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蕴 心目中的父亲（1-6，完）

tuffy05

心目中的父亲

遥遥小蕴

　　纪念网管理者按语：此文是在2010年整理并重新阅读过父亲十多年的狱中家书后，在当时写下的感受和回忆，距今又已过去了五年。出版社在父亲最后回忆录中只选择刊用了一个章节，现在分批将全文登载于父亲纪念网中，以怀念亲爱的父亲。
　　
　　心目中的父亲
　　——写在完成《狱中家书节选》后
　　
　　一、6026信箱
　　
　　从小，我们与生活在黄浦江畔的所有女孩子一样，一听到“提篮桥”这三个字，就会立刻毛骨悚然，因为据大人们说，那是人世间最罪恶、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但，从童年，直到渐渐步入充满美丽幻想的少女时代，我们都不知道还有一个神秘的数字，是代表着“提篮桥”这个令人恐怖的处所。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邮递员叔叔告诉我们，这个神秘的数字就是“6026”，从“6026信箱”发出的信就是提篮桥监狱来信。这听起来让人有点莫名的恐惧感，但因为这好象与我们没什么关系，时间久了，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这个数字。
　　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一天，在我家那只鲜有来信的信箱里，出现一个写着“6026信箱”发来的信封！
　　记得很清楚，那年头已经是1982年9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在开信箱取当天的《新民晚报》，报纸中间夹着一封信。在这一瞬间，首先是惊奇：因为我们家“门庭冷落”已有好些年了，除了南京姑妈和武汉叔叔（此时已先后病逝）、杭州舅舅偶尔有一两封来信外，几乎再也没有任何人敢于与我们家书信往来了，我们也已渐渐习惯了这种被冷落的日子。接着是惊喜：信封上端正清秀的字迹，分明出自父亲之手！但同时心头却又不由一阵寒颤：因为信封末端写着的正是印象中很可怕的几个字：“6026信箱”！不过，此时此刻“可怕”已迅速飞出脑海，留下的只有惊喜——提篮桥监狱纵然令人恐怖，可那里毕竟有个可亲可爱的爸爸在，而且他现在终于可以不经过别人转交，直接给家里邮寄写信了啊！
　　我们和妈妈三个人很快围在一起，急不可待地拆封、读信。父亲在我们还无法想象的那样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写出的字字句句，像在严寒的日子中送出的一丝暖风，让人心灵获得些许安宁。尽管报纸上已有新闻公布审判结果，但从父亲来信中亲笔写出“被判处18年徒刑”的字句，还是令我们母女三人感觉今后的日子漫长而无望，忍不住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父亲是1978年2月被宣布“隔离审查”后带走的。从那时起，我们家人的心，坠入了黑暗的万丈深渊，既没有得到告知父亲被囚禁在何处，更无法预知他这一去，到猴年马月才能回家。这期间，父亲偶尔写过几次要求家属接济衣服和生活用品的来信，也都是经有关部门的人员从囚禁地带出来的。或偶尔让家属也接见过几次，均由有关部门人员将其带到某处并陪同（监听）在侧。在那些严酷的日子里，心灵失去了希望，眼前没有了阳光。全家的生活重担，全靠日益衰老的母亲一人苦苦支撑着。我们姐妹俩，按说那时都还处于被人称为“花样年华”的年龄段，也不得不过早地承受起巨大的精神的和物质的、还有世俗的重压，与母亲一起，苦熬着那一个个日日夜夜。这样的日子竟整整过了六年！
　　1982年8月，有关方面突然送来几页纸，上面赫然印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父亲竟被按上好几项吓人的罪名，判刑18年！
　　这难道就是我们母女三人整整等盼了六年的结果吗？
　　呵，人生能有几个18年！这漫漫的铁窗生活，叫富有想象活力的父亲如何忍受得了啊！这年复一年的等待，叫已经很瘦弱的母亲如何熬得过去啊！……
　　父亲被判刑入狱后，唯一能让我们全家稍稍得到一点安慰的，就是每月总算有机会可以读到一封父亲的狱中来信了；母亲和我们姐妹俩也可以按规定每月去探一次监了。同样的，在狱中经受着种种苦难、忍受着孤独和寂寞的父亲，也日夜等盼着每月能接到家书、看到亲人去探视的这一天。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坚信一定会有拥抱光明、合家团聚的那一天。他的坚忍、他的毅力、他的信仰鼓励着母亲和我们两个女儿。他开始每月一次给我们来信，回忆以往年轻时美好的日子，参与对家里的各种事情的看法和建议；尤其对女儿的成长、学习、工作和生活，倾注了父亲的全部感情和心血。对我们一家来说，从此印有“6026信箱”字样的信封，非但再也没有一点恐怖感，而且变得那样亲切和温馨。每个月我们最为渴望的事，就是计算并等待着哪一天会有“6026信箱”的来信。能收到父亲的一封狱中来信，这个月的日子就觉得过得特别安慰和宽心。倘若当月没有按时收到父亲的来信，全家人便会茶饭不思，担心惶恐起来：爸爸病了吗？会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呢？……每逢中秋、春节，更是泪眼婆娑地思念其实近在咫尺、却犹如隔着千山万水无法相见的父亲。那份牵肠挂肚，那种苦涩企盼，是没有经历过类似境遇的人无法体会的。由于身处监狱特殊场合，往来书信须经严格审查，父亲在家信中总是挑些让人愉快、又容易审查通过的事情和话语来说。他深知他的现状不可能给家人带来欢乐，也起码不再使亲人已经创伤累累的心灵上再加上新的苦痛和担忧。隐藏在信中字里行间的种种无奈，我们是随着年岁的增加慢慢领会到的。
　　父亲的每一封来信往往都可以让我们一家人传阅好几天，心情舒坦好些日子。接下去便是忙着准备给父亲写回信，告诉他这个月来自己和家里的一五一十。书信往来成了我们与父亲联络亲情、交换思想的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尽管父亲长期来无法与我们共同生活、直接沟通，可通过书信交流，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感受到了他的深深的关爱。有着父亲的指点和建议，我们做任何事都会感觉心里特别踏实。我们姐妹俩，就这样在“读着”父亲的来信中，渐渐从少年长大到青年，从学校走向工作岗位；又在“读着”这些来信中初为人妻，以至初为人母。而我们可怜的母亲，却在无论风霜雨雪，不管寒来暑往，总是每月一次的乘车转车数小时，往返于本市长阳路上提篮桥监狱的探视过程中，头发变得越来越疏白，身体变得越来越瘦弱……
　　
　　这些天，当我们整理完了父亲一叠又一叠的狱中来信，看着那些熟悉亲切的字迹时，仿佛父亲仍在我们身边，在与我们倾心交谈。于是我们的思绪又回到了父亲出狱后与全家人一起度过的他生命的最后十五个春秋，那些尽管依旧带有苦涩、却是那样温馨的往事，点点滴滴，一齐涌上心头。现在把它们记录下来，以示我们的深深怀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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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心目中的父亲
　　　　——写在完成《狱中家书节选》后
　　
　　二、    苍老的父亲终于回到了家
　　
　　父亲终于回家来了，时间是1992年6月25日。
　　记忆中70年代的父亲，有着修长的身材，俊朗的面容，气宇轩昂，一表堂堂。可回家时的父亲已被监狱生活煎熬成了一个干瘦的老人，面容清瘦、眼眶凹陷，腰背佝偻着。尽管关押在监狱的日子里，母亲坚持每月一次探监风雨无阻，我们姐妹俩则每月轮流请假交替去看望，目睹父亲十多年中渐渐衰老衰弱的过程，实在是心疼无比。盼星星、盼月亮地长年等待，此时望着父亲终于熬到了活着回家的这天，我们全家人拥抱在一起，眼泪止不住泉水似地涌流出来。
　　父亲是因病在多次要求下，才获准“保外就医”提前三年回家的。人虽回了家，仍必须遵守三条戒律：一、不发生活费；二、不管医疗费；三、不准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父亲离家时44岁，回家已近60岁，从一个正充满着生命活力的壮年，变成了一个多病缠身的花甲老人。在这15年中，他的老父亲、唯一的亲姐亲弟（我爷爷、姑妈、叔叔）先后抱憾病逝。为了不使身陷囹圄的父亲再增加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们在给父亲写信时，对这些先后发生的噩耗，一直保着密，母亲去探监时也强忍着，没有说。直到万不得已时才让父亲知道他的姐姐、弟弟都早已病逝的消息。再想到爷爷临终时都没能陪伴在老人身边送终，真是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啊！父亲去爷爷墓地扫墓时，跪伏在老人家的墓碑前，久久不肯起来。
　　父亲出狱时，家里已增添了两个可爱的第三代：大外孙谢忱（6岁）和小外孙姜味辛（1岁）。父亲说他有一个很大的遗憾，那就是由于身遭囚禁，对两个女儿的学业、青春期的成长教育无法尽到关心、辅导的责任。如今他把心中的这种亏欠，想一并补偿到第三代身上。此后的十余年间，两个小外孙先后经历了进幼儿园、读小学、升初中、考高中、考大学等成长中的各个阶段，一路过来，都有外公相伴，耐心、细致的引导。两个孩子能早早学会游泳，外公的付出功不可没，是他连续几个夏季带着孩子们去交大游泳池，引导他们在戏水中学习，掌握了这门既锻炼身体又能求生的本领。
　　父亲在家里是非常民主、平等的，孙辈们与他争论问题甚至狡辩，他会很高兴地与之探讨或反应灵敏地予以反驳；给他起表示亲昵的外号并常挂在嘴上叫他，他也很乐意地呵呵接受；他普通话不够标准有时读错了声调，小外孙有意起哄嘲笑他，并跟他打赌谁对谁错时，他会让孩子查字典来以理服人。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们姐妹俩往往急于求成，孩子做不到，总要责骂几句，有时急了甚至动手打两下。当孩子犯了大错，父亲也会严肃批评。看到我们动手，他会生气地说：是谁教会你们打孩子的？打骂应该与我家无缘！父亲常常提醒我们，不要抑制了孩子个性的发展，学会宽容孩子、鼓励孩子。从小，父亲从不打骂我们，遇到事情总是循循善诱。我们很惭愧教育孩子缺乏方法，从那以后也学着父亲的榜样，注意弥补自己的不足。忱忱和辛辛也庆幸自己家里有这样一位睿智、健谈、学识丰富又可亲可爱的外公，从他那儿可以学到、听到很多寓教于乐的知识。他们时常请教外公，如国内国际的时事新闻、个人兴趣取向选择、考大学选择专业方向等，他都会帮助出出主意。当忱忱通过高考被上海大学录取时，父亲为家里第三代中增添了大学生而感到无比欣慰，在送给大外孙的笔记本上写下一大段激励的话。报到那天，他亲自和母亲一起跟随大外孙去新学校看看，感受孩子将要就读的大学校园环境，勉励孩子要珍惜时间，努力学本领。外公在孩子们的学习上总是鼓励启发，不给他们压力，不要求考高分，主要是增长知识、才干，将来立身处世，都是有用的。
　　父亲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也一再提醒我们趁着年轻要努力学习，提高业务。在他的不断鼓励下，小蕴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妇产科工作经历中积累的经验，提炼融合成通俗易懂的保健知识，通过多媒体形式将科学育儿的方法形象生动地讲授给孕妇夫妇，深受欢迎；后来又在一家全国性医学报纸上开辟了《孕期保健》专栏，每周一文；同时两次参与保健院科普系列书籍的编写工作，都先后正式出版。受到外公的熏陶，小外孙辛辛也爱好读书、写作，还在读小学时，就尝试着给《少年报》写稿；到读中学，又开始向《新民晚报》投稿。每当有文章发表时，一老一少、祖孙俩那个高兴啊！
　　父亲回到了家，三代人有了主心骨，已经沉寂、冷清了多少年的我们这个家，又开始生机勃勃起来。母亲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们姐妹俩开玩笑说：“妈妈现在可年轻多啦！”父亲由衷地感激体弱多病的母亲整整十五年来的艰辛等待和倾情付出，风雨同舟，一路走来，不离不弃，终生相随。对所有来看望他的亲人、朋友都感慨地说：没有老葛苦苦支撑着，就没有如今这样完整幸福的家庭。父亲发自肺腑地感激母亲，尽可能地想在有生之年补偿缺憾。就像他在狱中来信时承诺的，回家后只要有机会，他都会陪同母亲一起出去走走、不是探亲访友，就是参加旅游，还到老年大学去一起学电脑，接受新知识。母亲早些年手术后留下的后遗症肠粘连，进入老年后多次在半夜发作肠梗阻，需急诊送医院治疗。每次父亲都坚持拄着拐杖一起陪同就医。父亲三次住院手术治疗，母亲也是天天探视陪伴左右。回家后的十五年岁月，犹如他们此生的第二个青春，对长期失去而又复得的团叙日子格外珍惜，相依相伴，相互谅解、相濡以沫。
　　2006年12月，在庆贺父亲度过73足岁生日的同时，父母亲也迎来了50周年的金婚。父亲在餐桌上将与母亲如何相识相恋、又如何共同经历风风雨雨的一生娓娓道来，使我们小辈深受感动。家宴上，平时好静的大外孙忱忱，这天也激动得站起来说：“再过十年，到了外公外婆60周年钻石婚，那欢庆的喜宴，就由我来操办吧！”一句话，引来了满堂的欢笑声。大家衷心祝愿父母亲健康长寿、苦尽甘来，晚年幸福安泰。遗憾的是，这次家宴竟是父亲短暂一生的最后一次生日聚会。
　　父亲把陪伴外出旅游，看作是对妈妈和全家等待了他十五年的一个重要补偿方式。在他出狱后的这些年里，先后去过杭州、宁波、绍兴、南京、北京、承德、昆明、贵州黄果树、西安、庐山、南昌、厦门、肇庆、广州、海南岛等二十多处。多数是或陪妈妈和家里人去的，也有与他的几个老朋友一起去的。每次外出旅游前，他都要仔细查阅地图资料，将那里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作一番调查了解；若带着我们小辈，他会沿途一路讲解当地历史和传说，风土与人情，使我们对所去的景点有更多的收获和更深的印象。说实话，当年父亲做了十年市委领导，妈妈和我们姐妹却从来不曾乘过飞机。倒是他出狱回家后，在他的鼓励下，我们才大胆第一次乘上了既向往又害怕的飞机，跟着他一起畅游了广州、海南岛等地的湖光山色。
　　父亲说他不仅想走遍中国，还有个心愿，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走出国门去看看。文革前、中，他先后仅去过当时被称之为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和朝鲜。如今，社会的开放，中国人可以办旅游签证出国去游览，兴趣广泛的父亲当然也想一试。正好受朋友之邀请，组团去香港一游，他便专程去吴淞路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拍照并申请办理港澳通行证。结果几天后，这个愿望却被有关部门毫无理由的“不予批准”扼杀了。这说明，尽管父亲刑满后，名义上已享有宪法规定的作为一个公民的全部权利，但实际上仍然与真正的自由公民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沮丧和不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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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中的父亲
　　　　　　——写在完成《狱中家书节选》后
　　
　　三、    法律，什么时候你才能公正、公平呢？
　　
　　父亲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远不止不准赴港旅游这一件。
　　从入狱期间到刑满成为公民，在长达二十余年时间里，父亲一次接一次地被人编造谎言，诽谤、诬陷。父亲多次提出申诉，却一直得不到有关部门和相关司法机构的支持。
　　例如，1986年9月，胡月伟在《小说界》第五期发表长篇纪实小说《四一二.上海滩.张春桥》后，又以《疯狂的上海》为名出版了单行本，一再无中生有地从政治上陷害、人格上侮辱父亲。当时父亲还在提篮桥服刑，读后非常气愤，向监狱领导写报告，揭露胡的诽谤、诬陷行经，要求予以法律保护。后来父亲还聘请了律师，对胡月伟的违法行为提起诉状。胡月伟在父亲所聘请的律师面前气焰嚣张，咄咄逼人，竟然说，“徐景贤是犯人，他有什么资格告我状？”“徐景贤犯了罪，我为什么不能虚构？”听起来有多么可笑！法律，此时你在哪里？？由于得不到司法机构的支持，此案后来一拖再拖，至今没有结果。
　　再如袁鹰发表在1987年第2期《文汇月刊》的文章中，借别人之口诬陷父亲在“文革”前的60年代初，与于伶、章力挥等合写电影剧本时，就是一个“接受张春桥之流特殊使命”的“特务”，并捏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父亲通过监狱领导，向有关法院投递诉状，提出：请问袁鹰先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60年代初，张春桥曾成立过“特务机构”，我徐景贤又是如何参加他的特务组织的？……但法院却不予受理，此案最后也不了了之。
　　此类不公正的遭遇，在父亲已经刑满释放，依法理应获得完全自由后，却继续不断发生。如某作者在2002年1月24日《新民晚报》发表《贺胡道静先生九十华诞》，内称：胡道静“死”过三次，第二次是1972年李约瑟访华，要见胡道静，其时上海市革会副主任徐景贤答曰：“此人已死。”父亲看了十分诧异， 当即写信给《新民晚报》。父亲在信中说：“我根本不知道李约瑟访华要见胡道静这件事，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作者这种写法已构成对我的侮辱和侵害，当事人俱在，不难查明。为了对读者、对我和胡道静先生负责，不再以讹传讹，请报社派人调查后予以更正，并将结果告我。”编辑部复电说是“正在处理中”。但“处理”还未有结果，作者却又将此文上了他的网站，进一步向海内外扩散这个谎言，对父亲造成更大伤害。为此，父亲特地下载了他网站上的文章，复印一份，再次致信编辑部，希望能及早在报上作出更正。其后父亲多次致电晚报编辑部，总是应付拖延。时间一长索性置之不理，拒不答复。
　　在接连不断发生的多个案例中，以罗学蓬等诽谤一案延续时间最长，对父亲造成的伤害也最深。
　　2000年6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刊物《名人传记》，其中刊登有作者罗学蓬以其妻胡晓虹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喜儿”茅惠芳浮沉录》。文中胡编故事，杜撰情节，侮辱诽谤，对茅惠芳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为此，茅对罗学蓬及11家转载此文的报刊，提出诉讼。2001年8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罗的文章没有经过调查采访，捏造事实，造成了极其广泛的社会恶劣影响，其侵权情节、程度、后果均特别严重，责令罗及河南文艺、《广州日报》等11家报刊停止对茅名誉权的侵害，并在相应媒体上刊登致歉声明，要罗与河南文艺、《广州日报》等赔偿茅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等费计23万余元。
　　此案其实还有一个受害人，那就是我们父亲。罗学蓬在文章中胡编乱造，用不堪入目的文字，诬称父亲与茅惠芳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特别是《广州日报》在转载罗文时，还刊登了父亲的一张照片，竟毫无根据地写上了什么“茅惠芳的情夫徐景贤”的说明。既然茅案已作了公正判决，理所当然，父亲也应提出诉讼。2001年8月20日，父亲向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局提出了这个要求。政保局的一位领导答复说：“你和茅惠芳一样，同是受侵害者，我们支持你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但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希望不要张扬，避免媒体炒作。”父亲为了顾全大局，同意政保局的要求，随即向茅惠芳的诉讼代理人上海友林律师事务所陈申、段新军律师正式递交了委托书，并向他们传达了市公安局政保局的意见。为慎重起见，陈、段两位律师就是否可以接受委托、担任徐景贤的诉讼代理人一事，专门向徐汇区政法委和司法局写了请示报告， 获得准许后，陈、段两位律师根据上级领导既支持诉讼、又要避免媒体炒作的指示，多次与父亲协商，希望父亲能考虑各种因素，予以谅解，作出让步，达成以下协议：一、只诉讼罗学蓬、河南文艺出版社和《广州日报》社三家；二、不要求公开审判，同意由法庭依法进行内部调解；三、不再要求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只要求停止侵害，并当庭或书面表示道歉；四、赔偿额大大低于茅惠芳，只要求赔偿律师代理费、办公费等经济损失费2万元，精神损失抚慰金5万元。父亲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同意了上述让步性的协议。并在此基础上，于2002年3月18日，与友林律师事务所正式签署了《聘请律师合同》，律师费总共1万5千元，父亲预付了5千元。这样该律师事务所便于同年4月8日，为父亲拟定了《民事起诉状》，并递交给有关法院，从而正式启动了司法操作程序。
　　到了2002年7月9日，突然某个领导打来一个电话，将已经启动的司法程序打断了！
　　这位领导下令：此案只许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不得通过“诉讼途径”！
　　两位律师认为这个案子是经过市政法委同意，由区政法委、司法局正式下达文件，并得到了市公安局的支持，而且进入法律操作程序已将近一年，怎么可以凭一个电话就宣布撤消呢？他们要求“领导”说明理由，但遭到拒绝。
　　至于什么叫作“非诉讼途径”，就连市公安局政保局有关领导也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而，表示“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父亲自然更加想不通。不是说要“依法治国”吗？不是说司法程序必须独立运作，行政长官不得横加干涉吗？可如今却偏偏发生了这种不可思议的事！父亲将此案诉讼过程遭遇详细写出，自2002年8月至2003年4月17日，先后三次分别致信市委相关领导，但信被转至市信访部门，信访部门又转至市政法委，从此竟如泥牛入海，再无一点音讯。
　　这桩长达四年的旷日持久的诉讼案，就这样被一个电话打入了冷宫。父亲感到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已毫无指望，而罗学蓬的违法行为却反而继续得到保护。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于2005年6月解除聘请律师合同，并通知法院撤销此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罗学蓬等诽谤一案其恶劣影响长期未能肃清，又导致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今名人传记》及北京《消费日报》主办的《书市周刊》再次刊载《喜儿茅惠芳浮沉录》一文，重新对茅惠芳和我父亲的名誉构成严重侵害——这大概可以列为中国司法史上一桩咄咄怪事了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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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中的父亲
　　　　　　　　——写在完成《狱中家书节选》后
　　
　　四、    学习做一个豁达、坦荡的人
　　
　　前面说的，还只是父亲出狱后十余年里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中的一小部分。此类烦心事，不仅折腾得本已多病缠身的父亲更加心力交瘁，苦恼不堪，也搅得我们全家人忧郁寡欢，愤懑不安。有时我们显得比父亲更愤愤不平，说：“这些无良作者及某些出版社为了博人眼球，赚取不义的稿费和发行量，竟然如此恶意、无耻编造谎言，扰乱视听；某些领导以权压人、权大于法，他们这样不讲理，难道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讲法、讲理的地方来约束他们吗？爸爸，再写信到中央去吧，看他们还敢不敢这样霸道！”其实，也是我们想得太单纯了，到了这时候，父亲反倒劝慰起我们来了，苦笑着说：“算啦、算啦。你们还是一门心思做好工作，把各自的家操持好，孩子教育好。我也老了，经历了那么多年坎坎坷坷，如今别人要杜撰折腾我，只能随他们去了，我该自己平静下心来，学学做一个豁达、坦荡的人啦！”
　　我们没有好气地说：“学习、学习！你已经大半辈子过去了，还学个啥呀！”
　　父亲说：“周总理不是常说吗：活到老、学到老嘛！”
　　“学习做一个豁达、坦荡的人”，这正是父亲晚年不断提醒自己去做到的人生要求。
　　正是由于父亲有这种心态，许多人都愿意与他亲近。不妨说，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他一生中朋友最多的一个时期。不仅有老同学、老同事、老领导、老部下、老邻居，老朋友等，还有许多此前并不相识的新朋友，包括好些被媒体称为“70后”、“80后”的年轻人，也与父亲结成了忘年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发生的一些整人的案子，父亲作为当时市一级领导人之一，对其中一部分是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的。只要有适当机会，父亲总要向他们当面赔礼道歉，请求谅解。那些叔叔阿姨也都能对特殊年代发生的事采取理解、宽容的态度，因而不少也与父亲成了好朋友。还有的是在“文革”中被某个造反组织非法拘禁，因父亲的批示获得了释放；也有的文革中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因父亲的过问而得到了补助或加了工资，他们都对父亲“感恩戴德”。父亲则再三说明，当时他只是秉公办事，绝非出自私人关系，所以千万不要说“感谢”的话。这些叔叔阿姨，自然更乐意成为父亲的好朋友。
　　由于父亲有这么多新老、老少好朋友，所以我们家的电话总是铃声不断，自然大多都是找父亲的：请他见面吃饭喝茶交谈者有之，邀他看戏看电影欣赏各种展览会者有之，约他外出旅游度假者有之；还有请他捉笔代写调查报告、经商谈生意的各种文件，甚至写诉状打官司的。只要是朋友需要帮忙，他都来者不拒、热情接待、尽力而为。他本来就是个很随和的人，此时他把在有生之年还能为大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感到特别高兴。他找到一种被人尊重、受人欢迎、被人需要、体现价值的感觉，那是他在十五年牢狱生活中所极少有的感觉，他格外珍惜。
　　父亲的生活简朴，多年身为国家干部，一向廉洁奉公。无论是五十年代在市委宣传部工作还是六十年代任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文革期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每月工资始终是82元5角。写作、工作到深夜，也就是在机关食堂吃碗面条当宵夜，什么加班费、稿酬，那时分文没有。文革十年间，虽然身居要职，从没有想到以权谋私。亲戚中，包括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弟等多人赴湖北、云南等地上山下乡十来年，他们想调回上海，他都没有帮忙。当时流行高干子女参军，外甥中也有人想提要求，他都不予考虑。当年爷爷、奶奶家住在老式里弄石库门内几十年，没有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但父亲没答应，他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能安装煤卫后一起解决，我们不能搞特殊。文革结束后，父亲被隔离监禁长达18年，工资自然分文没有，在这段漫漫的岁月里，全靠母亲的工资苦苦支撑、接济他的生活需求。直到1995年刑满，每月才能领到500元左右的生活费，大致与普通退休工人的平均工资相等。以后随着退休工人工资逐步增加，他的生活费也稍有增加，但到2007年病逝，每月也就只有1200元。好在父亲生活上要求向来简单，没有抽烟、喝酒等嗜好，吃穿上也无任何追求，家人买什么就穿什么，家里烧什么就吃什么，我们都说爸真是太好对付了。父亲是一个极爱读书的人，他的钱不少是用来订阅书报杂志和购买书籍。有时倒也显得很大方，比如听到某地发生自然灾害，动员募捐,一摸就是三、五百元。父亲说他实行的是一句古训：安贫乐道。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坎坷的缘故吧，父亲晚年对生死、包括对自己的后事，都看得很淡很透。很可能，他早已萌生了捐献自己遗体的意向。正式向全家人提出，则是在2004年。还不只是父亲，母亲也自愿要求捐献遗体。乍一听，我们姐妹俩吃惊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什么也不能同意那样做。如果两老真的捐献了遗体，将来故世后，叫我们小辈到哪里去祭奠父母呢？父亲就耐心说服我们姐妹俩，给我们考虑的时间，什么提倡“厚养薄葬”呀，支援医学研究呀，还有什么移风易俗、改变旧的人生观呀，等等一大套理由。尽管父亲讲得很耐心，听听似乎也有道理，可我们就是不答应。这么拖了两年多，到2006年春节一过，父亲终于付诸行动，让母亲领回了两张捐献遗体的表格，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这是他和妈妈自愿做出的选择，希望我们理解、支持，在亲属栏内填上“同意”并署上姓名。我们接过表格，见父亲用打“√”的方式，对各个捐献项目已经作出了选择——
　　1、遗体捐献：全部√ 部分
　　2、遗体捐献是否要保留骨灰：是、 否√
　　3、遗体捐献是否要遗发留作纪念：是√、 否
　　4、遗体捐献用于：医学教育√、医学科研√、临床解剖√
　　5、遗体捐献是否需要保密：是、 否√
　　6、选择接受单位：共六个，父亲选择的是：上海市红十字复旦大学遗体接受站√
　　看着看着，我们心里酸酸的，止不住地掉泪。呵，爸爸、妈妈，你们的选择也太彻底了呀，什么都填“否”和“全部”，只留下一绺头发作为纪念，难道连骨灰都不要保留吗？
　　小蕴是学医的，我不仅懂得、而且多次亲眼看到过父亲打了 “√”的“临床解剖”是怎么回事。哽咽着说：“爸爸，这一项就不要打钩了好吗？我们舍不得你们被这样做呀。”
　　父亲笑着说：“解剖是一件好事呀！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他不仅解剖别人，同时也解剖自己。”停了一会又认真地说：“遥遥、小蕴，爸爸像你们这个年龄，毛主席著作天天不离身的。他老人家有些话，我至今还记得。比如他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从唯物主义观点来说，人体无非是各种物质元素的组合，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人死了，身体拿去解剖，甚至切片，在显微镜下观察，进行种种科学研究，这不正是‘物尽其用’吗？”
　　哎呀，在这样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老爸面前，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只好含泪签下了各自的名字。
　　表格填好后，需要贴两张照片。遥遥帮着父亲翻阅相册，找出了几张。父亲挑中的，偏偏是眼睛睁得特别大的两张。遥遥说换两张吧，眼睛睁得那么大，都不像你平时的样子了。父亲说：“就贴这两张吧，等我走了，让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再看看你们，看看我们这个家，看看我生活过的这个世界，不是很好吗？”

　　(未完待续)

tuffy05

心目中的父亲
　　　　　　　　　　——写在完成《狱中家书节选》后
　　
　　五、    艰难的回忆录写作与未尽的文革反思
　　
　　父亲晚年践行着自己提出的，“做一个豁达、坦荡的人”的人生要求，集中表现在前后两部回忆录的写作上。
　　这应该是当他还身陷囹圄、面对铁窗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过的。他要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感受、思索，坦诚地、并力求真实地写出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就像他捐献出的遗体任由科学机构去解剖、研究那样，他留下的回忆录也任由今人、后人去作出各自的分析、评判。
　　第一部就是《十年一梦》。
　　父亲出狱回家不久，就开始着手找资料、列提纲做准备工作，整个写作过程是极其艰难的。父亲在那样一种特殊处境下，当然不可能像那些享受离休待遇的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那样，由本人口述，请一班子人来查阅档案，收集、整理资料，最后由别人捉刀而成。他非但不可能有助手，更无权查阅档案，就连当年自己的工作笔记、书写的文稿，也全都被作为“罪证”没收了。唯一能够参考的，只有已经公开出版的少量相关书籍和图书馆保存的那些旧报刊。至于寻找证人采访、共同回忆，那更会触犯“禁忌”，父亲自然不敢那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主要凭借自己的记性，硬是一点一点把几十年前的事情慢慢回忆起来，先写出素材，再整理成文。有些文稿往往要修改好几遍，才在电脑上打印出初稿来。
　　春去冬来，年复一年，父亲就这样几乎是夜以继日地扑在书桌上，腰背驼得更厉害了，身体也更加虚弱了，经过近十年的辛勤劳作，到2000年底，第一部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才大体完稿。
　　上面说，父亲回忆录的写作过程是极其艰难的，但其实真正艰难的还不是写作，而是出版。
　　在这之前，父亲在完成其中几个单篇后，就试着向国内几家刊物投稿。得到的回音都是“很感兴趣，准备刊用”，“很有意义，希望继续来稿”。但他们又都表示“需要向上级请示”。一“请示”的结果，不是原稿退回，就是石沉大海。而与此同时，市里有关部门就不断派人来向父亲发出“警告”，不许他发表作品。父亲据理力争，说我现在已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谁也不能剥夺。对方却总是以“你的情况特殊”作答，根本不把宪法放在眼里。
　　在那些年里，父亲碰到的这类事太多了，留在我们记忆中较有印象的是湖北《今日名流》杂志那一桩。父亲给这家刊物寄去一稿，很快发表了出来。《今日名流》是一本很好的杂志，主编是位著名的作家，她亲自给父亲写信，说刊物准备为父亲开辟一个专栏，希望他继续一篇一篇写下去。父亲很高兴，列了一批选题，很快又寄去了一篇。谁知过了好几个月也不见回音。据说《今日名流》杂志因登载了父亲的文章而触犯了上面的禁忌，已被“勒令”停刊，刊物的主编和编辑人员也都因此而受到了“处理”。为此，父亲一直感到深深的内疚。
　　出于无奈，父亲不得不将堆得高高的书稿又从头到尾校阅了一遍，删去了某些敏感的字句，修改得尽量符合主流意识的口径，希望能在领导审查时获得通过。然后诚恳地写上一信，连同书稿，请有关部门转交给当时市委书记审查。在等待、企盼了近半年之后，得到的批示大意是：
　　此书现在不宜发表，留着等今后传给后代。
　　既然得不到领导恩准，只好自己找出路了。曲折而又漫长的寻求出版之路，就此开始。常常是已与出版商谈妥了，连出书合同都签署了，中途却突然来一个莫名的变卦。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市里有关部门作出了强有力的干涉。类似的游戏，不断重复上演。直到2003年底，父亲的第一部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总算在香港某家出版社出版了。抚摸着出版社寄来的厚厚的样书，父亲百感交集，说了一句话：“不容易啊！”
　　《十年一梦》出版，反应颇好。不仅父亲的新老朋友或打电话或写信来表示祝贺，也少不得说说他们的读后感：有肯定和赞赏的，也有指出不足的；还有境外、国外的一些朋友，许多从不相识的读者，也转来了他们热情的评说，至于网上的议论就更加热闹了。这使长期寂寞中的父亲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与此同时，好些朋友和读者觉得《一梦》“意犹未尽”，“深度也还不够”，希望父亲能“再写续篇”。父亲自己随着反思的深入，也觉得《一梦》主要还只是若干片断性事实的叙述，有些叙述也不尽准确；至于从整体上的认识和反思，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此外，十五年的狱中生活，回家后的和亲人团聚，与友人叙谈，也颇值得继续写写。这样，大约从2004年开始，父亲又有了撰写第二部文革回忆录的打算。但此时父亲已年逾古稀，加上体弱多病，长期的牢狱生活的种种后遗症又接连复现出来，上下楼梯要有人搀扶，走路拄拐杖也还是颤颤巍巍的。一次遥遥扶着他从椅子上站立起来，他苦笑着说：“遥遥，你说爸爸还能活十年吗？只要能再活十年，我一定把第二部回忆录写出来！”我听了一阵心酸，却有意装作很开朗的样子说：“爸，你怎么还是老脑筋呢？现在的老人都长寿，你不听人家说吗：七十小弟弟，八十多来西，九十不稀奇。何况爷爷都活到八十五岁了，你还是七十岁的小弟弟呢！长寿基因没有遗传在姑妈、叔叔身上，在你身上肯定会多体现一些的！”
　　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父亲就开始第二部文革回忆录的写作，定名为《梦醒时分》。这一书名既表明它与《十年一梦》的联系，又显示出与前书的区别：一个“醒”字，说明父亲决心将对文革和文革中的自己，作出更真实的反映和更深刻的反思。开头似乎进行得很顺利，过了不到一年，案头就积起了几叠厚厚的书稿。但到后来，像是遇到了很大难题似的，常常长时间的在案前低头沉思，或是凝神遥望窗外天空，不知在思考着什么？
　　我们很想问问他，究竟碰到了什么难题，又怕反而干扰了他的思路。
　　我们很想为他分担点什么，又怕自己文革时年纪还小，根本无法理解那场闹嚷嚷的“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如果当时就知道不久以后父亲就将永远离我们而去，那我们绝不会让父亲再那样劳心费神，一定夺去他手中的笔，拉着他说：“求你啦，老爸！别再白天黑夜写什么回忆录了，放松一下，出去走走好吗？”
　　可惜啊，人生是单线的，它没有“如果”。
　　因为没有“如果”，它继续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可怕地发展着！
　　2007年10月31日下午4时，父亲倒下了。就倒在他天天看书看报的沙发上，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纷繁杂乱的世界。
　　父亲实在太累了，他是累死的。不仅是体累、脑累，心更是累。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他2007年的去世，整整41年来他的心灵其实早已被煎熬、折腾得支离破碎、精疲力尽。他死于突然的心脏病发作其实不是偶然的，是文革10年加狱中15年长期精神紧张、心理压抑，加上回来后还不断遭受各种诬陷的屈辱，身心疾病的摧残等等使得体力透支，极度的心力交瘁而导致的。
　　父亲是如此的累，可他却不让我们小辈分担点什么。他甚至走的时候也不让我们送水喂药，服侍陪夜。呵，爸爸，你就是在病床上躺那么十天半月，让我们尽最后一点孝心也好呀，可你就这么手一挥走了，叫我们如何接受得了呢？
　　父亲走了，带走了他那个时代的风尘，还有他自己身心的累累伤痕；留下的是一部尚未最后完成的《梦醒时分》，也许还有他来不及做出的更深一层的反思，和遥望窗外长天时，对自己发出的追问。
　　父亲究竟还想进行怎样的反思，我们自然再也无法得知。后来我读了父亲相识数十年的好友陈冀德阿姨的一篇文章《不为纪念的纪念——我与徐景贤》，似乎得到了部分回答。
　　很可能，使父亲怅然凝望，踌躇再三，感到难以落笔的，就是当年他被押赴秦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依据当时政治需要，向特别法庭作出的、那些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交待和证词，其中特别是承认了主要由他发动的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陈冀德阿姨说得对：这么一个重大政治案件，认定有罪出示的唯一“证据”，仅仅是父亲“当时从工作手册上撕下”的一张写着“请民兵指挥部集中部分兵力待命，并派人去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等字样的纸条。更何况写着的明明是派人去加强电台、报社的“保卫”，而不是去“攻打”电台和报社，这能被证明是“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吗？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像是：华国锋发动了那样一场政变，却对上海实施全方位的消息封锁。我们父亲作为上海市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然负有守护一方土地之责。在无法得知北京发生了何种变故的情况下，理应作出一些预防性的应变措施，以克尽其职责。相反，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严重的渎职行为，一旦发生意外，将如何向全市人民交代？现在我们父亲履行了党和人民赋予他的应尽的职责，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反革命武装叛乱”，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当然，后来父亲不堪重压，对特别法庭作出了那样一些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交待和证词，人们有理由可以指责他性格软弱，批评他耽于幻想；但我们作为他的女儿，一想到他曾经承受了那么巨大的压力、心灵折磨和痛苦，只想到要仰天大哭！
　　听母亲说，那年父亲被从秦城押回到上海囚禁地后，大病了一场，精神几近崩溃，甚至到了大、小便失禁，连母亲获准去看望也不认识的地步！
　　父亲一定是为了使他的女儿、孙辈们能够身心健康地成长、生活，所以直到临终也没有向我们说起过自己心上还承载着这么多的重压。想到这一点，更令我们痛心疾首。
　　现在可以大致推定，父亲很可能就是反思到这一段时，觉得既已在特别法庭上作了证，又将证词白纸黑字收录于《十年一梦》，如今不知该如何再作出说明，还历史以真相。如此反复思考多时，也还是无法握笔成篇，因而最终也未能完成《梦醒时分》全书。
　　父亲去世后，已是老眼昏花、更兼风烛残年的母亲，忍着悲痛，怀着哀思，以极大的毅力，整理完成了父亲的这部遗稿。母亲与我们商量，父亲的这第二部回忆录用个什么书名好。因为我们都觉得，这是父亲的一部没有完全写成的书稿，加上他的反思也还有未尽之处，因而用“梦醒时分”恐怕不怎么确当，最后在父亲老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们母女三人都觉得还是称《十年一梦续》为好。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原文写于2010年

tuffy05

心目中的父亲
　　　　　　　　　　　　——写在完成《狱中家书节选》后
　　
　　六、这么多的网友留言，爸爸你看到了吗？
　　
　　由于父亲自愿捐献了遗体，所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中山医院附近的上海市红十字复旦大学遗体接受站举行的，时间是在他去世一周后，即2007年11月6日。尽管市里有关部门对告别仪式多次发出禁令，作出限制，我们自然只好遵守，不敢通知亲友；但四面八方自动前来参加告别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室内室外全都站满，场面肃穆，气氛庄重。这使我们家属深为感动，相信安睡在灵堂前的父亲，也得到了安慰。次年2月下旬，上海市红十字会网站，非常人性化地为包括我们父亲在内的2007年的遗体捐献者提供网上纪念馆，以补偿捐献者家属无处祭扫的缺憾。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早春季节，这一小小纪念网页的出现，为沉浸在悲痛、伤感中的我们全家，多少带来了一点心灵安慰和温暖。从此，我们便把这个平台当作是父亲的新家，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祭奠他、与他对话的处所，积聚在心里的话语获得了倾诉的渠道。纪念馆里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拜访、路过，我们登载上去的纪念文章和父亲生前照片，每天都会有几十个人浏览，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都表达了对父亲的深切怀念、痛惜、尊重和理解，他们给他留言、献花、点歌、点烛，与他讨论诗文，为他撰写文章。下面便是一部分网友的留言——
　　
　　您的突然离去，不只给您的亲人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也给所有您的新老朋友带来了极大的震憾！我相信，更为痛苦的是您！因为，您还有着许多思考未及完成。天不假人，无可挽回。愿您早日安息吧！
　　顾训中2008-3-8 20:43:07
　　
　　一支椽笔，书写锦绣文章；
　　两袖清风，淡泊风云人生。
　　陆周2008-3-9 7:37:40
　　
　　惊闻先生驾鹤西行，甚悲。
　　先生将遗体捐献医学事业，甚敬。
　　程先生2008-3-9 9:17:27
　　
　　徐老师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位导师，他渊博的知识,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尤其是谦和的人品,顽强的意志是我的榜样!
　　程2008-3-9 11:24:38
　　
　　您的人格魅力,永远留在我们大家心中.
　　访客2008-4-4 16:48:00
　　
　　虽然清明已过，老徐，我们不会忘记您；一个忠实的却被逐出族门的儿子，一个承担着不应承担的历史重负的大写的人。
　　李逊 2008-4-14 14:17:15
　　
　　徐景贤同志，在我心中，你永远是党最忠实的战士！你永远是党的人！向你致敬！
　　桂插青2008-5-5 0:09:34
　　
　　怀念老徐：他著书，写回忆文章，不管有多大压力，他要把这段历史留下让后人评说。他忏悔，向许多人为过去的事道歉，是那样的真诚和透明。老徐的经历是一本沉重的书，又是一本珍贵的书。我年青时老徐在我心中播下的理想主义火种不会熄灭。
　　访客 2008-6-29 22:07:17
　　
　　我们是同龄人，又是上海本地人。尽管对你的选择不以为然，但钦佩你为理想而献身！人若无瑕不为人，世上哪有圣人完人伟人呢？愿活着朱永嘉同志好好活着，也愿徐景贤子女勇敢面对现实！历史不是为伟人圣人写的，相反，徐景贤朱永嘉等能进入历史！
　　
　　访客 时间： 2008-7-1 11:20:16
　　
　　历史发展到今天，普通中国人会感觉到徐先生是个清官，更是一个一身清风的好人。我为他祈祷！
　　访客 时间： 2008-7-1 23:04:23
　　
　　我曾作为翻译在你接见外宾的场合见过先生，我注意到你总是一边慢慢地说话，一边用两个大拇指和两个食指交替接触转动。前些时我去北京见到我当过民航总局副局长的表哥，他与先生同年，也是个文绉绉、背略驼的人，是位中科院的终生院士。吃饭时看着他，不知怎么，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你的影子。我想我是尊重你的人品吧。中国需要多一点正派，谦虚，朴实，认真，斯文，少一点浮躁，粗鲁，奢侈，欺诈。
　　赵杨俊时间：2008-7-2 19:21:02
　　
　　不要总是责怪自己，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时代，谁又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是后来才逐渐清醒。您经过大起大落，体会会更深。愿您在天堂过得安宁，祥和。
　　Littleant 时间：2008-7-6 22:46:10
　　
　　老徐走了有大半年了，过去常说“人走茶凉”，但老徐走后却在社会上翻起了波浪，看朋友们写下的许多留言，说明多数人的见解还是公正的，冲老徐“不保留骨灰，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这一点，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一个好人的悲剧命运！
　　访客 时间： 2008-7-25 22:23:55
　　
　　尽管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尽管尝尽了如此多的人生磨难，他仍对人生寄托着希望，对未来满怀着憧憬。他，是人生路上的勇者。贤哥生前历经沧桑，荣辱不惊，淡然面对，乐观豁达。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访客 时间：2008-8-10 13:04:04
　　
　　用权不为私，有错善反思；人品贵真诚，勤奋伴一生。这是最好的概括。他风云一时，实则生不逢时啊，我惜此才，他才七十多岁，真是太年轻了，就走了。文革十年，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时代悲剧，言之不虚啊！
　　访客 时间：2008-9-16 22:26:57
　　
　　好人在哪里都是闪光的，在监狱那种地方他也那样尽善尽美地为青年囚徒授课。不知有多少失足青年因此改变命运。了不起啊！
　　访客时间：2008-9-19 18:26:09
　　
　　他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没有自我的时代，生命在那个时代不能承受之重。当那个时代结束，历史又将太多的重量和责任加在他的身上。生命在这些重量和责任前更不能承受之轻。
　　李逊 2008-9-29 23:18:51
　　
　　如果徐大哥能迟二、三十年出生，迟二、三十年当官，以他的私德，以他的能力，一定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好官。但是他生不逢时，卷进了“文革”之中，也成了“文革”的牺牲品。可惜！
　　方文时间：2008-10-4 9:38:10
　　
　　看到文集，就想到了景贤先生，虽然与他相识时间不长，但是他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太深了。
　　看到文集，又仿佛景贤先生没有离去，他没有因年龄和健康等原因停步，又忙他的工作去了，而且忙个不停，找都找不到他。
　　看到文集，才又一次体会到，身处那个大环境中的景贤先生，确实太不容易了！
　　我们怀念他，直到永远！
　　访客时间：2008-10-11 21:41:39
　　
　　老徐同志：
　　倏忽间，您已经离开我们一周年了！我总以为，我们还会有相见的那一天，还会一起好好叙谈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那些岁月。我也相信，您一定会侃侃而谈，介绍您的新思考、新记忆。而我也会将我的思考与您交流、向您请教。然而，天人永隔，我们已经没有了那样的机会了！
　　祝愿您在天国安息！或许那里是您继续思考的新天地，回首往事的好时光！
　　xzgoo时间：2008-10-31 20:27:41
　　
　　你己乘风归去，进入了一个彻底自由的天国，地国的封杀令对你已不起作用。因而如果你有兴致，那就不妨采一片白云，以蓝天为纸，尽可自由地谱写你所钟情的诗篇，歌唱“年青的一代”，礼赞“似火的生命”！
　　好文章！！
　　访客 时间：2008-12-16 19:46:34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是得胜的政治家眼里的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局外人或是老百姓的价值观，他们更看重“王”“寇”作为人的品质。
　　访客时间：2008-12-18 20:32:09
　　
　　 徐景贤对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来说，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我们抛开文革的是非不论，单就那个打砸抢时代，那个文盲流氓充斥于社会各阶层的时代，徐景贤的出现，无疑以其出众的口才，那种有别于当时一般通行的那种气质，至少令不少上海人服膺。
　　访客时间：2008-12-29 0:03:49
　　
　　历史人物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不尊重历史就是不尊重自己！制造仇恨的时代应当永远过去。让每一个生灵都生活在平顺的阳光之下。
　　无为之人 时间：2009-1-18 15:12:41
　　
　　经常看您的书，因为要查阅那个时候的许多人和事。您的书，被我引用非常多。
　　您强博的记忆每每令我惊叹。要知道，那是在没有多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写出的。可您的记忆总是那么准确，几乎没有差错。
　　我非常遗憾没有和您多多交谈，尤其我现在开始着手记录其他一些人的音像。那么多人物，独独缺最重要的您！为什么当初我就没有想到生命的脆弱？您硬朗的精神蒙蔽了我，使我以为您的身体素质和精神一样地硬朗，使我以为将有的是时间。
　　您带走了一个时代，带走了那么多问号，带走了几乎半个上海文革史。不是说别人就不知道，但真正知其所以然者，又有几位？真正认真思考者，又有几人？
　　每当我搁笔不知所以，每当我无法劈开迷阵，我就会想起您——老徐。
　　访客时间：2009-1-23 0:48:29
　　
　　勇者可以打倒，不可言败。用血写历史是为了历史不再流血，我们悼念文革受难者，我们同样悼念长者、勇者徐景贤先生。
　　Zenghong 时间：2009-2-3 11:20:11
　　
　　不知为什么自从知道了这个纪念馆，我就经常会来看看。你们的父亲让我想起了共产党内很多的悲情人物：瞿秋白、邓拓等等。徐还是理想主义者，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他这样的人是应该远离GCD的。感觉你们的家庭氛围和我们家非常相似。
　　最可惜的是当他一切顿悟，能在浓浓的亲情中安享晚年时却过早的离去了。非常理解你们的感伤。我会经常来这里。徐景贤——我们这个上海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还记得他。问候你们的母亲。
　　玲玲 时间：2009-2-13 20:04:18
　　
　　晚年的徐景贤，已经摆脱了世俗的羁绊，重新做回了书生。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完美表现，就是他把自己的遗体献给了人民。这是最让我敬佩的。
　　访客 时间：2009-2-14 22:17:00
　　
　　看过徐老的回忆录，的确是文采飞扬，可惜笔下未能畅所欲言。为人民做过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中国最有理想的一代人渐行渐远，这个世界会好吗？
　　访客2009-3-14 17:28:08
　　
　　历史风云变化莫测，对每个有错误的人，都应该辨证地看，不应该否定他对人民做过的好事。言之极当！
　　访客 时间：2009-3-26 11:19:39
　　
　　一年前拜读了老徐的《十年一梦》，感慨多多。作为过来人（我是老三届），对老徐的遭遇给予深深的同情，对老徐的人品给予深深的敬意！
　　访客 时间：2009-4-19 9:19:16
　　
　　当年
　　我们曾经对党和党的化身毛泽东赤胆忠心；
　　我们都对周总理无比信任和崇拜；
　　我们都是文人，都钟情戏剧创作，
　　志趣相同，惺惺相惜；
　　于是我们相识、相知。
　　之后我们因取向、境遇各殊，
　　而天各一方。
　　但我一直敬重您的人品学问、道德文章；
　　您的儒雅倜傥、重情尚义，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的品性其实与政治无关，
　　您在我和许多人心中留下的是一片阳光。
　　
　　永远的朋友 时间：2009-6-9 22:16:27
　　
　　爸爸，这么多的网友留言，您看到了吗？——相信你一定能看到！
　　其实你的纪念馆里还有很多很多，考虑到篇幅有限，我们只摘录了一部分。
　　尽管有了纪念馆，常常可以与你说说心里话了，但是爸爸，女儿仍然不满足，女儿渴望着能与你直接对话。
　　爸爸，你知道吗？我们全家多么想念你啊！妈妈，我们，还有你的两个女婿，两个外孙，心里有多少话要向你讲啊！我们多么希望再像过去那样，能直接听到你的声音，听你谈谈如何安身立命，如何为人处世；谈谈家国春秋，谈谈家长里短。特别是两个小外孙，他们更希望再与你开个玩笑，寻个开心，然后坐在你的身边，听你谈谈那些历史的、文学的、还有神话的有趣故事……
　　爸爸，现在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你的第二部文革回忆录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地帮你联系出版，其间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百味，只有你知道，妈妈知道。这部新书若出版后，你的许多新老朋友和海内外广大读者，估计又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你自然很想知道，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及时告诉你的。
　　呵，安息吧，亲爱的爸爸！您的遗愿，我们会谨记在心，踏实去做，决不辜负！
　　
　　 遥遥小蕴写于2010年
　　
　　（直至最后《十年一梦续》终于由香港出版社在2013年11月出版发行，出版社又决定将书名《十年一梦续》改成《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全文完）

原文 发表于原文写于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