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凤元 不堪回首的磨难（湖北麻城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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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的磨难

　　作者：汪凤元 【作者已是高龄老人，我代为首发天涯】



麻城“天下第一田”


1949年8月，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湖北独立三师八团宣传队任宣传员。195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后历任中共胜利县第四区(撤县后划归麻城县)区委书记、麻城县张家畈区、白果区区委书记、白果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多次立功授奖，1958年上半年还被中共麻城县委评为先进区委书记，同年底出席湖北省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套红大字标题发表了“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特大新闻，该报当天还发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社论中说，麻城是彻底解放思想，打破一切陈规，采取各种增长措施，才放了这颗卫量。希望各地“认真总结高产‘卫星’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普遍推广，争取全面的大丰收”。同时还刊登了卓稻亩产“三万六”培育人王乾成等四人照片。当时，我就是该高产试验田所在地的区委节记。按说一个年仅二十六岁又当了六年区委书记的基层干部，管辖范围内放出了震惊全国、全世界的高产“卫星”，应该是论功行赏，被提拔重用。然而历史与人们开了一个啼笑皆非、黑白颠倒的玩笑。从此，我的人生路上厄运相伴，坎坷相随。

一、“三万六”事件出笼的真相

1958年8月8日，黄冈地委、麻城县委主要领导人来到白果区准备验收王乾成早稻高产时，我刚从红安参观滚珠轴承化后回到白果。坐了一会儿后，地委主要领导人说：“我们是来准备验收王乾成早稻高产的，凤元呀，你先把情况说一下。”我说：“X书记呀，我还不知道王乾成哪里有什么高产咧?”二位领导说王乾成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报了他有块田早稻高产，可能有好几万斤，你到现在还瞒着干什么呀!我说：“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又没有向区委汇报。”地委主要领导人说：“好吧!今天晚了，我们就住在这里，晚上到梁家畈开座谈会，明天上午一起到建国一社验收去。”因为我对王乾成高产试验田的事确实一无所知，地县委领导前来验收又没有任何人先给我打个招呼，加上我脑子里只有一根筋，不善于见风使舵，还一个劲地说不知道，这可能给地、县委主要领导人留下了很不好的第一印象，但是我还是热情地参与准备验收。

我那时也是被大跃进的狂潮冲‘得昏头昏脑，上级又一再开会讲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批判保守右倾，因此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但是从内心来讲自己工作所在地有这样的高产，我也感到光荣。第二天早饭后，我同地；县委领导一起到了建国一社龚家埠小队。一到现场，看到一块斗丘田，大约一亩左右，整整齐齐密挨密的谷子排在一丘田中，确实没有看出假象来。大家找来了十几把镰刀，和社员们一起割了一小块，脱粒过秤，推算说亩产有两万多斤。

晚上回到白果区公所，地委主要负责人向省委第一书记作了汇报。第三天省里就派了以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史某某为团长，包括农业专家在内的一行二十余人的省委高产验收团，来到建国一社正式验收。由于验收团从武汉出发较晚，到建国一社时天气更晚了，所以大部分收割脱粒过秤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这就给再次造假提供了机会(关于掇谷并丘，过秤做假等在40多年后中共麻城市委党史办公室撰写的《早稻亩产36900多斤事件的真相》一书中已有批露)。该试验田除留了一小块供参观外，全部割打完毕。当天晚上点着汽灯，架了十几杆大秤过秤验收，过秤完毕，验收团长宣布结果：王乾成早稻高产试验亩产36957斤，并要全体参加验收人员签字。当场就有专家提出质疑说：亩产36000斤没有科学根据，那厚的秧平时怎么管理?怎么施肥?怎么通风?时间长了不都烂了吗?王乾成马上按照县委某副书记几天前给他准备好的对策讲道：“用科学方法管理，下肥除深耕层层施肥外，追肥时将化肥兑成水，在稻田周围作高埂子往田里灌；通风先是用竹竿捅，后来用鼓风机往田里送风的。”地区领导当场严厉批评了这位敢讲真话的年轻专家，这样有不同意见和半信半疑的人再也不敢讲话了。于是所有参与验收的人包括地、县委书记和我在内都在验收报告上签了字。当天晚上省政府副秘书长向省委书记作了汇报。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特大新闻，一下子就哄动了全中国，震惊了全世界。马上就是全国各地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包括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前苏联、波兰、保加利亚、日本等十余个国家的国际友人前来参观，区里还专门设立了接待参观的招待所，参观者送来的红旗一时间挂满了墙壁。

二、“求是”的代价

“三万六’’事件出笼后，特别是到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因造假和反右有“功’’的人，一个个都青云直上了。王乾成被提拔为区委副书记、区长，后来取我而代之当了白果公社党委书记。而主持我的案件有功的反右办公室主任也当上某县县长，县委某副书记升任县委第一书记，原县委第一书记升任地委副书记，原地委第一书记升任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可是作为当时区委书记的我，却因为坚持实事求是却从此遭遇了人生的最大厄运。

事发后不久，县委农工部干事曹铎来到我处，跟我说：王乾成搞的亩产“三万六’’是假的，是掇的谷而不是掇的秧，我们工作组住闵集乡，与建国一社是隔壁，社员用手到田里摸了摸还没有长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说亩产“三万六”是假的，马上意识到事关重大，心里翻起了疑团，亩产“三万六”到底是真是假?是真的还好说，如果是假的我该怎么样去面对?县委在大小会议上反复讲到：“在亩产‘三万六’问题上要统一口径不能乱讲，这不仅关系到麻城红旗，还关系到地委、省委威信。”我出面去查真假，是根本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虽然不知道炮制亩产“三万六”的真正后台是谁，但是已经预感到这其中来头不小，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吃不了卑着走。我特意嘱咐曹铎说：“我们一定要慎重，，不能随便乱说。”不管行动上怎么样克制自己，但是在思想上还是给自己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于这样造假害人的东西该不该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符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

由于缺乏政治经验，缺乏敢于斗争的勇气，加上我又没有第一手材料，虽然初步了解到亩产“三万六”是在造假，但是没有真凭实据，还是悠着点好，让他们去出风头吧!就是将来假戏被彻底揭穿，顶多追究我一个官僚主义责任。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一次，燎原一社主任彭思汉(劳动模范)从县里开会回来，在路上跟我说：“有些人(指王乾成)这么搞，石头甩上天总是要落地的，纸是包不住火的。”这话表达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根本就不相信亩产“三万六”会是真的。到了9、10月份，王乾成当上了全国劳模，去北京参加群英大会，一时间真是风光天下!

而事实上恰恰是由于浮夸风，假高产而带来真高购，粮食产量又报不上来，县委逼着搞反瞒产，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我们夹在中间实在是左右为难，由此对“三万六”事件产生了很大的怨气。我们朝夕相处的班子成员如李学文、刘耀典、易志慎等人也经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泄他们对“三万六”事件的不满情绪。一次次的谈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使我对“三万六”事件的认识有一个从开始不知情，到有所耳闻又怕惹祸上身，再到后来的逐渐醒悟的过程，对一个基层领导和共产党员来说再也不能继续沉默下去了。一件件的事情，一次次的谈心对我来说既是提高认识，也是装填火药的过程，引爆的导火线恰恰又是建国一社找我吵要供应粮的三个人点燃的。

1958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明山乡沙I庙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干部大会，动员反瞒产，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会议正在进行中，麻溪河乡总支书记彭先启和建国大队(原建国一社)大队长、小队长(正是亩产“三万六”所在的小队)二人一起找到我说：“你要批点供应粮给我们，群众饿肚子没有饭吃。”这这一下子把我心中的火点燃了，再也顾不上什么上下级的关系，顾不上将会对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心一横桌子一拍就骂起来了：“你王乾成搞那高产量，亩产36000多斤，当上全国模范，上北京开群英大会，见了毛主席。这才过了几天时间，你们现在就来吵要供应粮，说群众饿肚子没有饭吃，那你王乾成不是个骗子?’亩产‘三万六’不是假的?你骗了全省全国全世界，骗了毛主席、骗了党中央!”

骂的初衷是针对造假的王乾成和县委某领导的。因为从社会舆论中，初步了解到亩产“三万六”是县委某领导策划并指使王乾成千的，这时还不知道背后有更硬的后台，更深层次的背景。殊不知我这一骂，却刺痛了麻城县委搞假红旗真浮夸的要害，实际上也刺痛了黄冈地委和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我也知道当时有许多人知道亩产“三万六”是假的，颇有怨恨，但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我是在公开场合骂出来的，这种举动实在是与当时的形势大唱反调，是各级领导所不能容忍的“苕事”。这样，我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运动，9月底在全国．展开。报复我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麻城县反右倾运动大会第一个把我作为斗争重点拿出来大会批斗，斗我就斗了二十多天，县委第一书记上台带头斗，县委分管各条战线负责人上阵轮番斗，发动知情人重点斗，小组日夜斗，写不完的检讨，作不完的交待。县委第一书记带头在会上批斗我时说：“汪凤元等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麻城县委的主要手法就是打着实事求是的招牌，抓住‘三万六’不放，攻击麻城红旗是假的，其阴谋极端恶毒。”

会议结束时，10月27日，中共麻城县委文件《关于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汪凤元的结论》(以下简称“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这样写道：“汪凤元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特别是1958年以来，他的反党活动更为猖獗。去年秋季，汪凤元在白果地区，搜罗一批历史上犯过错误，对党不满的人，组成一个以汪凤元为首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汪凤元、李学文……等七人。这个反党集团有八大纲领：(略)……对于高产试验，他极端反对，他主张指标越低越好。高额丰产试验人王乾成，遭到汪凤元和他的爪牙的恶肆攻击和排挤。企图摧垮大跃进中的旗手，其阴谋是极毒辣的。”……“去年我县70万人民以冲天干劲夺得大灾大丰收，受到地、省委和全国各地人民的赞扬，对此汪凤元极端仇恨。因此他选用了最恶毒手段进行攻击。他说：“麻城红旗是吴书记吹来的，王乾成吹出一个36000斤，骗了全省全国全世界，骗来的红旗不光彩。”责令公社干部叶玉林将全国各地赠送的红旗全部摘下来。由此可见汪凤元对于58年大跃进和麻城红旗是何等仇视。”……“汪凤元和他的反党集团，从去年秋季以来，就恶毒的攻击58年的大跃进和麻城红旗。今年春，他到处大叫：“去年没有跃进，要是跃进了为什么饿肚子。”他指使帮凶李学文、王维捷等在省委农工部王处长面前控告县委，说：“县委浮夸，58年产量不到6亿，县委硬要报8亿斤”。还叫帮凶易志慎向省委王书记告状。汪自己扬言‘我要去省委吐苦水’在分析结论及处理意见中写到：“尤其是58年大跃进以来，他疯狂的组织反党集团，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总路线，否认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攻击红旗，打击先进。在运动中企甲混关，态度极不老实。据此，汪凤元确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为了严肃党，纪，教育汪凤元本人，经县委59年10月26日讨论决定：给予汪凤元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由18级降为23级处分。”报黄冈地委审批后罪加一等，定为混入党内坏份子，开除党籍，18级降为22级处分。

为什么地委、县委对我的处分是如此之严厉呢?究其原因是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麻城县委主要负责人，在“三万六”、高征购等许多问题上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最终发展到各持已见，据理力争直至面红耳赤的地步。

这种紧张的关系其程度可想而知：1、1959年春望花山乡有几十人因饿肚子外出讨米，被麻城县委发现后，电话追问该乡住点干部是谁，我说是副社长刘耀典，县委要公社党委上报处理意见。公社党委会一致认为该乡问题多困难大，刘去的时间短，不到两个月，他不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有工作作风不够深入的缺点，决定给刘党内警告处分。处理意见上报后，县委发文决定开除刘的党籍、开除工作回家生产。我接到文件后认为县委对刘的处分过重，再次召开党委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处分过重，请求县委改变决议从轻处理。意见上报后，县委办公室通知维持原处分结论不变，并要立即宣布执行，我当即表示服从县委决议但是保留个人意见。履行一个党委书记的正常职责，在反右倾运动时却成了“县委决定对不关心人民生活的刘耀典的处分，他拒绝执行，召开反党集团会，叫‘他们‘坚持真理’，会后指使李学文公开反对县委的决议，还怂恿刘耀典上诉”的反党罪行。

2、1959年春，我和另外两位同志，用了几天时间走访了各乡和部分大队，所到之处都是冷冷清清，不少人家都揭不开锅盖，群众普遍饿肚子，社员喝清水粥，靠野菜、树皮、糠粑充饥，大量出现浮肿病、妇女子宫下垂，有的地方甚至还饿死了人。目睹这一切我心如刀割，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反复思量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局面呢?其原因还是大跃进浮夸、亩产“三万六”带来的后果，作为基层干部，我们真是有责有罪呀!回到公社第二天就召开公社干部大会，我讲了看到的悲惨情景，还很内疚的说：群众饿肚子饿得那样很，我们屋内还挂着这么多的红旗，真是问心有愧呀!对不起父老乡亲!于是心情十分沉痛地对干部叶玉林说：“你马上将全国各地送来的红旗全部摘下锁起来”。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从党性和良知出发，说了几句内疚的真心话，做了一点应做的小事，却成了“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写的“由此可见汪凤元对58年大跃进和麻城红旗是何等仇视。”

3、1958年秋至1959年秋，群众生活严重困难。有些真话实话我向县委讲了也没有人听，还批评我给小鞋穿。当时省、地、县委农工部住点白果区(公社)，在会议上或茶余饭后与这些领导同志交心谈心，跟他们说了许多知；心话，如说：“麻城红旗是吴书记吹来的”，“去年(58年)没有跃进，要是跃进了为什么饿肚子”，“县委浮夸，58年产量不到6亿，县委硬要报8亿斤”，“赵书记是强迫命令的老祖宗，好形式主义”，“58年的高产试验是形式主义，大路政策”等话。领导同志回县里开会时，将这些话作为批评县委意见讲出来了。于是就成了反右倾运动时多·次提到的“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县委威信”，指使帮凶告状，扬言“我要去省委吐苦水”，反抗县委、侮辱县委、控告县委的罪证。

4、1959年夏粮征购会上，县委某书记要白果公社完成65万斤任务。我通过摸底算账，表示只能完成35万斤。某书记发脾气说：“这是县委决定，非要完成”。我说：“要执行政策只能完成那么多，多了执行不了政策，出了问题我负不了责任”。双方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还是县长陈化民出面调解说：“汪凤元呀，你也不要硬抵，回去好好做工作，任务服从政策，完成多少是多少，但是有一条工作要经得起检查哟”!过了几天，省委农工部长任爱生来白果检查工作，我如实地汇报了这一问题，任部长表态，一定要任务服从政策，当面拿笔在我笔记本上写着：“保证口粮人平480斤，留足种子和饲料，任务完成多少是多少”。这也成了“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写的“向省委告状”，“县委决定白果夏粮任务为65万斤，他只卖35万斤，并在公社干部中煽动对赵书记不满”。

三、不堪回首的磨难

反右倾运动会议一结束，马上宣布我和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上麻城县三河水库工地劳动改造，继续反省将功赎罪。在三河水库工地，除和民工一样挑土筑坝外，还要脱掉衣服只穿裤叉下到河底抢挖石渣堵水截流。这年冬季天气特别寒冷，最低温度零下七八度，下水一次就是四五个小时，起来时浑身汗毛眼充血，晚上还要继续写反省材料交待右倾罪行。一个月后又从三河水库转到浮桥河水库工地继续劳动改造。当时推土车和牵引机很少，基本上是靠人力用土箢、箩筐挑土筑坝。为了抢进度，在大冷的冬天脱了衣服打着赤膊，插上红旗，敲着锣鼓，摆擂台用革命加拼命的办法搞红旗竞赛，以实际行动反右倾鼓干劲插红旗拔白旗。我和民工一起没日没夜干，一天下来晚上睡觉时脚都拿不到铺上来。

5月的一天，县委副书记李X X在工地上向我宣布处分决定，说：经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工资由18级降为22级。第二天通知我回到县城，由新任县委第一书记找我谈话，除重申地委决定外，还说要调出麻城县由地委另行分配工作。找我谈话的两人都未讲到我被定为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所以我一直蒙在鼓里，直到1962年甄别平反时，我这才知道戴了一顶莫名奇妙的帽子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1960年6月，黄冈地委监委一位姓乔的女同志找我谈话，宣布黄冈地委处分决定时说：“你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还只给了你开除党籍处分(意思是没有判刑)，调到浠水县还作一般干部安排工作，这说明了党对你的宽大，你要好好工作改造自己。”这就意味着我虽然遭遇这么严厉的处罚，流放他乡，还要心悦口服的感谢某些领导人的宽大和“怜悯”。

从上三河水库劳动改造，到贬离麻城县七个月的劳改生涯，正如我在《清风诗集》中描述的：“三河战罢转浮桥，浩瀚工程路更遥。双手磨成蚕茧厚，两肩挑就树皮牢。寒文一纸传凶信，热泪盈眶接屈诏。流放生涯何日了，几经风雨苦煎熬。”1960年6月底调到浠水县，因公路不通自己挑着行李从汪岗步行到团陂，到了区公所后只有一个秘书在家，他看了看介绍信就说：区委已经安排你马上到红光大队工作组去。既未安排住宿地点，又没见到任何领导人谈话。我只好挑着行李到红光大队去，到后见到工作组另两位姓王的同志，‘一起在食堂吃了点稀饭，马上到田里扯秧插秧。天黑时和另一个从县物资局下放劳改的陈姓右派分子一起到红光九队住队去。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我在团陂长达十三年的劳改生涯。

1960年5月起到1962年5月平反止，这两年间，组织上对我是限制使用，虽然被开除了党籍还是让我当工作组长，住穷队改造落后村，上水利、修公路、办电站，哪里有困难叫我哪里去，全区大部分困难队我都住过，所有中小水库加高扩建都有我的汗水，干渠和公路工程都有我的足迹，长流湾的凿石开河，倒水河的冰封鏖战，做到了“兴修电站改湾流，而立年华又领头。吃与民工同苦乐，劳和箢铲共春秋。移山炸石身先上，抢险排难工后收，号炮声声催奋进，哪知日夜哪知休。”到1962年那次甄别平反，摘掉坏分子帽子，开除党籍改为留党察看一年，接着通知我任团陂区副区长，但是由于限制使用的原因，直到1973年调离团陂时还不是区委委员。中央有文件规定平反时要补发工资，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补发。平反时仍降我一级，直到1979年5月第二次平反，这一级工资20年落了空，这期间的工资升级更没有我的份。

这场厄运同时也诛连妻儿。反右倾运动时降我四级工资，我夫妻两人每月收入只有六十多块钱，养活不了四个孩子，加上我长期在工地劳改，1960年底只有将长子和老三送回老家抚养，次子在“文革”时也被送回外婆家。我妻子出身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家庭，怀着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十五岁就出来参力口革命，由于我的问题连累到她，十几年不能入党，为了避嫌，工作频繁调动，真是像赶鸭棚一样东奔西跑。为了孩子她忍饥受冻，颠沛流离，她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夏日冒着酷暑山间行走，严冬打着赤脚破冰渡河，一年数次徒步往返数百公里看望孩子。

在那极其艰苦的年代里，大人“忍饥挤乳哺雏鹰”，孩子们“泪眼望穿盼双亲”，看到他们黑垢的面孔，她每每抱头痛哭，难舍难分。长子不到十岁就自己挑柴担米，，走十几里崎岖山道上学读书，平时只有咸菜下饭；次子放在外婆家扶养，患了中耳炎，无钱医治，遗下后患，至今耳聋头痛；三子生下来就赶上了三年饥荒，从小患下小儿干瘦症，幼小的他为取火塘里煮的稀粥，不慎跌入火中烫伤，如今颈上尚有疤痕；老母亲为护孙子从楼梯上跌伤，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小女留在身边，生活上虽然比几个哥哥要好一点，但是在“文革”中，经常看到爸爸遭人批斗、挨打受骂的情景，她总是低着头捂着脸，哭着去找妈妈，爸爸被关在“楼梯间”里，她偷着去送饭，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呵斥和恐吓，从此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严重—的创伤。此情此景，正如诗友龙顾三所形容的：“儿如惊鸟全飞散，父似琴材半已焦。”

四、不屈的抗争

含冤受辱已经五十年了，其冤情之深、遭遇之苦、命运之坎坷、申诉抗争之难，都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但是这些对我来说毕竟是个人问题，而当时的风云人物所搞的“三万六”事件其祸害之深、流毒之广，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对干部作风的败坏以及对人的生命的扼杀，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其结果罪莫大焉。为了反省历史，警示后世，很有必要进一步揭开当时的内幕，从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中来看看发生在那极左年代；在那一桩桩悲惨的事件中人们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从中吸取深刻教训，这对于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发扬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都是极其有益的。为此目的，我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一直在进行着不屈地申诉和抗争。

被打成右倾后，一度曾产生过悲观情绪，认为我的一切都完了，甚至想寻短见。这时我的妻子总是苦苦地相劝：在这件事上我知道你是受冤枉的，你不过是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些真话，做了一些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实事。你上有两家四位大人要你养老送终，下有几个孩子年幼要你扶养，你一死了之，对家庭特别是老人来说是不孝，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不忠，另外还将连累我和孩子们因为你的所谓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行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一些挚友也劝我：要相信党，相信人民，强加在你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会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你的问题总会搞清楚的。在劳改之余我还坚持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还买了《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林海雪原》等书籍阅读，从这些书中得到了不少的教益，保尔．柯察金、杨子荣等英雄人物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大大地鼓励了我要好好活下去的勇气，逐步认识到不但是要活下去，还要按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坚持真理坚持斗争，相信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相信个人冤案一定会昭雪。

1962年甄别平反时，麻城县委、黄冈地委还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英雄”们当政，他们对于我的申诉漠不关心，极力阻挠平反，从中作梗，但是在中央纠“左”大气候的压力下，不得不否定原结论的主要事实，摘掉其坏分子帽子，但是认为“汪凤元同志曾犯有包庇反革命分子和组织观点不强的错误”，故将原“开除党籍，工资由18级降为22级”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一年，’工资由18级降为19级”的处分的决定。

这次甄别平反虽然是某些领导极不情愿而又极不彻底的平反，但是也鼓舞了我，使我看到了彻底平反的希望，树立了继续抗争到底的信心。当时，麻城县委副书记游第波在平反材料跟我见面时，除讲了平反意见外还说了一些客气话，什么当年把你们整苦了呀!对不起呀!麻城的问题不是右倾而是极左的问题。

他讲完后，我当即陈述了我的意见：既然原结论中的主要问题都推翻了，就不是摘帽子和再对我处分的问题，那就应该是彻底改正，正式予以撤销处分，不能留尾巴。摘掉“坏分子”帽子这个词，给人以摘帽“坏分子”的感觉，无形中还有一顶帽子，今后随时还可以戴上。再次对我处分，实际上是在制造新的冤案。至于还提到我曾犯有包庇反坏分子和组织观点不强的错误，理由更是不能成立，肃反审干时，你当时是县委组织部长，亲自带队在我的家乡林峰村住了一年多时间，调查后作出了结论，由县委某副书记宣布：对反革命分子哥哥因丧失立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坏分子张国仲不属有意包庇，全部予以否定(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文件定张为坏分子)。不久还是你亲自找我谈话说：“你的问题调查清楚了，经地委批准已经作出了结论，县委对你是信任的，决定把你从山区小区调到白果大区任区委书记，你要好好搞，不能辜负县委对你的希望。”这个问题的处理，当年是你俩一手操办的，如今你们一个是县委副书记、一个是县委第一书记，为什么还要将已经作了处理结论的问题，又拿出来再处分一次呢?你们发现我有什么新的问题吗?这样做违反了党的政策。至于“组织观点不强”的说法更是似是而非，从“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没有那一条是提到犯了组织观点不强的错误。

游弟波无话可说，只好说这只是县委的初步意见，最后还是要由地委来决定，一推了事。

从此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止的二十年中，我向黄冈地委申诉在十次以上。这时期申诉的主要内容：一是揭露麻城县委抓住我骂王乾成，说我攻击“三万六”，向省委告状诬蔑麻城红旗是假的，县委浮夸，58年没有跃进，硬要虚报产量等罪名，错误的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戴上坏分子帽子，开除党籍长期劳动改造，这是冤案。

二是1962年麻城县委、黄冈地委在那次甄别平反时，继续执行极左路线，设置障碍，制造新的错案行为，违反了党的政策，要求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是一次次的申诉都是无果而终，现在回想起来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地、县委主要领导人对我怨恨甚深，从内心来说，他们是不愿意给我彻底平反的。1962年我到黄州找到在地委开会的麻城县委书记X X X，当面要求给我彻底平反，这位领导说：“汪凤元呀!你的问题要说解决，好解决得很，问题就是你的态度不好，要是态度好的话早就解决了。”一语道破了天机，就是要我低头认罪，至少要认错，要是不顺着他们就是反党，就不给你彻底平反，否则就意味着在亩产“三万六”等问题上是他们错了。我为民请命无错无罪，何来“态度不好”一说，我听了这话起身就走。当时在座的麻城县委副书记唐仲仪送我出来时说：你的平反问题就是他梗着了，你要把他钉紧些，应该多找找他。

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几年后又是“文革”灾难的到来，所以我的平反问题就愈加艰难。有形的冤案不但没有彻底平反，无形的冤案又从天而降。1960年我被贬到浠水县团陂区后不久，区委某一负责人向下布置监管任务时别有用心地说：新来我区的汪凤元在麻城白果搞浮夸、亩产“三万六”，犯了错误，划了反革命，你要把他管紧些。这真是信口雌黄，指鹿为马。加上“文革”中将我打成“走资派”，贴我的大字报，也有污蔑我是“三万六”炮制者等不实之词。一次在团陂区俱乐部批斗我的大会上，区公所王X X说我是搞亩产“三万六”的，我当即反驳说：“你先要说清楚，今天发言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是说假话，那你继续说，我继续听，因为假话可以随便编；如果说是真的，那就一个个地把问题搞清楚，到底亩产‘三万六’是哪个搞的?”说得王X X哑口无言，会场上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会议在一片打倒汪凤元的口号声中草率收场。由于平反不彻底和“文革”中的诬蔑罗列罪名等原因，我是“三万六”炮制者这个谣言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传了千遍就成“事实”。随着我从团陂调到县城，谣言也随之传至县城，所以至今在许多人包括相当多不知实情的领导干部眼中，也认为我就是“三万六”炮制者。挖苦讽刺难听的语言难免发生，背后的指指点点也时而有之，每每听到这样损毁名誉的话，多数场合我只有无奈的一笑，说你去调查清楚了再说，有时也争得面红耳赤直至赌咒骂娘。

每次遭受刺激后都像一根根钢针刺在我的大脑上，刺痛了我的心窝，彻夜无眠，噩梦中大声的抗争，眼泪浸湿枕巾是常有的事，所有这些我的老伴最清楚，只有她的劝说和安慰，才是医治我心中伤痛的良方。这样的谣言和冷遇诛连妻儿也同受其辱，“你是‘三万六’的儿子”等话语经常挂在人们的嘴边。尽管人们不是故意的，但是人云亦云，令人不胜其烦。我本应是一个求真务实反浮夸的战士，理应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公认，为什么反过来我还成了搞浮夸的小人而继续受冤呢?天理何在?公道何言?

细心一想，各级领导在这件事上是有责任的。一是在1962年、1979年两次平反时，在文字结论上只是含糊其辞的讲，否定了原结论的主要事实，并未扼要地讲明是什么主要“事实”，使人难以领会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二是在平反昭雪时，没有按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在一定范围内消除影响，彻底恢复名誉；三是对谣言始作俑者没有进行及时严肃查处。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我仍然坚持不懈地继续申诉抗辨。在申诉中，除陈述事实外，为了获得领导的同情，解决问题，在语言上非常克制，还讲了不少的好话。如请领导换位思考，假如我的遭遇发生在你们身上该如何对待?我已是风烛残年，在世时日不多，总不能让我背着黑锅去见马克思吧?那样我是死也不能瞑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