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弓：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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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弓/《中共党史研究》1984.02


　　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前，对党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发展“左”倾错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同时也是在经济工作中，继续贯彻以农业为基础、调整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任务的完成，起过有益作用的一次会议。对这次会议必须按照它的历史作用，实事求是地作出适当的全面评价。

　　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情况，并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一、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党内、国内和国际方面有关的基本情况，可以综述如下：在党内、国内的形势方面，一九六二年一月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发扬了民主，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党贯彻“八字”方针。接着在二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当时的财经困难作了比较清醒的分析和估计，提出了一套切实有效的克服困难的办法。全党干部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严守纪律，执行中央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坚定措施，基本上扭转了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混乱局面，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了生机，经济形势开始逐步好转。农业方面由于党中央规定了一系列调整人民公社内农业生产关系方面的具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在经营方式上群众又创造了包产到户、借地（实际类似大包干）等农田生产责任制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

　　随着经济调整政策的实施，党中央同时也注意了政治思想文化政策的调整。在党员和干部、群众中，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受到错误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人，一律给予甄别平反（只有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除外），同时，给一九五七年定为右派分子的大批人摘掉“帽子”。在统战政策上，提出了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同党外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合作的方针，批判了过去几年统战工作中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在民族关系上强调了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以及支援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在思想文化方面，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领导下，纠正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打击的错误，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贡献和进步，承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再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艺理论政策上，强调了发扬学术民主，反对随便扣帽子打棍子的错误作法，严格区别学术思想观点同政治问题的界限，反对乱批乱斗的现象。经过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肯定了建国十二年来，文化艺术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总结纠正五十年代后期文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这样，广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感到心情舒畅，积极性很高，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文学创作和舞台艺术，科研成果也硕果累累，一时呈现了我国文艺和科技发展的兴旺局面。

　　应该指出，当时的形势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这就是我国的财政经济还面临着困难，在国际上，苏联领导人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对我国施加各种压力，甚至还支持印度政府挑起中印边界冲突，并且直接插手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间新疆自治区塔城等三县边民外逃和伊犁暴乱事件。与此同时，美国支持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叫嚣“反攻大陆”，进行以窜犯沿海地区为目标的作战演习，派遣武装特务潜入大陆活动。大陆上的国民党特务间谍分子、反动会道门和少数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地富反坏分子也趁机活动，进行各种破坏。一些不法分子还利用国民经济的困难，进行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犯罪活动。这些情况，表明了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有某些激化的形势。

　　综上所述，八届十中全会前总的形势，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来看，应该说是一个积极的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形势，党的各项调整政策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明显成果。“左”的空气有很大扭转，国内政治关系大见缓和。十分明显，只要坚持党的一月扩大会议和二月常委扩大会的精神，坚持党的民主生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注意听取各种不同的有益意见，全党的社会主义认识水平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也一定会早日到来。至于对国际范围内和我国国内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某些激化的情况，党和人民当然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鉴于上述情况，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我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分析，除了重申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二月所讲过的“在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未完全结束”的话外，并作了一个重要的补充，他说“今后我国的阶级斗争，应该看到它的总趋势是向着和缓的方向发展，也应该看到它的发展仍将是波浪式的。如果认为今后我国的阶级斗争将不断地尖锐化，或者认为它在短时期内就可以结束，不会再有起伏，都是不对的”。历史证明，周恩来同志的这一估计，不仅正确地反映了当时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而且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然而，党内有部分人仍然抱着“左”倾观点，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当时国际范围和我国国内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作了夸大化的估计。认为我国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激烈的。从这种“左”的观点出发，他误认为农村出现的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等经营管理形式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资本主义复辟倒退；认为党的甄别平反政策招来了右倾机会主义势力向党的进攻；对中央常委二月会议对困难形势的估计也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是右倾动摇的表现。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就是在上述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二、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内容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在北戴河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为大会作了准备。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是相互连接不可分的，十中全会是北戴河会议的继续和总结。正像毛泽东同志在十中全会开幕词中所讲的：“这次会议开了两个月了，不是从今天开始，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问题八、九月各个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多少时间了，三、五天就够了。”所以谈十中全会的问题时不可能不联系到北戴河会议，而且还必须首先从北戴河会议说起。

　　北戴河会议本来是一个工作性质的会议。会议的头十天（即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五日），是按大区分编的六个小组，分别讨论和修改中央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即《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决定（初稿）》、《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决定》以及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的文件等。这些文件后来经过十中全会讨论通过，作为党的工作指导文件下达了，对当时党的工作起了有益的作用。其中有些重要内容，我们将在本文的后面再作介绍。

　　八月六日，北戴河工作会议举行大会，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国际国内形势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形，国内形势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社会有些什么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否长期存在？此后他还在中心小组会上作了六次发言，九月二十四日在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又在一些同志讲话时作了插话。这些发言和讲话，夸大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他认为农村搞包产到户，必然产生两极分化，这是反映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同我们争夺小资产阶级的尖锐阶级斗争；他指责有人鼓单干之风，鼓黑暗之劲，鼓讲错误之劲，思想混乱，丧失信心，丧失前途，看不见光明；他坚持对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彭德怀旧案不能翻；他批评说有人讲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政党，岂不是要搞联合执政？他还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阴魂未散，政治战线、思想战线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是长期的等。他还特意地向大家表明“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感兴趣。”他解释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因为国际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还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的残余，小资产阶级还存在，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可能复辟；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据此，他推断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论断，发展了他一九五七年在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也发展了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政治报告中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这次会上，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这种论断，显然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形成了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理论。这是不符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的，也是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原理相背离的。

　　北戴河会议到十中全会期间，由于党内“左”的思想未曾彻底清算和纠正，又在毛泽东同志上述“左”倾指导思想的指引下，不但没有使一月会议和二月会议的实事求是和民主精神得到贯彻和发扬，相反却使“左”倾思想更加发展起来了，会议充满了一种很不正常的斗争气氛，一些同志的正确意见遭到批判，合理的要求遭到打击，并且制造了新的冤假错案，这是很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这主要指的是反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的问题和批所谓“黑暗风”的问题。

　　（一）反单干风问题

　　北戴河会议，原准备是主要讨论如何恢复农业生产问题的一次工作会议。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五月二十六日中央批示各地“对农业生产关系、生产力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要系统地进行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为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和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作好准备”（见《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批示》）。此后，中央各有关部委和省、地负责同志纷纷深入农村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有些地方出现了各种农田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的搞包产到户、有的包产到组、有的搞长年和季节性的小段包工和专业承包，也有的采取“借地”（类似大包干）等。上述情况几乎在全国大部分省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据粗略估计，全国大约有20％的农田搞了生产责任制（实际上后来发现有许多暗里搞的未估计在内），而且来势迅猛，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面对这一情况，有的省或地区已在谨慎地有领导有组织地试办，有的地方领导徘徊观望，举棋不定，也有的地方采取坚决顶住的态度。这时有些人投书报刊或直接写信给中央，表示赞成并推荐实行责任田。他们说这是“一叶知秋，大势所趋”，歌颂“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当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具体贯彻按劳分配的新发展和进步，是克服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最有效措施”，“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保证”等等。与此同时，也有人上书中央坚持搞好原来生产队的集中经营（按：这些队当时确实搞得还不错），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等农田生产责任制，说“这实际上是滑向个体私有制，让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滋长，破坏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上述情况，反映了在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二月中央常委扩大会后，发扬党内实事求是作风和民主空气下，各地积极寻求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力措施。这些措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各有千秋，都有实践和群众基础，并已取得显著效果。在这个时候，如果党中央能够充分信任和尊重人民群众的这一革命首创精神，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进行各种实际试验，使各地经验取长补短逐步完善，那么我国农业生产的面貌一定早已改观。但是，由于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和“左”倾思想的禁锢，多数人习惯于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经营管理上的集中化和劳动的集体化，视为一体，不可动摇。因此对出现的包产到户等新事物接受不了，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公有制，就是搞“分田单干”（当时确有少数农村发生此情况）。许多人心目中认为，实行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必然回到私有，这乃是不需调查论证的理所当然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会上的多次讲话，曾将包产到户同集体经济对立起来。他始终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否定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断言“搞包产到户，半年就可以看出农村阶级分化，两年都不要，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毛泽东同志认为，包产到户反映了地主富农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和思想，是站在地主和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因此，这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阶级斗争，是地主富农同无产阶级争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斗争。

　　在中央，邓子恢同志是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他曾在北戴河会议前，依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即对责任田要进行试点和研究），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给中央写过《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并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青年团中央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会议上，先后几次作过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他认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上的混乱，劳动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是造成农业生产下降的重要原因。他提出实行“以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的农田生产责任制的主张。他在各种会上宣传了实行责任制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且讲“包产到户也是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他还提出，只要做到在生产计划、主要生产资料、主要劳力以及产品分配和上缴任务等五个方面统一的条件下，应该放手让农民搞农田生产的各种责任制。他指出，责任制联系产量超产奖励，这并不会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用不着害怕。

　　但是在北戴河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同志的这些真知灼见不但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反而受到重点批判，引起一场激烈的斗争。会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认为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要不要农业合作化这样一个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二）关于翻案风问题

　　所谓翻案风，源出于党内对甄别平反问题的不同意见所引起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发出了《加速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误和基本错误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邓小平同志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对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的党员、干部，凡是过去批判错了的，或者基本错了的要从快地一揽子解决。这样，短短几个月内，为几年来主要是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六月十六日，彭德怀同志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写了八万言的申诉书，将本人的历史主要是参加革命斗争以来所经历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的是非问题，作了系统的叙述，他郑重地向党表明，他自己历史上虽然犯过若干错误，但并未组织什么“反党集团”，也无篡党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过什么“颠覆活动”。他“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莫须有的罪名”。

　　彭德怀同志的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写信给党中央和主席，提出自己的申诉意见的行为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权利。而且彭德怀同志提出的要求也很有限，只要求中央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并没有要求全部澄清他在庐山会议的不白之冤。这种顾全大局的克制态度本来是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八月五日北戴河会议的一次谈话中，即把彭德怀同志给中央的申诉书说成是“彭德怀要翻案”，并且作为阶级斗争的严重动向提了出来。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些都属于“翻案风”。他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在九月二十四日的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上纲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再次对彭德怀同志作了缺席批判，除了重复庐山会议“左”的调子外，又把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提高到同国际反动势力相配合向党进攻的高度。

　　十中全会再次把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升级，是党在政治思想上进一步发展“左”倾错误的明显标志之一。

　　十中全会批判的另一个所谓“翻案风”的重点，即所谓习仲勋同志等人的“利用小说反党”事件。

　　一九六二年夏，原陕北干部李建彤写了一部反映刘志丹革命生平的文艺小说《刘志丹》，准备出版。在征求意见和送审的过程中，原陕甘负责人之一的阎红彦提出不同意出版的意见。康生得知这一情况后，他还没有看到这部小说，就武断地讲，“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就在这种尚未审查弄清情况的时候，在北戴河会议和党的十中全会上，康生即指控小说《刘志丹》是反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因而，毛泽东同志在十中全会上讲，“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关于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陕甘和陕北党在初创时期的某些是非功过问题，原西北的一些老同志间长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这本来是党内同志间认识上的分歧，完全可以采取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弄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各自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在历史的具体枝节问题上长期纠缠，以达到消除隔阂，放弃前嫌，增强团结，共同前进的目的。而在十中全会上，康生却利用西北党内同志的某些分歧认识，挑起争端，借小说《刘志丹》制造冤案，陷害同志。硬说这个小说是为了“宣传高岗”，诬陷作者“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冈山甚至高于井冈山”。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康生竟把小说中刘志丹在叙述王明“左”倾路线造成根据地大部丧失的恶果时所讲的“现在全国就剩下这一小块完整的根据地了”这样的活，也硬说这是贬低和否认毛主席。

　　康生的无理指控，在十中全会的讨论中，即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小说《刘志丹》所涉及的只不过是对过去陕甘历史认识上的分歧，不能同反党混淆一起。然而在当时“左”倾气氛十分浓重的情况下，这种意见并未为会议所重视。在许多人不明真象的情况下，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对曾为小说提过意见或提供过材料的习仲勋、刘景范、贾拓夫等同志列入专案审查。

　　康生这个迫害狂，并不到此为止，他还利用他掌握的习仲勋等人的专案审查之权，遍查小说《刘志丹》所牵联的人员，范围扩及西北局党校、西北革命博物馆等有关部门，由此又祸及许多人。此风一长，给全国所有写革命小说、回忆录以及进行党史研究工作等设下了种种禁区，形成了只能写一个人、一个山头、一部分军队的局面。这样做不仅抹煞了中国革命史的丰富内容，而且人为地把毛泽东同志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对立起来，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割裂开来，从而也就否定了毛泽东思想路线在全国的传播所起的伟大指导作用。

　　（三）关于批“黑暗风”问题

　　北戴河会上，毛泽东同志曾讲：“一九六○年下半年，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压我？压我二年了，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这段话就是批“黑暗风”的由头。它反映了一九六○年下半年以来，党的领导核心中对于经济困难形势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就存在着意见分歧。中央常委的多数认为：“大跃进”带来的国民经济混乱和严重比例失调所造成的困难，加上农业的自然灾害和苏联对我的压力，我国的国民经济如不作根本调整，则已到无以为继的地步。但毛泽东同志却认为“大跃进”的错误已纠正得差不多了，困难主要是由于农业的歉收，只要农业有了好收成，国民经济很快就会好转。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虽然通过了全党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但由于党的高级干部中对困难程度以及克服困难的措施上认识不一致，因而这一年调整工作不够有力，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认为经过一年的调整，问题已解决得差不多了，虽然还要继续进行调整工作，但困难已到沟底，现在是从沟底向上爬的形势。一月会议以后，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二月间举行扩大会议，接着于五月间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因毛泽东同志在外地，未参加）。两次会议就国家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当时财政存在着很大的赤字，市场物资供求之间也有很大的逆差。面对这种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家库存量大量减少，市场紧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严重情况，中央认为现在的经济是处在一种非常的时期，如果不下决心对国民经济作彻底的调整（当时形容为伤筋动骨），那么困难还有继续发展的危险。两次会议先后接受了陈云同志和由他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克服困难的重要意见，确定了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和措施，把“争取快，准备慢”作为工作的基点。

　　为了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克服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盲目“左”倾情绪和许多人怕说困难被扣上右倾帽子的恐右心理，中央常委同志大声疾呼，动员全党同志认清困难形势，勇敢地去战胜困难。刘少奇同志针对当时有人认为把困难估计“过了头”的观点说：“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头，或者估计不够三种，究竟哪种估计危险？几年来我们都因为对困难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还没有因估计过头使我们工作受到损失的情况。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在最困难情况下挺起腰杆前进，这才是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而对于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也说：“我们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办法来克服困难，没有坏处，只有好处。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陈云针对有人怕说出困难会使群众泄气丧失信心的顾虑，指出“我们党英勇奋斗了几十年的历史，建国后十几年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绩，人民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目前的困难，一般说是好人做了错事所造成的，只要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人民是会原谅我们的。只要我们把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清楚，没有疑问，人民会同我们合作，同我党一起去战胜困难的。”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许多人存在有恐右心理，他指出：“不敢承认困难，不去迎接困难，才是真正的右倾。如果现在拖下去，无非是拖垮，拖垮是什么东西呢？是左是右？拖垮是右。现在的危险是看不见困难，不采取办法，不当机立断，或丧失信心。”

　　从上述中央常委同志的铿锵有力的讲话中，我们看不到有丝毫“刮黑暗风”的影子，相反却感到他们那种实事求是分析形势的态度和勇于战胜困难的坚定决心和信心。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要指责是刮“黑暗风”呢？我以为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左”倾思想在作怪。二月会议尖锐地揭露了“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混乱和困难局面，打破了那种对“大跃进”的缺点错误轻描淡写，讲形势总是“一片大好”，讲问题先要来一“成绩很大”的框子。同时，二月会议决定实行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实际是对“大跃进”的一次认真的清算（当然还说不上是根本清算），这就引起毛泽东同志的不快。所幸，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眼见得二月会议后中央采取的调整措施已经收到良好的成效，不少中央和省的领导同志也担心我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已再经不起大的折腾了，因此，会议对“黑暗风”的批判就没有掀起来。

　　三、对八届十中全会的历史评价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的作用，应从两方面来看。它的积极方面是，要求全党继续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斗争。会议一致通过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确定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了民主办社，改善经营管理，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允许农村开办集市贸易市场，并规定适当减少征购任务，减少干部补贴工分，少留公积金、公益金，以减轻社员负担等等，这些都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会议还提出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油料、畜牧、水产、林业和其他副业。会议强调动员和集中全党和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技术、财力和组织领导等方面大力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工业方面，会议提出，在现有的原料、材料和物力的可能条件下，进行合理的调整，进一步压缩暂时不十分必要和不可能办的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腾出力量来加强急需的薄弱部门的生产的支援。努力改进现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

　　在商业方面，会议通过的《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中，规定商业工作要树立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的方针，改革商业体制，改善经营管理，发展商品流通，通过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集市贸易这三条渠道，大力组织农村的农产品和城市的工业品的交流，供应农村更多的生产资料，供应工业更多的原料，供应城乡人民更多的生活必需品。这对促进工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方便群众生活，起着积极的作用。会议重申，必须彻底转变那种轻视商业工作，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思想。

　　上述这些决定，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也由于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志提出：鉴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教训，会后各地各部门要把当前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这样，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全党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作方面。

　　八届十中全会的消极方面，是会议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情况的错误分析，作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都是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将始终存在并企图复辟的错误论断，以为这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毛泽东同志号召对这种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样，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理论”，就具有党的纲领性质的作用了。

　　会议特别强调了当前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把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同帝国主义者和赫鲁晓夫对我们的攻击和压力联系起来，同台湾蒋介石的反动活动、以及地、富复辟活动联系起来，从而确认“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党内修正主义是最主要的危险”。这就更加夸大了阶级斗争的现实危险性，使会议充满了“左”的浓重气氛。会后在全国一定范围内所开展的社教运动和“四清”运动，从“左”的观点出发，对我国的农村形势，进而对城市工矿企业、以及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文艺、教育、理论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都作了夸大的不切实际的分析和估计。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消极后果是很大的，它在政治思想理论上为“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作了准备。这是应该记取的重要历史教训。


　　《中共党史研究》198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