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青年毛泽东

tuffy05

转摘自爱思想网。

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毛泽东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与中国近现代一些政治大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有所不同，毛主要是以其通过政治树立的思想权威做了这种主宰和支配，所以具有重要的思想史的位置】，他将是长久被人反复研究的对象。由于许多主客观条件，本文只拟摘抄一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青年毛泽东的某些思想资料，作为研究探讨的准备并着重于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似乎在其一生的活动和思想中都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记。
　　 一、“动”、“斗”的宇宙-人生观
　　 已经有好些传记性的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研究，特别是关于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哲学，确乎是毛泽东从早岁到晚年一直非常感兴趣和非常关注的方面。早在1917年，他便大力强调“非普及哲学不可”：“今日变法……，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替枝节也。……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与黎邵西书》1917年8月23日)。宇宙真理才是“大本大源”，这“大本大源”也就是“思想道德”。所以，“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则沛乎不可御矣”（同上）。毛青年时期便致力于哲学，他所理解的哲学是指对宇宙、人生的总的观点、看法，这种观点、看法既是“天道”(哲学)也是“人道”(伦理学)。③【可见毛并未脱出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心理积淀的根本特色（“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他的这种哲学世界观从根本上支配了他的一生的行为、事业和他的其它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他这个哲学世界观的一些基本特征正是在其青年时期开始涌现或形成的。其中，有几个因素或特征特别值得注意。　　(《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年4月)
　　 第一，毛所理解的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这“大本大源”也就是“宇宙真理”。从毛青年时期的《讲堂录》（1914-1915）、《伦理学原理批语》（1917-1918）、或《体育之研究》（1919）等来看，“动”、“斗”是毛的这个“宇宙真理”中的核心观念：
　　 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言浅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间盖惟有动而已。(《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年4月)
　　 这就是说，“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并非为某种外在的目的(“营生”“卫国”)而服务的。因此，“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的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伦理学原理批语》)
　　 “动”是“豪杰之士”的“人格之源”，一切外在的束缚、阻碍，都将被和应被这“动”的“本性”所排除、摧毁。正因为认定“动”是宇宙本体和人格本性，所以一方面注意任何现象、事物、对象的变化性、相对性和二重性；另方面则强调自我主体的活动性、斗争性。
　　 凡宇宙一切之差别，替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是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有差别而后有言语有思虑，无差别即不能有也。(《体育之研究》）
　　 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其实际生活之价植。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合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恶之，非好乱也，安逸宁境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同上）
　　 可见，毛泽东对动乱、差异、对立、冲突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自青年时期即如此。当《伦理学原理》原文说及：“……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时，毛泽东批曰：“至真之理，至彻之言”，并批：
　　 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遍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伦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也。(《伦理学原理批语》)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盖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之隔，而风力盖增其怒号。“（同上）
　　 而对原书所云”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却批道：
　　 此不然。盖人类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力益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同上）强调运动、对立、冲突、斗争，以此作为宇宙规律，强调斗争不会因任何缘故而削减，它将永恒存在，所以是普遍规律。而这种普遍规律与前段引文中所说“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有密切关系，即是说，这种种运动、斗争实际上又是由自我而设定、而觉察、而实现的。尽管没有任何系统的论证和完整的表达，青年毛的这一思想却相当清晰和强烈：
　　 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可恃惟我(贵我)(《讲堂录》)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同上）
　　 所以，在强调“动”的两方面(宇宙及自我)中，主体人格方面又是其思想中更重要更核心的部分。对宇宙运动、斗争的说明是为了论证人格主体的运动、斗争，宇宙观是为人生观服务的。对毛来说，宇宙观即人生观，人生观即宇宙观，二者是一回事。贵我，勇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自觉意识和理论主张，也是他身体力行、锤炼意志的行动指南，并日益构成他的个性人格特点。②【Lucian Pye， 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以毛幼年与父母关系、事件来解说毛，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但没着重注意到毛的性格形成有自觉意识这一面，从而显得片面】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毛讲的这种“动”，首先是体魄性的活动，即个体的客观身体活动，而不是心动，不是心灵性、精神性、思辨性的活动：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体全则而知识之事以全。(《体育之研究》）
　　 我现在很想做工，……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工就好。(1920年11月26日给罗荣熙信)
　　 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1920年11月26日给罗家瓒信)
　　 “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1921年夏刊)
　　 这不但与五四运动以后毛极力赞赏和热心倡导”工读主义“即一面劳动一面读书有关，恐怕与毛在以后一直强调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劝、以及所谓”走五七道路“、青年学生到工厂农村去”学工、学农“等等，也不无关系。毛在青年时期就痛切认为：“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吾国学制，课程多如牛毛，……观其意，教者若特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踊其身而残贼其生……”(《体育之研究》)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与黎邵西书，1917年8月23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与黎邵西书，1920年6月7日)
　　 毛主张：
　　 “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可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替可师者也”(《体育之研究》)，从而主张“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与黎邵西书）。
　　 在强调运动、斗争、相对性和自我精神、意志等等方面，毛的思想与当时许多人大体相同，与中西好些哲学家相比，也无何特殊之处，并且连某些语言也脱胎于谭嗣同的《仁学》。但是，特别着重体魄活动这一点，却在思想特征和理论倾向上，与许多人包括谭嗣同在内有了重要的区别。谭嗣同虽然也重体魄，有武艺，谭曾自称“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骤”，但在思想和理论上，谭与中国儒学传统的哲学家基本一样，并没有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上。在这方面，毛与强调“力”、“强”、体力“劳动”的墨家和颜元哲学倒有更多的相同处。这一点，很可能与毛出身农家，少年参加过较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有关：“从小就参加一些田间劳动。待到泽东停学，就要他整天劳动，学习扶犁、掌耙、抛粮、下种的全套功夫。泽东从小劳动踏实……总是抢重活干”，“他跟毛春成一起去推土车子，推得和毛春成的速度差不多。但由于气力不够，下坡的时候都翻了车，他爬起来又装满一车，继续往前推，毛春成一再劝止，他都不听”。这固然表现了毛不认输的倔强个性，更重要的是，这种“不服输”的个性可能正由于通过体力活动的锤炼才变成顽强的意志。对毛来说，体力劳动和体力活动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生存需要，以致使他具有不从事体力活动即极不愉快的身心感觉。这一点，很不简单，值得重视。毛青年时代坚持游泳至老不变的著名事迹，就不仅是自觉磨练体力、意志的问题，而且还表现了要求在这种体力、意志的展现中，来获得最高的人生快乐和审美享受。在这里，体力的舒发、意志的实现、人生的真谛、审美的快乐是融为一体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毛诗），就不只是读书人一般的豪言壮语、漂亮文辞，而是具有着体力活动的实在根基，凝聚着意志成果和审美愉快的思想表述和自我志向。
　　 这是毛的思想、性格与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显著区别的一点。
　　 毛使运动、斗争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
　　
　　 二、“贵我”的“道德律”
青年毛的思想特征构成中，第二个突出因素是独特的“主观的道德律”。毛开始就是把“思想道德”相提并论的。在前引强调哲学的那篇书信中，毛就认为，“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所以，“宇宙的真理”、“动”“斗”观念又是与道德行为紧密联在一起的。与建立宇宙观并行，青年毛提出了要求自己作“圣贤”并“彼时天下皆为圣贤”(同上书信)的道德律。本来，以“圣贤”理想作为追求目标，是中国传统对知识者所积淀的意识和无意识，青年毛在这里的特征，是建筑在上述体魄自强基础上的所谓“贵我”的道德自律。毛强调道德律不能来源于、服从于或建立在任何客观外在的规定或事物上，而必须建立在个体(“我”)的基础上：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而即使世界上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伦理学原理批语》)
　　 所以，道德并不来自社会、历史等任何外在标准、规范或律令，而只来自个体主观：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伦理学原理批语》)
　　 个人的“无上之价值”何在呢？就在“实现自我”。毛说：“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伦理学原理批语》)。例如，他之反对自杀，不是别的理由，而是因为自杀不符合“自己的体魄及精神及其努力发展到至高地位而没有一毫歉疚”(《非自杀》，长沙《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的缘故，所以“与其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奋斗之目的，不存在‘欲人杀我’，而存在‘庶几有人格的得生’。”（同上）
　　 总之，“实现自我”即是人生最高目标，也即是道德的自律。为此目标可被杀而决不自杀，因为自杀就与这目标本身发生矛盾了。因此：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伦理学原理批语》)
　　 吾则以为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期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之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作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忧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同上）
　　 要“实现自我”，要“意志自由”，便必须磨练自已，动心忍性、劳其筋骨，饥其体肤，空乏其身，这种对自我的规范锻炼，也就是自己给自己规定的道德律令。可见，这种所谓道德律令和人生境界，在青年毛泽东并不同于传统理学讲的以“孔颜乐处”为标准的精神境界或心灵快乐，而毋宁是一种包含着体魄物质性内容在内的个体力量、意志、行为、活动的完满实现。这就是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大讲特讲的“冲动”、“动力”：
　　 此种之动力，乃是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冲动，所谓性癖也……此纯出其自计，决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与义务感情。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砥砺推韬，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难于长在，如色者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泡尔生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泼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按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
　　 盖意志本原于冲动，意志者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要之，二者原为一物，……吾人之良心固未有不以食欲性欲之事为然者也，……良心不过加以节制而已，并非反对它，其节制正所以完成冲动之本职也，与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
　　 对泡尔生所说的“冲动于生活，犹悬钟之于机械，决非理性所能代，何则？理性者无运动者也”，毛批曰：“旨哉言乎”(同上)。对泡尔生所说“义务者不起于一人内界之意志，而实由外界以无上权威胁成之，明矣”，则批曰：“此处吾有疑义。”(同上)
　　 可以看出，毛注重和强调的“主观的道德律”并不同于康德的道德自律，也不同于传统儒家无论是程朱或陆王的“天理”或“本心”。不同于康德在于，毛的“主观道德律”不承认去服从或执行任何外在的客观的“绝对命令”；不同于程朱在于，毛的“主观道德律”不是什么宇宙的“义理”、“理则”；不同于陆王在于，毛的“主观道德律”中理性的良知与感性的食、色是合为一体的“冲动”，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毋宁更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所谓“道德律”似乎是一种感性的物质体魄力量。所以比较起来，毛又更接近于陆王一些，他并没有逃出时代所赋予的中国近现代思想这一总特色【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宋明理学片论》第三部分】。总之，他把“道德律”当作一种完全由自己做主的感性的意志力量，具有直接现实的品格，主要不是在反省中、思辨中、修养中，而是应在行为中、活动中、功业中呈现出来。并认为这种力量如同自然本能(食、色)那样强有力，把道德的意志力量与食欲、性欲的强大本能力量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原为一物”，都是“冲动”或“动力”，并且肯定这种“冲动” “决非理性所能代”，这是相当奇特和自相矛盾的。但是，生物本能欲望与人的意志力量究竟是何种关系？二者的同异何在？是相反相成还是彼此斗争？以及这种个体主义的“实现自我”为何会是“道德”？即自我“动力”的所谓“适宜”、“得当”的标准何在？等等根本问题，毛并未真正研究或深入考虑。他毕竞不是在搞哲学体系，而且他的思想也还远未成熟。
　　 但有两点似乎很明显，一是这种“贵我”思想以及所谓“主观道德律”，正说明在当时整个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崩溃时代，已经没有可以作为依据、遵循的客观规范准则，所以毛才有“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恃者惟我”的思想；其二是，这种“贵我”的人生观及伦理学又正好在新时代体现了“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的传统观念。毛的这种“主观道德律”充满了传统的强烈的英雄主义特征。这种英雄主义包括下层《水浒》、《三国》的豪杰，也包括《孟子》里的圣贤、“大丈夫”。而毛所追求和锤炼的意志、道德、修养、“自律”，他所理解和理想的“圣贤”，实际是对充满雄心壮志的“豪杰之士”的要求：“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讲堂录》)，“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伦理学原理批语》)，即集圣贤豪杰（帝王）于一身的巨大英雄。
　　 毛在指出道德自律有与食色本能相关连和具冲力共性的同时，仍然着重道德必需建立在自觉意识之上：“道德之实行固赖感情与意志，而其前，必于此将实行之道德有判然之意识，而后此行为乃为自动的。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伦理学原理批语》)。毛在组织《新民学会》等团体活动时，强调“研究底下，须增修养”。他手订的“会章”在“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下规定，“本会会员须守左之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嫖妓”。表面看来均属平淡的老生常谈，但对毛来说，这里的“不”却远非消极的防戒修身，而更着眼于实现上述主体能动意志的道德实践活动：“义务者，非仅有其不为云云，而又有要为云云之意，非仅有消极之意义而不有积极之意义也。”“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之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伦理学原理批语》)
　　 从这一观点引申，青年毛译东认为世上只有善并无恶：“故吾谓天下无恶，有之则惟次善；天下无恶人，有之则惟次善人也。”“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有同一之价值。在一时候有觉其毫无价值者，且有大害者，此乃就其时侯言，此例于他物言，非其本质之果无价值也。”(同上)
　　 这也就是说，既然人都有生，都在为实现自我的身心而斗争奋斗，因此就无所谓恶。这似乎仍然是中国儒家的传统。但青年毛泽东既以“发达吾人之身心能力至于极高地位”为“善”和道德义务，便肯定和赞颂人的感性活动和追求。这种活动和追求，对毛来说，是一个永不穷尽的过程；因此它不只是某些具体的物质变革，而且是一种精神、意志的永恒追求：
　　 人不能达到根本之欲望，亦可谓之人不能达到根本之理想。人只能达到借以达于理想之事，及事达到，理想又高一层，故理想终不能达到，惟事能达到。（《伦理学原理批语》)人类究竞之目的的到底如何，还是不知道。(同上)
　　 这种对无止境的理想追求本身作为目的，是毛思想中极可注意的重要特色。但就眼前说，改造中国与世界以达到大同世界，却是现实的具体目标。“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与黎邵西书》，1917年8月23日)这个”大同“本是作为”彼时天下皆为圣贤“的道德理想的，但青年毛后来仍然把它具体化了。例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善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等。毛还主张废除婚姻：“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实践‘废婚姻’这条盟约，……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1920年11月20日给罗家瓒信)，等等，等等。以求得自我身心的完满实现。
　　 显然，由于毛的“实现自我”是以向外的感性物质活动和进行斗争、改造对象为依据，自然具有着直接实践的现实特点。从而，与外界相冲突，与传统社会、与黑暗政治、与恶劣环境相抗击，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毛的“道德律”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它便迥然不同于传统理学的修心养性、守静笃敬之类了。支持、鼓舞这种“冲力”、斗争的，便是毛所强调的“信仰”。毛在泡尔生“人既信善之有势力矣，信神矣，则是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有也。一切宗教以信仰为基本”的论点上批曰：“教可无，信不可少”。毛以后也一再指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趋处”(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罗璈阶信)
　　 由“主张动”、“动力”到“道德自律”，到“信仰”和“主义”，也就是由一般的宇宙观、人生观到具体的主张和要求。与他的实践活动完全一致，青年毛的思想也一步步地走向现实的社会阶级斗争。
　　
　　 三、“通今”的经验理性
　　 这，也就开始构成青年毛泽东思想中重目前重当今的经验理性。首先，毛强调当下的“现在”，他承认空间，否定时间【“吾意时间观念之发生，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绕日而成昼夜是也。……此可证明本无所谓时间，地球绕日但为空间之运动也。”（《伦理学原理批语》）这也就是后来“坐地日行八万里”诗句所本】，强调现在，反对追思过去与幻想未来。
　　 与上述“贵我”相对应的是“通今”：“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者惟目前(通今)”(《讲堂录》)“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使为学而不重目前，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讲堂录》)
　　 第二，毛尽管认为“理想者，事实之母也”(《讲堂录》)，但要能使理想变为事实，却必须重视经验、重视实际、重视行动。毛在《讲堂录》中，便记下了“古者为学，重在行事”，“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强调亲身经历，“闭户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因为强调“通今”，重视当下现实，自然重视行动中实践中的实际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解甲物而有通乎乙，思此理而有会乎彼……万象之众，息息而相近，是谓知觉类化”。这个“知觉类化”就是指达到某种经验的理性认识。“知觉”，指经验；“类化”，指所谓“息息而相通”所获得的共相认识，即理性。这也就是毛所说的“通今”。这样，便可以总结出“规则、次序”来。如说“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讲堂录》)。奇诡复杂如兵(军事)，也有一定规律的“道”。又如说，“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之研究》)。毛从来就否认有先验或先天的知识，强调包括“规则秩序”和“道”的认识都从直接经验中来。所谓“良知良能”，也不过是祖先以来多代相传的经验而已。毛身体力行他的这种经验理性的认识论，游学数县，获取经验，以了解社会。
第三，从而毛非常重视现实主义地提出问题，从实际出发来作出论证和制定策略。例如，他在提倡体育时，便首先指出“自有生民以来……无不知自卫其事者。是故西山之薇，饥极必食；井上之李，不容不咽”，即从人人都必需维持生存这一无法否认的基木实际出发立论。又如，他在笔记中尽管记下“惟安贫者能成事”，但同时便指出，“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是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讲堂录》)，也是从人要吃饱穿暖这一普通事实出发。毛日后的许多战略、策略、思想、手段，如重视军队、团结斗争，分而治之等等，也都是重视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以服务于他那雄图大略的自由意志的。毛日后所谓“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亦即此意。从而，具有高度现实和冷静的理知态度，抓住关键的矛盾的思维方式和用以直接指导行动的实用特色的兵家辩证法，便非常适应毛的需要。通过这种行动辩证法，毛把他那“动”、“斗”的宇宙-人生观具体化、实用化和理知化了，并由军事而扩展用于政治【“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讲堂录》)，也可见早年毛即注意“兵”的普遍性。参见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他的重要的哲学思想。这即是说，毛青年时代的“动”、“斗”观念结合经验理性构成了比较完备的辩证法(后来表述为《矛盾论》)，同时也由于经验理性，形成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后来表述为《实践论》)。虽然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但在青年时期即有思想上的发萌。例如，毛在《讲堂录》所记“圣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在五四运动后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和“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1920年2月给陶毅信)等等，在注意组织力量(人数众多)上，便已开后日“群众路线”的先声。这些都显示出他“以实事程实功”的经验理性作风。与当年蔡和森的“理论家”称号相映对，毛获得“实践家”的名声，并不偶然。
　　 毛从来很少完全沉溺于纯理论的学习、思辨和研讨。他总从实际来发言，例如他批评罗素，只是说：
　　 罗素在长沙演说……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1920年12月给肖旭东、蔡和森信)。
　　 这似乎已经足够了，何必多论。毛不喜欢流行在知识分子中那种种不着边际不关痛痒繁琐见长的研究、讨论、争辩，所以“不说大话，不好虚名”(《讲堂录》)既是他的道德自律，也是他的经验理性。他是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的。在他那里，“动力”的欲求、“贵我”的意志、“通今”的理性，三者相互渗透交织，结成了青年毛泽东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的雏形。【在这三者中，实用性的经验理性是为其浪漫主义的自由意志服务的，处于从属地位。】
　　 当然，青年时期，思想远未成熟，其中包含着许多矛盾。但以感性自我的“动”(劳动、活动、行动)和“斗”为根本这一条主线在青年毛泽东思想中，是非常鲜明突出的。由此而有不断的追求、抗争、奋斗、斗争，不怕乱，不怕争，不怕斗，并且喜欢它们，快乐地迎接或制造它们。以永恒的追求作为这种生存动力的理想和信仰，以依靠现实经验作为实现此理想和信仰的步骤、手段和方法，不间断地、自觉地与天、地、人奋斗，来取得事业的成功和最高度地“实现自我”的精神快乐，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特征，无疑对其以后接受、选择、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其重要的影响。
　　 最后一个问题是，青年毛泽东这些思想的来源。当时处在戊戍辛亥中外思潮十分活跃地碰击湖南的时期，毛所承受的思想震荡是多方面的，所接受的思想影响，也是多方面而非常复杂的。从朱喜和王阳明的传统教义，到近代的康、梁、孙、黄的变法主张和革命实践，从中学到西学，从政治到文化，五光十色，纷至沓来。毛泽东爱读报纸，报纸上所刊载的各种思想、主张、观念、学说更是五花八门，使这一点更加突出。简括地看，颜元、曾国藩、谭嗣同、严复和陈独秀，大概是在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中最为重要的几位人物。
　　 “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陈独秀不用说，谭嗣同《仁学》中强调冲破网罗、主动反静、相对主义等等，甚至在文字词语上也与毛的《伦理学原理批语》十分相似。如：谭：“……方其为陶殖也，在陶殖曰成，在土曰毁；及其碎也，还归乎土，在陶殖曰毁，在土又以成。但有回环，都无成毁……方其为饼饵也，在饼饵曰存，在谷曰亡；及其化也，选粪入谷，在讲饵曰亡，在谷又以存，但有变易，复何存亡？”(《仁学》)
　　 毛：“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替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非成，死非灭也。”(《伦理学原理批语》)
　　 这种相似处并不止是一二处。这里不赘引了。曾国藩对青年毛的影响见于毛当年与黎邵西(锦熙)的通信自述种。如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不但曾作为小同乡(曾是湘乡人)，于毛可能有某种亲切感，但主要恐怕是曾并“圣贤”(修养)、“豪杰”(事功)于一身，很符合毛当时的口味和志向。颜元强调体力活动的自我修养，如前所述，很明显与毛的思想非常合拍。而严复介绍的形式逻辑和近代经验论的方法论，也正是毛的经验理性所特别需要的理论依据。严译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原富》)和政法理论(《法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其他的事物、文明如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等等，则似乎对毛并无何影响和意义。毛直到晚年却仍对逻辑学(形式逻辑)有高度兴趣，提议重印数十年前的逻辑著作，也可作旁证。
　　 青年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似乎可以明显看出，第一，西方传来的个人主义思想被中国原有的英雄主义思想在传统儒学的“立志”、“修身”、做“圣贤”的外罩下融化了。第二，重劳动、建信仰、立组织、讲刻苦的下层社会的观念、情感、习俗，与上层社会的文化修养、知识学问、高雅趣味融合在一起了。中国上下层社会均保持的传统的实用(实践)理性精神，在这里展现得非常清楚。
　　 青年毛泽东思想特色，正是那一时期上下古今的某种混合物。由于反衬出下层社会(主要是劳动农民及流氓无产者)的反叛“冲动”，使青年毛泽东思想不同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由于毕竞受过儒家教义的熏陶和深厚的传统文学修养，使青年毛泽东又不同于当时的江湖浪子、绿林豪杰。也正因为此，毛泽东一方面嫌恶旧教育、嫌恶憎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的传统，但另一方面，他又仍然能接受、运用和继承从孔孟到宋儒到曾国藩在社会上层所宣讲的“立志”、“修身”的理学精神。他把这两个方面奇异地综合起来了，此与相映对，他对资木主义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教育的反感却始终强烈地保持着。
　　 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的具体行程中，毛的老师杨昌济的直接引导起了重大作用。杨确乎是上承谭嗣同，下启毛泽东。例如，杨说：……体魄界之中心点，吾身是也；灵魂界之中心点，吾心之灵是也。总之，天地万物，以吾为主。……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字宙内事，皆吾性分中事，为己者，为此也。余研究学理十有余年，殊难极其广大。及读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心力迈进一往无前“。……不但杨昌济对曾国藩、谭嗣同的极力推崇，而且他强调动、运动、立志、修身、学以致用、实事实功以及”实现自我“等等，都对他的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杨昌济倡导手工课……有金工、木工、石膏等科目……其他如言行方面：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等等；生活锻炼方面：做事勤恳、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爱惜时间、废止朝食、冷水淋浴、长途单行……无不躬行实践，对学生们有深刻影响。“（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但毛却把”动“的宇宙观贯彻到底，极力反对”静坐“，颇不同于他的师（杨昌济）友（蔡和森）】
　　 毛青年时写过杨所激赏的《心之力》一文，但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估计与前述的”动力“、”贵我“即高扬主观精神和意志力量相距不远。毛的这一思想特色，也不断表现在他的诗词创作中。他的诗词对于了解其思想及个性(这二者在他那里是融化在一起的)是极为重要的【Benjamin Schwartz曾认为，毛的诗比他的辩证法、认识论更是毛的哲学的核心】。毛终其一生是浪漫气质很重的诗人。早年他就自称”可惜我太富于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与黎邵西书信，1920年6月7日)。”性不好束缚“(同上1915年11月9日)，毛的哲学思想中充满了个性，而这个性以充分的形式表现在他的诗词创作中。从”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梯米“(《送纵宇一郎东行》)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到”泪飞顿作倾盆雨“……其中不但有豪杰的伟词，战士的深情，而且还有人生的感喟。毛好思索，虽不喜欢纯抽象思辨(这一点很不同于马克思以至列宁)，却有深刻的生死感怀和人生感慨。像”人生易老天难老“、”天翻地覆慨而慷“、”萧瑟秋风今又是“……便是在事功极盛时的深刻的宇宙苍凉感。但尽管苍凉，却并不伤感，主要的方面仍然是那种冲力的高扬，意志的旺盛【与高扬意志和力量的英雄主义相反相成的，是一种自我嘲讽式的确认和”贬低“，包括晚年的”竖子成名“、”猴气“等等（”猴气“还有更多的含意）】。
　　 宇宙茫茫，挽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之意不如此焉……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伦理学原理批语》)。正是这样，面临着个人和国家的生死变化的大波澜，凭依意志力量之“冲动”来驾舟远航，任一己之心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这似乎是毛从青年到晚年所并未改变的行动世界观。关于毛如何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其中选择了些什么，回避、忽略或拒绝了什么，发展了些什么，以及他如何在哲学上很快由唯心论变到“辩证唯物论”，在政治上很快由反对暴力的温和派变到主张暴力的急进派，等等，也都与他青年时期的上述思想特征有关。而这些，就得另抄材料，且听下回分解了。
　　
　　 本文原发表在《河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版），文字上有些微修改。因编辑原因，文中的引用性注释一概省去，解释性注释则用“【】”插入正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