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彦梅、董国强：杨时展教授和他的“万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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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开门整风”号召，鼓励党外人士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许多知识分子出于对国是的关心和对党的信任，积极向党进言献策。时为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的杨时展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５月，杨时展给毛泽东写了一份“万言书”，就自己所见的建国以来党的工作中的失误偏差及社会上的不正常现象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五十多年后重读这份“万言书”，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文中有情绪激动用词偏激的地方，但其建议却颇多真知灼见，反映了一位知识分子对国是问题的深远见解，这些见解即便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由于历史的隔膜，当下一般人或许对杨时展教授及其“万言书”并不十分了解。本文拟对其人其文略作介绍，旨在展示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历史遭遇。

杨时展其人

杨时展（1913—1997）是我国著名的会计思想家、教育家，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会计史、审计史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堪称我国会计学界的一代宗师。

1913年11月，杨时展出生于宁波一个旧军人家庭，其父杨辅庭（又称杨左江）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并曾在国民政府任职。杨辅庭乐善好施，思想开明，与许多进步人士来往密切。家庭环境的熏陶对杨时展思想的形成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不仅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还能够与时俱进，不断追求进步。

1931１年，杨时展从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高中文科班毕业后，回到家乡新昌县，在民众教育馆从事平民教育工作。1932年，他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6年末，他参加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分配至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1937年，调浙江省财政厅会计室，后曾任会计室主任。抗战爆发后，杨时展随机关转移到浙东山区坚持工作。在浙江财政厅工作期间，他协助其弟——共产党员陈山（原名杨时俊）——成功营救了多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和新四军干部。1940年，杨时展出任国立英士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杨时展因认识到国民政府的腐败，拒绝重新登记为国民党员（杨时展1932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时曾随班级集体加入国民党）。1947 年，杨时展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并以教授身份救助受迫害的进步学生，因此遭到国民政府的追查，被迫于1948年秋避往桂林，在广西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杨时展对新中国充满了期待，积极投身到党领导下的教育事业中。1953年院系调整期间，他被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从事会计教学工作，曾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工会主席及民革委员等职务。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杨时展废寝忘食地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但是，党和政府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也使他深感忧虑，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所见所闻，也加深了他对这些失误的认识。让杨时展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他的邻居家的一个女保姆为了把户口从农村迁到武汉，不顾儿女们的反对，与农村丈夫离了婚，嫁给了一个武汉男人；为了迁一个户口，竟然有人要蒙受妻离子散之苦，这使杨时展受到很大的刺激。另外，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都是重点整肃的对象，这也让杨时展很不理解。尤其是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杨时展亲眼见过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有时所用的手段还十分残酷。对于这些不正常现象，生性耿直的杨时展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视而不见。恰在此时，党中央发出了“开门整风”的号召。出于单纯的帮助党整风的想法，怀着满腔的激情，杨时展写出他那著名的“万言书”。

“万言书”的主要内容

与当时盛行的“先肯定伟大成绩、再提出些许不足”的一般“鸣放”套路不同，杨时展的“万言书”一开始就直抒胸臆，指出共产党自夺取全国政权、成了执政党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得人”了。他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党在思想上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视争取人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了家”，在一些问题上就难免成为人们怨尤的对象。基于这个基本认识，杨时展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向党提出了许多诚挚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万言书”主要分三个部分，分别阐述了宪法所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利被侵犯问题，社会生活中个人利益被忽视问题，以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若干失误及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伤害等问题。

（一）关于宪法所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利被侵犯问题

杨时展指出，1954年颁布的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可事实上，五万万住在乡下的农民并没有迁居城市的自由。宪法还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在肃反运动中，许多人被自己的工作单位拘禁，甚至被批斗致死。报纸上也屡有关于公民人身自由被侵犯，被批、被斗乃至于殒命的报道，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党虽然给了人民以人权，实际上却并不尊重这些人权”。杨时展认为，不管出于何种考虑，上述这些违背宪法的做法都是十分错误的，不得人心的。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党却对这种行为竟然“神色自若，漠然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某些错误行为长期以来之所以不能制止，正是由于我们党的支持。为此，杨时展在“万言书”中忍不住大声疾呼：“此之谓虐政！此之谓不仁！”

对于解放后进行的各种选举，有人曾形象地比喻为“就像抬轿子，叫抬就抬，抬到就是”。然而杨时展则认为，我们还不如抬轿的，因为抬轿的至少还可以看到他所抬的人，我们的选举却是连自己所选的人是长短肥瘦都不知道，更别说他的品质能力了，“我们只是投票机”。

为了捍卫宪法的尊严，切实保障人民的法定基本权利，杨时展在“万言书”中提出三点建议：首先，要在全国各级党政干部中间展开一次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的教育活动，并把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全国城乡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以纠正过去那种“对国家有利的我们就注意，对人民有利的，则唯恐人民知道”的宣传倾向。第二，各级检察机关要特别注意人权保障问题，严格制止各级行政人员用任何借口来侵犯宪法所赋予的人权，严格制止随便用行政法令来勾销、限制宪法的规定。第三，各级人民代表对一切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能充耳不闻，熟视无睹，而要敢于讲话，真正发挥起人民代表的监督作用。今天看来，上述这些建议无疑都是正确的。

（二）关于社会生活中个人利益被忽视问题

杨时展指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严重忽略了个人利益，并形成一种十分错误的认识——即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主要是因为领导人多看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人民大众则多看了个人利益、目前利益。在杨时展看来，所谓 “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是凭空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和“目前利益”基础之上的。我们建国后一直采取农业支援工业的做法，对广大农民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农民吃不饱饭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工业发展中的“高积累、低消费”模式，又使得城市工人群体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这难免让工农大众对党和政府生出失望甚至不满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党不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生存状态，与人民离心离德，还谈得上什么“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呢？

杨时展认为，古人说“王道不外乎人情”，就是说一切政策措施要顺情合理，不能矫情夺理。说到底还是要实行“宽仁”的政策。据此，他在“万言书”中提出，要慎重考虑国家积累与国民消费之间的比例问题，将积累的速度适当放慢，适当提高消费的份额。同时，在消费中要尽可能的限制国家机关的消费而增加人民大众的消费。其具体做法包括：（1）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和职工工资，改善人民大众的物质和文化水平；（2）在农业社里，适当地放慢大型基本建设工作，使人民有充分时间从事眼前的增产工作和副业；（3）适当地降低生活必需品的利润，稳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保障消费品的质量；（4）严格计划机关用房屋、车辆、布匹、纸张，彻底裁并机关，纠正年年紧缩、年年扩编的不合理现象；（5）重新考虑常备兵员问题，注意军事和国防机关的进一步节约的问题；（6）在全国工厂、机关、学校内严格实施八小时工作制。

杨时展提出的这些措施，在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及国家经济方面的许多问题时仍有许多可取之处。

（三）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杨时展对当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偏差及其不良后果无疑是感受最多和最深的。因此，他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是最多的。当时许多党和政府官员在做工作总结时，常常习惯于采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八股范式。 “万言书”却尖锐地指出，就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际影响而言，无疑“缺点是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在杨时展看来，党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口号，不但内容过于空洞，不够具体，没有抓住知识分子的特点，而且这种提法本身就存在问题，其隐含的一个看法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各方面的表现特别糟，因而特别需要加以“教育”和“改造”。

杨时展认为，党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出现问题，主要是由于党对知识分子缺乏了解。实际上，建国后知识分子群体已经有了迅速的转变，他们不但具有普泛的爱国主义情怀，而且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党却长期忽视知识分子的这一转变，对知识分子一直不信任，认为知识分子虽然爱国，却也留恋在旧社会的地位，向往资产阶级民主，这种错误判断导致党对知识分子忽冷忽热，而且冷的时候居多。大多数时候，党觉得知识分子思想落后、历史复杂、政治态度“不明朗”，于是一有机会就“扎扎实实整他们一家伙”；有的时候，又觉得知识分子有知识、有技术，可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于是又对他们进行“统战”。因而，建国七年来知识分子一直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唯恐出错。回想起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摧残，杨时展在“万言书”中忍不住怒斥“工人所不忍施之于资本家的，我们悍然施之于知识分子”，还说许多知识分子因“不胜精神摧残，不胜斗争之辱”而死，实乃“天神公愤，道途咨嗟”。虽然杨时展的上述言论带有明显的偏激之处，但他在“万言书”中所提的以下建议却是十分真诚和中肯的。

“万言书”提出，要改善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消除知识分子心理上与党的隔阂，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党要本着“有偏必纠”的精神，对历次运动中——尤其是1955年肃反运动中——不正确的地方进行纠正。一方面，对所有被错误斗争的知识分子，要主动地赔礼道歉，摘掉他们头上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对那些因历次运动而失去工作的人，要恢复他们的工作；对那些在运动中无辜牺牲的人，要为他们恢复名誉，并做好其家属的抚恤工作。另一方面，对那些在运动中因私人仇恨而借故对他人进行打击报复者，要严加处理；对那些领导运动的人，如果偏差特别大，引起群众的普遍不满，也应给予必要的教育。第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当有所改变。要注意照顾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要努力创造条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潜能。具体措施应包括提高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允许大学教师或其他高级知识分子自由流动，“合则留，不合则去”；如果党要高级知识分子担任行政工作，就要充分信任他们，要使他们有职、有责、有权，等等。

因言获罪：坎坷的右派经历

“万言书”写出后，正值运动由“整风”转向“反右”之际，杨时展的邻居钟自能教授曾好心地劝他不要寄出。但杨时展怀着对共产党的信任，毅然将“万言书”径直寄给了毛泽东本人。“反右”开始后，他又主动将此信底稿交给学校党委。不久，这份“万言书”被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党纲领”，在《长江日报》上公开发表。杨时展也因言获罪，被定为“极右”分子，受到撤销职务、监督劳动的处分，成了武汉地区最著名的“右派”。

1958年，杨时展被发配到学校下属的鲁巷农场去养猪。后来，他又被转到石咀农场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石咀农场距武汉市区约四十多华里，杨时展每月只能步行回家一次，每次要走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家。1960年，由于长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杨时展得了肝炎和血吸虫病，浑身浮肿，后来又出现了肝腹水。1962年，杨时展终于结束了劳动教养生活，回到中南财经学院图书馆工作。开始他被安排在阅览室，学生们来查阅资料时，他总是热心地给予一些指点，于是来向他请教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个学生还给图书馆领导写来一封表扬信。不料，这封表扬信却引起一些“革命群众”的警惕——一个“右派”分子怎么会得到学生的表扬？他是不是在乘机毒害学生？于是，他又被调到书库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杨时展这个著名“大右派”自然是在劫难逃。1966年夏天，一批“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发现了一套《三国演义》，就强迫他跪在地上交代为何收藏这种“大毒草”；他的妻子也被拉来陪斗，还被剃了“阴阳头”，受到极大的侮辱。作为“牛鬼蛇神”，他还被勒令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马路，然后再去图书馆上班。尽管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杨时展工作起来仍然十分敬业。在1967年夏天的武斗高潮中，同事们都躲在家里不去上班，他却经常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到学校守着图书馆，保护图书。

杨时展一直拒绝承认其写“万言书”的目的旨在“反党”，他坚信，“真金不怕火炼”，真理最终总能为人们所接受，因此他从没有向组织上申辩过。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却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改造”，因此直到1971年，他才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作为一个“摘帽右派”，他的现实处境并没有多少改善，依然在图书馆从事后勤工作。

在沦为“右派”的二十多年生涯中，杨时展仍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念和对事业的追求，依然坚持进行学术研究。由于“右派”的身份使其无法公开发表文章，他曾将写成的论文以其妻子的名义投稿。在图书馆书库工作期间，他还打算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挑选两百部名著加以介绍和评点，编一套《中国典籍两百部》的丛书。他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坚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和手稿，并曾多次向领导提出请求，甚至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写信，希望得到支持。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的这个愿望自然不可能实现。后来，他被下放到京山农场劳动。为了避免这些手稿和资料散失，他特地让自己的孩子将其带到插队落户的农村收藏起来。1978年，杨时展终于得到平反，重新回到教学岗位，但是时间已过去了二十二年。

杨时展曾说过：“我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关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价值”，坚信“假不覆真，人生无悔”，所以对于写“万言书”一事，他从来不曾后悔过，这无疑展现了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博大胸襟。五十多年后重温杨时展的这篇“万言书”，我们不能不发出以下感叹：如果“万言书”中那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在当年被采纳的话，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许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来源: 《书屋》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