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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麻记日本毛泽东研究泰斗竹内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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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1 23:09: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程麻

核心提示:如本文集选译的《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一书,中西功不仅认为“文化大革命”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出现了混乱与危机,而且致力于寻觅形成如此混乱与危机的历史根源。他通过回忆自己了解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历程,认为毛泽东并没有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时转换思想习惯,仍旧信奉与推崇曾在革命战争年代获得过巨大成功的那种“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与“军事组织”的思维方式,用以指导和左右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进程,其实质只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程麻,原题为: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宽与深—记日本毛泽东研究泰斗竹内实先生


中西功简介:中西功(1910—1973)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社会活动家。三重县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30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后在满铁工作时加入共产党,作为一名红色间谍,先后在“佐尔格小组”和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中工作。而他最大的贡献,是准确预报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

2008年初夏,我去上海浦东机场接从日本关西飞来的长辈学者竹内实先生,参加在那里举办的毛泽东研究国际研讨会。在那次会上,我接受了编译《毛泽东的诗词、生涯与思想》和《日本人心中的毛泽东》这两本战后日本研究毛泽东中文论集的任务。

在当今中国的毛泽东研究界,无论德高望重的长者还是风华正茂的新晋,读过竹内实论著中译本的已非少数,至少大都听说过竹内实的名字。因此,当大会主持人指着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老先生向大家介绍时,立即吸引了满场的眼球。

会间,接连有人来询问,在哪里还能买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竹内实先生在日本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集》(十卷)和《毛泽东集补卷》(九卷)。于是,我多次向对方尽可能具体说明这两套资料成书的来龙去脉,并表示眼下难再买到的无奈与遗憾。

当初,十卷本《毛泽东集》是竹内实先生在东京都立大学任教时,带领十多位学生合作,由北望社费时一年半陆续出齐的。他起意编印这套资料集,主要是反感当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对毛泽东的文字随心所欲地断章取义,甚至拿来打“派仗”的恶劣风气,大家齐下决心,四处苦寻、抄录能够找得到的毛泽东论著最初发表时的原文,并按时间先后排列编印。这套书既对比和映衬了那种为一时、一己私利歪曲毛泽东著作原貌的流弊,也为端正毛泽东研究的学风奠定了科学求实的基础。结果是,这套资料集一问世便轰动了日本甚至全世界,中国当时一些研究毛泽东的学术机构也购进过几套。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了竹内实的名字。

各国学术界对这一朴素、扎实的工作的积极评价,激发了竹内实更为精益求精的态度。后来,他进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开创现代中国研究班,又主持监修了《毛泽东集补卷》九本,于1983年至1985年间由日本的苍苍社推出。这两套资料几乎汇集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毛泽东的所有文章,连中国的毛泽东文献专家都叹服搜罗之齐全,并对日本学者抢先做了这一早该由中国研究界着手的工作而由衷感到钦佩,或许还有点自愧不如。

实际上,这两套毛泽东论著原文汇编,只是竹内实先生一生毛泽东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只因为在几十年前,竹内实的文章译成中文的还不多,而《毛泽东集》及其补卷的部头相当大,随着这两套书进入中国,中国人才把他看做日本研究毛泽东的著名专家。后来,我受托编译十卷中文本《竹内实文集》时排列过一份目录,把竹内实先生已有的全部著译题目共汇总了40多页。竹内实先生称得上广义的中国研究家,一生研究中国的内容涉及政治、社会、历史、文学、艺术等,无所不包。

其中属于介绍和研究毛泽东的约占五分之一左右,包括几种毛泽东传记、毛泽东诗词译介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等。我没能准确统计出竹内实先生的全部著译以及毛泽东研究部分各有多少字数,但说他是中国以外研究毛泽东涉及面最宽、著述最多的学者,丝毫也不夸张。像在出版的十卷中文本《竹内实文集》中,第三卷是专著《毛泽东的诗与人生》全译,第四卷收录了三种毛泽东传记,第六卷中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追踪,以及第十卷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论文,都堪称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名著。在其他各卷里,也时时处处有对毛泽东的评价、分析以及质疑,竹内实的毛泽东研究始终与现代中国研究如骨肉一样浑然一体。

就是在那次研讨会上,与出版社合作策划、出版“国外毛泽东研究丛书”的中国人民大学萧衍中教授拜访了竹内实先生,说那套丛书已推出的十本美国学者的著作反响不错,接下来想接续编译其他国家研究毛泽东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日本学者的文集,理应有他一本。于是,编选其文集的事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头上,这本文集被定名为《毛泽东的诗词、生涯与思想》。

说到中国毛泽东研究界对国外同行的关注,我隐约觉得以前有点偏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即对欧美成果的重视远过于对日本毛泽东研究的了解。这或者是因为中西文化背景之间差异较大,如欧美学者的理论意识在东方很引人瞩目,或者是因为研究毛泽东的中国学者懂日语的不多等等。总而言之,一般人都未能正视,无论研究毛泽东的历史之长,还是学者之多,日本都远胜于欧美各国。

当然,在日本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当中,像竹内实先生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并不多。除了《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那样卷帙浩繁的资料汇总工作之外,其翻译与解释毛泽东诗词,不仅在日本属于凤毛麟角,欧美学者更是难以想象。因为有竹内实这样称得上面面俱到的毛泽东研究,再加上日本大量毛泽东研究者不分巨细的多向探求,都使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扩展得很宽广。数量之中有质量乃是常识。无视日本毛泽东研究视野之宽与人数之众,先入之见地判定日本研究毛泽东的深刻程度不如欧美各国,若不是无知便当属于偏见。

可能正是出于这种想法,在那次竹内实先生与萧衍中教授的商谈中,他觉得要反映日本战后毛泽东研究的全貌,只选印自己的文集显得太孤立、太片面,建议再选译一本文集,让中国学界与读者更多地认识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成果。

听到竹内实先生与萧教授的协商,我记起在前一年陪同竹内实先生去井冈山参加一次毛泽东诗词研讨会时,他接受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毛新宇采访,曾提到过除自己以外日本几位有代表性的毛泽东研究者及其著作的名字。

在那次采访中,毛新宇主要是请竹内实先生谈谈对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作的诗词的理解之类。而竹内实像以往一样,不太情愿按照一般中国人的思维路径或者惯常谈论毛泽东时的评价方式,更没有重点介绍自己研究毛泽东的成果,倒意外列举了几位日本学者对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活动与思想的一些看法。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听竹内实先生提到,当年的日本共产党内有人去过中央苏区,后来还出版多种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论著,那人名叫中西功。

竹内实先生回国后,与来往较多、眼下在大阪教书的中国青年学者刘燕子等人商谈多次,选目屡经斟酌和改动,最终确定由刘燕子和另两位在日中国人蒋海波、刘全胜,分别选译竹内好、中西功和新岛淳良三位日本学者的论著,再由我统一编校,作为《毛泽东的诗词、生涯与思想》一书的姊妹卷,文集名定为“日本人心中的毛泽东”。

选译这本《日本人心中的毛泽东》,初衷主要是向中国研究者与读者介绍,除竹内实之外日本研究毛泽东的代表性论著。而所谓代表性,受丛书卷数的限制,因此只能选译几位曾影响较大、不可遗漏的学者的论著,在反映日本研究毛泽东的宽度的同时,也应力求显现他们理解和剖析毛泽东的深度。文集中选译的竹内好、中西功和新岛淳良三位的著作,大体上可说是符合这种要求的。

首先是竹内好,前些年由于国内几位译介者的努力,其名字和论著已渐为中国学术界熟知。竹内实先生坚持认为《日本人心中的毛泽东》不该漏选竹内好的《毛泽东评传》,主要着眼于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最早,也是最热情、客观介绍毛泽东的文字,其既有筚路蓝缕的难处,也有开创战后日本毛泽东研究之功。但据译者蒋海波的印象,竹内好这篇评传的态度似乎“不太诚实”,因为其内容“基本上是斯诺《西行漫记》中《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诞生》的摘录,并抄录了不少原文”,而竹内好对此绝口不提,却始终对这篇论文情有独钟,称其为自己的“代表性论文”。

实际上,作者如此敝帚自珍,毋宁显现的是忠实于史料的严谨态度,因为在当时日本,关于毛泽东的道听途说并不少。另一方面,竹内好开创了结合日本的社会现实评价毛泽东的学术风尚。细读这篇评传最后第七、八节,竹内好以篇幅不多的文字,言简意赅描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纯粹毛泽东”或“原始毛泽东”形象。他认为,这一毛泽东的形象形成于井冈山时代,即“当他的一切内外生活都归结为无的时候,他已没有了再可失去的东西时,可能的一切成了他所有的时候,这个思想的原型创造出来了。至此为止,一切的外在知识、经验,从离心力变成了向心力,凝聚在他的身上。因此,原来是党的一部分的他,变成了党本身。党不再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而成了全部。

世界的形式变了,也就是说毛泽东改变了形式。主观与客观合为一体,从这里开始了新的分化。毛泽东再生了。在此以前,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他合为一体,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成了同义词。他本身成了创造的本元。这就是纯粹毛泽东,或者是原始毛泽东。”对这种日本式的语言表达,也许中国人不怎么习惯,但在短短的一篇评传里就把毛泽东思想本源追溯到这一地步,不能不让人佩服作者竹内好深刻与独到的眼力。如果知道竹内实曾与竹内好在东京同一个研究所共事过,还因对毛泽东《矛盾论》的不同理解发生过争论,就像中国所谓“小王”和“老王”拌嘴吵架似的,而竹内实到老年仍念念不忘竹内好当年对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带动,则其决非只是对前辈敬重或谦恭,而是真诚钦佩他的真知灼见。

日本学术界至今并不将竹内好归为毛泽东研究者,而称其为社会批评家或评论家,但毕竟属于学者身份。与之相比,中西功和新岛淳良两位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色彩更为强烈。参与社会活动或者革命又谈论甚至批评毛泽东,这似乎映衬出日本毛泽东研究与欧美区别的另一种特色。这自然并不是说,日本完全没有像欧美那种学院派式的毛泽东研究,而日本学者却又常被中国学界视为理论意识远不如欧美学者那么突出,为此,日本毛泽东研究总被说成欠缺深度。

如今事过境迁,东方文化圈对西方理论意识过分迷信的风气有些淡化了,不少人已开始怀疑,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论情结是否也有走火入魔式的偏颇?如此,再回头反观中西功和新岛淳良,他们身兼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与毛泽东研究者身份于一身,倒给人以生动鲜活甚至传奇色彩的印象。究其实,与枯燥和单调相比较,生动鲜活甚至传奇色彩不也意味着一种深刻么?正如学界常说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信哉斯言。

中西功传奇色彩之深刻,在于他曾是老日本共产党人,不仅以中国革命为己任,亲赴中国红军占据的中央苏区,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向中共和八路军传递太平洋战争之类的情报,曾被日本战时政府判过死刑。像这样由衷地热情欢呼过新中国成立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到“文化大革命”发起后,却在日本一片随声附和的声浪中,同竹内实等少数派一样,鹤立鸡群地反对起“毛泽东思想”来。

如本文集选译的《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一书,中西功不仅认为“文化大革命”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出现了混乱与危机,而且致力于寻觅形成如此混乱与危机的历史根源。他通过回忆自己了解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历程,认为毛泽东并没有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时转换思想习惯,仍旧信奉与推崇曾在革命战争年代获得过巨大成功的那种“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与“军事组织”的思维方式,用以指导和左右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进程,其实质只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

中西功在书中似乎没有创新出什么“概念”或“理论”,但他的如此结论与欧美学者相比,其尖锐、深刻称得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中西功亲身参加中国革命的经历与感受,似乎比西方的抽象理论更实用,如今看来也更具生命力。

至于新岛淳良,虽然也与中西功一样持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却是从相反的角度着眼的。读其《我的毛泽东》,会觉得新岛是一个单纯、真诚得近乎可爱甚至有点可怜的日本人,尽管大约不会有中国人同意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与办法。新岛淳良参与过的“山岸会”,与日本曾有的“新村”等组织一样,成员们深信人类本性善良,痛恨阶级社会的以权谋私与贪得无厌,从而反对政府强权,主张人人奉献全部资产并共同生产,倡导平均主义生活方式。显然,如此观念与设计,其动机可贵,但实行很难。

关键是新岛们不仅限于小组织的自满自足,他曾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旨、尝试巴黎公社式领导等获得过灵感,仿佛看到了希望。因此,当他后来逐渐看到“文化大革命”并非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发展,比如“上海公社”半途而废,不得不重新恢复政府权威时,便转而对毛泽东失去了信心,站到了批评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毋庸讳言,新岛书中的议论大都是感受、即兴的表达,很少归纳、抽象或升华到理论的层次,但他对后来退出山岸会的反思,不也可以视为一种对毛泽东的空想与诗人气质的忏悔么?

这种出自灵魂深处的自责并未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但其上下求索而未果的焦虑,也许正象征着中外毛泽东思想信奉者或研究者的韧性精神。这种精神比那种看似精辟实则简单、草率的正反结论,更能给人以启示,引人以向上。这也是中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永不枯竭、深追不弃的动力之所在。

中西功简介:

中西功(1910—1973)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社会活动家。三重县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30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后在满铁工作时加入共产党,作为一名红色间谍,先后在“佐尔格小组”和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中工作。而他最大的贡献,是准确预报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

1931年在满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回国,在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中国问题研究会工作期间,第二次被捕,不久获释。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就职满铁大连本社资料课,撰写了有关华北农业经济的论文。曾在天津、上海、大连等地的满铁事物所工作。1938年在“支那派遣军”特务部任职。同年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成立秘密反战组织。1939年参加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并领导完成“支那抗战力量调查”项目。1941年尾崎被日本政府捕后,曾拟投奔我解放区。1942年在上海再度被捕,后引渡到东京警视厅,1943年被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起诉,判处死刑。在狱中撰写《中国共产党史》。

1945年根据释放政治犯命令出狱。后入劳动调查协会。曾任《人民》、《民报》编辑。l946年6月加入日本共产党。同年创立中国研究所。1949年当选参议员,并任共产党国会议员团主事。1948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参加建立拥护民主主义同盟工作。1949年向党中央提出《中西意见书》。1950年被开除出党,遂辞去参议员,组成中西派。1955年恢复党籍,在共产党中央劳动组合对策部任职。1958年至1963年任神奈川县委员会委员长。1960年因领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被捕。1966年后从事中国问题研究。1973年病故。

著有《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抗战期间中国的政治》、《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与世界》、《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武汉的革命与反革命》、《民主革命的里程碑》、《战后民主革命时期的诸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从死的绝境中》、《民主主义日本的路标》、《现代中国的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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