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毕福剑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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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福剑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

2015-05-27


    喉舌界精英的“政治零操守”及其“谣翻中共”的努力

    毕福剑作为一个著名的喉舌精英，就职于央视这样的高大上喉舌机构，其所思所言在喉舌精英中间有相当的代表性，值得给出较为仔细的分析。本文就毕福剑自己对人口述的家史为线索，剖析毕福剑的深刻用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一个典型的喉舌精英是如何用谎言历史去包装自己的政治立场的？

    一、喉舌精英的忆苦思甜：用虚假的谎言历史去包装真实的政治立场

    在很大程度上，邓小平上台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许多从前立身卑微的人士，变成了统治阶级成员，跟随这个统治成员地位的获得，这些人从自身的际遇出发，有了明晰的“毛邓时代两重天”的感受，应该说，这是一种确立新的政治同盟的策略：创造出新制度真心诚意的拥护者群体同时给予他们更大份额的话语权。在中国的高校中间，有一个学术暴发户群体叫做“新三界神话群体”——这些人多数于1977、1978、1979年进入大学，毕业后很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较高的学术-行政地位，在这群人中间也是立场先行的。而毕福剑则是一个在喉舌界混饭吃的暴发户群体，这个暴发户群体的基本特点是：受到正规教育不足同时缺乏起码的知识和思想去理解历史和政治，但是，这个暴发户群体却有着鲜明的好恶和政治立场，他们的言说基本上符合论证“毛邓时代两重天”那个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相比较而言，学院派知识精英的谎言要用工得多，编造的谎言也相对完满一下，而毕福剑这样的喉舌精英就不一样了，他只能够就自己有限的阅历编造较为低级的谎言，因为谎言越是低级，破绽就越是明显，这就特别有利于老田展开的分析。

    一般而言，毕福剑这样的喉舌精英，在运用谎言来编造历史方面，是不会有多大心理障碍的，同时也不会有多少知识准备的，所以，谎言是相当粗糙和浮皮潦草的，只要具备最低限度的历史知识，就容易揭穿。但是，不得不说，毕福剑这样的喉舌精英，其政治立场是很坚定的，说真话达不到目的时，说谎话不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综合起来，一句话，毕福剑代表了那种政治立场很坚定，同时在说谎言时很少愿意花功夫搜集材料把谎言说的圆满一点。当然，像毕福剑这样能够推销低成本谎言的人，大量存在，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政治方面的高水平保障起作用的结果，这种政治保障的效果是：说真话不如说假话的市场利润高。

    二、追问事实：老老毕到底是什么时候下放的？

    只要具备起码的党史国史知识，就能够识别出毕福剑这段话绝对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击碎了少年毕福剑的体育冠军梦，老中医出身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右派，举家从大连流放到辽宁金县大孤山公社王家村劳动改造。一切宛若在梦中，毕福剑在辽宁青年队仅受训了一个多星期，就面对梦断赛场的打击；父子相见抱头痛哭，父亲唤着他的小名：‘小海蛎子，是爹害了你呀！’毕福剑看着父亲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根本没有搞明白思想上进的父亲为什么能跟政治叫板，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听起来很有爱，看起来很有真情实感，就跟真的似的，不得不说，喉舌精英在说谎的时候还是蛮拼的。

    文革初期，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确实曾经想要把文革搞成第二个反右，各地省市委派出工作组下到各个单位，在群众中间也真的划过左中右，但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完，毛教员回到北京了，结果刘邓的划右派“文革模式”就被毛教员的“个人专断”予以强行终止了。不惟如此，1966年7月29日，刘邓两人还被迫在群众大会上作虚假的检讨：承认犯下这个错误是因为认识不足，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随之，全国各地就开始撤销工作组，同时终止了划右派的文革模式。毕福剑的父亲即便是被内部划成右派，也不可能因此被下放到农村。

    而把黑五类家庭赶出城市，1966年全国只有北京搞了驱赶“黑五类家庭”出北京的行动，这个行动是太子党陈小鲁、秦晓等人组织的“西纠”组织发出的第四号和第七号通令所倡议的，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当时第一书记李雪峰因为犯了镇压群众的错误已经离职）卖力地执行了太子党们这个倒行逆施的倡议，全国其他地区都没有过这样的行动。也就是说，刘邓两人确实想要把文革搞成第二个反右，但是刚刚着手就毛教员破坏了，更没有时间对右派进行下放处理，即便是北京有过驱赶黑五类家庭的举动，但那也不是下放右派，因此，毕福剑这一段关于文革遭遇的叙述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我们以最大的善意去假定：毕福剑真有一个老中医父亲确实被下放到农村，如果真发生过此事，显然事情只能是发生在1962年。就农村地区的政策演变而言，1958年曾经搞过“大办”，一些地区建立过很多正规的事业机构，三年困难过后需要大量压缩机构精简人员，1962年刘少奇和陈云等人主持了“大下马”，许多1958年后建立的机构被解散，新招募为正式员工被下放回原籍。这样，假如老老毕1962年真被下放过的话，满打满算，他最多也只是当了四年“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原本就是泥腿子出身，吃了四年商品粮也够不上什么出身高贵，伪装受迫害的精英去摆弄历史，明显是资格不够。

    总之，假如毕福剑的父亲真的曾经被下放农村的话，显然，肯定不是因为文革初期被划成右派，而是因为1962年压缩机构造成的。硬要追究责任的话，追究到底是谁迫害老老毕的话，显然，害惨毕福剑的人是刘少奇和陈云，而不是毛泽东。退一万步讲，真的是文革初期被划成右派，那个责任也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头上，而不在毛泽东头上。但是，毕福剑却硬说是毛泽东把他们家害惨了，不得不说，政治认同的作用是很强大的，看在获得了垂涎已久的统治阶级地位份上，毕福剑不仅放过了邓小平，还原谅了刘少奇和陈云，最终把“阶级苦和血泪仇”记在毛泽东头上。当然，政治立场的驱动，除了要求毕福剑确立自己在政治上支持谁、反对谁之外，历史知识的贫乏也是他说低级谎言的原因所在，要是他愿意花点时间学习党史国史，原本可以编造一些较为高级、不那么容易被揭穿的谎言来的，那，老田今天要轻易揭穿他就不那么容易了。

    不过，说谎就是说谎，花那么多冤枉时间干吗？花更多的时间去编织较为圆满的谎言，向来不是喉舌精英们的义务，而是学院派精英学者们的职业利益所在。更何况，中国今天的政治气候，已经保障了说谎话的市场利润比说真话还高。所以，毕福剑编造低级谎言，是有着充分理由的。

    三、出人头地的第一桶金：作为超天才的毕福剑

    立场比什么都重要，至少对于毕福剑这样的喉舌精英来说是这样，这个立场要通过谁有利于确立自身的统治阶级地位来界定。仅仅说自己想要爬上去，这个谈不上多大的道义基础，今天人人都想要往上爬，这么说至少不利于在谎言市场上争取最大化的利润，所以，话要反过来说，说自己原本就有统治阶级地位或者精英资格，是被毛泽东不得人心的害民政策剥夺了，这才能够较好地争取同情，因此，毕福剑在编造了老子英雄的谎言之后，就继续编造儿好汉的谎言了。对于自己原本就应该拥有精英资格的历史，毕福剑是这样说的，他是一个超天才的长跑运动员，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才被终止了成长道路。

    我们都知道，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就是一个超天才——所谓“一年兵、两年党、三年副部长”，不过那是一个超天才恰好得到了重用的例子。但是，林立果的超天才，跟毕福剑一比就差老鼻子了，毕福剑出身于1959年，1966年文革初期刚刚7岁，普通人这个时候不过是懵里懵懂的上了小学一年级而已，但毕大天才却进了省级运动队，他还说自己1500米长跑成绩业已达到了惊人的4分16秒。我把这个成绩说给一位专业教练听，这个教练说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大学生1500米满分成绩是5分9秒，毕福剑7岁的成绩说明他不是一般的天才，而是超级天才中间的超级天才。不管怎么说，从毕福剑自己口述的家史看，老老毕和老毕都具有非常充分的精英资格，是真正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但在毛时代却没有精英地位，这就是不正当，这是典型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很显然，毕福剑作为超天才长跑运动员的资格，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这个小概率案例无法进行一般性分析，只好先放在一边。但是，他在后来的人生中间出人头地的第一桶金如何获得的过程，却是很多人都有的经历，是很常见的历史现象，是可以进行类比分析的。而且，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所有向上爬成功的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得：如何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然后再恰如其分地卖出一个好价钱，因此，每一份有效的成功学，都需要首先追问如何有效地积累起稀缺的人力资本。

    文革有很多极左措施，其中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而江青作为文革的旗手之一，她对于文艺路线的影响，或者说对于文艺界的资源配置和名利分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她不仅在样板戏中间把帝王将相赶下去，还把工农兵请回舞台的中心来，还同时大量削减和压缩对专业表演队伍的投资，反过来却极大地膨胀群众性的文艺表演事业，这后来被包装为社会主义文艺革命，结果是清楚的：过度贬低精英文艺同时过度拔高群众文艺。江青所左右的文艺路线，及其相应的人力物力资源配置政策，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被精英们吐槽说：文革十年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可见精英文艺在文革十年期间凋零到何等程度！据说，到了1975年的时候，在邓小平及其手下热心搜集的各种信息的帮助之下，毛教员也认为对于精英文艺的投入过低，所以他说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但是，整个文革十年，群众文艺却是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这是典型的资源配置倾斜，当时几乎每一个单位甚至是一个农村的小学，都要组织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编自演几台节目，在附近社区和单位中间去流动演出。老田当时正在农村老家，八个样板戏顶多看过一两部电影，但是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却看过不少。

    很明显，毕福剑后来发迹的第一步，就在于他成为群众文艺路线下的宣传队队员。后文革时代，精英们把凡属在文革路线中间得利的人士，均称之为“文革余孽”。毕福剑最初就是在群众文艺路线的宣传队里面，积累了他后来向上爬的第一桶金——一种用于表演的专业人力资本，这种人后文革时期遭遇到官学两界的极度痛恨，通常都目之为“文革余孽”，显然，毕福剑就是一个这样的文革余孽：他生长在江青主导的群众文艺路线之下，并由此选定了后来的人生道路。

    后文革时代精英们瞧不起群众文艺，把千千万万的群众文艺演出机构及其创造的文艺形态等于零，然后，说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勉强算数，但是，鸡窝里也往往会飞出那么几只金凤凰，而毕福剑就是一个从群众文艺的鸡窝里振翅高飞的金凤凰，因跳孔雀舞而大红大紫的杨丽萍也是宣传队员出身，名作家王安忆也有一个宣传队的起点。

    一般而言，合格的成功学要揭示出：稀缺的技能和人力资本是如何积累，以及这个成长过程中间人力资本积累的连续性原理，然后，个人的成功还需要一个外在的时势，没有一个合适的时势，苦心积累的人力资本哪怕再稀缺，也不一定就能够卖出好价钱来。但是，毕福剑在回顾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也与后文革时期的精英们保持了一致：把自己在群众文艺的鸡窝里的积累视为零，这就违背了成功学的基本原理。当然，选择性地忘记一些事情，同时编造一些事情，能够更为心安理得地说一些人的坏话，同时还能够好不勉强地说另外一些人的好话。应该说，毕福剑的例子说明，政治立场是管总的，对一个人的认识塑造，总是先于经验和事实起作用的。

    四、统治阶级再形成的制度竞赛后果：资本主义不战而胜？

    老田偶然发现，政治倾向截然有别的人，都喜欢用人民这个词汇来述说自己的观点，尼克松甚至比毛教员更喜欢使用这个词汇。不过，很明显，两个人所用人民的概念内涵是判然有别的，毛教员笔下的人民是指体力劳动者及其他不反对劳动者根本利益的群体，而尼克松嘴里的人民，则近似于这样一种三个代表“拥有较多文化资本、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精英阶层。

    对于三种资本代表或者资本化身的人民，尼克松是极为期许的，并把这个群体视为资本主义制度战术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力量，而且尼克松哈认识到：阶级化的中国不可能还坚持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最终保持共产党政权的领导地位，只要是阶级一经在中国产生，上述两个趋势就是不可逆转的：“直至邓小平在1978年掌权之前，中国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是使中国人人都一样穷。今天，一些人有机会赚钱摆脱贫困。邓小平懂得，他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是平等的贫穷，要么是不平等的进步。他把赤贫的中国同在新加坡和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所做出的成绩进行比较之后，他选择了有些不平等的进步，舍弃了不求进步的僵化的平等。”“中国人民对未来的新期望是绝对无法逆转的。历史的一条不愉快的教训就是，没有尝过繁荣和自由的甜头的人可以在两者皆无的情况下度过一生。但是，一旦他们有了繁荣与自由，就不会拱手交让，而。”（尼克松著、王观声等译《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59、262页）

    根据老资格的资本政治家尼克松的经验，只要创造出先富先贵人群，这群人会自动地导向一个他们需要的制度，同时反对一切威胁他们喜欢制度的人或者思想，这是精英们注定“会以斗争进行捍卫”的事业。不得不说，尼克松代表了反共势力中间学习能力最强大的领袖，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望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帮助搞垮共产党政权，1959年的国务卿杜勒斯指望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正式提出和平演变的期待，等到1988年尼克松写《1999：不战而胜》的时候，终于认识到这些不过都是胡说和梦呓，真正能够主导中国走向的是党内权力精英阶层，是毛教员所说的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主流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两头同盟。花了差不多二十年，尼克松终于学到了毛教员在1960年代公开表述过的思想，并娴熟地运用毛思想去分析社会制度的走向：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反共事业？

    对于毕福剑而言，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正式的外交场合表述一下自己的立场，搞点反毛学舌、调侃解放军、同情地主，即便不算是尼克松所说的以斗争进行捍卫的事业，也算是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这都不算什么问题，北大马学会的同学们分析得很好，这是中国先富先贵人群的阶级本能和感情皈依，是他本人情感和观点最为真实的表达。

    五、“谣翻中共”的主力军及其话语策略：非毛化在新时期的政治效果

    为什么要抽象肯定同时具体否定毛泽东，说到底是为了保护共产党政权的无形资产和合法性，这一点邓小平看的很清楚，他说：如果否定毛泽东，“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抽象肯定毛泽东的作用，只是为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这一点邓小平是清楚的，毕福剑也不见得不清楚。但是，对于那些要实现“中国政治美国化”的公知们来说，通过造谣和丑化毛主席来抹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官学两界业已携手实践了三十多年的有效政治策略。

    应该说，在官学两界的紧密携手努力三十年之后，各种关于毛主席的谣言早已经无损于主席本人的一根汗毛，甚至这些谣言的泛滥，在民众中间还逐步地起到越来越多的“反作用”。毕福剑作为党国著名的喉舌精英，对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今天继续坚持传播和捏造关于毛主席的谣言，实际上也抹黑不了毛主席，在老百姓中间页贬低不了主席的地位，真正想要起到作用的反而是如何“谣翻中共”或者如前美国大使洪博培所言“扳倒中国”。换句说话，抹黑毛泽东在今天只有一个效果：其消极面是贬损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同时还有一个积极面是茅于轼所公开宣称的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美国化的转型。

    毕福剑本人就职于央视，是共产党最主要的喉舌事业机构，毕福剑事件暴露出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除了“政治零操守”之外，对于如何“谣翻中共”事业也是很努力的，这两者都值得提出来探讨。很多自由派说中国缺乏新闻自由，中宣部各级机构就是专门管制舆论宣传的。但是，这个管制的效果却不怎么样，最影响管制效果的无疑是：大批的喉舌精英或者说新闻从业人员持有各种层次和程度的不同政见。中宣部的管制难题是：针对大批持有不同政见的喉舌精英，将要如何落实新闻管制的政策效果？

    除非政治问题业已涉及到个人利害，精英成员就不存在任何政治操守，这种状况老田姑且称之为“政治零操守”。政治上的零操守现象，在精英阶层中间表现非常普遍，最为集中的表现则是“吃意识形态饭”的社科精英和喉舌精英们。人们肯定不会陌生：很多党校教授反共最积极，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学者们早已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学科的二道贩子。对于这些“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谋道精英们来说，除了利益，早已经不存在操守不操守的问题了。

    整个毕福剑事件中间，最能够体现毕福剑政治零操守的，反而是他的道歉，这个道歉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真诚意味，所包含的仅仅如何消减事件的负面后果，并不体现自身的观点和胸臆，全部的谋算无非是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舍此之外，啥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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