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 关于“四清”、“五反”蹲点问题的报告(1964.9)

tuffy05

关于“四清”、“五反”蹲点问题的报告

（1964年9月16日）


　　我听了安子文同志报告，有许多同志要下去蹲点，我想向下去蹲点的同志讲几句话。散会以后，还想请组织部、监察委员会、公安部的同志到那个房子坐一下，我们谈一谈。

　　听说正副部长×多位，司局长×多位，要下去蹲点。这就很好了，这就象个革命的样子了。从北京去的，听说一共有×人（包括大学生），各省都有很多工作队在那里进行学习、训练，一个省有×万的，有×万的，有×万的，有×万的，大概今年下乡搞“四清”和在城市搞“五反”的有×万人。（安子文：×万。）这是个人革命。

　　是的，现在需要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人，领导干部。具有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你出去革命，自己没有彻底的革命精神，革命就革不好。留在家里的也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这么多的人走了，你们留在家里，如果没有彻底的革命精神，还照常规办事，那不行的。大量的、大批的是面上的工作，经常工作，要搞建设，要搞生产，又有这么多的人走，不打起精神来工作，不打破常规，还照老样子，做官当老爷，养尊处优，高官厚禄，自己不动手，我看面上要出大问题。所以，外出蹲点的，在家的，统统要有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家里出了问题，外出的同志不安心的，他有牵挂的。家里的同志应该保证，打起精神把工作做好。这样，就支援了外出的同志，使他们安心在外面工作，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我的一点希望。不论外出的同志，在家的同志，在当前特别需要有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好久了，学习空军，机关革命化，也搞了好久了，现在真要搞了，马马虎虎不行了。

　　今天主要是向外出的同志讲话。

　　我觉得，同志们只要认真下去蹲点，在点上进行仔细的观察，把根子扎正，发动贫下中农，发动群众，你们就会了解那个村子或者那个工厂的真情实况。只要了解了真情实况，解决问题就不困难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只要情况明了，真搞清楚了问题，了解了真情实况，至于怎么解决，中央已经有规定嘛，党的原则，党的方针政策，都有规定，大家也熟悉的，解决问题并不难。就是要了解真情实况。上一次我讲话，说这是一个新的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斗争形式，有许多新的特点，如果你们不下去蹲点，你们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不能领导当前的工作，讲得好象是很困难的样子。又说我们没有经验，我们还需要学习。那也确实是这样，我也不是讲假的。仅靠老经验，仅靠你们原来的知识，已经不够了，这也不是假话。今天我来讲话，就是说，解决问题不那么困难，可以解决的。但是，必须怎么样呢？必须你自己下去，认真下去蹲点，进行细致的工作，充分发动群众，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只有这样，解决问题才并不困难，否则，就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不要粗心大意，不要马马虎虎。下去是不能当老爷的，那硬是要用心思，仔细观察，仔细跟人家谈话，听人家的话里面有什么问题。人家话里面有话，这个人谈话跟那个人谈话不一样，有矛盾，为什么？要用脑子去想。掉以轻心，粗心大意，是不行的，解决不了问题的，下去也做不好的。另一方面，如果你们真正蹲下去，仔细观察，把根子扎正，充分发动群众，进行细致的工作，那么，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并不困难，有几个月，半年，就可以把农村的“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基本上搞好，再有几个月，县以下的“五反”，城镇的“五反”，县的各行各业的“五反”，也会搞好的。乡村里面统搞了“四清”，大体上县级机关和各行各业的问题就会出来，会有很多的线索，搞清楚很多的问题，问题就可以解决。

　　现在看来，仅仅搞好乡村的“四清”，把县委、县人委、区委、人民公社这几级的问题解决了，而不把财贸、文教、工交、政法、农林、党群各个战线上的问题解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搞不好的。搞好了也不能巩固的，还会回生的。最近我又叫王光美到桃园大队去了。她离开那里几个月，这次去了以后，只打了个电话给我，她没有回来。她说，村子里面的情况还是很好，农民情绪也很好，生产也很好。苏长吉的问题，一直拖了很久，地委、县委还没有批准。我在河北省委提了这个问题，王光美的报告中间也讲了这个问题，省委就发急了，地委也发急了，赶快派人处理，但是派了地委组织部长去，他根本不是去处理，不是看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处理不下去，而是找那些曾经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开会，要出气，看有冤枉没有，要不要翻案。我从河北省委回来以后，看了唐山地委书记马力给我的一个报告，说他们已经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卢王庄去整了苏长吉的案子，在那里充分发动了贫下中农，彻底搞清楚了，处理了他的问题，开除党籍，开除政籍。还有刑事上的责任等等。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什么充分发动贫下中农，没有那回事，而是去泼冷水的。可能这个地委书记马力他还不清楚这个事，我叫王光美到那个地委去把这个情况告诉他。所以，在农村搞“四清”，必须把县以下的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统统搞清楚。如果县委不行，要改组县委，县政府不行，要改组县政府，各行各业不行，要改组各行各业。上一次×××同志跟我讲，抚宁县公安局没有问题，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文件。那个卢王庄有好几个地主子女在我们的要害部门工作，比如有一个在我们的空军，有一个当外交信使，有一个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有一个在天津南开大学，都是搞尖端的，工作队决定，一律由县公安局把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统一通知他们所在的单位。这个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就是卢王庄公社对敌斗争工作组的组长，这些地主子女的情况都叫他通知，但是压在他手里一个多月，他根本不管。然后又觉得由公安局通知不好，还是要县委通知吧，把材料写给县委，县委就转给县委的“四清”办公室，而“四清”办公室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地富子女，“四清”办公室也根本没有通知。这是省委去查的，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查出县公安局不只是有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为什么要他们查呢？可能是刘亚楼同志的夫人听了王光美在妇联的报告，回去讲有个地主儿子在空军，刘亚楼他们一查，果然有这个人。后来王光美写一封信给刘亚楼同志，要他查一查得到县公安局的通知没有，刘亚楼同志写一封信来说根本没有得到通知。于是，我就一批，批到河北省委，说抚宁县公安局或者县委有问题，要省委派人去查。查的结果，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情况。总而言之，县委的问题不解决，区委的问题不解决，公社的问题不解决，大队、生产队的问题解决了是不行的，不能巩固的。有革命的群众，有革命的生产队，必须有革命的公社，革命的县委，革命的区委，上下一起来保证。上层的县委、区委、公社是革命的，那个生产大队不革命，他发现了，他就会整嘛，烂掉了，他就会整好嘛，生产队不好，他可以整好嘛。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可是上层建筑在这个地方可以起决定作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作用就在这个地方。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好的上层政权，有了革命的县委，革命的区委，革命的公社，不怕你这个生产大队不革命，你不革命，它会改造你的，横直群众要革命的。我们的革命没有别的什么窍，也没有别的什么保证，保证只有一个，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跟广大劳动人民结合。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一个，上面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单一个领导还不行，再一个，还必须跟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结合，结合了，就保证了，中间有坏人，上挤下压，一夹就夹出来了。有些基层干部就是怕说上下夹击，就是怕承认这个上下夹击，实际上就是上下夹击，没有上下夹击怎么行？不只过去是上下夹击，今天要上下夹击，以后也要上下夹击。凡是坏人，不好好搞革命的，脱离群众的，都要对他上下夹击，就是上层领导，发动广大群众，错误缺点都要改正，坏人都要被夹掉。请你们不要公开宣传说我是要上下夹击的，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口里不讲就是了。但是，人家说你们是上下夹击，那也不要否认。你为什么怕上下夹击呀？你怕什么呀？你如果是革命的，你如果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大多数群众利益服务的，你为什么怕群众？为什么害怕呀？这样，就把他顶回去了。自己不要口头上讲，也不要去宣传，但是也不要回避，做起来确实要这样，以后永远是这样，永远需要这样。列宁说，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手了，生产关系可以改变的。地主的生产关系可以被摧毁嘛。个体经济的生产关系可以改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改成集体经济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变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嘛。必须要政权在手，才能改变生产关系，才能保证。我讲的所谓上级的领导，不只是县委，还有地委，还有省委，还有中央。但是，在乡村里面，县跟公社这两级很重要。所以，这一回大概多数省是这样搞的，就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是每一个县搞个公社，搞个区，而是每一个地委搞一个县。一个省，比如河北搞十个县，湖北搞六个县，湖南搞十来个县，广东搞七个县。听说华东也想这样搞，云南、贵州的同志也想这样搞，四川也想这样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就是连县一起搞，县的“五反”，各行各业的“五反”，公社的“五反”，城镇的“五反”，一起搞。

　　各行各业都应该派人到下面去了解各行各业的情况，搞清楚下面业务部门的问题。比如财贸机关，你们到底晓得不晓得那个乡村的财贸工作怎么搞的？我看你是不清楚的。供销合作社，你晓得下边那个合作社怎么搞的？商业部在县里面也有机构，你晓得它怎么搞的？县里面也有银行，还有手工业合作社，也有些工业，还有文教。大体上乡下的中小学教员都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现在大概这个问题解决了。从前我们没有教员，现在乡村小学一律可以改组。因为乡村里面有知识分子了，有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而且已经劳动了几年了，在乡下，教员已经够了，而且有多的。那些不好的教员，历来不大好的，现在不要他当教员了，有些还要监督劳动。就是王光美去的这个地方，有个小学教员打了几十个小孩子，搞得很不好，跟那个坏支部书记搞在一起的，这一回把他的问题解决了，不让他当教员了。开始说县里面不同意，说我们中央宣传部有通知，小学、中学不搞“五反”，不晓得有没有这个通知。上一次叫张子意同志查了。（彭真：上一次工作会议决定，全国的“五反”，在学校中是先搞大学，小学、中学不普遍搞。）要通知，凡是搞“四清”的地方，所有有工作队的地方，一律交工作队去解决。（彭真：没有工作组的地方，小学校不要搞。）那个小学教员他是个破落地主，不让他当教员了，县委不同意，县委把他调到县里去了，县教育局说，这是我的编制。有没有这个事，教育部？小学教员是你的编制，是你的人，你的兵，动不得？（安子文：小学教员不是县委编制。）说是教育部的编制，调到县里面去了。后来一查，这个教员的儿子就在这个县教育科工作。宣传部要取泊那个通知，教育部要通知一下，所有有工作队去的地方，中小学的“五反”一律交给工作队去搞，教员也归工作队处理。有些人是地主富农出身，要监督劳动。不会失业的，就在乡下有土地嘛。当然，那个好的教员，老老实实教书的，搞得好的，还是让他当，不要撤换他，不要把这批人赶走，又换另外一批人，就是换那个坏人。大概县以下的中小学里面坏人不少。所以，你们下去蹲点，各行各业都应该有人到乡下去，搞清楚县以下你们自己业务部门的问题。

　　总而言之，这一次运动都是由工作队领导。这次中央派下去这么多的人，各省委、地委、县委都是负责人下去，许多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工作队是很强的，从来没有这样强的工作队，而一个地委又是搞一个县，有的搞半个县就行了。因此，一切问题要工作队处理。该开除党籍的，该判刑的，该逮捕的，该撤职的，能不能当教员，工厂应不应该开，还是应该关，这些问题一律由工作队处理。如果要得到批准，也不要县委批准，要省委批准，经过地委同意。因此，你们下去责任很大。同志们下去都在省委领导之下，因为你们离开中央这么远，又在那个省工作，应该在省委领导之下工作。说你们在省委领导下，而不说你们在地委领导下，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地委也不齐，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不管省委、地委好不好，你们这回下去是要彻底革命，是要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及城市工厂的“五反”搞彻底。这样强大的工作队去，应该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把这个革命负责搞好，搞到底。

　　为了搞革命，就不要怕跟地方党委，跟县委，跟地委，跟省委，有不同意见，就不要怕争论。有意见摆在桌子上讲，敞开讲。也不要怕搞坏关系，不要怕跟省委、地委、县委搞坏关系。要革命，他跟我们一起革命，那很好，关系应该好，不革命，就应该不好。闹别扭应该闹，不闹不对。不要怕搞坏关系，目的是要把革命搞彻底。

　　北京有三万七、八千人下去，都是夹在各省，一个省也不过几千人，而他们一个省有几万人。我们多数同志大概是要到大队去蹲点的。在公社，在县委，可能也有个把人加入那个县的领导，或者公社的领导，那是少数，也可以不要主要负责人，无非是传达，了解情况，通知，一般掌握。一个中等的大队，二百户左右的大队，大概工作队员有二十个左右，一个三、四百户的大队，那就有三、四十个人。我的意见是，我们中央下去的人在一个大队里占四分之一就行了，最多不要超过三分之一，不要占半数。你们去了，不要一下子包一个大队，不要北京去的人包一个大队，省委去的人包一个人队。你们包一个大队，尽管你们搞好了，你们走了以后怎么办？势必要跟省委的人，跟县委的人，区委的人混在一起，而我们中央下去人的只占四分之一，最多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就够了。中央的人跟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混在一起，人就来自各方，思想认识就会不一致，意见就会不一致，那是势必有的，而且不是坏事，是好事，这样你们才了解各种意见嘛，然后在各种意见中间求得统一嘛。中央“双十条”上不是说，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革命的基础上，求得统一吗？工作队内部自己不一致，工作队多讨论几次，多商量几次，解决思想问题嘛。不然，省、地、县派去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事情，你们不知道，你都不晓得，那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让他坦白地讲出来，有各种意见，这样才好。人来自四面八方，各种认识不一样，（彭真：各种意见都充分的发表。）然后逐步说服，慢慢求得认识一致，统一思想。

　　为的统一思想，我们中央下去的人是不是可以这样：不要说是部长副部长，也不要说是司局长，一切长都去掉好不好？改名换姓，普通工作人员。也不要说是北京去的，就说我是省里面来的，至多说省里面来的就可以了。也可以说县里面来的。因为一个地委有好多县，彼此不认识。这样好不好？这样，就让人家好发表意见。你说是中央来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这么多长搞到那个地方，他有意见也不讲了，听你的，请你指示指示，他有话也不讲了，反而不好办了。（安子文：叫老张、老王、老李，不要暴露身份。）

　　这样去虽然有些困难，但是有很大的好处。王光美到卢王庄去，就是她一个人，中央没有一个人跟她去，她一个人跟人家一道，还不是一样可以搞好？也有各种不同意见，那个认识不一致比现在还多，议论纷纷，工作队自己内部不统一，一个问题要说清楚，要说好多天，大家才统一。说撤某个人的职，处理某种事情，意见不一样，这样就真正有了工作，真正有了细致的工作。这就是学习解放军，就是“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做人的工作，傲思想工作。“三八作风”，首先工作队要是“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首先工作队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四个第一”，首先是在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农业中间也有武器，就是犁耙，农业机械。在处理各种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中，政治工作第一，农村也是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是第一，首先要统一思想。而在思想工作中，是活的思想第一。“双十条”要念，有时候要念点毛选，念中央过去的各种文件，但主要是抓活思想。真正把那个地方的工作搞好了，学习解放军也学好了，不搞好“四个第一”，不搞好“三八作风”，你那个革命搞不好。你要是真搞好了，那就真是“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搞好了，不然你搞不好的。所以，这回下去是认真地学习解放军。

　　为什么我上一次讲话单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四清”、“五反”问题？我就是认为，这个问题是当前的中心工作，最中心的工作。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发展生产密切相关，与培养接班人有关，与备战有关，与组织民兵有关。社会主义教育搞好了，这几方面就可以搞好，生产也可以搞好，接班人也可以培养好，备战工作也可以搞好，民兵也可以搞好。而社会主义教育搞不好，那些所谓发展生产，所谓培养接班人，所谓备战，我看也搞不好，或者可能搞好一点，基本上不能搞好。我是说当前的中心工作，而不只是今天的中心工作，这个工作搞好，要五年。所以，各方面应该支援和帮助这个社会主义教育，不要在各方面扯腿。所谓宣传部有个什么通知，小学不搞五反呀，教育部又是它的编制，人也不准调动呀，监督劳动也不行呀，各方面扯腿、妨碍是不行的。各方面应该配合这个中心工作。而这个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也可以搞好。

　　一个省只搞那么几个县，绝大多数是面上的工作。所以，面上的工作很重要，如果面上出问题，就不好了。但是，点上搞好了，一个地委有一个县搞好了，革命彻底了，充分发动了群众，那这个影响就大了，这个地委十几个县就都知道了。所以，点上的工作对于面上有很大的影响。点上的工作搞好了，也可以推动面上的工作。我想，这个影响主要是好的影响，主要是鼓舞群众，使那些犯错误的干部少犯一点，小心一点，谨慎一点，群众的积极性高一点，面上的工作也好做些，主要是这方面。但是，也可能有坏的影响，就是说，那个坏人他要搞破坏，地、富、反、坏分子看到你那个县搞的这个样子，看到你那种搞法，他藏不住了，他还不如乘早搞破坏，也会有这方面的影响。马克思讲，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列宁讲，革命教育人民群众，教育革命的群众，而且教育领袖。你们下去搞革命，是发动群众起来自己搞，不是你们搞。搞革命要群众起来自己搞，这就教育群众，也教育你们，你们是领导人嘛，要接受这个教育。这样就推动了历史了。所以，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一个地委有一个县真是搞好了，那它的好处是讲不完的，了不起的。许多同志是中央苏区来的，你们想想，那个时候，中央苏区就是一个兴国县，还有一个瑞金县，福建就有个上杭县。今天有上杭的同志来没有？刘亚楼同志就是上杭的。一个县搞好了，就出好多干部。一直到现在，我们兴国的干部还不少，当将军的还不少。一个：省有上十个县搞好了，真搞好了，革命彻底了，搞成兴国那个样子，那还了得起呀？你们这些老资格，老干革命有这个经验。陕北苏区就是一个清涧出好多干部。反革命也是这样的，阎锡山就是五台人，他就是五台县的人统治山西。陕西就是杨虎成的家乡蒲城，一直到现在，讯；个地方的军阀不晓得好多。那些地方土地改革难搞，社会主义教育也难搞。但是必须搞，也好搞。正是因为军阀多，就好搞，群众就容易发动。反革命统治它也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们这一回的社会主义教育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而这次革命不只是一个省搞好几个县。我看经过这一回，是多数应该搞好。搞成兴国那样，看可不可能半数以上搞成兴国那样，一般的，不那么彻底的，要在半数以下才好，看行不行？一个省几十个县，上百个县，有五、六十个县都搞成兴国那样，其他的县也是一般的，也都可以赶上，都可以追上，追上先进县，那就是革命的彻底的胜利，那就真正是毛主席所讲的，要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出现了这种气象，那我们的国际主义贡献就更大了。是不是这样？要改造世界，我们先把世界四分之一搞好嘛。只要把这四分之一搞好了，那个四分之三就有把握了。我们这四分之一其搞好了，群众热情高得很，真正是欣欣向荣的气象，那个四分之三就可以搞好。我们中国也是这样的，抗日战争以后，我们根据地一亿人口，军队一百二十万，而蒋介石的军队四百二十多万，我们也是人口、军队只有四分之一，结果，依靠这四分之一，把那四分之三搞过来了。我们中国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依靠我们中国这四分之一，那四分之三可以搞过来的。那就要整个中国变为兴国县，变为抗日根据地。

　　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如果今冬明春有一百多万人的工作队下去搞“四清”、“五反”，在今冬明春就可能有一个革命高潮要来，就会要形成一个革命高潮的。而这个高潮一起来，各方面会有很大的反映，会要反映到我们机关里面来，反映到北京末，反映到每一个人的脑子里头，反映到军队里面。那个时候，你们会听到很多风声，从家里，从老婆那里，从小孩子那里，从媳妇那里，从儿女那里，都可以听到反映的。这个反映，大体会比土地改革的反映还要大。因为这回搞的是不只地主富农，这回地主富农他们站在后面了，站在前面的是我们一些干部，甚而至于是共产党员，他们有些还是贫下中农出身，可是他跟地主富农勾结起末，或者虽然没有勾结地主富农，但是犯严重错误，他们一定会有很大的议论，这个议论一来，就影响我们，影响领导，影响每一个人。列宁讲，在大革命中间，每一个人都要采取态度的，他不能隐瞒的。在真：正的大革命中间，每一个人，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阶层，它不能不反映。在今冬明春就会有个大革命来，我们预先就讲清楚，大家要站稳立场，不要动摇，不要跟着地主富农以及绑种坏的基层干部一道叫喊。因此，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个问题会要来。下去工作的同志要听到这个问题，在家里工作的同志也会要听到好多反映的。如果有人要怀疑，怀疑那个地方的工作搞坏了，出了乱子，搞糟了，我也不反对你们下去看一看。你有怀疑，你去看一看嘛，跟毛主席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一样，去调查一下，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再说话嘛，再表示态度嘛，不要听到什么风声，听到什么传言就叫。传来的话，不论是从那里传来的，即使是你很相信的人传来的，或者是你的朋友那里传来的，或者是从你的老婆、岳父、岳母那个地方来的，有的是自己的父亲写来的，自己的兄弟写来的，不要以为就是确实的，我看就靠不住。我的儿子也靠不住，我的岳父、岳母也靠不住，就是说假话，才靠不住哩，我就历来不相信我那个家里写来的信。不要听到传言就叫喊，不要接到信就怀疑。如果真正怀疑，我不反对你下去看看，可以下去看看，真是搞糟了，那个时候再说话也不迟。他真是搞糟了嘛，搞糟了也不好，那就纠正嘛。

　　当前我们的主要危险到底是什么呢？“左”倾是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是主要危险？我上一次做报告的时候没有讲这个问题，也没有提这个问题。我差不多跟所有的省委书记都谈了这个问题，对中央正副部长不讲也不好。我上一次的整个报告内容，全篇都是反右的，不是反“左”的，只没有说是右倾这个帽子。因为在上一次那么几千人、几万人的会上这样讲不大好。今天的讲话不要你们去传达，就是你们听了，你们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你们应该清醒，要了解这个问题，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不是“左”倾危险。你看，怕搞社会主义教育，怕发动群众，不是有几怕吗？怕妨碍生产，怕干部躺倒，怕运动过头，怕平反，怕后遗症，怕将来翻案，怕赔礼道歉，不管七怕八怕也好，多少怕也好，都是怕“左”，没有一个人怕右。我跑了几个省，都碰到他们开三级干部会，他们的发言我都看了，没有一个是怕右的，全部是怕“左”。你们听到有那么一个怕右的没有？没有一个怕右的，就是怕“左”。因为过去几年大跃进中间犯了一些“左”的错误，后来又平反，在平反中间，也不完全是平反得对，其中有一部分应该平反的，有一部分不应该平反的也平反了，有的平得过头了一些。所以，讲起“左”来怕得很，就是被蛇咬了一口，看见绳子也害怕。可以说，从中央到基层干部的情绪普遍都是这样的：早几年是宁“左”勿右，现在是宁右勿“左”；从前是怕右不怕“左”，现在是怕“左”不怕右，说右了不要紧，右了不会出乱子，右了似乎不妨碍生产，右了也没有后遗症。完全反过来了，党内的思想状态是这样的。实际上，右的乱子最大。“左”了有人叫，我看不会不叫的，右了没有人叫的，谁叫呀？右了没有乱子吗？右的乱子比左的乱子大得多。上次我说了，不搞社会主义教育是十个指头的乱子，那就是右的乱子。搞得不彻底也是大乱子，也是右的乱子。搞彻底了乱子小，搞彻底了，出“左”的乱子，那只是一个指头。大概现在可以不出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乱子，因为过去有经验了：，右了没有后遗症？那个后遗症才人呢。已经出了那么多小赫鲁晓夫，再出个大赫鲁晓夫，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复辟，这还不是后遗症？是大后遗症。说“左”了死人，真正发动群众搞革命，那是要死点人的，有些人死得不冤枉，有些人也可能死得冤枉。但是，右了就不死人吗？右了死得更多，你晓得那些坏干部，那些地主、富农篡夺了领导权，整贫下中农，整死多少？他不汇报，你不知道就是了。所以，怕后遗症，怕平反，怕出乱子，怕什么东西，都是右的，不是“左”的。现在好在有人敢于反“左”了，真“左”了，有人敢讲话，跟大跃进时期不一样了。大跃进时期真“左”了也不敢讲话。这回我们小心一点，总不要让人家不敢讲话，总要让人家叫，不要禁止他。“左”了，会有人叫的，你只要不去禁止，总有人讲的，倒反而右了没有人叫。我在上一次讲话中间全部是反右的，防“左”也讲了一段，说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这就是防“左”。你掌握了火候，运动就不会过头，稍许过头了一点，你就转了嘛，就防了“左”嘛。还有，真正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不反对“左”倾错误不行的。你不反对“左”倾错误，不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左”了怎么行？不能团结的。所以，政策规定上面就防了“左”的。当然，犯右倾错误也不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你犯右倾错误，革命搞不彻底，严重的“四不清”你没有搞清楚，退赔的没有真正退赔，地主富农的气焰没有压下去，那你怎么能够团结群众的百分之九十五？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也是假的，表面的。不要被那个表面现象所迷惑。叫你们下去蹲点，就是要仔细观察，了解真情实况，不要为那个表面现象所迷惑，要掌握运动的火候。为什么现在有些好同志，有些负责同志，也害怕“左”呢？其原因，就是他不会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他没有把握。群众发动起来了，好象野马一样，控制不住，因此他害怕了。群众不发动就不发动，一发动就一定要出乱子，一定要过“左”。你们做军事工作的同志，会打仗的同志，在接火以后，打响以后，会看到底是有把握消灭敌人，还是没有把握消灭敌人，没有把握消灭敌人，就赶快走，免得受很大的损失；有把握消灭敌人，就放手搞，放手攻击，把自己的预备队统统加上去。这就是看到火候了，有把握。其所以害怕，怕群众运动过“左”，就是不会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学会，因此就怕群众运动，怕那个运动搞大了，自己控制不住。要控制群众运动，这是资产阶级的话，无产阶级从来不讲这个话的，只有资产阶级才说群众运动起来他要控制。美国的新闻记者常常讲失去控制，比如说越南局势他控制不住。薄一波同志他们在山西那个牺盟会要阎锡山发动群众抗战，阎锡山就讲，群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共产党要发动；发动起来是个乱子。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那就没有出路呀。这是阎锡山那个时候向薄一波同志他们讲的。这就是说，群众发动到一定程度，他要控制的，他才敢于发动。共产党从来不讲这个话，共产党是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群众。群众中间出现了“左”的情况，有过急情绪，这个时期就来说服群众。我们相信，我们是能够说服群众的。实际上，真正过分了，群众中间就有一部分人不赞成，他只是暂时不好讲，只要我们负责人一讲，就有人赞成的。如果看见群众运动已经过头了，过急现象出来了，乱子也出来了，有过急情绪了，我看你们就去找那个贫下中农，找那个老实的人去商量，看这样搞对不对呀？这样是不是搞错了呀？同他商量商量，找积极分子谈话，他就会告诉你的，他就会说，我们已经不赞成了，已经过分了。你叫他在群众大会上讲，他不讲，找他一个人谈，或者几个人谈，他讲的。然后我们领导人起来向群众一讲，然后群众开小组会讨论，那个积极分子不赞成的就敢讲了。大概是这样的，没有学会的东西可能是有点害怕的，真正学会了，没有多少危险。对于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没有把握，所以就有些真正革命的同志，老同志，也有点害怕。假如你有把握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你怕群众运动干什么？打仗都不怕，打仗是要死人的，而且宁可打一仗牺牲几百人，几千人，我们也要打，群众运动这个仗又不那么死人，为什么那么怕？有些同志所以怕，我看其原因就是对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这个问题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不要紧嘛，学会嘛。所以，现在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这个问题要向你们讲清楚，你们应该清醒。这一点，不要你们去传达的，你们自己了解就行了，如何去运用，由你们自己掌握。我也跟各省委书记谈了，由省委书记他们自己去运用。如果由我来做一个报告，就是反右，大家就发急了。所以，我在那个大会上面没有讲，我也是有意没有讲。我在各省的司局长会议、厅局长会议上都没有讲，只是向省委书记讲。因为省委书记他们都不清醒，中央的正副部长都不清醒，我看不到，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要能够好好去掌握。

　　最近中央开了一个大区书记会议，我在会上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说，现在到底是我们中央和省委领导基层干部多一些，还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省委和我们中央多一些呢了我提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奇怪，历来中央、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基层干部嘛，那有基层干部领导我们的？过去这一个时候，就是基层干部领导我们，领导省委。议论从那里来呢？大体上都是基层干部那里来。表报也是从那里来，汇报也是从那里来，意见也是从那里来，无论是工厂、农村，都是听基层干部汇报，表报也是他们填，意见也是从那里来，所以，基层干部就领导我们，不是我们领导基层干部。虽然我们不是一点也没有领导他们，问题是那个领导多一些，主要领导者是谁。我说，是基层干部，而且不是那个好的基层干部，是那个坏的基层干部领导我们更多。你们相信不相信？杭州会议，毛主席搞了第一个十条，这本来是很好的，去年上半年又搞了第二个十条，那个第二个十条就反映很多基层干部的意见。什么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干部，一切要经过基层，公社党委、支部书记要参加工作队的领导核心，工作队只当参谋，基层干部当司令，净是他们的意见，反映到中央的第二个十条上。中央开了一次会，说要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经验来起草这个第二个十条，而参加会议的人大概自己都没有下去的，自己没有去蹲点的，也是听了汇报的，这样集合各种意见，还不是基层干部的意见？贫下中农的意见就反映不上来，群众的意见反映不上来，基层干部的意见就反映上来。至于中央的政策，基层干部爱听就听，不听就不听，他是这样的。而中央和省委对于基层干部，那是听的，那是尊重的，你提了意见，我们就改，就决定自己的政策，决定自己的办法。你们这回下去，没有下去以前就有议论了，这个议论就是从基层干部那个地方放出来的。最近我看了北京市委一些简报，从那些简报反映的县委的情况看来，社会主义教育要那些县委去搞，是搞不好的。恐怕多数县委是这样的。因此，我们要了解，要清醒，我们要听群众的呼声，听贫下中农的呼声。现在贫下中农的意见很难反映上来，反映上来的不多，而基层干部的意见是大量的反映上来。如何冲破这一点？这就要你们下去蹲点，直接接触群众，听他们的议论，听他们的意见。而你们下去还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听到的，必须做艰苦的工作，他才跟你讲话，才把心里话告诉你，不然他不告诉你，有话他也不讲，他怕打击报复。

　　此外，最近江苏省委江渭清同志到北京来了一次，我找他谈了一次话。最近批了江苏淮阴高沟公社打击报复的一个文件，你们可以看到，或者你们已经看到了。原来我批的就是批评了江苏省委，后来他们声明，他们做了处理，我说，作了处理，可以不批评了，可以改，所以后来就修改了。我找江渭清同志谈了一次话，我问他这么一个问题，也可以跟同志们讲讲。江渭清同志在抗日时期打游击，江苏解放以后，一直在江苏工作，开始做省委副书记，后来做省委第一书记。我说，你做省委第一书记做了十多年了，你对于江苏的情况算是最了解的吧？我说，你现在了解江苏的情况到底比十年以前多一些，还是比十年以前少一些？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就不好答复。我说，高沟这种事情你晓得不晓得？你知道不知道？你就不知道。我说，你就是背起个包袱，你是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做了十多年，自以为了解江苏的情况，我就说你不了解，我说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比十年以前少了，不是多了。因为十年以前农民是个体经济，那个时候跑到乡下去，还可以听到老百姓讲话，群众的意见容易反映上来，你比较了解，反而到十年以后，经过十年，你了解得更少了。我说，不是说你一点也不了解，不是说你比十年以前什么知识也没有增加，那个山有多高，那个河有多深，也许你了解得更多了，比十年以前多一些了，除此以外，你对于阶级斗争的情况，对于群众中间的情况，社会上的情况，你了解得比十年以前少了。到后来，他也承认这个问题，他承认是比十年以前了解少了。我也问他，我说，毛主席讲的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大概你们江苏省委是除外的吧？他说，那怎么能够除外呀？我说，既经不除外，为什么不下去蹲点呀？我想今天来讲一讲这个问题。我想，这不只是江苏省委，不只是江渭清同志的问题。同样的话，我也告诉了李井泉同志，李井泉同志讲，这样的问题不只是江苏有，我们那里也有。恐怕这个问题不只是江苏、四川如此，恐怕各个省委、地委、县委虽然情况有些不同，程度不一，但是我看大体如此，就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你以为县委了解情况呀？不见得。上一次我在山东讲过这个话，我说，你们县委书记是在本县搞“四清”好，还是到外面搞好？他们说，本县搞有好处，叫做了解情况，熟悉，人也熟悉，情况也熟悉，比较好搞。我说，不见得，你对本县的情况就是有许多不了解，而所谓熟悉情况，这是个包袱，骄傲自满就表现在这个地方，自以为了解情况，实际上不了解，被人家蒙蔽了，净是看表报，听汇报，就不接近群众嘛，不接近贫下中农痲，听不到贫下中农的意见嘛。县委书记在本县做工作是有许多框框的，许多框框妨碍他真正了解情况。省委书记也有框框，地委书记也有框框，那么，只有省委、地委、县委如此，中央各部、各局你们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呀？你们做部长也有做十年多的，至少也有做几年的，你们对于你们那个部的情况，下边的情况，就那么了解呀？有一些可能你们更了解得多一些了，业务上面的问题以及某些技术问题了解得多一点了，至于讲阶级斗争的情况，群众中间的情况，那个工厂里面到底怎么样，车间里面到底怎么样，我说你们各部、各局大概也差不多，不要把自己除外，你们也不那么了解，你们也可能是比几年以前十年以前了解得更少了。刚才我就说过，财贸各部门，你们对于县以下财贸的情况了解不了解？完全是一团黑暗，根本不了解。教育部门也是这样的，县以下的小学教育到底怎么样？根本不了解，但是又发指示。这方面解放军好一些，也不是没有缺点，比较好一些。但是，也不是所有连队的问题，特别是家属里面的问题，也是不清楚的，解放军也得自己努力去继续深入了解。至于其他各部门，各省委、地委、县委，都有这个问题，对于真正的情况是不那么清楚的。比如鞍钢，最近派了一个工作组去，只搞了三个单位，就说这个领导不在我们手里面，这三个单位都是坏人掌握领导权，是伪满时候的先生、把头领导的，那是经过五反的。冶金部搞白银厂搞了多少年，建设了多少年，结果发生了那样的问题。中央信任你们去领导各部门，领导一个省，领导一个地委、县委，结果情况你并不了解，但是天天要发指示，就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中间，这样怎么能够继续下去嘛？这样不行嘛。我看各部也是听基层干部领导。因为你听他汇报，表报是从那里来。我在广州的时候，听说造这个烟的那个烟厂，有八百个工人，陶铸的老婆曾志同志在这个厂里面搞“五反”，搞了八个月，一直没有搞清楚，厂长也撤职了，总支书记也撤职了，但是还放在厂里面，没有离开那个厂，工人还是听他的，曾志她们下去没有人听她的。搞了八个月搞不开，可是又发现很多问题。就是这个厂长、党委书记他们用这个烟收买工人，大概最困难的时候每个人一个月发一条烟，一块钱一包，几条就是几十块。此外就是送礼，向区委、市委这些人送礼，上面有根子，保护他，一直搞不开。曾志是广东省委候补书记，一个书记在那个地方搞了八个月，一个七、八百人的工厂，就是搞不开。方法不得法，没有决心，你下去搞不好就是了。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要认真地蹲下去，要仔细地观察，要充分发动群众，这些事情都很重要，要能够这样做，才可以搞好，你才可以了解情况。而你们这样做，你所了解的情况就超过那个县委，甚而至于超过公社。公社也不了解情况，你晓得。被坏分子篡夺了，公社党委不知道，有些是不知道，有些是他明明知道，他也不管，有些还跟坏人勾结，有些他并不是勾结，他就是糊里糊涂，就是不了解。鞍钢这个经理并不是坏的，党委书记并不是坏人，现在只搞三个单位，三个单位都是坏人掌握，鞍钢几十个单位，你晓得有多少？就是在他的部下，坏人在那里掌握领导权，为非作歹，投机倒把，他不知道，而需要北京派去的人搞工作组，蹲到那个车间里面，蹲到那个矿山里面，搞几个月，才搞出来。所以，北京去的人比那个经理了解情况。你们下去认真这样做工作，接近群众，发动群众，你们可能比省委了解情况，比地委了解情况，比县委了解情况，甚而至于比公社了解情况还要多。首先是个了解情况的问题，情况明了，才能下决心嘛，决心才能大嘛。而了解情况就是不容易，要经过许多曲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只要你真能够这样做，情况是可以了解的。你提高警惕，一看就知道了，一听就知道了。看基层干部到底贪污没有，多吃多占了没有，只要看他戴了手表没有，修了房子没有，有自行车没有，有收音机没有，一眼就望到了。当然，有些藏起来了，他不露出来，有狡猾的人，但大多数还没有这样狡猾。为什么普通的社员不能修房子，不能买手表，为什么你买？你不要去讲，不要对外宣传，查清楚再讲。一看就大体清楚了。但是，你要真正搞清楚，必须再通过内部的人来讲，内部分化，他才可以把内情讲出来。所以，你们真正能够下去蹲点，比那个没有蹲点的人就会变成内行，不管他是县委的，或者公社的，或者区委的，或者地委的，省委的，到一个生地方，你了解的情况比他多。

　　了解了情况，然后就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先有框框。如果要有框框的话，只有个大框框。大框框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中央政策的基本精神，而不是那个具体政策某一条。只有党中央政策的基本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行了。然后你去了解情况，从实际情况出发，看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要从实际出发，你首先要了解实际。别人都讲他了解实际，省委讲他了解实际，地委讲他了解实际，县委讲他了解实际，公社讲他了解实际，到那个大队，支部书记向我们汇报实际情况，也是他了解，你不了解，你是从北京来的，你不了解情况，我了解。才不要相信，才不要相信省委、地委、县委就那么了解实际情况。甚至于公社也不了解实际情况。那个支部是了解实际情况的，那个基层组织是了解情况的，他不向你汇报就是了。有许多情况他不向你汇报，你从汇报中间听不到，或者听到是假的。就是从实际出发，首先得搞清楚实际是什么。而要了解实际情况就不容易，要经过斗争，经过争论，要做许多艰苦工作，然后才能了解实际，然后才可以从实际出发，然后才能发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们真正能够这样做，解决问题也不困难，了解情况也不困难。有许多现象，有许多汇报，这个子部这样讲，那个干部那样讲，贫农这样讲，下中农那样讲，其中有矛盾，你在发动群众以后加以揭露，再加以调查核实，最后就搞清楚了。搞清楚情况，这个问题要处理，要解决，并不困难。

　　你们这次下去不只是一个了解情况的问题。你们下去搞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除开在一个大队里面搞农村“四清”以外，恐怕还要帮助他们搞县以下的“五反”，把县以下各行各业的“五反”跟城镇“五反”也要搞好。而不搞好这个，农村“四清”搞好了也不行。如果把这些工作真正做好了，刚才讲了，那就不只是会形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气象，而且会锻炼出我们大批的干部。群众的革命运动不只是教育群众，而且是教育领导者，我们要在革命运动中间受教育，你们要在革命运动中间受教育。


　　中央有个“四清”办公室，有个“五反”办公室，两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五个人，可以看看材料，你们下去也可以跟北京联系一下，跟办公室打打电话，写写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来问问，主要是靠你们自己。我相信，你们过去是老革命，搞过许多工作，也有经验，只要真正能够放下架子，不再高官厚禄，不再养尊处优，不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跟群众接近了，真正了解了情况，问题就会解决。你们不会碰到困难的问题解决不了。可能你们跟省委、地委顶牛，省委就是说不服，地委就是说不服。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打电话，把你们的意见跟省委的意见告诉中央。当然，中央还要看，到底省委意见对，还是你们的意见对，可以帮助你们判断，中央也可以跟省委商量。不要以为你们这样一下去，中央讲了，我到各省走了，再念了“双十条”，下去就不顶牛了。大概跟基层干部顶牛你们有办法，跟公社顶牛你们也有办法，跟县委顶牛你们也有办法，就是跟地委、省委顶牛你们的办法就少了，意见不一致，就是不能取得一致。这个时候，你们就需要中央来帮助一下。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或者写信。中央有办公室，虽然只有×人，也接接电话，可以了解了解情况，加以帮助。这个办公室是不发表报的。同志们，你们这回下去，同时要反对“五多”，不要你们下去又搞“五多”，又搞许多表报，工作队也搞好多表报。你们一下去就会了解，一到大队里面去，各种表报，你们自己填一填，看一看，有各行各业发下去的表报，看你们晓得不晓得填？你们如果不晓得填，问他那个大队里面是谁填写的？他又怎么填法的？你就了解这个情况嘛。了解了情况，你才可以反对“五多”。所以，这回不只是把基层的情况弄清楚，把工厂、农村搞好，而且可以使领导机关的工作得到大大的改进。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真正搞好了，工厂的社会主义教育真正搞好了，势必我们的机关工作也会要来一个大跃进，也会要搞好的。

　　大概我今天讲的就是这样。今天讲的话不需要去传达。但是，也不是每一句话都不能向工作队讲。可以当作你们自己的意见来讲，不要说是我讲的，不要普遍传达。至于运用，要自己去运用，自己运用得好就好，运用得不好，出了乱子，也是你们的，不要说我在这里讲了，要你们出乱子的。你们会运用嘛，正副部长还不会运用，那怎么得了？运用得不好，出了乱子，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不要推到我身上。但是，我想，我这样跟你们讲一次有必要。

　　再见吧，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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