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守福 康生印象

tuffy05

康生印象——从仰慕到鄙视

梁守福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第八章：“康生为我撑船”，标题
为编者所加。〕


    对于一个还没有走出学校大门，更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青年学生来说，我一直
认为中央领导人的形象都是非常高大的，思想水平都是高的。特别是康生，很早就
听说，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中苏论战的大文章，大部分都是在他主持下
写出的，心里更有几分特殊的敬意。文革前，我见到最高级别的中央领导人就是陈
毅副总理。他的讲演让我热血沸腾，为祖国的富强，我愿肝脑涂地。对陈毅也只是
远距离地听他讲演，说不上近距离的心灵对话。以后虽然与李葆华等省委领导人有
过多次接触，由于处于观点对立状态，也说不上有什么平等的对话。文革初，他们
对我们不平等。省委瘫痪后，我们对他们不平等。一九六七年的二、三月间，以康
生为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负责解决安徽问题。前面的几次接见，
我因不在北京，没有直接参加。听说前两次，主要是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接见王中
、李胜利、曹再凤态度很好。从汇报情况看，康生、王力、关锋对“一·二六”夺
权还是基本肯定的。但当他们听到反夺权的不同意见后，对代表团成员的态度，来
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经常是大声喝斥“Ｇ”派代表（夺权派称“一·二六”夺
权好极了，所以叫“Ｇ”派），不准发言，认为“Ｇ”派代表的话都在欺骗他们。
前几次接见，我不在现场，无法谈印象。三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的接见我参加了
，周恩来总理也在。当“Ｐ”派个别代表（反夺权派称“一·二六”夺权好个屁，
所以叫“Ｐ”派），在发言中有明显不实之词时，康生也不准“Ｇ”派代表澄清。
例如，程明远发言中说“一·二六”夺权是假夺权；“八·二七”和李葆华有“君
子协定”，省委是“和平让权”；“李葆华用三万块钱把梁守福收买了”等等。当
李文安站起来要发言澄清事实时，康生拍着桌子不让李文安讲话，并不分青红皂白
地大声呵斥李文安：“你不要再骗我们了，我们不要听你的发言！不接受你的检讨
！”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在我面前这样大声叫喊的就是我心中仰慕已久的无产阶
级大理论家，无产阶级大革命家。当时我不敢将他大吼时的形象与电影里的什么坏
人形象作对比。再看关锋，他的烟瘾特别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个不停。只要“Ｇ”
派代表一发言，他就紧锁眉头，瞪着两只眼睛看你，表现出一种完全不相信的神态
。他人干瘦，两撮鼻毛露在鼻孔外面大约有一厘米长，被烟油粘在一起，象在鼻孔
里插了两只竹签。康生只要一坐下，就将两只鞋子脱掉，光着脚踩在地毯上。王力
倒像个白面书生，话不多，但在接见会场以外，却不止一次说“一·二六”是假夺
权。


    也许印象在一个政治家看来不算什么，但对一个还带有稚气的年轻学生来说，
可能很重要。因为原有的“神圣”想象一下消失了；原有的崇敬可能一下变成潜意
识中的鄙视。这种鄙视，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中，它就会慢慢地成长。从潜藏在心灵
深处不自觉的意识，成长为显现的社会行为。我就是一个典型。


    我对康生、王力、关锋的不满是来自对《九条》的不满，对《九条》的不满原
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下面我把一九六八年写的“认罪书”中的有关段落摘抄
于后：


    （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反革命的拚
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护他们的政权”。
    就是在“一·二六”夺权快要被否定的时候，这时，我就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
，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记得大约在去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和张来信同志
（八·二七合师院纵队长）在原来李凡夫的住处（李凡夫因被李葆华点名批判后，
搬出原住处，其房一直空着）闲谈心。张问我：“你对这次谈判前途估计如何？”
我说：“看来承认‘一·二六’夺权不可能了，弄不好是程明远、刘秀山上台。”
张说：“他们上台，我们就准备成反革命，即使实行军管，我也不干了，军管也只
是个缓兵之计。”我说：“军管我也不干了”。接着张来信就谈到全国夺权情况，
他也提到山东“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问题；重大“八·一五”的问题，说他们现
在很消极。张问：“你看这种思想不解决，十年、二十年，毛主席百年之后，会出
现什么局面？”我说：“这些人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等主席去世后，会不会出现更
大的震荡？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活动能量大，将来一分配，全国各地都有，
这些人就成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埋下的定时炸弹。”
    到北京后，（指三月的北京谈判），根据其他同志介绍的情况看，认为“一·
二六”夺权肯定要被否定，刘秀山、程明远上台的可能性很大。有一天，有胡昭复
，还有清华的几个同学在一起闲谈，胡昭复也谈到重大“八·一五”，他说，现在
重大“八·一五”搞的男同学到酒馆喝酒，女同学到茶馆喝茶。他一讲到这里，我
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来前和张来信的谈话。于是我就感慨地说：“我看这次文化
大革命埋下了不少定时炸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毛主席去世后，这些人会不
会再起来干？那时社会会不会出现更大的震荡？”


    到了六七年的七月，我不只是把自己的困惑用语言来表达。而是发展到给陈伯
达、江青写信表达这些困惑。我再把同一份“认罪书”的有关段落摘抄于后：


    我在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也反映了这个思想，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建议中
央处理问题时，能从三十年以后看效果，特别是处理群众问题上，不能给运动留下
后遗症。弄不好，将来社会会出现更大的震荡。”


    到了八月初，我出于对“七·二零”事件处理的极度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不
理解和困惑也发展到了顶峰。我斗胆给毛主席、周恩来写信阐述我的看法。下面我
把另一份“斗私、批修”检查里的有关文字摘抄于后：


    “去年是刘少奇、邓小平背着你抛出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了工作组镇
压革命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被打下去，今年的一月革命
风暴，又是你点起的，二月、三月形势大好。但从四月以后，全国的夺权就变得冷
冷清清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大规模武斗，一场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被打
了下去。去年六、七月份是群众斗群众，其形式是文斗；今年的六、七月份，仍然
是群众斗群众，其形式是武斗。与去年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对照，我怀疑
在你身边，还有未被挖出来的刘邓。很可能就是这些人，篡夺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权，背着你又抛出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就在同一封信里，我对许多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也提出了看法：


    现在，把许多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例如：江西省的“大无联”、湖北省
的“百万雄师”、四川省的“产业军”。这都是上百万人的群众组织，加上他们的
亲属、朋友、同情者、支持者，恐怕上亿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会不会
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


    其实，在这封信里，既反映我对康生、王力、关锋的极度不满，也是担心安徽
省的“Ｇ”派组织，会被康生、王力、关锋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


    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必然引起对
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极度不满，我在“认罪书”里的第二大罪过就是
反对中央的《九条》决定。现抄录于后：


    （二）疯狂地反对《九条》
    ⒈《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产物，不符合安徽的实际情况。
    ⒉支持兵团调查组收集《九条》的黑材料。当时兵团调查组，在收集《九条》
下达后的生产情况；老保翻天的情况；牛鬼蛇神出笼的情况等。我是知道的，我不
但不制止，反而支持。因为这样做，对我有用处，我想利用这些材料证明《九条》
是不符合安徽实际情况的。以此来给中央施加压力，要求中央改变原来的态度，承
认《九条》是错误的。
    ⒊错误地认为《九条》仅仅是一种策略，有意暴露敌人的。我在许多报告中，
都这样说过：《九条》下达后，形势大好，许多牛鬼蛇神度纷纷出笼，这也是一件
大好事。
    ⒋在许多场合下，恶毒攻击《九条》。
    (1)去年六月，有同学对《九条》发牢骚。我说发牢骚有什么用？关键的问题还
是在于权，只要我们将来有了权，权是在我们手里，管它《九条》、十条，那只是
历史资料中的一页。
    (2)去年七月七日，在一次全体战斗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我含沙射影地攻击《
九条》说：“今天是七月七日，刘秀山开个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为他吹捧叫好
的，（因为刘秀山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被李葆华点名批判的）明天是七月八号
了，是《十六条》下达十一个周月。《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文化
大革命的总纲领。我们是靠《十六条》起家的，我们对《十六条》感情最深。最近
一个时期，宣传《十六条》的少了。明天，我们开一个记念《十六条》下达十一个
月的大会。通过这个大会，掀起一个宣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捍卫《十
六条》的新高潮。”
    (3)去年七月十六日晚，在省军区小礼堂的会议上，我说：“通过《九条》下达
几个月的实践证明，《九条》不是高举毛主席伟大红旗的，是不符合安徽实际的。
所以《九条》下达后，生产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武斗使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
化大革命。阶级阵线不是清晰了，而是更乱了。《九条》不仅影响了安徽，而且影
响了全国，现在许多地方都发生武斗。牛鬼蛇神为什么这么猖狂？就是由于《九条
》的先天不足引起的。《九条》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是听了左派的话，而是听了程
明远等叛徒的话。所以，它不可能是支持左派的，而只能为牛鬼蛇神利用。你们军
管会有什么权？军管会的权又被《九条》剥夺了。你们有一点权的话，也是我们给
你们的。”接着我又说：“我要是钱钧，我就不干了，我不愿意干这个有职无权的
主任。”


    按照我当时的思想逻辑，从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开始，引伸到对《九条》的抵
触情绪，认为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于《九条》引起的。进而发展到对参与制
定《九条》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不满。为首的自然是康生。除了前面所说的印象
外，我的确有不少攻击康生、王力、关锋的言论和行动。


    我支持“专揪王力战斗队”炮打康生、王力和关锋。


    ⒈大约六七年的七月份，工大的李家鹏等人想整康生的材料找到我，要我给他
们提供第一次北京谈判时，康生等人是如何压制“Ｇ”派代表发言。我当时就给了
他们一份书面材料，而且要李家鹏去找李胜利和李文安核对一下。


    ⒉六七年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合工大的宋某、范某在东天桥下的马路上碰到
我。他们说：“在合肥干不下去了，想到北京去看看”。我问他们到北京干什么？
他们说，想到北京看看王力能不能搞。我答应他们可以去看看动向，能搞就搞，不
能搞千万不要乱干。


    ⒊六七年七月份，合工大“红联会”的几个成员找到我，说他们到北京找王力
辩论，我也是同意的，并答应给他们一点钱。


    我在背后不止一次地说过，下次文化大革命，第一炮就要轰康生。


    我同李文安闲谈时说过：“康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整了这么多人，我看不要
等下次文化大革命就有人搞他。”


    我不仅在闲谈时常说攻击康生的话，后来发展到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也把发言
的矛头对着康生。六七年七月十六日，严光在省军区召集“八·二七”兵团和“工
联会”的头头开会。在这次会议上，严光主要是想听听我们的意见，然后对我们做
些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不仅公开发泄对《九条》的不满，而且公开批评康生
：“我看康生就是没有被挖出来的刘邓，下次文化大革命第一炮就轰他。就是他弄
个《九条》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的，反革命搞个造反组织，杀人也是革命的。就是《
九条》下达后，全国各地都搞成两大派，反正搞武斗也是革命的，哪个不敢搞。”


    我不仅在一些小型的会议上把讲话矛头对准康生，而且在一些大型会议上，也
公开向康生挑战。六七年七月十九日，我在工大全体“八·二七”战士大会说：“
我怀疑在毛主席身边还有没挖出来的定时炸弹。就是这些人背着毛主席又抛出了新
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起大规模的武斗。只要我们能坚持到七月底不大打，我相
信在八月份，毛主席一定会拿出决策来，转变这种局面。（以上言论也是摘自“认
罪书”）


    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第二次赴京谈判代表团已经到达北京。为了接受第一
次谈判准备不充分的教训，“Ｇ”派代表准备了两麻袋辩论材料。就这样我还是不
放心，又专程赶到北京。一方面是给代表团鼓劲；另一方面也到七机部招待所看看
老干部，问计于他们。


    到北京后，形势对“Ｇ”派不利，因为严光离开了军管会，受到中央的批评。
安徽省军管会的工作由十二军负责，这说明军区支左有错误。另外，“Ｐ”派的情
报人员，将我历次骂康生的话整理成材料，这份材料我在合肥也看到过。而且我讲
话的录音在合肥也听到过，我总认为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按照毛泽东
的说法，对错误的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应该抵制。我认为自己是搞阳谋，是在
抵制错误领导，怕什么。所以在北京时，代表团希望我主动向康生认错，写个检查
，在康生接见时送给他。由于我不认为自己有错误，就愤愤地说：“我有什么错误
要检讨的？二十年以后看，是他对，还是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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