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泉：毛泽东的人性改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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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济宁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毛泽东不但要改天换地，深刻地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实现他的社会政治理想，还要对人们的人性进行持续、深刻的改造，按照他的理想铸造出社会主义的新人。对人性进行改造既是他所孜孜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实现他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手段，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有革命的新人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具备社会主义新人的情况下才能建成。本文以时间为序，分早年时期、延安时期和建国后时期三个阶段对他的人性改造思想进行一番简要的梳理，论述其内容、背景以及利弊得失等。

　　一、早年时期：“共跻于圣域”

　　在毛泽东的早年时期，他就已经产生了根据境界的高下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君子不可以独善其身，而必须对小人施以援手，对他们进行教化，从而共同达到圣人境域的思想。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友人黎锦熙的信中说道：“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只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1](P88-89)与当时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他在私塾时代接受的是传统的经典教育，虽然进入新式学堂后接触到西方的思想，但更多的也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救亡图强思想。他早年熟读中国传统的经史典籍，深受传统思想的浸淫，其后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仍然终生徜徉于传统的经史典籍之中。不论是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建国后时期，他总是手不释卷，其中最主要的是传统的史书。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他读过多遍，光一部《资治通鉴》就读了十七遍，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可谓烂熟于心，平时讲话和著文时历史典故可以信手拈来，这是很少人能够做到的。因此，他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土壤之中的。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占据主流的地位，深刻地塑造了社会的形态和人们的精神。因此，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无疑也是极为重要的。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人分为分君子和小人两类：君子喻于义，是治人者;小人喻于利，是治于人者。君子要通过不断的修身提高自己的心性，从而达到圣人的境界;同时，修身的目的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对小人进行教化，使他们也提高心性，从而共同达到圣人的境界。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是对这种儒家理想的生动注脚。在毛泽东的早年时期，他也是深受这种思想影响的。青年时期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思想会在人的一生中打上重要的底色，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从毛泽东以后对人性的看法以及对人性进行改造的观点进行梳理时就会发现，他后来的思想都是可以从早年时期这里找到源头的。
　　然而，人性改造又谈何容易?首先君子自身的修身养性又谈何容易?圣人境界的养成又谈何容易?我们传统的士人都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儒家思想一方面培养起了士人修齐治平与维护道统的精神，对于维持我们这一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培养起了士人对专制皇权的依附人格和对三纲五常的卫道观念，对于我们从传统社会中走出来起到了巨大的阻碍作用)，但真正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君子却是“多乎哉，不多也”。宋儒主张“涵养须用敬”，对修身养性可谓是一丝不苟，甚至到了要“穷天理，灭人欲”的地步，但结果又如何呢?理学统治的时代同时也是假道学盛行的时代，“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也有，舍身取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仁人志士也有，但更多的却是通过读书达到入仕的目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读书人尚且如此，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草野之民就更弗论了。儒家思想主宰了中国两千多年，但儒家心目中的“太平世”却始终没有出现，而且愈到后期社会愈是江河日下。毛泽东早年就立志要与小人“共跻于圣域”，但后来的实践却表明，他始终没有达到心目中的目标，甚至可以说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远。

　　二、延安时期：铸造“新人”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渐在党内掌握了领导权力，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成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然而，这一时期他在党内的地位还不够稳固，还无法完全左右中国革命的方向，因此，他还需要对过去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进行系统的清理，确立一条新的路线，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巩固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同时，中共在陕北取得了立足之地，尤其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之后，有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他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相应的条件。经过几年时间的酝酿，从1941年5月开始，他在延安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直接目的就是要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的影响，确立起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从而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确立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同时，这场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对革命队伍内的人员尤其是从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进行深刻的思想改造，从而清除他们所受的旧思想影响，全面接受党以及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贯彻执行他的新路线。再次，他还有通过这场运动对人性进行深刻的改造，达到他的锻造“新人”的目的。在整风期间，各级的学习委会会组织人们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命令写反省笔记，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命令交代个人历史，号召“脱裤子，割尾巴”，通过这一系列的步骤，既有“和风细雨”也有“急风暴雨”，从而达到对人们的人性进行深刻的改造，铸造出大量的革命“新人”的目的 [2](P433-468)。相比于19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所搞的大规模的肃反，毛泽东的延安整风运动更多是使用思想斗争的手段，但即便如此，这一过程也是足够惊心动魄的，尤其是当运动发展到审干和抢救(反奸、肃反)阶段以后，更是采取了逼供信这样的暴力或者是软暴力的手段。
　　如果要在固有人性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提升，那么，我们可以拿起批判的武器，对之进行改造。但是这必须建立起人们自愿接受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尊重人们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的基础上，而不能够采用强制甚至是暴力的方式。然而，延安整风时期的这种思想改造却是十分激烈的，对人们进行各种形式的强制性的洗脑，可谓是进行了武器的批判。那么，经过如此对思想和人性的改造，又达到了怎样的效果?“经由坦白、审干运动铸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种特有的气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已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2](P467)如果从统一全党的思想，集中全党的意志，锻造出大量为实现革命目标而英勇奋斗、自觉执行毛泽东路线的革命“新人”而言，这场运动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很好地实现了预期的目标。然而，它同时也带来了十分巨大的负面后果。“就在‘新人’成批产生的同时，保守苟且、浑浑噩噩的‘机械人’作为‘新人’的伴生物，也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出现。……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2](P467)如果说这就是“新人”，显然是被异化了的“新人”。以后在我们革命阵营内，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十分紧张的关系，同志之间互相猜疑、告发，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不断发生，阶级斗争永无穷期，不能不说与我们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与这一运动对人性的改造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巨大破坏是分不开了，后面的果在前面就已经种下因了。

　　三、建国后时期：“六亿神州尽尧舜”

　　建国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是与要对人性进行改造分不开的。取得政权以后，他要全国范围内推行他的政治蓝图，消灭私有制，建立起“一大二公”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需要有新的人与之匹配。1958年6月30日，他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这一消息之后，夜不能寐，于翌日清晨写下了《七律•送瘟神》一诗，其中有这样一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尧舜。”这一诗句既是对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豪情的一种颂扬，也是对人性境界的一种期许，可以视作他的人性改造思想的一次生动表露。在他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举消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然而，他在内心里也知道，一时消灭掉私有制也许容易，要战胜人们的私有观念，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却十分艰难。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也深知，人们总是存在着私有者的天性，自发的倾向是十分强烈的，不是通过一次对私有制的改造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各地又屡次掀起包产到户的浪潮便是明证。然而，他历来对私有制和人们的私有观念是深恶痛绝的，他要做的不是去顺应人们的这种天性，而是要对之进行激烈的深刻的改造。为此，他就要通过各种的政治运动，不断地与这一现象作斗争：一方面是不断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包产到户等这种自发的倾向强行压制下去，维护社会主义总路线;另一方面是要对人性进行不断的改造，不断地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通过不断的思想改造提高人们的精神和道德境界。
　　然而，“六亿神州尽尧舜”，这听起来何其美好，做起来又谈何容易!1958年他发动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试图带领人们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然而，由于客观规律的不可违背，他的这次乌托邦实践遭遇到了空前的失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开始冷静下来，同意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各项社会政策也从激进的方向退回到务实的方向上来，开始部分地满足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寻求对人们实行物质刺激的各种手段。然而，他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从未减退，对人性进行改造的思想也从未忘怀，相反，当他发现现实中越来越强调物质刺激，社会主义越来越变得世俗理性时，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最后孤注一掷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他认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他还要求工人、农民、学校等也要像军队这样，贯彻这一指示。这个指示是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表述，其中既包含着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空想的内容，也包含着斗私批修等对人性进行改造的内容。然而，要真正贯彻这一指示，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又谈何容易!文革中，他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正常的社会秩序始终建立不起来，文革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如期结束，而是一直革下去;他那些空想的社会主义理想也无法得到实现，物资刺激、按需分配、等级工资制等这些他所厌恶的制度也无法得到消除，虽然他一次次地发动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1973年冬，毛泽东将那首作于1923年的咏他和杨开慧之恋的爱情诗《贺新郎》又作了最后的修订，将原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这首词1978年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人们纷纷进行注解。李淑一以毛杨老友的身份发表学习体会，称诗中之“人有病”乃是指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所造成的苦痛;“天知否”，有唤起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含义。注毛诗的另一名家周振甫先生也持类似说法。但历史学家高华认为：“李淑一等的解释或许可以说得通，但我总觉得隔了一层，我更相信毛在1923年写作该诗时，主要是咏夫妻间的情爱，而1973年修改此句则意蕴深远。”“毛泽东晚年的心境极为复杂，在壮怀激烈的同时，又日显幽深苍凉。毛之一生，事功厥伟，然改造人性又何等艰难!毛虽早已一言九鼎，一呼百应，但‘真懂马列’又有几许人?万千众生，有待拯救，却懵然不知，又怎不让人焦虑!”[3]这样的解读应该说更接近于毛泽东的深层思想。他竭尽全力奋斗了一生，就是要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理想，实现对人性的改造，使社会进入到大同世界的化境。他之所以发动文革，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要进行最后一次的拼搏，以实现这一现想。然而，现实的残酷性再次超出了他的预期，他的巨大抱负并没有实现。可以说，他是在深深的不甘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让文化部抽调名家在秘密状态下为自己灌录了一批配乐古诗词。在这些古诗词清唱中，他最喜爱南宋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他反复地听这一首词，可见其晚年心境之一斑。寂寞、无奈、失落?还是壮志未酬?他把整个国家都发动起来了，但现实离他的目标却越来越远：他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了一生，现在整个国家却深陷在一场空前的乱局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为改造人们的人性奋斗了一生，现在人们被发动起来后却把人性恶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在文革中，社会上的道德已经下降到了惊人的地步，学生打死老师，亲人、朋友以及同事之间互相揭发、告密，人们被发动起来后在同样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着激烈而又残酷的派性战斗和争权夺利)。

　　结语

　　这种历史现象的发生，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人性需要改造吗?人性可以改造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我们又将如何对之进行改造?首先，人就是人，而不是圣人，圣人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孔孟也不是圣人，他们身上也存在着人性的局限，在人生中也曾经犯过错误。少正卯和孔丘两人都开坛办学，招收学生。少正卯多次把孔丘的学生吸引过去听讲，双方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竞争。鲁定公14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后7日，就把少正卯诛杀了。这其间难免存在着以权谋私之嫌。即使撇开这一点，就算是孔丘认为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原本可以“君子和而不同”，或者也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孔子却无法容忍少正卯这一“异端”，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以言治罪的恶劣先例。孟子被称为亚圣，主张施行“仁政”，却对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杨朱和墨子的思想毫不宽容：“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人性是一个无比复杂的领域，有的角落甚至是十分幽暗的，难以烛照得到。人性有待于提高，但这只有通过自愿接受的方式，在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可以对它拿起批判的武器，却不可以进行武器的批判;其次，要对人性进行提升，最重要的是要进行制度上的建设。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有什么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和制度。我们反过来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国家和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以人性之复杂，没有一个人可以全面充分地认识它;以人性之顽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超越它。然而，制度对人的影响却是实在而又深远的：在一个公民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国家，人们就会自然产生出一种浓厚的公德意识和义务观念;在一个法治完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人们就会自觉地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在一个私有财产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的国家，慈善家和活雷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再次，要尊重人们的自由权利。崇高的思想固然可以提倡，但接不接受却是人们的自由。同时，人们还有一种庸俗的权利，可以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缺少理想的世俗理性泛滥的社会，是一个平庸的没有活力和希望的社会。然而，倘若以强制的方式对人性进行改造，却只会造成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只会产生虚伪的人格，从而极大地败坏社会的风气和道德。
　　毛泽东的一生是为改造社会和人性而奋斗不息、战斗不止的一生，其初衷和动机无疑是美好的，那种向风车挑战的堂吉诃德精神也是值得学习的，但其内容以及手段却是我们需要认真地进行反思的，其经验教训是我们需要深刻地予以吸取的。他以无与伦比的政治胆略、政治能量和政治意志，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他逝世后不久，他生前所批判过的东西又都得到了恢复，社会主义更往世俗的方向复归，社会上日益变得物欲横流起来，道德滑坡的现象十分严重，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已经被人们忘到爪哇国去了。“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旧的时代显然已经回不去了，但如何面对这些新问题，如何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的道德水平，却仍然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2]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3]高华.人有病，天知否?,网易新闻.[EB/OL](2009-06-27) [2014-06-18]http://history.news.163.com/09/0627/00/5CP9TIJV00013FLP.html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 ... 1013129647_al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