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化敏、李春峰 2014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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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作者：耿化敏 李春峰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8期


   回望历史，2014年是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年份，既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又是全面化改革元年。广大党史工作者秉承求真求实、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理念，在文献编辑、论著出版、成果发表、专题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新成就。本文以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物为评述对象，回顾党史研究的概况和成就，总结其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增进学界对于党史研究的了解。

一、党史文献出版概况
    中共文献的编辑、整理与出版是推动党史研究的基础工程。201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档案馆、史志部门、科研院所等推出一批形态多元、富有价值的党史文献出版物。

   1.党和国家基础文献的出版

     本年度出版一些反映十八大以来党史新发展的文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是反映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发展历程的基础文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以中、英等多语种发行，发映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2013）》（中共党史出版社）重点记载本年度党的改革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

      此外，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档案馆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60年卷、1961年卷、1962年卷、1963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全面反映此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领域的重大史事，为深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研究提供工具资料书。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写《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收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在延安时期的重要著作，为延安时期党史领袖人物思想研究提供资料便利。

    2.党史人物文献的出版
      本年度党史人物文献出版量较大，类型涉及党史人物的文选、文集、书信、年谱、全集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收入有关文献155篇，为毛泽东民族思想研究提供新材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收入有关书信74封，有助于反映周恩来夫妇的人生历程和情感世界。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共6卷、作品890余篇，为深化陈独秀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冯资荣、何培香编《邓中夏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是国内首部记述邓中夏思想生平的编年体史料。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近89万字的篇幅全面详尽反映王明的人生轨迹，是王明史料的集大成者。该年谱的特点有：一是史料“全”，利用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俄罗斯有关机构、王明晚年回忆录在内的珍稀材料；二是体例“新”，不因循按年编写的旧例，而根据王明的活动特点，将其一生划分为7个时期进行记述；三是史观的开放性，征引国内外各种王明史料，汇总中外学界关于王明研究的不同观点，是一部具有学术史性质的研究性年谱。

      结合重要纪念日和出版规划，本年度系统推出的党史人物文献主要有：一是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中下，人民出版社）收入邓小平的文献406篇，为邓小平研究提供了新史料；二是为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任弼时书信选集》和《回忆任弼时》，收入任弼时的53封书信和回忆任弼时的104篇文献，有助于深化任弼时研究；三是为纪念杨成武诞辰100周年，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杨成武文集》、《杨成武年谱》，有助于党史军史的相关研究；四是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出版了4位早期领导人的文献。《恽代英全集》是李良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共9卷、290多万字，收入1914—1930年恽代英600余篇(部或册)文献，是全面反映恽代英思想和活动的大型文献。此外，《林育南文集》《王若飞文集》《邓中夏全集》也有一定史料价值。

    3.中国抗战史文献的出版
      李忠杰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计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5册）》《国民政府档案中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选编》（3册）《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1—12册）《山东省百县（市、区）抗日战争时期死难者名录》（1—14册）以及北京、天津、内蒙古、湖北等12个省市自治区的战时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统计，是目前规模大、史料齐全的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史料丛书。中国档案馆编《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共1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李秉刚主编《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吉林省档案馆侵华日军罪证图册》（五洲传播出版社）对反映日本侵华战争罪行也有一定价值。

　　4.党史专题史料的出版

      党史部门编辑出版了一些专题史料。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收录这三次代表大会的相关档案、回忆资料、文章等文献，有助于深化中共党代会研究。陈夕主编“中共党史专题资料丛书”系列（中共党史出版社），计有《中国共产党与西部大开发》《中国共产党与三峡工程》《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国共产党与经济特区》，对研究中共社会主义建设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纪录》（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以亲历者的回忆为主，再现自1949至1958年西藏和平解放和发展的历史。

      由学者主持编撰的一批专题史料公开出版。在中苏关系史领域，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东方出版中心）是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后的又一部大型苏联档案汇编，共12卷、730余万字，收入俄罗斯解密档案2625件，为深化党史和冷战史研究提供大量珍稀档案。杨德山编《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第1卷 借用与幻灭（1894.11—1914.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搜罗此一时期涉及近代中国政党问题的196篇历史文献，对研究中共成立前的中国政党学说史有参考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从国内6000余部县级以上新编方志中汇总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资料，共6卷、近700万字，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史料最全的大型史料工具书。
    5.党史回忆录与口述史料的出版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收录24位六大代表的回忆和其他已公开出版物中涉及这些代表当时活动的记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7册，当代中国出版社）是研究张学良和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李肇星著《说不尽的外交》（中信出版社）回顾作者从一个使馆随员到外交部长的成长史，首次披露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博弈、中俄边界谈判、中日围绕历史问题的外交斗争、在联合国的涉台外交斗争等若干重大外交决策过程和内幕细节，为研究中国当代外交史提供了新史料。欧阳淞、高永中主编《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汇集了近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征集到的有关改革开放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的口述史料，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中共党史著作概述

1.中共断代通史研究
长期以来，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及其引发的五四运动，构成中共历史叙事的重要起点。恰值一战爆发百年之际，台湾学者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利用大量一手外交档案，尤其是从“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发现的《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即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重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重新阐释了“北京政府对和会有无准备”、“山东交涉失利与亲日派之关联”、“如何看待中国在和会外交的失败”等问题，有助于党史学界重新思考关于中共成立前的革命叙事。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郭若平著《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吸收运用西方文化学理论，通过历史符号、历史文本、历史仪式、历史话语等叙事环节，阐发“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互为塑造与被塑造的多重关联。杨华丽著《“打倒孔家店”研究》（人民出版社）从思想史角度分析新文化运动领导人“打孔家店”的主观意图、客观情势与实际反叛内容，进而考察“打倒孔家店”与“五四”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
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研究。王明前著《红旗卷起农奴戟：中国苏维埃土地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土地革命早期从暴动到苏维埃的进程，对各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做了专题研究。王旭宽著《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回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政权架构，考察了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的构成和特征。余伯流、陈钢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采取编年体正史体例，考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四个时期的历史事件。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建设得到学界的关注。吴敏超著《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争证（1932—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选取当时三份有影响的经济刊物，讨论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气象，折射民族危亡与学术建设的互动。李建平、张中良主编《抗战文化研究》第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反映二战时期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和东亚各国的文化发展情况。黄延敏著《黄土与红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学习出版社）考察延安时期中共对儒家、墨家、道家、传统文艺等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改造，总结了中共研究传统文化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细化深入了中共与传统文化问题研究。李开方等编《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梳理从传统陕北秧歌到新秧歌的发展过程，揭示中共、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底层群众的文化创造。
近年，以共产党与基层治理为主题，在宏观历史视野下审视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展现政治权力、经济形态、乡土传统、文化改造、社会心理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构成中共根据地研究的增长点。李金铮著《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以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为主线，讨论近代华北乡村的历史变迁及其动力，呈现传统、现代与革命之间的连续、断裂与张力的图景。岳谦厚著《边区的革命（1937～1949）：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社会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依据地方档案深入细致地讨论边区的政权建设、乡村经济、土地改革与妇女解放，清晰揭示边区革命进程中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力图建构边区的“新革命史”叙事。杨珉著《1911～1949年苏南乡村治理的变迁》（南京大学出版社）从地方当局政策、经济制度、地方条件等方面研究苏南农村社会状况，对于思考中共乡村治理的观念和运作具有一定启发。王彩霞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社会史的新进展。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乡村变迁的成果较为丰富。郝正春著《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土地改革研究（1948—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经验、技术与权力”为视角，考察晋中新区土地改革运作的各个层面，揭示国家与社会关系从隔膜走向融合的历程。史海泉著《土地改革与乡村变迁——以西北边疆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强调土地改革对土地所有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改造。汤水清著《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南乡村社会改造研究（1949～195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中南乡村社会改造置于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视野中，深入考察革命化过程和社会秩序的重建、民众思想观念的改造。于昆著《变迁与重构：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心态研究（1949-195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阐释建国初期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对社会成员的心理触动。
关于冷战时期的外交史研究，本年度推出一批成果。沈志华著《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案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利用解密档案，选择典型案例和重要专题，从全球性问题、区域性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三个层次上探讨冷战时期美国的重大外交政策，在纵向上均衡关注从杜鲁门到尼克松政府的重大外交政策，在横向上囊括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在政治、经济、军事、隐蔽行动、情报和危机谈判等领域的重大决策。贺艳青著《朝鲜战争前后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共政权”的认知》（中共党史出版社）考察了朝鲜战争前后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共政权”认知的演变、内容、特点与形成原因。陈少铭著《在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二战结束至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与中共关系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将美国与中共关系置于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博弈视野下，展现此一时期双方最终走向对抗的历史过程。邱美荣著《1959—1962的中印关系：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视角》（同济大学出版社）从危机管理角度分析了影响1959—1962年中印关系的地缘政治、国内政治、大国权力政治等诸多因素，为中印边界争端缘何恶性升级发展为战争提供了新解释视角。

改革开放史研究得到关注。蒋积伟著《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减灾工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梳理中国救灾减灾工作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总结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救灾减灾工作的历史特点和经验教训。陈亚杰著《1980年代的道德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从中央政策、大众实践、学术理论界研讨三个层面反映1980年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历史图景及其影响。

中国政治发展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刘智峰著《渐进的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反思》（中央文献出版社）从政府转型、经济发展、执政党建设等层面论述中国政治体制采取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合理性、主要成就和历史经验。周飞舟、谭明智著《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财政包干制和分税制作为理解中央地方关系变迁的关键要素，从土地指标获取和城镇化模式两方面分析了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深刻影响。汤玉权著《利益、参与与地方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利益、参与与地方治理为变量，从利益角度论述公民参与对地方治理的价值。关于协商民主，李君如著《协商民主在中国》（人民出版社）和牛立文主编《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讨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原因和对策。

关于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反思，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热点。中信出版社推出《读懂中国改革》、《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等一系列以改革为主题的著作，总结中国改革的历程和经验，分析十八大以来改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热点与难点，深入解读中共全面深化改革新战略。

新时期的外交史出版了一些成果。宫力、王红续编《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和孙艳玲著《和平发展合作：新世纪的中国外交》（中共党史出版社）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反映中国外交的战略、进展和成就。

2.党史人物研究

关于毛泽东研究。唐洲雁等著《毛泽东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开路先锋、星火燎原、革命航程、奠基立业、探索新路五个部分，论述毛泽东开创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轨迹。释清仁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军队建设战略转变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从“为什么转变”、“转变什么”、“怎样转变”三个方面入手，揭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两次军队建设战略转变的思想。谈家水著《毛泽东整党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深入阐发这一思想的理论渊源、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演进历程、贡献和局限性，系统完整地展现毛泽东整党思想的全貌。

邓小平是党史人物研究的年度热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上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是一部历时八年完成的权威性的邓小平传记，依据大量丰富翔实的档案文献，记述邓小平参加中国革命、建设并成长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的人生轨迹和曲折历程。程中原著《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当代中国出版社）运用多种未曾披露的档案史料，从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第三次被打倒与再次复出、开展拨乱反正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深入解析了邓小平在1975至1982年中国历史转折中扮演的角色。李君如著《邓小平治国论》（当代中国出版社）、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全国党史学界纪念邓小平同志电陈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尹广泰著《邓小平晚年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等论著亦有参考价值。

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是领袖人物研究的亮点。程中原著《中国道路的奠基与开创：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当代中国出版社）考察1956年至1982年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创与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关键点和关键事件做了还原和分析。陈和香著《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哲学角度比较分析两位伟人的国际战略理论、战略思想演变、战略策略原则和哲学方法论。欧健著《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方法原则、价值目标和实现途径层面比较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在领袖人物专题研究方面，有价值的出版成果有董一冰著《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陈艳玲等著《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红旗出版社）、程舒伟等著《周恩来与黄埔军校》（中央文献出版社）、刁杰成编《周恩来与信访工作》（人民出版社）等。其中，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朱佳木主编《陈云与当代中国（第二辑）》（当代中国出版社）展现近年任弼时研究、陈云研究的深入。

      此外，反映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有价值的成果还有：贾钢涛著《陈独秀思想研究新论》（光明日报出版社）；周国全、郭德宏著《王明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高卫华、郭化夷著《瞿秋白传》（湖南人民出版社）；丁言模著《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中国社会出版社）；马连儒、袁钟秀著《王若飞传》（贵州人民出版社），等等。

     3.党史研究的新视野

      本年度还涌现出一些运用新视角新方法开辟新研究领域的作品。胡国胜著《革命与象征：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1921－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符号学角度讨论中共政治符号的内容、类型、特征、功能与发展规律，丰富了对中共历史的认识。李东方著《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传播——基于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分析》（中共党史出版社）以政治社会化理论为基础，论述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传播的的背景、方式、过程及影响。姚遥著《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清华大学出版社）勾画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对外宣传事业的历史沿革，回顾了新中国建构国际话语权的发展历程。

      借鉴吸收西方“国家—社会”的解释框架，深入研究中共与中国现当代社会变迁，是拓展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吴素雄著《政党下乡：吴村的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村庄为个案，围绕士绅阶层、国民党和共产党关于乡村组织的行为和功能，得出社会权力的官僚化会导致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进而导致社会权力原子化，最终造成权力结构失衡的结论。应星、李扬著《农户、集体与国家——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六十年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农户为基本单位，以乡村集体为中间层次，以国家的逻辑为最高层面，通过“土地一治理一民情”三重分析框架，对“三农”问题进行一种新阐释。

      性别与政治是近年丰富党史研究面相的新领地。陈雁著《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性别角度重新思考民族战争，探索战争与解放所包含的复杂历史脉络与多重社会面相，重新审视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女性的影响。李巧宁、陈海儒著《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论述这一时期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史，试图反映新中国新秩序背景下的底层农村妇女的生活和情感。张霁月著《新中国革命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寓言（1949—197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讨论该时期中国革命题材电影的女性形象塑造与女性叙事表达，多维度探讨新中国电影中革命女性寓言的生成机制与意义架构。

    4.中共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
关于中共史学史的回顾和研究，本年度推出两部作品。金冲及编《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凭据忠于原貌的原始珍贵记录，具体生动地呈现和披露了杨尚昆、胡乔木、胡绳、薄一波、邓力群等党史工作领导者关于党史编撰的各自观点和意见论断，富有历史现场感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部党史经典著作诞生的整个历程，在党史学界引发热烈讨论，对于深入认识中共如何建构自身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周一平著《瞿秋白与中共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按照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三个时期，深入研究瞿秋白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的中共史学史研究著作。

如何构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制约党史研究的突出问题。欧阳淞著《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从党史学的基本问题入手，围绕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理论借鉴、布局和样式、资料准备、著述要领和成果转化等六个具体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耿化敏主编《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立足党史研究的前沿动态，围绕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冷战时期中共外交史、中共制度研究、中共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视角等议题进行专题研讨。张世飞著《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期理论与实践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共历史分期理论的诸问题。

学人对于研究实践的反思，是推动党史研究学术化的重要动力。陈铁健著《寻真无悔 陈铁健八十文录》（山西人民出版社）记载作者五十多年的历史研究生涯，不仅反映其在西路军、陈独秀、瞿秋白等专题研究领域的建树，而且展示研治中共党史的心路历程。王海光著《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四川人民出版社）选取若干典型研究案例，分别论述关于解读史料、学术书评和治史理论方法的感悟心得，总结了作者多年的党史国史研究经验，展现出既重实证又求思辨的为学风格和以人性诠释历史的主张。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史研究拓展学术疆域，加强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话的重要地带。郑林华著《墨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论》（中共党史出版社）从墨家思想的新视角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机制，论证了墨家思想对中共革命和执政的影响。杨荣著《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政治工作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研究中共早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任务、指导思想、主体与对象、方法与载体。赵理文主编《中国共产党党校教育史》梳理中共党校教育的初创和发展的历史全貌，是一部中共党校教育史的开创性著作。

此外，王浩斌著《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理论创新与历史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蒯正明著《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保持党的纯洁性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梁瑞英著《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吴阳松著《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风险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于认识党的理论创新和执政党建设亦有参考价值。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进展

    1.关于建党时期的研究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郑林华《尊墨抑儒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传统学术流变看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党的文献》第2期）考察此一时期墨学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立足与发展的支撑作用。杨勇、赵宇霞《从人权到民主：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口号嬗变的历史考察——以陈独秀为个案的解读》（《安徽史学》第3期）解读陈独秀早期文本，揭示五四口号从“人权”转到“民主”的思想动因。

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黄金凤《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关系之研究——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与改组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辨析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从建团初期的密切合作到中共创立后的工作分歧，以及由此引发的青年团改组和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抛弃，丰富了对早期中共党团组织成分的认知。孟永《试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起源——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正当性之论证理路谈起》（《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剖析了早期共产党人论证无产阶级革命正当性的理路，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起源于革命成为非常年代的社会救赎与自我救赎的统一体。王雪楠《从“俄乱”到“俄式革命”——再论“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参照”作用（1917—1921）》（《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考察此一时期“十月革命”在中国从“暴力政变”向“革命”的形象转换，揭示中国革命者从中找到引领中国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变化，深化了十月革命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影响的认识。

    2.关于大革命时期的研究

大革命时期是党史研究的传统领域，伴随史料的编辑和整理，近年研究趋向更为细微的专题。周利生、王钰鑫《“从联盟转向联合”——对维经斯基提出的一种国共合作形式的讨论》（《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关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提出的“从联盟转向联合”的国共合作新方式，这种介于党内合作与党外合作之间的新方式有利于增强中共的独立性，得到中共的认同，但因其模糊性并未挽救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时期中共的组织发展、舆论宣传与群众运动得到关注。钟小敏《国共两党在四川的早期活动述论》（《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考察四川国共两党在民众运动中的渗透与争斗，揭示基层工农民运人才的匮乏、经费短缺与党员各自为战是困扰和制约国共两党民运工作的瓶颈。何志明《早期中共与青年团之间的组织纠纷及其调适——以四川地区为考察范围》（《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考察列宁主义党团关系的制度设计与四川早期党团组织分立现实的矛盾，分析了早期青年团摇摆于共产党的后备军与“第二党”之间的尴尬角色，展现了地方党团组织的体制内竞争与互动的场景。卢毅《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宣传工作比较》（《党的文献》第4期）通过国共宣传工作的比较，揭示大革命时期中共在集中理论人才和刊物、制作政治口号和开展务实宣传三个方面的优势。巴杰《中共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店员运动》（《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考察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国统区、苏区开展店员运动的不同思路，揭示国共两党对店员的范畴和店员运动的认识差异、店员的政治选择影响了两者的群众动员模式。罗辰茜《1926—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中平粜阻禁问题》（《近代史研究》第5期）以翔实史料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中以平粜阻禁谷米为主要内容的粮食争夺战，具体细微地展现中共、基层农协、农民、军队和政府的多重矛盾，揭示出以往被遮蔽的1920年代湖南农民的反市场行为。

    3.关于土地革命时期的研究

土地革命与苏维埃研究趋向实证，关注到了法治与社会层面。周家彬《土地革命初期中共革命斗争形式的选择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考察土地革命初期中共革命斗争从军事暴动为主到军事暴动与群众暴动独立发展、相互竞争，再到群众暴动为主导的转变过程。路子靖《1930年代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审判——以〈红色中华〉的案件为中心》（《史学月刊》第8期）以《红色中华》为载体，考察1930年代苏区反革命罪审判在构成要件、量刑、审判、诉讼权利方面的特征，揭示苏区时期中共关于反革命罪的司法理念。何友良《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近代史研究》第3期）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出发，认为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整合和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黄正林、温艳《民团、农民武装与陕甘边红军的建立及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探讨刘志丹等共产党人运用统一战线政策，改造地方民团和农民武装的行为，以及中共陕西省委、北方局乃至中央对红军领导人及其军队的评判。李里《教门抗争与中共早期的武装起义——以鄂西神兵为案例（1927一1929年）》（《党史研究与教学》第3期）则分析了民间教门与中共建立武装之间的合作、利用、改造与冲突的复杂关系。欧阳军喜《一二九运动再研究：一种思想史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从思想史角度分析作为一二九运动内在思想动力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强调学生对中共建立联合战线主张的理解与运用以及学生自我身份认同的调整是影响一二九运动内容与走向的重要思想因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亦有成果问世。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是影响中共党内斗争和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重要引线。黄雅丽《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与中国革命重心转变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解读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背景和内容，阐明其对中共从“城市中心论”转向“以农村为中心”的推动作用，同时辨析并不能据此说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最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关于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角色，李义彬《也谈中共中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会议——兼述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考察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共确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作用，同时指明中共对共产国际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指示和苏联报刊攻击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言论进行了抵制。

4.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研究

    抗日战争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是抗战史研究的主流视角。荣维木《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论》（《近代史研究》第4期）从独立主权、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进步力量的成长三个角度论证了抗日战争历史阶段成为中国复兴枢纽的依据。温锐、陈涛《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兼评中国大国地位“赐予”说》（《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从中国的国力基础、外交策略、对日持久抗战、中国与同盟国的战略格局等方面，分析论证了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的四大关键因素，并对所谓中国大国地位“赐予”说予以评析。

国共比较研究是深化抗战时期政治史的重要路径。张纯《国共两党关系与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考察了复杂多变的国共关系对于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的影响。王海军《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书刊发行领域的博弈》（《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以书刊发行领域的国共博弈为视角，发映国民党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和中共进行的反查禁斗争，有助于深化对国共争夺抗日文化运动领导权的理解。张燚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共晋察冀边币的应对与处理》（《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跳出从中共角度研究中共的旧思维，考察国民政府对晋察冀边币的应对政策，分析了国民政府在这场货币战中的破产原因。

一些研究成果丰富了对于抗战时期重大事件的理解。孙果达、陆旸《苏联联蒋政策下的西路军、西安事变与张国焘批判》（《史林》第1期）考察苏联对华政策由反蒋到联蒋的变化及其引发的从西路军、西安事变到张国焘批判的连锁反应，加深了对抗战爆发后中共历史走向的理解。黄昊《从新桂系与中共的合作与冲突看皖南事变的发生》（《史学集刊》第1期）提出皖南事变是新桂系、中共、三战区三方博弈的最终结果，为皖南事变的发生提供了新解释。张同乐《1940年代初期河北省沦陷区联庄会研究》（《安徽史学》第6期）考察河北省沦陷区联庄会这一伪组织的建立和主要活动，探讨中共争取联庄会的斗争，深化了对华北沦陷区日伪统治和华北沦陷区抗日活动的研究。

抗战时期中共的思想文化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郑大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史学月刊》第2期）梳理中共“中华民族”观念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的从汉族的代称到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再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的发展演变过程，认为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其最终形成的标志。郭国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的发表与延安文艺政策的确立》（《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分界线，认为延安文艺政策的建构经历了前期以“民族一国家一个人”为中心向后期以“阶级一政党一大众”为中心的转换，解放区文学走向体制化的过程是中共文艺政策确立的过程。张正光《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阐释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之间在理论上的良性互动关系。蔡炯昊《抗战期间的晚明历史记忆与政治现实——以〈甲申三百年祭〉及其改编作品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考察《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和引发的争论及其改编作品，管窥了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的互动关系。

    5.关于根据地的研究

在抗战时期的党史研究中，中共根据地研究形成新的研究热潮，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有必要单列加以评述。其研究不仅已经扩展为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综合研究，而且呈现新的研究气象，尤其是通过挖掘大量地方与基层档案资料，更加深入细致地研讨中共抗战时期的作为，揭示出更多复杂多面的中共抗战史面貌。

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研究涉及农业合作互助、商业贸易、移难民经济救济、公粮征收等议题，具有选题小、视角新等特点。有关成果如董佳《抗战时期中共晋西北根据地的变工运动述论》（《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耿磊《探索中的转型：1941—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劳动互助》（《党史研究与教学》第2期）、李春峰《革命与商业：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牙纪活动》（《党史研究与教学》第3期）、汤春松《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移难民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第3期）、谭虎娃《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负担与边区政府的应对措施》（《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周祖文《“不怕拿，就怕乱”：冀中公粮征收的统一累进税取径》（《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李蕉《征粮、哗变与民主建政：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等。

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治建设。王建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选举委员会》（《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探讨了中共根据地政权建设中选举委员会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岳谦厚、宋儒《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待遇与廉政建设问题》（《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考察晋察冀边区政府通过整顿财政、打击浪费、惩治贪腐等各种措施建设新型政治生态的努力。周良书《抗战时期延安高校中共建党活动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分析抗战时期中共将延安高校纳入党的领导体制、开展党建活动的意义。

军事武装是抗日根据地研究的重要突破，涉及中共武装的多元形态、政治动员与扩兵征粮、知识分子和军队干部等议题。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第3期）认为中共的发展和战前华北的特殊态势、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和占领方式密切相关，揭示中共抗战初期的发展奇迹的成因。姜涛《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以太行根据地为例》（《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探讨太行根据地从偏重正规军转向加强发展民兵、自卫队后，揭示人民武装对于中共军事、生产与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中共藉此不仅稳固掌握基层政权，而且为战后的国共内战开启了武装力量的转型。针对过去流行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是农民参军动机的解释，齐小林《华北革命根据地农民参加中共军队动机之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讨论1937—1949年华北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参加中共军队的复杂动机，提出追求物质利益、摆脱困境和提升政治地位等农民日常生活行为是农民参军的主要动机。“环县事变”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因扩兵征粮工作发生的一起影响大、性质严重的群体哗变事件，张海燕《“环县事变”及其善后工作述论》（《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杨东《危机与转机：抗战时期中共对环县事变的应对》（《党史研究与教学》第6期）揭示了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经过和中共应对的得失。针对学界争议较大的西北党史问题，魏德平《西北高干会解决西北党史争论问题结论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第3期）提出西北高干会关于西北党史的主要结论基本不存在高岗欺骗中央、扭曲事实的因素，但受当时“两条路线”斗争史观的影响存在相当的局限性，使得西北党史问题尤其是“陕北肃反”问题以后长期存在争论，直至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解决。谢敏《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近代史研究》第6期）考察抗战时期中共大量吸纳知识青年担任军队政工干部后造成的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中共在贯彻阶级话语原则与适应实践需要之间寻求平衡的应对策略。

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主要关注妇女解放和乡村文化。杨兴梅《中共根据地反缠足依据的演变（1928—1949）》（《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梳理这一时期中共根据地反缠足运动的发展演变，强调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诉求贯穿始终，体现中共现实性的政治策略。李军全《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党史研究与教学》第1期）解读中共革命动员与华北乡村社会民俗节日的互动关系，反映春节的变化是革命动员有效性的表现，也是中共政治文化改造乡村民俗文化的结果。韩晓莉《革命与节日——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节日文化建设》（《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探讨中共对山西根据地节日文化的改造和建设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崔一楠、李群山《“植入”革命：华北根据地的秧歌改造》（《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考察华北根据地的秧歌改造，认为这不仅是中共成功的政治动员方式，也是乡村民众接受政治教育、理解革命话语、表达政治意愿的途径。

    6.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研究

土地改革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史研究的重点。杨奎松《战后初期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变动及原因——着重于文献档案的解读》（《开放时代》第5期）通过对文献档案的深入解读，探讨了战后初期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演变及原因，认为中共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估计判断、自身政治理念、经验教训的总结、地方党及其基层组织的态度和做法等，影响着土地政策变动。罗平汉《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第5期）从对土地改革运动的再评价入手，对中共将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转变、内在要求、历史意义进行了细致分析。刘学礼《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演变探析》（《安徽史学》第6期）考察了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认为这一政策深受政治、军事环境影响。土改政策演变过程是一个政策日趋符合实际的过程，体现着土改与军事、干部、群众等工作的互动。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政策对比和胜败原因受到学界关注。金以林《论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梳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的历史阶段，论述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壮大、作用和意义。周斌《国共政争与国民党上海护工队的兴亡》（《近代史研究》第3期）在比较视角下考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建立的护工队如何走向维护政府统治秩序的反面，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如何成功地渗透、利用和瓦解护工队，折射出国共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付双龙《浅析解放战争时期改造解放战士的工作》（《军事历史》第3期）探讨此一时期中共通过诉苦运动、民主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等方式，将国民党军士兵俘虏改造为合格解放军战士的过程与意义。刘大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干部南下的组织调配与派遣》（《东岳论丛》第6期）讨论山东解放区调配派遣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的进程与方式，揭示山东解放区南下干部对于全国革命胜利和地域社会变迁的意义。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进展

    1.新中国成立头七年研究
关于土改与农业互助合作研究，主要通过个案关注乡村的地权变化和农村干部问题。赵胜《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党员阶级成分的下降及其影响》（《安徽史学》第6期）探讨农业合作化时期中共处理富农党员党籍、发展贫下中农党员所造成的农村党员阶级成分下降现象。胡英泽《土改后至高级社前的乡村地权变化——基于山西省永济县吴村档案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利用吴村档案考察土改后至高级社前乡村地权的变化，认为乡村阶级分化的程度与村庄组织化的程度存在对应关系，土改后农户分家推动地权的分散。何志明《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动与乡村干部教育——以川北达县为考察中心（1951－1952年） （《当代中国史研究》第5期）考察中共如何把农村互助合作与乡村干部教育结合起来，同时推进合作化和农村建党工作。石武英《1949—1952年湖北省农村干部的选拔与培养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考察湖北省通过举办短期培训、采取群众路线与领导审查相结合等方式，在新区农村选拔和培养农村干部，促进了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体系的初建。

关于公私合营与工商业改造，近年涌现出一批以利用地方档案见长的实证研究成果，尤以1950年代的上海工商业史研究为最。宋佩玉《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英资银行清理过程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不仅考察中国政府对上海英资银行从管理、利用到限制、清理的过程，增进对新中国初期金融体系的认识。高明、曹树基《效率与利益：上海电力工业的公私合营（1953—1955）》（《开放时代》第2期）考察了在国家电力部门提高电力系统效率背景下的上海私营电厂的公私合营，为新中国电力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富有代表性的诠释。包树芳《上海私营企业的工资调控研究（1949—1952）》（《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考察上海市政府对私营企业工资的调控历程，既呈现新政权对于工人收入分配问题的探索，又揭示了私营企业工人利益诉求与国家的复杂关系。赵晋《新中国初期私营工商业的变革与生存——以刘鸿生家族上海章华毛纺公司为例》（《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从个案角度剖析私营毛纺业的困难根源，深刻揭示私营企业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复杂变动关系。张忠民《1949－1953年上海市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制度变革》（《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和《扩展公私合营下的企业制度变革——以上海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为例》（《史林》第3期）系统梳理1949—1954年上海市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制度变革，进一步细化了工商业改造的面相。

此外，严宇鸣《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合作社管理的政治化转型——以慈溪县为例（1953—1956）》（《史林》第1期）运用地方档案具体细致地展现地方基层政府运用市场化手段和阶级斗争方式开展手工业改造的曲折历程，强调合作社管理形式和结构的政治化转型构成手工业合作社迅速发展的重要机制性原因，有助于推进手工业改造研究。针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存废问题，萧冬连《再议新民主主义的提早结束》（《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认为毛泽东的意向起决定性作用，但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想法在党内有相当的思想基础，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理想与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深化了对于新民主主义提早结束的历史逻辑的认知。

新中国初期政治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主要体现在：

其一，中共政治转型研究。徐锋华《一九五0年上海“二·六轰炸”及应对》（《历史研究》第4期）通过考察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实施大规模空袭的这一事件，反映中共依靠发动群众恢复社会运行机制的应对之道，展现新政权的巩固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揭示这一事件对建国初期中共城市政策和上海历史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徐进、熊海君《一九五O年毛泽东批评政法系统事件考论》（《党史研究与教学》第6期）从考证1950年9月毛泽东批评政法系统的事件中管窥中共从战争年代党的一元化领导模式转化为执政初期“联合政府”体制下党政系统的协调问题。黄进华《新中国成立前夕黑龙江地区“公开建党”探析》（《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和罗平汉、谌玉梅《对东北地区“公开建党”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系统考察东北地区“公开建党”的提出、进程与经验，有助于认识新中国初期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尝试。钟金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法律委员会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和《中共政法委制度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梳理中共政法委建立发展的过程，揭示其日益制度化的特点，增进了对中共国家治理传统的认识。

其二，新中国初期的政治运动研究。霍晓玲《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与新中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以河南开封为例》（《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以河南开封为例考察了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与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关系。谌玉梅《一九五一年清理中、内层运动述论》（《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从整体上考察了这一运动作为“镇反”运动的组成部分如何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发动的，分为学习动员、坦白检举、审查清理三个阶段，并评估了运动的得失。曹佐燕《共谋的困局：一九五O年代初〈湖北日报〉社的“打虎”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细致考察一个省报社的“三反”运动的经过，为深化“三反”运动研究提供新史实。郑维伟《新闻宣传与政治动员——以上海“四反”运动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通过上海“四反”运动的考察，阐释了新闻宣传与政治动员的关系。陈益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权建设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总结了近年该领域在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会动员、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进展，强调研究理念上关注过渡转型期的特征，扩展研究内容，改进研究方法上以提升研究水平。

其三，新中国初期中共对社会群体的政治整合研究。王凛然《革命与认同：1949年中共对天津的接管》（《党史研究与教学》第2期）以天津的接管为案例，考察中共如何借鉴和调适农村革命经验实现城市各阶级对新政权的认同。任云仙《新国家与旧工人：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中国工会》（《党史研究与教学》第6期）揭示新政权如何利用工会作为准行政组织的优势，将思想复杂的工人成功地规训为忘我工作的新式劳动者。霍晓玲《宗教革新与政治认同——1951年开封驱逐外籍传教士事件剖析》（《史学月刊》第7期）通过考察宗教革新运动中开封爆发的“华阳”事件，展现新政权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联系的宗教政策。阮清华《上海移民江西垦荒问题研究（1955—1956）》（《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认为“移民垦荒”的实质是新政权的政治清理和经济疏散，丰富了新中国移民问题的诠释角度。侯松涛《政权初建背景下的政府与乡村——山东省郑城县一九五三年“毛人”谣言的传播与平息》（《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考察1953年“毛人”谣言在县域的传播和中共的应对，揭示新政权建立后乡村百姓与中共干部的复杂关系。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研究。张放《新人新语：建国初期政治语言的传播与习得（1949—1956）》（《党史研究与教学》第1期）通过对小学语文教科书、课堂教学、作业与考试、少先队活动与节庆仪式的历史考察，揭示中共政治话语在学校的传播。沙青青《在新中国打棒球：一项体育运动的境遇变迁及其多重角色》（《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考察上世纪五六十年棒球运动在新中国的兴衰过程以揭示体育的政治化，分析体育运动与中共军队训练、统战、外交之间的隐秘联系。张海荣《“苏联老大哥”形象的乡村建构（1949—1956）——以河北省若干县域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从河北县域层级考察“苏联老大哥”形象在中国乡村的建构，深入分析了中共在乡村宣传苏联的机制和成效。王笛《成都茶馆业的衰落——1950年代初期小商业和公共生活的变迁》（《史学月刊》第4期）通过考察1950年代成都茶馆的衰落过程，揭示新生政权密切介入茶馆这类市民公共空间后市民日常生活的变迁。

关于新中国初期外交史研究。周红《新中国成立初期旅大地区苏侨集体遣返问题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第4期）分析了中国政府为配合苏联撤回在华苏侨行动实施的遣返方针，总结了旅大苏侨集体遣返工作的影响。戴超武《中国对印度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反应及其意义（1951—1954）》（《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依据多边档案考察中共此一时期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暂维现状”政策，认为中国的反应与当时中印关系的结构和本质有关，分析中共中央处理治理西藏与中印领土争端之间的考量。邓红英《1949－1958年中印边界纠纷及其处理》（《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分析此一时期中印边界纠纷的出现，认为中印双方为回避矛盾和冲突采取的灵活处理方式，对1958年印度公开边界争议产生重要影响。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研究
利用地方档案考察劳动力、粮食、水利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是“大跃进”研究走向深化的重要路径。林超超《“大跃进”后的产能过剩与城市工业的增效改革》（《史林》第3期）通过考察自“大跃进”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经济扩张冲动与以政治运动方式调配劳动力的应对决策，提出产能过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而非市场经济的产物，始终是阻碍中国经济走向高效健康增长的重要瓶颈。徐进、钟徐楼芳《粮食征购与地方政治：1957～1958年安徽省无为县粮食的统购统销》（《史学月刊》第5期）从县级的统购统销为切入点，解析粮食征购与地方政治的微妙复杂关系。葛玲《“大跃进”时期的水利运动与粮食短缺——以皖西北临泉县河网化运动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第6期）亦从县级实践层面讨论水利运动与粮食短缺的关系。 刘彦文《国际事务宣传教育在基层——以甘肃〈引洮报〉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关注“大跃进”时期地方小报如何结合甘肃引洮工程、工地与民工特点，将中共中央关于国际报道的宣传思想进行地方化的具体实践，从而达到宣传与教育目的。莫岳云、何珍《1957一1966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党史研究与教学》第6期）系统阐述此一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缘起、过程与得失。

“文革”前的中共乡村医疗受到关注。马冀《医疗下乡与国家建设——以1965年通县为中心的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第2期）通过通县农村巡回医疗队的农民防病治病、培养农村卫生员、开展农村群众卫生工作等具体事件的分析，揭示医疗下乡走向政治化运动的过程。张满、董国强《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我国乡村医药卫生人员培养工作述论》（《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依据档案文献，考察此一时期培养乡村医药卫生人员高潮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央和地方各级主管部门为此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以及各项政策规定的实施情况和社会绩效。

中苏关系研究视角从军事政治转移到社会层面。艾苏《民间形式与官方控制：中苏关系中的苏中友好协会》（《史林》第5期）从民间组织的角度，考察苏中友好协会具有的民间性和官方性的双重特点，分析其扮演的宣传和外交功能，揭示苏中友好协会在中苏关系史上扮演的特殊角色。汪振友《1961年苏联驻华使节在中国自费旅行事件考》（《党史研究与教学》第1期）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展现1961年苏联驻华使节在中国自费旅行事件的来龙去脉，探讨苏方这一行为的目的和中苏的外交博弈。汪振友《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驻华商务机构撤销问题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讨论中苏论战和“伊塔事件”后中国要求苏联关闭其驻新疆、黑龙江等四地的使领馆，撤销苏联驻华商务机构的过程，揭示这一事件是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和双边贸易额急剧萎缩的必然结果。游览《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见证者——20世纪6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考察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中国留苏学生被赋予的完成学业和开展“反修”斗争的矛盾，分析了这一群体作为中苏关系从友好走向破裂的历史见证者角色。孙帅《西方视野下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探析——以〈中国季刊〉为研究视角》（《当代中国史研究》第5期）以《中国季刊》刊发的文章为样本，揭示西方学者在中苏关系破裂问题上的以中苏国家利益冲突为核心，而非看重个人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分析路径，折射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发展走向的基本判断。

此外，姚百慧《中国对法政策调整与富尔一九六三年中国之行》（《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分析中国外交以“第二中间地带”理论为指导实施的对法政策调整，以邀请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为舞台，展现中法的外交博弈。关培凤《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缅边界谈判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和《中缅边界谈判研究》（《史林》第1期）系统考察中缅边界谈判的背景、阶段和影响因素，分析其对中国与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范例作用。

    3.“文化大革命”时期研究　　
    “文革”史研究向为薄弱，本年度研究成果数量少，涉及“文革”中的经济、思潮、军队、外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议题。王永魁《略论“文革”初期的“反对经济主义”问题》（《北京党史》第1期）认为“反对经济主义”以“文革”的“左”倾理论为指导，凭借强大的政治压力暂时掩盖激烈的社会矛盾，但并不能决定性地稳定社会秩序和解决不同利益群体的经济诉求。王永魁《“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星星之火”思潮》（《北京党史》第6期）评述了“星星之火”思潮兴起的背景、内容和思想倾向，认为其主要反映中学老红卫兵及其家长们的认识和判断，丰富了“文革”时期社会思潮的认识。王永魁《关于“文化大革命”称谓的两个重要概念辨析》（《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考察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概念的提出、混用、替代和内涵变化的过程。徐金洲《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述论》（《史学月刊》第12期）分析军队“文革”面临的积极发动与维稳怕乱之间的矛盾处境，揭示军方领导人在军队“文革”指导思想上的矛盾心态和谨慎思想。

    关于“文革”时期的外交。詹欣《美国尼克松政府对华核军控政策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利用美国解密档案，评析尼克松政府对华核军控政策的进程与演变，深化了对于尼克松政府从对华遏制到与中国接触以制衡苏联的外交策略转变的认识。董大亮《美国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计划初探》（《军事历史研究》第3期）亦从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转变出发，考察美国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的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和中国的回应，揭示“均势外交”思想和功利主义外交传统对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内在影响。邵笑《中美会谈与越美和谈——兼论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越三角关系（1971—1972）》（《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考察此一时期由中美关系缓和引发的中美越关系变化，揭示中美关系缓和、美越由战变和、中越关系恶化的复杂互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近年关注度高的话题。张曙《周恩来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党的文献》第4期）探讨了“文革”前周恩来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作用。金大陆《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通过反思中国知青研究，提出其学科定位应进入历史学轨道，倡导以史料开发和史实重建为中心、以问题解答为导向，建立以“政治运动史”和“社会生活史”的“双重框架论”研究框架，分析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的命题，有助于推进知青研究的深入。王爱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料的特色与展望》（《党史研究与教学》第2期）分析了该领域史料的类型、分布和特色，展望了其收集与整理出现的新趋势。

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是“文革”研究进展较大的领域。张化《十年来一九七五年整顿研究进展与热点》（《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全面总结十年来关于1975年整顿在史料发掘整理和学术研究上的新成就，解析了关于整顿的提法、发展过程、指导思想和历史意义等争议问题，并围绕整顿与拨乱反正和改革的关系、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及其对后来历史发展的影响等热点问题提出思考，强调应通过史料发掘和研究深入理解1975年整顿与此后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有助于学界全面把握整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关系。

五、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进展

     1.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改革开放的关键问题。田毅鹏、李珮瑶《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以单位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江海学刊》第3期）考察单位子女就业政策从1950年代的补偿照顾性福利政策发展到1980年代的就业制度的过程，揭示国企“父爱主义”的产生、发展与制度化及其不可持续性。张学兵《计划外用工：当代中国史上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详尽考察计划外用工在中国计划经济史上的从产生、盛行到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揭示其兴衰的劳动用工制度根源、作为特殊资源配置形式的特征和计划经济运行实态。国企改革被视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役，萧冬连《国有企业改革之路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分析国企改革从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转为1992年以来的“制度创新”后，得以突破产权改革的瓶颈，以公司化改革使国有大中型企业走上市场化道路，而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对产权多样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围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问题提出一些见解。林毅夫《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1期）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经验，总结了二战后到现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对于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吴敬琏《全面深化改革应关注的几个问题》（《中国发展观察》第2期）提出深化经济改革要考虑步骤和顺序，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重视发挥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作用。魏杰、施戍杰《建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增长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第2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而实现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动力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其路径包含简政放权与正确有为。郑有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道路的要义》（《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总结新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分析了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改革前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强调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国道路属性。

2.关于政治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史的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曲青山《全面推进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分析了研究这一时间段历史的重要意义，明确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原则和要求、着力点。欧阳奇《龚育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系统考察了龚育之参与中央文件起草、邓小平文选编辑、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成就和影响。

    关于政治民主建设，主要涉及民主集中制、干部问题、小组研究、政府改革、法治等议题。何益忠《民主集中制之“辩证统一”探析》（《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通过考察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历史文献，辨析了中共解读民主集中制把民主、集中并列与强调“辩证统一”的复杂关系。高广景《20世纪80年代第三梯队建设述论》（《党的文献》第6期）探讨中共开展第三梯队建设的历史背景、实践历程和选拔培养机制，揭示其对于新老干部的更替、路线方针政策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的作用。李振《推动政策的执行：中国政治运作中的工作组模式研究》（《政治学研究》第2期）梳理了由上级机构向下级机构派遣工作组这一模式的渊源和优势，认为它具有适应条块组织体制、搜集信息、开展监督、提升治理水平与推进政策更新的独特作用，得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长期广泛的运用。赖静萍《当代中国领导小组类型的扩展与现代国家成长》（《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考察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小组的类型、功能和演变，揭示其作为议事协调性质的亚正式制度与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内在关系。周志忍、徐艳晴《基于变革管理视角对三十年来机构改革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从变革管理角度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七轮机构改革的历程,分析其所具有的渐进稳健特征和两大阶段职能转变的核心亮点，回答“机构改革是否也需要改革"的新命题。韩大元、孟凡壮《中国社会变迁六十年的公民宪法意识》（《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通过史料梳理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考察中国60年公民宪法意识的变迁历程，分析公民宪法意识的现状和问题，探讨提高公民宪法意识的途径与对策。

    3.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
    关于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黄一兵《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若干问题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考察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从第一阶段的批判极左思潮到第二个阶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演化过程，评述两个阶段的承继关系和历史作用。吴志军《拨乱反正时期中共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考察了此一时期对无政府主义批判从“四人帮”到社会思潮、再到党内无政府现象的视角转换，深化了对于思想战线拨乱反正的认识维度。

    关于十八大以来的文化建设。蔡武《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及理论创新》（《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梳理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五个阶段，总结在文化建设地位、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属性等十个方面的理论创新。高永中《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文化的重要论述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深化党史文化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阐述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文化的重要论述，围绕如何深化党史文化研究提出思考。

    4.关于社会问题的研究
关于此一时期社会问题的研究既非常薄弱，又相当分散。刘维芳《试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历史演进》（《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文本的修改和完善，揭示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运用法律手段对婚姻家庭关系进行整合规范、塑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制度安排，总结了《婚姻法》从政治回归法律本位的趋势。蒋积伟《新中国救灾方针演变考析》（《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制定的救灾方针及其逐渐科学化的发展方向，强调新救灾方针体现出官民有序互动、科学分工、以人为本的现代救灾理念。边燕杰、李颖晖《体制转型与户籍身份转化：“农转非”微观影响机制的时代变迁》（《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基于2012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在经济体制转型和户籍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比较改革前后不同时期农转非的微观影响机制，揭示家庭背景、个人资质等微观因素的影响变化。

六、党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

党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以毛泽东、邓小平等高层人物为主，紧密围绕纪念活动展开，深化了若干历史事件、运动和决策的相关研究。

1.毛泽东研究

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为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大量新史料，逄先知、冯蕙《<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主要特点和研究价值》（《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从编撰者和研究者的角度解读该年谱的特点和价值，方便了读者对该文献的充分利用。金冲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党的文献》第1期）讨论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党内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但又观点不尽一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决策中的主导角色和周恩来的不可缺少作用，有助于把握中共高层人际关系史。任贵祥《毛泽东侨务思想与实践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第2期）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侨务思想与侨务工作实践。沈传亮《毛泽东关于实现强国梦的时间表述》（《党的文献》第2期）考察毛泽东关于实现强国梦时间表述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阐述毛泽东为实现强国目标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成就。

2.邓小平研究

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研究的热点。欧阳淞《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冷溶《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贡献》（《党的文献》第5期）、李捷《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启航》（《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分别探讨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曲青山《<邓小平时代>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对美国学者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版）在史实和文字表述层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细致翔实的考订，有助于学界更客观地评论该书的学术价值。黄一兵《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和发展》（《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认为邓小平最早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概念，并在领导改革开放中开拓这一制度建设的实践。沈传亮《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共决策体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3期）考察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与中共决策体制的互动关系，分析了邓小平在决策机制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决策转换中的推动作用，及其呈现的决策结构优化、注重制度建设等新特点。关于邓小平思想研究。

关于邓小平思想研究。王素莉《试析邓小平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论述邓小平科技发展战略思想的背景、内容和作用。杨凤城《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若干问题述论》（《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分析邓小平在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思想道德建设、文化与社会思潮等方面的文化建设思想。郑大华《邓小平对毛泽东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探讨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赶超”思想、现代化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及其实践成就。

3.其他党史人物研究

刘少奇研究。程美东《中国传统文化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党的文献》第3期）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刘少奇的知识结构、信仰选择、个性塑造和工作风格的影响，揭示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传统文化印记。王双梅《刘少奇与党的群众路线——基于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会三个历史节点的分析》（《党的文献》第5期）选取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会三个重大历史节点，考察了刘少奇在中共群众路线形成发展史上的角色。

周恩来研究。董志凯《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工作——基于〈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至3册的分析》（《党的文献》第1期）通过解读该文稿提供的新史料，探讨了1949年6月至1950年12月周恩来在新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作为。黄小同《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历史教学》第16期）探讨1928年7月至1931年1月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期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思想与实践。祁建民《周恩来与长崎国旗事件后的对日外交》（《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发掘利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等多种史料，细致考察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后周思来处理中日外交的策略和实践。

任弼时研究。韩同友、羊森《任弼时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从受命于然、倾力而备、精心组织、思想见解等方面，揭示任弼时在历史决议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蔡庆新《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决策层——兼论任弼时的政策思想》（《党的文献》第2期）阐述此一时期任弼时在土地政策、发展生产、保障后勤、组织建设等方面的思想与实践，揭示其在中央决策层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云研究。迟爱萍《陈云与人民币制度的确立》（《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考察陈云在人民币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加深了对陈云经济思想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徐轶杰、李文《陈云与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干部队伍代际交替问题的解决》（《党史研究与教学》第1期）分析陈云为解决改革开放初期的新老干部更替问题的思想和贡献。宋月红《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性意见的思想基础与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探讨陈云起草历史决议指导性意见的思想基础与来源，有助于深化对陈云与拨乱反正的认识。

七、中共党史学研究

中共党史学研究涉及中共史料、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共史学史、党史学科建设等方面，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1.关于中共史料问题的研究

史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石。周一平《毛泽东研究中的随意性断想——以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相关书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以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相关史书为例，分析毛泽东研究中存在的随意性断想及其危害，强调只有全面占有与科学解读史料才能书写信史。蔡东洲、张亮《川陕苏区研究中的“国方资料”使用》（《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分析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对于川陕苏区研究的价值，有助于认识史料来源多元性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常利兵《资料、视角与写法：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从资料、视角与写法三个角度反思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王爱云《如何正确运用中国当代史料刍议》（《党的文献》第6期）考察中国当代史料在运用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提出解读史料的原则和立场对于认识历史事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性。

2.关于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问题的研究

伴随党史研究的深入，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讨论逐渐增多。曹小文、曹守亮《唯物史观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分析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在理论建设方面的新探索、新问题和新趋向，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推动该研究的意义。宋学勤《马克思主义指导与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对党史学科发展的指导意义。吴汉全、王炳林《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进一步探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和多种维度。欧阳淞《关于党史研究者的专业修养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围绕党史学基本问题如何提高党史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发表见解。郭若平《投石问路：中共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邂逅》（《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深入讨论国际史学界的“新文化史”研究在党史研究领域的借鉴和应用问题，有助于从文化层面拓展党史研究的维度。周一平《关于撰写人民史的几点思考》（《南开学报》第4期）考察人民史观、群众史观对于历史书写客观性的意义。

3.关于中共史学史的研究

中共两个历史决议是指导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在中共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穆兆勇《旗帜·道路：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的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角度比较了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异同和影响。宋月红《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整理与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系统梳理了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探析史料的来源、内容与证补关系，深化了对历史决议思想发展史脉络的认识。郭晓平《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第6期）探讨两个历史决议与党史研究的互动关系，论述它们对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影响。

关于中共党史的概念、教科书编撰和专业发展，涌现出一些成果。姚宏志《“中共党史”概念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考察这一概念的产生、演变和传播，厘清其发展的内在原因与社会背景。耿化敏《改革开放前中共中央编写党史教科书的设想》（《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考察此一时期中共编撰党史教科书的起因、设想与变动过程，揭示这一设想发生反复同苏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的党史书写状况以及国内党史编写工作而临的困难密切相关。耿化敏《高校中共党史本科专业的历史、现状和改革》（《党史研究与教学》第2期）系统回顾新中国高校党史本科专业的发展演变过程，剖析当前教学研究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为加强高校党史学科建设提出建议。

4.关于党史研究的学术评述

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是深化党史研究的前提。谢迪斌《历史记忆的多重建构——论延安叙事的三种形态》（《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系统考察延安历史记忆的正统形态、对应形态和衍生形态，揭示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与相互关系，为中共历史记忆学研究提供范例。杨豪、秦铁柱《新政治史路径下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以新世纪以来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从革命的历史事件、政策实践、制度与机制运行、政治文化、行为选择等方面，检讨了该研究领域在新政治史路径下的主要观点和重大论争。曹守亮《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党史研究与教学》第2期）考察了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发展进程、研究特点，反思了存在的学术问题，展望了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储著武《关于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再认识》（《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回顾了此一时段国史研究的进程、成果和不足，从学科建设、学术发展、意识形态等方面提出思考。高福顺《碎片化与全视野：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史学集刊》第3期）讨论了碎片化与全视野的学术取向对中国区域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认为趋异与趋同是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模式，碎片化是区域史研究的必然趋势，全视野是区域史研究的客观要求。

八、本年度党史研究的总结

总的来看，2014年党史研究在文献编辑整理、论著出版、论文发表等方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稳定提升，呈现出近年来的一些常态性特点：一是围绕党史重大纪念活动的年度性研究热点相对集中，如邓小平研究、抗日根据地研究、新中国建国史研究等；二是党史研究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关于党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学术发展史、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探讨明显增多，以《中共党史研究》为代表的专业学术刊物在谋划选题、凝聚共识、成果产出等方面发挥日益明显的引导作用；三是党史研究的取向更加多元，既有以发掘文献见长、侧重“史实重建”、提供新解释的历史实证研究，又有立足宏观、诠释文本、注重政治鉴戒的理论政策和现实问题研究；四是多学科对党史研究的介入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学等相关学科涌现出一批涉及中共的研究成果。

与既往年度研究相比，2014年党史研究同样表现出一些不足：一是研究领域冷热不均，研究时段很不平衡，依然存在一些研究“短板”现象，如关于党的高层政治史、军事战争史、党际外交史、党建发展史等专门研究明显薄弱，关于“文革”时期的党史研究成果匮乏，改革开放时段的党史研究主要是宏观理论阐释和现实对策研究，缺乏历史面向的实证研究，等等；二是“问题意识”有待加强，一些研究存在忽视文献依据、超越历史语境、任意拔高、以论代史的现象，乃至走向自我论证、制造泡沫的境地，一些研究局限于史料堆砌、复原史实的“讲故事”层次，存在缺乏学术对话对象、以“议题”等同“问题”的倾向，富有历史洞见和思想穿透力的学术成果尚不多见；三是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建设相对滞后，对于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大多停留在翻译介绍、生硬套用层面，而对其消化吸收和本土化运用还很不够。

当前，党史研究面临新形势，一方面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党史工作，为党史研究提供重要机遇，一方面党史研究的内部构成和外部环境均发生变化，党史研究的主体、受众、载体、话语等发生重大变革。进一步推进党史研究，需要从如下方面着力：一是厘清党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和边界，处理好历史实证研究与理论政策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等几对关系，科学把握党史研究的走向；二是积极应对跨学科研究新潮流，促进党史研究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循环互动，寻求“大党史”研究格局下的协同创新机制；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史核心问题规划布局，既要以政治史、政党史作为党史研究的主维度，划定适当的党史研究边界，防止党史研究走向弥散化，又要摒弃狭隘的学术领地之争，保持开放性、提升国际性，通过跨学科对话交流，不断融入国内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努力构建、巩固和扩大党史研究话语权。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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