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翔 宋彬彬的符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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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的符号人生

冯翔


    １９岁那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从此一
生都穷于应付追捧、流言、责骂与内心冲突。如今，６７岁的她终于鼓足勇气面向
社会道歉，却发现仍然无法摆脱自己身上的“符号”。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一边骂她
，一边期望她永远做那个符号性质的人。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１日晚上，两个老人在争论。

    王冀豫和常砢，这对空军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北京发小儿，根红苗正的红二代，
现在都已经过了６０岁。

    他们在说几十年前的一场打斗。在那场打斗——确切地讲应该是“武斗”中，
１６岁的王冀豫打死了一个比他大３岁的男青年。由于死者父母的宽容，他并未受
到实质性的法律追究。晚年，他主动向媒体袒露自己那段往事，以“武斗打死人，
忏悔四十年的红卫兵”而著称。

    而常砢，正是当年找他去参加那场武斗的人。

    “你不要总把那事儿当做一种沉重的负担。”常砢试图开解王冀豫。几十年来
，王冀豫总是想跟他讨论有关武斗、“文革”的种种话题，他总是绕开。“当时就
是那种形势，你死我活。你不打死他，他就捅死你。”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你死我活呢？”打破沉默的是王冀豫：“你看你把人家宋
彬彬害的。你推她，让她上去戴袖章，结果她背了几十年黑锅。”
    “那可不。要是我上去戴袖章，那可能没我现在坐在这儿了。照我这种闹法，
可能‘文革’期间就被人打死了。”

    这场讨论的一个月前，他们共同的熟人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一个
６７岁的丧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
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落泪。她的面前，是数十名她当年的老师
、同学，和不停拍照的媒体记者。

    道歉之后，社会评论铺天盖地而来。或赞或詈。

◇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朴素的白绒衣，黑外套，青丝中夹着丝丝白发，一副
高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面对记者们的摄像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尽管曾经声明过“不接受采访”，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问题。回到母校
，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时代——那时，她有个外号，“小迷糊”。

    无数人通过电影、广播、报纸得知了她的“壮举”——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
，毛泽东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天
安门城楼上，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一跃成为红卫兵的代表性人
物，乃至十年“文革”最著名的ＬＯＧＯ。

    而常砢，这一“壮举”的直接导演，却鲜为人知。

    “这几十年，我跟别人讲这事儿的时间加起来都没今天多。我父亲一直到去世
都不知道。”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总结。

    这位原空军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为个头高，他这个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初
三学生才能在那个上午被选拔进“代表”队伍，登上天安门，“策划”了向毛泽东
献袖章事件。

    这一切本来都是偶发事件。

    几天前，风云突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
构，政治局７名常委扩大为１１名，刘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
，成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同时，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将“文革”由毛泽东的个人决定上升为全党决议，山雨欲来。

    从现存的影音资料上看得到：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
同天安门下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周恩来临时决定，安
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两个。此前，年龄相
差３岁的他们素未谋面。

    常砢的父亲是一位中将，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楼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块没有字的红布，给我爸戴上了。后来就看见宋彬彬戴着
‘红卫兵’袖章。我想，让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们红卫兵不就被承
认了吗？”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来了她戴的袖章，想闯过去给毛泽东戴，被便衣警
卫拦住。他回来，带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个学生又奔了过去。“我们俩男
生把便衣抱住，她们俩就过去了。一会儿宋彬彬回来跟我说：戴上了！”

    在毛泽东身边，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线——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认识她，
问：“干什么？”“给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运气出奇地好。接下来的半年内，毛泽东又接见了７次红卫兵，总人数达
１２００万人次。这７次接见已被“正规化”，献袖章这样的自发举动不再被允许
。

    被戴上袖章的不仅是常砢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无数中学生在城
楼上寻找着国家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字迹、规格、型号各异的袖章。只有刘少奇予
以了拒绝。另外一个男生想给毛泽东的右臂戴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也
被拒绝。两人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一言不发，用手往下撸。

    现场，一个女播音员用播音腔复述了毛泽东和宋彬彬在城楼上的即兴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对。”“要武嘛。”

    梳着两条小辫，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视眼镜的宋彬彬双手握住毛泽东的大手，
咧着嘴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她没有料到，这几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　升起又坠落的政治明星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上午的那间会议室里，道歉、鞠躬、落泪的还有另外一
位老人。

    不同的是，她道歉的对象还包括了宋彬彬。

    “……对不起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八一八’
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矮一些但身板壮实的刘进同样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她是这场道歉会的核心组
织者。当年，她是学校的头号政治明星。

    “我那时候就跟农村来的土丫头似的。对学校的做法很不满意，工农子弟太少
，太注重升学率，存在明显的‘骄娇二气’……”刘进也是高干子女，她父亲刘仰
峤曾任河南、湖北省委书记，最后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她跟着转学到北京，马
上与环境迎头相撞。女附中不满意她的考试成绩，硬是给她留了一级。

    女附中——当年的实验中学，全称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只招女
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这一头衔，它当之无愧。１９６５年高考，清华某专业在
北京只给三个女生名额，全部被女附中夺走。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刘少奇等一
大批最高领导人、大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的女儿都从这里毕业。

    进入女附中的刘进很快成为学校大力表彰的模范学生，给全校做报告“怎样克
服骄娇二气”，第二年就入了党。每天６点多她就到校，带领同学长跑、做６０个
仰卧起坐、俯卧撑。参加劳动，两个女生抬一筐土，她一个人挑两筐。爱用笛子吹
《丰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几十年后，一个同学对她说，刘进，你那时候太左，对我们压力太大。我有一
次穿了一条新的浅黄色裤子，你看到了，说：这颜色这么漂亮？结果我再也不敢穿
了。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喇叭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
大字报，深受启发：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随后她找到宋彬彬：愿不愿意一起写大
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宋彬彬同意了。这张大字报，开启了女附中的“文革”历程
。

    也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３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
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成为四个副主席之一。

    “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挑４０个人带上去吧。”１９６６
年８月１８日当天凌晨，刘进带领全校上千名学生出发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
。早上，她听到城楼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来４０个；女附中，上来４０
个……就喊来了宋彬彬。“宋要武”由此诞生。而原先的政治明星刘进，则融入了
普罗大众。

    两天后的８月２０日，《光明日报》刊发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
席戴上了红袖章》。“……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
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拿人名开玩笑是毛泽东几十年的习惯，从彭德怀、尼克松，到身边工作人员都
被他调侃过。他有时意有所指，有时不过随口一说。宋彬彬至今否认《光明日报》
那篇文章出自她手。但名字引发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它给蔓延大江南北的“文革”暴力火上浇油。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
领袖陈小鲁感叹地回忆：“这句话真是要命啊……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
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几天后，八中党支部书记不堪
被学生殴打，自杀身亡。在“破四旧”高潮期的１９６６年８、９两个月，仅北京
就有１７７２人被打死。

    而“要武”的直接承担者，当然是宋彬彬本人。在她给毛泽东戴上袖章的１３
天前——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死于该校女生
的一次揪斗，成为北京最早殉难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仅五十岁。史称“八五事件
”。几十年后，为了辩白自己与“宋要武”、与“八五事件”、与校长之死的关系
，晚年的宋彬彬搞到心力交瘁。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随着“武斗”斗遍全国，“宋要武”的暴力ＬＯＧＯ地位
日益凸显。女附中学生叶维丽去南方，发现到处贴着传单：“宋要武”亲手打死了
六七个人。关于她参加“杀人竞赛”的种种流言在各地流传。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
联，在火车上遇见邻座几个人痛斥“宋要武”，生怕被人认出来，赶快把眼镜摘下
来，跟着一起骂。

    另一个上天安门城楼的女附中学生刘沂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１０月，
她在学校发现门口的收信箱里有许多写给“宋要武”的信，没人动过，就拆开看。
一半是“向宋要武致敬、向宋要武学习”，另一类是请“宋要武”去“支援”他们
。

    当时，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都已陷入大乱。全国都有中学、小学改名“要
武中学”“要武小学”，各地政治势力纷纷声称，“宋要武”在当地支持他们。越
来越多的人来到学校，要找“宋要武”。不堪其扰的宋彬彬决定改名。在同学建议
下，她改名为“宋岩”。写给“宋要武”的信，她从来没有拆过一封。另外一名女
附中学生苑秀琴看见她被一群女生围在当中：“你应该叫宋要武了”。她说：“那
不是我的名字。”

    而她的父亲——开国上将、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久也被打倒，成为“东
北最大的走资派”。

    １９６９年，被软禁的宋彬彬从东北逃到刘进插队的内蒙古。人还没到，当地
人已经听说“宋要武”杀人放火甚至强奸妇女，不敢按普通的插队知青收留她。她
得不到口粮，全靠一些北京知青收留才活了下来。

    与此相关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出宋彬彬在“文革”中参与打人、抄家
的可信证据。

◇　“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宋彬彬到底有没有打人？”

    第一个在官方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组。１９８０年代
，在美国留学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１９８０年，宋彬彬去了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就在这期间
，有中国留学生举报她：“宋要武”怎么来上学了？她是个杀人狂！中国大使馆很
紧张，要求中组部调查。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看见。

    说这句话的人，是时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导主任的王本中。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给人温文尔雅印象的王本中已７４岁。他在这所学校
工作了４０年，甚至“实验中学”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创意。当年，他是名年轻的数
学教师。“八五”那天，他战栗不已。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的道歉会上，他发言
：“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有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证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学业，１９８９年成为麻
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地球化学女博士。她很感激学校。

    她又一个没想到：多年后，“宋要武”与“校长之死”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搅
动民间尘封的“文革”伤痛，实验中学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实验中学的一个避讳话题。她死后几十年，学校再没人提起卞仲
耘这个名字。直到１９８０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写了一篇相关文章，《
女性的野蛮》。文中还原了那场揪斗的发起过程：“……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
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从此也与宋彬彬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时为高一３班学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连跳两级，在班里年纪最小，给人以羞涩
、很少说话的印象。１９７９年，她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
系，后赴美留学，成为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师。几十年间，她回国做了大量有关“文
革”受难者的采访工作，成为有影响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间称为“有良知
的历史义工”。由于她的文章，“八五”才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目睹校长被自己教出来的女学生殴打、侮辱乃至死亡过程的女生们，也都
开始撰写回忆文章。连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其所著的《红色家族档案》中都提及
了此事。

    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几篇文章外，她记录６５９名“文革”死难
者故事的专著《文革受难者》于２００４年出版，对卞仲耘之死的描写有两万余字
。

    然而，她关于此事的文章，逐渐引来了海内外“文革”研究者越来越大的争议
。有人指责她用“蒙太奇”手法歪曲事实。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对宋彬彬使用的称呼是“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在
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都是一个问题。类似的
问题还有一连串。

◇　“‘宋要武’害了宋彬彬”

    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也是当年的女附中学生——在串联中发现“宋要武
打死了六七个人”传单的叶维丽。

    “文革”后，叶维丽也赴美留学，做到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的终身
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那段往事随她一起漂洋过海，不时出现在她的噩梦
中。

    ２００２年，她回国休假，开始调查“八五”。她先走访了几个同学，又参加
了北师大实验中学的８５周年校庆。她发现学校做了一份宣传材料，《女附中历史
大事记》从１９１７年到２００２年，这份材料有两段空白。

    抗战时期是八年空白——实际上那八年，学校在日伪统治下并未停课；“文革
”十年也是基本空白，只提到，学校的校名由“附属女子中学”改为“附属实验中
学”。

    不过，这份材料上印了一批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他们的女儿毕业于此。

    一双亲切的大眼睛，一头干练的短发自然向后盘起，白净圆润的鹅蛋脸挂着笑
容。卞仲耘的容貌还跟叶维丽记忆中一样，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她和历届校长的
照片摆在操场上。叶维丽在照片前站了１５分钟。没有一个人有兴趣问过，几十年
前，这位校长被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打死在校园里。

    不久，叶维丽就找到刘进采访。刘进发现，自己对当年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
这种刺激让她启动了自己的调查。

    对校长之死，刘进也是刻骨铭心。１９８０年代初清查“三种人”（“文革”
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时，刘进曾被有关部门调查过
。她说：校长被打死，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我有责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这位当年的政治明星为“理想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内蒙古插队时她直言
不讳，就此丧失了像宋彬彬一样上大学的机会；回北京后她曾在中组部工作，当着
部长和众人的面大声提意见，把局长急得直冒汗。最后她主动离开，做了一名出版
社编辑直到退休。

    叶维丽去拜访了卞仲耘丈夫、八十多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员王晶
垚。发现他手中有些手写的“八五”相关材料和法律文书，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怎
样把这批材料抢救出来？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毕业生于羚。

    “我不能忘，不会忘，我也不敢忘。”于羚这样形容自己记忆中的“八五”。
那一天，她亲眼看到了濒临死亡的校长。“我义无反顾。”于是，她每天坐公交车
穿越半个北京，去王晶垚家帮忙整理材料。她从头学习电脑打字，整整用了三年时
间，终于全部整理完毕。

    几年后，叶维丽先后发表数篇关于“八五”的学术论文：《卞仲耘之死》《好
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从细节到结论，她与王友琴的文章都截然不同。

    她的核心结论之一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八一八”之后，宋彬彬在全
国人民心中变成了钦定的“宋要武”。还有什么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炼地概括暴
力横行天下的“文革”恐怖？而“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了校长的学校。“八
一八”就这样改写了“八五”。

    海内外的一批“文革”研究者、受害者对这些文章迅速作出反应。叶维丽成了
被攻击和斥骂的对象。

    宋彬彬于２００３年回国定居。她也参加了刘进的调查。理由很简单：说清自
己和“八五”校长之死、“宋要武”的关系。

    “你哭什么？只要我们没做过亏心事，心里就是平静的……”丈夫靳剑生比她
先回国十几年，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坚决反对她抛头露面。

    宋彬彬很听话。多年来，她始终拒绝一切媒体采访，也不理网络上关于“宋要
武”的种种传言。直到回国定居的前一年，美国有朋友告诉她：一本在世界知名大
学和图书馆里都能找到的严肃书籍《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也提到了“宋要武”，
逻辑正是出自王友琴的文章：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宋要武”是红卫兵的负
责人；她给毛泽东戴了红袖章，她父亲得到了提拔……

    她这才发现：舆论的“阵地”，她已经失去得太久了。搜索一下“宋彬彬”三
个字，第一个跳出来的自动搜索选项是“宋彬彬杀人照片”。

◇　把鲜花和写着诗的纸放在校长的照片下面

    “王先生那时其实并不恨宋彬彬，只是觉得她有部分领导责任。后来……”

    于羚已经几年没有见过王晶垚了。有人骂她是“奴才红卫兵”、“宋彬彬团队
”派到王家的“卧底”。常年的“委屈”，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

    ２００６年，她和叶维丽陪着刘进，一起去了王晶垚家。宋彬彬没去，她怕自
己“宋要武”的身份刺激到当时已经八十几岁高龄的王晶垚。

    气氛很和谐，王晶垚非要留几个人吃饭。双方都没有谈卞仲耘之死，宋彬彬应
该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从王家出来，刘进长出一口气：“总算完成多年的心愿啦。
”之后，王晶垚还把他和刘进的合影交给《炎黄春秋》杂志发表。

    对宋彬彬来说，这无疑是卸下心灵重担的一个好消息。

    不到一年，形势急转直下，还没等到宋彬彬亲自去，她已经成为王晶垚发公开
信痛斥的对象。刘进、叶维丽、于羚……全都成了老人口中的“坏人”。

    恶化的缘由，是２００７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９０周年校庆搞的“知名校
友”评选。

    实验中学成立了“校庆办”，策划出一个活动：从毕业生中评选９０名“知名
校友”，后改称为“荣誉校友”。

    宋彬彬就这样进入了校方视野。通过刘进，他们联系到她，传达了这样一条信
息：“校长认为：在实验中学的历史上，宋彬彬的事情是一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
，实验中学不可能不记载。”这次活动非常高调，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庆典的消息早
早就放了出去。

    宋彬彬犹豫起来，听到“知名”二字隐约觉得害怕。她身边亲友迅速分成了两
派。一派是“你评这个干嘛，安安静静待着得了”；另一派——以她丈夫为代表，
则怂恿她参加。“你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有说话的机会了，这
次不用你自己说话，只要学校把你评为‘知名校友’，就等于替你澄清了文革初期
的历史问题，你何乐而不为？”

    后一条意见说服了刘进。她觉得这是个证明的好机会，可以帮自己的好朋友卸
下“宋要武”和校长之死这样沉重的心灵负担。

    “难道是因为她戴了红袖章吗？”面对同学会上的质疑，刘进硬着回答，“推
荐她不是因为‘八一八’，是因为彬彬是麻省理工地球行星科学系的第一位大陆女
博士。”数年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很后悔。“我有时候干事比较愣，考
虑问题可能不全面。”

    校长之死并未被彻底遗忘。在实验中学的“校庆９０周年志愿者会”上，比宋
彬彬低一届的女校友罗治当众发问：“学校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人民大会堂
开会，这都很好。但是不能忘掉８月５日那个黑暗的一幕，为什么学生打死老师？
这个应该总结。”

    会后，一群校友把她围住：罗治，你可真敢说话！她惊愕：都２００７年了，
为什么不敢说？

    罗治专门找了实验中学的时任负责人——五十出头的女校长袁爱俊，向她提出
三个要求：不许宋彬彬当“知名校友”；开一个关于卞仲耘校长的追思会；校庆时
必须纪念“八五”。

    袁爱俊说：卞校长应该纪念。正好海外有两个校友提出，要给卞校长建造一座
铜像。你们一起做算了。对其他要求，她未置可否。

    随着“知名校友”候选人名单正式公布，社会上质疑声四起。用王本中的话说
：“给人的感觉像是评了一些官二代，本身又做了官的。”

    这份名单里，有诗人汪国真、主持人陈鲁豫、社会学家李银河。但更显眼的名
字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儿媳邵华，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女儿邓楠，陈云的女
儿陈伟力、陈伟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彭德怀的侄女彭
钢，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另外一个不那
么和谐的名字并未进入候选人名单，但呼声很高：王友琴。

    对这样的评选结果，校方承受了多大的社会责难，外人无从得知。一位校友打
电话给袁爱俊，强烈抗议学校把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等校庆那天，我要去
人民大会堂冲你们的主席台！”袁爱俊说：“你们班级我不给票！不让你进！”两
人吵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这位专门从美国回来参加活动的校友没有去。

    校庆前一周，袁爱俊找了已经退休的王本中，请他去试探一下宋彬彬的意见：
现在社会上和校友反对的声音都很强，能不能……退出评选？

    这次，宋彬彬却异常坚决。她和丈夫去学校与王本中、袁爱俊面谈，提出一个
理由：当初参加评选，就是为证明她没在“文革”中打人、杀人。现在，她已被评
为“知名校友”候选人，如果再被拿下，不就正好说明她有问题吗？

    这一意见实际上来自一位官至副部级的同班同学。事后有人评价：她身居高位
，根本不了解“文革”给社会造成的伤痕有多么深重。

    刘进也心虚。她多次向校方提出要求：不许提及宋彬彬的“文革”往事尤其是
“八一八”；如果拿掉王友琴，就必须把宋彬彬一起拿下。她没料到，这两条都没
有被学校采纳。

    ２００７年９月８日下午两点，实验中学９０周年校庆“光荣与梦想”在人民
大会堂召开。王本中刚进会堂就看见一人多高的巨型照片：“八一八”，宋彬彬给
毛泽东戴上红袖章。“……怎么这么蠢！”一同来参加的刘进、宋彬彬全傻了。

    “袁爱俊是个很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她在任期间，学校在新校舍建设等方面
进步很大。可是……”数年后，王本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也认为宋彬彬不适合
做这个“知名校友”。

    会堂里并没有人骚动和闹事。但后果已无可挽回。

    当天夜里，八十几岁的王晶垚一宿没睡。他还有最后一丝期望：学校会不会也
捎带纪念一下卞仲耘？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走不动了，打电话：“你替我去祭奠一下吧。”接下
这个任务的，是退休女教师徐小棣，一个受王友琴的文章影响，开始关注“文革”
的读者。

    她买了一束鲜花，带着王晶垚写的一首纪念卞仲耘的诗，去了实验中学。这一天
是“校友返校日”，校园里到处熙熙攘攘欢乐的大合唱，没有人搭理她，卞仲耘的
照片也和学校的历届校长排在一起，没有任何纪念的痕迹。宋彬彬的“八一八”那
张照片，放大了竖在校园里。

    她气哭了。把鲜花和写着诗的纸放在校长的照片下面。

◇　“你可千万别那么干”

    在一个个论坛、一篇篇评论文章中，北师大实验中学的９０周年校庆被称为“
无耻的校庆”，宋彬彬成了“拒绝忏悔的人”、“文革恶之花”。甚至有人从海外
发言：以后，捐款只给北京四中，决不捐给实验中学！

    这次校庆撕裂了很多东西。刘进、宋彬彬所在的６６届高三３班有个集体博客
，名为“６６３３”，每个人用自己的学号登录，发些怀念过去的文章。校庆后，
这个博客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她们前些年同学聚会，端着红葡萄酒庆祝的照片被说
成“喝着校长的血”。

    每个人的学号都被网友一一破解成真实姓名，指名道姓追着骂，管理员删评论
删到手软。此后，她们这个集体回忆的角落就只发发各人的旅游经历，迅速转冷。
最后彻底死了。

    数月后，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了一封给袁爱俊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北师大
附属实验中学党组织，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精神，对上述事件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
，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
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
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袁爱俊没有回应。

    校庆也带来了一些宋彬彬想不到的效应。更多的校友因此开始关注她和校长之
死。

    比她低三届的冯敬兰是平民子弟，当年在学校里饱受孤立和歧视，最终成为一
名作家。１９９６年，她曾写过一篇回忆校长之死的散文，《记忆的疮疤》。这次
校庆让她再次发现了宋彬彬。

    “宋彬彬是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她觉得太离谱了。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她写了一篇文章《请放开宋彬彬》，“放开宋彬彬
，让她有空间、有机会面对真实的自己，让她开口说出自己的故事。”

    冯敬兰认为：自己该做的，就是推动刘进、宋彬彬勇敢地站出来，帮她们寻找
机会和平台，公开说出自己的“文革”经历。她主持了宋彬彬、刘进等人回忆往事
的座谈会，记录发表在电子刊物《记忆》上。

    “我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要为雅利安人说话？”冯敬兰如此表示。“当年我
们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
她同样陷入舆论狂潮中，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她毫不改变。

    “认识了宋彬彬，我才知道：她不但性格随和，而且想法很单纯。”冯敬兰透
露：校庆风波后，宋彬彬想发表一封对社会表示道歉的信，先找了几个校友开会，
把信念给她们听。听完之后大家都提意见，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更何况，丈夫和一些亲友还坚决反对。他一方面劝她说，清者自清，让历史证
明吧。一方面去找刘进说：求求你们放了彬彬吧！刘进反问：到底是谁不放过彬彬
？宋彬彬历经数年写了一篇文章，《４０多年来我想说的话》，丈夫一直不让她发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丈夫因癌症去世，宋彬彬刚处理完丧事，就把文章发在了《
记忆》上。

    ２００９年，罗治和那两名海外校友发起的“为卞仲耘校长集资塑像”活动征
集到了５００位校友捐款，为卞仲耘塑了一尊铜像，安放在一间会议室里。袁爱俊
也参加了安放仪式。不久前，已离开实验中学多年的她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

    这次捐款令更多的校友参与进来。北大法学院的副教授李红云那年是初二学生
，他们班只有她一个人捐了款。班里有个网上论坛，有人问：“文革死了那么多人
，为什么要给她捐？”“我又没打人，我为什么要捐款？”她感觉不解，从此，一
直专心研究海洋法的她也开始了对“八五”的历史考证。

    在李红云的办公室，刘进和短暂回国的王友琴有过一次会面。刘进质问：我才
是当时的学生代表会主席，你为什么总是揪住宋彬彬不放？我觉得这完全是你想出
来的逻辑链。“那你是公众人物吗？”王友琴反驳。

    “这是谁？我不认识她！”塑像落成后，于羚去看王晶垚，他把网上传出来的
卞仲耘铜像照片打印下来，举在空中质问她。

    为卞仲耘铜像举行安放仪式那天，校友们集体决议不请王晶垚。理由是怕他情
绪过于激动，身体承受不了。“实际上我觉得，是怕他来了说什么话，我们承受不
了。”于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晚年的宋彬彬始终摆脱不了“符号”意义，无论是从哪一种政治立场而言。

    ２０１０年，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讲课视频在网上火爆起来，点击达三千多万人
次。其中有一段提到了“宋要武”：“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
结束就跑美国去了，据说现在皈依佛门忏悔呢。”

    有人找到宋彬彬，怂恿她起诉袁腾飞。刘沂伦听说了，赶快给她发邮件：“你
可千万别那么干，不然就真成了代言人了。不但是文革的符号，还是极左的符号！
”

    刘进牵头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调查报告于２０１０年最终定稿。这份调查了
整整八年时间的报告，注明“走访老师１６人，同学９６人”。不少接受过她访问
的历史见证人如今已经去世。

    这次调查让她们饱尝了世态炎凉。当年的同类——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极少有
人支持她们这样做，要么婉言相劝，“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要么干脆拒绝，甚
至反问：“你要干什么？！”反倒是当年在班级里的平民子弟和受歧视的“黑五类
”同学们大力配合。

    她们这才知道，原来“文革”的受难者远不止卞仲耘校长一人。在１９６８年
的另一场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中，就有数位老师被逼自杀。

    《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师之死》是刘进调查报告中颇为重点的一章。这一章，
她详尽地描述了当年那场置卞仲耘于死地的“揪斗”，从前因到后果。但没有提到
任何一名发起揪斗、参与殴打的学生名字。

    对那些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十个左右，她没有找。想“自省是个人的事情
”，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很遗憾，一个也没有。

    这份两万余字的报告，她除了送给一些老师、校友，惟一的发布途径，就是交
给了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跟他们说，你们如果要把这份报告拿出来（发表），最
好跟我说一下。”刘进说，这主要是她个人的意见。“我可能始终是个心中有‘组
织’的人。”

    快四年了，她从没接到这样的电话。

◇　“让她永远成为符号”？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７日，陈小鲁举行了一场“道歉会”，在当年就读的母校北
京八中，向被“文革”伤害的老师道歉。他以当年学生领袖、校“革委会”负责人
的身份，向老师们鞠躬。

    这场道歉会，是三个月后宋彬彬道歉会的直接诱发因素。陈小鲁受到的社会赞
誉，给了她们勇气。

    但这勇气并未达到能邀请王晶垚的程度。２０１３年，她们曾经把卞仲耘铜像
安放仪式的光盘送给他，王晶垚当面接受了，半个月后又退回了。

    到场的有２３名老师，３１名校友和１１名记者。没有王晶垚。这成为道歉会
遭讽刺的一个缘由：你们对着卞仲耘的铜像鞠躬，却不请“苦主”，算什么呢？

    “我们一开始就想到要把可能找到的‘文革’受害校领导和老师的亲属都找来
。考虑到王先生已９３岁高龄，因临近春节，又是三九寒天，我们就没有直接请王
先生。”发起塑像行动的罗治在会上的发言，同样登在了电子杂志《记忆》上。她
们找了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后者回电表示支持，但“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和
弟妹不能参加”。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
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我要再次说声，对
不起！”道歉书最后，宋彬彬说。

    第二天，宋彬彬们对着卞仲耘铜像鞠躬的照片上了《新京报》。王晶垚给徐小
棣打了个电话，叫她过去一趟。“你帮我辨认一下，报纸上这几个鞠躬的人是谁。”


    “这是错误吗？这是罪！对罪犯能宽容吗？”王晶垚提高了嗓门，脸色因盛怒
而涨红。家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落，都是记者。

    宋彬彬的道歉，比陈小鲁道歉激起的社会反响复杂得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萧翰发表了充满赞誉的评论《善待“文革人”道歉》，知名学者徐友渔专门撰文，
为曾在自己研究“文革”的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
据”的说法，向宋彬彬道歉。

    徐友渔这篇文章名为《“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文中写道：最应该
道歉的，不是这些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

    也有意见指出，这次道歉还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突破。文史学者丁东对南方周末
记者说，调查了又不说凶手姓名，是刘进、宋彬彬道歉的“死结”。“你总说你不
是凶手，那么凶手是谁？你不说凶手姓名，道歉有多大的用？人家把球传给你了，
球还在你们手里呢。”

    但更大的反应，是来自网络的攻击与戾气。宋彬彬再一次成为“文革”的代表
性符号，被政治倾向截然相反的两派同时痛骂。有人骂“红卫兵罪责难逃”，更有
人骂她“唯恐中国不乱”。宋彬彬本人一度沮丧。一些亲友责难她：你看你，不老
实待着，现在挨骂了吧？

    “你想想，是２００７年校庆那时候更好，还是你现在更好？连徐友渔都向你
道歉了。要在从前可能吗？”冯敬兰开导她，“他们就是想让你一辈子替他们背着
这个黑锅。”

    《记忆》主编启之评价：“一些批判‘文革’的人，也想让宋彬彬永远成为符
号——以前是文革暴力的符号，现在是红卫兵篡改历史的符号。由于在这份电子杂
志上发表了相关的文革史料和宋彬彬等人的文章，这些年他也挨了不少骂。说他“
为老红卫兵翻案”，“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

    “现在左右两派都在骂宋彬彬，他妈的有病啊？尤其是红二代。她这么多年在
帮你们红二代背黑锅，现在又在代表整个红二代道歉。”王冀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常砢，宋彬彬，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他向社会公布自己“武斗”中的杀人经历，并表示忏悔后，不久就接待了死
者家属派来的律师，被要求不得再公布死者姓名，以免刺激家属，生成新伤痛。这
位律师在“我以个人身份向你表示佩服”后，转达了家属的话：“我们不可能原谅
你，因为我们家人死了。”

    同样的命运很快降临到宋彬彬身上。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７日，９３岁的王晶垚
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
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原载《南方周末》２０１４－０３－１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