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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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革

　　我是1947年十七岁初中毕业怀着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严重不满奔向革命，1949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豫皖苏一地委干部学校、太康县委、淮阳地委、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工作。文革前任宣传部秘书。在土改、土改运动中，我一直任工作组长，从头至尾参加了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大大加深了我对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认识，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在政治上没有犯过错误，一直受到党的信任和器重。

　　可是从文革开始，我踏入了一生的坎坷道路。河南文革一开始，我首先听到郑州大学一部分学生因贴出批评校党委转移大方向，点批"反动学术权威"、压制群众运动的大字报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并操纵一部分学生保党委，贴出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革命的大字报，使学生分裂成为两派相互斗。省委派工作组进驻后，仍继续维护校党委，压制给校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逼得一位学生领袖跳楼身亡。其它几所大学也相继发生类似情况，不久，运动波及工厂和省直机关。省委机关一些警卫员、通讯员、电话员、打字员、女保育员起来向省委、省委办公厅领导提意见，也被打成反革命，进行许多次批斗打骂，限制人身自由，不许进食堂吃饭，经常在食堂门口围攻他们，往脸上吐痰。罚他们扫院子、清厕所。与此同时，省直各机关都打了一大批"反革命"、"黑帮"、"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小三家村"等等，给他们戴高帽子，脱赤脚、脖子里挂着鞋子，在近四十度阳光照射的烫脚的柏油马路上，伴随着"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声和沉闷悲怆的锣鼓声，被各单位的领导人率领着臂戴红袖章的人押着游街示众。我爱人1950年元月参加革命，很早加入共青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只因出身地主，在赶地主婆时，一个政治扒手硬是造谣说听见她骂革命群众滚回去，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拉入戴高帽游街的行列。当时整个郑州市各街道成群结队，涌满了被游街示众的"反革命"队伍，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我爱人回到家时，脚被炙热的柏油马路烧伤，加上强迫行走在一处堆满碎玻璃渣的地面上，双脚血迹斑斑，我给她将刺进肌肉的玻璃渣一点一点挑出，用酒精消毒包扎好。在她脚疼得不能走路的情况下，仍强迫她挖土方，进行劳动改造。

　　所有这些耳闻目睹亲历，使我深深感到这种作法，绝不是毛主席的路线和党的一贯政策。

　　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布后，我阅读着热泪盈眶，更感到毛主席多么英明伟大啊！他什么时候都和革命群众心连心。几天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公布他的大字报，坚决支持郑大被打成反革命的少数派学生。接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了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使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的群从自己解放自己，组成了革命造反派队伍，并得到迅速壮大。

　　但是到1967年2月省军区介入，公开支持文革开始时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和从造反派队伍中分裂出去的少数派，并操纵成立了河南省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公开宣布全省造反派自动联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大肆逮捕二七公社各组织的领导人。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头头被关进监狱，把支持二七公社的省委领导人纪登奎也监管起来。各单位都对加入和支持二七公社的人员进行清查批斗，限制人身自由。一部分坚持战斗的二七公社成员被河造总和十大总部围攻，开始发生武斗。特别在毛主席指出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把两派群众组织搞颠倒了，把革命派打成了反革命，并提出要让河南三派群众组织代表来北京汇报时，省军区和后来被中央文件正式定为河南省委中的走资派的赵文甫，以及河造总、十大总部的头头共同策划，要在向中央汇报前，尽快把二七公社全部消灭掉，造成既成事实，使支持二七公社的刘建勋、纪登奎成为光杆司令，无法作为一派的领导干部向中央汇报。

　　在这一决策下，河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对二七公社的残酷围剿，大规模武斗从此开始了，在省军区和省委的支持下，十大总部、河造总出动数百辆大卡车，头戴钢盔、柳条帽，手持大刀长矛，在郑州市游行示威，声言要血洗二七公社，动用吊车、推土机围攻二七公社被迫退守的几个据点，先后制造了十多起大型武斗流血事件，烧毁国棉六厂大楼，许多二七公社成员惨死在血泊中，受轻重伤的不计其数。在郑州市大街上，随时可见围攻毒打二七公社成员的事件，甚至有人喊一句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被认为是同情二七公社也立即遭到毒打，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

　　我正是由于省委宣传部的群众组织强迫我在全体人员大会上亮明观点时，坦率地讲明了我对河南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看法，指出他们背离了毛主席路线，话还没说完，会场上就喊起了打倒反革命分子杨止仁的口号，立即要拉我上大街辩论，实际是一上大街要把我打个半死。这时恰巧已到下班时间，他们宣布下午继续开会。我考虑郑州已不能存身了，就在这天中午和我爱人带上九岁、十二岁的两个孩子跑到北京我哥（杨局人，新华总社干部）家。帮助河南二七公社驻京联络站和后来从监管中被抢出来护送至京的纪登奎做些向中央汇报河南情况的准备工作。

　　中央开始听取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汇报报后，我同我爱人和两个孩子回到郑州，分别住到河南农学院、粮食学院两个被称为革命根据地的二七公社据点里，同学生一起战斗。在一天傍晚，我被农学院的河造总绑架走，在地下室被毒打了一夜，要我交出农学院二七派的学生领袖住处，我怕引起武斗，坚决不说，一直向他们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天明他们无奈把我放出。我的衣服全被打烂了，身上多处创伤，幸未伤骨，疼痛数日才好。直到河南三派向中央汇报会上周总理指出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文件，并另派支左部队进驻郑州，二七公社才取得胜利。

　　在实现大联合建立省革委会以后不久，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省军区第一副政委、省委副书记王新，借军工宣队进驻各单位领导斗批政，又将二七公社一派从新建立的革委会领导小组中整下去，很多人又挨了批斗。并将矛头指向省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纪登奎。对纪登奎的夫人王纯以反军罪名批斗数十场。

　　这时刘建勋、纪登奎正派我整顿二七公社报。我刚刚整顿结束，复刊出了第一张报，给刘建勋送审清样时，被刘建勋指责一通，毫无根据地怀疑我反军，让我回原省委机关受军、工宣队审查。四个月后，没审查出任何问题，刘建勋又起用我去给他搞一个工厂斗批改试点。

　　这个试点尚未搞完，我鉴于运动反复太多，向刘建勋申请不愿留省革委工作，坚决同原省委机关从书记、部长到全体工作人员一块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刘建勋很快批准了。我动员我爱人也向她单位申请下去。于是，我将住房交公，全家户口、粮食关系通通转下去，带领全家到予西山区队插队落户。不到两个月，又被省革委通知回郑州参加审查"五一六"和所谓四起反革命案件的学习班，关进省委党校八个月，失去自由，又对我从经济、政治、历史、作风、与各种人的联系全面彻底进行审查，仍未找出任何问题，才又放我回到予西山区插队的地方。我在农村住了三年，除1971年春天洛阳地委通知参加县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听取传达中央批陈整风的文件和后来又传达"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外，完全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直到1972年月10月，我忽然接到省委要我回郑州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在会上才知道河南揪出并揭批林彪的死党王新。

　　刘建勋派车接我到他住处，给我讲了揭出王新的经过，对我说了些安慰话，确定将我调回省委宣传部恢复工作。任命我为宣传处处长。1974年初又任命我为副部长。直到毛泽东同志逝世，我一直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遵照中央、省委文件兢兢业业地工作。

　　1975年初邓小平一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就进行全面整顿，用三项指示为纲取代毛泽东同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全面整顿实际是全面翻案，又一次整造反派。河南许多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再次挨整，有的被撤消领导职务下放锻炼。毛泽东同志看清了邓小平永不翻案是靠不住的许诺，要借全面整顿，全面否定文革成果，又果断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扭转了政局，造反派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保护。

　　尽管毛主席生前多次讲述过"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在毛主席逝世后，在揭批"四人帮"清查帮派体系的运动中，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像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一样"的口号，彻底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实为彻底围剿忠实执行毛主席路线的革命造所派，彻底摧垮毛泽东同志借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社会政治力量。这就为邓小平彻底篡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排除了障碍。

　　在河南揭批查运动中，我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董万里同志（1932年参加工作的老红军）、唐岐山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后到郑州铁路局当八级老技工，文革中铁路局造反派领袖、后当选为九届、十届党中央委员、省委常委、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周民英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首当其冲。

　　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6月，我听到纪登奎的儿子纪虎民向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在北京治病的副部长散布许多分裂中央的言论，感到这样很不好，和也听到这一情况的董万里同志不约而同地都向新华分社社长周民英同志作了反映，并希望通过内参反映给毛主席。然后，新华分社以董万里同志和我两人的名义拟写了一份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情况的内参，通过新华总社送到当时分管新华社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那里。姚还没有呈送到毛主席手里，就被逮捕抄家，该内参被抄出。纪登奎和刘建勋便以这件事为根据，作为和"四人帮"有联系的重大问题，将董万里、周民英和我实行武装监护审查，加上曾直接被江青接见过的唐岐山，把我们作为河南的"四人帮"在全省批斗。铺天盖地打倒"唐董杨周"的大字标语大字报遍布全省。最大的一次全省有线广播批斗大会，加上郑州市的主会场12万人，共参加两千万人，实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批斗会了。

　　奇怪的是，在监护审查三年给我作的结论经我连续三次批驳，指出上述那件事按党章规定完全符合组织原则，构不成什么错误，最后结论不得不撤掉后，剩下的全是执行中央省委文件中的问题，责任并不在我，但仍给我结论改为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我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省委宣传部重新上台的文革前的几位老部长开始都不同意给我这样重的处分，提出应该留在党内，但经省委常委先后讨论十七次，仍然按照中央文件正式定为走资派又重新上台的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等人的意见做出决定。而和我同案的被人们公认为一生最耿直最坚持原则最一贯忠实于党和毛主席的路线的董万里同志，却因未得到及时治疗，于1977年10月3日病死在监护的牢房里；老志愿军战士、老工人唐岐山同志被判刑不久死于狱中；周民英因为新华总社坚决不同意河南省委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后来两家各让步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仍按分社社长办理离休。我出监后，给董万里同志这位老红军、坚贞不屈无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写的墓碑是："生为人民四十五年鞠躬尽瘁，死为革命一生慷慨正气长存"。

　　我受处分后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尝尽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但我最大的苦恼是考虑不出怎样继续革命，去哪里寻找培育我几十年的亲爱的党和亲爱的同志和战友。我经常吟咏的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傍徨。"我六十岁生日时吟诵鲁迅"老翁把酒问墨身，几许回天荡埃尘？愤愤热血无洒处，老道空存一颗心。"在这"惯于长夜过去时春时"的漫长岁月里，忽然和我素不相识的董万里同志在太行时的老战友梁心明同志由董万里同志的夫人陪同来家看望我，并给我带来了《中流》，我见到《中流》如同我初参加革命时寻找到了党和真理、革命队伍一样的兴奋至极。十多年的苦恼沉闷顿时消了，我立即投入了新时期新特点的革命斗争。

　　以上我毫无保留地向您谈了我亲身经历的河南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以及我个人的坎坷遭遇，我对文革的认识，自然是要受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参予实践的河南文革的重大影响的。作为一个大省的河南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它向我们说明了许多问题。我认为它所提供的情况，对我们全面思考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是具有十分重要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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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的作者是楼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