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博物馆”》 之二十三
（一）
胡杰先生制作的记录片《我虽死去》（THOUGH I WAS DEAD），片末有一个长长的“文革”死难者的名单，在名单中有一位是北京六中的校工徐霈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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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徐霈田被虐打至死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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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下面这份叫做《血》的油印材料，由北京六中红旗红卫兵编写（本件是署名北京女六中翻印），记录了1966年8月之后北京六中部分红卫兵虐待、杀害多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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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说到折磨、杀害徐霈田的情况：
我校退休老工人徐霈田，68岁，1937年以前在旧社会戏院里当茶房多年，1937——1940年在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当工友，1940——1956年在北京6中当工人，1956年退休后，因单身一人，一直在6中住宿。解放后（1949年之后），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尤其是退休后因病几次住院都治好了，更加热爱党，他经常对人说：没有共产党，我的老命早就没有了。解放后（1949年后），在6中当工友期间，工作一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以校为家。
今年（1966年）9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小撮人以“老吸血鬼”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撵出学校导致他无家可归，徐（霈田）在街头流浪两、三天后由派出所送回学校，给学校、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一天，天下小雨，以朱支前为首的一小撮人开始对徐（霈田）进行迫害，他们先将徐（霈田）拉出屋外强迫徐跪在地上，并脱下自己的鞋令徐（霈田）用嘴叼着，并让徐（霈田）自己骂自己是“老混蛋”。这还不过瘾，又把几根木棍放在地上令他在地上爬行，一直爬行至六、七十米处的厕所里，然后将徐（霈田）推入小便池叫他打滚。徐（霈田）全身被尿液湿透，再看徐（霈田）已经不像样子了，徐（霈田）不能站，刚站起来就摔倒了。这伙暴徒哈哈大笑扬长而去，此后又折磨了几次。
（1966年）10月3日，下午，徐（霈田）被王昌明叫到淋浴室内。他们说：“给你洗澡”，……先是用冷水泼徐（霈田）的身体，（徐霈田）喊道“冷啊！冷啊！”，然后用开水向徐霈田身上浇。王、陈一边浇，一边狞笑：“老头，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惨叫着“热啊!热啊！”“饶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根本不理，反而浇得更厉害了。他们把老人的头皮都烫掉了，浑身通红。折磨完后，老人爬回宿舍，已经奄奄一息，不省人事。10月4日早晨徐（霈田）要求治疗，（但红卫兵）不许他出门，不许他治疗。
（10月）4日晚10时40分，红卫兵又把徐霈田拉到厕所进行折磨，他们在房粱上安好绳索，地上放个板凳，然后把灯关了。他们强迫徐自己爬上去套上绞索，但徐霈田被打成这个样子怎么能爬得上去呢？这伙暴徒就哈哈大笑，最后把徐霈田活活勒死了。
（杀害徐霈田后，他们关了灯，强迫被关押的教师轮流到厕所里，在黑暗中去抱死尸，而这些红卫兵在门外装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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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遇罗克在撰写《出身论》的时候手上是有这份《血》的，他的文章《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多处注明“以上均摘自北京六中红旗公社公布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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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泰尼里神父 发表于：2007/6/6 21:26:00
 北京6中受难者案例三：徐霈田
在现在已经出版的三本文革通史中，只有最早出版的一本，即高皋和严家其所写的《文革十年史》中，提到了两个在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运动中，被红卫兵虐杀的两个普通人的名字：徐霈田和王光华。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北京第六中学的校园里被该校红卫兵打死的。徐霈田是退休校工。王光华是该校学生。（王光华的故事也在本网页上。）《文革十年史》由于当年的红卫兵到胡|耀|邦那里告状而没有能公开出售。在《文革十年史》之后又出版的文革通史，则完全没有写出任何作为普通人身份的文革受难者的姓名。
徐霈田在文革时已经退休。他从1940年开始就在第六中学当校工。在这以前，他在别处也是工友。他一直住在六中学校里面。他没儿没女，孤身一人。文革前他已经退休，但是仍然住在学校里，管打上课铃。
北京第六中学位于西城区，靠着天安门广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由于这样的地理位置，这所中学有很多高级干部的孩子。第六中学是最早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学校之一，也是最早开始暴力行动的学校之一。六中红卫兵也是臭名昭著的“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起组织和主力之一。
在1966 年夏天，六中红卫兵以暴力著称。他们毒打校长，老师和同学。他们在校园外打死了一批所谓“地主婆”和“资本家”。特别是，他们在学校里建立了校园监狱，在里面打死了三个人。除了《文革十年史》提到的两个名字，还有一个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名叫何汉成。因为何汉成是“房产主”，是“资产阶级”，因此在文革结束十年后《文革十年史》说到六中监狱打死的人，也只提另外两个名字。
１９６６年９月，高二的几个学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徐霈田是“老洋车主，老吸血鬼”。接着，初中的一些红卫兵就把他抓出来打。打徐霈田的时候是白天。一位当时的学生也是目击者说，打徐霈田的时候，好几百学生都看到了。这个学校的初一的一个学生，拿着一根棍子，进了工友住的房子，让徐霈田出来，然后强迫老人在地上爬。这个红卫兵学生用手里的棍子在地上划出一条线，让徐霈田顺着他的棍子划出的线爬，一直爬到厕所里。一路上，对老人连踢带打。到了厕所，把老人按在小便池里喝尿，又用冷水龙头浇他，接着又到学校的开水房拿来开水烫他。折磨了很长时间后，红卫兵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他们告诉徐霈田，叫他自己去死。
第二天晚上，红卫兵把徐霈田找来，说：你怎么还没有死，昨天不是叫你自己死的吗？徐霈田跪在地上哀求他们。他们根本不听，继续折磨他。最后他们用绳子把老人勒死。
然后，他们把老人弄到了红卫兵设立的校园监狱里，在那里布置了自杀现场。他们把老人的身体吊在房梁上，绳子没有拴住，老人摔了下来，弄了两次才吊好。他们又在徐霈田的脚下放了一个倒下的凳子。吊着的老人的脚离凳子高度有一尺多远，自杀者根本不可能踢开那个凳子，而且，老人脖子上的扣子是个死扣，不是活扣。
天亮以后，红卫兵叫来了公安局的人。警察看后作了记录。把徐霈田的尸体拉到火葬场烧了。警察有经验，一看就知道这不是自杀。但是当时的情况下，警察不敢说什么。实际上，在徐霈田被打死一个月以前，也就是8月下旬，西城区至少已经有333人已经被红卫兵打死了。警察的上级命令他们支持和保护红卫兵。不过，虽然当时民警没有能说任何话，后来作为目击者向司法部门作了证。
徐霈田的尸体放下来以后，有一些红卫兵学生来看，其中有一个红卫兵往已经死了的老人的脑袋刨了一镐。
在１９６６年底，徐霈田之死被揭露。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因为他们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孩子，他们对文革把矛头转向他们的父母不满，从而他们失去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失势了。在揭露第六中学红卫兵的时候，徐霈田的故事被揭露，并且印在当时的印刷品上。这也是为什么文革后他的名字被写入《文革十年史》中的原因。但是大量他这样的红卫兵暴力的受难者，在文革时代以及文革后，几乎都未被印刷物记载。
文革后，第六中学给徐霈田和被打死的学生王光华开了追悼会。学校查问谁写了说徐霈田是“老洋车主，老吸血鬼”的大字报。大字报作者说，是听一个政治课教员说的。那个老师说，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1979年，该校四个打死过人的红卫兵被西城区公安局拘留。他们是“西纠”的领导人，高中学生。在打死徐霈田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那个初一学生没有被拘留，因为考虑到他当时只有14岁。这个人的父亲是一个高级干部，《毛泽东选集》里写到过这个人的父亲的名字。
西城区公安局拘留了这四个前红卫兵以后，西城区检察院请第六中学的负责人去看了起诉书。也就是说，要正式起诉这四个人。但是最后没有正式起诉他们。他们被抓半年以后，被释放了。死者家属和学校当局都不同意释放这四个人。学校领导人到中共西城区委找领导人谈话，区委说这是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的意思。胡|耀|邦写信给西城区检察院，信的大意是“红卫兵小将年轻犯了错误”。最后，学校要求这四个人作两件事情：写认罪书，给死者家属和一个被打成重伤的老师一点钱。
这四个人当时写了认罪书。这四个人就被释放了。第六中学的领导人说，後来查“三种人”的时候，为别人的暴力行为问这四个人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极不好。不过，六中的领导人也说，比较而言，这四个人还被拘留了一次，而其他学校的打人的红卫兵，没有人受到哪怕是这样的惩罚。而这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六中的红卫兵在１９６６年底得罪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被抓到公安局中。虽然他们很快就由毛泽东决定释放了，但是他们在公安局里的时候，曾经被审讯，留下了审讯记录。在当时，他们没有认为打死徐霈田是什么严重问题，因此在审讯中供认不讳，还讲述了细节。
“纪念园”中还有其他一批校工受难者。校工之死告诉我们什么？
１９９６年，看了笔者所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之后，有一位研究文革的美国教授指着文章中徐霈田的名字问：这是个校工，为什么打死他？
我懂他的疑惑。他的意思是，打死别的人，校长，教师，还有社会上的资本家，房产主，是因为那些人多多少少和“资产阶级”有关系，这些人是文革的革命对象。校工却不是这种情况。校工社会地位低，没有物质财产，也没有知识财产，怎么也被红卫兵打死了？
这样的疑问和一个关于文革的理解有关系。多年以来，海外一些人相信，文革是为了“打倒”有钱有地位的人，多多少少有“杀富济贫”的内容；对文革不满的人，是原来有钱有地位的人。穷人从文革得到好处，也喜欢文革。
文革真的帮穷人了吗？校工之死的事实，说明了这种文革“神话”的不真实性。有一批校工被打死了，或者在被“斗争”以后自杀了。他们中的被害者的比例并不低。作为整体他们受到的苦难也非常深。 在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毒打传达室的看门老人。他们说他是地主，所以该打。据该校的人说，打得非常厉害，只是没有打死。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不但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开始了北京打死教育工作者的恶潮，而且毒打了一批教员和校工。校工许占魁，是学生宿舍楼的看门人。他虽已七十岁，但是面色红润，身板笔挺，说话声音很响。他看门看得非常紧，不住校的学生和住校的学生，他分得清清楚楚，从不允许不住校的学生进宿舍楼。因为他做事严格，说话比较凶，得罪了有的学生。1966年8月，在打人风潮中，有红卫兵说他是“伪警察”，她们以此为理由把这位老人毒打一顿。把他打得满身青肿，两个星期不能起床。另外一位校工王永海，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残疾人，矮小畸形，肩膀歪斜，说不清楚话。学校里流传谣言说他是满清皇族后代，因为生活腐败得了脏病变成这种样子。王永海遭到毒打，后来失踪。他只可能是死在了什么地方。
校工被迫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文革的打击目标 “阶级敌人”“牛鬼蛇神” “国民党残渣余孽”是非常宽泛的概念。校工中有的人年纪较大，当然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尽管文革开始时，国民党统治时代已经过了17年了，文革却还把这些人的历史上的事情当作罪行来惩罚。他们不会因为他们是下层的劳动者而受到同情和宽恕。
校工被迫害，也是因为在文革的残酷的大环境下，红卫兵学生掌握生杀大权，为所欲为，他们能出自恶毒心理，打杀哪怕不属文革指定的目标的人，尤其是那些弱势的容易侵犯的人，如徐霈田老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打死的。如果他有自己的住处，如果他不住在学校里，红卫兵可能还不见得想起来去打他。如果他有家人或者亲戚，可能还有人会站出来帮忙，申明他不属于“阶级敌人”范畴而救下他。但是徐霈田是一个孤身老校工。这样的人，在暴力时代，失去了基本的法律保护，哪怕不是指定的打击对象，也会受攻击甚至被杀害。
文革虽然确实攻击了一批比较有社会地位有钱的人，但是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帮助穷人，也没有提出要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水平。检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计划，来改善穷人的饮食和住房。甚至在文革的宣传和理论中，从来就不承认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穷人存在，自然也就不需要有任何帮助他们的计划。在那个时代的印刷品中，穷人只有在国民党时代和资本主义的外国才有。在文革年代，校工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打倒” 了校长和教员有任何改善，甚至连这样的空头许诺都没有给过他们。
校工们当时唯一能得到的“好处”，是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阿Q精神，他们可以在从前比他们地位高的教师和干部的倒霉中得到幸灾乐祸的快感。这种不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得到提升而是因为别人受苦而感到的快感，有时也相当诱惑人，成为有些人积极投入文革的动机之一，但是，绝不是真的利益。
笔者深感遗憾的是，对校工的死亡，了解得仍然相当少，少于对教师和干部的死亡的了解。
转自中国教育人博客： http://www.blog.edu.cn/user1/1812/archives/2006/1224078.shtml
http://blog.kdnet.net/boke.asp?166746.showtopic.88210.html
后此文部分转载在《昨天》2012年10月30日第10期 | 
发表于 2015-11-18 16:2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