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邓拓的报人生涯及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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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拓是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作家，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新闻工作者，一生写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也受过许多的打击。在他辉煌而曲折的人生历程中，他的精神和品格为许多新闻工作者所敬仰。

　　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举，邓拓向报社人员提出“我们要拼命”的口号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邓拓受命主持《人民日报》工作，任总编辑，同时继续兼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
　　这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人民日报》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它必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反映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反映各条战线上伟大的群众斗争，指导恢复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为了办好《人民日报》，邓拓向报社人员提出“我们要拼命”的口号。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办报经验的邓拓，首先抓了办报的方针问题。他认为：“要办好报纸，必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鼓励报社工作人员到第一线去，到全国各地担任地方记者，同时又从各省市选拔一批水平较高的干部，担任特约通讯员。随着各地通讯网的建立，《人民日报》通讯员由原来200来人增加到万人以上。大量的读者来信，也使报纸传达了人民群众的声音。
　　那时，邓拓住在煤渣胡同人民日报社宿舍后院的夹道里，三间平房几乎见不到阳光。后来，报社腾出了房子，几次请他搬家，他还是不搬。他说：“叫别的同志住吧！这比农村打游击好得多。我经常上夜班，没有阳光也不要紧!”一次，他的老领导、老战友聂荣臻前来看他，见他住得如此简陋，关切地说:“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呀?”邓拓说：“这里安静，我做夜班，对睡觉有好处。”
　　就在这样的没有阳光的屋子里，邓拓日日夜夜撰写文章，修改稿件，签发每天报纸的大样。有时累病了，每天送到他身边的报纸清样、稿件，几乎盖满了他的床被。爱人丁一岚见他这样瘦弱，还在忘我地工作，心疼地说:“老邓呀，你要休息呀!老这样干，怎么得了?”邓拓说：“我是任务在身嘛!”
　　那时，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包括工厂工人在内，总共只有366人，编辑部连同图书资料人员在内共112人。人少工作多，困难确实很大，但在邓拓的带动下，大家意气风发，都有一股拼命精神。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报纸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全国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报纸的总发行量，1949年底为9万份，1952年就增加到48万份，1953年又增加到55万份。
　　旧中国的改造，新中国的建设，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教育文化的改革和建设，任务十分繁重。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报纸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党的方针政策尽快和群众见面，动员千百万群众自觉地参加。因此，邓拓特别重视《人民日报》的言论，尤其是社论的写作。《人民日报》的评论工作比较薄弱。1949年，报纸发表的社论每月平均不到8篇。邓拓到人民日报社后，把评论工作作为重点来抓。他不仅自己动手，而且提倡编辑部人人动手写社论，由他精心帮助修改。从此，报上的社论多起来了。到1952年，全年仅社论就发表了208篇，其中邓拓自己写了19篇。
　　在人民日报社期间，邓拓撰写了许多重要社论，如《朝鲜战争的一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继承鲁迅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许美国干涉》、《中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等等。这些社论，准确有力地宣传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地评论了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阐明了党和政府的根本立场和方针，对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拓才思敏捷，战争年代游击办报的环境锻炼了他，社论写作常常倚马可待。有些社论时效性很强，例如朝鲜停战谈判期间，有时候晚上八九点钟才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通知，需要赶写社论配合第二天发表的重要新闻。遇到这种情况，邓拓就亲自动手。这时候，他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立刻拿起稿纸坐到校对科去，他写一页，发排一页，校对一页。清样一出来，他仔细看过以后，马上送总理审阅。那些年，他亲自撰写的社论约有60多篇，其中关于朝鲜战争的社论就有16篇之多。

　　邓拓修改由刘少奇指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反对冒进的社论，受到严厉的批评

　　1953年是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6月，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在农村展开。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同志发生了意见分歧。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要求加快步伐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此后，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到1955年6月，全国三分之二的农户参加了各类互助合作组织。
　　但是，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合作社发展过多过猛，不同程度地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引起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农村工作部采取措施整顿收缩，纠正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使矛盾得到缓和。毛泽东不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做法。面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新事物，工作中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按照党内民主的原则，是完全可以通过同志式的商讨、批评来解决的，但是，问题却被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把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一片反“右倾”的政治气氛中，农村合作化运动以超常的速度向前推进。
　　在农村出现合作化高潮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子也加快了。1956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首先在北京出现，并迅速扩展到全国。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胜利完成。
　　面对伟大的胜利，不少党的领导同志看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提出要反对急躁冒进，警惕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做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光要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6月，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布置中央宣传部起草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文章经邓拓修改后，排出清样，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再次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从这三个字上，邓拓意识到毛泽东对这篇社论不满意，他特地在定稿上写了“全文明(20)日见报，改排新五号字”，想以较小的字体发表，以减轻其分量。但是，社论在6月20日发表以后仍然多次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
　　这篇社论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通篇分析说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社论列举了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并指出它产生的原因：“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情绪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
　　社论还进一步分析了急躁情绪产生的思想根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于是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企图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它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但是，随着“路线斗争”的升级，社论中提出的正确思想不但没有被采纳，而且它所批评的急躁冒进倾向在全国范围急剧地蔓延、发展。这篇社论，也给邓拓带来了巨大的不幸。
　　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南宁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说“这是政治问题”，“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接着，他批评《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形式上两面反，实际上是“反冒进”，有原则性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提出：“革命就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免，要分清是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工作中左一点、右一点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方针、方向如何。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决不要提。”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的要求而苦恼，但同时又感到无所适从。尽管受到严厉的批评，心中不无委屈，但他和当时几乎所有的人一样，没有也不可能怀疑毛泽东的正确性。他一向认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愿有任何事情损害党的利益。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从来不同任何人私下议论，平常更加小心谨慎地工作，避免发生错误。他制定编辑部的宣传计划，撰写重要社论，每天值夜班，看报纸的清样，白天还要参加各种会议，取得中央的指示精神……一年到头几乎从来不得休息。每次送中央审查的稿件，退回后，他都亲自仔细核对，一字一句直至标点符号都认真校正。即使是做完夜班，凌晨回到家里，他脑子里仍然想着报纸。往往躺在床上，想起稿件中有哪句话、哪个字用得不恰当，便立即起床往报社打电话，让改过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了办好党中央的机关报，邓拓确实做到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极端负责和忠诚。
　　他所做的一切使报社的同志深受感动，人们对他更加敬重，更加爱戴。

　　整风运动中，《人民日报》“按兵不动”，邓拓再次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艺术的方针。
　　7月，周恩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讲话，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指出:从中国的国内情况看来，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经验看来，从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5月28日和6月19日，刘少奇3次对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发出指示，要求改进新闻宣传，提高我国新闻事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
　　为了贯彻党的方针，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邓拓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报纸的改革，力求使《人民日报》更好地宣传党的声音，更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更生动活泼地反映社会生活，并使报纸本身也成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园地，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力工具。从1956年4月中旬起，邓拓发动人民日报社全体人员检查工作，并广泛征求各方面对报纸的意见。经过编委会认真研究，向党中央提出改进工作的报告。中央批转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报告，认为改进工作的方案是可行的。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致读者》的社论。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从6个版改为8个版。报纸改版后，着重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3个方面改进工作。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向全国人民宣布:在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今后的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大力反对官僚主义。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整风。
　　党的八大和毛泽东的讲话给全国带来了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政治局面。特别是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界，思想空前活跃。由徐铸成新任总编辑的上海《文汇报》广开言路，办出特色，深受知识分子欢迎，也得到毛泽东的赞赏。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运动很快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轰轰烈烈地展开。
　　《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率先刊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的著名人士在“鸣放”会上的发言。由于得到指示要求“加温再加温”，报纸上出现不少片面、偏激的言论。
　　面对这种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邓拓凭着长期办党报的经验，采取了冷静的态度。他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宣传工作的纪律，在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之后，立即向报社工作人员传达，拟定了宣传报道计划，并报给了党中央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他还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让理论部的两位编辑写了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在4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报社有些同志要求《人民日报》也和《文汇报》、《光明日报》一样“大鸣大放”。邓拓说:“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在整风的最初几天里，邓拓确是按兵未动，等待指示。历史证明，正是由于邓拓这种高度的纪律性和坚定性，在风云变幻中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才使《人民日报》经受住了考验，保护了许多同志。
　　1957年4月10日，邓拓接到通知，要《人民日报》全体编委和理论部撰写“双百”方针社论的编辑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去。他们被领进毛泽东的卧室，党中央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已经在那里，他们几个一排椅子半围着毛泽东坐下，一个个介绍完毕，毛泽东就对邓拓和《人民日报》开始了十分严厉的批评。
　　6月初，毛泽东指派吴冷西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邓拓被宣布担任社长。他们的分工是:邓拓主管评论、文艺，吴冷西主管新闻版面。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信号。从此，反右派斗争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
　　当社长，实际是明升暗降。突然离开多年习惯了的紧张繁忙的工作，成了一个闲人，邓拓感到不适应。但对这样的安排他是毫无怨言、衷心同意的。他一如既往地严于律己，从自己的世界观上找原因，力求符合党的要求，跟上毛泽东的思想。他也做出努力，企图积极投入报社和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但他在思想感情上感到痛苦。他知道这样做是违心的。
　　1958年1月，邓拓接到通知参加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又旧事重提，再次批评了邓拓。
　　从南宁回到家里，邓拓仿佛得了一场大病。夫人丁一岚关切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却什么也没有说。直到他离开人世，丁一岚都不知道埋藏在他心里的这段痛苦。邓拓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遵守着党的纪律。
　　最后，他决定连社长的职务也辞去，到文艺部去蹲点。有一天，他邀人到潭柘寺去散步。在那弯弯的山间小道上，在那幽深寂静的寺院里，他不无哀怨地表示：“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些书，多写点文章。”他的心情有点凄凉。
　　1959年2月的一个下午，人民日报社举行了一次不平常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欢送邓拓去北京市委工作。邓拓在讲话结束时，念了一首律诗，题目是《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
　　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
　　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
　　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
　　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一句一句地念着，神态安详。当念第三句时，他说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邓拓的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他的话依然是那样真挚诚恳，只是语调中略带怅惘。报社的同志们坐在台下静静地聆听着，心绪如麻，感慨万千。谁也不会想到，7年以后，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批判邓拓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中引了这首诗，这就成了邓拓“一贯心怀反骨”的罪证。

　　邓拓兼任《前线》主编，对“三面红旗”发表冷静清醒的见解；所开辟的《燕山夜话》专栏，被林彪、“四人帮”诬蔑为反党工具

　　《人民日报》为邓拓举行的是一个迟开的欢送会，因为实际上他在半年以前就离开报社到了北京市委。北京市委决定办一个理论刊物，万事俱备，只缺一个主编。
　　1958年8月，邓拓就任北京市委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书记，兼《前线》半月刊主编。邓拓是著名的报人，北京市委负责人彭真、刘仁有意不让他分管报纸，只让他管一个刊物，这是对他的保护。其用心良苦，邓拓是充分理解的。
　　1958年，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笼罩在“左”倾狂热之中。《前线》杂志就是在这个“左”的氛围中筹备创刊的。北京市委作为党的一级组织，理所当然地要高举“三面红旗”。但是，市委一些负责人对有些问题也有所抵制。彭真为《前线》作的《发刊词》，就力图纠正“左”的思想，明确提出必须实事求是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能单凭主观的热情，盲目地蛮干，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
　　11月25日，《前线》创刊，前10期的10篇社论都出自邓拓的手笔。在那个时代，以宣传党和国家的总路线，宣传党的中心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报刊社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但是，作为杰出的政论家，邓拓对当时流行起来的那种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危害群众根本利益的“左”倾错误已经有一定的觉察。他的10篇社论有3篇谈论群众路线。如《前线》第2期社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指出:“我们有的干部，自以为已经懂得了许多实际情况，就不注意随时随地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不肯耐心地同各方面的群众反复商量问题，就凭自己的脑子一热，灵机一动，就做出判断，乱下命令。”社论说，我们的口号是：“按照客观的可能和需要办事，决不应该把空想当做可能性”。在另一篇社论里，邓拓针对当时流行的高指标，特别提出一切计划“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他写道:“任何指标的提出要有根据，就是说，要有实施这些指标的充分理由，而不能单凭主观的愿望。没有根据的指标不仅没有实现的保证，还可能招致许多意外的困难。”在狂热的年代里，能够发表如此冷静清醒的见解，表现了社论作者的胆识和勇气。
　　但是，北戴河会议后泛滥开来的“左”倾错误，具有指导性的影响，在全国仍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大炼钢铁运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农业丰产却未获丰收。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来的“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损坏了农业生产力。
　　1958年底和1959年初，党中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中的“左”的错误。但庐山会议中止了反“左”的议程，又进一步开展“反右倾”运动，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使为数众多的党员、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处分。“左”倾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
　　1960、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号召全党认真总结经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他说，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克服“左”的倾向，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安排好困难时期群众的生活，依靠群众，渡过难关。邓拓在会上就报纸的宣传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说，现在工业下马，农业歉收，物资供应紧张，群众生活困难，情绪低落，许多事情不好报道。报纸应当提倡读书，帮助群众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振奋精神，在困难时期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的精神在《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传达以后，《北京晚报》编辑部的同志都觉得邓拓的意见好，为晚报出了一个好题目，决定在报纸上开辟一个知识性杂文专栏，就请邓拓本人来写，由当时担任《北京晚报》副主编的顾行和晚报副刊的编辑刘孟洪去约稿。一开始约稿，邓拓没有答应。经再三约请，他表示同意，决定专栏的名字叫《燕山夜话》，他的笔名用“马南�”。他说:“燕山，是北京的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取马兰村的谐音，这是我们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就这样，从1961年3月19日开始，邓拓的《燕山夜话》每星期二、四在《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和读者见面。到1962年9月2日停止，共发表153篇杂文。邓拓在《燕山夜话》编辑成册时的《奉告读者》中说:“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这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燕山夜话》中也有一部分文章谈论了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方面的问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经验”的号召下，邓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根据丰富的历史知识，探讨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对主观主义、弄虚作假、强迫命令、说大话、空话等“左”倾思想的表现，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评。不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本杂文集子竟被用来作为制造政治阴谋的导火线，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现代文字狱。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一伙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诬陷《燕山夜话》是邓拓“窥伺有利时机”，“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反革命心情”，“经过周密策划而后出笼的”；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
　　《燕山夜话》以它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特有的文采博得了群众的喜爱。在《北京晚报》的影响下，《前线》杂志编辑部也向邓拓提出了组稿要求。邓拓感到他自己一个人力不胜任。《前线》编辑部考虑了他的意见，又邀请了吴晗、廖沫沙，由他们3人共同开辟一个专栏，名称是《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每人各写20篇左右。一贯投机钻营的姚文元，在《燕山夜话》受到社会普遍好评的时候，也曾推崇备至。然而，三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一发动，还是这个姚文元，在他那篇充满谎言和恫吓的《评“三家村”》一文中，无中生有地一口咬定邓拓、吴晗、廖沫沙结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四人帮”以邓拓为“突破口”，一场政治灾难降临到邓拓头上；他用生命维护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当调整任务顺利完成，国民经济刚刚开始重新得到发展的时候，1966年5月起，“文化大革命”以铺天盖地之势迅速席卷全国。
　　“文化大革命”首先从“造舆论”开始，吴晗、邓拓、廖沫沙被拿来开刀祭旗。从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入手，上追“后台”，下扫“牛鬼蛇神”，先砸烂北京市委，继而搞乱全国，接着矛头直指“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文化大革命”一套完整的战略部署。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无中生有，诬陷吴晗。彭真和北京市委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在僵持了19天之后，迫于形势，北京市委同意在北京出版的各报上予以转载，同时强调对《海瑞罢官》的评价属于学术问题，要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特别指出“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根据这个意见，《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全文加编者按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同时，也登载了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如邓拓以向阳生笔名写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以李东石笔名发表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等，围绕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有些文章对姚文元生拉硬扯、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但是，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有恃无恐，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进一步以邓拓为突破口，锋芒直指北京市委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已在酝酿中了。
　　邓拓早已感到这是很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他是研究历史的，他了解多灾多难的祖国曾经经历过的各种教训。至于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从长期的观察和接触中，邓拓也深知他们的为人；这伙人的所作所为，更使他心明如镜。康生身居高位，道貌岸然，俨然一副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面孔，然而，邓拓知道这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擅长搞阴谋权术的人，整起人来心狠手辣，尤其对知识分子。江青，这个30年代上海滩的电影明星，邓拓对她从来都是抱着避而远之的态度。前两年她为了出风头，忽然心血来潮要在北京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邓拓作为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不便硬顶，借口偏头痛，躲开了她。邓拓曾对人说过，这是个蛇蝎一样的女人，心胸狭窄，喜怒无常，性好报复。那个张春桥，在晋察冀日报社的时候曾经是邓拓的部下，此人一贯刁钻阴鸷，见风使舵，挑拨离间。现在，这一伙人正沆瀣一气，看来，这回很难躲脱他们的毒手。
　　1966年4月，北京市委传达中央精神，要公开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讨论的时候，发言人不多，冷冷清清。大家似乎都有难言之隐，对这次要兴师动众地发动大批判很不理解。但是，以彭真、刘仁为首的北京市委仍然遵守党的组织原则，按照中央的指示布置了要做的事情。16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以3个版的特大篇幅和通栏的黑体大字标题刊登了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进行批判。材料刊出后，市委不少同志找邓拓谈心，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还劝他保重身体，注意健康，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他感激同志们的深切关怀，但是，回到家里，孤灯静坐，却总也平息不了满腔的委屈和激愤。一天，杨述来看他，谈到眼前风云，两位老战友心情都很沉重。
　　5月8日，江青首先发难。由她主持写作、署名高矩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气势汹汹，把攻击目标对准北京市委，出言不逊地说，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前线》、《北京日报》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同日，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用同样的调子向北京市委施加压力。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1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7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从此，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炮弹越来越密，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各个省、市，各条战线，各界人士举行集会愤怒声讨邓拓“黑帮”的消息连篇累牍，“砸烂三家村”的口号声响彻全国。
　　这些日子，邓拓一直在沉默中度过。他几乎从早到晚都坐在书房里，忧心如焚，悲愤交加。丁一岚在外面参加“四清”运动，难得回家。孩子们见到他，发现他眼光中带着怀疑和恐惧。自从批判《燕山夜话》以来，他们也都受到很大的压力，那淹没一切的周遭的声音使他们的心灵蒙上了可怕的阴影。往日欢乐融洽的家庭，现在变得冷冰冰的。在姚文元一伙炮制的文章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被诬蔑为“有政治目的”、“语带双关”的“反革命黑话”。提倡在业余时间读书成为“千方百计推行‘和平演变’的阴谋”，关心青年成长成为“竭力引诱青年走地主资产阶级的治学道路，阴谋造就大量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坚持实事求是作风成为“恶毒攻击伟大的党，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每日每时，他看到的，听到的，尽是这种毒刺般的语句，他仿佛觉得自己被扼住喉咙，全身紧缚，任人往头上倾泼污水。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
　　就在这一天，各报又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中竟然有这样一段：“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看到此处，邓拓顿时觉得眼前昏黑，头晕目眩。“卑鄙！”他重重地把报纸摔在地上。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凌辱。他要向市委申诉！向中央申诉！
　　严酷的现实又使他平静下来。是啊，历来的文字狱，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啊！“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决心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人格，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深夜，他伏案疾书――
　　彭真、刘仁并市委同志们：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171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上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 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晚
　　写完申诉书，他走到卧室，看一眼熟睡的妻子和孩子们，又回到书房，给他们留下最后的话：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炎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这是邓拓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向党、向亲人作的倾诉。他终于放下了一生紧握的笔。
　　第二天清晨，丁一岚来到邓拓的卧室，看到倒卧在地上的邓拓，不禁失声痛哭。她伤心地抚摸着他冰冷的身躯，泣不成声地说:“云特，你安安静静地睡吧，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
　　邓拓，一个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就这样在他生命的盛年结束了自己一生。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历史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1976年，“四人帮”终于覆灭。党和人民在欢庆胜利、总结教训的同时，更加怀念那些惨遭不幸的同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北京市委在《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中指出：“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诬蔑邓拓(原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委党刊《前线》主编)、吴晗(原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原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同志是所谓 ‘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
　　不久《燕山夜话》重新出版，发行达100多万册。邓拓的重要学术著作、政论和诗词、散文，经过整理，汇集成140万字的《邓拓文集》与读者见面。
　　1979年9月5日，邓拓追悼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主持，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致悼词。
　　悼词说：“邓拓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宣传事业。他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近三十年之久，终生紧握战斗的笔，积极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党的新闻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悼词说：“邓拓同志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团结同志。他对敌斗争坚决，在工作中勇于承担责任。他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实际，带头调查研究，他是执行党的三大作风的模范。”
　　这是党和人民对邓拓的一生所做的最后的结论。


转自《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