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美国学界审视中国革命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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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

     美国哈佛大学资深中国历史学家、哈佛研究学社主任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最新一期的《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vember 2008）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重新评价中国革命》。这篇文章是裴宜理作为亚洲研究协会主席（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在二○○八年三月的协会年会上发表的演讲词。这一期的《亚洲研究》封面选用的是中国文革时期样板戏的宣传画：革命英雄成群结队在「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和「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以及「八路军」的红旗下阔步前进。裴宜理文章内也选用了「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作为插页。同样一幅油画也显著地用在二○○八年三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亚洲协会年会的议程手册的封面上。
   
    「中国革命」重新成为话题
   
    亚洲研究协会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研究亚洲的学术组织，近年来它在北美以外的成员迅速扩展；《 亚洲研究杂志》也是在这方面全球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革命和激进的社会运动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曾经是这个组织和这家刊物的重点研究课题，但在后冷战时期它们的重要地位被形形色色的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厚的话题取代了。裴宜理在年会上的演讲和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这个主题在久违多年后第一次以醒目的方式重返学术讨论的重要讲坛，因此对于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的学者来说是一件好事，而且也是从历史角度加入对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  
    裴宜理在这篇文章中，以一九二二年安源大罢工为例，试图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至少在早期──具有另外的发展可能性。她称为「安源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在后来的共产党革命中消失了，这段历史被利用和扭曲了，这个曾经的可能性被今天的中国研究所忽视了。她先是介绍了当今学术界对于「革命」这个话题的冷淡：从法国革命到中国革命，从学术界到公共讨论，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这些革命无论初衷如何，后期都造成灾难和悲剧。为什么革命会具有这样的破坏性呢？在寻求历史解释的时候，「路径依赖」成了很重要的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大致是说，一个社会运动早期形成的那些方式和特征，会主导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就像一条被指明因此被遵循的路径一样。因此，文革中发生的最极端的暴力和血腥，都可以从中国革命早期历史中找到痕迹。例如──裴宜理举例说──麦克法夸尔（哈佛富有盛名的中国革命史家）就认为文革的极端破坏性和毛领导的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湖南──江西的农运和工运中表现出的破坏性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回顾历史，中国革命之被批评和否定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裴宜理说甚至很多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曾经对中国革命着迷的人，例如Edward Friedman 和Mark Seldon 现在都成了这个革命的最激烈的批评者。因此，今天除了批评和否定，对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似乎就没有别的可说了，中国革命就成了没有任何历史合理性的胡闹。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环境下，张戎和她丈夫合写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把毛的革命从开始就描绘成实用主义和暴力主义的产物，这样简单化的处理竟然能在广大读者中得到共鸣。
   
    什么是「安源的革命传统」
   
    那么，什么是「安源的革命传统」呢？ 裴宜理指出，一九二二年时，由毛泽东、刘少奇和李立三这些走进矿山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安源工运走的是非暴力的路线，和各种地方秘密会社合作，争取对工人的支持，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夜校，开展对工人的扫盲，培养工人的人权意识，其口号不是很政治性或革命性的，而是「过去做牛马，今天要做人」，还培养了工人的组织纪律性。在这样的操作下，矿方作出了让步，不但允许工人的这些组织行动，甚至还向工人俱乐部提供一些财政资助。安源工运就这样轰轰烈烈了三年，过去不为人知的安源一时顿有「小莫斯科」之称，一直到一九二五年这个工运被军阀镇压下去。  
    裴宜理认为，安源工运的这个模式是当时中国革命中的另一种可能性，它告诉人们中国当时为什么会有革命，这个革命有哪些具体的合理要求和合理手段，这是今天那个从红卫兵暴力回溯到湖南农民运动的破坏性的「路径依赖」理论无法概括的。而在共产党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这个模式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文革中，安源罢工固然受到大力渲染，但却被用来强化毛的个人崇拜和对刘少奇的批判；今天这段历史又成了官方推动的所谓「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这样，无论是否定革命的还是肯定（或者利用）革命的，都或者是没有考虑到安源工运的重要意义，或者干脆就是扭曲了这段历史来为政治服务。
   
    中国革命还有另外的「路径」吗？
   
    裴宜理一向以中国革命为研究对象，为了研究这个课题她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过好几次安源，不但收集材料，而且和很多中国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从中获益良多，尤其是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先生。她对「安源的革命传统」的兴趣也和她对当今中国工人权利运动的关心有直接联系。  
    裴宜理现在正在据此写作一本书，关心中国研究的人有理由期待这一部重要著作的问世。但在等待的同时，熟悉中国革命历史的学者也起码会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安源罢工毕竟是发生在一九二二年，属于中共极早期，中共在各方面还远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可能也还保留一些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因而对工运采取了一种迎合其自发性和不突出政治目标的态度。一旦中共在组织上成熟，政治上更雄心勃勃，中共领导人视一切群众运动都要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根本立场和政治实用主义就不会允许工人运动局限于安源模式，就会面临列宁在一九○三年提出的「怎么办」这个问题，从而很可能把安源模式当作「经济主义」来否定。因此，如果说安源代表了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正是中共革命杜绝了这种可能性。第二，对安源问题从「没有采用的路径」（paths not taken ）这个角度作的讨论其实也完全可以用于中国革命的其它重要问题。例如，由知识分子和具有改革倾向的地方开明精英策划和发动的各种乡村和城镇建设运动作为一条社会渐进和平改造的可能路径，是怎样被共产党的「痞子运动」和暴力手段所压倒的；自发的学生运动是怎样被共产党所渗透、控制和利用、从而堵死了中国真正的「学生运动」这条路径的；中国纯真自发的爱国主义运动这条路径，又是如何成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这个党派斗争的牺牲品的，等等。如果这样思考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就太广泛了。
   
    肯定安源不等于肯定文革
   
    在学术界，可能对裴宜理的这番努力会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视她为新左派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她对一九四九年以后毛统治下那些灾难和罪恶是很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清醒的，这在她这篇文章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例如她说「我的目的决不是要否认或是降低中国革命的残酷性──无论是湖南农民运动还是四十年后北京的红卫兵。作为学者，我们完全应该继续揭露和否定这些暴行」。今年早先时候，我曾经和她交换过几个电子邮件，表达过对把「毛主席去安源」这幅典型的伪历史油画放在亚洲协会年会手册封面的关切。她和我素不相识，但很诚恳地解释了她的用意和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说她预料到会有很不同的看法，但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用这个方式来突出表现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她的文章中，她也用这幅油画来说明在毛统治下历史是如何为了政治目的而被篡改的。  
    我想，裴宜理所强调的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但愿我没有理解错──是说对中国革命的过程的历史理解不能简单化，「中国革命」不等同于「中共革命」，不能因为毛的革命后来把中国糟蹋成了那个样子就说中国当时根本就不应该有革命。这些，我想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可以有共识的，尤其在当今中国的状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