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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作者提供给察网(http://www.cwzg.cn)的独家稿件，转载时请保留此声明】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河南信阳是重灾区。谈起“信阳事件”，有许多众说纷纭的说法和回忆，今年出版的《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一书，是河南籍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报主任编辑张向持大校花费十年时间调查研究写成的，通过大量访谈当事人，还原历史场景，展现了“信阳事件”此前鲜为人知的一些方面。这里根据作者在书中的讲述以及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谈话，概括了他的一些不同于主流的观点。作者一再强调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投以理性、公正的目光，而不是淹没在‘个人情绪’中”，不能“以怨恨的情绪看待一段灾难历史，而是在评论是非中呼唤铁肩道义”。而作者的观点都是在大量的实际调研、访谈的基础上思考得出的，最大限度地深入历史，避免“个人情绪”的干扰；作者穷十年之力，在少有人理解支持的情况下，跑遍豫南山山水水，历尽辛苦来寻求真相、道义，更不是为了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利益来编造历史的。
要点：
1、不能一味抹黑历史、抹黑共产党
2、饥荒事件确有天灾因素
3、大跃进的愿望不能说是错的；把问题归咎于毛泽东一人不公平，国内工作当时已经放给另外一些人干了
4、灾难中的干群关系：共产党干部尽力救群众；老百姓“饿死不骂共产党”
5、人民公社并没有错，集体化是农村出路
6、历史启示是，共产党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权贵集团滋生腐败；书写历史不是为了发泄怨恨。
1、不能一味抹黑
针对现在流行的种种说法和夸大其辞甚至捏造的“历史真相”，张向持做了回应，特别指出了抹黑共产党、认为那段历史一片漆黑的说法是错误的：
“过去关于对这方面的认识其实很早就有了，最早反映现实的一篇文章其实是98年，河南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一篇回忆文章，他是做一次比较系统的比较概括的回顾。实际在这之前，网络媒体上已经有不少关于信阳事件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另外即便在没有出现网络的时候，大家在民间的相互传说中也都在议论这个事件。我当年当兵就在河南信阳，和老百姓在接触和闲谈中总会遇到这种话题，大家讲的占比重最大的就是一种灰色的东西：一家死了多少人，怎么吃观音土怎么啃树皮，最后树皮没了草根没了，饿死了多少人，最后人饿得连抬死人的力气都没有了等等。后来网上很多跟帖随机也发了不少文，占绝大比重的是以抹黑为主，共产党的干部如何残忍，多么不负责任。有些文章说的是实话，比如说浮夸、大跃进期间放高产卫星、一些假大空的作风，这些确实存在。但是最后把死人的原因像百川归海一样，归结到一点，共产党没有人性，这个肯定是不公正的。”
作者曾联系到一位曾亲历事件的老干部，老人同意采访，但子女拒绝，因为“上面没有通知我们接受采访”，但后来老人自己溜出来找作者要谈谈；老人给出两个理由，一是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当事人如果再不说话，再过几年，这段历史不再有见证人，二是历史真相和现在网络上传播的历史不是一回事，这场灾难真实存在，但不是现在民间流传的，除了一团漆黑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们做了大量的事情，都被掩盖了。”老人不顾“上面”如何指示，主动吐露实情，显然不是在给官方开脱。
作者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区分了批评与抹黑两种做法：
“建设性的批评它是无私的，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不带个人色彩，它是为批评对象的利益负责。比如你做错什么事情了，我说你这么做是不对的，这样对你有什么影响，什么危害，这是一种很善意的批评。有意抹黑就不一样了，你本来做错了一件事，我给你扩大成两件事，本来你是往前错走了一步，我说你走了十步，故意夸大其词。什么叫故意抹黑？本来没那么多黑，使劲往上涂颜色，那不就故意吗？我觉得这个不单是不公正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的品质问题，也属于境界问题，区别还是很明显。”
2、确有天灾因素
现在全盘否定大跃进、极力夸大所谓“大饥荒”的人，很多都认为“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错了，有的甚至说当时“风调雨顺”，是多年难遇的好气候，因此出现灾难全是“人祸”，进而归罪到共产党、毛泽东和当时的路线政策上，极力抹黑、渲染。
对此，张向持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并不是很多人说的‘这三年自然灾害不严重，在正常范围里’，有气象资料，写得非常清楚。看待历史不能带着个人色彩去判断，确实是天灾人祸两面夹击造成的，虽然人祸是主要的。”“当时是全国性的灾难，全国性的大干旱，是气候造成的、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3、大跃进的愿望不能说是错的；把问题归咎于毛泽东一人不公平，国内工作当时已经放给另外一些人干了
很多人借大跃进的一些失误抹黑毛泽东，极端夸大“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并把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在谈到毛泽东应负多大责任时，张向持说：“大跃进是毛泽东发起的，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对大跃进，后人有后人的理解，他们那一茬人有他们那一茬人的理解。大跃进是以跃进的形式发展经济，毛泽东说不要小脚女人一步一挪，跨越发展，追求一种速度。当时国家很穷，国际环境不好，世界封锁中国，毛泽东一心一意想把这个国家变得富强起来，所以产生了大跃进，抓经济建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非科学的东西，那不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强调速度，并不是让你胡来胡干。中国的情况到现在都是这样，上面一句话下面变成两句话，上面说一步下面变成三步五步。后来大跃进的狂热现象，毛泽东在不断纠正，但纠正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阻力在于全国全党全民都发热了，当时船大难调头，左右不了这个形势，一个人说一句话，不可能每个人都听到。另外当时毛泽东处于二线，他的任务是负责国际共运，当时四面围剿中国，毛泽东要研究怎样冲破封锁，让中国找到一个和国际大家庭融合的途径，国内的一切工作放给另外一些人去干了。”
“是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一穷二白，党中央渴望尽快改变。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成非常突出，超额完成任务，还加上抗美援朝战争。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一方面国际环境对我们很不利，渴望发展的愿望更加突出。毛泽东的经济建设观念形成了以跃进形式发展经济，不能小步跑，要大步向前——也不能说这种愿望是错的，但是中国的现状是，一旦上面要求你做一件事，下面就可能做两件，上面要求走一步，或许就会跨三步、四步，所以最后形成一种狂热，全党全民的狂热，不计一切代价发展经济。
张向持还指出了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而没有迁过于基层干部的事实，“当年，与‘信阳事件’相关的十几位地、县领导干部被列入‘死刑名单’，毛泽东没有批准，并自责道：错在中央，我有责任。”
作者认为，悲剧是在全民渴望发展、头脑发热的背景中产生的，不能归咎于毛泽东一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评个人情绪。书中写道：
【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是否就意味着“政策错误”是他一人造成的？那场巨大灾难该由他一人负责？恐怕，这个结论不好下。
政策方针脱离实际、经济建设偏离科学轨道，“大跃进”最终演绎“大灾难”。这一悲剧是在“渴望发展”、“大干快上”前提下，在“全党发热”、“全民沸腾”背景中产生的。由此不难看出，“政策错误”非个人意志所为，带有全党、全民“激情因素”，若归咎于毛泽东一人，公平吗？
有学者指出：共产党的功过连着毛泽东的功过。共产党的成绩不是毛泽东一人的光环，共产党的错误同样不能有毛泽东一人承担。
作者愚见：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不能脱离历史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毛泽东也会犯错误，因为他不是神，因为他和其他伟大人物一样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但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评价他，人们都应该投以理性、公正的目光，而不是淹没在“个人情绪”中。历史无法否认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尤其不会否认他对共产党的显著功勋。】
4、灾难中的干群关系：共产党干部尽力救群众；老百姓“饿死不骂共产党”
作者特别在书中澄清了大家对于当年党员干部形象的错误印象，讲述了许多干部舍身为群众、干群一心共渡难关的历史事实。他说：“那时有不好的一面，干部打群众也有，但确实有不少共产党员干部，确实生活在群众中间，能发现问题。”“当年处决刘青山、张子善，60年代搞四清，就是看到党的腐败问题已经产生。中央把干部的特权上升到资产阶级高度来认识，是下狠心要收拾。”
据《圣殿》一书的《前言》所写，书中讲述了大难临头之际，许多党员干部冒着丢官甚至更大的风险，无私无畏地维护百姓利益；众多党的基层干部视“生活特殊”为耻辱，家人饿死也属平常；大难临头之际，朝不保夕的穷苦百姓却救活了共产党的干部。而当时人们之间也不乏相互关怀，把救命的粮食借给别人，并没有到很多人说的到处“人相食”的地步，事实是“千村万寨依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作者深情地感慨：“当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无疑令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今天的人们生存在追逐财富和利益的环境中，脱离自我的东西已经不那么时尚了。同样，从当年走来的人们对今天的局面也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总是大惑不解：当年能够做到的事情今天为什么那么难？”作者总结道：“两代人的‘不可思议’告诉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我们今天拥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却并不比昨天更富有，因为我们丢失了过多的精神财富。”
更令作者惊讶的是，在调查当中多次听到老百姓当时“饿死不骂共产党”的事实，尽管大灾降临，依然对共产党干部怀有信心。对比今天的党群关系，发人深思。
作者写道：“军中朋友的父亲唐纪银老汉也是信阳事件的亲历者，他对我讲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事值得好好写。俺父亲饿死了，村村饿死人，也没几人骂共产党。现在啥情况？你看那些当官的孬样，有几个说他们好？我心头一震。饿死不骂共产党？与今天的反差何以如若天地？”
作者采访曾担任公社党委书记的桂慕李老人，老人列举了当年几个现象，并做了解答：
【——到了“一口饭”连着“一条命”的危机时刻，饥饿的群众每天围满公社粮站门口，为什么没有发生一起哄抢粮食事件？因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没有丧失信心，坚信每家“锅灶一定能冒烟”。
——大灾难产生了，百姓在煎熬中挣扎，为什么整体上没有出现漫骂、痛恨共产党的现象？因为许多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表现，使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领导依然充满信心。
——从省、地到县、社，都有领导干部公开批评错误政策、错误行为，甚至在实际工作中公开叫板，为什么不怕冒风险？因为他们坚信共产党的宗旨不会变，对党纠正自身错误、回归正确道路有信心。】
诚如老人说的，“那段灾难历史若搁今天，不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吗？你想想看，信心有多重要。我们那代人，缺文化、缺物质，就是不缺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信心。”
这些此前不为人知的前述，让读者意识到，原来共产党曾有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样的抹不黑、打不垮的形象。作者提到，他把书稿送给作家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姜琳女士，姜琳女士的反应是：“太给力了！太震撼了！没想到，面临退休之即竟遇到如此让人“泪奔”之作，我的编辑生涯终得圆满句号。”并感慨道：“这些年我对共产党的现状非常失望，而流着眼泪看完你的作品后，又有信心了。我也坚信，共产党有光辉的历史，后人就有继承的财富，只要找回失去的财富，中国就有希望。”而作者正读大学的女儿读完作品后“近乎以惊呼的语气”说：“老爸，过去的共产党干部那么好呀？同学们议论说，今天能那样，中国还有救。”由于今天的腐败问题，干群关系的恶化，以及媒体宣传的渲染，很多人对共产党的“信心”不那么大了，尤其对历史上共产党人的印象更是模糊甚至扭曲。作者认为，年轻一代少知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见到和感受到的多为消极问题，似乎不是个别现象；而能给人带来“信心”的作品释放的“能量”一定是社会所需要的。
作者说：“人性的光辉带有普照性，一个没有人性的社会，肯定没有力量，那么大的一场灾难，大家能够渡过来，社会没乱，这说明什么？共产党干部倒在街头，粮站站长冒大风险把仓库粮食搞出来一罐子，给他煮着吃救了公社书记一命，他救的仅仅是书记吗？这也是他的乡里乡亲，但是当然他的位置是党的干部。粮站站长自己的爹快饿死了，煮老鼠吃都可以，他不动一粒粮食，人性和党性的结合，这事就完美了。”
5、人民公社并没有错，集体化是农村出路
谈到当今日益严重的农村问题，张向持认同集体化的路子，他不认为当年的人民公社就如一些人说的那样是“灾难”、“折腾群众”：
“集体化绝对是一个好路子，研究历史一定要两只眼睛看，不能带感情色彩，一只眼睛总是看不透的。人民公社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说透了是集中大家的力量办大事，手握起来是拳头，松开没有力量。但是凡事怕走极端，人民公社当时这个路子肯定是对的，最后产生了一个极端的行为，所有的东西都充公，锅碗瓢盆收掉了吃大食堂，这个肯定不行。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不断的摇摆中前进，中国社会也是这样。人民公社你说彻底错了，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第一，人民公社时代土地是公有的，你说错了，错了之后就分田到户。那为什么现在又搞联合收割机，还要把土地重新搜集起来？那是因为规模生产的需要，人民公社讲的就是规模生产和规模效益，现在回过头，还是这种形势。第二，人民公社集中力量，修成了红旗渠，修成了多少水库，到现在我们每一个城市饮水供应几乎都是靠50年代修的水库，假如没有那时候修的水库，我们今天吃水是困难的。红旗渠3/5费用怎么来的？林县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捐献出来的，卖鸡蛋、卖家具、锅碗瓢盆都卖，只要水引过来。你想那种力量，什么叫撼天动地，现在的人哪个领导有那么高的号召力，不可能。
6、共产党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权贵集团滋生腐败；书写历史不是为了发泄怨恨
张向持的书中写了很多优秀共产党人的事迹。作者提到：
【1998年，一篇回忆文章《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在网络媒体迅速传播，作者是已故的“信阳事件”当事人、原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
我认真阅读了这篇回忆文章，最真实的感受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后人最坦诚的告白。
张树藩告诉人们：那场生命灾难是个沉痛的教训，它说明了违背科学、作风浮夸的严重危害，更说明了方针、政策脱离“群众路线”的惨重代价。
张树藩发出两点呼唤：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敢于讲真话；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这种坦诚的告白可贵在于，不是为了单纯“声讨”一段灾难历史，而是在公正地审视是非，从中揭示天理人心；没有以怨恨的情绪看待一段灾难历史，而是在评论是非中呼唤铁肩道义。】
书中还写到许世友当将军以后他的母亲还是在河南种地，作者评价说：“他这种感情就是为老百姓打天下，为老百姓谋利益，战争年代为老百姓打天下，和平年代为老百姓谋利益，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为人民服务。这最基本的两点他能把住，所以看到有什么问题，包括其它一些错误行为，许世友是敢放炮的，这种放炮都不是为了个人，他都是为了整体利益。
张向持表示：“我这书名叫《圣殿》，其实在呼唤一种美好的东西，共产党过去优良的传统作风。我始终认为共产党前期那些良好的作风和传统是赢得人心的，老百姓之所以拥戴党就是因为这个。但是现在由于经济利益，共产党把很多传统丢掉了，把钱袋子捡起来了。我通过反思信阳事件呼唤这个。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多严重，50年代脱离群众要是像今天一样，那场灾难能过得去吗？不可能老百姓坐在粮仓门口不抢粮，不可能饿死不骂共产党，就是因为老一代共产党人好的传统作风，才没有失去老百姓的拥戴，没有失去信任，这是一种感召力。”
“那一代人对共产党的忠诚，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这种信念，是一代人的信念，不是一两个。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告诉我她连续看了五个晚上，“这部书让我每天都流泪，书里面夹满餐巾纸。我写了2000多字的读后感，核心就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怎样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怎样不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我们为什么反腐败，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这30多年，红利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太少，大量被权贵利益集团分了，所以利益产生了腐败，腐败同时在催生利益。这样只有一个结果，让老百姓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财富就这么多，大量被他们给瓜分掉了，老百姓还有吗？产生的腐败已经让老百姓到了几乎是忍无可忍的程度了，今天反腐败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作者澄清，他这本书并非是“歌功颂德”：
“在郑州时年轻人说看书时觉得我在歌功颂德，讲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我觉得理解错了，它只是事件的一个方面而已，但我也不排除这是个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反思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不然我们不用反思，从现实上讲，你说分析党群关系也好，血脉联系也好，那是一段让人知道怀念的时期。今天，你说不可思议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太少了，但那一代人，那个时期，它恰恰如此。”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书中写道：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决非翻腾“旧账”，实为昭示后人。历史是面镜子，是与非、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摄而不更，折而不变；她给后人正冠之机、涤污之便、取舍之启、善行之惠。
今天，我们袒露“疤痕”，决非撕裂旧伤，实为避添“新痛”。今日甘甜不忘苦，往昔之痛蜇心醒，实为一种境界；知耻后勇自奋蹄，察错自纠求正行，实属一种精神。
今天，我们坦言“代价”，决非仅怨而泄，实因“自省”之须。志存高远，脚下路遥，自省而健行；避“代价”之重，保“精血”之旺，峦峰取胜景。
后人需要智慧地擦亮而不是愚蠢地摔碎历史这面镜子。我们回顾历史、袒露“疤痕”、坦言“代价”，无不蕴含着美好的梦想——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这一切，也充满对“圣殿入云端”的渴望！”
我们希望通过展示一段历史而给人以更多的启迪，我们希望通过揭示一个事物而让人明辨是非与曲直，我们希望通过作品而让人找到灵魂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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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前言：让你感受一段真实、悲壮而又震撼心灵的历史
巍峨圣殿，牢于根基；根基溃，则圣殿倾——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
圣殿与根基,具有无法改变的“存亡关系”——这是事物本质的昭示。
中国共产党好比“圣殿”，人民群众好比“根基”——这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结论。
由此，引发一个必须思考的话题：离开人民群众这个“根基”，共产党这座“圣殿”能否存在？
无疑，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所体现的正是“圣殿与根基”的关系，它关乎党的命运，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珍视党群关系，重视群众利益，坚定群众路线，社会便呈现勃勃生机；反之，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诚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灵魂”，“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生命线”！对于“灵魂”与“生命线”的坚守，是共产党人永远的责任。
故此，共产党十八大政治报告重提“群众路线”，把永久坚持“群众路线”上升到“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
故此，习近平总书记严肃告诫全党：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使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紧密，使执政的根基更加牢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故此，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在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取得实际成效。
壮哉！对于问题与教训，中国共产党敢于自省。
幸哉！对于“灵魂”和“生命”，中国共产党决不自轻。
善哉！新的历程再次牵起一个民族的梦想。
恰逢其时，今天，我们追忆尘封已久的“信阳事件”，目的正在于揭示“党群关系”的重要意义，正在于证明“群众利益”的至高地位，正在于诠释“群众路线”的永恒价值。无论是追忆“心中圣殿”，还是警示“根基疏牢”；无论是坦言“代价”，还是抒情“血肉”，皆蕴含着一个殷切的呼唤：共产党人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我们呼唤，缘于忠诚——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人民的利益。
我们呼唤，缘于责任——有责于历史、有责于当下、有责于后人。
我们呼唤，缘于信心——守望“圣殿”，永固“根基”。
忠诚是对信念的坚守——无论泰山压顶，无论风雨飘摇，我们决不改变！
责任是对追求的担当——无论艰难险阻，无论遍体鳞伤，我们决不退缩！
这就是《圣殿》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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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场历史罕见的大灾荒——三年久旱，赤地千里。
那是一幕不堪回首的大悲剧——稀见炊烟，遍地饥号。
那更是一场“血肉联系”的大展示——生死相依，感天动地。
公元20世纪50年代末，一场遍及全国的大饥饿，造成令人痛心的生命灾难。这段历史史称“三年自然灾害”，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黔暗的印记。“信阳事件”是那场灾难的一个缩影。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南部，与湖北省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省的安庆、六安、阜阳地区接壤。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信阳淮河中上游一带派生出申、弦、息、黄、蒋、蓼、番、赖等诸侯小国。宋初信阳称义阳郡，后因避太宗赵匡义之讳，以“信”代“义”改名信阳。
这片土地文化深厚、人杰地灵。这里有裴李岗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有孔子周游列国的终点“子路问津”处等等；这里产生过楚国两代名相孙叔敖、黄歇，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元代文学家马祖常，明代文坛领袖何景明、“大状师”宋士杰，清代鸿儒胡煦、文学家蒋湘南，还有当今人们更为熟悉的一批共产党的要员和战将：邓颖超、许世友、李德生、杨靖宇、尤太忠、郑维山、万海峰……
信阳地区境内的大别山区是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建了共产党早期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李先念游击纵队。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为摆脱困境千里跃进大别山，随后逐鹿中原大显神威，都得益于大别山人强有力的支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块红色招牌深深刻下了大别山人对共产党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更闪耀着大别山人血染的风采。
然而，这个素有河南“小江南”之称的鱼米之乡，在迎来翻身解放、追逐幸福梦想的岁月里，竟然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上演了一幕不堪回首的大悲剧，在血染的红色招牌上再添斑斑凄惨的泪痕！
多少年来，那场大悲剧一直是个异常敏感的话题，因为它牵扯到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论。有人认为，官方面临两难选择：若把那场大悲剧的成因推给“天灾”，有可能被视为推脱责任；若承认“人祸”，无疑是个“污点”。对此含糊其词，似可理解。
但是，那场大悲剧毕竟是段让人无法遗忘的历史，不可能被永远尘封。近年来，网络媒体打破沉寂，以“民间版本”为主的回顾文章闹得沸沸扬扬。如此局面只有一个结果：对那段历史的真相、认识和判断众口不一，造成异常的混乱，且不断堆积着稀释不去的“负能量”。
我们为什么不能还原历史？那段历史并非“漆黑一片”；我们为什么任凭“猜测”？历史真相不是以讹传讹。
或许，不断地回味苦难对一个经历过太多磨难的民族来说并不愉快，过多地思痛对一个需要舒展心理的民族来说有失轻松。
或许，“向前看”自然不失为一个高明的口号，它引导人们摆脱对历史的纠缠，激发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启示人们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
即便如此，人们仍然无法忘记历史，尤其是在现实与历史的某些现象出现重叠时，更容易勾起人们对某段历史的回忆。回忆，蕴涵对过去某些美好事物的怀念，也不排除对现实某些现象的批判因素。50多年前的那场大饥饿事件，依然让人们无法忘却，正是这个道理。
我们回顾那段历史，自然无法回避代表着刻骨伤痛、巨大生命代价的“死亡数字”，但这绝非我们回顾那段历史的全部意义，因为那场大悲剧中也产生了许多值得怀念的东西。“值得怀念”更有价值，有价值就不可忽略，因为我们需要以“正能量”减少“负值”。
所以，我们需要旧事重提。
本书单单重提“信阳事件”，是因为它在当年那场大悲剧中具有典型意义，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的绝非仅仅是区域人群，而是一个民族的情怀；也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深刻地领悟到中华民族兴衰的根本是什么，“圣殿”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当然，也能够使我们加深对“代价”的理解。
《圣殿》更多展示的是：
大难临头之际，一个馒头似条命，却有人把自己的“救命饭”送给他人；
大难临头之际，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却有不少人甘愿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
大难临头之际，千村万寨依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天下粮仓饥民不谋；
大难临头之际，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冒着丢官甚至更大的风险，无私无畏地维护百姓利益；
大难临头之际，众多共产党的基层领导干部视“生活特殊”为耻辱，家人饿死也属平常；
大难临头之际，朝不保夕的百姓却救活了共产党的干部；
大难临头之际，在死亡线上徘徊的百姓仍然希望不灭，铁心跟着共产党走……
大难临头之际，一个民族同舟共济的精神、顽强的生存意志、良好的风尚、坚定的信念、真挚的情感等等，感天动地。
当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无疑令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今天的人们生存在追逐财富和利益的环境中，脱离自我的东西已经不那么时尚了。
同样，从当年走来的人们对今天的局面也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总是大惑不解：当年能够做到的事情今天为什么那么难？
两代人的“不可思议”告诉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我们今天拥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却并不比昨天更富有，因为我们丢失了过多的精神财富。
自然，本书展示那段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追寻一些美好的东西：追寻一个古老民族不朽的精神和意志，追寻子孙万代用之不竭的财富，追寻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信念！同时，追寻的还有一个执政党的宗旨和形象。
毋庸讳言，需要“追寻”是因为我们匮乏。时代在不断发展，民族在不断进步，我们拥有的东西已今非昔比。然而，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究竟能够释放多大的力量？当年我们靠精神、意志和信念战胜了巨大的灾难，放在今天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我们必须意识到丢失了什么，我们必须理解“寻找”的意义；我们必须明白精神和意志是一个民族永远不可或缺的根本，我们必须懂得“圣殿”与“根基”的存亡关系，我们必须反省什么是“代价”以及“代价”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圣殿》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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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回避，那场历史灾难，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共和国的躯体上留下一记抹不平的“伤疤”。这个“伤疤”被层层包裹着，“代价”似乎早已被人遗忘。
我们必须明白：如果只是把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和已经付出的惨重代价留给历史，而不痛定思痛、汲取教训，甚至在百般“掩埋”以蔽后人，那么新的代价将不断叠加。“代价叠加”现象已不乏时日。
我们必须懂得：假如新的代价继续消耗我们的“本钱”，而我们在遭受重复打击之下依然麻木不仁，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弹尽粮绝”。我们已经面临这种险境。
我们必须警醒：忘记历史，忘记教训，“弹尽粮绝”之后迎面而来的定是“灭顶之灾”……
《圣殿》连接着“沉重话题”，它长期压在人们心头，欲吐不能，欲罢不忍。而今天，当共产党人终于在“亡党亡国”的惊呼中跃马出战，“兴党兴国”的壮举惊天动地，“沉重话题”也当破缚而出，一吐为快了。
仍需重申的是：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决非翻腾“旧账”，实为昭示后人。历史是面镜子，是与非、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摄而不更，折而不变；她给后人正冠之机、涤污之便、取舍之启、善行之惠。
今天，我们袒露“疤痕”，决非撕裂旧伤，实为避添“新痛”。今日甘甜不忘苦，往昔之痛蜇心醒，实为一种境界；知耻后勇自奋蹄，察错自纠求正行，实属一种精神。
今天，我们坦言“代价”，决非仅怨而泄，实因“自省”之须。志存高远，脚下路遥，自省而健行；避“代价”之重，保“精血”之旺，峦峰取胜景。
后人需要智慧地擦亮而不是愚蠢地摔碎历史这面镜子。我们回顾历史、袒露“疤痕”、坦言“代价”，无不蕴含着美好的梦想——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这一切，也充满对“圣殿入云端”的渴望！
这就是《圣殿》的期盼。
当然，我们不能奢求一部作品能改变什么，毕竟它只是一堆文字。但这并不意味饱蘸汗水艰辛笔耕却对它不抱丝毫希望，我们希望通过展示一段历史而给人以更多的启迪，我们希望通过揭示一个事物而让人明辨是非与曲直，我们希望通过作品而让人找到灵魂和责任……希望，总是让人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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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后记：漫漫十年为“一谏”
《圣殿》一作，从采访写作到出版，整整耗去了10年时间——采访写作6年多，出版、审查近4年。
有朋友说：十年磨一剑，这种作品，其史料价值、现实意义非同一般，花费再大的功夫也值得。
我暗暗叫苦：倒不如说十年只为“一谏”更贴切。为了一声呼唤，耗去10年大好时光，人生有几个10年容人如此消耗？这账怎么算，也觉得过于“挥霍”了。
如此“挥霍”究竟为何？为了后人不再“饥饿”。“饥饿”不仅仅是肚皮与粮食问题。
但愿“一谏”初衷有“一剑”之效，这取决于读者如何评判。作品出版，艰辛终成正果，似该放松一番。可是头脑还是难以平静，每每回想作品艰辛而又曲折的产生过程，总难消“百味陈杂”之感，似乎总在提醒我“有话要说”。
与信心同行
我始终认为，人是需要信心的。
有信心，才有决心，才有恒心；有信心，就不畏艰难，就不会退缩。信心，支撑着人的信念；信心，助燃着人的希望。
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充满信心的社会，清风不屈于浊气，云雾遮不住晴空，坎坷阻不住脚步，艰难消不退意志。信心，拱卫着社会的安宁；信心，催动着文明的车轮。
可是，这些年来人们的“信心”在哪里？社会的“信心”有多少？“信心不足”已成为常论的话题，这种局面潜伏着什么样的危险不言自明。
我们经历了“信心不足”的岁月，这段岁月过于漫长；我们到了必须“恢复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补充热量。
《圣殿》，正是“信心”的产物。
1998年，一篇回忆文章《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在网络媒体迅速传播，作者是已故的“信阳事件”当事人、原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
我认真阅读了这篇回忆文章，最真实的感受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后人最坦诚的告白。
张树藩告诉人们：那场生命灾难是个沉痛的教训，它说明了违背科学、作风浮夸的严重危害，更说明了方针、政策脱离“群众路线”的惨重代价。
张树藩发出两点呼唤：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敢于讲真话；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这种坦诚的告白可贵在于，不是为了单纯“声讨”一段灾难历史，而是在公正地审视是非，从中揭示天理人心；没有以怨恨的情绪看待一段灾难历史，而是在评论是非中呼唤铁肩道义。
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信阳事件”的公开评价，并具有普遍的认可度。
我最初的困惑在于：“人祸”何以成为主要因素？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可能置民于饥饿而不顾？
记者的职业敏感与作家的好奇心，促使我一探究竟。2005年初，我首赴信阳，开始了艰难的实地采访活动。
采访过程的艰难无须细缀，点多线长的地理不便（17个区县大半属于山区），采访条件的艰苦（缺少车辆、食宿保障）等等，都是可以预料的问题。没关系，田野滚大的人，不怕吃苦是基本功，坐拖拉机、小摩的、毛驴车也别有一番情趣，住小旅馆、山乡农舍也乐在其中。一切所谓的“艰苦”在哈哈一笑中变为乐趣。
但最难办的是无法得到官方配合,比如无法获取相关的档案资料,无法依靠相关部门联系采访对象等,这就无法避免地增加了采访难度,拉长了采访时间。地方官员的躲闪回避无疑是怕乘担“影响形象”风险，所有的“不配合”不难理解，毕竟，在人家眼里，你是奔着一段“灰暗历史”而来，怎可能让你享受“大唱赞歌”的礼遇？
屡屡“撞墙”，但生性执拗：旱路不通走水路，不到长城非好汉！
我只好依靠“民间力量”突破采访屏障。第一站奔赴固始县找到一位军中朋友的家，那座农家小院给我的采访活动提供了“火种”。
军中朋友的父亲唐纪银老汉也是信阳事件的亲历者，他对我讲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事值得好好写。俺父亲饿死了，村村饿死人，也没几人骂共产党。现在啥情况？你看那些当官的孬样，有几个说他们好？
我心头一震。饿死不骂共产党？与今天的反差何以如若天地？
老人的话存在心里，我预感到这可能是采访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之一。
采访活动从农家小院不断扩展，联系到的采访对象不断增加，我从“民间”找到极大的信心。
尤其幸运的是，采访活动得到了许多经历过“信阳事件”的老干部鼎力相助。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向我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这茬人，好多已经不在人世了，健在的也都八十岁左右，再过几年，“信阳事件”的见证人就找不到了。我们迫切希望向后人公开这段历史，这有利于我们党汲取教训、避免重蹈旧辙；有利于共产党人回到人民群众中来；有利于增强社会信心。
他们是真诚的。面对真诚，信心倍增。
在采访桂慕李老人时，我们交流了“信心”问题。
当年，桂慕李担任固始县郭陆滩公社党委书记。他列举以下几个现象，并自我解答：
——到了“一口饭”连着“一条命”的危机时刻，饥饿的群众每天围满公社粮站门口，为什么没有发生一起哄抢粮食事件？因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没有丧失信心，坚信每家“锅灶一定能冒烟”。
——大灾难产生了，百姓在煎熬中挣扎，为什么整体上没有出现漫骂、痛恨共产党的现象？因为许多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表现，使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领导依然充满信心。
——从省、地到县、社，都有领导干部公开批评错误政策、错误行为，甚至在实际工作中公开叫板，为什么不怕冒风险？因为他们坚信共产党的宗旨不会变，对党纠正自身错误、回归正确道路有信心。
——灾难波及千家万户，为什么社会没有乱？因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信心，共产党对人民群众有信心。都有信心战胜灾难。
——大饥荒、饿死人，这场灾难遍及全国，为什么中国没有倒？因为共产党和百姓没有“离心”，“生死与共”产生的也是信心。
“那段灾难历史若搁今天，不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吗？你想想看，信心有多重要。我们那代人，缺文化、缺物质，就是不缺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信心。”桂慕李老人说。
我坚信，这是桂慕李老人刻在脑子中的记忆，这是流淌在他血液中的“信心”。
彻夜难眠。我在不停思索桂慕李老人谈及的那些现象，又联想到唐老汉的那番话，感到回味无穷。的确，灾难连着怨恨，而“深情”依然存在，过失严重的共产党与受害的百姓仍似一对棒打不散的“鸳鸯”，不正是“信心”在起作用吗？
这自然让人联想到今天的窘境——端起饭碗吃肉，放起筷子骂娘。社会处在缺少信心的时期，信心，对今天的人们、今天的社会，实在太重要、太有价值——这是我黎明前的顿悟！
我对自己的“顿悟”充满信心。在此后漫长的采访过程中，“信心”溪流不断拓展着河床，渐渐洪流奔腾。
身在军旅，又非专业作家，也只能利用休假或出差的机会从事这项“业余活动”，6年间先后6赴信阳，终于结束了这场漫长的采访活动。6年采访，找到的是久违的“信心”。
诚然，我从这场灾难中感受到了伤痛，因为这种伤痛连接着巨大的生命代价；但也感受到了比伤痛更重要的振奋，因为这种振奋连接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连接着共产党人曾经的风采，连接着后人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心。
我对朋友说：在“信阳事件”中找到了比伤痛更重要的东西，那些东西恰恰是今天被我们淡忘却又必须追回的。
可是，朋友没我那么乐观，提醒说：毕竟涉及“饿死人”问题，这种题材太敏感，你能怎么写……
怎么写不是问题，是什么就写什么，怎么理解就怎么写，反映一个历史事件既需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也需要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我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也清楚自己的信心在哪里。
我发现的是长期以来被云雾淹没的“霞光”，是被阴影遮挡的“景色”。我们不能忽略“霞光”与“景色”存在的价值，因为这关乎到历史的另一面真实，这种真实同样需要得到展示。
我的信心在于：共产党经历过无数次大风大浪，何曾畏惧过什么？一个强大的、不断进步的党，何至于脆弱到对一个历史事件谈之色变的程度？我坚信共产党不缺少敢亮“家丑”的勇气，因为她有“自我批评”的传统；我坚信共产党不缺少“接受批评”的胸襟，因为她有“谦虚谨慎”的作风。那么面对“历史教训”，我坚信共产党更不缺少“以史为镜”的智慧，因为她肩负“开创未来”的重任。
信心在胸，义无反顾！无论写什么，无论怎样写，目的只为发出一声呼唤，在于找回滋养“信心”的那块土壤。那声“呼唤”是什么，那片“土壤”是什么，我相信读者的判断能力。
从采访到写作，几乎耗去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书稿终于完成，我希望，自己这部“信心”催生的作品，能为读者、为社会带来“信心”。
由于题材重大，我把书稿呈给原光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袁志发先生把关，我相信他的态度关系到书稿的命运。袁先生一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以思想深刻、意识超前、见解独立、态度客观著称。他是共产党培养的宣传专家，而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老古董”，我对他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充满信任，
袁先生对书稿的评价是：充满忠诚和责任，震撼人心又提振信心；尤其值得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阅读，因为它呼唤和沉思的核心问题，是群众路线、群众利益，这些都关系到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作品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经得起检验……
袁先生同时也提醒说，出版过程未必轻松，因为作品越有价值，越容易带来认识上的分歧。
与袁先生一同拿到书稿的还有作家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姜琳女士、中国作家杂志社的文学编辑家萧立军先生。
姜琳女士对书稿的反应是：太给力了！太震撼了！没想到，面临退休之即竟遇到如此让人“泪奔”之作，我的编辑生涯终得圆满句号。
姜琳女士还异常感慨到：知道吗向持，这些年我对共产党的现状非常失望，而流着眼泪看完你的作品后，又有信心了。我也坚信，共产党有光辉的历史，后人就有继承的财富，只要找回失去的财富，中国就有希望。
萧立军先生看后立刻拍板：中国作家杂志一定要先发表。既然认准是部好作品，就无须顾忌其它“复杂”的东西；既然作品充满了“忠诚与责任”，我们出版人也应该拿出自己的“忠诚与责任”相呼应，没理由冷漠待之。
中国作家杂志2011年11期纪实版以《代价》为题刊发了作品的主体部分。《代价》发表后，赢得不小的赞誉，作品被中国作协创研部收录入精品集，并荣登2011年中国当代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人民日报发表的年度文学回顾文章代表政府发声，也给予作品较高评价。
正读大学的女儿对作品的反映更令我振奋。女儿近乎以惊呼的语气说：“老爸，过去的共产党干部那么好呀？同学们议论说，今天能那样，中国还有救。”年轻一代少知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见到和感受到的多为消极问题，似乎不是个别现象。当他们了解到共产党昔日风采后，能发出“中国还有救”的声音，这不正是一种“信心”的体现吗？我坚信，能给人带来“信心”的作品释放的“能量”一定是社会所需要的。
我满怀信心地期待书籍正式出版。
可是，出版过程经历了超乎想像的艰难，因为作品从作家出版社到线装书局，期间碾转十数家，最终未逃脱“重大题材”送审这一关。这一关着实不好过，大家都懂的，不必细述。
如此境况让不少为争取《代价》出版热情相助的朋友失去了信心。他们建议：还是争取拿到海外出版吧。
我还真不服。我说，看看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的话，想想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腐败斗争，给人们带来的都是“信心”，我没理由灰心丧气。更何况，我对共产党正在进行的“作风之战”极有信心，决不相信自己的作品久居冷宫。
与信心同行！无论情况多么纷杂，无论历程多么艰难，坚守信心是前提。
我的“信心”终于得到验证，漫漫10年终得果。只不过把书名改为《圣殿》，虽有几分无奈，却也不异初衷，也不失其采。作品获准出版之际，想到“十年一剑”之说，便引发“十年一谏”之叹。这“一谏”着实来得不容易。回顾10年艰辛与曲折，尽管心中依然泛着苦涩，但终于享受到了“忠诚与责任”的快感。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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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是为了超越历史
时至今日,网络媒体关于“信阳事件”、“三年自然灾害”的信息铺天盖地，争论此起彼伏，最激烈的话题聚焦在“死亡数字”上。
的确，关于“死亡数字”，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做出了不同推算，数据差异有如天地之别，长期处于“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况。
显见的是，网络媒体这种无休无止的喧闹，让不了解“三年自然灾害”那段历史的年轻网民们如坠雾里云烟，在将信将疑中游荡不止。无疑，这一状态下最容易产生影响的是消极情绪，声讨、怨恨、漫骂等声浪似乎淹没了一切。这般情绪笼罩之下，人们的“信心”便无从谈起了。
“死亡数字”不管是几千万，几百万，还是几十万，几万，都是令人痛心的生命悲剧，其沉痛教训毋庸置疑应被后人铭记与反思。自然，我不赞成以“死亡数字”论曲直。因为，那场灾难的发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诸多不可忽略的内外在因素，“死亡数字”只说明灾难程度，并不能说明引发灾难的实质问题。此外，面对“死亡数字”大小，你想证明那段岁月“日月无光”，还是想证明“一片光明”？都不能。是与非，真与假，美与丑，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一只眼睛”看历史，必然看不出“信心”来。
紧盯着“死亡数字”争得口干舌燥，死缠烂打不可开交，究竟为了什么？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仅仅是为了“揭伤疤”，或是为了求证“疼痛度”，其回顾的价值便大大折扣了。
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超越历史——回顾痛苦而超越痛苦，回顾灾难而超越灾难，在回顾与超越中扫荡一切遮挡视野的阴影，才是今天和未来所需要的一种理念。
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警示今天与未来——历史的创伤、历史的教训，不能成为今天的包袱，因为我们需要轻装抢行；汲取历史教训，需要深扎一层，以超越的思维探讨问题“根源”，使我们的今天与未来避免“新痛”。
立足于美好的向往，让历史停留在我们身后；继续创造美好的历史，为后人拓宽奔跑的征途。这，难道不是我们最该确立的观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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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历史，不能脱离历史背景
“信阳事件”，牵扯对当事人物的评价，功过是非，长期话题不尽。
省委书记吴芝圃、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一直被舆论斥责为“信阳事件”这场生命灾难的“罪魁祸首”，多年来似乎无法抹去留在人们心头的“千刀万剐”之恨。全国其它省份也有许多“吴芝圃”、“路宪文”背负着同样的“骂名”。
对于他们在那场生命灾难中的所作所为，作品已有祥述，此处不缀。作者的看法是，众多领导干部犯有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只不过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不能算作“罪魁祸首”。
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共产党队伍铁的纪律，对于中央的政策、上级的指示，“坚决服从”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群体特征。牢固的“组织观念”确保了政令畅通，同时也形成一个不难预料的结果：政策对他们跟着对，政策错他们跟着错。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错误，无不带有“政策特征”，所以决非个人意志能够左右。作为地委书记的路宪文无法改变省委的决定，作为省委书记的吴芝圃同样无法改变中央的政策，说到底，“信阳事件”是错误政策带来的一场灾难，把这笔错账记在吴芝圃、路宪文这些人头上有失公允。
那么，当有谁为“政策错误”负责？这又是一个曾经争论激烈的话题。当年，与“信阳事件”相关的十几位地、县领导干部被列入“死刑名单”，毛泽东没有批准，并自责道：错在中央，我有责任。
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是否就意味着“政策错误”是他一人造成的？那场巨大灾难该由他一人负责？恐怕，这个结论不好下。
政策方针脱离实际、经济建设偏离科学轨道，“大跃进”最终演绎“大灾难”。这一悲剧是在“渴望发展”、“大干快上”前提下，在“全党发热”、“全民沸腾”背景中产生的。由此不难看出，“政策错误”非个人意志所为，带有全党、全民“激情因素”，若归咎于毛泽东一人，公平吗？
有学者指出：共产党的功过连着毛泽东的功过。共产党的成绩不是毛泽东一人的光环，共产党的错误同样不能有毛泽东一人承担。
作者愚见：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不能脱离历史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毛泽东也会犯错误，因为他不是神，因为他和其他伟大人物一样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但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评价他，人们都应该投以理性、公正的目光，而不是淹没在“个人情绪”中。历史无法否认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尤其不会否认他对共产党的显著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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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责任——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
“信阳事件”中，副省长王国华何以发起“会议政变”？行署专员张树藩何以屡屡“抗上”？杨守绩等县委书记何以“暗度陈仓”力解民忧？一切看起来似对上级领导“不忠诚、不负责”的行为，恰恰源于可贵的“忠诚与责任”。
忠诚体现境界，责任连着担当。国家事业、党的事业、人民事业，无不需要“忠诚与责任”的拱卫。
忠诚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大忠”——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共产党的事业正基于此。因此，毛泽东为“改变中国”奋斗一生，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的执政宗旨；习近平追逐“中国梦”，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无论是执政的共产党人，还是每一个公民，都应当追求这种“大忠”境界。“大忠”在胸，志立苍穹；“大忠”汇流，民旺国兴。
责任的最大担当是什么？是“大勇”——勇于为国家利益献身，勇于为人民利益担当风险，勇于为党的利益冲锋陷阵。
可是，恰恰这个话题有道不尽的遗憾。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了什么？
——“对党忠诚”似乎成为单一的“忠诚观”。共产党人“对党忠诚”理所应当，也应该成为不变的要求。遗憾在于，这种“忠诚观”似乎仅限于此，整体上总在一个层面徘徊，境界迟迟难以上升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高度。联想到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日趋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泛滥成灾，就不得不说与缺少“大忠”境界有关了。
——官场上山头林立，帮派群起，利益集团横行不羁。其中的官员们与“大忠”相距天地之遥，他们心中除了旺盛的私欲还有什么？他们眼中除了本山头、本帮派的利益又有什么？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他们半点忠诚也没有。在眼下这场反腐风暴中暴露的石油帮、山西帮以及众多形形色色的腐败团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远离忠诚走向背叛，最终坠落深渊实属咎由自取，丝毫不值得怜悯。只可惜，他们白白浪费了共产党的培养，他们白白消耗了百姓的衣食供养；只可恨，他们大张虎口贪婪撕吞民族的血肉，他们喷洒着浓浓腐气熏染着社会。
——“上级指示坚决照办”、“领导要求执行不变”，也是普遍的“忠诚”表现。不管上级指示对错，不论领导要求当否，服从与落实决不含糊，让上级满意、领导高兴最最重要。这样的“忠诚”缺少原则，倒成了官僚主义、脱离实际、阿谀奉承等不良作风的“助燃剂”。对于上级指示、领导要求，需要体现的“忠诚”理当是放在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座天平上衡量，正确的坚决执行，错误的坚决反对，这样的“忠诚”才有价值，否则只能走向反面。
——“不同意见”、“不同声音”常常受累“不忠”之嫌，也是个老问题。这个老问题涉及执政党自身对待“忠诚”的理解与甄别。只有“听话”算是忠诚？只有“保持一致”算是忠诚？若仅仅如此，那么“批评意见”算什么？党内的不同看法、批评意见，多基于对党的事业关心爱护而发声，多缘于改进工作、纠正偏差而放言，不然谁愿“冒犯”组织、领导？敢于“尽言”，是“忠诚”的另一种表现，有时候显得更需要、更可贵。可惜，多少年来，不适应这样的“忠诚”是常象，“炮筒子”普遍不受欢迎。在“忠诚”的大道上，一边喧闹拥堵，另边人少马稀，难道这种“失调景象”是党的事业所需要的吗？值得欣赏吗？
“忠诚”需要提升境界，这是“中国梦”的呼喊。
再看“责任”。
张树藩冒着撤职、坐牢的风险，果断开仓放粮救群众。张树藩认定，置百姓利益于不顾不符合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因此他满脑子只算一个账——“保护群众”是共产党人责任，无论担多大的风险、即便杀头也值得。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在“信阳事件”过程中影响了许多基层党员干部，他们抱着“随时准备丢乌纱”的心理，以各种方式抵制、纠正上面的“瞎指挥”行为，想方设法减少错误政策对群众利益的损伤。这样的责任意识，这样的担当精神，在“信阳事件”过去数10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能感受到多少？
这些年来，人们常常感受到，表现在官员们身上的“责任”是政绩工程，是讨好领导，是经营势力，是当官发财……核心是“为个人利益负责”。在众多官员心中，党、国家、群众都没有自己重要，何须“担当”什么？倘若遇到影响个人利益的事，树叶飘来也要躲一躲，指望他们为群众利益担当什么，实属妄想。
人民日报发文批评：一些干部“只服务领导，不服务群众”，有的干部“眼里只有领导，心思只为领导”。对于“群众利益”，他们心中似乎没有“责任”二字，有些路面长期积水，有些角落垃圾成山，有些路口车满为患，有些市场混乱不堪，却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当然，如果是涉及领导的事，一些干部跑断腿也在所不惜，甚至违犯政策规定也毫不在乎。
眼前一种现象，人们看得更清楚：反腐风暴席地而起，许多官员“不干事”了。为什么？因为怕干错，怕担责任。你不干腐败的事，怕什么？你干该干的事，怕什么？就怕“万一”有闪失，决不愿为工作而担任何风险。于是，已上马的民生工程停下了，该投资的项目“等等再说”……如此等等只能说明“责任与利益”难解难分，而“责任与担当”拉开了距离。
“忠诚与责任”的缺失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我们长期承受着这种悲哀。庆幸的是，这种悲哀正在消散，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对于“信仰”、“信念”的维护，召唤着“忠诚与责任”的回归，重燃起久违的希望之焰。
感情与距离——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而整体上为何没有影响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真实的答案只有一个：百姓与共产党之间感情没有距离，没有距离的感情经得起风雨。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没有距离缘于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在艰难时刻仍恪守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得共产党整体上没有“远离百姓”；百姓也把共产党看作“一家人”，在饱受苦难之时仍保存对共产党的信赖与拥戴。
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对这个答案有何感想？当我们看到官员们的豪宅四处隆起，而平民们在为缺少住房愁眉不展；当我们看到政府机构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比比皆是，而众多的乡村教舍摇摇欲坠；当我们看到公款吃喝遍地“疯行”，而农民种粮种菜、养猪养羊，一年辛劳换不到一席酒菜；当我们看到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且数目动辄百万千万亿万，而千万个交不起学费的贫民子女对学堂望眼欲穿……百姓们曾因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而欢欣鼓舞，而今天却因新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压顶愁眉不展！面对权力阶层利益团体的形成，面对官员队伍中私欲膨胀愈加普遍，我们共产党人真应该想一想“脱离百姓”有多远？想一想百姓对共产党人还有没有“一家人”的感觉？想一想当“鱼水情深”般的感情日渐淡薄之后，还能否经得起风吹浪打？我们面临的“代价”将是什么？
勿容置疑，产生“距离”与党内腐败之风日渐盛行难脱干系。我们必须明白，“距离”的出现是我们党自身的原因，宽厚的百姓不希望共产党离他们越来越远，不希望看到“一家人”远去的背影，不希望心中那朵圣洁的花儿不断地萎缩，只渴望熟悉的面孔越来越近……我们共产党人难道不该转身走向百姓吗？
2013年兴起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引导全党回归人民群众。习近平所到一地总要提醒党的各级干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我是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
习近平反复告诫各级领导：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
习近平在京外视察时，也屡次嘱咐当地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坚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中培养和增进爱民、亲民、为民的感情，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鲜明宣示了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他的志愿极大地提震了一个民族的激情与信心！
当我们重温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党领袖们的种种教诲，尤其是认真品味以习近平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言语和行动，更坚定一个信念：回到百姓中间是共产党人的唯一选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领导全民实现“中国梦”的最大驱动力。
……
2006年11月下旬，远在欧洲的乌克兰人在全国各地集会，纪念大饥荒七十三周年，在七十三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中，有近千万乌克兰人被饿死。集会主持人说，我们这样做是“要提醒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们的前辈有过怎样的可怕经历。这些事件提醒我们要珍惜面包，记得我们中间还有挨饿的人。”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警示。
我们有过同样的“大饥荒”，却从未有过提醒后人“要珍惜馒头”的纪念活动。我们在担心什么？无论担心什么，都不比担心“忘记历史”更重要。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不该成为这样的民族。
《圣殿》，权作是对“三年自然灾害”、对“信阳事件”的一种纪念吧。
因思虑“代价”、心系“圣殿”而有此一书，或许是杞人忧天了，或许是妄言不羁了，或许是自作多情了。即便如此，请相信皆于“忠诚与责任”，因为我是中华子民，也是共产党员。
2015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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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持接受搜狐文化采访
搜狐文化：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您说之前众多民间版本的文章堆积负能量，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张向持：过去关于对这方面的认识其实很早就有了，最早反映现实的一篇文章其实是98年，河南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一篇回忆文章，他是做一次比较系统的比较概括的回顾。实际在这之前，网络媒体上已经有不少关于信阳事件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另外即便在没有出现网络的时候，大家在民间的相互传说中也都在议论这个事件。我当年当兵就在河南信阳，和老百姓在接触和闲谈中总会遇到这种话题，大家讲的占比重最大的就是一种灰色的东西：一家死了多少人，怎么吃观音土怎么啃树皮，最后树皮没了草根没了，饿死了多少人，最后人饿得连抬死人的力气都没有了等等。后来网上很多跟帖随机也发了不少文，占绝大比重的是以抹黑为主，共产党的干部如何残忍，多么不负责任。有些文章说的是实话，比如说浮夸、大跃进期间放高产卫星、一些假大空的作风，这些确实存在。但是最后把死人的原因像百川归海一样，归结到一点，共产党没有人性，这个肯定是不公正的。不过我在没有彻底了解信阳事件之前，疑问也很多，我就想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会把老百姓饿死。
搜狐文化：您当时完全不相信这是单方面的错误？
张向持：我相信是党的错，但是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错了，当时是抱着一种疑问去涉及这件事情，但是在采访过程中慢慢把理清楚了，才知道这是一场政策灾难。它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不是共产党本身作风和执政宗旨发生问题带来的，它就是一种极端冒进、不讲科学导致的大的政策出现问题。
搜狐文化：《圣殿》里写的典型人物，第一书记路宪文，开始自己掏钱为穷人买被子，后来变成只听领导的话，但他也没有贪污腐败，只是觉得共产党代表人民，所以听上级的没错，一个有信仰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背叛自己？
张向持：这个东西是无意识的，那一代人很明显一个特点，就是共产党干部对共产党的绝对忠诚。这种忠诚是无私的，不是因为自己当官才忠诚，那一代人不是那样的，你研究战争年代的历史，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会知道那是大浪淘沙留下的一批人，他们的各种观念当时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受大家拥戴。所以绝对服从、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一般对上面很少持怀疑态度。上面发了指示，今年收购任务是多少，就要坚决完成，甚至是不假思考地完成。信阳事件也是这样形成的，开始上面讲要搞跃进，下面跟着抓落实。搞反瞒产，下面接着狠抓反瞒产，就是在这种执行错误路线的过程中，他们感觉到有问题了，不对啊，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没吃的，甚至平民面临死亡威胁了，于是很多人开始回头，感觉自己的行为和执政宗旨产生背离了，这时候产生了像张树藩直接对抗，路宪文采取一种默认的形式，因为他是一把手。路宪文从开始一直到最后，我相信他是无私的，不过最后过分坚决执行了错误路线，形成了危害，这一点确实有责任。
搜狐文化：革命的过程中组织纪律会带来很大的力量，但在信阳事件中这样的服从却带来了悲剧的结果，并且这与马克思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如何平衡？
张向持：这个东西和个人对忠诚的理解有关系。那一代人首先大家都忠诚，但对忠诚度的把握，对忠诚最根本性的理解，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我就是听话，这个叫忠诚。实际上副省长王国华搞会议政变，那叫什么行为？正常理解是对党不忠诚，但他恰恰是忠诚的另外一种表现，为纠正党的错误，为了党更快更好地改进自己。这个叫不叫忠诚？当然叫忠诚。张树藩认为我是为老百姓谋利的，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做事不能脱离党的宗旨，脱离党的宗旨那就会使党犯错误，于是纠正这个东西，这也是一种忠诚。所以说忠诚涉及到一个境界问题，如果对忠诚的理解更深一点，境界更高点，犯这个错误就更少一点。
沾了军队记者身份的光使得采访不被限制
搜狐文化：书里有首民谣给我印象很深：“为啥笨牛天上飞？因为领导地上吹；笨牛不要怕摔下，地上有的是棉花。”您是怎么知道这则资料的，讲讲田野调查的经过吧。
张向持：河南大跃进期间这种话很多，我仅仅选了一首，民间直到现在从50年代过来的人对这个东西都比较熟悉。这个民谣实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绪，来自民间的社会情绪，共产党队伍中领导干部吹牛吹的太大了。我这个采访是以民间为主，当时官方不理解，不配合，我只能到老百姓家里去，再慢慢地扩大采访范围。
搜狐文化：看后记里面写的，当时的过程挺艰苦。
张向持： 04年开始采访，那时候交通条件也还比较差，手机已经有了，但是信号不像现在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一进山就没信号了。坐长途汽车、小四轮拖拉机、小毛驴车之类的很正常。我们农村出来的人，吃苦没问题，就是怕完不成任务。好在采访没受限，为什么？我是军队记者，要是地方记者早就把你赶走了，不让你采访，因为沾了这个光，第一虽然不提供方便，但是绝不限制行动。
搜狐文化：您是军报主编，一方面是新闻工作者，一方面又是党的宣传工作者，您觉得这两种身份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向持：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实际是一家，中国的国情不能按照新闻规律去要求，新闻规律就是真实客观地反映，但党报号称喉舌，喉舌是带有主观意向的，尤其我们部队的军事记者。再有新闻报道可能是客观的吗？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学新闻专业的，也在不断探讨这个事，新闻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客观性到底能不能做到。但实际上凡是靠人来做的东西都有主观性，西方记者为政治服务、为商业服务更明显。我觉得新闻的意义在于，你主观是否向正义和公正靠拢。如果你是为了公平公正，为了真理，主观上你要和那些权势对抗，我赞成这种观点。如果为他们掩盖什么，掩盖邪恶，主观为他们服务，那肯定是最丑陋的东西。
搜狐文化：作为宣传工作者，建设性的批评和别有用心的抹黑在实际操作中怎么区分？
张向持：建设性的批评它是无私的，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不带个人色彩，它是为批评对象的利益负责。比如你做错什么事情了，我说你这么做是不对的，这样对你有什么影响，什么危害，这是一种很善意的批评。有意抹黑就不一样了，你本来做错了一件事，我给你扩大成两件事，本来你是往前错走了一步，我说你走了十步，故意夸大其词。什么叫故意抹黑？本来没那么多黑，使劲往上涂颜色，那不就故意吗？我觉得这个不单是不公正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的品质问题，也属于境界问题，区别还是很明显。
搜狐文化：现在很多人他可能知道是善意的批评，也要说成是故意的抹黑，不想面对自己的缺陷。
张向持：你说的意思我理解，现在很多政府机构对待批评是一刀切。批评不从善意的地方理解，只考虑会让大家产生不良看法，他并不是从改进错误的角度出发接受批评，只是为了避免形象受损。这种行为首先思考问题深度不够，如果深度够的话，他就会想到对自身有什么益处，这件事肯定是影响形象，因为错了，那么如果你掩盖下去你的形象只能会更坏。你如果改正了呢？改掉了形象不就找回来了，道理很简单，但他就是想不到。有时候也未必完全想不到，就是不愿接受，既是工作作风问题，更重要的我认为还是一个境界的问题。
儒家文化不可能培养出海瑞那种官
搜狐文化：看您的书里挺佩服许世友将军的。
张向持：许世友将军这个人他一生是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你看他为什么后期毛泽东那么信任他，在战争年代他可是挥拳打过毛泽东的人。因为许世友干什么事他是做在明处，包括三年自然灾害，他其实给中央提了很多意见，有些直接提给毛泽东的。说透了，他这种感情就是为老百姓打天下，为老百姓谋利益，战争年代为老百姓打天下，和平年代为老百姓谋利益，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为人民服务。这最基本的两点他能把住，所以看到有什么问题，包括其它一些错误行为，许世友是敢放炮的，这种放炮都不是为了个人，他都是为了整体利益。
搜狐文化：在信阳事件里，毛泽东应该负多大的责任？
张向持：大跃进是毛泽东发起的，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对大跃进，后人有后人的理解，他们那一茬人有他们那一茬人的理解。大跃进是以跃进的形式发展经济，毛泽东说不要小脚女人一步一挪，跨越发展，追求一种速度。当时国家很穷，国际环境不好，世界封锁中国，毛泽东一心一意想把这个国家变得富强起来，所以产生了大跃进，抓经济建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非科学的东西，那不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强调速度，并不是让你胡来胡干。中国的情况到现在都是这样，上面一句话下面变成两句话，上面说一步下面变成三步五步。后来大跃进的狂热现象，毛泽东在不断纠正，但纠正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阻力在于全国全党全民都发热了，当时船大难调头，左右不了这个形势，一个人说一句话，不可能每个人都听到。另外当时毛泽东处于二线，他的任务是负责国际共运，当时四面围剿中国，毛泽东要研究怎样冲破封锁，让中国找到一个和国际大家庭融合的途径，国内的一切工作放给另外一些人去干了。
搜狐文化：书里面写许世友当将军以后他的母亲还是在河南种地，现在却有很多富二代、官二代。
张向持：我这书名叫《圣殿》，其实在呼唤一种美好的东西，共产党过去优良的传统作风。我始终认为共产党前期那些良好的作风和传统是赢得人心的，老百姓之所以拥戴党就是因为这个。但是现在由于经济利益，共产党把很多传统丢掉了，把钱袋子捡起来了。我通过反思信阳事件呼唤这个。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多严重，50年代脱离群众要是像今天一样，那场灾难能过得去吗？不可能老百姓坐在粮仓门口不抢粮，不可能饿死不骂共产党，就是因为老一代共产党人好的传统作风，才没有失去老百姓的拥戴，没有失去信任，这是一种感召力。
搜狐文化：有人认为应当用儒家道德来规范官员的人格，让他们做海瑞那样为民请命的好官，您同意吗？
张向持：儒家文化不可能培养出海瑞那种官。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绝对的忠诚。过去的说法就是，我说什么你听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核心宣传这个，儒家思想是一种统治文化，怎么可能产生海瑞那样的官？
搜狐文化：但海瑞是儒家的读书人。
张向持：读儒家的书不一定是儒家人，很简单，他接受儒家教育，但他自己产生了一些思想，他不是完全彻底的儒家。海瑞是有反叛精神的，反叛和忠君这是不是两个概念？如果你要理解为读儒家的书就一定形成儒家思想，那就不可能有海瑞了。
搜狐文化：所以您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有反叛精神的？
张向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之一，革命两个字，革命肯定是一种反叛，至于这种反叛的对象是什么，范围有多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前些年大家对马克思主义非常冷漠，包括我们上大学期间马克思主义基本课很多取消了。凡事不能武断，我相信从资本主义核心地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肯定有它的基础，肯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反复认识得出的一个结论。其实人是讲信仰的，你信神信鬼可以，我信一种主义有什么不行呢？前些年恰恰就是觉得谁信马克思主义，这个人就是很愚蠢的，很让人不可理解，现在也是。可是你凭什么嘲笑别人的信仰？好像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就错误了。读《资本论》你肯定能感受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多么深刻，至于很多设想后面能不能实现，那是靠后人的实践才能得出来的。凡事总有时间过程，我们现在干任何事情都一样，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不一定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句话都是真理，但是只要大的思路没问题，过程需要周折，这不奇怪。
河南现象就是中国现象
搜狐文化：前两天有一个新闻，是河南信阳今年粮食大丰收，但因为粮食质量有问题两个月都卖不出去。像河南这样产粮大省现在还是很贫穷的，中国农民的日子过得还是很苦。
张向持：我们为什么反腐败，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这30多年，红利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太少，大量被权贵利益集团分了，所以利益产生了腐败，腐败同时在催生利益。这样只有一个结果，让老百姓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财富就这么多，大量被他们给瓜分掉了，老百姓还有吗？产生的腐败已经让老百姓到了几乎是忍无可忍的程度了，今天反腐败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搜狐文化：最近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也很多，学者们提出乡村社会在解体，又开始有人觉得集体化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张向持：集体化绝对是一个好路子，研究历史一定要两只眼睛看，不能带感情色彩，一只眼睛总是看不透的。人民公社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说透了是集中大家的力量办大事，手握起来是拳头，松开没有力量。但是凡事怕走极端，人民公社当时这个路子肯定是对的，最后产生了一个极端的行为，所有的东西都充公，锅碗瓢盆收掉了吃大食堂，这个肯定不行。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不断的摇摆中前进，中国社会也是这样。人民公社你说彻底错了，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第一，人民公社时代土地是公有的，你说错了，错了之后就分田到户。那为什么现在又搞联合收割机，还要把土地重新搜集起来？那是因为规模生产的需要，人民公社讲的就是规模生产和规模效益，现在回过头，还是这种形势。第二，人民公社集中力量，修成了红旗渠，修成了多少水库，到现在我们每一个城市饮水供应几乎都是靠50年代修的水库，假如没有那时候修的水库，我们今天吃水是困难的。红旗渠3/5费用怎么来的？林县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捐献出来的，卖鸡蛋、卖家具、锅碗瓢盆都卖，只要水引过来。你想那种力量，什么叫撼天动地，现在的人哪个领导有那么高的号召力，不可能。
搜狐文化：以后还打算再写书吗？
张向持：书肯定要写。要写的东西很多，但是不管写什么，还是扬善，即便是批评的形式出现，目的还是要扬善，要呼唤美好的东西。咱们这个社会不能把美好的东西丢掉了，太可惜。
搜狐文化：还会以河南为题材？
张向持：那倒不一定。不过河南是一个富矿，研究历史离不开河南，每一段历史都离不开河南。河南是民族发源地，民族文化发源地，两个发源地决定了河南在中国的地位。它折射出的正反两方面的东西都是中国现象，任何一个时代都这样，毫无问题。河南现象就是中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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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持接受凤凰网采访
凤凰评论：就你了解，信阳人民对大饥荒的了解程度如何？老年人之外，年轻人是否知道？
张向持：在信阳，再年轻谈到这个话题大都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它毕竟是个重灾区。老人教育孩子的第一句话就是“怕吃苦你是没法过粮食关的”，这是信阳人教育子女的一种方法。
前段时间去信阳做图书发布活动，一个小伙子一人买了20本让我签名。他说生在信阳长在信阳，平时在家里听到这个话题比较多，同辈也常讨论老人动辄提的大饥荒、粮食关，他们也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其实人们对社会的关注是全方位的。虽然时隔50多年，但信阳事件是当年历史性灾难，不管老年人、年轻人，对事关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大家的关注并无更多差异，只是反映形式不同罢了。有些喜欢在网上查一查，有些就喜欢直接参与进来。
凤凰评论：就你在采访中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当事人是否愿意接受采访？
张向持：采访初期很艰难。官方回避、不配合，他们认为是污点，这是官方潜意识里的一种规矩。
我通过很多关系找到一位曾亲历的老干部，老人同意采访，但子女拒绝，因为“上面没有通知我们接受采访。”后来他自己溜出来找我说愿意谈。
老人给出两个理由，一是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当事人如果再不说话，再过几年，这段历史不再有见证人，二是历史真相和现在网络上传播的历史不是一回事，这场灾难真实存在，但不是现在民间流传的，除了一团漆黑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们做了大量的事情，都被掩盖了。”
最初介入时我也一直在想：共产党执政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那为什么老百姓饿死那么多？在非常多的采访后我才知道，是决策和政策失误造成这场灾难。凡是历史，不管以什么形式存留下来，至少我们在看的时候，必须是对的错的都摆出来，让大家评判。
凤凰评论：当事人对那段历史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张向持：遂平人民公社的一位老干部和我说，“这段历史一定要写，这是党当年沉痛教训，我们希望这个教训能变成共产党的财富，不然，百八十万人白死了。”经历过那场灾难的老人，都是抱着一种很负责的态度，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公布于众。
我在信阳采访老干部时，发现几十个老干部每个人都在写回忆文章，积累了厚厚两大本，想出个集子，但是没有人敢出。字里行间，你看不到宣泄或痛恨的感情，都是抱着回顾历史、吸取教训，为共产党献言献策的想法。
那一代人对共产党的忠诚，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这种信念，是一代人的信念，不是一两个。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告诉我她连续看了五个晚上，“这部书让我每天都流泪，书里面夹满餐巾纸。我写了2000多字的读后感，核心就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怎样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怎样不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饥荒三罪：决策失误、盲目信赖、官僚主义
凤凰评论：从信阳大饥荒形成过程来看，它的内在逻辑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灾难？
张向持：归纳起来，第一是感情因素，那个时代的共产党员绝对忠诚，有很浓厚的信赖感，第二，政策的盲目性，主要是这两种因素促成的。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一穷二白，党中央渴望尽快改变。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成非常突出，超额完成任务，还加上抗美援朝战争。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一方面国际环境对我们很不利，渴望发展的愿望更加突出。毛泽东的经济建设观念形成了以跃进形式发展经济，不能小步跑，要大步向前——也不能说这种愿望是错的，但是中国的现状是，一旦上面要求你做一件事，下面就可能做两件，上面要求走一步，或许就会跨三步、四步，所以最后形成一种狂热，全党全民的狂热，不计一切代价发展经济。
那时候，人们很容易陷入盲目信任的狂热，即使政策决策出现偏差，下面的人也是不加思索地跟着干。比如说粮食高产一亩地从几千斤发展到几万斤、十几万斤。
凤凰评论：没有人发现问题吗？
张向持：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基层干部已经看出问题了，想办法回避上面指示，变相抵抗，变通执行。当发现老百姓挨饿时觉得应该放粮，但那时地级以下政府是没有权力管理粮食，至少省级才有权限，但是一旦向上打报告，上面就说你的粮食产量那么高，你才交这么点，怎么会缺粮食？又遇到官僚主义，反复向上反映情况，上面再反复质问。
在这个交叉过程中，老百姓开始吃野菜、树皮、草根，产生浮肿。情况严重后，有些地方干部胆子大，暗中开仓，有些更聪明点，提前把稻壳子不打干净，重新拔出来晒，和稻壳掺到一起应急，但多数人还是解决不了粮食问题。我推算了时间，饥饿期在三个月左右，爆发期半个月，人纷纷倒下，在1960年春节前后。
直到最后饿死人，上面认为可能是疫情，不应该是饥饿，罔顾事实，自己骗自己。官僚主义的背后是领导人的个人工作作风问题或是政治品质问题。
信阳大饥荒是顶层的政策决策出现严重问题，加上民众对执政者的高度信赖，如果还另有原因，那是官僚主义。
凤凰评论：大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体制固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在这本书中，从信阳大饥荒的起因和处理，对大饥荒起到核心作用的应该是当时河南省的主要领导人。不知道你怎么判断这个事情？
张向持：在采访过程中，大家看法比较一致的是，当时信阳的地委书记和河南省委书记是罪魁祸首。但随着采访面越来越大，你会发现这不是个人问题，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左右不了当时局面，你给他天大的能力，他也杀不了那么多人。
这是一种政治氛围，政策决策一旦出现偏差所产生的社会气氛。往前走的时候，有些是热情参与者，有些是冷眼旁观者，冷眼旁观者很清醒，但是他既不敢说什么，又得跟着走，他顶多是不往前跑。
三、最大教训：违背群众利益就是违背党的利益
凤凰评论：信阳大饥荒事件中老百姓大批饿死时，大多数官员就是严格恪守纪律，比如没有命令就是不敢开仓放粮，你怎么看？
张向持：多数干部是执行上级指示不敢越位，少数官员有越轨行为。张树藩一夜放700万斤粮食，信阳副县长采取很多办法，打开仓库说是生虫粮食发给老百姓，另外一些干部设粥棚，到国库借粮，多种办法都想。在当时那一代官员头脑中，人民利益这四个字观念是非常牢固的，越位与否，只是涉及对上的忠诚问题。
所以只能出现两个情况，讲忠诚就要执行，保护老百姓就必须违背组织纪律，实际上，这两种行为现在讲都是无私的。忠诚是维护党的形象，维护党的形象的根本问题就是看群众工作做得怎么样，违背群众利益就是违背党的利益，
忠诚归根到底是境界问题，境界不同，对忠诚的表现方法就不一样，我觉得当时敢于抵抗命令的人，都是有境界的人，他考虑大忠诚，他考虑是共产党的形象。
凤凰评论：信阳大饥荒总体是巨大灾难，有研究显示，除了饿死的人之外，被拷打致死的有成千上万人，很多人为了活命而吃死人肉。但是，《圣殿》中也有一些让人温暖的情节，比方说县委书记从头到尾反对这个政策，想尽办法少上交一点粮食。但尽管如此，好人还是没办法阻止灾难大面积发生。
张向持：人的社会发展，核心问题是境界在决定，人的最初境界和社会发展的程度，应该是不断的向前发展，境界应该是普遍提高才行。现在人的文化比过去高得多，遍地都是博士。境界高吗？未必。如果真境界高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人情力量太强大。人性的光辉带有普照性，一个没有人性的社会，肯定没有力量，那么大的一场灾难，大家能够渡过来，社会没乱，这说明什么？共产党干部倒在街头，粮站站长冒大风险把仓库粮食搞出来一罐子，给他煮着吃救了公社书记一命，他救的仅仅是书记吗？这也是他的乡里乡亲，但是当然他的位置是党的干部。粮站站长自己的爹快饿死了，煮老鼠吃都可以，他不动一粒粮食，人性和党性的结合，这事就完美了。
在郑州时年轻人说看书时觉得我在歌功颂德，讲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我觉得理解错了，它只是事件的一个方面而已，但我也不排除这是个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反思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不然我们不用反思，从现实上讲，你说分析党群关系也好，血脉联系也好，那是一段让人知道怀念的时期。今天，你说不可思议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太少了，但那一代人，那个时期，它恰恰如此。
凤凰评论：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这些人的这种做法确实有依据，但是实际上成了错误决策的一个帮凶。你怎么看这件事？
张向持：这种行为不能怪罪。原来郭陆滩公社党委书记桂慕李告诉我，凡是逃荒的人我一个不放。第一走到哪儿都没饭吃，当时是全国性的灾难，全国性的大干旱，是气候造成的、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生态破坏、大炼钢铁，引起大干旱，到哪都没用。
并不是很多人说的“这三年自然灾害不严重，在正常范围里”，有气象资料，写得非常清楚。看待历史不能带着个人色彩去判断，确实是天灾人祸两面夹击造成的，虽然人祸是主要的。
当时两种人被围堵，一种是外出逃荒的人，另一种是外出写信告状的人。后一种和现在截访的性质是一样的。回顾这段灾难，需要吸取的教训太多，有些教训我们今天这些错误依然在重复。
凤凰评论：我想这其中存在客观评价的问题，有搞特权、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官员，也有一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这两方面我觉得都不能偏废。有些人借怀念过去来说现在不好，说那个时候共产党干部没有贪污腐败，这个肯定也不是。
张向持：当年处决刘青山、张子善，50年代搞四清，就是看到党的腐败问题已经产生。中央把干部的特权上升到资产阶级高度来认识，是下狠心要收拾。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想尽办法限制，这是中国的文化土壤。说透了，贪欲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时有不好的一面，干部打群众也有，但确实有不少共产党员干部，确实生活在群众中间，能发现问题。这部书后来改名为《圣殿》，就是要谈根基关系问题。
http://www.cwzg.cn/html/2015/chaguzhijin_1014/2519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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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2 04: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