回避的难题，而且已成为引发各种政治对立问题的隐患，直接影响着当今国际和平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为解决这个难题，至今为止许多研究者、有识之士竭力促成多种渠道的交流和对话，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2003年，中日韩三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经互相协作，开始编写共同历史教科书，书虽编成但却未能获得预期的“意见一致”的效果[①]。2007年开始，在双方政府的支持下，中日两国的研究者又设立了“日中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经过共同的研究、在2009年写出了总结报告书，云∶“双方就同一个题目作了充分的讨论和意见交换，在本报告书中明确地论述了各自的观点”，可见最终报告书在诸多观点上并未能达成共识，只不过是各自将自己的观点，分别记入了自己的报告书中而已[②]。
　　 民间进步学者、有识之士共同编写的教材，即使在某些方面能够达成一致，也并不能代表各国政府和国民的历史认识和政治立场。至于政府出资的共同研究，不用说更加难以背离出资者的立场。
　　 笔者认为，为寻求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必要对历史认识对立问题的深层原因进行重新解析，找出症结所在，然后再对症下药。以下为笔者的分析结果。
　　 现在统称为“历史认识”问题的概念里面有三个要素：一是“历史事实”的对立；二是“历史感情”的对立；三是“历史观”的对立。事实上，对立最激烈，又经常政治问题化的，并不是围绕“历史事实”的对立，而是国民间“历史感情”的对立。而促成“历史感情”对立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各国对同一“历史事实”所持的不同“历史观”中。
　　 2005年4月发生在上海的反日游行示威曾引发中日两国历史认识对立的问题。当时，向日本总领事馆投石以及对日本人经营的店铺纵火而被称为“暴动者”的数万人，大多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年轻人。另外，频发不断的互联网“战争”的策动者——攻击服务器的黑客以及打着偏狭爱国主义旗号，煽动国家间对立感情的网上论战的参与者[③]，也几乎都是青年学生。而实际上，这些有强烈反日感情的激进分子，并没有亲历过战争，对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的了解，也只不过是教科书和政治教育所片面灌输的一知半解的知识而已。然而，正是这样片面的历史知识和深受外部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历史观，使他们的历史感情常处于失控状态。以下先分析一下“历史事实”、“历史感情”与“历史观”三者的特征及相互关系。

　　 二、“历史事实”的对立问题

　　 提到历史认识问题，首先让人想起的是围绕“历史事实”展开的争论。例如：南京大屠杀中牺牲者的确凿数字，《田中上奏文》的真伪，“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和“从军慰安妇”是否真的存在、其背后隐藏的真相到底如何，等等。
　　 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可以通过传闻、捏造给人们留下曾存在过的假象，而实际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却又往往被隐藏、尘封或者被缩小而记入史册。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在于史料的发掘、调查、研究的不足等技术面的缺陷，有许多是由当事国、当事人出于维护国家、个人利益的企图，在历史记录过程中人为操作的结果。利点，宜多多宣传；蔽点，则尽量隐匿。如此这般，就出现了对于同样的历史事实各国在记录方法及观点上的差异，由此造成国家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龃龉不合，导致了今天这种对立纷争的出现。另一方面，像这类问题，说到底是属于对事实的认识的不同，而并非事实本身的差异。因为，事实只有一个。所以笔者以为，像这种对立可以通过研究者的调查、考证、史料的发掘等科学的方法加以解决，至少可以缩小认识差距。虽然国籍、立场不同，但如果抱着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的态度，那么，历史的真实应该会被还原、解明。不应该存在永远解决不了的深刻对立。
　　 举几个例子来说，随着史料的发现，冲绳战役的悲惨结果及原子弹投放的原因也已基本被探明。曾长时间引起过国际间争论的《田中上奏文》的真伪[④]、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到底是“南侵”还是“北侵”的问题等[⑤]，也通过研究者的努力，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得出了结论。另外，在关于被称为引起中日战争“第一枪”问题的论争中，虽然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弄不清这“第一枪”到底是日方的支那驻屯军还是中方的宋哲元军的责任[⑥]，但从各方面的综合分析来看，多数研究者一致认为，中日战争的爆发决不是因为这一声枪响所引起，而是日军一连串有计划的侵略活动和阴谋的必然结果。同样，对于是否存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尽管舆论上日本国内右翼与一部分国民持否定态度[⑦]，但是在研究者中，只有对牺牲者的确凿数字持有异议者，而对屠杀及暴行的事实几乎无人否定[⑧]。这个数字差距，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完全可以通过对史料的发掘、调查的结果来逐渐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历史事实的意见对立，决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更不可能成为各国间历史认识问题的焦点。

　　 三、“历史感情”的对立及特征

　　 与之不同的是，对立一旦从“事实对立”发展成一般国民阶层的“感情对立”，事态就难以掌控了。笔者认为，当今所谓“历史认识”问题的中心，几乎都是这种国民间“历史感情”的对立。
　　 所谓“历史感情”，是在某种“历史事实”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主观上的厌恶感、敌对感、不信任感的表象。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大众化。因为历史感情是以统一的教育、宣传体制为媒介而形成的，所以具有范围广大和潜在民心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它不会无缘无故地表现出来，但在遇到敏感的政治、外交问题时，一旦被政府的宣传、新闻报道、电视转播所刺激，便会突然爆发。这首先表现为学生、年轻人激愤而起，继而扩大到全体国民的响应，形成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同仇敌忾之心，这种情感随国家利益的指向而变动，却难以被国家所掌控。
　　 第二，神圣化、象征化。由于是主观及直觉上的厌恶感、敌对感、不信任感，自然不能够受客观事实的约束，持这种感情者也不可能进行冷静的分析和思考。感情先入为主，从开始已将对方彻底否定，所以理智的对话根本不可能实现。在这里，“自己正确”的认识观被固定化，甚至被神圣化，即使后来知道自己的错误确凿无疑，也不会低头认错，具有一种近乎于宗教信仰的性质。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南京大屠杀就是其中一例。不同于研究者，在一般民众的历史感情中，“30万”这个死者数字早被固定化、抽象化，已经成为象征侵略和屠杀的符号，至于数字采用的出处、并没有什么关心。在此对“30万”这个数字提出质疑，想加以科学鉴定的研究者，也会立即被戴上“否定过去、赞美侵略”的帽子而遭到猛烈攻击。
　　 同样，对于日本人来说，因原子弹爆炸而遭受的伤害也是被神圣化的历史感情。只宣传被害的惨状、控诉原子弹投放的罪行，而对日本受到原子弹攻击的原因却毫不关心。在这种感情的左右下，制造和投放原子弹的美国成为一个绝对的罪恶角色，而对发动侵略战争并为了维护天皇制拒绝了《波茨坦公告》的本国政府[⑨]，却无人问责[⑩]。类似的感情化现象，也表现于朝鲜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36年殖民统治的态度中。
　　 第三，非理性。由于历史感情是在大众阶层发生的非理性的感情活动，所以一旦受到刺激便很容易走向极端。2005年因教科书记载内容问题引发的中国各地的反日游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被袭击事件，2012年9月由于钓鱼岛领土争端在中国国内多发的打砸日系商店，焚烧日本汽车的暴行就是一例证。
　　 第四，永久化、普遍化。当代民众的历史认识几乎都是通过长期的学校教育而形成的。历史感情一旦形成，在没有特别契机的情况下很难发生改变，大多将持续一生。战后长期的平均化、划一化的学校教育，也促成了历史感情的模式化和普遍化。

　　 四、“历史感情”的形成途径

　　 历史感情，原本是在真实的历史事实（经验）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直接的经验与记忆中断后，这种事实和经验只能依靠历史记录的方式得以重现。当今各国国民的历史感情，可以说都是在这种重现的历史事实和经验之上第二次形成的。其形成过程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现代社会的传媒效果，时事政治以及政治家言行的影响，思想教育与政治宣传等途径形成。
　　 在此必须指出，历史感情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客观和公正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迎合本国利益而实行历史教育和政治宣传，其结果，传播种植的只能是一种不可能体现国际社会共识的、本国中心主义的、偏颇的历史感情。在培养历史感情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个特别的概念，即具有强烈主观性的历史观的存在。这个容易被国家或政治家所操纵的历史观，是促使偏颇的国民感情发生的根本原因。
　　 以下将分析国民历史观的成因。这是一个各国有共同倾向的普遍性问题，但笔者考虑到自身的专业研究（日本近代史）和见闻，在此仅以日本为例。
　　 第一，学校教育的影响。首先指出的是，在初等义务教育、初中和高中教育中存在本国本位的历史观和教育方法。这样的学校教育本来就是在教科书审定和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学习指导要领下进行的，具有极强的国家管理性质，所以无须赘言，其方向目的就是要遵循国家利益，一切服从国家的指挥。在指导要领中，最受重视的是培养学生们的爱国心和对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尊重[11]，把瞻仰国旗、齐唱国歌规定为学生必须遵守的义务。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也通过对教科书的官方审定，反映到课本中有关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记述中[12]。
　　 在教科书有关近代日本的记述中，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强调明治维新后的文明开化、产业的发展、政党议会制度的确立、文化艺术的进步等近代化的“成果”，而对伴随着这种近代化过程发生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殖民地掠夺和统治等阴暗面的记述却很简略含蓄，只罗列年表、事件，对内容不进行详细解释。从内容上看，几乎都是有研究根据的，并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捏造，但可以看得出，在教科书的构成和史料的选择、安排、解释过程中，存在着人为操纵的痕迹。许多看似描写战争悲惨、宣传和平主义的记述，其结果也是在遮掩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
　　 举例来说，关于教学中出现的近代战争的内容，教育者和教科书重视的不是批判对外侵略、奴役欺压其它民族的事实，而是注重强调战争带来的悲惨。而被列为悲惨的事实，也几乎都是自己的国家和国民在战争中的被害状况，诸如冲绳战役的悲惨，广岛、长崎因原子弹爆炸而遭受的伤痛，美军实行的东京地毯式轰炸的惨状等。在这种战争“受害者”的意识之下，年轻的被教育者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战争的“和平意识”，但这种意识无原则地否认战争中有正义（反侵略的抵抗）和非正义（侵略战争）之分，缺少作为加害者的自我反省要素，所以很难取得国际社会认可，更不能被战争受害者的亚洲各国所接受。
　　 还有一种情况，即在教育中不解释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构造，只是机械地罗列年表、事件、人物，有时还精选一些能遮掩日本侵略意图的用语为重要单词。例如，把“琉球处分”这一当时用来遮掩侵略企图的外交辞令不加任何解释批判地写入教科书[13]，为日本吞并独立的琉球王国的行为辩解；把“三国干涉”立为重要的考试用语，试图以此增加受教育者对帝国主义列强干涉行为的仇恨，散播对俄开战正义论[14]；在论及太平洋战争起因时用强调“对日经济封锁”“ABCD包围圈”[15]、《赫尔备忘录》的方法，让学生产生一种日本是因受同盟国的封锁、威压，迫不得已行使自卫权的错觉。这种由政府当局进行的对教科书审定的操纵，使受教育者在无意识中形成了仅把自己国家牺牲惨重的太平洋战争看作是“悲惨”的，而对日本取得胜利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却感到“骄傲、自豪”的支离破碎的战争史观。
　　 第二，媒体的影响。电视广播、报纸、小说、电影等媒体也已成为影响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工具。笔者通过多次调查发现，作为“辅助教材”的媒体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学校教育的影响，还发现个别学生不读任何正经的史书，只是读了小林善范的历史漫画[16]，就形成了自己坚定的“自由主义史观”[17]的现象。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作“司马辽太郎史观”的历史认识方法，即“光明向上的明治时代”与“黑暗阴郁的昭和时代”的历史对照法[18]。司马辽太郎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的历史小说家，活跃于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他的小说题材跨越古今，对一般民众历史认识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作为一个流行作家，司马懂得怎样去迎合国民的口味。在战后复兴和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他极力描写时代的光明，鼓舞国民上进，创作了许多激励国民奋斗的作品。其代表作之一是以明治时代到日俄战争之间的历史题材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坂上的白云》[19]。司马在这部作品中歌颂明治时代青年人的上进精神，赞扬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对几个青年主人公的描写，刻画出了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国日本的时代形象，而日俄战争的胜利则是这光明时代的顶点。司马认为，在此之后日本开始走下坡路，逐渐堕入黑暗的昭和时代。经历过战争的司马，痛恨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所以创作中只颂扬明治时代的伟业，从来不以黑暗的昭和时代为创作题材。司马本人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意图去制造一种历史观，他只在意如何创作迎和时代潮流和读者口味。可是他这种鼓舞国民上进心的创作意图，却被一部分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或右翼分子所利用，使之成为一种把明治时代看作伟大光明的时代，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感到自豪的历史认识。这种历史观随着司马小说的畅销和电视剧的热播而广泛流传于民间[20]，对一般大众历史认识的形成有着很深的影响。
　　 第三，国家政治立场的影响。与上述学校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指导同样，国家政治立场的影响也是借助于民众对时事政治的关心，而使其形成个人历史认识的要素。战后，日本政府对过去的历史评价颇为关注，其中一种表现是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利害出发的“真心”；另一种则是顾全国际关系、尊重他国感情的“应酬”。因为“真心”根深蒂固，所以不管政治家如何“应酬”，其“真心”肯定要在各种场合以不同的形式暴露出来。渗透于教育管理政策、文化政策中，对国民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感情的形成产生影响。
　　 此外，还可以常常看到政治家在国际间政治、经济交涉中把国民感情作为外交筹码，或者在国内的政治论争中，以挑拨国民历史感情来提高自己政治身价的现象发生。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就可称为是其代表。而领土问题，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则是其挑拨国民感情用的材料。
　　 第四，历史记忆的风蚀现象。最近许多人喜欢用“风蚀”一词形容青少年对历史问题的漠不关心。笔者认为，“风蚀”的寓意，不仅表现在时间上的疏远、记忆上的淡薄，而且还表现在空间上的疏离、感觉上的淡化。人类具有一种通过直接经验进行反省的本性。致使大多数人只记住自己的伤痛（包括自己的家庭、自己生活的环境、自己的国家），而漠视对于加害于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也缺乏对给他人造成的伤痛所应有的反省。每年8月15日，在日本举行的全国战争牺牲者追悼会上，悼念的对象仅为本国的310万牺牲者，对在侵略战争中死亡的亚洲各受害国的2000万牺牲者，却没有任何负疚的表现。1995年3月，当时34岁的保守派众议院议员高市早苗曾有过如下发言：“至少我自己不是战争的当事者，所以从来没做过什么反省，也没有什么需要反省的理由。[21]”可以说，这番话表现的不仅是她个人的想法，也是这一代多数年轻人的心理。
　　 为防止战争体验的风蚀，许多人做过不懈的努力以试图让青年人记住过去。可这种努力不外乎是如前所述的那样，以讲述和宣传本国的被害经历为方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加强这种单方面的记忆，越是会给将来留下感情对立的隐患。

　　 五、解决“历史感情”对立的几个方法

　　 将以上论述加以整理，可归纳为五个要点：
　　 第一，所谓国家间历史认识对立问题的核心，并非历史事实的对立，而是国民间历史感情的对立。
　　 第二，当代国民的历史感情，几乎都是在第二次形成的历史认识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也就是说是人为形成的感情，被创造出的感情。
　　 第三，第二次历史认识的形成过程中，爱国主义教育和本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被强制性导入，结果导致了偏颇的历史认识的产生。
　　 第四，偏颇的历史认识一旦受到刺激形成国民感情，不但会产生破坏性的结果，并将大范围、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第五，此现象有普遍性，在各国都有发生的可能。
　　 以上分析了历史感情的性质和产生原因，读者可能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现象发生的必然性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危害。那么，能否寻求一种消除历史感情对立或者抑制偏颇的历史感情爆发的具体方法？以下笔者将就目前正在实施的几种方法的实际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以弄清事实的方法来填补历史认识的鸿沟。这的确是一种方法，但效果有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各国的研究者、教育者都在这方面做出过不懈努力，很多曾经不明真相的历史事实被揭开面纱，很多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也逐渐得出结论。可是这种成果仅仅反映在研究者、教育者的圈子中，并未能在多数民众中起到纠正历史认识和缓和历史感情的效果。研究者的责任在于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提供正确的信息，可是，这种正确的信息能否被掌握教育政策的官方所采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纠正国家和教育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偏向。这种方法看起来十分理想，如果各国都能实行的话肯定能取得巨大成效，但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气候下可以说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只要有国家、民族和政治壁垒的存在，这种方法就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
　　 第三，政治家要尽力避免在公开场合讨论国家间有争议的、敏感的政治话题及领土问题，更不要故意挑拨和利用国民的历史感情。可以看到，在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和平宪法等问题上持强硬态度、不断挑拨国民感情的小泉纯一郎、第一次安倍晋三两任内阁倒台后，由于后继内阁政治家们的努力和低姿态，至今为止日本和亚洲各国的关系曾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战后70年的今天，安倍内阁却又在政治面倒行逆施，促使国民感情进一步激化。
　　 第四，促进民间的交流和友好往来。迄今为止，许多民间的亲善团体、个人以及非赢利性国际组织在交流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并取得了不少成果。虽然国家间的历史感情没有对话的可能，但个体之间的往来，即使是国籍、信仰不同，也还是有可能在很多方面存在共同语言的。然而，这种民间交流受到国境，经济面的限制，效果有限。
　　 第五，促进互惠互利的政治经济利益。采取重视实益的方式，互谦互让，尽量避免历史认识和感情对立问题的先行。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有效方法，特别在贸易和经济交流方面，可以说具有很好的效果。另外，民间艺术和文化层面的交流也可以取得同样效果，因为优秀的文化和艺术是不分国界的。

　　 六、忘记历史的怨恨

　　 以上五点，何谓常识性的方法，在此，笔者想提及的是非常识性的，某种意义讲是禁断的第六点，即忘却过去的怨恨。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提议，但从本论的主旨来看，却不是一个必须否定的方法。笔者所指的并不是忘记历史事实，而是忘记历史记忆中的感情层面的“怨恨”。可以说，人类都有一种忘却过去的天性。特别是没有过直接经验的人更具有这种倾向。所以才出现了历史教育的必要。各国的政治家，教育者都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即怨恨的感情若不教，恨是不会继续下去的，所以出现了国家管理，监督教育的方法。可是如上所述，事实上这种国家历史教育的结果不外乎在种植一种对他民族的历史怨恨。培养一种对自国体制，政党，政治的偏爱。这种偏颇的教育结果，若通过现在的年轻人对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两段历史带来的两个悲惨记忆的认识程度比较，就可一目了然。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死者数约计1200万人[22]，可是，与之相比后者更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期间，死者数远远超过了前者。若从时间序列上看，后者比前者更近，对众多经历者来说仍记忆犹新，可是如今中国的年轻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记忆非常清晰，而对解放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导致的惨剧却没有什么记忆，甚至一无所知。其原因即在历史感情培养的方法，立场中。
　　 战后已经过了70年，可是直到现在，每个国家还在不断重复着“不能忘记过去”的老调。如前所述，这种国家的历史教育培养的即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正确理解，也不是对民族和解的希求，而是在继续着一种对他民族的永远的历史怨恨。可以说这种“不能忘记过去”的努力程度越深，造成的国民间感情对立的隐患也越大。所以若想真去寻求和解，寻求新的民族共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放眼未来，尘封过去的怨恨，让感情自然风化。与此同时努力促进贸易、经济，文化间互惠关系的发展，以实益为杠杆来推动创建一个新的未来。

　　 （此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5期，此次再录时，进行了部分简化，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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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2002年３月，中日韩三国的民间学者互相协作，编著了这本名为《未来をひらく歴史―東アジア３国の近現代史》的“历史副教材”。可是在这些立场接近的学者中，关于对历史认识的意见调整也并非顺利，书中许多地方采取了叙述与记录并行的方式。参见日中韓三国共通歴史教材委員会『未来をひらく歴史―東アジア３国の近現代史』高文研、2005年。
　　 [②]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委員会『日中歴史共同研究·第一期報告書』（序）、外務省網、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pdfs/rekishi_kk_j-2.pdf、で公開したPDFファイル（2010年10月1日現在）による。
　　 [③]在日本被称为“网上右翼”，在中国被称为“愤青”（AngryYoungMen）。他们站在极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是网上散布过激言论的中坚分子。
　　 [④]关于《田中上奏文》，日本许多研究者指出奏文本身只是一个“伪文书”，这种见解基本成为学界通说。参见服部龍二「日本の大陸拡張政策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委員会『日中歴史共同研究』第１部第３章。
　　 [⑤]关于朝鲜战争发生的理由，曾经有“南侵说”和“北侵说”两种说法。后来根据俄罗斯政府公开的机密文件，“北侵”的事实终于得到证实。参见A.V.トルクノフ著、下斗米伸夫·金成浩译『朝鮮戦争の謎と真実·金日成、スターリン、毛沢東の機密電報による』草思社、2001年；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
　　 [⑥]日本方面对卢沟桥事变的研究，参见秦郁彦『盧溝橋事件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會、1996年、138-211頁；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文社、1993年；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１）』朝雲新聞社、1975年。
　　 [⑦]指责大屠杀是一种“虚构”的代表著作，可参见鈴木明『「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文藝春秋社、1973年。但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著者的目的在于批判与揭露媒体对“竞杀百人”事件报道的虚构失实，谈不上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⑧]例如，在《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期报告书》中，日本方面的研究者以秦郁彦的研究为根据称：“关于大屠杀的牺牲者，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资料来说是‘20万人以上’，其中《对松井（石根）司令官的判決书》称有‘10万人以上’。中国方面的依据是1947年南京战犯裁判军事法庭提出的‘30万人以上’的数字，而在日本，研究者提出的上限数字是‘20万人’，也有‘4万人’、‘2万人’等的推测。”参见波多野澄雄·庄司潤一郎「日中戦争―日本軍の侵略と中国の抗戦」、『日中歴史共同研究』第１部第2章。
　　 [⑨]在日本、参观过原子弹爆炸纪念馆的人都知道，纪念馆的解说词中把原子弹投放的责任全部推给美方，却绝口不提拒绝《波茨坦公告》的本国政府和军部的责任。不仅如此，经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接受完学校教育进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几乎都不知道原子弹投放事件和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事件之间的关系。
　　 [⑩]笔者在2007年12月22日查阅了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馆的参观者留言簿，其记录内容中约有三分之一都流露着对投放国美国的憎恨感情。相反，几乎见不到有人指责本国政府和军部，正是他们当年为维护天皇制存续而拒绝《波茨坦公告》，从而导致这一惨剧的发生。
　　 [11]比如，2008年3月28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表的《中小学校的新学习指导要领》中不仅补充了“爱国爱乡”的内容，也加强了学校对合唱国歌的指导义务，充分显示出教育是为了培养年轻人的爱国心这一强烈的政治意图。参见「文科省、新指導要領に“愛国心養成”を追加」、『読売新聞』2008年3月27日。
　　 [12]比如在1982年日本政府公开的审定内容中，出现了把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出”，把韩国当年的“独立运动”改为“暴动”的修正。对此，中国和韩国政府进行了抗议，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再行修正。2001年，对南京大屠杀持有疑问态度的《新历史教科书创造会》的教本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查时，中国政府也提出了正式抗议。
　　 [13]日本政府在1879年3月将琉球并入日本版图时，称此行为是“废琉球藩设县”，在遭到清政府总理衙门和驻日公使何如璋“此行为不能承认”的抗议后，寺岛（宗则）外务大臣为其行为辩解，称此举是为处理日本国家内部纠纷而采取的行动。之后，日本政府又故意采用“处分”一词，以掩饰侵略行为，如“冲绳县处分之仪”、“琉球处分”、“内政之处分”等。从这个过程来看，“琉球处分”之用语是日本为逃避各国对合并琉球行为的指责，而别有用心采用的狡猾的“外交辞令”。参见「琉球所属ニ関シ日清両国紛議一件」、『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12巻。
　　 [14]1895年4月，俄、德、法三国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强调“三国干涉”意在激发日本人的屈辱感，借以遮掩甲午战争的侵略行为，指责俄国等列强的不义之举，并为之后日本发动日俄战争进行辩解。
　　 [15]“ABCD包围圈”是战争中日本军部使用的欺骗本国国民的宣传用语。江口圭一的研究曾指出，当时被称作D的荷兰，已陷入纳粹德国的掌管中，怎能有余力参加包围圈呢？参见江口圭一『日本の侵略と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書店、1995年、26頁。
　　 [16]小林善范是对日本青少年有很深影响的右翼流行漫画家。他否定侵略战争责任的政治立场众所周知。参见小林善範『新·ゴーマニズム宣言SPECIAL戦争論』幻冬舎、1998年。
　　 [17]“自由主义史观”是右翼的历史观，以改写有关近代的历史记述，宣传侵略和殖民地统治的正义性，鼓舞国民的爱国心、荣誉感、自信心为目标的历史观，其代表组织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18]关于司马史观的详细内容，参见中村政則『近代史をどう見るか——司馬史観を問う』岩波書店、1997年。
　　 [19]}司馬遼太郎『坂の上の雲』（全六巻）文藝春秋社、1969年。
　　 [20]比如说2009年11月开播的ＮＨＫ电视连续剧《坂上的白云》。
　　 [21]参见『众议院外务委员会议録』第9号（1995年3月16日）。
　　 [22]此处采用的是可信度较高的1947年5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索赔委员会报告》中的统计数字（12，784，974人）。参见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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