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文革”

tuffy05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文革”

许子东

　　河西：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后，“文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从否定“文革”到淡化
“文革”，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在当下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许子东：我可以给你看网上读者对我著作（指《重读“文革”》，许子东著——编注
）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这一条：“我们现在７０％普通工人的生活，比‘文革’时候是好
还是不好呢？”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不能算是五毛，也不是捣乱，而是有一种普遍的疑问
：“为什么有的人，现在活得比当时更苦了，或者更累了？”你看，还有这一条，更激烈
一点：“眼看着‘文革’后平反的精英掌权了，眼看着掌权的有了特权了，眼看着特权腐
败了，眼看着腐败分子移民国外了，眼看着工人下岗、我们吃起地沟油了……”这就是用
“文革”的思维来思考今天的社会矛盾。这样的问题，我说重一点，是中国多少年来策略
性地遗忘工程导致的结果。我相信，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还是希望有历史反省的，但是
其策略呢，是在否定“文革”的立场上，采取不谈论不涉及的方式方法，这样的方式方法
是不是有问题的呢？

　　河西：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来看“文革”？

　　许子东：我在网易答网友问时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他们是顾及毛主席的形象而避谈他
晚年“３０％”的错误，那么这是对他的伟大估计不足，对中国今天的成就估计不足！换
句话说，也就是对今天执政的合理合法性估计不足！如果你的思维还停留在１９７９年邓
力群为叶剑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那个阶段，那就等于无视
这３０多年的发展成就！我说重一点就是这样。你自己看不到自己做了些什么，或者自己
都不相信改革的成就，那不是很滑稽的一件事吗？

　　邓小平已经说的很清楚：“三七开。”这已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的伟
大是不需要怀疑，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父嘛。但是如果把大家当傻瓜，只能说他好，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一次我在电视节目中说：“毛主席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影视形
象好像近几年不太多了。”有人还较真说：“纪录片里有啊。”那是纪录片，不是影视作
品。影视作品中毛主席形象的缺失，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要把他晚年
“３０％”的错误完全消磁，只表现其“７０％”的功绩。第一，这不尊重历史；第二，
你也对不起毛主席，为什么？因为毛主席很看重他晚年的“３０％”，你把这“３０％”
全部删除，毛主席会满意？

　　再说，对今天就很危险了。如果没有“文革”，那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呢？
从学术和文化上来讲，再坏的东西也要研究。我们不要法西斯重演，但是难道法西斯就不
要研究了吗？学术问题谁都明白，关键在于公众场合，对于老百姓你讲还是不讲？其实这
里有一个利害权衡的问题。

　　以前在国家中掌权的，要么是干部，要么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顺顺利利入党
的那一批人，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掌权的有些可能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在
网易回答问题时也说：你在十几岁时做的重要决定，包括参与的重要政治运动，会影响你
的一生。当初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选择，今天都会出现。“文革”之后的精神反省，绝对
是个现实问题，很多现在发生的事，“文革”中都已经发生过了。所以南方朔有句话，“
每个中国人，如果能找回‘文革’中的自己，反省‘文革’中的自己，就是中华文化复兴
之势”。这话很重，意思就是，中华文明复兴，不需要回到孔子、王阳明，能反思你在“
文革”中的表现就好了。你看看你当时是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老师和孩子的？或者还是
孩子的你是怎么对你身边的朋友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像《动物凶猛》中那样来审视和检讨
自己，中国的很多问题就可以找到它的根源了。

　　河西：在《重读“文革”》的开头，你也引用了阿多尔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之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阿多尔诺是站在他的“否定辩证法”立场上，否定理性和同
一性，认为现代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疏离和否定；“文革”以后，中国文学一度也曾经走
向阿多尔诺预期的方向，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但是很快就回流，这是否说明了阿多尔诺理
论的破产？

　　许子东：中国的现代主义很可惜，根本就没有健康地发展。中国的文化工业和政治管
制在１９９０年之后，在客观效果上，似乎形成了某种很好的“共谋关系”，共同压制了
知识分子和先锋派。在政治上，他们不希望你们思考；经济上的开放则导致商业资本进入
，文化工业不鼓励你们思考，他们只要能挣钱就好了，所以意识形态的管理部门和国际资
本，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虽然各自的动机还不太一样。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角度
来看，他们要借用商业手段来转移大众的兴趣和口味，他们可以从中赚钱，得到好处，而
在某些大众眼中，这还是一种幸福——因为很多人的口味已经是Hello，Kitty的趣味。一
直到今天的“文化大发展”，其实仍然是这样的思路。

　　国际资本只是为了赚钱，而且他们背后的政治策略是改造，他们觉得只要社会商业化
了、非政治化了，它就不太可能走向专制。但是在客观效果上，他们共同压制了中国各种
阿多尔诺式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努力，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还在，要你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做
什么？所以，在中国，批判文化工业的声音就变得很薄弱。而且，稍后，从海外回来的学
者，他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和中国的现实结合，形成了“新左派”。所以批判文
化工业在中国变成了批判资本主义。问题在于，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呢，只批判“商”，不
批判“官”。你要知道，中国的现实是官商勾结的资本主义，那么客观上，他们又变成了
官方的帮手。新左和老左又很容易重归于好，在自由派看来，新左派和老左派比较起来，
不过是换了一套新的理论，终极目的并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为什么，阿多尔诺、霍克海
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始终不能在中国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声音。到现在为止，
对中国现实的批判最有力、最尖锐的，还是老的自由主义者，还是茅于轼用亚当·斯密的
学说批判中国，所谓的“市场万能论”、“个人权利”，最多是哈耶克的学说。新左派以
后西方知识分子主流的声音，大家却听不到。

　　新左派到了中国以后，我个人觉得，没有发挥它在西方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它
们很快就和主流意识形态合流共谋。很多学者的研究方向就变成论证毛主义的现代性了，
甚至为“文革”的合理性辩护，这是中国很特殊的情况造成的。

　　我们从学理上来分析是这样的原因，但是大众看不到这一层，他们觉得，Hello　Kit
ty很好，开心又安全，又能得到政府的保护，有什么不好？

　　河西：你在《重读“文革”》一书中也批评了《芙蓉镇》这样曾经红极一时的小说，
你觉得优秀的“文革”小说存在吗？你觉得“文革”写作是否受到压制？

　　许子东：我觉得，关于“文革”，优秀的小说一直存在，只是被边缘化了。改编成电
影的不让宣传，不让公映，像《生死疲劳》这样的小说，即使得了奖，小说具体写了什么
，也不能在媒体上多谈，因为那是替地主翻案的故事、质疑了土改，能在公共媒体上讨论
？像张炜的《古船》，也谈到了土改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国家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以
后走了一种双轨制，知识分子、学者，你们去探讨、总结革命历史教训，你们去写，但停
留在先锋派的小圈子里、文学界的小圈子里，反正也就几万人读，随便你们去，也不来批
判你，批判了反而帮你成名。它还给你地位，政协委员等等，开会还叫你去。但是呢，它
严格控制大众传媒，尤其是报纸、杂志、电视、电影，一般人不看纯文学了，如果他们只
看影视，那么他们看到的永远是光辉形象，永远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没有什么惨烈的
真实的历史在影视中！

　　《活着》没有在内地公映，很快也被淡化。为什么不能公映呢？《活着》在我看来，
根本就没说什么，可是有些人总是有顾虑，怎么办呢？我是很温和的态度，我觉得他们有
顾虑，采取这样的措施一定是有道理的，目的也都是维稳，保持社会稳定发展，没人想破
坏社会。但是凡事不能只顾眼前。在正常社会中，各种职业的人群相互之间可以形成一种
制衡关系，政治家、哲学家、媒体之间可以制衡，而我们国家比较一元化，一方制约其他
所有的人，这就让他们的一些做法变得让我们觉得无可奈何，但是这并不表示这种做法就
是正确的。

　　河西：在“文革”小说中，有一位特别的作家是王朔，他的《动物凶猛》就描写了完
全不同的、阳光灿烂的“文革”记忆，你是否觉得不同的个体，对于“文革”的记忆是会
有比较大的差异？

　　许子东：王朔的《动物凶猛》写得很不错，就是这样的作品在之后也很少出现了。这
部作品很真实地表现了对“文革”的另外一个视角。

　　当时推荐给我的还是两个批评王朔的批评家：陈思和和王晓明。他们都曾经批评王朔
，但是他们私下里都跟我说，王朔的《动物凶猛》写得很好。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非常好
，比姜文改编的电影还要好！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基本上是一个青春片，拍的是人
的成长。王朔的小说更复杂，有两层意思：一、在“文革”中，有一些人，既不是直接的
受害者，也不是直接的迫害者，他们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第二、他确实写到了人性中黑
暗的一面：那些天真善良的孩子，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迫害他人的凶神恶煞？虽然在小说
中只是用砖头来砸人而已，在“文革”中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行为，但是他仍然是千千万
万个“文革”参与者中的一员。虽然他没有忏悔，但是他写出了那种真实的历史。他们这
些参与者，和现在在网上拍板砖的，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你看他们拍板砖，就像在“
文革”中，不是为了什么正义，往往是为了向旁边的哥们儿证明自己有种。

　　《动物凶猛》这样的作品可惜太少，也许正因为太少，所以我才记得那么清楚。张艺
谋的《英雄》之后，那就进入商业大片的时代，大家都在拼命圈钱，基本上就是市场行为
，但绝对也是政府引导的产物。

　　河西：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呢？

　　许子东：中国人现在做事是非常聪明的，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他们心里跟明
镜似的。你要跟他说７、８不可以，他们在４、５的时候就收手了。我不想说他们主观上
怎么样，但在客观上，都变成了遗忘工程中的一分子。包括我写到的这些小说，他们当时
写作发表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在记忆历史、见证历史、控诉历史、铭记历史，但是客观上
，他们都是在帮助人们忘却、误解、解脱、逃避历史。之所以这次我重新修订出版这本《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一方面是因为本来这方面的著作就很少，第二是这个课题的确存
在，也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吧。大体上，我们这个民族，对“文革”这段历史，
采取了两种遗忘的方式：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是通过叙述来遗忘，通过讲
出来来遗忘；９０年代以后呢，索性就采取一种封闭式的遗忘方式，基本上不提，好像这
个事就不存在了。其结果可能现在掌权的人也想不到，我们的GDP增长了这么多，以前我们
一个月吃一回肉，现在肉多到冰箱里都放不下，可是还有人感受说不如“文革”时期，这
怎么可能？他们不明白，人的感受是不能用简单的数字来衡量的。而且，那些抱怨的人的
论调和语气，和１９６６年时的红卫兵，颇有相似之处，历史真是很妙，你越是想要甩掉
它，它就越容易粘上你。

　　河西：你的书里详细讨论了张承志。我们知道，张承志《金牧场》和《金草地》是一
个故事的两个文本，最初是《金牧场》，后来他将《金牧场》删改为《金草地》。相比之
下，我更喜欢《金草地》。《金牧场》中关于日本的大量意识流描写在我看来太过繁复了
，对阅读有很大障碍，从文学本体上来考虑，删改也是很正常的，您是否更多的考虑了他
精神层面的需求？

　　许子东：《金牧场》和《金草地》很有意思，是一部小说的两个文本。《金牧场》先
发表，《金草地》是张承志对自己之前的《金牧场》不太满意，因而做了改写，主要删改
了其中主人公在日本东京担任访问学者的留日生活场景。

　　原本《金牧场》描写了四种生活状态：当下的留日生活、若干年前考察青海新疆、“
文革”中期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知青生活以及作为红卫兵长征串联的故事，让四种身份交
织在一起：中国人、学者、知青及红卫兵。

　　《金牧场》删改之后，的确叙述更为明确，但同时，也使得“文革”时期的故事被更
加醒目地凸显出来，他的精神诉求也变得更为强烈，少了一份自我反省。

　　大家都知道，张承志是第一个红卫兵，你看他和蒯大富这样的人就不一样。我也认识
蒯大富，在深圳和他见过面，他现在已经是成功商人了。蒯大富和张承志就很不一样，蒯
大富有点随波逐流的意思。当年流行造反，他们就造反；现在做生意是主流，那么他们就
下海。骑墙，看风使舵，中国太多这样的人。而张承志不是这样的人，他的言论很可怕，
他站在回族的立场上看问题，他的逻辑也有混乱的地方，但是他有坚持；而且，他有人格
魅力。

　　河西：你的《重读“文革”》其实是用普洛普的一套结构主义方法来系统分析“文革
”小说，我有个想法，如果按照你的普洛普式解读方式，并佐以二手资料，在理论上是否
就可以炮制出一篇“文革”记忆的小说？

　　许子东：可以，完全可以，其实也根本不用通晓我分析的“文革”叙事模式就可以了
。


摘自《凤凰周刊》


http://www.cnd.org/CR/ZK15/cr835.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