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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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戚本禹
                                   1966.04.02

    几年来，吴晗同志一直在狂热地进行着海瑞和“海瑞精神”的宣传。同志们对这样的宣传，一直是有意见、有议论的。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
    象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池潭，平静的水面沸腾了起来。一时间，海瑞问题变成了社会舆论的中心。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晗同志在同志们的批评下，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同志如果真的能以自我批评做为自己进步的起点，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当人们仔细看了吴晗同志近两万字的自我批评文章以后，却不得不说，吴晗同志的检讨，态度是不老实的。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吴晗同志的检讨是个假检讨，不仅是个假检讨，而且是在假检讨的掩护下，向批评他的同志们进行反批评。我们从来认为，反批评是可以的、允许的，但是为什么要打着自我批评的旗帜？这是一种什么论战手法呢？
    海瑞的宣传，是吴晗同志一系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尖端，因此，必须认真研究一下吴晗同志海瑞宣传的过程，对他的海瑞宣传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吴晗同志排出来的“时间表”，恰好说明了他狂热的海瑞宣传同阶级斗争形势的内在联系。他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劈头而来地为我们排出了一张他“研究海瑞”的“时间表”，从这张“时间表”开始，吴晗同志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辩护。
    吴晗同志以为，“时间表”的烟幕能够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振振有词地说，我的《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党中央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是一九五九年八月间的事；《海瑞罢官》是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也是在社会上出现“单干风”和“翻案风”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以前。好象它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①
    但是，吴晗同志竟然没有理会到，时间从来对于掩盖真理的人是不利的。不是有人说吗？不是别的，正是这张“时间表”，象“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贴一样，明明白白地暴露了事情的真象。吴晗同志的“时间表”，把“谜”一般的“学术问题”的现实内容点破了。
    为什么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突然对“骂皇帝”的题目，这样热烈地感到兴趣起来？文章写得那么尖酸、热辣，通篇皆是骂、骂、骂。可是谁都知道，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一向是吴晗同志安身立命的基础、精神寄托的所在。他最反对骂皇帝，就在《海瑞骂皇帝》发表的前后，吴晗同志不是就写过许多为封建皇帝争地位、续家谱的文章吗？他认为，“在过去的历史时代里，在某项政治措施、工程建设或大规模的战争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谁？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领导、指挥了这些工作。……对这样的人应该肯定、表扬、歌颂。”②在那时，只要有谁少写了一笔封建帝王，马上便会遭到吴晗同志的严厉指责。他曾经感慨系之地说过，在我们的一些历史书籍中，“除秦始皇而外，对象汉武、唐宗、康熙、乾隆等这样比较全盛的时代的领导人物不写或很少描写，于是，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③他认为，历史上的很多皇帝，特别是那些所谓“全盛时代”的“领导人”，简直都是些保国安民、龙腾虎跃、“伟大”得了不得的“英雄”人物，他们是我们的“祖宗”，“不这样看，就会把我们祖宗的脸完全给抹黑了。”④谁要是敢于随便对某个封建王朝的所谓“领导人”发一点不恭敬的议论，吴晗同志就要给以迎头痛击！他曾经不胜激愤地问道：“把我们的祖宗全说成是坏人，祖国的历史漆黑一团，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这有什么好处呢？”⑤可是，奇怪的是，如此一个坚决保卫皇帝尊严的历史学家，却突然写出了一篇尖酸、热辣的，号召人们以一种抽象的“勇敢”精神骂倒一切皇帝的文章。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什么样的思想动向呢？
    吴晗同志一定要辩白，我所谓的骂皇帝指的是骂“坏皇帝”，“好皇帝”是不可以骂的。
    “好皇帝”和“坏皇帝”是吴晗同志的概念，这种概念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就用吴晗同志自己的概念来说，他写的“骂皇帝”文章，也并不是什么骂“坏皇帝”。
    吴晗同志的文章，明明白白写着的是“骂皇帝”，而不是骂“坏皇帝”。文章第一句，就写道：“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这皇帝如果指的是“坏皇帝”，则逻辑不通。下面的什么皇帝的“避讳”啦、“缺笔”啦，当然指的也不都是“坏皇帝”。再往下，什么“徐世ｊì＠①只能叫徐ｊì＠①”啦，那指的不仅不是“坏皇帝”，而简直是吴晗同志奉之若神明的唐太宗李世民了。以后的什么“贺后骂殿”啦，什么“人民想骂皇帝而不可得”啦，什么“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啦，什么“宋太祖”啦，什么“小叔皇帝”啦，当然，指的更不是“坏皇帝”。至于吴晗同志后面写的海瑞骂皇帝，那只不过是他“骂皇帝”文章的一个小题目，大题目仍然是骂皇帝。更彻底地说，这里的大题目、小题目都是为了鼓吹一种更大的题目。这更大的题目则是发扬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骂骂也是好的“勇敢”精神。即是说，吴晗同志所说的“骂皇帝”，指的既不是“坏皇帝”，也不会是“好皇帝”。“醉翁之意不在酒”。吴晗同志不过是借着“骂皇帝”的名目，向当代的人们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来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而已。
    尽管吴晗同志是那样地喜欢讲“历史真实”，但是实用的需要，使他完全顾不得“历史真实”了。海瑞骂皇帝的故事里充满了夸张和虚构。人家海瑞本来是劝皇帝、爱皇帝，吴晗同志为了鼓吹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便顾不得事实，改“劝”为“骂”、改“爱”为“骂”了。甚至连海瑞《治安疏》里本来没有的话，例如什么“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也生造出来了。这是为什么？⑥是吴晗同志不懂古文，翻译错了吗？不是，吴晗同志对于古文是熟悉得很的。那末，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给海瑞加上他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呢？不是别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突出他所鼓吹的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吴晗同志反对在历史剧的舞台上给古人戴上眼镜，但是他自己却为无限忠于皇帝的古人，勾绘上了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虚假脸谱。
    有虚构，就有隐瞒。海瑞被皇帝关在监狱中，一天，狱吏请他吃饭，吃完了饭告诉他皇帝死了。海瑞一听这个消息，“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⑦这个故事生动、有力地说明了海瑞的真正“品格”，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海瑞“精神”。它比任何一种烦琐的考据都更加清楚地证明了：历史上的真海瑞究竟是在骂皇帝，还是在爱皇帝。可是尽管事情是那样的重要，那样的典型，而且是那样的准确无误，却只因为它不符合吴晗同志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所以就绝口不提了。这就是吴晗同志的“历史真实”！
    是一种什么原因，使吴晗同志这样毅然决然地不顾他一贯歌颂皇帝的立场，不顾他一向标榜的“历史真实”的口号，尽心竭力地向人们鼓吹他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呢？因为一种更高的需要，超过了吴晗同志一切其他的需要。
    什么是吴晗同志更高的需要呢？这就是吴晗同志在“时间表”里一点而破的，那个被党中央庐山会议胜利地粉碎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需要。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
    资产阶级的力量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力量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斗争，贯串在整个过渡时期。
    政治上、经济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文化思想战线上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要为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披荆斩棘，作开路的先锋。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则要为资本主义的复辟道路摇旗呐喊，争生存的权利。
    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迈进，但是也有人对这样的革命运动极不满意，极不舒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一直在寻找机会，向革命发动进攻。一九五九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遇到了暂时困难，国际上的各种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华的高潮，国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也蠢然活动起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社会根源。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的吴晗同志，正是适合这种社会思潮需要的代表。不是吗？在一九五九年，什么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由极不舒服、极不满意，而极想一骂为快呢？什么人不仅自己极想一骂为快，而且更想鼓励别人也“勇敢”地出来骂一骂呢？这样一件小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就在吴晗同志文章发表的那个夏天，四川新繁县农村的一个生产队里，发生过这么一场小小的风波：水田里的禾苗茁壮地生长着，忽然来了一阵风雨，一些禾苗倒伏了。一个心中颇有一些牢骚和不满的家伙咕噜着说：“人背时，天也背时！”一个富农抓住话音：“龟儿子，象个张飞，敢说！”那个人得到了鼓励：“嘴长在我脑壳上，啥子不敢说？”这个富农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读过《明史》，不知道海瑞，乡下报纸少，大概也没看过吴晗同志“骂皇帝”的文章，但是他提倡的那个“张飞精神”同吴晗同志鼓吹的“海瑞精神”，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一点，那末，请你说明：
    （一）为什么一贯把帝王将相的历史看做是祖国历史“光明面”的吴晗同志，突然一反常态，积极地、连历史事实都不顾地去为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振臂高呼呢？
    （二）今天，反动派已经被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你那爱之如珍宝、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也早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那末，你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究竟是要人们去骂谁呢？
    （三）难道你所要引导人们去骂的那种抽象的“皇帝”，同今天当家做主的人民没有联系吗？同我们亲爱的党没有联系吗？难道你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正在吴晗同志大力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的时候，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始而看风色，想骂而不敢骂，终而憋不住，破口大骂了起来，什么这个搞坏了，那个搞糟了。他们满以为时机大好，一骂就能骂出他们的天下来。多么猖狂，多么嚣张！岂知逆历史潮流的人，总是事与愿违。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种声音同吴晗同志的声音是那样地相似？
    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发表在党中央庐山会议的一个多月以前，两者怎么联系得上呢？
    我们知道，党中央庐山会议是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既然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那么在“反”以前，必然是已经有了右倾机会主义。事实上，吴晗同志文章发表的时候，正是社会上各种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开始出笼的时候，否则吴晗同志怎么能有资格在思想斗争的战线上做他们的代表呢？列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代表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知识分子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远的不去说它了。就在一九五九年的前两年，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知识分子费孝通，不是在天空出现一片乌云以前，就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吗？
    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同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同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 “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
    《海瑞骂皇帝》之后，吴晗同志又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
    《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海瑞骂皇帝》的继续和发展，而不是它的终结和转变。
    吴晗同志不同意这样的批评，他在自我批评中，对这样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他自己提问：“我为什么研究海瑞？”然后答曰：
    第一，是为了“反右倾”。理由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他在《论海瑞》中，写了“不许可假冒海瑞，歪曲海瑞”一类“反右倾”的话。
    第二，是“为古而古”。这一条是拿来为《海瑞罢官》辩护的。他说：“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吴晗同志颇以为，这两条理由可以堵塞天下的言路。
    恰恰相反，这样不成其为理由的辩护词，却会引出了好些文章，从而把关于吴晗同志海瑞宣传中政治问题的讨论，引向一个新的阶段。
    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在吴晗同志两条反批评的理由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吴晗同志自己说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发表的《论海瑞》，是为了“反右倾”的目的而写的。这目的性不是很清楚，很明确吗？为什么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而且也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却突然连目的性是什么都“不清楚”，都“糊涂”起来了呢？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主题的作品，怎么一个的目的性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确；而另一个的目的性，却又是那样的“不清楚”，那样的“糊涂”了呢？一个“古为今用”得那样“好”，密切联系了“政治”，密切联系了“现实”。一个却变成了“为古而古”，“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问吴晗同志：这究竟是一种离奇的童话，还是一种严肃的自我批评！？
    原来这都是假话。什么“反右倾”，什么“为古而古”，统统不过是吴晗同志逃避错误、逃避批评，回避自己海瑞宣传中政治问题的一种遁词。
    是的，吴晗同志的《论海瑞》的确有一个“反右倾”的尾声。但是认真读过这篇文章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反右倾”的尾声同吴晗同志整个文章，是不协调、不一致的。
    看来，这一段话不过是一段外加的、脱离吴晗同志整个文章主题的表面文章，它绝对不是发于吴晗同志内心深处的声音。
    是不是武断？不是。因为吴晗同志整个海瑞的宣传都是为着一种现实需要服务的。倾注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的、抒发了一种反党感情的、号召人们向一种抽象的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作品，怎么能是反右倾的、革命化的作品？脱离了吴晗同志整个文章主题的一个外加的小小结尾，掩盖不了吴晗同志海瑞宣传中的整个立场。
    外加的那种表面文章，在《海瑞罢官》里再也找不见了。吴晗同志再也不好继续拿这块美丽的面纱遮掩自己了。他只好说，他的《海瑞罢官》，是“为古而古”是“为写戏而写戏”。前后的矛盾，逻辑的混乱，都顾不得了。当初，吴晗同志写历史剧的时候，实用的需要超过了历史的真实，现在，写自我批评的时候，实用的需要又超过了现实的真实。
    毛泽东同志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六七页）超阶级的历史，为历史而历史；超阶级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这样的东西从来是没有的。吴晗同志过去的主张从来也不是这样。他从来都是主张“古为今用”，主张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的。
    “研究古，正是为今服务”。⑧
    研究历史人物，是为了拿历史人物来“教育今人”。⑨
    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⑩
    “历史实际是为当前实际服务的，不能把历史仅仅看成是过去的事情”。①①
    这些话都是吴晗同志以前经常说的。
    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例子很多。比如，他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发表的《赵括和马谡》，谈的是“古”，“为”的是“今”，反的是“教条主义”。“自以为是，因而失败，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时间虽然隔得很久了，今天来重温这些教训，看来还是有益的。”①②六月，发表的《反对“花法”》，也是“古为今用”的。“所谓‘花法’就是华而不实”，“在当前也还有其现实意义”。①③
    海瑞的宣传，当然也是“古为今用”的。这一点，他过去也是不隐讳的。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写海瑞是为了让“后人纪念和学习”①⑷，是为了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①⑤也就是说，是为今天的现实而发思古之幽情。“为古而古”，超政治、超现实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吴晗同志的主张，吴晗同志也从来不是这样做的。
    历史小品和历史论文的“古为今用”，到底有局限性，而且引不起广大群众的注意，于是吴晗同志排除万难，“破门而出”地搞起戏剧来了，并且选择了群众喜闻乐见的京剧形式。由历史小品而历史论文，由历史论文而历史剧，吴晗同志的用心可谓良苦矣！今天怎么能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一句话，轻飘飘地把过去唯恐别人不知道的现实目的性一笔勾销呢？
    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易其稿的《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上公开发表了。
    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引言上明确地说，他写海瑞，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学习”的。
    二月，北京京剧团上演了这出戏，全心全意拥戴吴晗同志的“老兄老弟”们欢喜若狂。他们为了一点暂时的成功而得意忘形。
    他们连续发表了一组“细吹细打”的妙文。阴暗的心理，共鸣的心弦，都在这里流露出来了。
    自称为“老兄”的繁星同志，用他们之中最高的称誉──“我们的先师孔夫子”的榜样，称颂了他“老弟”“破门而出”的精神。这出戏是多么激动他的心啊！“一面看，一面脑子转个不停”“出了戏场，我的脑子也转个不休不止”。至于“想些什么，那就不用细说了”。①⑥好个不用“细说”！但是，要是别人看不懂这出戏怎么办呢？岂不白费了功夫？为此，“老兄”象煞有介事地装起“糊涂”来了，他向“老弟”提出了好几个问题。人们懂得，提几个问题不过是一种文章的作法。
    吴晗同志对繁星同志的提问，报之以会心的微笑。他巧妙地回答了提问者巧妙的发问：
    “无论是历史书也罢，历史剧也罢，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也就是“古为今用”，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①⑦
    对提问者的假装“糊涂”，吴晗同志并非无意地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装什么“糊涂”！“我看，你一点也不糊涂，我所说的，我看，也都是你所想到的，不过，你在故弄玄虚，要我替你说出来而已。”接着，吴晗同志向对方将了一军：“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
    此后的三个月，吴晗同志又在《论历史剧》一文中，再一次地阐明了历史剧“以古喻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等等理论。①⑧这些理论，可以看做是吴晗同志《海瑞罢官》戏剧创作的一个最好的总结。
    又三个月，他在一篇文章里又一次地谈了戏剧在“反映人们的痛苦、希望和要求，鼓励人们敢于斗争，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状”方面，对“今天也仍有它的现实意义。”①⑨
    吴晗同志怎么能这样健忘呢？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什么让今人“学习”啦，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啦，“不是为了死人，而且为了活人”啦，“以古讽今”、“古为今用”啦，“指桑骂槐”、“不容怀疑”啦，“反映人民痛苦”、“鼓励人们敢于斗争”啦，怎么今天一挨批评，就变成了“完全”是“为古而古”，“完全”是“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古为今用”“一点也没有想起过”了呢？以前说的话都不算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们不是赞成孔夫子、孟夫子吗？我们对孔丘、孟轲的话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按你们说的，孔子的“强哉矫”，孟子的“大丈夫”，是这样吗？你们不是要人们学习“刚直不阿”、反对“乡愿”吗？什么叫“刚直不阿”？按之《说文》，“刚直不阿”者，不屈挠，不钩弯也。“刚直不阿”怎么可以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子呢？什么叫“乡愿”？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②⑩孟子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是乡愿也。”②①反对“乡愿”，怎么能“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呢？
    一向反对“是今非古”②②，一向主张“写作”的“目的性要明确”，“要有所为而作”②③的吴晗同志，怎么会“为古而古”！煞费苦心，想过来、想过去，浇进了作者全部心血的《海瑞罢官》哪里会是“为写戏而写戏”！在他的剧本刚上演的时候，就有同志看出了他的剧本是有所为而发的。吴晗同志自己也说，当时曾经有人向他指出剧本的倾向不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更多的人读了吴晗同志的剧本，人们说，吴晗同志的新编历史剧“戏中有人，呼之欲出”。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大谈其《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退田啦，除霸啦，“平冤狱”啦。其实“退田”也罢，“除霸”也罢，“平冤狱”也罢，都只不过是吴晗同志剧本的情节。吴晗同志哪里是在为三代冤仇的贫农洪阿兰一家鸣冤叫屈，他对“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②④的贫苦农民哪里会有这样的感情！实际上他是借着被污辱、被歪曲了的农民，来为他心目中被“罢官”而去的“青天大老爷”鸣冤叫屈。吴晗同志剧本的主题也不是消极的“罢官”，主题思想应该是高于情节之上的东西。一个戏剧评论工作者说得好，吴晗同志剧本的主题思想是：
    “海青天，回来吧！”②⑤
    回来干什么，回来再干！这是积极的同“现实”斗争的姿态，而不是消极地对“罢官”而去的“青天大老爷”发一点哀思。
    如果有人对这样的分析仍然抱有怀疑，那末，可以看看吴晗同志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海瑞罢官》的前言里，吴晗同志对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有一个“画龙点睛”的说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对于这样明明白白的说明，还能有什么怀疑吗？
    吴晗同志召唤的“海青天”，当然不是明朝的海瑞。因为《海瑞罢官》写的根本就不是明朝人海瑞。尽管吴晗同志过去曾经一再斩钉截铁地说过：“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②⑥但是他还是为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所冲动，虚构了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海瑞罢官》，其主要情节“是虚构的，想当然的”；次要情节“也都是虚构的”。
    那么，呼之欲出的戏中“人”是什么人？
    “回来吧！”的“海青天”又是谁？
    吴晗同志是最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只要把吴晗同志的戏剧放到吴晗同志所喜欢讲的每个历史剧都有它创作的“时代背景”②⑦上来考虑一下，问题也就可以清楚了。
    在吴晗同志写剧本的时候，是一些什么人被人民“罢”了“官”呢？
    正是那一小撮以“刚直不阿”、“为民请命”为形式，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实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不等于阶级斗争不再起伏了。在六十年代的头三年里，国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妄想利用连续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再一次地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牛鬼蛇神又一次地出笼了。
    《海瑞罢官》是第一批出场的牛鬼蛇神。
    联系当时社会上那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来看，《海瑞罢官》这出戏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不久以前被人民“罢”了“官”的那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弹起“魂兮归来”的曲子，企图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他弹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音乐伴奏声中东山再起。
    这才是《海瑞罢官》的真正主题。
    “老来傲骨犹然在，岂肯折腰媚权臣”，“我海瑞丢乌纱心胸开朗，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
    同志们想一想：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什么人的性格，什么人的面貌描述的？而这样的描述，究竟是为谁服务？为谁鼓气？为谁张目？
    “破门而出”成了他们的战斗口号，繁星同志不是呐喊着再来一个“海瑞”吗？不止一个的“海瑞”，在吴晗同志的开场锣鼓声中，从“不甘寂寞跃跃欲试”，②⑧而梳装打扮，粉墨登场了。
    《李慧娘》和《谢瑶环》，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作品陆续出来了。正象马克思说的，“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二一页）不同的是他们有的披着“姿质美丽”的画皮，有的披着“刚直不阿”的外衣。他们都企图完成吴晗同志所没有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一点，那末，请你说明：
    （一）为什么你一反过去坚决反对在历史剧中虚构人物、情节的理论，整个虚构了一个并非历史剧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你那样处心积虑地为一种并非海瑞所有的抽象反抗精神大肆宣扬，目的何在？
    （二）《海瑞罢官》发表和上演以后，你号召人们从中“学习”，并且一再地说历史剧决不是“僵尸的复活”，“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而是“以古讽今”“指桑骂槐”，这些究竟都是什么意思？
    （三）为什么你以前不断地讲《海瑞罢官》是“古为今用”，今天却突然变成了“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吴晗同志的“以古讽今”，“以古喻今”，所运用的无非是一种讽喻的手法，这种东西大家熟悉得很了。从古代的孔子、孟子、庄子直到今天的吴晗、繁星、孟超，用的人太多了。难道吴晗同志以为就你们才懂得此中的奥妙？无限忠于革命的人民群众对于政治问题有着高度的敏感，他们永远要比自以为知识很多的文人学士们聪明得多！只手岂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一九六一年六月，吴晗同志就所谓明朝的“清官”“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于谦的事迹，写了又一篇歪曲历史真实、鼓吹“刚直”精神的文章，②⑨文章里引了一句当时流行的歌谣：
    鹭鸶冰上走，何处觅鱼ｑｉǎｎ＠②？
    吴晗同志解释道：这鱼ｑｉǎｎ＠②说的就是于谦。从这件事情看，吴晗同志对于讽喻的手法不是很懂得，很明白吗？怎么问题到了自己的头上，就这般“糊涂”起来了呢？
    吴晗同志最害怕的是把他的《海瑞罢官》，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联系起来。他在自我批评中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的剧本发表在社会上出现“单干风”、“翻案风”以前，我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预见到以后会出现“单干风”、“翻案风”呢？他这样地洗白自己与“单干风”、“翻案风”的关系，目的是摆脱掉他在思想上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联系。其实，“单干风”指的不过是一种恢复个体经济的主张，吴晗同志在“退田”里所说的就是这一种主张。至于“翻案风”，大体上也是属于吴晗同志所写的“平冤狱”之类的东西，虽然我们和吴晗同志对于什么叫“冤”，看法是有根本不同的。这两股风，不是突然出现的，自从有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们就存在着，不过有时比较盛行一点罢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当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八页）可见早在吴晗同志动笔写《海瑞罢官》剧本的时候，即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社会上已经有了“单干风”、“翻案风”。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辩解，而否定历史的事实是不可以的。
    吴晗同志在写《海瑞罢官》的同时，还写了周忱《罢官》。什么周忱“被地主阶级攻击，罢官离开江南”，什么他一“罢官”，“农民完不起粮”，到处“逃亡”“饿死人”。什么人民怀念“好官”。③⑩同《海瑞罢官》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为什么就在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人民“罢”了“官”的时候，吴晗同志竟然对“罢官”的题目这样有兴趣，这样情致绵绵？其中的关系，岂是几句辩护词洗白得了？
    当然，为吴晗同志辩护的也不乏其人。羽白同志就是其中最积极、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羽白同志说，姚文元同志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棵“借古讽今”的毒草，是对吴晗同志的一种“露骨的攻击”。并且认为这是一种缺乏“谦虚谨慎”态度的、“粗暴的”、“官僚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穿凿附会”的、“捕风捉影”的、“不够老实”的作风。他质问道：这样一来，谁还敢再写历史剧！“历史剧岂不要从此绝迹于舞台了吗？”③①有人也说，今后历史也没人敢写了。（⑸⑹）
    羽白同志的指斥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说过，“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是吴晗同志戏剧创作的理论，《海瑞罢官》正是这种理论的应用，人家自己说过的话，作过的事，你辩之何益！
    “讽”的什么“今”呢？“讽”的当然是共产党之“今”，社会主义之“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讽”，是那样恶毒地“讽”。人家在那样恶毒地“讽今”，你还在那里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容不迫、爱护备至地为之辩解，你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呢？真是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吗？也不然，反起维护革命利益的同志来，什么不“谦虚谨慎”啦，“粗暴”啦，“官僚主义”啦，“形而上学”啦，“不够老实”啦，气势汹汹，帽子一大堆，这又是一种什么风度呢？
    至于从此不敢写历史、不敢写历史剧了，这不过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写什么样的历史和历史剧呢？
    “颂古非今”，“以古讽今”的毒草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过去有人写以后还会有人写，但是也得允许别人有批评的自由。
    歌颂帝王将相，传播剥削阶级道德的历史和历史剧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写了几千年了，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了，有人实在不愿意写，也好。
    歌颂劳动人民、发扬革命正气的历史和历史剧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是要带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带着毛泽东思想去写的，这样做，有些人又不愿意。
    那末，历史和历史剧是否真的象羽白同志所说的那样从此“绝迹”于人寰了呢？这种耽心又大可不必。人民的历史人民自己会来写的。革命的人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为革命的利益，家庭可以丢弃，生命可以抛舍，赴刀山，下火海，万难不辞，写一写历史和历史剧，就会使他们害怕得扑倒在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的面前吗！
    贵族老爷们垄断文化，垄断历史的时代过去了，人民创造自己的文化，人民编写自己的历史的新时代来到了。一个贫雇农的女儿，都能够写出充满着阶级仇恨和强烈革命感情的家史，一个部队战士都能够写出威武雄壮、动人心魄的战斗故事，革命的人们怎么不敢写历史，怎么不敢写历史剧？
    《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提高了我们许多人识别毒草的能力，提高了我们许多人的政治觉悟。我们有的人，有时对别人一句半句隐隐刺了自己的话很敏感，但是却偏偏对狂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不敏感，对改了装扮出场的牛鬼蛇神不敏感。什么原因呢？根本上还是因为缺乏鲜明、热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感情。抗日战争中一个老同志看了《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拍案而起，大呼一声：“这是反党！”反右派斗争中许多老工人听到“党天下”、“不自由”的谬论，义愤填膺，同声质问：“这是为什么？”这种鲜明、热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感情，是一个革命战士最宝贵的品质。我们革命的青年的一代，一定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把革命老一代最宝贵的品质承继下来。
    “我忘记了阶级斗争”是一句假话。《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本身就是吴晗同志在思想战线上同我们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这是吴晗同志对自己自我批评文章的一个概括。
    我们只要剖视一下吴晗同志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的写作过程，就会明白吴晗同志这句话完全是一句假话。
    在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隐隐流动的时刻，以《海瑞骂皇帝》作为思想武器，为那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兴波助澜的人，怎么会忘记了阶级斗争！
    在困难的三年中，在人民群众反击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以后，又以《海瑞罢官》作为思想武器，企图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并且极力号召人们向一种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人，怎么能忘记了阶级斗争！
    不会的！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它本身就是吴晗同志在思想战线上同我们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反动。
    为了替自己“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说法打掩护，吴晗同志口口声声地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一种同政治立场问题无干的学术问题。他说“二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毛病”就出在“学术思想上”。
    有关吴晗同志各种问题的讨论中有些是学术问题。就是这种学术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属于政治的。但是，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却不能简单地以学术问题待之。
    通篇皆是骂、骂、骂的《海瑞骂皇帝》是学术问题吗？充满了夸张、虚构，以至于捏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小品文算什么学术问题？
    “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京戏《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吗？没有一点历史真实的，连台词和人物都是按照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塑造的大毒草算什么学术问题？
    早已从学术的大门里“破门而出”了，早已脱掉了学术的外衣赤膊上阵了，还谈什么学术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好：
    吴晗同志为什么回避政治问题？③②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他在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还不知承认错误，但是再没有“照老样子”做。其实，吴晗同志在发表了他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以后又何尝罢手？在吴晗同志踌躇满志的时候，这一类的文章和讲话又何止这一点。一九六二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吴晗同志同《北京日报》的记者纵论古今，大谈治史。吴晗同志谈的第一个题目便是“寻根究底”。寻什么“根”？究什么“底”？寻究的是“矛盾繁多”、“破绽百出”、“全是望风捕影”、“莫须有”的胡惟庸“里通”外国案。又是蜡烛，又是大刀，又是和尚，又是武士，讲得是那样津津有味。③③使人不解的是，向来以革命的历史学家自居的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二年积极地向人们宣扬这一场不义之争的案件呢？
    一篇在书橱里冷落了多年的《胡惟庸党案考》，突然在一九六二年受到吴晗同志如此这般地宠爱，在这次谈话里，变成了一个首先拿出来的赫赫然的重要题目。这是什么用意呢？
    “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不时时给自己提出问题，并且跟踪追击……。”③④原来吴晗同志是在向我们树立一种时时以他那种“寻根究底”的精神去倒翻其他案件的榜样。
    别人批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为“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张目，他说《海瑞罢官》写在“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以前，这一次的一番谈话，总不是在“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以前了吧！那末，正在一些人大肆叫嚣“平冤狱”，“翻案风”的时候，一向主张“古为今用”，一向主张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的吴晗同志也在那里“纵论古今”大谈其“寻根究底”，倒翻古案，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胡惟庸案”谈话后的一个月，吴晗同志又发表了一篇悼念“生性质直”的斛律金的家族的文章。③⑤这里又讲了一个“全是望风捕影”的案件。文章的末了，吴晗同志对“封建帝王统治下良将忠臣”的命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所谓“生性质直”的军人的命运，引起了吴晗同志这样的同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感情的共鸣啊！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各地开展了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这是一句言不由衷的话。吴晗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不痛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我们希望吴晗同志能够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思想里见不得人的东西拿出来，不要回避政治问题，不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要讳疾忌医。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①吴晗：《海瑞骂皇帝》，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海瑞罢官》，《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一月号。《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以下引用上述文章的话，一般不再注明。
    ②《吴晗同志谈历史剧》，见一九六一年第九、十期合刊《戏剧报》。
    ③⑧⑨⑩①①①②①③①⑨②③②④③⑤《学习集》，第二六七、二二二、二四二、二四六、二五五、六二、六三──六四、一六六──一六七、十七、二五一、八六页。
    ④⑤①⑤②②《灯下集》，第一三八、一九七、一六七、六五页。
    ⑥海瑞的《治安疏》原文是：“诸臣正心之学微，所言或不免己私，或失详审，诚如胡寅挠乱政事之说，有不足以当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为是己拒谏。”海瑞这里是在骂“诸臣”，而不是象吴晗同志所写的那样，“骂”皇帝为“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有关引文见《海瑞集》，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一九页。
    ⑦《明史列传·海瑞传》。
    ①④①⑧②⑥②⑦③⑩《春天集》第二三七、一六一、一四五、一六一、二一四页。
    ①⑥繁星：《“史”和“戏”》，见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北京晚报》。
    ①⑦吴晗：《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见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晚报》。
    ②⑩《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②①《孟子》尽心章下。这里按焦循《孟子正义》的解释，朱熹云“言不顾行”乃乡愿讥狂者，不取。
    ②⑤戴不凡：《（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见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②⑧史优（孟超）：《也谈历史剧》，见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北京晚报》。
    ②⑨《明代民族英雄于谦》，《新建设》一九六一年六月号。于谦在明代中叶反对民族压迫斗争中是一个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这里谈的是吴晗同志利用这个历史人物宣扬他的“海瑞精神”，并不是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历史评价。
    ③①羽白：《（海瑞罢官）基本上应该肯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文汇报》。
    ③②史绍宾：《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见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光明日报》。
    ③③③④《史家谈治史》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日报》。＊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责右加力
    ＠②原字口加兼


          （《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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