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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到1966年间，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领导和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这场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薄一波认为“运动虽然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但是由于是有领导、分期进行的，中央对一些政策作出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对运动中的一些偏差也进行过一些纠正，因而这次‘四清’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错误，它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联系，但又毕竟有所不同。”[1]
根据笔者目前所查阅的资料来看，广东受这次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负面影响并不是很大，相反的，“四清”于广东广大农村的经济改善与发展、整体干部队伍的作风和广大青年世界观的改造而言，都有一定，甚至是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广东地区所进行的四清运动，是紧跟着中央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来实施的。这一点，依据中央从1963年始连续颁布的《前十条》、《后十条》、《后十条》修正案、《二十三条》等文件来分析，便不难得出结论。
但是，广东农村地区所开展的四清运动，相对于开展四清运动最积极的省份如湖南等省[2]而言，开展的时间是比较晚的，持续的时间也较短。通过查阅《关于全省贫下中农代表和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发言》可以知道，澄迈县在“八个月的短短时间里，苗村一改过去落后面貌，以飞跃的速度前进”； [3]中山县“自从去年九月开展四清运动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花县“从去年九月工作队进村开始，用了九个月的时间，现在快要结束了”[5]；惠阳县、阳山县在1964年9月省委和地委派去大批强有力的四清工作队后，便开展了高标准的四清运动[6]；南海县的四清运动从1964年8月中旬开始，到1965年5月中旬结束[7]。其他各县开展四清运动的时间，大部分也是从1964年开始。广东地区开展四清运动的时间较晚，而且为期的时间相对于其他搞四清运动特别深入的省份而言也较短。这样，一方面，可以吸取其他省份在前期四清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少走一些弯路；另一方面，由于四清运动开展得较晚，农村的农业生产水平没能及时得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及时得到改善；再者，为期的时间不长，因此受“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而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大规模发生。
广东的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和其他省份一样，首先是让广大贫下中农学习中央文件。工作队下到基层以后，和农民三同，扎根串联，组织了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宣读《双十条》、《二十三条》，不断提高贫下中农的意识和觉悟。因此，通过对中央文件的学习，使广大贫下中农看到了这几年来干部“和平演变”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于是，广大贫下中农联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进行了“洗手洗澡”的整肃运动。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贫协主要采取批评、教育的手段，如因支持包产到户而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澄迈县的邓明全，“大家对他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帮助。在阶级兄弟热情、严肃的批评帮助下，（邓明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8]。高要县白土公社长坑大队反映，在四清运动以前，广大干部和社员对社会主义方向是不够明确的，有人还打算走资本主义道路，只顾个人，不顾集体，搞生产劲头不大，没什么远大理想。经过四清，首先是干部思想发生了变化。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当家作主，帮助干部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帮助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到依靠贫下中农，联系群众。原来懒懒散散的精神面貌改变多了。如从出勤时间来看，过去许多社员一早起来搞自留地，一搞搞到八点多钟才回来吃饭，拖到九点多钟才出集体勤，拖拖拉拉，每天才干五六个小时。现在不同了，大忙时期天未亮就开工，过了大忙在八点左右就全部出勤[9]了。中山县库充大队反映，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了，懒馋占贪，同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拉拉扯扯，脱离群众。港澳的“香风”臭气，腐蚀了不少群众，讲享受，怕劳动，自私自利。不少青年吃现成饭，不安心作农民，不愿下田……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少干部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连牵涉港澳，称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受贿问题都搞清楚了。全靠四清运动，将这种坏风气改变过来[10]。诚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广东广大农村地区对于“和平演变”和“走资”的认识深深的打上了八届十中全会的批评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烙印，但是，从广大贫下中农代表的发言来看，正是由于批“左”的同时，客观上也批判干部的不良作风，纠正了长期大量存在于农村的陋习恶习，在客观上为农村经济的好转打下了基础。
在对干部进行批评教育时，贫协也注意团结广大干部，干群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中山县在干部放下包袱之后，贫下中农又热情主动的团结干部，实事求是的处理了干部的退赔问题，该退则退，不该退的即使干部退了也不要。同干部评论功过，全面鉴定干部的功过，既批评了他们的缺点，也肯定他们的成绩……贫下中农同干部，在革命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了，真正做到了团结对敌，团结生产[11]。三水县在四清运动中解决了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调整了干群关系，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斗争中敢于进行科学实验，开辟高产道路。干群关系的改善，曾一度引起上级领导的高度关注[12]。
四清运动之后，广东广大农村地区的干部都发扬民主运动、贯彻群众路线、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干群关系得到很大的改善，这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生产的能动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各地普遍进行改造农村基层干部的同时，中央也要求各省的主要领导下基层，实行蹲点制度。毛泽东、刘少奇十分强调各省的主要领导到基层进行蹲点调查，干部下基层成为一种形势[13]。其中，陶铸在1965年5月24、25、27日到花县花山公社新和大队接见了该大队的贫协领导成员、大小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陶铸的到来，使花县的广大农民深受感动，当时是“许多人一面和他谈话，一面怀着激动的心情听他的话，盘算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越搞越好”[14]。因此，通过到基层蹲点，密切了党的干部和群众的联系，保持了劳动者的艰苦朴素的本色。大批干部知识青年到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有助于干部了解民间疾苦，摆脱官僚习气，这在客观上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
在改造干部的同时，贫协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广大青年，也进行了改造工作。揭阳县灰寨公社反映，高小毕业生和中学生，听了讲家史、讲村史，参加四清运动，又经过分清敌我界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劳动界限和剥削界限的教育，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多青年表现得很坚决，劳动也很生猛，搞技术改革，搞积肥[15]。中山县库充大队反映，青年们利用工余时间义务劳动，仅两天，就把一块烂屋变成了篮球场，一个傍晚的时间，就在场地周围种满了树。贫下中农更立下了雄心壮志，誓当红色接班人，自觉发动义务劳动，搞建设，筹集文化建设的经费，义务劳动比计工分劳动效率还要高，质量还要好。原来好吃懒做，甚至染上偷、赌等坏习惯的落后青年，在青年小组的帮助下，都有了很大的转变，树立起上进心，自觉改造自己[16]。
在广大基层干部和青年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的基础上，在贫协的带领下，许多农村开展向潮汕地区学习先进技术的活动。如东莞县万江公社[17]、云浮县白石公社[18]，由于这些地区的技术较为落后，导致农业发展缓慢，通过学习潮汕地区的播育壮秧、改革施肥技术、改革灌溉技术等，这些地区的农业得到很大的提高，农民的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广东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生产的主力军——青壮年的思想作风得到了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提高，使农村地区的生产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澄迈县早造水稻亩产从去年的193斤跃为534斤[19]；山县从510斤增至650斤到700斤[20]；高要县从350斤增至430斤[21]；花县从去年494斤增至560斤[22]；东莞县1964年早造平均亩产达到1746斤，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晚造虽然受数次台风的影响而减产，但全年平均亩产仍达到1198斤，仍然是解放以来的第二个大丰收[23]；阳江县到1965年4月底，全大队捕鱼71191担，比去年同期增长37％[24]。并且广大农村地区的各项基本建设都有了很大进步：生产队新建了大晒谷场，集体养猪，实现了猪有圈、牛有栏、粪有池、人有水井、农田水利化、荒岭上种上了经济作物等。各项基本设施的建立与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高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
因此，从各地所反映的情况看，贫协在四清运动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中，的确发挥了组织领导、充当先锋的作用，整肃了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见食就食，见钱就拿”、多食多占、大食大喝、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能较好的贯彻、执行中央的三个文件和《后十条》修正案中的许多规定和条例，如阶级斗争、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干部群众、到基层蹲点、教育群众和干部、较为稳妥的处理好“四清”和生产建设的关系等。
但是，这场运动毕竟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左”思想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导致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式看得过于严重，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发动反革命复辟看成是面临的现实危险[25]。如澄迈县认为，该地区在四清运动前全年分配口粮不到一百斤谷，几年来没有分文现金分配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认为一场尖锐的两条道路斗争就要开始了[26]。揭阳县灰寨公社向阳大队的贫协主席杨顺成认为“四清是一场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子孙万代、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的天大的事情” [27]。从广东其他地区的贫协代表或主席的发言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许多农村地区对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式普遍估计得过于严重。农民没有分文现金的分配，很大程度上是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带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并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广大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从1961年开始的经济调整。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对大跃进和1961年开始的经济调整时期的广东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展开论述。从所查阅的资料来分析，四清运动期间，广大农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再次逐渐左转，而经济则在贫协的领导下，事实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虽然不排除广大贫协代表的发言有夸大其词的嫌疑。总而言之，我们在批判四清运动过“左”的同时，不能忽视，更不能否认广东广大的农村地区在贫协的组织领导下，干部的工作作风、青年的价值观以及干群关系和干群的劳动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从而促进了生产建设得进一步发展这一事实。
参考文献：
[1][2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134页,第1110页.
[2]戴安林:《湖南四清运动述评》,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
[3][8][19][26]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伟大的“四清”运动,使苗村起翻天覆地的变化》,1965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21,目录2,卷宗221,第189页.
[4][10][11][16]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我们村发生了大变化》,1965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21,目录2,卷宗221,第1页.
[5][14][20][22]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新和巨变》,1965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21,目录2,卷宗221,第11页.
[6]广东省人民委员会:《高举毛泽东思想,当革命闯将》,1965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21,目录2,卷宗221,第17页.
[7]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农村面貌焕然一新》,1965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21,目录2,卷宗221,第82页.
[9][21]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四清运动改变了我们长坑大队的面貌》,1965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21,目录2,卷宗221,第5页.
[12]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站稳立场当好家》,1965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21,目录2,卷宗221,第150页.
[13]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79页.
[15][27]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搞好四清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5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21,目录2,卷宗221,第7页.
[17][23]广东省人民委员会:《闯五关,持续高产——万江公社水稻持续高产的经验》,1965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21,目录2,卷宗221,第33页.
[18]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战胜重重困难,改变贫穷面貌》,1965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21,目录2,卷宗221,第105页.
[24]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坚持不断革命,大搞机械化,实现新的飞跃》,1965年6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21,目录2,卷宗221,第162页.
（《南方论刊》2008年第7期；刘雪琴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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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6 12:3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