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之：我参加“信阳事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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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信阳事件”调查
刘复之

1960年冬天，我参加了王从吾、徐子荣率领的工作组，到河南省信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我们到了浮肿病、饿死人最为严重的地方。在村庄现场，真切感受到了“左”倾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整个地说，是浮夸，高指标，高征购，购过头粮造成了严重的人祸，许多农民没有粮食，饥饿，得浮肿病直至死亡。

还在1960年春天，公安部三局就从人口统计中发现信阳地区死亡人数成倍增加，情况异常。三局局长于桑率领工作组到当地调查。1960年6月18日，于桑写出关于河南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反映，在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河南信阳等地区发生了人口大批非正常死亡，死因主要是得了浮肿、紫疳病。

对于桑的这个报告，谢富治不但没有足够重视，反而批评报告不政治挂帅。但是，信阳地区饿死人问题还是引起了党中央特别是刘少奇的重视。11月底，中央派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率领的工作组到河南进行凋查。中监委的处长李坚、我和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主任陆石等人参加了工作组。

我们察看了受害严重的村庄。这里人口外流，人烟稀少，坟头累累。面对凄惨的现场，大家都很难过，心情沉重。王从吾、徐子荣回到北京要我主持起草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写出后我自己手抄好，由徐子荣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上报。徐子荣悄悄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报告，有几天连饭都吃不下。

这是一段痛心的历史回忆。我对于一些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弄虚作假的事件十分气愤。后来错误严重并有犯罪行为的少数干部，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但我仍然对光山县委一把手的胡作非为表示强烈愤慨，认为处分过轻，应该受到严厉制裁。徐子荣冷静持重，不愿意用工作组名义反映我的激烈意见。他说，你一定要提的话，可以个人向中央写信。于是，我曾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写过一封信，但没有下文。

回想起来，从总体上考虑，中央的处理是正确的，这样的问题不“开杀戒”是对的。信阳事件的教训是什么?突出是一个“左”字。在处理信阳事件过程中，又“集训”了一批基层干部，“集训”类似“文革”中的学习班；还“特训”了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相似“文革”中的隔离审查。
回顾历史，“左”的倾向继续发展，刹不住车了，发展到社教、“四清”以至“文化大革命”。


来源：刘复之著 《刘复之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03，第200—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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