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普：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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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

高振普


◇　出席关于罗瑞卿的上海会议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５日，周总理让我们准备飞机去上海。邓大姐知道后，问总
理这么突然去上海有什么事。当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召见时，她也就不再问了。因为
毛泽东在外地召见的次数太多了，她不便问什么事，只是问大概要多长时间。总理
说：“只说有事，不知什么事，大概一两天就可以回来。”我们从他俩的对话中估
计时间不会太长。不过根据多年的经验和习惯，我们为总理准备外出的行装是很充
份的，出去一天和出去一个月所带的衣物一样多，甚至于还要带一些适应天气变化
和再改变去处的衣物。我们个人所带的换洗衣服就没那样充份了。记得那次去上海
，我只是带上了洗漱用具，说是一二天就回来，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到了上海，总理住锦江饭店南楼十四层。当天，毛泽东召见了总理。晚上周总
理就叫秘书周家鼎了解刘少奇主席的行踪，此时刘主席出访亚洲四国，回国后打算
在昆明休息几天，得到毛泽东主席请他开会的通知后马上飞到上海。几天之内，中
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的部份同志和有关省、部队的负责人陆续到了上海。１２
月８日会议开始，是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内容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一无
所知。与会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住锦江南楼。毛泽东、林彪不住在这里。会议规
定工作人员不得相互走串，不得离开酒店上街。规定制度的本身是与会议相适应的
，严格保密，怕走漏风声。首长去开会，规定警卫人员只准把首长送到电梯口，不
得跟随至会场，常委的警卫人员也不例外。

随领导同志来上海的工作人员，大部份不知时间长短，可有一条，谁也没估计
到会开得这么长，也从来没规定过这么严格，连街都不能上。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
带，脚上的袜子只有一双。当时是冬天，上海不断地下小雨，较厚的尼龙袜，当晚
睡前洗了，第二天又不会干。应我们工作人员的要求，上海接待处经请示会议批准
，临时在锦江北楼设一小卖部，以便我们去买换洗的衣、袜。借去小卖部的机会，
到院子里透口气。说实话，一天到晚在楼内呆着真难过。

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我们虽然不去打听会议内容，因工作关系也会听到一言
半语。觉察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出了事。这在“文化大
革命”前真是天大的事呀，是继高岗事件、彭德怀事件后的又一大事件。由于不了
解事件的真相，心里更怕。

成元功和我，还有保健医生卞志强随总理到上海，看到这次会议的情况，特别
当知道是罗瑞卿的事情后，在总理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聚在一起，议论上
几句。总理来得这样匆忙，对大姐说一二天就回去。党内出了这么大的事周总理事
先一点不知道，刘少奇主席也是临时由昆明赶来上海开会，也会感到突然。另外，
叶群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她既不是政治局成员也不是书记处成员，她怎么来参加会
？还有她的女儿也跑前跑后，这到底算个什么会？我们的议论是无边际的，但也不
是捕风捉影，最后还是落到这会什么时候结束，这会的结果怎么样，罗瑞卿会怎么
样，因为他一直是我们的老首长呀！

１２月１５日，会议结束了。我们虽不知会议的内容，但已比较明确地看出这
次会议是针对罗瑞卿的，属什么性质的问题搞不清楚。我们这一家除周总理就属周
家鼎最清楚了，他们谁也没对我们透露半句会议的内容。

时任警卫局副处长的孙勇把我们各家召去开会，宣布回北京分乘几架飞机的名
单。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和罗瑞卿合乘一架飞机，最后离开上海。当听到这个
乘机名单后，我有些放心了，猜想着罗瑞卿的问题不会太重，不然的话，为什么能
和两位常委同坐一架飞机呢？回来我对成元功一说，他也有同样的看法。

１２月１７日上午，飞机由上海起飞，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罗瑞卿围坐
在一块，相互交谈着，看得出，他们都很沉闷。罗瑞卿总长显得更为憔悴。回到北
京后的很长时间，看不到罗总长参加什么会议，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被推下万丈
深渊。

我再次看到罗瑞卿总长，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打、砸、抢时代。在北京
乒乓球馆，他被红卫兵用筐抬到会场，与彭真、杨尚昆、陆定一共同挨斗。这场面
，惨不忍睹呀。由于长期在中南海领导人身边工作，对这些领导人有一种自然的感
情，虽然对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敢怀疑，但对一些领导人这样被批
斗，感情上实在不能接受。

１９７８年８月，罗瑞卿同志为了更好、更多地工作，想把“文化大革命”中
致伤的腿治好，在手术的过程中不幸死于心脏病。

◇　寻找彭真

早在１９６６年３月彭真就被扣上了“包庇坏人”的帽子，罪名是“北京市委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５月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李雪峰、吴德
分别担任北京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彭真被免除职务，靠边站，住在家里，等待批
判。

北京市委改组后，跟着就是对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人的更换，各大专院校是“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因而各大专院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们造
反的势头很大。

谁也不曾想到，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４日，彭真被
人绑架了。秘书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消息。这是建国以来最惊人的事件。虽然我们
的国家搞了像“三反”、“五反”、内部肃反，包括“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也
未发生随便抓人的事情，更何况对领导人，特别是对彭真这样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
望的人，为革命作出过非凡贡献的人。虽说毛泽东批评过他，但只是在党内；虽然
他不当市委书记，可还是政治局委员，怎么办应由组织上决定，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

周总理接到报告，很着急，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办法，分析是哪些人所为，
把当时北京有关的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约到国务院会议厅。

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到了。周总理说明今天约他们来的用意，向他们打听彭真
同志的去处，绑架是何人所为。造反派几个头头相互耳语了一番后，一位女学生开
始说话，承认是他们干的。

总理严肃地说：“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极端错误的。”总理叫他们马上
把彭真同志交出来。几个造反派头头辩解说，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向修正
主义开火”，是为了叫彭真老实交待问题。

总理说：“彭真同志的问题，应由他向中央交待，而你们这些学生，不应干预
中央的事情。”

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仍然没有结果。总理有意想把气氛缓和下来，对他们说
：“同学们如果觉得抓走了，自己放回来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说出把彭真同志关在
哪里，说出地址，由我派人去接出来也可以。”

造反派们看到了周总理的严厉态度，说话的口气虽然缓和下来，但仍不肯把彭
真交出来。他们相互推诿，说是今天来的人谁也不当家，无权答应放人。还是那位
女学生开了口：“请周总理放心，彭真住的地方很安全。他一次可吃两个窝窝头，
我们回去后商量一下，再告诉总理。”

周总理也看出，今天不会有结果，就向他们规定了几条：

第一，彭真同志的安全你们负责，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
第二，不准打骂、体罚。
第三，不准不给饭吃。
第四，不准再转移到其他地方。

散会后，周总理把北京卫戍区的同志留下，指令他们派出人员，一定要找到彭
真同志被藏的地方，想办法营救出来；对其他领导人的家严加防范，不要再发生类
似事件。还特意指出像万里同志，一定不要叫他们抓走。

◇　约陶铸谈话

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接见广东来京的红卫兵会上
，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镇压群众的总后台”。几乎
与此同时，中南海周围的街上就贴出了揪陶铸的大字报，游行的队伍也随之而来，
声势浩大。可见是事先已作了布置的。对这内外相呼应的局面，周总理也感突然。
在这之前周总理已知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诬告陶铸。总理在毛主席那里肯定过陶铸在
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不是镇压群众。

怎么办？陶铸这位中南局的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转眼间
，被宣布为毛泽东的对立面，成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代表人物。江青等人善用突然袭击的伎俩，这已不是新鲜事。雍文涛、周荣
鑫、吕正操就是在“文革”开始时，被江青在红卫兵大会上点名出局的。可他们都
是部长级的人物，而像陶铸这样的政治局常委，也同样可以被江青一点名就垮下台
来，确实惊人，可见党内不正常的现象正在逐步升级。

就在江青等人宣布陶铸是“保皇派”的同时，陶铸正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
兵，幸而被接见的那些小将们不知陶铸已经倒霉，不然的话，他们群起哄之，会把
这接见的会场马上变成批斗会。周总理等陶铸接见结束，约他来西花厅。此时，陶
铸本人还不知自己出了事，进门时还说了句“要不是周总理叫我有事，那些红卫兵
还不会放我走”。

在周恩来办公室，两人相谈很久。总理送陶铸出来时，陶铸低头无语。周总理
心情沉重地与陶铸握手道别。这以后，周总理再也没单独见过陶铸，而陶铸只好隐
居在中南海的万字廊。

◇　“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

“五一六”是指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１９６７年七八月间，北京街头出
现的署名“五一六”兵团的标语中有些是攻击周总理的。这当然有人在幕后指挥。
当时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后来又出现“谁反对江青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但是“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却出现很少。但是，“五一六”兵团
攻击周总理，是群众起来把它定为反动组织的。“五一六”兵团的寿命不长，但影
响很大。全国掀起揪“五一六”兵团成员的浪潮，派系之间也以“五一六”定罪。
由于斗争的扩大化，就很容易错划了一些“五一六”分子。周总理曾经指出，“五
一六”是少数，不要扩大化。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搞扩大化，把揪“五一
六”分子推向全国，以证明反周总理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制造影响并
打下基础。

万万没想到，扩大化扩大到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位国务院机关的干部
，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另外一派就对他实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
”的政策。他被定为“五一六”自感冤枉，于是就来个以攻为守的“坦白”，把张
树迎和我“坦白”了出来，说我俩是“五一六”分子。说我们一旦有了机会，会对
总理下毒手。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很快面报周总理。周总理当然不信，说是只凭一
个人的口供，就给别人定性，不可靠。“老张（树迎）、小高（振普）在我这里工
作多年，从他们的工作表现说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以后的事实证明，周总
理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　不能离开中南海

１９６７年夏，“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轰轰烈烈”，在“中央文革”的煽
动下，对刘少奇的攻击更加公开，更加猖狂。造反派冲击国务院，围困中南海，揪
批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开攻击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并纠集了中南海内的
造反派组织，于７月１８日晚，把刘少奇、王光美揪到工作人员食堂，批斗两个多
小时，进行人身攻击。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纵下，首都一些高校、机关团体的
红卫兵、造反派数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喊，形成了声势
浩大的“揪刘火线”。当然他们不只是“揪刘”，谭震林、陈毅、陶铸等也是他们
揪斗的对象。红旗、标语、漫画布满了府右街道路两侧，后来扩展到中南海北门的
文津街、南北长街，以至于新华门前。这些人，不分昼夜地狂呼乱叫，要把刘少奇
等揪出去。７月２６日和８月２日，谢富治、戚本禹还亲自到“火线”看望，支持
他们的行动。戚本禹“水到渠成”的谈话，鼓励红卫兵坚持下去，把“揪刘”活动
推向高潮。

中南海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部署是很严密的，八三四一部队是听党中央指
挥的。中南海各门都有部队重兵把守。“中央文革”只能调动红卫兵。红卫兵与警
卫部队面面相对，时而发生冲突，红卫兵冲，战士挡。战士们遵照周总理“不动火
，不动气，不打人，不抓人，作宣传”的指示，红卫兵始终没能冲入中南海。

有些高校的红卫兵，还以绝食相威胁，他们声称，不揪出刘少奇，不吃饭。实
际上，他们喝的水是甜的，后来发现，他们交替着吃饭，吃完东西再回去继续“绝
食”。所以虽然“绝食”持续了好几天，但却无一人饿倒。

时间一天天过去，红卫兵、造反派围困中南海的人数逐渐增加。我们有时走出
来，看看他们这“革命”的场面。天气炎热，说真的，这些人也够“辛苦”的。什
么时间收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他们是受人指挥的。他们的目标根本不会实现，
中南海进不去，揪人更不可能，他们的幕后指挥也清楚这一点，只不过是把这些学
生们推出来，替他们充当先锋，搞点声势而已。

中南海的新华门、东门、西门、北门、西北门已被红卫兵围堵，车辆出入很困
难。周总理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办公。外出开会，只好走便门。

夜深了，劳累一天的周总理还要处理积压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墙外的高音喇叭
，不停地播放着打倒这个、揪出那个的口号。靠近总理睡觉房间的围墙外，由于造
反派高高挂起六个高音喇叭，轮番呼叫，吵得总理很难入睡，他只好加大安眠药的
用量。这样一天天地下去，造反派可以轮流休息，可以劳逸结合，周总理却不能，
睡不好觉，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怎么办？我们几个人商量，建议搬出去，找个安
静的地方，睡好觉才能应付这天天的接见、开会。总理不接受，他笑着对我们说：
“毛主席、朱老总他们都住在中南海，这里是中央所在地，怎么能离开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围困中南海的场面何时结束。总理卧室的窗子只有一层玻璃
。我们建议再加一层，这样会降低一点外边的嘈杂声，让总理多睡一会儿。总理不
同意，说这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多吃一点安眠药就可以了。被吵醒后，他就看文件
、办公。

有一天，总理睡在床上，没有听到外边的高音喇叭声，他风趣地说：“他们天
天喊，也太累了，今天也休息了，我会不会因为没有喇叭声而睡不好？”我们被总
理的话逗笑了。说来也怪，人们是容易适应环境的，总理也不例外，听久了，习惯
了，似乎影响不大。哪晓得，造反派们又使出了新的花样，他们在歌声、口号声中
，加上了放鞭炮。这不停的爆竹声，更使人难以入睡，睡着的周总理常被惊醒，只
好起床办公。

由“中央文革”操纵的“揪刘火线”，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使尽了什么招数，
也没能攻破守卫中南海的八三四一部队的防线。长期下去，他们也是困难重重。红
卫兵们吃不好睡不好，天气炎热，污水、垃圾不能及时清理，有的人开始生病了。
他们也感到如果这样坚持下去，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终于收场了。他们要“体面”地收场。８月５日，在天安门广场召集百万人的
“声讨刘少奇大会”，党中央及“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都到天安门参加了大
会。

中南海内，由“中央文革”精心组织，分三个会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进行面对面地批斗。

周总理要去天安门，但他不放心中南海的批斗会。头天晚上，他就分配了身边
的工作人员，分别去三个会场，观察动态，如有过激行为，马上向他报告。大会结
束后，秘书分别向总理报告了三个会场的情况，总理听后很沉闷。

自此以后，刘少奇就失去了自由，与王光美被分隔看管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见了刘少奇的贴身警卫科长。他手提菜篮到副食店买佐
料。我奇怪地问他：“你不是住在北长街吗，怎么到这边买东西？”他叹了一口气
说：“给少奇买的。”

“怎么……”
“不是也造反了吗？”

我们俩握手告别。

我把这事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有关单位，对少奇同志在生活上还要保证供应
。

从那时起，对于刘少奇的处境，身体状况，总理都亲自写信向毛主席报告。刘
少奇因生活居住条件的变化，精神上的刺激，很快病倒了。总理知道后，指示新华
社记者，把刘少奇病在床上的情景拍下来，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看看刘少奇已
被折磨成什么样子。

“揪刘火线”搞了一个多月，周总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地生活工作。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也逐步理解了周总理为什么不能离开中南海。

◇　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周恩来总理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
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份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
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
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
、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１９５８年算起，截止到１９７６年，两人共收入１６１４４２·
００元，用于补助亲属的３６６４５·５１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１０２１
８·６７元，合计４６８６４·１８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
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
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大姐都关心着他的
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３００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６０年代
这３００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
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４０４·８０元和邓大姐的月薪３４２·７０元，合起来是７４
７·５０元，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
夫人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份来补
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５０００元就交党费，在
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１４０００元。总理去世后，两人
合计积蓄５７０９·８０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３０００元党费。８０年
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１９９２年７月最高达到过７０６·５０
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
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１９９２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
买的国库券５５０元，共计１１１４６·９５元，全部交了党费。


作者１９６１年起任周恩来的卫士、１９８３年起任邓颖超警卫秘书。本文摘
自《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第１版）

http://www.cnd.org/CR/ZK03/cr174.hz8.htm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