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文革中的造反派与保皇派

tuffy05

文革中的造反派与保皇派
　　
文贝

来自: 博客中国

　　
　　造反指的是同社会中处于统治或支配地位的个人或集团抗衡，试图推翻之。保守指墨守成规，不求改革，甚至反对变革旧事物的政治派别或个人。保皇则指维护皇权或官僚统治。
　　
　　显然，造反派的主要特征是矛头向上，是皇帝或官僚集团。而保皇派的主要特征是保护皇帝及官僚集团，其对立面是造反派。
　　
　　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其实都是集造反与保皇于一身，因为两派都维护当时的毛泽东。区别仅在于造反的对象不同，造反派造的是官僚阶层的反，保皇派在造反的同时侧重于维护官僚阶层的利益。
　　
　　在文革造反有理的大旗下，造反是个既光荣又受到欢呼的事。由于政治变化和政权交替的原因，造反派经历了兴旺－沉沦－否定的过程，保皇派却经历了兴旺－沉沦－肯定的过程。
　　
　　最早起来造反的是保皇派红卫兵，这些出身高贵的“八旗子弟”组建红卫兵，配合工作组，展开了破四旧和发起了对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攻击。之所以称他们为保皇派红卫兵，因为他们以“出身论”为武器，维护的是官僚阶层的利益，打击的对像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四类分子”和中下层的干部及其子弟。
　　
　　造反派红卫兵是与保皇派红卫兵相对立的组织，他们大多数成员在文革开始的工作组时期受到打击和迫害，进而成立组织展开自保和反击。他们的兴起以1966年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的成立为主要标志，而成功上位并占据主流则是因为毛泽东的几次接见和“联动”红卫兵组织被瓦解。
　　
　　事实上以红卫兵为主体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只存在于1966年5月至1967年4月，他们的位置很快被社会群众组织所取代。
　　
　　群众组织中的造反派和保皇派比较复杂。从成份上，造反派大部分由产业工人及社会下层民众组成，而保皇派大部分成员都与权力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造反派与保皇派随着权力层人事的变化和军队支持的倾向，其身份经常发生转移。
　　
　　一般情况下，反对台上主要领导干部和“反军”的组织称之为造反派，支持在台上的主要领导干部或支持军队的称之为保皇派。由于台上的领导干部互相争斗和军队支左的飘忽性，许多时候无法分清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到文革后清理“三种”人时，对两派的划线以与林彪和四人帮集团有牵联的为造反派，维护以邓小平为中心老干部的组织为保皇派。虽然都属于“三种人”中的有帮派体系，因为维护了己方利益，保皇派或保守派被赋予了合理的政治地位。
　　
　　显然，对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定义，既有客观行为状态，又有历史追溯、政治判断和情感牵涉。
　　
　　文化大革命中的派系很多，从大的方面可分为造反派与保皇派两方面。
　　
　　早期红卫兵以高干子弟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和以红卫兵“五大领袖”为代表的第二代红卫兵。后来的群众组织各地有不同的区分。比如：
　　
　　北京的“天派”和“地派”以及“三军派”和“学部派”，中央文革支持的叫造反派，被中央文革打压的叫保皇派。
　　
　　上海张春桥支持的“工总司”为造反派，拥护陈丕显的“红革会”成了保皇派。
　　
　　山西副省长刘格平和劳动模范陈永贵支持的“红总站”是造反派，省军区政委张日清、69军军长谢振华和劳动模范支持的“红联站”是保皇派。
　　
　　湖南反军队的“湘江风雷”和“长沙工联”是造反派，省军区支持的“高司”是保皇派。
　　
　　浙江坚持打倒江华的“省联总”为造反派，保江华的“红暴”为保皇派。后来由于省军区支持“红暴”，空５军和２０军支持“省联总”，无法分清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
　　
　　四川“8·26”及“工人造反团”是造反派，受成都军区支持的“产业军”是保皇派。在中央就解决四川问题发出〈五条〉后，虽然“产业军”失势，在围绕刘结挺、张西挺是反还是保等问题上又分成了两派。
　　
　　广西主要围绕韦国清展开。“4·22”造反派和省军区支持的“联指”保皇派。但是，文革后两派都沦为“三种人”而被清算，这是全国罕见的。
　　
　　广东曾因为周恩来宣布“地总”“红总”是“保守派”，公认的造反派是以中大、华工、广医三面“红旗”为首的“旗”派，这些造反派组织曾经被周恩来称之为“革命造反派”，后来被黄勇胜镇压。
　　
　　云南反省委书记阎红彦，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建民、省长周兴、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省军区政委给力雄支持的云大“炮兵团为保皇派，而受李成芳、秦基伟支持的昆工“8·23”为造反派。后来谭甫仁支持“八派”，“炮派”又成了造反派。
　　
　　辽宁宋仁穷开始支持“辽联”，而“辽革”和“辽联”中的“8.31”却反对宋仁穷。陈锡联入主后，支持“辽革”，压制“辽联”，形成了保陈反宋（“辽革”）主反陈保宋（“辽联”）、反陈反宋（“8·31”）的三大派。
　　
　　黑龙江潘复生和军区支持的“捍联总”为保皇派，“炮轰派”是造反派。
　　
　　湖北受陈再道支持的“百万雄师”为保皇派，反对的“工总司”为造反派。
　　
　　河南受军区支持的“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为保皇派，“二七公社”为造反派。
　　
　　山东受军区支持保谭启龙的"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和"济南红卫兵师"是保皇派，王效禹支持的“主义兵”“山工联”是造反派。
　　
　　河北有38军支持的“工总”是造反派，河北军区、63军及李雪峰、刘子厚支持的“工筹”是保皇派。
　　
　　吉林的“红革会”开始是造反派，后来受军区支持变成了保皇派，而“公社派”成了造反派。
　　
　　安徽的“好派”等组织在省军区支持下夺权成为保皇派，而没有参加夺权的“屁派”成为造反派。但两派在１２军支左时“一碗水端平”都进入三结合班子，后来在万里主皖时同被清洗。
　　
　　福建受福建军区司令韩先楚支持的“8·29”是保皇派，冲击军区的“革造会”是造反派。
　　
　　陕西“工总司”派（东派）为造反派，“军电”、“工联”派（西派，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姚连蔚所在之派）因受陕西军区和21军支持成为保皇派。
　　
　　甘肃开始支持汪锋的“兰州市红卫兵总部”是保皇派，“红联”是造反派。后来军区支持的“红三司”成了保皇派，“红联”、“革联”成了造反派。
　　
　　江西受江西省军区支持的“联络总站”是保皇派，另一方“大联筹”是造反派。
　　
　　江苏“红总”是造反派，军区政委杜平支持的“8·27”是保皇派。但后来都走向了大联合。
　　
　　青海保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受军区司令刘贤权支持的“8·18”是造反派，而以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为后台的“捍卫队”是保皇派。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定位，完全是以支左部队划线，因为当时支左领导人是赵永夫，而且文革平反划线也是照此而来。
　　
　　宁夏受省军区司令朱声达支持的“筹务处”是保皇派，“总指挥部”是造反派。“筹备处”逐渐瓦解，其中另组的“筹革造”与“总指挥部”、“宁总司”、“宁三司”实现大联合。
　　
　　西藏反张国华的“造总”是造反派，“大联指”是保皇派。文革后“造总”被清洗。
　　
　　新疆坚持打倒王恩茂的“红二司”是造反派，“三促会”是保皇派。后来两家实现了大联合。
　　
　　贵州支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李再含的“支红”为保皇派，反对一方“4·11”为造反派。
　　
　　内蒙反军的“呼三司”为造反派，“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为保皇派。
　　
　　以上关于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分类主要依据是保省委还是砸省委，是军队支持还是压制，文革后受到追究还是获得平反地位来区分。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很多派别都曾经转换。
　　
　　了解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皇派既不能仅看政治结论，又要重视局部或片断，否则所得出的结论就没有意义。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幅立体的画面，既有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对立，又有老干部之间的冲突。既有群众组织的派别，又有军队左右的形势。可以说既有“大神”们的推动，又有“小鬼”们的活动。
　　
　　历史上普通人起来造反都是万恶不赦的，而派别除了政治因素外，利益、性格和个人喜好也是构成的因素。
　　
　　就个人而言，形成派别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总体而言，造反派追求的是自由，而保皇或保守派则主张限制自由，或者说造反派要打破的是原有利益体系，而保守或保皇派维护的是旧利益体系。造反派主张的是平等，而保皇或保守派维护的是特权。造反派某种意义上是自由主义，保守或保皇派则更多表现的是专制主义。
　　
　　造反派被毛泽东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利用是文革后比较通常的说法，其实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无需利用谁来打倒谁或推行他的治国理念，人民群众起来造反只是对当权派的不满。只是这种“皇帝”支持下的造反是开天辟地，历史上从来没有当权者提出“造反有理”的口号。
　　
　　虽然文革中的造反派有毛泽东做后盾，表面上人多势众。但是，他们的力量仍然非常薄弱。因为保皇派或保守派具有强大的权力资源、行政资源和武力资源。有干部支持，有军队维护，有得天独后的经济条件，这些东西是平民造反派所不具备的短板。
　　
　　看一下 “文革”初期带头破四旧、打黑帮、搞红色恐怖的红卫兵,在文革后都官居高位就清楚了。清查整肃造反派，抬高保皇派或保守派，仍然是一种派性表现。
　　
　　十年文革史只有三年造反期，红卫兵只兴旺了一年多，群众组织在九大召开前基本解散。
　　
　　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陈整风，批林批孔批，清查四五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活动都是在各级党委革委公检法统一组织下进行的，其中的冤假错案与造反派根本没有关系。相反，造反派在这一期间是清查整肃的对象。把文革“罪行”加到造反派的头上既不公平又不符合事实。
　　
　　如果说四人帮是文革后第一个祭品的话，造反派则是祭品中的一道大菜。虽然他们在文革中对社会的伤害远比那些老干部们要轻要少的多，却成了文革后整肃最多的群体。这种妖魔化和整肃是政治的需要，用他们做替罪羊可以让更多有“罪”的老干部们脱身。
　　
　　事实上，大批宣传、文艺、教育、新闻界“黑帮人物”、老干部被打倒，以及毁坏文物时，造反派还没有登场。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等文革事件都与造反派没有关系。
　　
　　文化大革命的坏事都是造反派干的，最大的坏事是造当权派的反。
　　
　　按照这个罗辑，社会不应当有政治民主，百姓不能反抗压迫。官僚阶层是不能碰的，贪腐官员不能揭露。只要触及官僚阶层就是造反，而造反是需要惩罚的。
　　
　　这种所谓的“和谐”又有多少进步意义？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句话至今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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