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式：从对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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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纪事》是为北大百年校庆（1998年）而出版的官方出版物，并于2008年再版。对于中国来说，文革无疑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有着多方力量参与的极为复杂的政治斗争。处于文革漩涡中的北大，更是多种矛盾交叉，多种力量争斗的地方。现在有些人，无视历史的复杂性，摒弃公正立场，以其固有的偏见与派性，选择性地遗忘，选择性地记史，把北大复杂的文革历程歪曲为仅仅是反聂和保聂之争，反聂即是有理，反聂即是正确。《北京大学纪事》（文革部分）就是这样一种选择性记史的代表。

本文以1967年发生在北大的三件大事为例，看一看《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是如何歪曲历史真相，如何选择性记事的。这三件大事是：

一、北大在反“二月逆流”浪潮中的态度和立场；

二、聂元梓、孙蓬一揭发关锋、王力结党营私，并发起了反吴传启的行动；

三、由孙蓬一1967年4月13日讲话引发的“炮打谢富治”事件。

一、关于北大在反“二月逆流”浪潮中的态度和立场

“二月逆流”事件的本质，是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不同的会议上发表了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和批评。刚刚被毛泽东批评过的中央文革，利用这个机会，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扣上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帽子，并通过暗中操作，在社会上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行动。他们还把矛头指向了周总理，气焰十分嚣张。现在，“二月逆流”变成了“二月抗争”，许多文章讲述了老帅和副总理们抗争的故事，但很少有人提到在反“二月逆流”浪潮袭来时下层群众的表现。实际上，当时的许多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虽然对上层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但出于正义和良心，仍然以不同的方式，抵制了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对老帅和副总理们表示了同情。他们的表现，体现了人心向背，体现了“公道自在人心”的古训，也是值得称道的。

    1967年3月7日，师大井冈山从对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北京公社、钢铁学院919、民族学院东方红这6个群众组织，突然贴出了大量标语：“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揪出谭震林的后台！”等等，声势非常浩大。其他群众组织在惊诧之余，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谭震林是主管农业口的副总理，但这次提出打倒谭震林的6个组织，没有一个是农业口的，而且，给谭震林扣上“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样的大帽子，却没有任何证据，提出的事实都是旧事，如指责谭震林在农口支持保守派夺权，等等。6个组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师大井冈山从对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和学部联队，另外4个高校组织，当时尚不是红代会成员。因此，这种情况非常令人不解，也很不正常。多数大学的群众组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种口号，无不晕头转向。一个多月前，大概是1月份，“农大东方红”因炮打谭震林而受到戚本禹的批评，为此曾贴过“向谭震林同志请罪！”的大标语。北师大等单位掀起了“打倒谭震林”的浪潮后，“农大东方红”一个跑动态的成员，来到北大动态组说:“师大真不够意思。我们到他们那里了解情况。他们说你们先表态，然后给材料。”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使刚刚成立的新北大公社总部十分震惊。动态组全力调查，再三打听，最后只获得一条信息：中央开了会，谭震林说了话。就这么几个字，详情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毛泽东说了很重的话。另外，我们还了解到，这次浪潮的矛头所向，下一步还有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等副总理。这个情况就严重了，同时把矛头指向好几个副总理，把副总理都打倒，最后不就反到周总理头上了吗？这使我们深感忧虑，也引起了我们极大的警觉。

    我们把了解到的情况，都及时反映给了聂元梓和公社总部。在师大井冈山从对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等组织发动反谭震林行动之后的最初几天里，部分校文革委员和公社总部委员经常在“动态报”开会，研究形势的发展。当时聂元梓的态度是：你们再详细调查，总部先不表态，如果他们反总理，我们就反击。

    我们对农业口的文革情况作了初步了解，发现农业口各单位情况非常复杂，两派斗争很激烈，但从1月份以来，并没有发生可以推翻戚本禹1月讲话、打倒谭震林的新情况。农业口的几个知名人物，如左叶等人，都不知道这一次发生了什么事。公社总部曾在大饭厅开了个群众大会，我介绍了当时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同学们从这次情况介绍得出了一个印象：公社总部是保谭震林的。部分群众有意见，责问公社总部为什么不赶紧表态打倒谭震林。群众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使公社总部感受到了来自内部的压力。

    我们知道谭厚兰有后台，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来自正规渠道的指示，怎么能根据一点点小道消息，凭分析和推测，就动员北大群众跟着他们走呢？公社总部还在了解情况，商议对策，但有两个战斗团在3月9日先行表态了，贴出了炮轰谭震林的标语。

    3月11日晚，戚本禹提出收回他1月份保谭震林的讲话。戚本禹是中央文革成员，收回先前讲过的话，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这样，当时的压力就非常大了，整个气氛，逼着每个群众组织都非表态不可。在此情况下，公社总部于3月12日发表了 “炮轰谭震林！”的声明。

    3月13日，在矿业学院红代会办公处，聂元梓主持红代会核心组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出现的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问题。会上，红代会作战部长和农大代表先后讲情况，说的事都是1月份及以前的事。许多单位要师大介绍情况，师大代表拒绝。当农大代表快讲完时，谭厚兰来到会场。代表们请她讲话，她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我也没有什么材料，我们就是要反他！”。农大代表讲完之后，聂元梓说：“农大同志讲完了，大家看一看怎么办？”韩爱晶提出：红代会组织全市大游行，时间就是明天。对于韩爱晶的意见，各校没有反对，就通过了。有人提议由聂元梓向中央文革请示，聂到套间去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可以”。有人问，是否中央批准了？聂说：“没有，我把红代会的决定反映给办事组的×××，讲了明天的行动和口号。办事组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就是同意了我们的行动。”第二天，红代会组织了十万人反谭震林的大游行。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负责人之一聂树人，对这次会议也有记述：

    3月13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开会，研究部署反击“二月逆流”。……我作为宣传组组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了慎重和稳妥，大家建议聂元梓给中央文革打个电话，将红代会准备行动的想法告诉上面，以观高层的态度和战略部署。电话在小会议室的套间。聂元梓进去时把门关上了，说的什么，外面人听不见。几分钟后，她出来了，对大家说：“我把会议的决定告诉给办事组，办事组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就是同意了我们的行动。”

    1967年3月15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红三号）还以《坚决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首都红代会昨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为正副题，报导了“红代会”这个半官方组织3月14日大游行的情况。[1]

据新近了解到的情况，聂元梓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电话时，中央文革办事组有一句回话：“你才知道啊？！”这明显是一种斥责。聂元梓在红代会核心组的会上没有传达这一句话，回到北大也没有公开说。但这一信息，公社总部是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红代会也做出了决定，公社总部不得不于3月14日（也许是3月13日晚）发表了一个“打倒谭震林”的声明。公社总部之谨慎、被动与无奈，可见一斑。

    新北大公社发表“打倒谭震林”的声明，乃时势使然，谭震林到底说了什么“犯上”的话，仍一无所知。我们认为，像谭震林这样资历和级别的干部，即便在会上说了什么，也不能因为几句话就将他打倒。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谭震林真的应该打倒，所以，公社动态组仍接待过农口的左叶、谢文景、李星等人，甚至江一真来访。新北大公社总部个别勤务员也见过他们，不过他们可能并不清楚我方人员的身份，所到的地方也仅仅是公社动态组。这些联系后来不仅受到反对派的大肆攻击，大概也受到过上面的调查，但与聂元梓、孙蓬一等确实没有关系。

在对待“二月逆流”问题上，北京市分成了两大派：“打倒派”和“炮轰派”。聂树人在书中写道：

    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使北京的学校、机关、工厂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炮轰派”，主要单位有新北大公社、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人大“三红”、“民院抗大”、学部总队，认为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公开的口号是：炮轰几个副总理，对谭震林的口号是打倒。但是，实际情况，既不炮轰，更不打倒。“新北大公社”对“二月逆流”的态度，引起江一真、左叶等人的注意。江一真是国务院农办主任，他的地位仅次于谭震林。江一真1967年4月到北大“串联”。这件事，被当时的对立派说成“谭震林的黑爪牙江一真勾结聂元梓……”[2]

    在掀起“打倒谭震林”浪潮的同时，一些单位也开始了对另外几位副总理的攻击。例如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师大“井冈山从对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和吴传启控制的“学部联队”，从3月12日起，把矛头指向了余秋里，成立了“揪余秋里联络站”，要打倒余秋里。他们甚至将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第二天师大等单位就开广播车到计委门前狂呼：“余秋里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混蛋逻辑”。民族研究所的洪涛到地质学院说：“谭震林、余秋里是二月逆流的哼哈二将。”

新北大公社总部经过调查和慎重研究，认为当时提出来的要打倒余秋里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北大同石油系统从无关系，周恩来又多次讲过保余秋里的话，如“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等等，因此，有半个月之久，新北大公社对余秋里问题根本没有表态。新北大公社的这一立场，聂、孙曾召开校文革常委会讨论，予以支持。直到3月27日，新北大公社才以支持红代会3月25日声明的形式表态 “炮轰余秋里”，但新北大公社的声明同时强调“我们必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警惕阶级敌人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反对周总理的逆流。我们重申：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就坚决镇压！”（笔者手头没有红代会3月25日的声明，暂无从核查，但该声明显然有“炮轰余秋里”的内容。）

3月13日，洪涛和统战部的刘郢跳出来贴了李富春的大字报，题为“就统战民委系统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大辩论”，其内容是批判李富春同志关于统战系统的一个讲话。同时在经委，一些人通过反薛暮桥来反李富春，进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洪、刘两人是1月15日抢档案事件的主犯，北大早有看法。李富春不仅是副总理，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当然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洪、刘的大字报是个人署名，不代表群众组织，这下让北大逮了个正着，立即予以反击。北大《动态报》67.3.17期第4版有如下内容：

     周总理、李富春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洪涛、刘郢肆意攻击李富春同志罪责难逃！

    统战民委系统红色联络站负责人洪涛、刘郢于3月13日贴出题为“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问题和李富春同志大辩论”的大字报，肆意攻击李富春同志，这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必须给以有力的回击。

又讯：今日，新北大公社部分战斗队上街贴大标语：“周总理李富春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洪涛、刘郢攻击李富春同志！”

    3月17日，新北大公社发表声明：必须严格区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公社命令，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要保，一保到底！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新北大公社社员一律不许参加炮打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的反动逆流，违令者，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3]

    中央文革将北大在反“二月逆流”浪潮中的表现视同叛逆，时不时拿“二月逆流”说事，用这根大棒打压北大。例如，关锋在1967年5月27日警告聂元梓说：“你们要揪出反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4] 新北大公社总部因为不了解事情来由，对于反谭震林的事固然步履维艰，疑虑重重，但还没有愚蠢到说“要揪出反谭震林的后台”这样的话，新北大公社从内心里固然是保余秋里的，但从未这样公开宣示过。不过，关锋这种手段一点也不新鲜。先无中生有造谣栽赃，再施以威胁恫吓，这是关锋一贯的伎俩。关锋用这种手段对北大进行威胁和打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一次，尽管关锋说得气壮如牛，但他政治生命的倒计时己经开始，再过三个月就要垮台了，爬不起来的恰恰是他自己，“奉陪”云云，只能成为笑柄。

   对于这样重大事件的叙述，《北京大学纪事》很是节约笔墨：

（1967年）

3月14日 ▲“新北大公社”发表声明，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逆流”，要把代表人物“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

3月18日   聂元梓召开红代会核心组会议，决定发动十万人游行，打倒谭震林。聂当场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得到戚本禹批准。[5]

    上述第一条只是新北大公社声明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对于新北大公社在这一浪潮中的艰难处境和对反“二月逆流”的被动消极乃至部分抵制的态度，对新北大公社保几位副总理，实际上是坚决保卫周总理的严正立场，《北京大学纪事》只字不提，这就完全歪曲了历史真相。

    第二条就太离奇了，首先时间不对，把13日写成了18日，至于“得到戚本禹批准”云云，完全是编者的臆造。聂元梓明明是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电话请示，《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非要说是向戚本禹请示，无非就是要把聂元梓和戚本禹联系起来。编者先生为何不把关锋威胁聂元梓的那几句话写上呢？还有，北大井冈山从对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后来大肆攻击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逆流派”、“勾结谭震林”等等，为什么不写上呢？新北大公社一再声明保卫周总理，编者先生为什么不写上呢？

     新北大公社总部有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他们固然欠缺能力，但在这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风暴里，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坚守住了良心的底线。他们不仅一再声明保卫周总理，还在实际行动中对那股企图打倒几位副总理并进而攻击周总理的势力进行了抵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大的许多师生，都会因为支持新北大公社总部在反“二月逆流”浪潮中的态度和立场而感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特别是在1968年秋天，工、军宣传队传达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精神之后，虽然新北大公社已经解散，但人们依然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这样写道：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这个公报，不仅严厉批判了“二月逆流”，还把1968年初，在高校学习班里许多群众组织坚持批判王、关、戚和批判谢富治的做法，说成是“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1971年初，我被押回北大参加清查5.16运动时，“二月逆流”和高校学习班等问题，都是被要求以“罪行”来交待的。

这种压力直到“9.13事件”之后才得以部分解除。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引者）‘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6] 毛泽东亲自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不能再指责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逆流派”了，但迟群之流是一伙蛮不讲理的“常有理”，他们又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扣到我们头上。迟群一伙公开宣称：不管是炮轰，还是打倒，都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到了1998年，《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不能再指责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逆流派”了，不能再指责新北大公社“勾结谭震林”了。但是，“断章取义”、“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是他们惯用的手法。于是，在这些“永远有理”的编者的笔下，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又有了“反二月逆流”的罪名。

     历史证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这一次把中央上层小范围内发生的、并正在解决中的事情先扩散到一部分群众当中，制造一种暴风雨般严重、肃杀的气氛，再滥用自己的权威，误导、利用广大群众的做法，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许多北大师生，继“一月夺权”之后，正是从这一场政治风暴中进一步审视中央文革，对中央文革有了更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将在4月份转化成为向关锋、王力及吴传启一伙开战的行动。历史还证明，从这一场政治风暴中进一步认识了中央文革某些人真实面目的群众组织和个人，绝不止北大一家。这一结果，大概是掀起反“二月逆流”风暴的幕后推手所想不到的。民心不可侮，此其一例。

   “反二月逆流”的气候和土壤，还滋生了以张建旗为首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这样的毒草。另外，这股“反二月逆流”的浪潮还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催生了“全国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而随着这股由王、关、戚们掀起来的浪潮，他们自己也快速地滑入了反军、乱军的罪恶深渊。换言之，王、关、戚们之所以坠入反军、乱军泥潭，正是“反二月逆流”的必然发展。事情的恶性发展让毛泽东也无法容忍，终于作出了 “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的决断。[7]

    二、聂元梓、孙蓬一揭发关锋、王力结党营私，并发起了反吴传启的行动

   在“一月夺权”和反 “二月逆流”的过程中，以聂元梓、孙蓬一为代表的北大人，逐渐看到了关锋、王力、吴传启等人结党营私的丑恶勾当。1967年4月8日发生民族宫事件后，聂元梓、孙蓬一感到有必要向上反映关锋、王力的问题。4月10日，聂元梓和孙蓬一去钓鱼台，向陈伯达、江青当面陈述了对关、王一伙的意见。此事详情当时没有传达过。多年后，笔者才从孙蓬一1977年1月3日的来信中获知这件事情的经过，老孙写道：

高教部事件后，北大从上到下，都在胸中沉积着一股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闷气。“5·16”们则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视我们为软弱可欺，冲突不断发生。我们总是受气，真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不公开起来与王、关、戚对着干，简直要把人气疯、气死了。这伙以“左派”自命的家伙，其篡党祸国的用心，若再容忍下去，则我们是无颜再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了。四月八日民族宫事件后，我就主张公开反击、指出问题实质。当时李清昆等人建议为稳妥起见，还是去找江青当面汇报一下，以取得支持。聂同意了。九日写了一封求见信，十日下午她与我就去了钓鱼台。那天正好是清华斗王光美。

   我们去后，在场的有江青、陈伯达、戚本禹。我记得是16号楼（文革办事人员所在的楼）的一层会议室里，江先问了清华斗王光美的情况，然后问我们是否找王力、关锋来一起听听。我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拒绝。戚本禹则以早有先见之明似的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不会同意的。”为什么我们没有拒绝戚本禹呢？因为当时还认为他与王力、关锋不同，根据是：（1）高教部事件他未给我打电话；（2）放郑仲宾，是戚根据郑母的请求信下的令；（3）他当时反对朱成昭。

    我和聂坐在长形桌子的一面，对面是他们三人：中间是江青，右边是陈伯达，左边是戚本禹。我们向他们谈了高教部事件，谈了林杰、周景芳、潘梓年、吴传启及其北京市里那一伙，包括高教部的卢正义、徐非光。指出他们这一伙人许多人都有历史问题。我则公开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谈话间，江青倒没有怎么反驳我们，给人的印象她是在耐心的听我们的汇报，而唯有戚本禹不断地为王、关辩护。当谈到潘梓年、吴传启时，江青说：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不和他们联系吗?(对戚)你把吴传启的档案拿来给我看看。戚本禹答应明天就给她。当说到周景芳时，我说他去市委，是说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去的，以中央文革代表自居，地院的广播中，更说周景芳是中央文革的新成员。江青指出：他是什么中央文革代表、成员？！他连中央文革来都没有来过！戚本禹此时就插话说：可以说是中央文革委托的。陈伯达则说：这样恐怕不好吧，不能这样说。陈的语气是很平和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下子却激怒了戚本禹，当着我们的面就大发其火，把手一拍：这没有什么！我负责！这是经过了主席的么！戚本禹还想发作下去，江则如对三孙子那样，爱抚地拍了一下戚的手臂：嗯……，这才制止了戚。弄得陈伯达十分难堪，羞辱之色，从脖子到脸一下子都棕红了。陈最后语调平和但却充满委屈，不解地说：我从来还没有看见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呢。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使我从此认清了戚本禹在江青那里，确是一个宠儿。戚本禹与王力、关锋是一伙的。所以以后，当了解到戚想控制北京市时，我是深信不疑的。派周景芳的（事），也显然是戚本禹同王力、关锋一起干的。而陈伯达给我的印象是：他虽是组长，但地位还没有戚本禹来得显赫，戚对他是毫不敬重的。

    我说到王、关包庇那一伙，是搞结党营私时，江青说：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觉，只是感到关锋的性子拗一些。接见我们将结束时，姚文元进来了，我记得随后周总理也来了。於是谈话就结束了。江青送我们到16号楼的门口，还告诉我们，今天谈的事，出去不要讲，特别不要损害了王、关的威信。

    江青大概明白，此次聂、孙进言，完全是出于好意，所以她没有像对待陶铸那样对待聂、孙。江青能够听聂、孙把意见讲完，应该说表现出了很大的耐心。她也没有再说“吴传启是左派”一类的话，反而表现出一种和吴传启拉开距离的态度。1966年江青曾经因为吴传启和卢正义的问题同陶铸发生过激烈的冲突，知道有关吴传启历史问题的材料，这次江青向戚本禹提出来要看吴传启的档案，显然是想表明她原先不了解吴传启。应该说，江青这一次对聂、孙还是很客气的，聂、孙走的时候，江青还送他们到楼门口。

   但是，直性子的炮筒子孙蓬一，在前一天地质学院的人打上门来的形势下，4月12日在大饭厅的大会上讲话时，将江青“今天谈的事，出去不要讲”的关照忘在了脑后，公开向吴传启一伙发起了宣战。讲话登在4月13日《新北大》报上。这里节选部分内容：

……所以说，这一场斗争不是简单的、所谓左派内部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对！鼓掌）这一场斗争的最根本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和一切革命斗争的根本问题一样，就是围绕一个政权的问题。（对！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

……他们以攻击聂元梓为借口，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新北大滚出红代会”，要“聂元梓滚出红代会”，“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红代会的核心小组必须彻底改组”，要换所谓“老三司”，说“聂元梓凭什么当了红代会核心小组的组长”，“我们不信任你，到底是谁保你的驾”，要揪出聂元梓的后台。

目前的这场斗争，既然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无产阶级江山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因此，什么“委曲求全”呀，什么“忍辱负重”呀，让其统统见鬼去吧！（对！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呼口号）在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我们只能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对！）因为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几个人，也不是为了我们新北大的小团体，是为了整个阶级，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对！长时间热烈鼓掌）

    目前，从北京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一方面整个的形势是大好的，而且越来越好；而另一方面存在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有一个方面：过去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爪牙们，他们也企图翻案。像中宣部、统战部就有那么一股势力，那么一帮黑帮爪牙，他们企图翻案，他们企图搞第二次反攻倒算。同志们，我们能答应他们吗？（不能！）也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这一目的，便不择手段，只要是可以被他们利用、为他们服务的，只要是支持他们的，他们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派，就一律给他们送上一个最美丽的桂冠：“革命造反派”。而这样一种力量，采取一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当他们跟别人辩论，他们提不出充足证据的时候，便拿出所谓的王牌，说：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对！）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对！）我有必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股势力的代表，这一股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而是一些机关，是真正的摘桃派，那是一些什么人？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对！）中央统战部红色联络站。（对!）至于还有一些单位，他们人数虽然很多，但是，在我看来，那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打手，充当了一个工具！

    孙蓬一的讲话并没有点关锋的名字，但社会上大家都明白。孙蓬一的讲话在中央文革内部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至今不得而知。可以推测的是：关锋一定会非常震惊和愤怒，愤怒之余，一方面赶紧让吴传启、林聿时之流外出躲藏，另一方面会利用各种手段在北大内部制造混乱；江青会感到很被动，所以她后来说“聂元梓的那个助手不好”，但江青的地位摆在那里，别人是奈何不了她的，被动不到哪儿去，相反，到关、王垮台时，这还可以成为她的资本；至于戚本禹，不知道他有没有把吴传启的档案拿给江青看，但他自已肯定会对吴传启警惕起来，就在这个4月份，戚就在学部拉起了一派自己的力量，也开始反对吴传启。

   孙蓬一的讲话，对于吴传启一伙来说，无疑是五雷轰顶，年龄大历史不清白的，赶紧外出逃亡，年轻一点且历史清白的，如洪涛，则向北大发动全力反击。洪涛在北大的合作者，其代表人物就是牛辉林。孙蓬一的4.12讲话  可能非常鲁莽，策略上很不妥当，但许多北大师生由此认识到，我们所遇到的种种困惑和事件，根子究竟在哪里。孙蓬一的公开讲话，使矛盾的实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任何暗中交易或妥协成为不可能。“出头的椽子先烂”，孙蓬一的讲话，得罪了许多人，尤其得罪了王、关、戚的后台。孙蓬一以后的种种噩运，实肇始于此。

    孙蓬一的4.12讲话，以及4.13由孙蓬一讲话引发的 “炮打谢富治”事件，无疑震动了中央文革。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出动，连康生都出马了，还有谢富治，一起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他们讲话的目的，是要消除孙蓬一这两次讲话的影响，是为了灭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讲话除了表示中央文革是一致的，以及批评孙蓬一关于“摘桃派”的说法之外，并没有人公开出面保那几个被孙蓬一点了名的人，大概他们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没有人再说“吴传启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了。康生还给了聂元梓一封有关抓叛徒的信，意图拉拢，使北大把注意力从反吴传启转移到抓叛徒上。但是，情况已经不同了，他们的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动摇北大揭露吴传启一伙的决心，也没有能阻止北大揭露吴传启一伙真面目的行动。

    从4月下旬起，北大“除隐患”战斗队公布了关于潘梓年的几批材料。就笔者记忆所及，先公布的是潘解放前发表的反共文章，最后是有关潘历史问题的材料。有人证明，1926年组织上曾通知潘梓年参加他们的小组生活，证明潘已是党员。但在1927年白色恐怖时期，他发表了不少吹捧蒋介石、骂共产党的文章，说明他在政治上已经叛党。1967年5月，报纸上正在批判刘少奇吹捧电影《武训传》时，北大收到了一封信，举报说潘梓年某某时候，在某某杂志上发表过吹捧武训的文章。到图书馆一查，果真如此。这也成为批判的材料。至于潘是否叛徒的问题，学部的“大批判指挥部”曾辗转托人到北大了解过相关材料，他们也认为“潘的叛徒问题是板上钉钉的铁案”，“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打倒潘梓年。”[8]（至于现在如何看待这些材料，是另外一回事了。）

“除隐患”战斗队还对吴传启的历史作了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讲，调查吴传启更为困难。吴传启不仅拥有 “左派”的桂冠，掌握着实力强大的“学部联队”，实际上还控制着北京市革委会的许多事情。最主要的是，吴传启同关锋有着悠久密切的关系。因此，揭露吴传启的困难很大，风险也很大。吴传启的薄弱点是他解放前的复杂历史。因为历史问题，吴传启在50年代就受到过组织的审查。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部又揭发出来吴传启的历史问题。正因为吴传启历史上有问题，是国民党，陶铸才坚决拒绝了江青的要求，拒绝去学部宣布吴传启是“左派”，并为此同江青发生了直接的激烈冲突，江青为此大哭大闹，陶铸由此和江青彻底闹翻了。[9] 解放前吴传启长期在武汉供职，要调查他的历史必须去武汉档案馆查阅档案。正好，4月初的时候有一次首长接见，孙蓬一给周总理写了一个纸条，说我们了解到一些叛徒线索，是否可以调查？总理批示“可以调查”。有了总理批件的帮助，“除隐患”战斗队的同志顺利地进入了已实行军管的武汉档案馆，查阅了许多档案，查到了许多吴传启的历史材料。他们调查回来，曾整理打印出一份关于吴传启历史问题的材料。“除隐患”战斗队1967年6月1日用大字报公布的材料，可能是这份材料的压缩版。但这两种材料，我自己未能找到。

    北大反吴传启的行动也得到了社会上的支持。有人给北大寄来了一份吴传启自己写的自传材料，“除隐患”战斗队据此编写了一份《吴传启论吴传启》，准备开展论战的时候使用。1966年，学部曾就吴传启问题举行过长达六七天的辩论会，这次北大也准备打一阵笔仗的。但是，陈伯达的6.5讲话，扼杀了这场斗争，这份材料便没有公布。同年9月，吴传启被抓捕，这份材料便没有什么用处了。

    潘梓年只是吴传启、林聿时推出来的一个“牌位”，并非要害，北大批潘的行动，并未遭到中央文革的阻击。北大揭发潘梓年的行动，进行了不到一个月，内容是贴了一些大字报，在校刊《新北大》上登过几篇文章。下一步当然是揭发吴传启了，可大字报还没有贴，中央文革就已经坐不住了，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出手了，要进行压制了，要把揭发吴传启的行动扼杀在摇篮里。

1967年5月27日中午，聂元梓接到电话，要求她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她谈话。聂元梓对这次谈话的记述如下：

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你是有水平的，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

关锋说：“北京分出两大派，你要负责，听说你还要揪出一个大后台，要叫大家吓一跳。”（我解释：这都是谣言。）关锋说：“你态度不好。”我就没有再解释下去。

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反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我说：这些情况是别人谎报的，不是真的。像二月四日关锋同志批评我们“三路进军”一样，根本没有那回事。）关锋矢口否认说：“我没有打过那次电话，根本没有。”

戚本禹：“你也有问题，但我们计较了吗？你还说什么六月要血洗北京城。”

我立刻急了，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说：“你们听了满耳的谣言，根本违背事实真相，今天你们说的这些，我要追查，看是谁给我造谣。”没有等我说完，关锋、戚本禹就走开了，留下陈伯达。我也起身走了。陈伯达在后面追上来，喊“不要生气呀，我们要合作哦！”[10]

陈伯达等人对聂元梓的这次召见，在“扬子浪日记”中可以得到印证：

（1967年）8月21日

    晚上，聂元梓讲了5月27日中央文革对自己的批评，共三点。第一点，中央首长说北京两派是聂挑起的，武斗要聂负责。聂辩解，戚本禹不让聂元梓辩解，说：不许你讲。聂说：那我只好到公社去劳动了。戚说：你就是到公社去，还是要找你。会上，聂提出了关锋一月夺权时的那个电话，关锋矢口否认。[11]

    这是一次奇怪的召见。既然是“受江青委托”的谈话，总得谈出一个结果来，好向江青汇报。为什么关锋、戚本禹半中间就走开了呢？聂元梓也留下陈伯达，自己起身走了呢？显然，这是一次不欢而散的召见，陈伯达又拉又打，一方面以“合作”为诱饵，要聂元梓“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进行威胁，“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言外之意是：聂元梓要是不听话，下场就会和陶铸一样。关锋、戚本禹则是一如既往，用种种谣言来进行打压。聂元梓不肯屈从，双方谈崩了。如果真的是“受江青委托”，这样的谈话结果，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是怎么向江青交代的呢？江青又有何反应呢？或许，“受江青委托”一事，根本就不存在，就是陈伯达、关锋、戚本禹要把北大反吴传启的行动压下去。

就这次陈伯达等人的召见，在2015年4月29日的校友见面会上，笔者向当年“除隐患”的队长赵建文询问。赵说：老聂回来后对我说，上面有人不叫我们反吴传启。她没有说是谁不叫反。我问，我们怎么办？她说，按原来的计划。

    以聂元梓、孙蓬一为代表的北大人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没有被权威吓倒，也没有为“合作”之类的利益所诱惑。6月1日，北大“除隐患”战斗队，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关于吴传启历史问题的第一批材料。仅仅这第一批材料，吴传启的后台们便坐不住了。他们愤怒了，软的不行，他们要来硬的了，内部谈话不行，他们要采取公开的行动了。1967年6月3日陈伯达不点名批评了北大。6月5日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点名批评聂元梓：“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你们没有讲接班的条件，就想打倒谢富治，你们来当主任吗？”“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吴传启是渺小微不足道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抬高他呢？我们两个人一辟谣你们就垮台了。” 将轰轰烈烈的反潘、吴运动打了下去。于是，北大进入了大分裂的时代。

(陈伯达1967.6.5讲话全文见huzsh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1dtzt.htmlhtml)

    对于这样一起重大的事件，《北京大学纪事》是如何记载的呢？对于1967年4月12日孙蓬一的讲话，《北京大学纪事》作了歪曲：

4月12日   校文革召开万人大会，孙蓬一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要“迎头痛击（地派）资产阶级反动逆流”，“目前的这场斗争，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江山落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我们的口号只能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并指责对方（地派）是“真正的摘桃派”。[12]

    孙蓬一说的很明确：这一股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而是一些机关，是真正的摘桃派，那是一些什么人？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北京大学纪事》编者明目张胆地将“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改成“地派”，骗谁呢？在1967年4月，北京高校的分派，一般称为“北大派”、“师大派”，还没有地派的称谓。编者并非没有这点常识，为的就是篡改历史事实。

    关于北大反潘、吴的行动，《北京大学纪事》更不敢提及，因为这等于给聂元梓评功摆好。说它一字未提也有点冤枉，《北京大学纪事》通篇只有两个字：‘潘伯赞’、‘吴伯赞’中的“潘、吴”。

     5月16日   校文革召开批斗翦伯赞大会。孙蓬一在会上说：“不管你是翦伯赞也罢，‘潘伯赞’、‘吴伯赞’也罢，如果不投降，就叫你们灭亡”。周扬、吴晗、廖沫沙等被揪上台陪斗。[13]

不知内情的人看到这一条，根本不可能知道‘潘伯赞’、‘吴伯赞’指的是潘梓年和吴传启。不过，《北京大学纪事》没有说北大反潘、吴的行动是“分裂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和“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如果说聂元梓在1966年对中央文革还有点用处的话，那末，在1967年“一月夺权”的时候，聂元梓已经成了中央文革关锋、王力的绊脚石和眼中钉了。聂元梓在反“二月逆流”中的消极态度，更是受到中央文革的斥责，聂元梓坚持反吴传启，中央文革某些人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了。如果不是王、关、戚相继垮台，聂元梓大概在1967年就垮台了。如果聂元梓放弃揭发吴传启，如陈伯达所说的同中央文革“合作”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那样做，聂元梓就不成其为聂元梓，北大也不成其为北大了。

     顺便说一句，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见到了原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先生。据王先生告，中央文革原先派驻北大的记者，对北大所持立场比较客观，但关锋对该记者非常不满，非要将其逐出中央文革不可。这种做法令王广宇先生也感到不解和为难，该记者不能派驻北大，可以派往别处嘛，何必将人家赶走。由此可见，关锋对北大有多么仇恨。北大后来驻过一个叫张超的中央文革记者，大概是关锋的亲信，不知后来怎么样了。将来的学者，倘能见到当年中央文革派驻北大的记者所写的报告，对研究一定大有益处。

    三、由孙蓬一1967年4月13日讲话引发的“炮打谢富治”事件

    谢富治本是一位老革命，《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常常提到的“陈、谢兵团”，“谢”就是谢富治，他有上将军銜，又是公安部长，文革中又率先揭发邓小平，所以，到1966年底，北大师生都是很尊敬他的。后来，新北大公社成立后，开始了解到一些校外的事情，特别是谢富治对1•15抢档案事件的处理，便对他有了看法。

    1967年1月15日凌晨1时15分，刘郢（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和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调集了“红色联络站”二百余人，把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档案室抢劫一空。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周总理指示：由三方面（中央并公安部为一方，抢档案的为一方，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为一方）协商追回档案。下午，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第二天，刘郢、洪涛却被公安部释放了。公安部还印发了一个《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说刘郢、洪涛等人是左派，抓他们是犯法的。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人到公安部理论。洪涛等人又以冲击公安部和迫害左派为名，将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郑仲兵扭送到公安部，公安部竟然收下，并将其关押了13天。

    《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是一篇奇文，于文革史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笔者抄录如下：

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的革命左派同志，为了保护国家档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团的一小撮人，盗用公安部的名义，非法绑架、斗争、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刘郢、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材料组，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时印发传单，佯称“中央民族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于一月十五日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涛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签字拘留”。特郑重声明：洪涛、刘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说“公安部已签字拘留”了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个别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三分，趁接待站来访人员较多，秩序混乱之际，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清风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

事后，经我部调查了解，韦清风同志是革命左派，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布释放，公开道歉予以平反。对上述所犯错误的有关人员，我们已责令其作公开检讨，并予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公安部某负责人”究竟是谁？显然，这就是谢富治，没有谢富治同意，是不可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的名义印发这样的文件的。

     这个文件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它有什么背景？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但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文件。刘郢是一个司局级官员，洪涛和另一个组织者曹振中都是中年人，并非少不更事的红卫兵。他们如此大规模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其目的是什么？幕后推手又是谁？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很明显的一点是，他们绝不是奉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命保护档案的。他们用大卡车抢了二十多箱（柜）档案，却有15个柜子无处存放，临时运到学部近代史所。该所张海鹏在其学术自传《学术人生----我的理想与追求》中提到这件事时写道：“只是1.15清晨，张德信打来电话，告民族所洪涛和红卫兵联队曹振中组织人抢了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档案柜，其中有15个柜子无处存放，要求放到近代史所。随后有人开着卡车拉来15个铁柜。我让他们把15个铁柜分别放到几处屋檐下，没有同意放进屋里。第二天，就有人对铁柜加了封条。”这充分说明，“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中的“为了保护国家档案，……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云云，完全是谎言。抢了那么多的档案，甚至要用大卡车来拉，到了凌晨还不知道往哪儿存放，要临时找存放的地方，这是保护档案吗？有这样保护档案的吗？如果真是保护档案，为什么不拉到公安部或卫戍区去呢？显然，他们本来是想控制这些档案的，准备用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们太狂妄了，没有估计到会遭到那么多革命群众的抵制，几个头头还被抓了起来，事情还惊动了中央。他们的目的无法实现，又怕阴谋暴露，于是，他们的后台出手了，不但要把洪涛、刘郢等人捞出来，还要借机封他们为“革命左派”，把革命群众保护档案、抓获洪涛、刘郢的行为说成是“非法绑架、斗争、拘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连公安部接待站的工作人员，都受到“违法乱纪”的指责，被责令“公开检讨”，还要“并予处理”。颠倒黑白，以至于此。

     据张海鹏先生的回忆，参与1.15抢档案的，还有近代史所的曹振中----学部联队的一位骨干，这样，抢档案的不仅是民委统战系统的人了，学部联队也牵涉进去了。如洪涛、刘郢被拘押，曹振中也难逃干系，追查下去，必然会引向吴传启一伙，动摇学部联队的根本。刚刚利用打倒陶铸的事件打垮对手、站稳脚跟的学部联队，也会引起连锁反应，吴传启的后台，就无法利用他们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了。所以，他们的后台出手了，通过谢富治，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的堂而皇之的书面文件了。对于维护吴传启团伙、打击异己而言，“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有着关键的作用。

   “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不仅荒唐，也非常愚蠢，它暴露了“公安部某负责人”和坏人勾结的真实面目。历史证明，谢富治和王、关、戚，其实是一伙的，“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就是他们公开勾结的宣言。后来在组建北京市革委会的时候，他们有进一步的勾结。吴德晚年在回忆录中曾揭示，北京市革委会的许多重要岗位，都被“学部联队”的人甚至吴传启所把持。

    “1.15”事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对此事件的不同看法使统战民委系统分裂成两派，在北京，按系统分裂的这是第一个。

    在“1.15事件”的问题上，北大不能接受“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并对谢富治有了看法。


    新北大公社再次对谢富治产生看法，是因为谢富治在处理“4.8民族宫事件”上明显偏袒一方的做法。对于吴传启一伙来说，民族宫是一个重要的地方。1967年1月，北师大“井冈山从对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和学部联队联名向中央文革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迅速成立以戚本禹为总指挥的“北京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来领导北京市的夺权。他们开会策划这件事的地方，就是民族宫。[14] 民族宫和国家民委连在一起，是洪涛一伙重点控制的地方。刚刚组建一个多月的新北大公社总部不了解这些情况，不知道厉害，参与了民族宫和洪涛对立的一派批判“民族工作展览”的活动。新北大公社总部实际上并没有太看重这件事，鉴于合作方群众组织中工人比较多，写作力量薄弱，就派了几个中文系的同学去帮助写文章，完全没有想到会遭到地院东方红、民族学院东方红等单位的围攻和驱赶，会发生“4.8事件”。4月8日上午对立派以保守组织无权批判展览会为名，把我方工作人员赶出设在民族宫的展览馆。按照他们的借口，其目的已经达到。但他们仍不肯善罢甘休，继续调集人马，准备更大的行动。在批判展览工作室的北大人员，向总部告急。听说发生了矛盾，公社总部一把手代领一些人去解围，也不过去了五十来人。我方的人员包括北大、民族学院、民委、其他院校参加批判展览的工作人员，全被困在民委大院的一些房间里。我们代表前去谈判，聂元梓和蒯大富以红代会的名义，呼吁停止冲突的建议，吴德和戚本禹的秘书到现场，呼吁双方撤出，停止武斗。这一切都不奏效。对立派执意把事件搞大。面对训练有素的武斗队伍，没有防备、没有见过武斗场面的北大学生及其他单位的人员毫无抵抗能力，最后被地院等校的人一个个拖出民委大门外，驱赶到大马路上。

     挑动武斗的其实就是洪涛一伙。关锋、王力垮台后，洪涛也被逮捕。新北大公社曾获准审讯洪涛等4人。洪涛交代，4月8日晚，他就在现场指挥。北大只派出了几十个学生，洪涛一伙就视作心腹大患，非除掉不可。所以，没有“4.8事件”，也会发生别的事件。

    某些人决定利用4.8民族宫事件向北大发动直接的攻击。在他们的挑唆下，1967年4月11日晚饭后，来自地质、邮电、农机、农大、工大、民院等院校的6辆广播车闯入北大校园，他们高喊着 “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等口号，进行挑衅。他们的挑衅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半钟左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孙蓬一决定把他们赶出去。广播台按孙蓬一的指示向全校广播：为了明天批斗王光英的大会能够顺利进行，总部要求地院等校学生退出北大校园；北大学生行动起来，把那些无理取闹者赶出校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过了一些时候，同学反映6辆广播车，有5辆已经哑了，只剩一辆还在喊叫。当时孙蓬一和我在广播室，我说我去解决它。在汽车周围有3层人，我挤入人群，挤到喇叭下方，跳起来扯断了喇叭线，广播车便哑了。接下来，北大同学把广播车一辆一辆推出南校门。有文章说北大砸坏了广播车，这是夸大其词。充其量是揪断几根电线而已。广播车周围有好几层人在保护，砸得着吗？

    4月13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核心组，解决这一场冲突。聂元梓打电话给我，说一些情况她不清楚，让我一起去。到了大会堂，聂元梓首先向会议的组织者说明多来一人，组织者同意我进去。下午开会，谢一开始说：“今天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的矛盾。先听听别的院校的意见，你们两家不必发言。”会场上有人提问，质疑我的身份，谢富治问聂元梓，聂元梓答道：已经和会议的组织者说明了。会议开始后地质虽然没能发言，但是参与事件的其他五个学校都可以发言攻击北大。几个人发言之后，聂元梓说：“谢副总理，我讲两句。”谢把手一挥，说：“你不要讲，你们两家，我谁也不听。”我在聂元梓的身后，看到她流下了眼泪。这时会议室的大门开了，一下拥进来20多人，我认得其中一位女的，她是地质东方红动态组负责跑北大的。他们一看屋里有那么多人，就嚷着：“不是说单独接见我们吗？”说着就要往外走，会议组织者一拦，他们又都回来坐在后排，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经过这一折腾，会议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谢富治起身到边上的小房间，地质的人随后进去。过了一会儿他们过来，围着我们说：“谢副总理说了，找聂元梓来解决。”聂元梓起身到小房间去，我和孙蓬一到大会堂门口，一会儿聂元梓出来，地质的人围了上去。聂元梓问会议组织者：“会议还开不开？”答曰：“不开了。”我们便走下台阶，地质的人一直追到我们的汽车旁，骂些老保、挑起武斗之类话。

    汽车开动后，孙蓬一问：“谢副总理怎么说的？”聂元梓说：“武斗是北大挑起的。” 停了一会，孙蓬一说：“回去以后要把接见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群众讲。”聂元梓说：“不能讲。”我说：“讲了会引起炮打谢富治。”因为都很生气，一路无话。

    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到北大，就北大“4.11事件”表示声援。在大饭厅，大庆公社和新北大公社的负责人发表了讲话。听到动静，自发来了很多同学。会场气氛很是热烈。后来孙蓬一即席讲话。他讲了下午的接见和“1.15事件”等情况：处理“1.15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名义上说开的是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矛盾的会议，但会上不让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来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去的。是非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我们多去了一个人，谢富治便要问为什么多了一个人，地质去了20多个人，谢什么话都没说，这公平吗？

    在大会上，孙蓬一还讲了吴传启之类是真正的摘桃派以及和吴传启一伙斗争的性质。孙蓬一的讲话很有煽动力，全场情绪激昂。孙蓬一讲完后，新北大公社总部决定组织人去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队伍在马路上集合了，有些积极的人先跑到前面贴大标语。这时聂元梓、李清昆赶到现场，制止了这一行动。聂说，北京市革委会4月20日就要成立了，现在绝对不能反对谢副总理。于是，公部总部的人立即派人把先走的人叫回来，并把贴的大标语盖上。聂元梓和李清昆亲自坐小车去追。当晚，聂元梓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并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从此，聂元梓、孙蓬一的头上就戴上“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帽子。

    《北京大学纪事》是如何记述炮打谢富治这件事的呢？读者不用费心去找了，在《北京大学纪事》主编的笔下，1967年4月13日这一天是不存在的。

    孙蓬一做了一件捅破天的事。第二天，也就是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和谢富治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全文请参阅胡宗式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2waym.html  ）

    会议上，批评地质学院的只有轻描淡写的寥寥几句：

    江青：你们开广播车去北大是不妥当的，有意见可以提。

    康生：昨晚谢副总理向我汇报了昨天的情况，准备解决问题。地院东方红没有遵守谢副总理的指示，出了26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批评北大的就很多了。针对4月10日聂元梓、孙蓬一说王力、关锋结党营私的事。各位的发言，对此都有表态.

    江青：我首先讲一下，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全来了。就戚本禹去解决邮电大楼的武斗，一会儿就和谢富治一起来。这个一致是表示在主流上的，不要想钻空子，你们要懂得，小心有人钻空子，挑拨离间。

姚文元：正如江青同志所讲的我们小组在政治上、主流上是一致的，我们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下面，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不容许任何人挑拨离间，不要上当。

    康生：有人对中央文革这样推测，那样推测，还分几派。我们小组是一致的。

    陈伯达：把我和关锋同志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我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同志一起工作的。不要在这里有什么小空子可以钻。要走大路，不要走小斜道。


    对于孙蓬一在4月12日、13日两次大会讲的摘桃派问题，中央文革一致给予批判；

    姚文元：……有人提出摘桃子的问题，摘桃子只能阶级对阶级摘，对敌人是寸权必夺，夺回到毛主席手里，而不是为自己小团体夺权。

    陈伯达：现在好像流行一种摘桃子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主席在日本投降以后提出来的，是指抗日胜利的桃子是落在人民的手中还是落在美帝走狗蒋介石手中。……这是阶级斗争，不是哪一小团体和一个小团体的斗争。什么叫摘桃子？不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就完全错了。……现在我们北京是无产阶级的首都，在一些学校、机关、工厂出现了摘桃子的错误观点，比如说，我们这里，我们这个机关、学校，这个单位，如北大、清华，上上下下都万众一心吗？难道没有陆平吗？没有蔣南翔吗？没有黑帮吗？没有刘邓代理人？没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那样万众一心吗？

    关于炮打谢富治，中央文革成员一致给予批评：

    江青：炮打谢富治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但不能全赖在聂元梓同志身上。按她的斗争经验、生活经验应该给你们做出榜样。你应当做触及灵魂的检查（指聂元梓）。但打倒谢副总理，一切都归于聂元梓，我没有证据。你们开广播车去北大是不妥当的，有意见可以提。斗王光英是好事。北大的事情很复杂。孔繁做过邓小平的秘书，他反对聂元梓，他难免作挑拨的事，使你们不团结。

     康生：谢副总理是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这样一个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同志们随便写大字报传单上街，这是极大的错误。说谢副总理是邓小平的什么人（××：谢副总理是最早的用文字揭邓小平的问题，斗争很坚决。）这种东西出现是罪恶，是我们的耻辱。

    谢富治对于昨天的调解会议，给了含糊其辞的说法：

   谢富治：昨天，小将们打架，我想调解一下，但没有办好。办事应调查清楚。昨天我事情没有调查清楚，情况不太了解，还很急躁。主要是批评了地院东方红，而且发了脾气，也批评了聂元梓，最后走的时候也没有和聂元梓打招呼。

    关键问题是，谢富治不调查就下结论，硬说武斗是北大挑起的。但谢富治对此避而不谈。

    4.14会议上中央文革诸人讲话的核心，是宣称中央文革是一致的，不容怀疑。不过这种宣称不久就破了.1967年8月底，关、王垮台；1968年1月，戚本禹垮台。但这两次都没有给出什么说法，毛泽东关于王、关、戚不是好人的讲话没有传达，对他们的罪行也讳莫如深。到了1968年3月 27日，江青、陈伯达等终于有了一番不同于4.14讲话的关于王、关、戚的说词，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江青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排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我们，封锁我们，架空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因为他们是黑爪牙，我们把他们端出来，挂起来。陈伯达：主要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两相对照，令人瞠目。然而，对于聂、孙而言，虽然他们早就提出关锋、王力结党营私，却依然是罪不容赦。等待他们的，将是不断的被打击报复。

《北京大学纪事》对于4.13炮打谢富治事件，一字不提，当然4.14接见就更不能提了，尽管4.14的会议是专门为北大开的。就是在4月14日这次会议上，康生给了聂元梓一封关于抓叛徒的信。同时发生的事，《北京大学纪事》专挑这一件事来写，不敢涉及会议的其他内容。

《北京大学纪事》1967年4月14日的记载：

康生给聂元梓写信，说：“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彭真、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结果，看到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

聂元梓依照康生的信，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数力系学生杨建铎任队长，生物系学生师春生为副队长。该兵团选定的成员均送“康办”备案。（该兵团携“康办”介绍信派人到全国20多个城市查阅敌伪档案，提审在押人员，凭犯人口供，搜集编造老干部的材料，制造了十多起大案、冤案。其中，如“百人专案”，将叶剑英按照中央决定，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300多名我党干部出狱，说成是叛徒；搞北京地下党一案，诬陷刘仁。他们收集编造彭真的材料，为康生陷害彭真提供了“依据”。）该战斗队人员，逐步达到125人。[15]

抓叛徒问题是个大问题，这里只谈三点：

第一，鼓励红卫兵抓叛徒，是党中央的行为。

历史上，至少从1927年开始，党中央就时刻注意叛徒、特务问题。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2月20日批示：

阅谭震林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和出现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16]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加了按语，影响极大。

第二，    1967年9月16日，在大会堂，召开中央首长接见“天派”的会议。在这次会上，总理有这样的讲话：揪叛徒问题“天派”“地派”都合作了，这个行动完全有利于党的纯洁。总理这句话编者看不到吗？非也。《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是仔细研究过这一篇讲话的。从诸多事件中，他们只书写了这样一条：

9月16日  江青讲话说，“北大是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

总理的话显然不合编者之意，就不选录了。

第三，北大抓叛徒的行动，有总理的亲笔批示，也有康生的指示。并且，总

理的批示在前（4月3日），康生的指示在后（4月14日），《北京大学纪事》只提康生指示，不提总理批示，这是对历史的正确态度吗？

北大校文革对抓叛徒一事的安排，是很慎重的，新北大公社总部没有人参与此事，完全由校文革组织组负责。而且，负责“揪叛徒”的“第二战斗队”也从未公布过任何材料。

笔者和第二战斗队没有联系，不知道情况，希望第二战斗队的人，能出来讲明真相。但有一件事倒是令人深思，1971年2月，清查5.16运动时，我被押回北大接受审查。3月初的一天，在办公楼礼堂，军、工宣队，召开全校的坦白大会，公社方面上台坦白的是第二战斗队的方××，他说在聂元梓的指使下整了周总理的黑材料。我当时感到很惊讶，怎么可能整总理的材料呢？到了1972年，我有了一点活动自由，去见周老师（1964年夏天，我和她一起在北京顺义金盏公社搞过四清）。她说：方××是我们教研室的，他搞的是夏衍专案，只是在收集的材料里提到总理的名字，这不能算整周总理黑材料，只能说是工作上有不当。

大会上拿出来的坦白典型，其真相原来如此。这只不过是军、工宣队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搞出来的欺上压下的典型而已。另一个典型是牛辉林，在同一次大会上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还说把北大“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交给洪涛了。这真是笑话！众所周知，张建旗那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共没有几个人，哪里需要什么名单。至于吴传启、洪涛等人，在反周总理的问题上固然和张建旗是一丘之貉，但他们都是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奸巨滑之徒，哪会去搞什么需要填写名单的“五一六”组织。至于后来为什么把他们说成是“五一六”，并且在全国大抓特抓，甚至把“五一六”变成了无所不装的超级大筐，则要由将来的文革史学者去研究了。

从《北京大学纪事》对三件大事的记述，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大学纪事》编者的偏见。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总结文革，首先是真实的文革。按《北京大学纪事》提供的材料来总结北大的文革，只会走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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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年，第133--135页。

[2] 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第135页。

[3] 转引自新北大公社“愚公”：《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羆”——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中的严正立场》，载《新北大》1967年10月22日。

[4]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220页

[5] 王学珍等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773页。

[6]  张化、苏采青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第647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4页。

[8]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61_2.html

[9]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3—455页。

[10] 聂元梓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第220页。书中写28日，应为27日。

[11] 扬子浪：“扬子浪日记”《记忆》  132期。

[12] 王学珍等 《北京大学纪事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8，  774页

[13] 王学珍等《 北京大学纪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775页

[14] 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1966--1968）----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08，第396页。

[15]  王学珍等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第775页。

[1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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