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土 文革，其实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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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其实没理论

顾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称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次日，《人
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其中称，毛
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尽管毛泽东在历史上特别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但在文革中，学习理论、
掌握理论，被置于空前的位置，中共九大和十大产生的政治局内，康生、陈伯达、
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位被称为理论家、笔杆子的人物显赫一时，而中央文革小组
更是由以理论水平著称的人为骨干。文革中所说的理论，既包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也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１９７１年初，批陈整风运动掀起
，陈伯达这位中共党内的著名理论家被当作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骗子遭到猛烈批
判。３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
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文稿时批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
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
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根据毛泽
东这一批示，加上两报一刊的不断推动，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直至文革结束
，理论学习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学习小组也遍布各地各单位，连初中学
生都不例外，各类马列著作单行本和学习辅导资料以及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理论
学习文本成为书店的基本内容。我就是读中学时作为课外理论学习小组成员，阅读
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那些著名著述，只有一部《资本论》和斯大林的大部头
著作没有被要求外，其他大多成为必读。但斯大林的大部头著作，如《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等，在１９５０年代还是必读的教科书。

    以马克思主义为绝对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都很重视理论，尤其宣传
部门，还设有专门的理论局、理论处，用来指导全党全国的理论建设，将理论作为
自己夺取政权、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然而，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同、民
族思维特性也不同，一些国家的执政党，表面上重视理论，其实却缺乏理论素质，
出现了泛理论化倾向，也就是说，没有理论、硬充理论，于是将什么都当作理论。
正是这种泛理论化，最终导致了理论的庸俗化、低质化，让理论变得不再是理论。

◇　理论和理性实际是民族的弱项

    一种理论的形成，架构、思辨、推论，是免不了的，其中最需要的是抽象的提
炼和升华，而且，作为理论家，用属于自己的文字，条分缕析，全面系统阐释自己
的理论，也是必需的。

    在欧美国家，理论与理论家一直层出不穷，仅社会主义阵营里，理论家就有一
大批，丰富的理论修养、独到的理论建树和大部头的理论作品是他们的特征。从俄
罗斯到苏联，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布哈林，个个著作等身，而且都以专门
的理论著作见长；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无论纯粹的思想家、理论家
还是进行过具体实践的革命家、政治家，其全集都是十几卷、几十卷之多。欧洲马
克思主义阵营的许多理论家，尽管他们的理论基础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框架内，
但都在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拥有独到的理论建树和思想见解，并且形成了专门的理
论著述，罗莎·卢森堡、葛兰西、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均是如此，而在中国，
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古往今来并不少见，但理论家却寥寥无几，至
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中、中国共产党内，谁称得上是真正的理论家呢？康生生前
一直有理论家之名，死后的讣告中仍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终其一生究
竟写过哪些理论文章，拥有哪些理论建树，至今不明。陈伯达也被称作理论家，他
的《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论著名气很大
，但这些著述只是些适应政治需要的批判文字，缺少思想的独到性、思辨的严谨性
、理论应有的抽象性，也没有系统性，与他后来的那些社论文字一样，放在报章上
倒也不失气势和气焰，称政论更合适一些，严格意义上都不属于理论范畴。胡乔木
逝世时，讣告也称其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其实
，与陈伯达一样，叫政论家、笔杆子、文人似乎更贴切一些，当然也可以称其为领
导或散文家，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文字大多缺少理论作品所应有的那种独自推演出来
的概念和原理。《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这样的文字，虽说也是在阐释理论，
但只不过是在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一些观点，谈不上什么创建。这样的
文字虽然也可以叫理论文章，但仅靠这些文字，作者也实在难以被称为理论家。只
有张闻天晚年经过深沉思考写出的“肇庆文稿”，理论探讨的色彩还算稍浓一些。
当然，顾准生前未发表的很多文章应该属于理论文字，说他是理论家还比较合乎情
理。

    在中共历史上，其实并不乏思想家，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都有属于自己
的一套对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认识，但思想家与理论
家之间既有关联也有区分。

    如果说有思想，估计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会有思想，其中，有文化有个性的人
，其思想则会更多一些，只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仅仅属于自己，无法影响社会，唯
有政治家、理论家、作家的思想才有可能广为人知。政治家依靠政治实践将自己的
思想化为现实，无论成功与否，都让社会看到了这种思想的结果。作家，包括文学
家、史学家、科学家、政论家、艺术家、报人，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学、哲学、史学
、科学、政论文字宣扬自己的思想，一旦被传播，就会引起别人直至社会的注意。
而理论家则是依赖自己的理论著述来表达思想的，其著述不是散文、随笔，也不是
社评、而是理论色彩鲜明的文字，思想创建只有化做理论阐释才能转为理论创造。
所以，很多思想家、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未必就是理论家，但理论家却可以同
时兼为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甚至艺术家。尤其是，理论家基本都是思想家，
否则，其理论建树也就无从说起了。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或许都写过理论文字
，但如果要成为理论家，其间还有很长的距离，因为丰厚的理论著述、独特的理论
建树，是理论家的基本。

    中共领导人，凡是有幸能够出版选集或全集的，充其量不过五六卷而已，大多
还以谈话、报告为主，所以不应该叫著作，也不算文章；其中算得上文字的，有不
少也属于批示、书信、电稿；有些讲话可以转化为文字，但讲话受时间所限，也不
能太长。所以，中共领导人的长篇大论几近于无。这与苏联形成鲜明对照，仅列宁
全集就多达６０来卷，斯大林也有１０多卷，虽说也包含讲话、书信，但扎扎实实
的宏篇巨作还是占据主导位置的。革命、建设的繁重任务使领导人无暇写作，这并
不能成为理论著述稀缺的理由，因为斯大林的许多重要著述恰恰产生于十月革命以
后。

    中国人不擅长理论构建、理论解读、理论分析，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理论的接
受能力，缺乏理论的头脑，这是延续数千年的历史现象。所以，中国历代思想的社
会传授靠的不是文章，而是语录，伦理规范倚赖的则是警句，文化推行的载体则是
格言，“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用精炼、生动、押韵的语
句和典型事例阐明要义，通过半诗半顺口溜般的传播形式而深入人心，以致最终形
成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规范。林彪等人深得其中要领，在他们的授意下，原
本就不长的领袖文章被再加提炼，让一段段简洁且易记的语录，作为理论的替身，
直接灌输给亿万人，其间还夹杂着歌曲、顺口溜等各类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可以说，中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对领袖个人迷信的极端认同、对国内
外一切阶级敌人的刻骨痛恨，都不是接受理论的结果，也非说理后的信服，而是这
些语录极具冲击力，富有动感，简单明了，易于背诵。无论其逻辑如何，是否有悖
常理，也无论其是否只是一句废话，毫无思想价值，一旦带有了圣谕性质，一经强
力的传播、反复记忆，在其他一切思想、文化、观点完全处于荒漠的情形下，自然
就变成了唯一有价值的思想、唯一有意义的观念、唯一有说服力的语言、唯一有文
化意味的表述方式、唯一有共识的经典。“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
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
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
，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话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
。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
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毛主席语录〈再
版前言〉》的这一段著名话语形象表现了那个时代语录在思想传播中的核心位置，
而那个时代各类英模学习毛著的情形也表明，他们的学习基本都是摘抄语录、背诵
语录、体味语录，没有什么人是由于学习了理论才信奉了领袖，才信从了领袖的思
想，相反，真正学习了理论、掌握了理论的人，如顾准、遇罗克等，却怀疑直至反
对领袖思想和文革了。

    理论的基础是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恰恰又是我们民族的弱项；理论离不开形
式逻辑的推演，而形式逻辑也不是中国人的长项。在这样一个缺乏理性思维和形式
逻辑的环境里，理论却被捧上了天，尤其在文革里，人人都在那里学习理论，马列
主义理论学习班和学习小组遍地开花，报刊文章介绍宣传理论的文字更是大泛滥。
如此的结果，可以让文盲、半文盲和逻辑思维不强的人在所谓的理论文章面前处于
被教育、被灌输的位置。尽管最终他们也没弄懂什么是理论，但却可以起到混淆视
听的作用，起码他们会被教育者、灌输者的理论面具所唬住，信服理论号召者、宣
教者的说法，认定这些人才是马列主义者。而且，理论还可以作为打击异己的武器
。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年代，以“主义”和“论”为名的帽子满天飞，经济主义、
修正主义、卖国主义、唯生产力论、唯心论，谁被扣上这些帽子，就意味着被打倒
，而标榜自己时，基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
，所有这些判断和定论并非出自理论的探讨，都是先依据领袖一句定性的话，然后
再由报刊用大批判式的文字、借着理论之名加以定罪。然而，领袖凭什么就是马列
主义呢，又凭什么被他批判的人就一定是反马列主义呢？在那个年代，多数人都不
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因为领袖就是马列主义和真理的化身，他的说法天生就属于马
列主义理论。至于那些极少数抱有疑问的人，其论辩不但根本不可能见天日，持论
者还可能被投入监狱，直至处死，罪名叫做“恶攻”。

    文革和文革前，马列主义是绝对正确的主义，但世界上对马列主义的解释却有
多种多样，在国际马列主义阵营内也有各类政治家和思想家。为了证明只有自己所
说的马列主义是正确的，而赫鲁晓夫、陶里亚蒂、多列士、宫本显治、刘少奇、陈
伯达所说所用的马列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反动的，所以，理论阐释就显得至关重要
，无论对内对外，借助舆论工具来表达自己才是马列主义的正宗传人，是那个时代
的主要形式，从“九评”一直到批刘、批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刊登的马列主义
理论阐释文字占有重要分量。在这种阐释中，“一言堂”是关键，没有选择，没有
争鸣，正确是天然的。尚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他在１９５０年代就遭受批
判，因为他阐释的历史学与钦定的有所不同；孟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者、《
资本论》的专家，但他却身陷牢狱，被处以重刑，因为他的理论阐释与时论迥异。
诸如他们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思想家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但处境艰难，可见
，那时理论阐释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播马列主义，而是为了让马列主义在中国成为“
一言堂”，为极端的个人威权服务。刘少奇、陈伯达就更能说明问题，这两位曾经
代表所谓的马列主义去讨伐外国的修正主义，但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被定成了修正主
义，因为相对更高的威权而言，他们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工具罢了。

◇　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泽东没有文章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以
“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５０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文章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
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
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
，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
、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
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
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章也加以归纳，一、必须用马列主义对
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
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
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三、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
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
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
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这篇文字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说得言之凿凿，还称毛泽东系统地总
结了这个，总结了那个，但毛泽东这一理论和这些系统总结出自哪里？是在哪篇文
章里阐述的，体现在哪些著作中呢？还是这些文字至今仍秘不示人？除了１９５７
年那篇被张春桥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奠基之作《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外，找不到一篇。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出自
毛泽东这一著述，其实也不准确，因为由毛泽东的讲话整理加工而成的这篇文章，
其中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恰恰是在公开发表前为了刚刚开始的反右运动而特意加进
去的，并且从通篇来看，此文也与文革的指导思想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假如真的能
坚持文中的观点，文革那种横扫一切的方式就不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也不必那么残酷那么无情。

    毛泽东是政治家、思想家，毋庸置疑，但他不是理论家，在他生前那么多“最
最最”的顶级桂冠中从来也没有一顶是理论家，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大大小小的
信徒，都没有将他归入理论家的行列。正因为毛泽东不是理论家，所以，在他一生
不多的著述中，理论文字也很少。１９４９年之后，尽管资料查询、图书阅览、写
作环境都极大改善，要服务有服务，要地方有地方，但毛泽东的著述，尤其是理论
文字却更为稀缺。到了１９５７年以后，政治运动紧锣密鼓，正是毛泽东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防修思想、阶级斗争学说形成的关键时期，亟需要毛
泽东的文章对全国加以指导，可是，整整１９年，不但理论文字阙如，就连他的亲
笔文章都几近绝迹，只有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算是一篇超短文，还是用铅笔写在北京日报的边角上。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
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
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
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
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又何其毒也！联系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
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此文既类似于中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黑板报文字，短小精悍、活力
猛烈、上纲上线；也是文革大批判文章的最佳范文：打棍子、扣帽子，自我绝对正
确、对方肯定反动，无所不用其极，丝毫没有商量探讨的余地。可这样的文字如果
不是出自毛泽东笔下，恐怕在报刊上是很难问世的，因为充其量这不过是个“编者
按”，或是读者来信摘编，根本不属于文章。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将这当作一
篇文章，否则就不会随随便便用铅笔写在废报纸的边角了，除非他是以极为轻慢的
态度来对待一场涉及全国男女老少、殃及千百万家庭、让中华历史文化遭遇重创的
浩大运动。不过，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不成样子、兴之所致的东西却刊登在各
大报章的头版头条，成为文革期间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如此情形，古之帝王也
望尘莫及，清朝皇帝的朱批，起码还写在了规范、正式文本的边沿，并且是规规矩
矩的书法。

    既然１９５７年以后没有著述，也不见理论文字，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理论从何而来呢？在当代中国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理论的全面阐述和最终
的文字形成并不来自理论的挂名创建者，而来自写作班子。写作班子里面的执笔者
在中共历史上称秀才或笔杆子，领衔写作或最后文字定稿的则叫大秀才、大笔杆子
。有些大笔杆子因为地位上升，直至进入中枢机构，主管意识形态，所以还能负责
审定各类重要文稿。这些大秀才们主持或授意下发表的文章，除了少量由自己署名
或亲自执笔外，多数都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名义出现
，有的文字则让各类写作班子起草，最后自己定稿。到了文革，为领袖指示和阶级
斗争的新运动进行诠释、鼓动的写作班子遍布各行各业各级党政机关，大批判组和
著名的写作班子成为文革的一大风景。他们有专门的空间，还可以租住招待所甚至
宾馆，大秀才及其为他们服务的“中央级”写作班子还可以长期住在国宾馆里，包
几座小楼，享受着超出高级干部甚或中央领导人的特殊待遇，在知识分子饱受压抑
和摧残的年代，他们的身份和优渥的待遇，更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

    康生、陈伯达等人，有的署名写出的文章还远不如毛泽东的多，却能被冠以理
论家的头衔，正因为他们都曾经领导、主持过中央的写作班子，负责授意、审定过
重要报刊的著名文章，主管过意识形态，用他们的文字功底、理论水平、政治知识
和对领袖意图的揣摩功力，为领袖的各类简短指示拼接成所谓的理论，起到了关键
性的作用，甚至是一些理论观点的直接阐释者和创造者。

    文革从头至尾都有一批大笔杆子或叫大秀才处在政治的核心地带，康生、陈伯
达、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文字功
底、理论知识、思辨能力，曾经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或者负责宣传文化，正是他们
的主持、起草和审定，才将领袖的片言只语扩充为理论，才让文革的上空始终回荡
着理论的声音。如果说文革还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可以被说成为一
种理论，那他们的确功不可没。没有他们的文章，没有他们主持下起草的社论和评
论员文章，没有他们主管的各类写作班子的文章，文革中就不会有任何理论文字问
世。然而，这些人中的多数人又在文革里不断被替换，被替换的人还都逃脱不了被
打倒、被关押的命运，仅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除了康、江、张、姚外，毛泽东
时代几乎都没有好下场。这些人倒台后，由他们署名、他们负责起草的各类重要文
章也不再被提及，甚至还可能作为罪状受到猛烈批判。翻阅文革的各类重要文章，
你会发现，林彪事件以后基本不再提及此前的理论文章，文革后期也不再引用前期
理论文章的多数观点，而是改用新的提法、新的观念。由此可见，许多笔杆子或秀
才们依据领袖指示所创造的那些论点只不过是文革之间某一个时期的思想点缀，昙
花一现，他们努力为毛泽东构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变化多端，从
来就没有定型过，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外，都是些时效性极强的
没有被最终认定的说辞。而且，整个文革中，连一篇像样的全面阐释这一理论的文
章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以说，只是说法，尚未形成为系统的理论
。
◇　张春桥、姚文元，文革理论的写作高手

    文革前期，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前，报章的文字大都是语录加大批判，疯狂的个
人崇拜、猛烈的攻击炮火、极端的定性词汇、情绪化的叙述风格，是其写作特点，
带有理论色彩的文章不多。林彪事件后，由于社会趋于稳定、该清除的对象都已经
扫荡一净，加上庐山事件后，毛泽东对理论阐述日益重视，使得文革后期的各类报
刊上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越来越多，学用理论的氛围日渐浓郁、情绪化的大
批判文字相对减弱。而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将毛泽东的新指示作为理论论述的核
心，摘用的所有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语言其实都是为毛泽东指示服务的，借此显示毛
泽东是马列主义在当代的继承人，而且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只是因为毛泽东的话
总是过于简短，所以在文章中显得马列的文字更为厚实。

    文革后期大小政治运动数量并不亚于前期，从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到评法批儒
、评《水浒》、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反击右倾反案风，但这些运动都由各级
党和政府部门以及各单位有组织地进行、得到了严格的控制，更多地倚赖于文字和
语言的批判，体现在报刊、广播、大字报、黑板报、批判会上，其中由全国知名写
作组写出的文章，学马列、讲理论，也是基本内容。１９７１年３月，毛泽东在审
阅两报一刊社论时的那段著名批示传达后，学习理论、强调理论、运用理论成为全
国的风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也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号召。但谁都清楚，用毛泽东思想可能也可以，而用
马列主义则根本不可能，不用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即使是极少数高级干部也
很难做到，大多数人不过是跟着报刊和学习材料上的解说转悠罢了。因为学马列主
义理论并不是小学识字，也不是读《论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仅凭那些语录足
够了，就算读原作也不难，但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就要读懂马列原著，这是个令多
数人头疼的问题。这点，毛泽东本人也十分清楚，“我党懂马列的人不多。”而真
正懂马列的人，也未必能与毛泽东的思想相一致，所以，所谓马列原著，不过都是
些符合毛泽东的治党理政意图的摘抄而已。这一做法，后来一直顽强延续，马列理
论实际上已成了一种证明自己施政措施合理合法的语录汇编。

    文革中没有一篇全面阐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毛泽东在整个
文革中也没有一篇指导性的理论文章出现，那些社论、评论员文章、写作组文字都
是此一时彼一时，经不起文革发展的考验，因此，到了文革后期，通过理论层面解
读、总结、肯定文革，用文革思想积淀和马列理论阐释为文革的发展提供精神资源
，以马列主义加毛泽东指示打造、充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已成为
迫切需要。

    １９７５年，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
的社会基础》发表，这是文革的两篇纲领性文章，也是整个文革中最具思想意义和
理论意义的经典文献，是毛泽东授意并完全认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字，可谓文革思想发展史的重大事件。文革结束后，有的媒体想要批判这两篇文
章，被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制止，“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
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
点。”可见贴近毛泽东的汪东兴深知这两篇文章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毛泽东
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后，汪东兴的制止并未见效，因为不彻底批判这两篇文章，
中国社会就不可能真正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尤其张春桥，是毛泽东最为欣赏的理论家、写作高手，政
治地位一再上升，可谓炙手可热，直至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深得信任，而其他
理论家、笔杆子在文革１０年中不是被淘汰就是被打倒或被投入牢狱。张春桥同时
兼具党政军的要职，在中共历史上，除了第一号人物、接班人外加邓小平外，只有
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甚至超过了江青、王洪文。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破除资产
阶级的法权思想》被毛泽东赏识后，张春桥的文字和思想始终得到毛泽东高度赞赏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毛对陈、吴、邱、李、叶的鲜明态度更表现出毛泽东对张
春桥的宠爱有加。与姚文元的文字相比，张春桥的文章，包括《论对资产阶级的全
面专政》，也显得更具理论性，而且说理多于火药味浓烈的大批判。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详细阐释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虽说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理论建构而言，这两篇文字尚嫌单薄，还不足以撑起一种系统的理论，但却
不失为建设这一理论的最有质量最有分量的文章。张春桥和姚文元深知毛泽东思想
的核心和实质，特别是张春桥，更是得到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衣钵的嫡传，将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梳理得一清二楚，说得严谨扎实，无论逻辑还是文字，水平都
不低。

    毛泽东发动和发展文革，其实是由多种原因交织形成的，帝王的独裁意识、专
制体制的结果、暴力革命的崇拜、群众运动的情结、现代生活方式的反动、阶级斗
争思想的主导、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热烈追求，每种对文革诞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形成了合力。如果仅仅清洗异己，或者打击知识分子，或是镇压地富反坏资本家
，只需使用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庐山会议对彭德怀使用的那种批判，抑或镇反、肃
反、三反五反、反右运动中的一项，足矣，但文革却集各种运动之大成，将全国所
有人都牵连其内，既有清洗、镇压式的残酷，又不失运动式的洗脑，不但对一部分
人从肉体上进行处置，还要对任何人进行彻底的思想洗涤，既有最上端的绝对控制
，又有群众自发的狂热举动；在打倒刘少奇等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同时，还要对各地
方最小单位的负责人加以批斗；在激烈批斗党内走资派的同时，对全社会所有历史
上“有问题”的人和有“现行问题”的人，也绝不“心慈手软”；攻击刘少奇、批
判林彪、影射周恩来、对付党内资产阶级，还要扯出赫鲁晓夫、孔子、儒家、《水
浒》，可谓中外交相推进，互为依托，几乎来了个古今中外大清盘。这些，仅仅用
一两个原因和动机，恐怕不足以表露文革发动和发展的真相。

    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
章里得到最为清晰的归纳和阐述。这并非来自毛泽东的理论著述和个人文字，而是
简短的几个指示，这些指示在两位笔杆子的精心注释和充分发挥下，与马列主义一
些论断相衔接，与毛泽东过去的文章论点相对接，终于成为文革的纲领性理论文献。

    张姚两篇文章所引用的毛泽东的那几段指示，真切表明了毛泽东发动并发展文
革的思想根源，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中最具思想分量和理论意
义的言论。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
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
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
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
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
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基于毛泽东对全国的这一认识，才有了全国各阶层参与的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
，运动的对象实际是所有人，有的可能从人身上加以消灭或管制，有的则从思想上
进行不间断地清理，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当时的中国依然随时随地都可能产生
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毛泽东的论断和张姚的阐释是否正确，走什么样的道路更合乎中国国情，都可
以讨论，但毛泽东的晚年不得不承认商品制度、工资制度、小生产方式在当时的中
国还需要保留，只是必须加以限制，限制这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和防止资本主义制度
复辟的最佳方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然也包括不断进行文革这样的政
治运动。其实，取消商品经济、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工资制度，一夜之间消灭了
三大差别的革命实践不是没有，中国曾经全力主持、倾力支援的波尔布特为首的红
色高棉就实现了这一情景，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他们算是彻底的革命派，落后国
家推行社会主义、进军共产主义的典范，人民日报曾经激情洋溢地称赞了他们的革
命果实。中国农民的代表陈永贵，当年以中国领导人的身份与波尔布特一起在柬埔
寨农业生产第一线热情劳动的场面，曾经感染了多少人。但这个政权及其统治却是
短命的，而且其残忍程度超过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不同的是，这种残忍对
付的是柬埔寨国内各阶层的人民，是对自己的人民发动了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

    如果研究文革，解读文革思想，分析文革理论观点，就必须认真研读《论对资
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是经过多年的文革实践
，在思想积淀、理论梳理后的文革总结，表达了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核心，表现了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号召的理论探索轨迹，说这就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亦无
不可。

原载《共识网》
http://www.cnd.org/CR/ZK13/cr745.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