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寨 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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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朱寨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的记者乔福山同志到文
学所收集反映。当时我在学术办公室接待他。因为他经常来文学所了解情况或组稿
，与文学所的一些学者专家也都熟，所以就任他自己去采访。采访后来到办公室，
大致谈了谈采访的情况，普遍反映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如此硬性联系，都认为勉
强，对文章那种不讲道理的气势派头，一致反感。他以个人身份对此也表赞同。当
时谁也没有想到背后的政治阴谋。

    这时文学所按照上面的布置，派出未参加上一期安徽“四清”的人，去江西参
加“四清”。其时，比“四清”更浩大严峻的政治运动，正在来临。在驶向江西的
火车上，我们在广播中突然听到公开点名批判罗瑞卿的文章。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
，一向是主席安全保卫的负责人，实在出乎人们意料，令人震惊，同时预感到政治
风云的不测。

    同行的张白山同志，是《文学评论》的编辑部主任，有长期做编辑的政治经验
，与作为主编的何其芳同志有较多的接触，关于这方面他有所了解。听了广播，我
们一起琢磨，悄悄议论，担心留在家的其芳同志对此缺乏应有的警觉，应该提醒他
。写信已来不及，只有打电报。电报上又不能明说，临时想出句词：“请注意天气
变化，晴转阴。”电报没有打。打了又怎样？天意叵测。不过说明当时的一点心意
而已。

◇　一张无名的大字报

    《我的一张大字报》出来后，刘少奇同志从排名第二猛降到六七位。虽然名义
上还是领导人，而“四人帮”（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其实是这样）操纵造反
派，在群众大会上竟公开喊出“打倒”的口号。出席大会的周总理马上从主席台的
座位上站起来，背转脸，表示反对。他当众宣告：“我还准备与少奇同志共事。”
学部的造反派，也正在蠢蠢欲动。这时在文学所六楼后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
用传抄的形式，将周总理的这一态度公布出来，大字报没有标题，也没有落款，更
没有署名，用无声表达了心声，吸引了许多人来阅读，并默默共鸣。可能至今人们
还不知道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何许人。但我却无意中窥见，张贴大字报的是文学所
的陈骏涛。我一直记着那悄悄贴完大字报，匆匆离开的身影。

◇　当时只能那样

    三顶吓死人的大帽子：“叛徒、内奸、工贼”，三本罪证材料，发到每个人。
栽赃诬陷越多，漏洞越多。在当时那种逼人的形势下，岂容人质疑反问。当时我“
靠边站”，临时在图书馆资料室里给我指定了一个桌位，桌上也摆了一份指定人人
必读的“材料”。隗苏是图书资料室的负责人，革命群众，但为人正派耿直，又都
是从东北调来的老熟人，对我依旧如故，不另眼相看，每经过我身边，有意无意做
出慰藉的表情。这次她从我身边经过，望望那材料，不屑一顾，鄙弃地扭头仰脸而
去。当时还有些拿不准，是我的过敏，还是她的本意。当时还不便核实，一直存疑
在心。“文革”后，一起回忆起“文革”的种种，我便趁机当面向她核问。她嘿嘿
一笑，自嘲地说：“咱们都不是张志新，当时只能那样。”

    隗苏这位耿直正派的女同志，不幸过早地去世。而她那嘿嘿一笑的自嘲，我永
远不会忘记。

◇　瘪茄子

    现在记不得当时的具体年月，是江青（当时大家私下都叫她“三点水”）大搞
篡党窃国政治阴谋，横行称霸的时候，女皇宝座似乎虚位以待，等待劝进。她以毛
主席的名义从有关单位调集了一些人，注释古典诗词，供她消遣。文学所被调去的
是古代文学组的刘世德等人。有一天刘世德同志回所，拿着两个茄子交给我，说：
“这是江青同志从自称的菜园里摘下来，让我转给文学所。另外还有萝卜、南瓜，
分送给其他单位。”当时我是所的总支书记，所谓的“一把手”。我听明白了，但
我装糊涂说：“这是江青同志奖励你们参加注释工作个人的，我们不能无功受禄。
”他一再肯定说明是让他送交单位的，我一再说明单位收受不起。互相推卸都很坚
决，却并非认真僵持。互相都笑着说，笑里似乎有什么不便明说的话。最后，为了
不使他为难，我说：“好吧。”就把茄子接下来，顺手放在了办公室卷柜顶上。总
支副书记张宝坤同志可能出于稳妥的考虑，建议报告请示学部领导。她向学部领导
汇报请示后，学部没有说别的意见，也是让我们收下放起来算了。

    据说，其他有的单位收到后，受宠若惊，举行仪式，敲锣打鼓，欢呼迎接。新
华社收到的是两根萝卜，因为无法分享，便煮了一大锅萝卜汤，好像琼浆玉汤，每
人分得一羹。不久以前，我在报刊上读到陈四益同志的一篇文章（很遗憾，报刊名
称和文章题目都忘记了），其中还说到当年新华社的这件事。当时他在新华社，可
见不是编造误传。

    我们收到的那两根茄子，一直搁在那里无人过问，任其抽缩，最后成了瘪茄子
，扔进了垃圾箱。当然，如果当时学部是“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单位；如果当时的
学部领导不是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等那样的领导；如果刘世德同志或其他知情
人向江青那里反馈小报告，事情的结果都不会如此平安。

◇　“默哀”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
连心。”恐怕没有比这更朴素的语言，高度概括了人民与周总理间的深情。

    在“造反有理”的一片喧嚣中，除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所有机关都
陷于瘫痪，所有大小“走资派”的“狗头”都被　“砸烂”。国将不国，全靠周总
理奋力支撑，才使国家大厦未塌。当造反派冲击人民大会堂，要揪斗国务院副总理
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的时候，周总理挺身而出，迎立劝阻。劝说无效，他便大义凛
然地说：“那么，你们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国家不能没有这样的栋梁，人民不
能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柱。

    钟惦斐同志生前关于周总理说过一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周总理把共产主
义精神人格化了。”

    周总理有病，已不是秘密。虽然他依然衣着整齐，精神矍铄，儒雅慈和地出现
在大会主席台和电视屏幕，但已难掩他身体的瘦弱，两颊的斑点憔悴，人们已暗暗
担心。但是一旦噩耗传出，如雷轰顶，令人震惊。

    噩耗传出后，我不知道学部大院里其他单位怎样，文学所的同志们不待任何通
知布置，立即自发地集合起来，举行悼念。

    当时运动虽然还没有宣告结束，但已不像从前，人人必须天天到所集中，挨整
或整人。老先生们提前结束干校生活返京，已不必来所上班。所以当时自发集合起
来悼念周总理的不是文学所的全体，但也有大半个会议室。已不能详记。不过，我
清楚地记得有蔡仪同志。因为他是唯一的老先生。我想可能因为他住在建外宿舍，
离得近，听到噩耗就匆匆来所，正好赶上悼念。

    也许人们难以想象，悼念会上只有肃静，没有啼泣。一是因为人们还未从突来
的震惊中清醒过来；二是马上想到的是总理的死与“四人帮”的迫害有关。如果说
批周公旦、批宋江还是鬼蜮伎俩，含沙射影，那么趁总理病重，“四人帮”在他们
把持下的“大参考”上，竟公然转载香港报刊上国民党特务写的文章，诬陷伍豪（
即周恩来）曾经叛变。丧心病狂，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就在得到总理病逝噩耗之
前，人们还在咬牙切齿地纷纷议论。人们的哀痛被悲愤、愤恨所梗阻。人们的悲痛
闸门彻底打开，是在总理遗体要火化的时候。人们望着驶向八宝山的灵车，欲挽不
能，挥泪哭喊。那悲痛欲绝的场面情景，真是惊天动地。我不知道文学所哪些同志
曾亲临现场；但我可以肯定，从那些现场悲痛者身上，也就看到了文学所同志们的
悲痛。

◇　升旗

    那样的一个简单的仪式，当然不足以表达人们对总理的哀思。仪式之后，人们
便商议筹划怎样举行正式的悼念。不常来所的人，也来所了。一直到下班回家吃晚
饭的时间，人们还聚在办公室里议论筹划未散。就在这时，学部打来关于总理逝世
的紧急电话通知：“不准开追悼会，不准佩戴黑纱、白花。特别提示：各机关单位
不得降半旗。”真是岂有此理。等于在群众悲愤怒火上浇油。激愤沸腾，但又无可
奈何。一声“快出来看！”把人们呼唤出楼外。只见大院正面大楼顶的旗杆下，正
有人在升国旗。国旗升到旗杆顶部，又缓缓降至志哀的半旗位置停住。

    这时已是夜色朦胧，只能望见升旗人的模糊身影，认不出是什么人。不一会儿
，那消失的人影从正楼门洞里走出来，并朝着文学所的方向走来。本来人们要像迎
接一位把手榴弹塞进敌人碉堡、把人们心中的旌旗高高升起的英雄那样热情迎接他
，但走近一看，那人却是还戴着“５？１６”分子帽子的本所的王春元。此刻，人
们一时难免迟疑了。王春元此刻仍怒气未消，有所指地唾骂了一句十分粗野却很能
解气的脏话，自己知趣地走过人群，独自走进楼去。本来大家还想知道他是怎样地
找到国旗，又怎样摸索着爬上楼顶，也一时就语塞了。都还有些尴尬，但不长久。
很快，在共同的悲痛和哀思中，在集体悼念活动中，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在群众之
间制造的对立、猜忌、怨恨隔阂，都被涤荡消除干净。

◇　“留心！”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总理逝世。群众自发的悼念被强行制止。官方举行的追悼
会，草草了事。追悼会上，年迈的朱德元帅，拄着拐杖亲临现场，在总理遗体前深
深鞠躬……“四人帮”压制造成的沉默，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不是在沉默中死
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沉默在酝酿着爆发。

    ４月５日是清明节，是中国人扫墓祭奠的传统节日。总理没有留下骨灰，没有
墓碑。天安门广场上无名的革命英雄纪念碑，正是最好的寄托。早在清明节前，纪
念碑下就有了花圈，碑座四周张贴出了悼词挽联。“四人帮”也就随之放出风声，
说什么幕后有黑手操纵，坏人在煽动。那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
杰，扬眉剑出鞘”高高挂上纪念碑之顶。这消息不胫而走，这火炬也点燃了群众心
头怒火，人们纷纷拥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

    我闻讯后，主要出于好奇，便悄悄骑上自行车前往。不料中途遇上了熟人哲学
所的邢贲思（当时还没有现在的身份名望），也骑着自行车前往。我们并排边走边
议论。他指着络绎不绝的人流，感慨而气愤地说：“谁有本事能煽动起这么多的群
众！”我被纪念碑四壁、栏杆上的悼念诗词感动，更为那些拥挤传抄的人群感动，
我也抄了一些回来。谁能想到“四人帮”已安排了公安机关的便衣，混在其中。更
没有料到，我的身后就有人跟踪。此人出示证件，问在办公室外间办公的康公镛同
志，那走进屋里的我是什么人。她替我应对打发走以后方才告诉我。她悄悄提醒我
要留神警惕。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到过天安门广场，那真是花海人潮。广场周围的树
上和柏树篱笆上都缀满白落，如大雪后的覆盖。令人不由得默诵起艾青的诗句：“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在人群中我遇到过戈宝权同志，
但我们都互相故作不相识。遇到过作家雷加，他倒是胆大，高声对我说：“我可没
有在这里看到过你！”我回应说：“我也是。”那场面，那群情，怎能无动于衷！

◇　花圈。挽联

    清明节前夕，学部召集各所领导人会议，传达上面的紧急通知，一律不准到天
安门广场，更不用说送挽联花圈。文学所是总支委员唐棣华同志出席会议的，回来
照章作了传达。而人们自发的悼念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更加积极地进行。
办公室的张朝范同志，为大家采购了扎花圈、写挽联用的纸张，足够佩戴的黑纱，
抓紧时间，日夜进行准备。我头一次看到文学所的女同志们如此齐全，不分彼此。
什么这派那派，什么你是我非，在共同的大是大非面前，在共同的大悲大痛中，都
已烟消云散。一面坐在一起扎白花，一面相对涕泣共诉悲愤。

    花圈扎好后，意犹未尽。除了悼念敬挽的飘带，似乎还缺什么。又在花圈中间
添上了“冻死苍蝇未足奇”字句。

    当时的总支宣传委员何文轩同志，张罗挽联。为了写出更好的挽联，特意请长
于此道的胡念贻同志操笔，并向他保证，一切后果由他承担，解除胡的顾虑。一共
写了两首，都制成长幅幛联。后来都被收入《天安门诗抄》。因为“诗抄”是按体
裁互相打乱混编，都没有作者姓名，不知是其中的哪两首。胡念贻同志当然知道，
但他已去世，我请何文轩同志辨认，他只能确认其中的一首《西江月》，现抄录如
下：

    五十余年心血，四千万里山河。
    谁知天下起悲歌，忽地巨星陨落。
    矢志忠于领袖，赤心力战群魔。
    一番栽获一番多，遍地花红似火。

    从不久前，即２００２年１月出版的乔象钟著《蔡仪传》中才知道，她和蔡仪
同志在丙辰清明节也写了悼念总理的诗，蔡仪三首，她一首，一起冒着风险，到天
安门广场去张贴。书中写道：

    夜章，我俩把这四首诗用大字抄在一张宣纸上，装在背包里，装了一瓶糨糊，
亲手贴到天安门前。

    他们的四首诗也被收入《天安门诗抄》。他们张贴时，“似乎”也“看见有人
影朝我们走来”，“甩开了那个黑影，平安地回到家里”。他们的诗中有这样的诗
句：“遗业艰难谁予负？烟波浩渺实堪嗟。”“抢天呼地无答应，更谁重镇此乾坤
？”“空有如涛伤心泪，神鹰高逝永不还。”

    最近我又知道，邓绍基同志写过一首《菩萨蛮》，其中有“丰碑百尺瞻雄伟，
中华多少工农泪”、“浮雕昭信史，热血平生事”等句，由刘士杰同志到天安门去
张贴。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文选》（续编２７５页）上收录了这首词。但有误植
。当时文学所是否还有这样的匿名者，现在尚不知。

    清明节那天，文学所的男女，排成双行长队，佩戴黑纱白花，跟随在自制花圈
联幛之后，走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抬花圈、挑联幛领头在先的是文学所的两位壮
汉和硬汉，王春元和杜书瀛。整齐的行列，悲壮的阵容，又是一些书生，格外引人
注目。

    沿途我没有看到学部其他单位的队伍，却遇到了不少分散在人群中学部的人。
面遇外国文学所的一位熟人，他半开玩笑地威吓我说：“好你的，居然带头！”我
说：“我不是作为总支书记，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党员。”确实，我不过是跟随行进
在队伍中，然而也分享了身在其中的悲壮激动。

    文学所的故事多，这不过是我临时想到的点点滴滴。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初


原载《随笔》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http://www.cnd.org/CR/ZK11/cr653.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