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 读一本淘来的“文革”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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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FT中文网  作者: 老愚


文革前夕的“进步青年”

这是同事从北京地摊上淘到的一本36开的日记本，由公私合营上海文化纸品厂生产，标价35元。150页的条纹本，主人写了三分之二，字数在十万字左右。日记始于1966年2月22日，终于同年10月23日，历时八个月。较长的停顿在3月2日至5月20日之间。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手太懒”。日记完整，无一页破损或撕扯。我猜测，这本日记以废纸出售，后被有心人拣出，最终流入收藏市场。

日记主人是北京化纤学院大一学生，一个有文艺爱好的青年，与中学同窗有过一段朦胧情愫，但越来越浓烈的革命氛围改变了一切。读这本详实的文革日记，可以看到中共建政后是如何通过洗脑，将渴望进步的青年变成革命暴民的。当下中国正由这样一代喝毒奶长大的人掌控，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们的权力人生词典里没有妥协、认错、宽容这些词。写日记的人若健在，正处于66岁左右的权力之巅。

若无意外，主人与及日记里出现的同龄人也当健在，故隐去日记主人的真实名字，仅以H代替。与其相关的人，也以其姓氏声母指代。若当事人凑巧看到这篇小文，请与作者联系。

阅读这本笔迹清晰的日记，我有重回历史语境的兴奋感。一个渴望上进的男性青年，在1966年这大半年里的所思所想所为，完整地描绘了时代的图景。一个非团员如何完成通过灵魂深处的思想改造，“进步”为一个狂热的革命造反派，外出串联，南下广州，西至新疆，寻找革命的路径。他时刻想着被组织认可，积极表现，最终进入主流。他加入“莽昆仑战斗队”，为的是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将矛头指向化纤学院文革工作组和红卫兵总部——因为他们“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即照搬苏联教育模式，大力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思想控制是其基本特征，每一个渴望在社会上立足以及有所作为的青年学生，都不得不进行自动洗脑。渴望尽早被组织接纳，成为“革命接班人”，几乎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本能。

日记中的主人公，天然地被革命所裹挟，立志做一个毛泽东的好战士。他几乎是自觉地阉割了独立思考的天性，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指令，从中获得崇高感和人生价值。

身为大学生，他首先要表明自己的感恩之心：“我之所以上大学，完全是由于党的培养，自己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家庭中，上大学在过去又怎么可能呢？既然上了大学，就要好好为无产阶级争口气。”

按照那时的理论，毛泽东著作是改造世界观的武器，所以，对“毛选”应有的态度反复体现在日记里：开篇便是效忠——“雷锋、王杰、麦贤德、焦裕禄等英雄，他们之所以那样忠于革命忠于人民，以至于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都是由于他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不仅可以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而且可以解决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主席思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又得到一本毛选”后，H写道：“红色的皮里印着句句真理，自己看后爱不释手。”

他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学“毛选”的原则：“不图数量多，而要见效，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

接下来，便是活学活用的例子：

测定钢样中锰的含量，准确度差，他通过学习《关于重庆谈判》中毛的论述：“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去看。”找到三个原因：资料不充足，缺乏研究；耐心不够；时间掌握不准确。

食堂就餐，发现同学丢的菜和饭粒，他立即和班委会干部沟通，在黑板报上撰文批评，并“找了毛主席语录让大家对照着学”——“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然后反省自己的不节约行为：用水不注意，用纸不注意，用粉笔不注意等等。

H应该是体育委员的角色，他负责统计班里同学的长跑情况。那时候，长跑往往设定目的地，比如从出发地到首都北京、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什么的。他们班一天要跑28公里，当同学们问他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时，他随口答出：2000公里。后来，有人建议用尺子在地图上量，H量后发现仅有600公里。这样，再用两周时间，他们班就可到达目的地。要是不量，就会糊里糊涂跑下去，颇感惭愧的他找到了“毛选”：“胸中要有数，这就是说对情况对问题要注意它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

日记里的另一个主题是要求进步，加入共青团组织。

H有自觉地站队意识，他把自己看作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时时刻刻为组织考虑。他对班里的体育锻炼现状不满，认为三分之一是随大流的，比较落后的“只限于早操锻炼二十来分钟，下午不锻炼，推一推动一动”，属于“落后分子”。他决心按照毛选的教导，“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在班内形成广泛的自觉的为革命而锻炼的高潮”。他如此表态：“我不是一个共青团员，但是我要以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处处，事事，时时都要严格地要求自己，在任何工作中起骨干作用，起带头作用。”

在参加共青团员迎接“毛选”仪式时，他感觉自己也和他们一起宣了誓，他发誓：“只要争取组织帮助，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做好工作，朝高标准要求自己，为共产主义踏踏实实地干一下，一定会加入组织的。”接下来的表态，虔诚里有点儿悲壮色彩了：“思想改造是长期而艰苦的过程，自己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干到底，干到老，干到死。自己决定，以后把主席语录天天放在身边，随身带着有空儿就看，好好地利用这一武器改造主客观世界。”

时隔两个月后，他在5月20日的总结里这样表述自己在政治上的进步：

一、通过学习焦裕禄和他对比找出自己的差距；

二、对照学习毛选，有利于改正缺点，有利于进步；

三、通过十天的劳动，培养了自己不怕脏不怕累的劳动观点；

四、通过批判吴晗和“三家村”的文化大革命，对阶级斗争有了进一步认识，对欣赏文艺作品有了启发，应政治与艺术两条标准去衡量其好坏，明确了突出政治是一切的根本，明确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

五、要注意艰苦朴素，尽管自己没有有意识地追求穿什么，可给同学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在这份总结里，他特别谈到自己文艺生活的消失，唱歌，乐器，全生疏了，“我的文艺生活就这样渐渐地消失了吗？”他认为是环境造成的，“我相信毕业后还会在文艺上活跃起来”。

他用了很大篇幅讲述与一个女同学的思想斗争。本属中学同窗，因爱好文艺和各自的小资情调相互走近。按照当时的阶级分析法，她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虚伪，不愿跟大家交心。他们因为交换日记而发生冲突，一个渴望革命的男子与一个讲究生活格调的女子，因为同学朋友和组织的介入，两人的“私事”变成了公事，最终水火不相容，H看穿了“虚伪的小人”，但在组织的帮助下，决定好好帮助那个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女子“进步”。

中学同学相继入团甚至有的已经申请入党，H不免有点着急：“自己是落后了，不仅落在他的后面，而且落在许多人的后边，这样下去，不难设想会落到时代的后边，自己以后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做个又红又专的学生。”

日记给出的时代场景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不由自主进入革命的搅拌机，渴望被新政权认可。出身革命阶级的人，天然地对这个制度感恩，并跃跃欲试想做时代的主人。被革命阉割的青年，丧失了反抗意愿，他们的热情都被用来烧开了革命大锅里的水，烫死了敌人，同时烫伤了自己。

一个高亢、枯燥的时代，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的交出了灵魂，把自己变成听话的玩偶，甘心情愿成为最高权力斗争的小卒子。

与人斗其乐无穷

正因为H非叱咤风云之类的角色，其心态和行为才更有标本价值。

H是一个希望推倒既定秩序、跃入历史主航道的“社会主义新人”。

本因渴慕小资气味而亲近，终因性格和阶级冲突而抛弃第一个准女友，他以为自此完成了向无产阶级立场的进化。从此，乐于在被新政权裁定为“改造对象”的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阶级出身，他明白自己的敌人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后代。革命给予H翻身做主人的勇气，原本自卑的心态一变而为优越感，他自觉可以斜睨这些曾经高不可攀的人。

他的一系列举动无非是要证明，这个时代必须重整秩序，将现有的人际层级颠倒过来，而自觉只要跟紧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能成为人上人。效忠领袖是为了获得利益，他非常明白。所以，他的自始至终浓烈的效忠般的表态，发自企求“翻身”的内心，绝不可以简单的投机视之。他凭借生存的本能抓住了机会，这也是他唯一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毛泽东是一步步掀开自己的底牌的。而H是凭灵敏的嗅觉嗅出了正确的方向。

从批判“坏文章”开始，他逐步走上了一条推翻旧秩序的道路。

1966年6月2日，聂元梓等七名北大学生造反后，H所在的化纤学院学生“纷纷写信给北大同学，纷纷写大字报”，“一天就写了八百份”，揭露本院的错误路线，他也写了一份，并贴在校园里。“文化大革命从现在起，在我院才算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在这次运动中应走在前头”。

第二天，做物化实验的他，见同学都在写大字报，便“坐不住了”，写信给《人民日报》，系统揭露学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存在的“方向性”问题。“从上午打底稿至下午四点来钟才结束，共写了十三页作文纸”。他在给几个同学看过后寄出。“同学们的革命热情更高了，仅今天又张贴了几百张大字报。同学们纷纷要停课，停考，开车去北大声援北大的同学。”

他注意到教师们没有行动。“也许是他们有顾虑吧！但是时间一长，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一定会站出来的。”

教师第三天就站出来了，令H没想到的是，站出来的教师在大字报里却认为应把斗争锋芒指向院外的“黑帮分子”，“阻止同学揭发院内的问题”。“我觉得他们是不革命的”。

这一天下午，毛泽东下令改组北京市委，彭真、刘仁、宋硕、陆平等被打入冷宫。听到新市委的指示，H感叹：“毛主席真是伟大”。“我一定打消顾虑，给院领导提出资封修的坏东西”——原文如此，意思自可明白：他要揭露学院领导的封资修行径。

第五天，食堂里也贴出了许多大字报。“看了后真是大快人心”。见辅导员揭露系领导黄某的大字报“讲得不深不透”，H决定“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写到现在”，他执笔从十二点写到下午二点半，一直写到吃晚饭才算完成，罗列了二十八条罪状。“尽管比较忙，但心情是愉快的”。

第六天，纺织工业部派来“工作组”，开完欢迎会，“同学的热情更高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胆揭发，敢于革命”。

第七天，一些教师贴出大字报，向造反学生发难，“同学们简直就要把几个老师围起来动手了”，经工作组调解才解围。H断定这些教师中有“保皇派”，“他们一定会被揪出的，胜利一定属于正义的人民”。

第八天，H开始怀疑“工作组”的立场。因为他们不在学生食堂吃饭，也不和学生住在一起。他在琢磨，如果“工作组”不能满足造反学生的要求，“就给市委或党中央去信”。

三天后，他写信给市委第一书记，揭露学院的问题，并把信送到市委。

这天下午，邮电学院和政法学院的宣传队来校内动员学生造反，一徐姓教师当场揭发化纤学院是黑帮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控制的天下，呼吁解散党委成立新支部和革命委员会，让大家听他的，“同学们以身体保护他”。

自认都是“左派”的参会者，协商达成二个意向：一班派一人去新市委请示派新工作组；组成护校队，保卫学校。

H自然去了，他正好把写给市委第一书记的信送过去。

事情就这样升级了。等他回来，“听说右派打了左派，骂左派，给左派贴了许多大字报”。指责“左派”阴谋推翻党委，原来是徐姓教师交待的。H也被指为“黑帮的打手”。H哀叹“‘左派’处于低潮，一年级、二年级几乎没有发音、写大字报的，发生了沉默。”

第二天上午，H发现那些“‘右派’、‘保皇派’”“趾高气昂，走路都抬着头和前两天截然不同”。

“前市委是修正主义的，我院肯定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现在又不引导揭发，怕揭发自己，转移斗争的锋芒，怕引火烧身，这就证明有问题。”下午，在学院王部长的定性讲话后，“左派”们立马扬眉吐气，把所有火力集中对准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二年级指导员扬祖伦——“大字报一张一张地贴了许多，把他的名字画叉，有的把他的名字倒写，真有意思。今天一天的大字报完全是针对院领导的。”

H当天又写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揭露团委的检查是转移视线；一张揭露其检查书故意在“主席思想”前不加“伟大”二字，属于贬低领袖的罪行。

这天晚上，到了九点半，H还是想上楼看大字报。却看到了同学们斗扬祖伦的场景。“人越来越多，问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他终于说出错话：‘我们怕群众革命。’大家继续问：‘怕革谁的命？为什么？’他停了十五分钟也答不出来。后来工作组的同志来了，让扬反省。大家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胜利了。扬的脸黄了。后来把他带入小屋反省。”

接下来的几天，便是一连串的批斗。

“上午斗张琳，她的确够狡猾的了。最后把她送到小屋里反省。让她别靠窗子，以免跳楼，她却大声说：‘共产党人不跳楼！’同学大骂她不要脸。”

“上午同时斗了陈佩文和兰院长，结果和张琳一样顽固，看来‘保皇派’内部有攻守同盟。”

“今天一天过得比较平静，没有大斗几个人，只是在下面分小组斗过几个人。这几个人的态度也是不老实。”

H还给班团支部书记写了大字报，指其为“保皇派”，目的是“给她一个压力，让她揭发问题。”

在这样的气氛里，当权派成为学生公然取笑的对象。学院党委侯书记回校，造反学生“伏在窗子上高呼口号”“夹道欢迎”，侯“自己扛着行李一摇一晃”狼狈地回到住所，学生不许他乘汽车。

“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这是H在6月21日抄在日记本里的大字报内容。

6月24日下午，六个班一起组织斗李姓女教师。H在日记里说，会场布置得如同法庭，“这次打倒了她的威风，她老实了一些，交待出一点儿问题。”有人用黄纸做了一面旗子，上书：李某，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逼迫她念一遍，然后打着旗子离开。

晚上，群情激奋的学生决定斗扬祖伦，H把他带到教室。造反者提出一个一个的问题，他全不回答。最后答应第二天下午二点半回答。造反学生做了一面旗子，上书：我是黑帮分子，顽固不化。逼迫他念了一遍，打着旗子离开。H在日记里写道“今天的几次斗争都是比较顺利的”。

造反学生决定用发明的旗子打掉院领导的威风，他们做了许多面小旗子，上边写满各类人身侮辱的话，“一群同学等着，来一个黑帮分子发一面旗子，让他们高举旗子去食堂吃饭。”

有些教师看不下去了，招贴了一封公开信，指出谩骂、画漫画、打旗子等做法与中共的方针政策相违背，应该改变。H对此反应激烈：“对敌人就应该施行专政，革命是暴动，不能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工作组勒令教师收起了大字报。

6月27日，造反同学在宿舍传阅“黑帮分子”的日记本，H对其中的男女关系颇为好奇，“我也看了女方的日记，他们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出去谈心。”

在6月29日，H写道：“这一周以来没有斗过一个人，只是收集材料，材料充足以后就给他们黑帮分子定案了。”

7月1日晚上，学院召开庆祝中共诞辰大会。党委负责人提出：主要矛头应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也要整，但要放在后面；对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旧知识分子，要尽可能地团结他们。他还指出：做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最根本的还是学好主席思想。

H对“做革命接班人”极有兴趣，“我应该在这次运动中接受考验，接受锻炼，在斗争之中逐步地向五个条件进军”。“今天是党的四十五周年纪念日，自己一定在今后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读主席的书，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H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游泳，就是“革命”。下车间实习都是敷衍了事，也没人敢管他们。在这个发烫的夏天，他的一切都改变了。

在夺权的漩涡里

毛泽东为前北京市委定案，斥责其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和平演变”。7月3日，中共喉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称：发动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伟大的创举。

H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让我在新的一周里，好好地遵守作息制度，好好学习社论，积极参加讨论，把自己的一切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去吧！”

第二天，他就投身到为黑帮定案的斗争中来。首先核实党委副书记侯希如的材料，在H看来，侯跟前北京市委官员宋硕关系密切，“足足够个黑帮分子，他是党内十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第三天，讨论副院长郭启明的材料。罪状有“依靠学者、权威办学”，“办豆腐房，让资本主义经济复辟”，“贪、懒、馋他都占，歪曲主席指示也有他，总之，他足够个黑帮分子的”。

第四天，围斗教务处代理处长高思渊。“高是现行反革命，出身恶霸地主，他的父亲被镇压，他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为他父亲翻案。有意识地破坏‘四清运动’，不让群众斗地主。他真正是钻到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我们一定要全院革命师生共讨之，把他斗臭斗垮。”

在当天晚上的青年同学“生活会”上，H总结自己学习“毛选”的收获是：“加强了阶级分析的观点：看一个人、一件事，不能只看这个人的外表和做事，而应看他的阶级立场，看他的本质。”

第五天，为女院长定案。有人说她糊涂，是跟别人跑的。H认为，“她是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地对抗这次触及人类灵魂的革命。”他给她罗列的罪行有：在“‘毛选’讲用会”上讲黑话，将“四清运动”神秘化等等。这天下午，为高思渊定性：阶级敌人，专政对象。

H兴奋地写道：“很长时间没有写大字报了。今天晚上和Z一起用主席的话分析高的事，写了几张。以后自己应抓时间写大字报，带着主席思想去写大字报，去看大字报。”

第六天，讨论宣传部副部长扬祖伦的材料。扬实干肯干，对工作兢兢业业，被一些同学称为焦裕禄式的干部。在H看来，这只是表面现象，出身地主家庭，没有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扬的阶级立场并未改变，“怎么能这么快入党，又当上院宣传部副部长？”

H在当天的日记里，还写了对组织部部长张琳堕落一事的感想：出身工人家庭却走上错误道路的原因在于，“不注意思想改造，不学毛著。”

在这一段时间，H还看了一系列“革命电影”。第二次看完《东方红》，他写道：“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党确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完《罪恶的地主庄园》《不忘阶级苦永记血泪仇》和《夺印》后，他表示非常气愤：“在旧社会，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与压迫是相当残酷的，如果不是解放，决不会有现在的面貌，而我也上不了大学，这些都是新社会的好处。”

7月12日，H早上五点起床，七点参加斗争高思渊大会。他觉得斗垮斗臭了敌人，“他从七点一直站到下午二点，当他有些不老实时，群众大声斥责他，让他低头，用手按他脖子让他低头。结果他的威风一扫而光。”当天下午，H所在班“出身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命干部的同学”一起开座谈会，H在会上表示：“一定要读主席的书，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做主席的好学生，永远革命，永远向前，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7月16日，H一天都在和两个同学写批判侯希如的材料，“文章写得够长的，铺的面也够宽，侯的各个方面几乎全批了。”

7月19日，H参加化工12班的“毛选”交流会，他的感触是：要善于抓自己的活思想，从小问题上看大事。

从7月23日开始，一连三天，他参加了批斗侯希如的大会。第一天有32人发言，第二天27人发言，第三天也是27人发言。“我院对当权派的斗争打响了第一炮，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真正体会到主席讲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几天后，当参加四清的同学返校，“打”的革命暴力便自然发生了：返校学生中有一些人是所谓的“小牛鬼蛇神”，立刻就给戴上牌子，不服气的，就大声呼口号。晚上，造反学生便动手打“黑帮分子”，“打了也就打了。以后注意点就是。但归根到底还是黑帮分子他们自己造成的。”

在火热的革命之余，H也有自己的心事。他看上了女生L，“她对我如何我是不知道的。”这个傲气、有小姐脾气的女子，H觉得很难接触，便劝自己“不可胡思乱想”。但他又时常想起人家来。经过一番打探，他知道了其确切情况：出身比自己好，家庭比自己优越，其母亲经常来信帮助她“进步”。有一件事颇有意思：父母遵嘱将奶奶土葬，她反对“搞封建迷信”，公开抗议。他原以为她是一个“玩玩闹闹不考虑进步的人”，现在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改变尤其大”“已经申请入党”。而“她的性格太要强，个人意见第一”，他权衡再三，决定关闭多情的心扉。

另一件事，说起来非常小，家里寄来十元钱让他买一条秋裤，他却犯难了：是买一条好裤子呢，还是买一套“毛选”四卷？“买裤子可以穿，因为自己浅色的裤子少，而买‘毛选’可以看，可以改造思想。”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他决定买“毛选”。“穿一条好裤子没有什么用。”

这段时间他看的唯一一本文学书籍是《欧阳海之歌》，“要用零星时间看一遍，以后再仔细地读，真正地受到教育。”

他也有寂寞的时候，北京同学周末回家，宿舍里孤身一人时，他难免想起家乡父母，他只好用睡觉抵御革命的寂寞：“晚上很早就回宿舍去了，心里乱得很，很早就准备睡觉。”

毛泽东的“红卫兵”

毛泽东决定撤走刘少奇集团向各单位派驻的“文革工作组”，亲自指挥这场夺权革命。他接见“文革”积极分子，鼓动成立“红卫兵”组织，并自认“总司令”。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起来了，原有的政权体系迅速瘫痪，进而摇摇欲坠，中国进入极端恐怖的暴力革命时期，一个最黑暗的时代来临了。

这年夏天，官方做出决定：暑期不放假，让被煽动起来的学生继续“革命”。

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被迫派车送造反学生去各高校参观“取经”。H去的是北大，除此之外，他还四处打探，感受“革命”氛围。他在北大、二外、广播学院等校看到热火朝天的场面，“斗争是激烈的”“激烈的大辩论”，“大字报贴的很多，对黑帮分子管得真严，劳动改造进行得很好”。也看到造反阵营的分裂，他表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勇敢地站在革命的一方，不怕孤立，不怕扣帽子，不怕讽刺、讥笑。”

听说外地群众“革命”起不来，天津处于无政府状态，许多激进的造反学生来北京观摩。H非常着急：“实在想到外地宣传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毛泽东思想。”

三胡下台（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团中央改组，H在团中央门口看到“人们纷纷高呼口号、敲锣打鼓前来祝贺”。“他们企图把共青团办成全民团，不实行阶级路线，歪曲‘重在表现’，与毛泽东思想唱反调。”

纺织工业部却是一副温吞水的气氛，“贴的大字报倒是不少，可是口气都是和风细雨的，给部长、党委提意见都是商量的口吻。”H很不满意。由此联想到化纤学院革命的状况，H不免着急起来，“回校后又写了几张大字报，以后还是抽出时间写一些大字报，学毛选，只有这样才能把运动搞好。”第二天，他发现讨论问题和写大字报的人多起来了，感慨道：“前几天冷冷清清的运动形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H去一所中学查看中小学生斗争情况。见他们斗争技术拙劣，无杀伤力，便亲自出马，“我和几个同学帮他们斗了一个右派分子，结果把他问住了。大家呼喊着把他拖进小屋检查去了。”H对中小学生的“革命”暴力持支持态度：“小学生打人很厉害，不过这些小黑帮也值得一打。”

在这之前，官方推出了一个“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的刘英俊，他的人生最高目标就是“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并为之献身，他为救六名儿童挺身拦惊马而死。H在学习其事迹后写道：“我应该学习他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读主席的书，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也出身于工人家庭，自己也要带着无产阶级的感情去读主席的书，争当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H已经具有相当强烈的阶级意识，他赞美“讲出身讲成分”的社会氛围：“我们一提到出身就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我们的条件就是好。我们对党对毛主席就是比那些出身不好的人热爱得多。”他宣称：“我们的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就是无产阶级扬眉吐气的社会。”他明白这场大革命就是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必须把握好，告诫自己要“大造资产阶级之反，做红色的接班人。”

“毛选”发行的这一天，他和造反学生激动万分。班里只让两个人去新华书店拉货，他硬是钻进汽车，“一路上敲锣打鼓”，书店门前“人们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拉到学校，“门外就有许多同学欢迎，大家高呼口号，穿着各式民族服装，唱歌跳舞，整个化纤学院沉浸在欢乐之中。”在大礼堂举行发毛选大会，众人“纷纷表决心”，“我拿到了毛泽东选集，我是多么高兴呀。今后一定要带着阶级感情学习一辈子毛选，干一辈子革命，永远革命永远向前！”

在学院选举“文革领导小组”的过程中，他左冲右突，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愿：一定要把出身好、真心革命的人选出来。

8月18日，是H最幸福的一天。他参加百万学生大游行，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毛泽东。

“今天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日记这样开头，他们凌晨三点前往天安门广场，满天星斗，有人唱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他们渴望见到领袖，但不知道伟人能否参加自己的集会。七点钟，扩音器里响起《东方红》的乐曲，广播员宣布毛泽东来了，于是，“‘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无数大鼓齐鸣，乐队高奏《大海航行靠舵手》”。林彪代毛泽东向大家问好，周恩来讲话，造反学生代表发言，然后游行开始。毛泽东悄悄闪了。

“‘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在“红卫兵”的哀求声中，《东方红》又起，毛泽东出来了。“一个身材魁梧、健壮，满面红光的巨人出现在我的眼前！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我高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用力地晃动红色语录本。那时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我的嗓子喊哑了，再也喊不出来了。”“我太幸福了，我太幸福了！”

当天晚上，学院开庆祝会：一是见到了毛泽东，二是革命委员会成立。“看吧，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又来到我院了！”

但他还不明白，毛泽东发动的这场“革命”究竟是要干什么。请看他对城楼上几个大人物的描述：“主席又向东走去，走到最东角处，手扶栏杆向远方望了望，接着又用手拿着帽子向东方的街道上晃着，一会儿又拿着帽子向观礼台上的红卫兵摇动，招手致意。…只见林彪同志从东边走了回来，走到城楼中间。我们发现刘主席站在城楼中间，他老人家穿着一身灰，左臂上也同样挂着红袖章，同学们高呼‘刘主席您好！刘主席，您好！’林彪同志不知和刘主席在说什么，反正是用手指着队伍，用手比划着。周总理穿着半截袖衬衣，左臂上同样挂着红袖章。他看了看表，用左手挥动着，意思是让我们向西走。”

这是几个人最后一次亲密地同处一个时空，很快，刘主席——刘少奇就要被当做“叛徒内奸工贼”揪出来，与他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团队一起接受暴力处置。天无二日，只能有一个主席，主席就是毛主席，红太阳就是毛泽东。

见到毛泽东的第二天晚上，学院出身“工农革干”的子弟宣布成立“红卫兵”。“我要做一辈子红卫兵，永远保卫党中央，永远保卫毛主席！”激动万分的H想到本班文革领导小组里还有出身不好的人，立马要求改选，纯洁阶级队伍。“一定要把领导权夺回来，掌握在我们手里。”他的鼓动奏效了。

8月22日，学院“红卫兵”组织正式成立。首批加入的有十三人，全是其他两个班的。“红卫兵”只许“红五类”出身的人参加。H不免有点失望，他原以为出身好的全部可以变成红卫兵。但他随即表态，“自己努力争取迅速加入自己的阶级组织”。

造反派还做了一件小事：赶走了理发“黑店”老板，成立“革命理发小组”。H积极加入这个小组，并表示要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榜样，精益求精、热忱地为同学服务，做一个“革命理发员”。

接下来，H踏上了“大串联”的征途，远赴兰州、乌鲁木齐、西安、武汉、广州等地，搜集材料，鼓动造反。“大串联”归来，他便成为一个干劲十足的“红卫兵”战斗队成员，正式进入风云变幻的革命大舞台。

“大串联”的日子

由一大批狂热青年学生把北京的革命做法输出到外地，从而搅动整个牌局，是毛泽东集团的战略部署，由此产生了无法无天的“大串联”运动。

H自觉加入其中。他先是和本校的造反派西征兰州、乌鲁木齐，然后又南下广州，在搜集材料、鼓动造反之外，顺便浏览了大好河山，他还特意参观了韶山毛泽东故居。返京后，他更狂热地投身造反运动，自建名为“莽昆仑”的红卫兵组织，成为勇敢无畏的革命战士。

“我们将要去西北了！”8月22日，H从北京站出发，“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他以“红卫兵”的标准要求自己，打算在西北表现一番。

他们原以为到兰州后会被人揍一顿，因为自己是来煽风点火推翻现政府的，没料想竟然受到了礼遇：“住的吃的蛮好”，他们住进了铁路局招待所。

当地正在揪“裴马黑帮”（中共甘肃省委负责人），火车站周围贴满标语。H刚入房间，就有人从门缝里塞进一厚叠传单。当天晚上，一个来自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工人前来接洽，希望北京的“红卫兵”去所里革命。接下来，他们便进入角色，演出了一场深入虎穴的好戏。

按照H的叙述，这个所里“大部分是资本家出身，资产阶级意识很浓”，明知有困难，他们还是决定帮助研究所群众造反。这里冷冷清清，“行政楼里大字报少得可怜”，“只看见几个学生在贴大字报”。H给学生们讲北京的斗争情况，给他们鼓劲。又去问所长要纸、笔和墨：“一进屋就大嚷一气”，所长被迫答应了。他还勒令所长两日之内撤换屋内的“资产阶级一套”陈列，换上毛泽东“语录”。

H联合北京航空学院来的几个造反学生，与工人谈话，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复员军人谈话，收集当权派罪证。决定先写大字报，“点一把火然后再说”。

一张“告全所职工书”，一些语录社论摘录，“我又写了两张命令书”。他们质问研究所负责人，命令其回答问题，然后写成大字报。在职工大会上动员，“斗争目标应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天，H启发一个写过大字报的老工人，“他慢慢地觉悟了”，答应回去组织工人共同对付当权派。他们还质问党委书记，逼迫其回答问题。几个女工要成立造反队，他们表态支持。他又参与包装组“文革领导小组”筹委会委员选举，发动工人推翻原来的选举结果，因为“许多都是当权派”。

几天后，他们弄到了研究所负责人的“材料”，准备以“公开问答”的形式召集会议，把火烧起来。“如果保皇分子出来嚷嚷，我们就制止，就以主席语录、人民日报社论压他。”他们公布了负责人的“材料”，“大家看后很生气，很气愤”，该所负责人“有些慌了，工人们许多要讲话”，H兴奋地写道：“看起来这个所的运动要起来了！”

在这期间，H还去甘肃师范大学串联，“到处冷冷清清”，见文革办公室摆设沙发茶几什么的，便“很生气”，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门上。“这个学校真是个世外桃源，难道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没有国家的命运了？”

他最欣赏的是兰州铁道学院的革命形势：大字报贴得很多很多，热火朝天，团结一致。尽管受到当权者和农民的围攻，“他们为了捍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勇敢地战斗着”。

有一件小事或许值得一提：几个铁三中的女同学要帮他改名字，H觉得“永红”好，但她们认为应“强有力，不要软的”，以“永毅”替代“永善”，H觉得“不太革命化”未采纳，名字就未改成。

在新疆，造反派被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基本如此’的对联也称为反动谬论”，清华大学造反派写给自治区一把手王恩茂的公开信，被称为大毒草，满街的广播车要人们警惕北京来的“红卫兵”。H在散发《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要支持革命学生”的传单时，还被当地“红卫兵”揪住质问。广场上到处是辩论会，而且，不断有人来与他们辩论，“他们辩论时极不讲理的，简直是人海战术，以势压人”。H觉得“这里的‘文革’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发表后，形势遽变，北京来的“红卫兵”终于获得了自由，他们决定发动反击：在9月13日八点半去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贴大字报，“一下子把广场贴满，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H他们连夜写了一百多张大字报，“看吧，明天准会有好戏看！”

第二天，他们人手一册“语录”、一卷大字报，“高唱革命造反歌和鬼见愁歌曲”，列队奔赴广场。进入广场后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色堡垒党中央！红色司令毛主席！炮轰司令部——区党委！”“整个广场成了我们的了！大家一起贴大字报，一下子把整个广场贴满了。一个红卫兵战士吹起嘹亮的进军号，红卫兵立即集合在检阅台下面。大家高唱革命造反歌。有人在检阅台上贴出巨幅标语：红色堡垒党中央！红色司令毛主席！绝对如此！”

为了证明自己的行动深得人心，H特意记了一件小事：在广场上，一位家庭妇女塞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二元钱和一封信。他执意不肯收，但当她说出“等到胜利的一天，再找你们去。”后，H感动地收下了。钱是她让他们买纸写大字报用的。

9月15日，又来了四百名北京“红卫兵”。H觉得当权派试图拉拢这些“不明真相”的新人，以此打击“老红卫兵”。广播车又出动了，宣讲诸如“九三事件”、造反学生打解放军之类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无非要把我们先来的千余名红卫兵搞臭搞走，而留下这四百名只宣传的红卫兵。”

回内地的火车上，H感觉他们被监视，被歧视：“找我们要喝水钱，饭费和普通旅客一样，真是气死人！”

在广州，他们收获甚少。“这里的斗争没有西北地区激烈，也没有什么事件之类的，各校材料极少，学院里平平静静的，走到路上也是平平静静的，回到住处仍然是平静。”“指望着像在兰州、西安等地那样大批大批地往回邮材料是不可能的了。”

回京后，H首先面临批斗的压力，因为是擅自参加“大串联”，他一路上颇为忐忑，听说要挨批判，他自忖“串联无罪”，“多少人都可以，我不怕什么！”他就写了一个声明：不承认本班“文革领导小组”，一切行动由自己做决定。他决定退出这个束缚手脚的组织，自己解放自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H估计自己的家很可能让人家给抄了，“不然为什么不来信也不寄钱？”

“大串联”归来，发现班里女生“不理自己”，H愤然写道：“干革命是不怕孤立的！”

返校四天后，他和Z决定组建“莽昆仑战斗组”，从此摆脱班级“文革领导小组”。两人先写了一张《班领导小组靠边站》的大字报，接着写了一张名为《彻底批判工作组院文革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幅标语，贴在校园里。

10月23日，H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今天贴出一些大字报，观点就是觉得院文革工作组和红卫兵总部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已经把目光投向新一轮的洗牌风暴，问题是，他最后到底在残酷的厮杀中生存下来了吗？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一枚卑微的棋子吗？黄雀之后还有黄雀，他能通过持续的效忠被终结一切的黄雀接纳么？

如果他还活在人世间，目睹当下席卷神州大地的抗日游行示威，他是否会会心一笑呢？



2012年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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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这个帖子我曾经发过，可惜后来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