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训中 初遇徐景贤

tuffy05

初遇徐景贤

顾训中


　　这是一篇写于两年前的文章，原本只是留作自己记忆之用。前个月底，徐景贤突然病逝，随后发生的相关一些事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便又重新翻出了这篇小文，真地触发了许多记忆。
　　    当时想着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所以起了名叫“初遇”。然而，世事难料。先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后又天不假人，让老徐那么突然地离去。我们就那么一次见面，竟然成了永诀！
　　    将这篇小文留在这里，既是寄托对老徐的哀思，也是让感兴趣的朋友留意此事。

　　 2007年12月

　　    说起上海的文革史，徐景贤是个无法绕开的人物。他曾于1966年末奉命“造反”，成了当时轰动上海、也是轰动全国的“上海市委后院起火”的主角，给了虽已摇摇欲坠、但尚屹立不倒的上海市委以致命一击，为“史无前例”、新纪录不断的“文化大革命”又创下了一个党政机关内部“集体造反”的先例。随后，作为张春桥、姚文元最信得过的人，徐一直是那个非常时期掌控上海的实权人物，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
　　    正因如此，当我想了却多年的情结，与李逊一起着手进行上海文革史的写作时，第一个想访谈的就是徐景贤。
　　    尽管刚刚读完徐景贤去年刚刚在香港出版的《十年一梦》，加之以往对上海文革历史的了解，应该说，对徐不算陌生。但是，要在一个空间里面对面，仍然不免有些陌生感。因此，考虑到徐的承受和意愿，我们十分谨慎地通过了为徐出书的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老板出面，与徐景贤进行了沟通。这位老板听说了我们的这一选题后，很想纳入他的出版计划之中。因此，他十分乐意帮我们这个忙。
　　    事后听说，他们之间的沟通很是顺利。徐景贤以往对李逊也有所知晓。李逊写的关于上海工总司的书籍，他曾读过。他与李逊的先生萧关鸿也认识。
　　    在得知徐同意与我们见面的消息后，我请李逊与他电话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时间么，当然以我们说的为主，因为，毕竟我还在上班，不象他已经退休在家，空闲较多。地点问题，徐提出不要在他家里。而且提出，由于他行动不便，最好有车来接。
　　    2005年7月9日，一个盛夏的午后，我们在徐家附近的天平路、衡山路口的“圆缘园茶馆”预定了个清静的包间，然后一起到他家去接他。
　　    那是天平路上一条上海十分普通的弄堂。从外面看，好象是那种比石库门房子稍好、但远不及那种有着独立卫生设备的新式里弄的房子。按着地址，我们找到了那幢房子的前门。那里的楼下前客堂是个居委会的所在，无法进入。我们只得回到马路上，从另一条弄堂进去，绕到了后门。在后门口，还是李逊打电话上去，说是我们来了，而且等在了后门。
　　    没多久，后门打开了，一个身躯佝偻的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徐景贤吗？
　　我内心不由得一震！
　　是的，这就是徐景贤！
　　他已经在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了！
　　徐景贤一手拿着一支有着四只脚的拐杖，手腕上还挂着一只已磨损得很是破旧的浅黄色的公文包，另一只手扶着门框，小心翼翼地将脚挪出门。我们见状，立即上前去扶他。
　　他让我们叫他老徐，说是这样才好。我们也坦率地告诉他，就在刚才来的路上，我们还曾商议了如何称呼他才合适，能让他乐意接受。
　　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便是他的身体状况。因为，我们十分自然地会问起这个话题。
　　他说，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腰椎滑脱，必须有人扶着才能外出。因此，他解释说，这便是为何他曾不客气地希望我们能有车去接他。
　　一路上，他的手一直紧紧地在抓住我的手臂。我能感受到他的依赖，也能感受到他的无奈。但是，他的神情、还是语气，都是十分明朗，好象并没有想象中的阴暗。
　　在那间茶馆落座后，不知是因为最初的震憾已经稍稍平息，还是他的明朗神情感染了我们，眼前的徐景贤眼神里似乎又透出了昔日主政上海的那种风采。他微笑着询问我们的经历、情形，询问着我们访谈的动因。没多久，我们间的谈话已经无拘无束了。
　　起初，是我们说的话多些。因为，我们要介绍他想了解的一切。毕竟，取得他的理解和支持，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再往后，他的话多了些。他回答着我们的一些问题，告诉我们他这几年的一些写作情形，甚至还告诉了我们，他最后是怎么被判18年的，是如何在一身病后想尽办法争取提前出狱的，出狱后的生活费确定和领取问题，眼下的一些处境，等等，象是家人一样聊着这些生活常事。而且，在叙述这些不平静的经历时，他丝毫没有一点点不平静，象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
　　是的，或许早已激动过了，早已愤懑过了；或许早已想通了，想透了。
　　谈话间，有两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除了平静。
　　他告诉我们，现在他的头脑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了，以前不是。
　　他告诉我们，他要否定自己的许多东西，不只是抽象的否定，而是具体的，尽管否定自己是痛苦的。
　　我相信，他说的这些都是真诚的。
　　他也坦诚地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例如对张春桥的。张去世后，他应香港《明报周刊》之邀，写了篇谈张的文章，表达了一些他的看法，受到了此地有关部门的批评，但他并不为动。
　　我相信，他说的这些也是真诚的。
　　不知中不觉间，外面已经下过了一场大雨，雨点还在淅淅沥沥地飘洒。时钟已经到了不得不分手的六点二十。老徐早已告诉我们，六点半，有个朋友会来看他。
　　同样的一条路，方向相反，我们扶着老徐回家。我们的心情也与来时的陌生、揣测相反，已是没有什么隔阂。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大概他也没有想到的吧！
　　还是那扇后门口，老徐熟悉地按了按门铃。不一会，一位年轻的女士来开门。她是刚才路上老徐为我们介绍的目前与他和老伴同住的小女儿。路上，他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女儿都受到了他的牵连，工作、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她们因政审无法通过，都没能上大学。大女儿顶替母亲在一所区级图书馆工作，小女儿当了护士。我脱口说了句：还是那一套做法！说这话时，我没有注意老徐的神情。此时的他，不知道心中究竟是什么滋味！
　　或许，老徐对这一切都已经淡然的！

　　200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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