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成仿：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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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成仿


　　第一个阶段：分歧的发端。发生在七届二中全会后至党的八大召开前这段时间内。

　　1、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

　　进城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共同勾画了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主要矛盾以及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重大问题发表了看法。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并嘱托他对新中国经济成分的分析做进一步的思考，草拟文件提请二中全会讨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2页。）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刘少奇根据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本着七届二中会的精神，针对当时中国革命处于大转变时期的实际，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基本构想，这一构想的基本点是：第一，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即中国是一个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现代化经济十分薄弱，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文化落后，国家和人民都很贫穷，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不能操之过急，必须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艰苦努力。第二，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来进行的最根本的任务。在春藕斋讲话中，刘少奇明确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最后依靠重工业再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认为，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好安排生活，积累资金，我们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第四，在商业生产不发达，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因素，发挥个体小商品经济的生产积极性，以便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他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指导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他认为，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9-60页。）第五，通过适当发展资本主义来加强社会主义，最后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通过适当加强小生产者的力量来加强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最后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看起来是象是后退，实际上是更好地前进；看起来象很慢，实际上是更快；看起来象是麻烦，实际上是更加顺利。在春藕斋讲话中，他把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更加具体化了：“过了这个时期以后，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有了大发展。国家经济的领导更加强了，变成绝对的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数量也多了，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那时，就会要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

　　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基本观点在大的方面是赞成的。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刘少奇有些观点与毛泽东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比如，肚带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的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以至在天津讲话中讲到“剥削”问题时走了“火”。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刘少奇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提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当富农。在实行工业化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刘少奇的主张（如前所述）则与此相反。（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61-62页。）到了1952年，我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特别是土地改革的任务彻底完成，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按照“当一个任务完成了的时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松懈下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6页。）的领导原则，同时又依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某些观点和苏联实行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毛泽东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考虑。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上讲到：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3年6月正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对此，刘少奇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为此，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确保私有财产”等观点，否定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从而使全党的思想转向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上来。

　　2、关于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我国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东北地区一小部分经营良好的农民添了马车，有的顾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因缺乏劳动力或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或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一小部分人出卖出租土地，或借粮借款。有的农村党员开始雇佣长工。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党中央负责人之间围绕着是巩固土地改革后的成果、继续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还是否定现状、立即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

　　问题是由山西省委1951年4月17日向中央和华北局呈送的一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引起的。针对山西省委提出，要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战胜农民自发因素的意见，刘少奇指出，这种现在就想从实际上来提社会主义改造，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有了国家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才有可能实行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的农业区，那是幻想。（《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31-32页。）1951年7月3日，在将山西省委的报告印发给党内的负责同志和马列学院的学员时，刘少奇加了一段批语，尖锐地指出了党内有一部分人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企图用平均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的错误。批语说：“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的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时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针对刘少奇的讲话和批语，毛泽东的思路恰恰相反：他公开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19页。）毛泽东的讲话使刘少奇放弃了他的观点。在多次党的会议上，刘少奇就这个问题作了检讨。

　　第二个阶段：分歧的扩展。发生在八大以后至八届十中全会以前这段时间内。

　　1、关于主要矛盾

　　随着三大敌人的被打倒，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胜利后的主要矛盾作了预测分析，他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七届二中全会确认了这种主要矛盾的分析。但是，新中国成立时，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主要矛盾并没有象预测的那样立即转变。到1952年，随着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基本完成，毛泽东也恢复了它关于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判》，1952年6月6日）

　　建国前夕，刘少奇在对国内主要矛盾前瞻性分析上与毛泽东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都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三大敌人残余的斗争取得胜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会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目光似乎更深更远。他在承认这一主要矛盾的前提下，强调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到重要位置上，并在1951年写的《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光辉工作的基本任务》的笔记中，首次提出了大体近似后来毛泽东所提的两类矛盾的思想和人民内部不矛盾的概念，并预测到人民内部矛盾必将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相对说来，毛泽东则更专注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对土改后农村自发势力的增长城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日益尖锐感到忧虑。基于他在1952年6月6日在那个批语中对国内主要矛盾所表述的观点，到1952年9月，毛泽东便以此作为理论依据，开始酝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要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三大改造完成后，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八大政治报告中郑重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它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刘少奇的贡献却是杰出的。毛泽东对这一认识虽然赞同，但有保留。到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结论性讲话中说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他还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来势非常正确的。（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总结讲话稿）全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观点，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会上尽管有争论，但最后还是毛泽东的观点占了上风，从而轻率地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

　　刘少奇在八大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坚持“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的。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后，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刘少奇在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也发生了反复。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赞同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随着大跃进的挫折、庐山会议上的党内斗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刘少奇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反思。1959年11月，刘少奇在海南岛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发言中谈到国内主要矛盾时他讲：社会主义社会中，总的矛盾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还讲，新的与旧社会残余的矛盾时存在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很激烈，但逐步缩小。多种经济变成单一社会主义性质后，主要是生产与需要间的矛盾，就是这种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他的这一认识，在表述上虽欠准确，但反映其认识已向“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论述回归。可见，在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1959年冬之前两人的认识在基本一致的基础上只有侧重点不同的话，那么，刘少奇通过海南之行的学习后，两人认识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2、关于“三面红旗”

　　对于“三面红旗”，刘少奇在开始阶段是真诚拥护和积极执行的。但是，在具体的贯彻执行过程中，刘少奇作为中央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便很快觉察到了问题。

　　1958年底，党中央发现前一时期在农村所有制和工农业生产指标中已经出现了问题，便开始着手纠正。刘少奇在参与领导纠正工作的同时，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索，并试图从理论上寻找答案。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在一次小组会上向会议提出了三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一是，从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看，“左”和右这两个问题，哪一个是主要倾向？二是，1958年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里，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盲动主义？三是，当时把钢产量落实到1300万吨，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希望大家就此展开讨论。（马云飞：《刘少奇与六十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8-9页。）刘少奇提出的这三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党内在思想认识上的敏感点。尽管他本人以及会议在当时还不可能做出完全实事求是的结论，但可以预见，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深入讨论，对认清党的失误和纠正工作中的偏差是会起积极作用的。令人遗憾的是，庐山会议没有按照原来的预定方针进行下去，这一纠正错误的积极尝试也就被迫中断了。对此，刘少奇深感痛惜。他后来多次说过，庐山会议犯了错误，那个时候应该继续反“左”，不应反右，结果失去了一次纠正错误的机会。

　　庐山会议后，我国经济战线有一次陷入了“大干快上”的盲动主义的热潮中。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的问题也暴露得越来越多，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1960年6月，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在上海召集有各大区、各省市和一些主要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经济问题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他再一次提醒全党：今年上半年发生的问题是严重的，在经济工作中要注意防止“计划偏大”和“浮夸作风”的倾向，要“实事求是”、“冷热结合”，“如果现在的状况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的，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

　　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翌年初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在形势的判断和调整的决心上，党内在认识上并不统一。针对这种思想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在1961年初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调查中取得“发言权”。刘少奇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1961年4月至5月中旬，刘少奇到湖南省宁乡、长沙两县，在农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两个月后，他又北上东北和内蒙古林区，对我国历经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查。在调查中，刘少奇对“三面红旗”尤其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进行了再认识，开始对“三面红旗”持某些批评态度。在家乡调查的那段日子，刘少奇看到乡亲们饥饿浮肿的面孔，心情十分沉重。他对乡亲们说：“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还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有人说士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金春明：《建国后三十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26页。）对当时认为是“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他通过调查解剖，认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吕星斗编：《刘少奇和他的事业》，中央党史出版社，第549页。）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在分析几年来工作中造成缺点错误的原因时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能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会议过程中，刘少奇在对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作说明讲话时，又进一步分析了造成困难形势的原因，他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而突破了一概说主要是天灾的框框。对于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从而突破了总把缺点错误与成绩说成是“三七开”的框子。对于“三面红旗”，刘少奇一方面指出，其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同时又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耕进一步地租出结论。”他还用“一个大马鞍形”来评判“大跃进”。这些都表明刘少奇对毛泽东极力倡导的“三面红旗”是心存疑虑的。

　　对于刘少奇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不能赞同的。他一直坚持认为“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有缺点错误的话，那只是由于人们在实际工作中造成的。由于受这两种绝然不同的思路的支配，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三面红旗”认识的分歧也就不可避免。回顾1967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所说的一段话，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是会有很大帮助的。毛泽东说：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争鸣》<南昌>，1989年第1期，第60页。）这表明，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围绕“三面红旗”评价问题的不同观点，是他们之间的分歧向公开化和尖锐化扩展的重要转折点。

　　第三阶段：分歧的激化。发生在八届十中全会后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五•一六通知》的制定和通过前这段时间内。这一阶段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四清”运动问题上。

　　关于在农村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多次提了出来。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个精神——后来被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构筑了“文革”时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核心。“四清”运动，正是八届十中全会这一精神的直接产物。

　　具体说来，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抓好阶级斗争，大腿阶级敌人的进攻。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提出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说：“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1963年2月23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了开展城乡“四清”运动的原因和目的，他说：无论农村城市，资产阶级分子在活跃。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现在我们正在制定一个文件，要反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如果不加整顿，他们就猖獗起来了。在5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于当前的阶级斗争一共列了九条表现，明确提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并引用毛泽东在2月中央作会议上介绍湖南、河北经验是说的话，公开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温家时还特别加上这样的男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天命的代理人”。这样，搞好阶级斗争，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便成了发动“四清”运动的直接目的。其次，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除了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以外，还专门印发了一个“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材料，刘少奇还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题报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说：我们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2月26日，他在对大区书记的谈话中说：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2月28日，他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要“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这些牛鬼蛇神”。这样，反修防修就成了“四清”运动的第二个目标。第三，是为了解决干部中存在的“四不清”等问题，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健全各项制度，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群矛盾，建设一个好党和完美的社会。

　　对于“四清”运动，刘少奇自始至终是热心支持和积极参加的。更有甚者，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前后，刘少奇为运动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实际工作中加剧了运动的向“左”逆转。当运动进入到后一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28页。）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旨是总结和研究社教运动中的问题。会议一开始就讨论了社教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问题。12月底，会议制定出《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即《十七条》），《十七条》对社教运动的性质统一规定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对于这一规定，刘少奇是不赞成的。在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说：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这一提法。但是，这一次与往常相反，刘少奇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为了否定刘少奇的观点，毛泽东在1965年1月5日的谈话中强调：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是讲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杭州会议以来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0页。）毛泽东把四清运动的重点确定为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观点的提出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在客观上作了理论和舆论的准备。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搞法，在运动开始时，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是比较客观实际的。后来，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刘少奇便越来越强调“扎根串连”，并且强调要扎“真正的根子”，对基层干部开始认为都不能依靠。此后，刘少奇又提出大兵团作战的方法。这种“人海战术”，大轰大嗡的做法，当然是要出问题的。对此，毛泽东在1965年1月3日晚的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2页。）

　　另外，在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的汇报会，曾说过，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毛泽东听后很不高兴。再加上，在12月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讨论社教运动性质时发生了争论，这使毛泽东更为不快。12月28日，毛泽东自己拿着《党章》和《宪法》参加会议。他生气地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议，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2-604页。）这样，12月中央工作会议带来的一个深远影响的直接后果，便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即：毛泽东丧失了对刘少奇的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对于这个变化，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引起我警惕，还是23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提的“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要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倒？”的问题时，说道：“那就早罗。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5页。）这表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到“四清”运动的后期已达到无法弥合的程度。（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斯诺访问毛泽东后在他自己的书中评论说：“毛泽东把他同刘少奇最后决裂的日期定为1965年1月，但这样一种准备期却是开始于1959年获更早的时候”。见金春明著《建国后三十三年》第225页。）尽管后来刘少奇为他在12月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就社教运动性质发生争论这件事作了检讨，但毛泽东对于这个检讨很不满意。在他看来，刘少奇的问题不是对他个人尊重与否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矛盾。正是出于这种错误估计，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才作了一下错误判断：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他们是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党内、国内的形势既然如此岌岌可危，那么，出路何在？毛泽东认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967年2月3日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的讲话）因此，只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用这种大“破”大“立”的方式，才能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挖出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才能重新夺回被走资派夺走的权力，“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才能建立他在《五•七指示》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主义。


　　注：此文节选自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99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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