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林：反官僚主义与“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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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平民主义”
　　
　　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他有着很强烈的“平民主义”意识，这种“平民主义”意识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亲民”和平等。
　　首先，“平民主义”使毛泽东具有一种中国历代农民领袖所共有的“亲民”形象，只不过毛的这种“亲民”与封建社会传统的“亲民”在性质、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很大区别。毛泽东的“亲民”思想结合进了一些近代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特别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就突破了传统的“民以载君”、把君民关系视作父子关系的专制主义的认识框架，上升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人民至上的民粹主义层面。以前人民是工具，现在人民成了目的；以前人民是权力的接受者，现在人民成了权力的“施与者”。总之，出身农民，领导了一辈子农民运动，打了一辈子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并且对其中有了产业工人成分的现代“人民”的作用有了相当的认识的毛泽东，对人民与权力基础、对人民的支持与执政者的执政合法性、以及对人民的认同与否与执政者的执政地位稳固与否之间的联系，有着比历代封建统治者更深刻、更实际、更理性的认识。这就使得毛泽东的“亲民”思想上升为一种全新的“亲民”思想。这种“亲民”思想使毛泽东对伤民、害民行为更痛恨，在铲除这种行为方面做得更加无情，更加彻底。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全新的“亲民”思想，毛泽东及其一代中共领袖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从官僚机构和官僚阶层中相对分离出来，得到他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真正拥戴。
　　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以“亲民”为表象的“平民主义”，一旦夺得了政权并坐稳了天下，“亲民”思想立即就演绎为“爱民”行为，用“替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这样简单直白的语言通俗而又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的行为要求，成为毛泽东时期对各级官员提出的起码的为官准则。因为至少在认知上，这时的国家已经是共产党的国家，人民也已经成了共产党的人民，党、国家、官员、人民已经融为了一体，这时，爱民即是爱己！作为最高领导人，这时的毛泽东在很多时候扮演了“青天”、“救星”的角色，在很多事情上，他给人的印象都是在“为民请命”。
　　由于有了这样的认知，毛泽东还真的是爱民如爱子，甚至很多时候可以说爱民胜过爱子。正因为如此，他对贪官污吏特别痛恨。因为贪官污吏“伤民”、“害民”，与民争利，与国争利，客观上破坏了国家的基础，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动摇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人们对毛泽东多有议论，并有着各式各样的结论，但是，对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用“大爱”覆盖了“小爱”、用广博之爱克服了狭隘之爱的“人民领袖”这一点则基本认同。
　　在中国历史上，明白“民为邦本”这种“大道理”的“明君”并不鲜见。帝王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佳话多有流传。不应该认为这些都是讹传。这种“家天下”和“亲民”、“爱民”，其实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机制，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机制，才使得中国封建王权能够为民众所拥戴，并且这种拥戴完全不需要法律的维护，它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特质，从而成了中国社会对人的一种起码的道德要求。“忠”排在了“孝”的前面，所以，“忠”是至高无上的。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特殊的机制，中国封建社会才能在“动摇——巩固——再动摇——再巩固”的循环中长存。
　　百姓“忠君”的前提是百姓认为君王是“明君”，而“爱民”是“明君”最重要的表现，君不爱民则是“昏君”，而“昏君”是可以不忠的。可见维持“爱民”形象多麽重要！
　　中外封建社会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教训：大多数时候，君臣皆好，则国家必好；君臣皆坏，则国家必坏；君好臣坏，则国家可好可坏；君坏臣好，则国家绝不会好。这样的教训在中国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二千余年，表现为一种“超稳定形态”，其“明君”机制功不可没。
　　毛泽东所具有的“爱民”、“亲民”这样的崇高的道义形象，也是使他能不断地发动群众，并击败所有政治对手的最重要、最厉害的原因。正是这种形象使毛泽东的地位在人民心目中上升到了一种神话般的境界，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其地位和权威甚至已经不再需要任何“世俗”力量——比如法律、暴力等等——的支持了。每每看到毛泽东一经现身出现的那种人们欢呼、腾跃的场景，看到男男女女饱含热泪仰望着毛的那一张张虔诚的脸，看到许多人因见到毛泽东而激动得窒息、昏厥，看到一些人由于与毛握过手甚至长达月余时间手不沾水，看到中共九大上毛泽东一篇短短的开幕词就数十次被“万岁”的欢呼声打断……看到这一切，谁还能相信人世间还有什麽力量能撼动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其次，毛泽东的“亲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平等的倡导和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其一代中共领导人的这种“爱民”形象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他们向全体人民许诺会带来理想而又完美的社会，同时尽可能令人信服地向人民描绘未来社会的美好情景。实际上，毛泽东一代领袖自己就由衷地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能建成这样的社会，所以在行动上不断地、一波又一波地发起向着未来美好社会的“冲击”。虽然这些“冲击”从来没有成功，并且现实离“美好社会”似乎还越来越远，但是人民对毛泽东“亲民”“爱民”的出发点并不怀疑，毛泽东一代领导人的“亲民”“爱民”形象反而更加真实、感人。
　　这样的结果使人很难理解。按常理，屡屡失信于民，并且还（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做下了种种“伤民”之事的执政者，要想长期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是很难的，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仅保住了执政地位，而且威望不减，其奥妙何在呢？我认为，这其中，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毛泽东及其领导层在人民面前保持了一个平等的形象。毛泽东不仅倡导平等，而且也成功地使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这样的领导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人格上，与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平等的！在中共向人民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中，除了种种物质方面的优越外，其政治、社会和伦理方面的特点就是——平等！战场上，只要军官在前，士兵就不会后退；艰难困苦之时，领袖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儿去，这就足以使人民忍饥耐寒而少有怨言。在前法制社会，至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对现状有一个大体“平等”的认知，是统治者维持政权稳固、民众保持心理平衡和社会实现安定和谐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毛泽东对人民说，此前的所有社会都是不平等的，而此前的所有统治者都是制造不平等的。中共的目标，首先就是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在毛泽东的时代，“新社会了，人人平等了”这样的话语是人们最常听到的话语之一。而后来的所谓“分工不同”，“为人民服务”，“公仆”等等概念，都是从“平等”这一概念派生出来的。
　　中共的平等思想非常妥帖地迎合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那种“均贫富、等贵贱”的绝对平均主义心态和中国传统社会留下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国经验。
　　毛泽东的“爱民”思想通过“平等”这样的现代语言得到刷新和更加广泛的张扬，由于“平等”理念并不仅仅限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停留而不断地被用于指导实践，我们因此说毛泽东对“平等”的追求是一种真实的追求。这方面，反官僚主义和反干部特权就是“平等”理念付诸实践的重要体现。从反官僚主义和反干部特权的具体行动中，人民看到，毛泽东宣传的平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和骗取民心的谎言，而是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上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所以，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也是出自内心的真正拥护。
　　所以有人说，毛泽东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哪怕不能真正做到，也要使人们真正相信，共产党真的是实行的“官兵一致”，“上下同欲”。
　　
　　反官僚主义
　　
　　实事求是地讲，在毛泽东时代，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是贯穿始终的。
　　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中共八大，就提出了要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要注意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这些显然都是针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当时确实在部分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上已经暴露出了一定程度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搞特权等等问题。所以，中共八大很严肃地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加之这一年波兰、匈牙利都发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认为，应该按照“放”的方针，自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执政党内存在的种种缺点和错误，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巩固执政地位。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动鸣放，搞开门整风，要人民群众给党和官员提意见。
　　八大之后不久，中共就开始了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的初期，矛头所向是官僚体制，特别是领导干部，直接冲击的是建国后由官员们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运动的初衷是反官僚主义，要纠正各级官员的“不正之风”，整掉执政者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使之能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任务。
　　1964年初开始的“四清”运动，更是一场直接针对干部的典型的反官僚主义、反干部特殊化的运动。
　　“四清”运动一开始是“小四清”，即：请账目、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主要是要纠正基层干部中存在的挪用公款、铺张浪费、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行为，以整顿干部作风。后来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其主要针对性就更明显，那就是各级领导干部。
　　与“四清”运动同时进行的“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其矛头毋庸置疑主要也是针对领导干部的。
　　所以，可以说，建国后在毛泽东的时期，对干部作风问题一直是抓住不放的，并且也是抓得很紧、管得很严的，当然，成效也是很显著的。所以，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治官”有术，“吏治”也还清明。
　　毛泽东时期反官僚主义的一次重要升级，就是“反修防修”问题的提出。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考虑，最初还是出自于反官僚主义和反特权的需要，是把反官僚主义和反特权提升到了政治高度，放到了党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这个层面上。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必须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公正。为了保证政治平等和经济公正能真正实现，就必须建立全面的公有制，因为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公正分配，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而只有经济上实现了平等，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政治方面的平等，也才可能真正打破“官”、民界限。
　　这其实体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建设的一个战略思考。
　　毛泽东根据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统治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诉求，特别不愿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又出现贫富差距和“官”欺压民的状况。而中共要想得到广大人民的真正拥护，使自己的执政地位永不动摇，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一定要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公正。
　　“反修防修”问题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1957年5月，他在《事情正在其变化》一文中写道：“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
　　当然，这时还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谈修正主义，但目光已经放在了共产党内部。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国共产党对“修正主义”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若干结论性看法。其中有三点对中共的决策从而也就对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苏联“变修”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九评”中的语言）；其二，“修正主义”的根源是“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其三，中国应“反修防修”。
　　“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首先和直接的表现就是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于是出现了一些干部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多吃多占生活必需品的问题，这被毛泽东看成是基层领导“变质”的表现。当然，问题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这就是当时概括的所谓“五风”。
　　这一切，其中特别是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变化使毛泽东感到忧心忡忡，而干部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义，是特权。从以下所举的一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不安和焦虑。
　　1965年1月，正在社教蹲点的农机部长陈正人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汇报了他在蹲点中产生的切身感受。
　　陈正人在报告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
　　毛泽东在陈正人的报告上批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麽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对象。”
　　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经济学读书谈话》中曾经提出过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九评”中，提出过“特权阶级”，后来又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世前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资产阶级”。这些概念，所指应该是一致的。
　　毛泽东本人毫不掩饰他对“官僚主义”的反感和厌恶。他曾说过：“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恶极，……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3页）“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1967年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描述》，见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泽东》第256页）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毛泽东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官僚主义的愤怒也没有半点减弱，对官僚主义的抨击也还是那麽尖刻、锐利：“民主革命胜利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参阅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印：《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五个发言材料》，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描述》，见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泽东》第256页）
　　毛泽东对领导层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十分担心，他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这种官僚主义发展下去，必然会使党变修，国变色，人民的江山丧失，劳动群众又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为国家的发展，为人民的幸福，为他和中共毕生奋斗、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信仰，一定要把这场与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它的意义和重要性不亚于民主革命。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文化大革命”与反官僚主义
　　
　　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他认为，我们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毛泽东的头脑中，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就是剥削，而资产阶级，就是剥削者，就是富人。他认为，国家、党，面临变质——即变修——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毛泽东1967年2月8日在一次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种形式现在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揪“走资派”，后来发展到凡是官员，无论大小，都被不同程度的“揪斗”。当然，越大的“官”，揪斗得越厉害（最大的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可以说是被揪斗死的）。
　　毛泽东自己对这种情况有一个解释，他说：“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印：《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五个发言材料》，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描述》，见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泽东》）可见，毛泽东认为，官员们的被“揪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在1967年的几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官僚主义这一点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比如，9月30日，他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时候讲到：“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麽？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07页）。10月12日，毛泽东在接见同一个代表团时又谈到了同一个话题，他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还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同上书，第1509页）。
　　所以，不管对“文化大革命”怎麽评价，都不可否认，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是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之一。之所以要反官僚主义、反特权，目的还是要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党、国家永不改变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本色”。联系到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先生那一席关于如何保持共产党“革命”本质的深刻、镌永的谈话，应该认为，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是毛泽东从早到晚、贯穿一生、始终都在的一个思想。
　　
　　“文化大革命”在反官僚主义方面的启示
　　
　　“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是反官僚主义，反干部特权，乃至反腐败。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认同，并且认为“文化大革命”在这方面有着积极意义。这方面有几种观点值得向大家介绍，大致整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观点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私有制消灭以后（在中国，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阶级存在的条件就消失了，阶级区别和阶级矛盾也就消失了，阶级对抗自然也就消失了。不过，马克思并没有消灭私有制的现实经历，这个结论是马克思理论推导的结果。毛泽东依据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修改了马克思的这一结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还会存在，原因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阶级”即“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新阶级”是那些与工人阶级和农民相对立的官僚群体，他们不仅拥有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且形成了“官官相护”的集团性体制效应，腐败就是这种体制的结果和表征之一。“文革”有力地打击了“新阶级”即“官僚主义者阶级”，防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和变型，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
　　再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作用就是用强力打碎了“制度凝固”，几乎彻底消灭了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才使后来的改革有了“政治空间”。也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得以实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愿意拼死捍卫现行制度的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不存在对现行体制有着支撑作用的、绝对强势、高度一致的政治阶层。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和领导层，要麽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要麽受到严重打击，元气大伤！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国家还存在的情况下，社会必然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统治者垄断权力，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从而必然与民争利，与国争利，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实际上是由无数个形形色色的分利联盟组成的，而掌握权力的分利联盟是最强势的分利联盟。社会如果不想在分利联盟的争斗中停滞，甚至同归于尽，就需要不断地调整、改组和整合。而政治上的、主要针对统治集团的调整、改组和整顿是关键。通过整顿，打破原有的分利联盟，再形成新的分利联盟，这样使社会由于分利不均而产生的矛盾得到相对缓解。新的分利联盟的形成需要时间。新的分利联盟完全形成所需要时间与两次调整、改组和整顿的间隔时间大体一致。在民主制国家，这样的调整、改组和整顿叫“大选”，大选就是一次大调整、大改组、大整顿，也是政治方面的一次“总洗牌”。然后是“发牌”，“出牌”，再“洗牌”……循环往复，井然有序。在这样的循环中，基本抑制了利益集团的无限膨胀，使国家的资源分配能够保证大体上公正，或者即使不公正，也能维持在多数人心理承受的底线之上。
　　而社会主义国家，一党执政，没有大选。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毛泽东的发明是以“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作为整顿方式。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整顿，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瓦解原有的分利联盟，使政治重现清明，使公正再降人间。当然，这并不能杜绝既得利益集团和分利联盟的重新形成，所以，毛泽东提出，像“文革”这样的运动要进行多次。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和分利联盟的重新形成大致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和对中国古今政治、特别是对中共这个党的了解，估计这个时间周期大约为七到八年。所以他提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以后再来一次！也就是说，七到八年，是毛泽东在深悟了中国现实政治之后，总结出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建立和分利联盟的组成通常需要的大致时间。这样，当代中国的政治震荡周期，大致也是七到八年时间，不过这样的震荡并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其强烈程度从而破坏程度也要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和分利联盟“争利”和“作恶”的程度而导致的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激化程度而定。
　　另外，在一党制下怎样实现对执政党的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好。毛泽东时期，领导层对此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措施也比眼下的反腐败严厉得多，甚至到了宁可错整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地步（“四清运动”），结果仍然收效甚微。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意图之一是想依靠群众来实现对官吏的监督，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对官僚主义进行整治，就这一点来看，“文化大革命”收到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规则的“准多党制”状态，它的客观朝向不是要制约权力，而是要消灭权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大小小的“当权派”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到了如同在地狱里一般的煎熬，凡作过“恶”的，多数还是有真心的“忏悔”，别的 “恶官”，即使没有“忏悔”，也有真心的后悔。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群众运动是一种无序行为，它与法制化和制度化的现代社会管理原则是相悖的，以乱治乱，结果走向了无政府主义这个极端；“纵民治官”，结果民变成了“暴民”；终致天下大乱，“官”活不下去，人民自己也掉进了地狱。虽然如此，“文化大革命”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启示：不能对执政党自己监督和制约自己抱太大的期望（毛泽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设立一个独立的专门机构来承担这项至关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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