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升 “桃园经验”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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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为了指导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于1963年5月和9月，先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前十条》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但同时也规定了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比较正确的具体政策。文件发布后，各地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训练干部，组织工作队，进行“四清”试点。

一

　　1963年11月下旬，王光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化名董朴，作为工作队员参加了河北省委在抚宁县开展的“四清”运动试点。经过短期集训，工作队分配她到卢王庄公社桃园生产大队蹲点，担任副组长。该工作队由省委书记林“铁挂帅，干部阵容强大。工作队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省委给的任务是摸索一个公社范围内，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展开“四清”，上下推动，互相配合的经验。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四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河北省其他地方的试点也是按这个步骤进行的，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工作队基于大队的领导权不知是否在搞复辟的敌人手里的考虑，进村便从“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做起，把民主革命时期开辟新区的做法搬到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多年的农村。工作队在秦皇岛订的初步计划是三个月，可是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搞了五个多月，至1964年4月结束。工作队总结了一整套“对敌”斗争的经验，大队党支部被打成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被开除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查出了五户“漏划”的地主和两户“漏划”的富农。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王光美在报告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介绍了参加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的体会和认识，介绍了工作队进村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行对敌斗争的一整套做法和经验。后来人们简称作“桃园经验”。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联、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在运动的方法上，它不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而是强调工作队直接“扎根串联”，然后“四清”，开展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在内容上它由清经济扩展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范围更广泛了。在“四清”的任务上提出了要补两个课:一是要补民主革命的课，解决“土改不彻底”的问题;一是补“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的课，解决干部蜕化变质和贪污腐败的问题。并且认为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富影响的“下面”的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认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桃园经验”比“后十条”更向“左”迈进了一大步。

　　王光美在河北省委作了这个报告后，在随同刘少奇到外地视察时，还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同样的报告，不少地方“四清”工作队队员收听了报告录音，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


　　“桃园经验”符合刘少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思路，实际上成了他“抓点带面”，指导运动的蓝本。刘少奇派王光美参加基层的“四清”运动，一方面是响应中央要求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运动的号召，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考察一个基层单位运动的全过程取得第一手的经验，以获得指导运动的主动权。因此，他在王光美下乡前向她交代:“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之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王光美在桃园蹲点期间，他不但了解进行的情况，而且还曾口头或写信向王光美做过具体指示。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向回京休假的王光美详细询问了情况，提出: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根子在哪里?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大体都有根子。下面的干部给上面干部送礼，请吃喝，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2）。以后，刘少奇还对桃园大队的“四清”运动发表过一些意见，断言桃园大队党支部基本不是共产党，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政权（3）。他不但同意“桃园经验”的基本内容和精神，而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报送了王光美的蹲点经验总结，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中央会议讨论，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8月27日，毛泽东主席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意后，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把王光美的报告转发全党。中共中央的批语说:这个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4）。批示讲到:“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95%以上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中共中央的批示和“桃园经验”材料的下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左”倾错误的发展。

二

　　据王光美说: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推荐给江青看，毛主席多次鼓励表扬我，还在中央会议上表扬了刘少奇，鼓励我到各地去讲”，“毛主席要少奇同志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后十条}}(草案)。”（5）在《后十条》修改上，微观上有桃园大队的“四清”实践，宏观上有5月中央会议对形势的“左”倾判断，刘少奇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左”倾运动思路。根据“桃园经验”和其他经验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左”的倾向更加严重。
　　关于《后十条》草案修改的指导思想，1964年7月13日，刘少奇作过这样的说明:第二个十条“对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不够，群众还没发动就规定那么多政策，结果那些政策变成了清规戒律，什么团结两个95%，相信和依靠基层干部。你相信他，群众就不相信你”。“团结95%的群众，这是最基本的，团结95%的群众就不怕干部躺倒了”，“群众还没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强调实事求是。”他还说:“有的同志问，上面的根子可不可以追，应不应该追?我说不仅可以追，应该追，而且必须追，一定要追出来，不管哪一级的，公社、区委、县委也好，地委、省委也好，中央也好，都要追，至于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及同地主、富农搞在一起的，糊里糊涂也好，有意识也好，一律要追清楚。”（6）
　　同年9月18日，刘少奇签发了根据“桃园经验”和其他一些“经验”修改出来并经中共中央通过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比原草案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和补充。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加严重的估计，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文件提出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提出是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和贫下中农，是彻底或者不彻底进行运动的根本分界线;“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强调要把团结95%以上的群众作为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认真地进行补课工作;更重要的是，文件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实际上就把基层组织和干部撇在了一边，扩大了打击面。《后十条》修正草案的发布，使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越来越“左”的做法有了政策依据，加剧了运动中的“左”的错误。
　　在“桃园经验”和根据“桃园经验”及其他一些典型“经验”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地在运动中出现了许多阶级斗争扩大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部，秘密进行扎根串联，不加区地把广大基层干部放在被斗挨的地位，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到不应有的打击。例如，河北省宁县谈庄大队是全县闻名的红大队，1959年、1963年曾两次出河北省农业劳模表彰大会，被予“先进单位”称号，并在大会介绍了经验。该村工作之所以搞得好，关键是有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一党支部。党支部书记袁寿先、副书记刘尽卿、支委宫慎修，都是抗战前后入党的老同志，有着较强的党‘}生修养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可是工作队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不经过任何组织手续，一股脑地将该村30多名大小队干部及部分党员骨干隔离审查。最后，支部书记袁寿先的脚被打伤致残，刘尽卿的肋骨被打断三条，一个好端端的红旗大队被整垮了（7）。内邱县北岭公社“18个大队支部书记，全被撤换，18个大队长，撤换了17个（8）。
　　吊打体罚、逼供信问题严重。河北省任丘县吕公堡公社邢家村大队受过各种体罚的达51人，其中基层干部27名，占干部总数的62.8%，社员群众15名，地富分子9名。体罚的方法计有打、捆、冻、墩、熬、吊、“摇煤球”(即推操)、坐禁闭等多种。有的地方甚至发生自杀事件。
　　不仅许多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在重划阶级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众也被拔高了阶级成分，受到错误处理。关于划阶级的标准，由于中央始终没有作出统一规定，多数地方普遍过严。例如，贵州省委认为全省有一半以上的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重新划分阶级，并且审查社员成分，清洗一切混入的敌人，甚至提出重新成立人民公社。对于清查出来的地主、富农，其房屋、家具依法没收，债务一律废除，有破坏活动的应老帐、新账一起算。土改时对待富农与地主有所区别，现在除政治上应稍有区别，经济上应一样对待。这些规定，比土地改革的时候还要严厉，而且对富农与地主基本上不加区分，这就使那些错划了成分的人受到更严重的打击（9）。
　　清经济清过了头，并清了一部分社员。例如，河北省任丘县吕公堡公社邢家村大队最高数字曾搞出贪污盗窃粮食28.75万斤，款6.9万元(相当全村一年农副业的总产值)。经过几次所谓的落实，最后定案为贪污粮食10万斤(相当全村一年的粮食总收成)，款2.7万元。在清经济中，工作队以大面推算代替细致的调查研究，搞逼供信，甚至把一些饲养员、生产组长、场头(负责看管打麦场的社员)、园头(负责看管菜地的社员)也都搞成了贪污犯。社员提心吊胆，极为惊恐（10）。经济退赔不仅靠毛估推算，而且追算时间过远，有些干部被搞得倾家荡产。上述“左”的做法，在干部思想上引起很大的混乱，许多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河北省“新选干部中约有3一5%的人不积极工作，个别生产队无人领导。宣化县选举后，全县四百五十多名干部不愿干，有九个大队当前生产没人领导。邯郸县东君士堡大队，选出的三十八名干部中，有十四人工作不积极，六人坚决不干”。（11）
　　城市的“五反”运动，也受到了影响。许多已经结束的单位，又派驻工作队重新开展运动。工作队包办代替的做法，比较普遍。有些单位，实行错误的夺权。有的单位发生打人、乱斗、挂牌游行、抄家等违法乱纪行为。运动中发生了很多错案。
　　“桃园经验”充分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按照这个经验搞下去，势必走向扩大化，1964年下半年全国农村“四清”运动中出现的这些严重“左”的错误事实即是最好的证明。薄一波是“四清”运动的执行者与参与者，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指出，自l964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中，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下发了多份文件，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并指出由此发生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

　　(1)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62页
　　(2)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88一559页
　　(3)刘少奇给王光美的信，1964年3月27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三卷，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2页
　　(5)1950年10月王光美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的发言
　　(6)刘少奇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13日)
　　(7)刘会昌:犷‘反扑四清案”留给人们的思考》，河北党史资料第19辑，第236一237页
　　(8)《内邱县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68页
　　(9)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6页
　　(10)《关于六封人民来信问题的调查报告》，1965年4月8日
　  （11）河北省委面上社教办公室:《面上社教工作情况》，1965年3月20日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党史博采》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