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育鸿 福建龙岩文革史料文字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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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轶事趣闻

1967年12月上旬开始，龙岩传闻“红字派”要纠集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5县武装人员攻打龙岩城，武斗气氛日益浓烈。“新字派”加强防卫，在进出龙岩主要路口武装设卡盘查过往客货车和可疑行人。
12月9日下午2时许，新一中公社女战士詹明明焦灼匆匆地找到同班同学（一中高664班），新一中公社头头邱育鸿，几乎带着哭声地对我诉说：“她的表兄黄晓宁是1964年福建师范学院毕业，上杭二中教师，今天上午乘班车欲回上杭时，在龙门被农司抓获，关押，家人焦急万分，担心他被农司人员殴打，想来思去没法救他，家人叫她找我一定要马上设法救他”。我与明明文革初在班上均因家庭出身不好，属“黑七类”子女，受“红五类”子女歧视、欺压，67年3月挺身造反，因有着共同遭遇，比较有共同语言，相对之下，较常在一起交谈，相互信任。当明明同学把救其表兄托付给我，我当然义不容辞，并安慰她，我一定会千方百计救你表兄，你转告家人等我的好消息。救人如救火，事不宜迟，我立马骑上自行车，赶到革造会城防指挥部，当时是革造会掌权，指挥部设在地委办公大楼三楼。当年新一中公社号称800多之众，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敢冲敢打的革命小将，威震龙岩，是革造会的主力军和先锋。而我是副社长，革造会头头无人不知晓。当我到指挥部，头头们正在开会，有张震东、陈育光、张桂林、赵武光、卢超良等10几人。我毫不客气地急冲冲地进入会场，大声嘟嚷着：“湖邦公社农司简直乱来，把我新一中公社一战士的表哥抓去关着，你们马上通知他们放人，否则，有他们好受的”！正说着话的张震东转而对我说：“小邱，你别发火，有事好说，即叫赵武光带我到会议室对面一间办公室，你要求怎样，叫老赵给你解决嘛，我们继续开会”。于是，赵跟我到那间办公室，正好有一部电话，我带很重的语气对赵武光说：闲话别说，你马上打电话给湖邦公社农司头头，要他把今天抓的黄晓宁交给新一中公社的头头带回城里，他马上上去要人。赵照我的原话对农司头头说了。我在旁边听到对方说好、好的。我又急冲冲地骑单车赶到大众戏院，新工司设在那里，工司头头王志贺正好在那，我跟王非常有交情，因他工司水泵厂、烟厂、地勘公司等均是他找过我们帮他们发动和组建的。我说老王，你工司的汽车（当时工司有几部解放牌汽车），派一部给我，我马上要到龙门（距县城8公里）办急事。老王很客气地说：“有一部车上红炭山烟草仓库拉烟叶到烟厂，已经去了好久，估计很快就会回来”。并冲杯茶递给我让我边喝边等，一杯茶还没喝完，就听见汽车声，老王即交代司机跟我走，我坐上驾驶室叫司机快速开往龙门湖邦农司连部，找到接老赵电话的农司头头，说你们抓的人关在那里，马上交给我带回。那头头说：“你别急，放人我是好说，你听我说，此人是我们公社大地主的后代，他老爹马宁是省里的反动文人，不知逃到哪里去了，省文联造反派有通辑令给我们，要我们协助抓捕，现马宁没抓到，抓到他儿子，我们要从审他儿子寻找他老爹藏在哪里，好向省文联造反派交差，这人一时半截还暂不能让你带走”。我一听他变卦了，火上心头，从口袋中掏出一支勃朗宁小手枪，仅5寸长短，熟练地在右手手指中拨弄转了几圈，然后重重地甩在桌上，你们敢不放人，问问我这个家伙答应不答应！那个头头见我发火又发威。着实有些胆怯了，推说黄晓宁的家族在湖邦公社民愤很大，他一个人不敢作主，容他再跟其他几位头头碰头商量后再决定。事既至此且已是近傍晚，我只得耐着性子说两点：1、马上派个人带我去见黄晓宁。2、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不能打他。这两点他满口答应。他的一个手下，背着支“七九”步枪，带着我去到一座破旧民房楼下一个杂乱的房间，门口有人持枪站岗看守。他打开门锁开门，我看见晓宁站在一墙角，身体直打哆嗦，我想大概是心里害怕，加上时令已过入冬，他身穿单薄，冷得发抖。我直率地告诉他，我是你表姝明明的同学，是专程来救你的，你不要害怕。他听后，显得有些兴奋，略有些结巴地说：“我……怕，夜里难……难熬，怕被……被打，求你天黑前一定……要……要救我出……去！我安慰他，好的，我会尽最大努力的。之后我语气很重地对看守的人说，你要给我看好，绝对不能让人打他，否则我找你算帐，看守者频频点头。我即回到农司头头办公室，问哪头头商量的怎样，他口气很软地回答我：待我们晚上审审他，人明天你再上来接走。我想起刚才见到晓宁他那颤抖，可怜兮兮的模样，又将如何熬过一个可怕漫长的黑夜。又真担心农司的人曾说的“不管十六条、十七条，只有扁担一条”，夜长梦多，万一晓宁晚上被打，我如何向其表妹和家人交代。
于是，我觉得，不给他们来点狠招，他们是不会马上让我带人走的。我拨通指挥部的电话叫赵武光接电话，我特意重重地对老赵说：“我上来农司就变卦了，不把人让我带回。我新一中公社小将不是好惹的！你告诉湖邦农司头头，无条件马上把人交给我，否则，我叫车开回一中拉两个武装班的小将上来抢人，发生火拼，你老赵负责。老赵听我这么一说，真有些担心内部突发事件，也确实惧怕新一中小将的威严，若真带武装上去抢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叫我不要冲动，把电话给农司的接，向他下死命令，不要讲任何理由，马上把人交给新一中公社头头带回。我这一着真管用，那位农司的头头无奈之下，只得亲自带我到关押黄晓宁的地方，把他交给我，我带晓宁坐上汽车驾驶室，特意连续按几声长长的喇叭声，汽车快速开回城里，把黄晓宁直接送到西安南路路边晓宁的姑妈家，才6 时许夜幕已经拉下，时正是冬季，天色晚得早。他姑妈一家人见我把晓宁平安带回，皆大欢喜，尤其是明明同学，脸上喜挂笑容，看着我，从她那脉脉含情的眼形中，我觉察到她内心无限感激的情意！而我当时觉得，能为至好的同学加战友，巧妙地办了件难度极大的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事，心中很惬意。
一会儿，明明母亲煮了两大碗“粉肉蛋”叫晓宁和我吃，晓宁倍觉感激我，再三对我言表谢意。同时对我说两件事：一是当时他在客车上被农司的人检查行包，有一只七首被搜出。明明当即插话，这只七首是她下烟厂同“六四”战斗队一起时一位工人给她的，她好意给他表兄，作为外出防身之用。农司的人蛮横无理，要他手持七首对准农司检查人员企图行剌的假象，并用“120”照像机拍下此假象，真是荒唐透顶且别有用心，要求烦劳我明天再跑一趟，一定要把那捏造事实拍下的胶卷向农司取来毁掉，以免留下祸根，今后让他们以假乱真做文章加以陷害。二是当时他被抓时，带有一把板胡，是他向上杭二中工会借的，公家之物，丢了要赔。要求我把这把板胡要回，我爽快地答应好说，我明天一定再专程跑龙门帮你办妥。次日，我果真又叫老王派部解放牌汽车，送我到龙门要回板胡，并当场看着农司的人把制造假象的胶卷毁掉。真是好人好事做到底。这是我在“文革”中所做的一件救人于危难的好事。事隔40多年后，当时的各细节至今仍记忆忧新。
马宁者，何许人矣？文革前（大约是63年我念初中时，就知其人是电影“青山恋”的编导，“青山恋”的外景，我当时还听说是在龙岩适中拍的。此大名鼎鼎的作家，我从未会面过，从这事中才知道他是龙岩龙门镇人氏（马宁是他的笔名）。
而马宁之子黄晓宁，67年救他后直今20年后，大约是89年我出差到福州，应詹明明邀到她家（住省府路省社会科学院内宿舍，才知道她是晓宁的妻子，晓宁已是省社科院研究员）。至今又已过了20年，我们不曾会面过，据说他是近两届福建省政协委员。
岁月嬗变，风雨无情，仓海桑田，人事沉浮。我们都直面人生，从不同的人生路上走向了垂幕之年，逝者如斯乎矣！


笔者：邱育鸿

二00八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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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受迫害致精神病的陈友南老师

陈友南，1933年农历7月3日出生于龙岩东肖菜园厝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51年作为进步知识青年被选送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壹个学期期满结业后回龙岩工作。1956年在职干部工作岗位上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五年制），1961年7月（28岁），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9月调回龙岩一中任政治教师。1965～1966年担任高中毕业班（高64、65两个班）的政治课。
1966年6月5日，龙岩一中同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一样，被“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席卷，停课闹革命，6月中旬，由龙岩地委派工作组进驻一中，领导“文化大革命”。成立一中文革筹委会，由工作组组长某某任主任，高66（1）班贫农出身的马承壁同学任副主任。筹委会10几名成员，都是由家庭出身好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夺了校长兰天和校党总支的权，组织全校师生批斗走资派兰天校长、魏傢秋副校长，揪出一批反革命、右派教师。隔三差五地批斗，全盘否定了一中的教学成果，把建国后的十七年定论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动教师、学生批判。工作组在教师、学生中大搞唯成分论，不以工作、学习、表现论好坏，专门以出身定好坏，出身好的为“红五类”，出身不好的为“黑七类”，组织教师斗教师，学生斗学生，学生斗教师，一时间，把好端端的龙岩一中，搞的乌烟瘴气的。致使许多教师、学生蒙冤受屈，不敢怒，更不敢言……。
正当工作组把自己当作太上皇、猖狂得志，肆无忌惮地执行打击一大片的错误路线，把一中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之际。身为一名政治教师的陈友南，有着较为敏感的政治嗅觉，认为有违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初衷，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陈老师出于公心，不畏工作组的高压强势，在1966年7月中旬，在工作组组织的批斗走资派和教师的会上，正义凛然地历数工作组进驻一中一个多月，执行反动路线，打击迫害一大批革命教师和学生的种种罪行，大胆喊出：打倒工作组！工作组滚出龙岩一中。“得志正猖狂”的工作组，未曾料到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工作组长当场发怒发威，说：“好啊，又一个反革命分子跳出来了，向无产阶级进攻了。工作组是党派到一中的，反工作组就是反革命”。于是，当场宣布陈友南老师是现行反革命。原先的批斗会马上转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友南的大会。派一名工作组成员和2个筹委会学生，拿来一根棕绳，将陈老师五花大绑，揪到台上跪着，胸前挂个纸板牌，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友南，名字上还刻意用红笔打个叉。发动老师和学生上台批斗，有几个同学还受到工作组的唆使，对陈友南老师当场拳打脚踢，以示立场解明、对反革命分子的憎恨。真是大有“杀鸡儆猴”的作用。一刻钟前的人民教师，只因说了几句反对工作组的话就成了“反革命”。这恐怕只有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才有的奇事！许多对工作组的做法有反感的师生，着实被震慑着，心中暗自思忖，今后在各种场合，还是“少说为佳”。以免惹祸上身。
从这一天起，正直的，敢说敢为的陈友南老师被扣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与走资派和早先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一起关进“牛棚”，每日被强迫劳动，随时可能被揪去批斗。致使陈老师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和摧残。
工作组的“老虎屁股真得摸不得吗”？！不是的。当年，全国出现此类问题甚多，中央作出决定撤出进驻各大中学校的工作组。1966年8月底，龙岩地委也相应撤出了进驻龙岩一中等校为期近3个月的工作组。但陈友南教师被工作组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冤案没有得到平反，半空挂着，陈老师照样被关“牛棚”，被强制在校劳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和折磨。
当年，我深知上海复旦大学是全国名牌大学，我的第四个叔叔邱仕年于1963年龙岩一中毕业考进上海复旦大学，我自念高中开始，就以叔叔为榜样，幻想着高中毕业也能考上诸如复旦之类的名牌大学，并以此为动力发奋努力学习。谁也预料不到，我们高66届最时运不佳，碰上了“文革”，大学停止招生，我们朦朦胧胧地陷进了一场无休止的运动。出于对复旦大学的欲望，所以，我对复旦大学毕业的陈老师很崇拜、钦佩，而且我课余多次向他请教问题和谈论问题，关系浓洽，他是我心目中的一位好老师。绝不能因为说了反对工作组的一些话就成为反革命，我对此事几个月来一直耿耿于怀，总想为陈老师打抱不平、鸣冤叫屈。终于1966年11月7日夜，我写好一份6页纸的小字报，翔实地说明陈友南老师担任我们的政治老师两年的严谨教学和平易近人的为人师表，工作组的做法是错误的。并附上一幅大标语：坚决要求为陈友南老师彻底平反！小字报和标语署上我的真实姓名，张贴在一中礼堂边的墙壁上，次日晨我就远走高飞，只身1人外出杭、沪、宁、京串联，一路爬火车，挤在厕所边的通道上，甚至躺在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有，好不容易赶到北京，有幸于1966年11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毛主席第八次接见（也就是最后一批接见），全国各地来的大、中学生。66年12月上旬回岩后，不久又响应当时号召“步行串联”。直至67年3月回一中，发起组织第一个战斗队，取名为“复课闹革命战斗队”。我任队长，成员有陈友雄、戴维纲、卢介元、章培彬等五人。1967年4月上旬扩大为20多人，取名为“临时战斗小组”。此时，一中外出串联的学生大部分已回校，名目繁多的战斗队象雨后春笋般成立，至4月29日，30多个组织联合成立了“新一中公社”。我被推选为副社长，60多名教师组成新一中公社向太阳兵团。陈友南老师也参加了，并积级参与各种活动，尤其是对工作组深恶痛绝，在大会小会上或平时说话交谈间，三句二句总不离批判工作组执行反动路线，打倒工作组。他由于半年多受摧残，现虽无正式平反，终因工作组早已臭名昭著和撤消不存在了。陈老师在教师和学生中成了受人尊重的“造反人物”。由于经受压抑和激动，陈友南老师不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且日趋严重，1967年6月份，他几乎夜夜通宵达旦地不睡觉，到各个战斗队部（夜间都有许多学生住），大声敲门叫嚷：“快起来了，写大字报批判工作组，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闹得一中很不安宁。说怪也怪，陈老师患这精神病，与他人不同，他从不会说错话，更不会乱来或乱打人骂人，只是反反复复地叨念着反对工作组，批判工作组，造工作组的反是捍卫革命路线等等。而且对我特别尊重，佩服，绝对听我的话。曾好几次下半夜2点多了，他到处敲门并大声嚷嚷，扰得同学们不能睡，我也被他吵醒。于是，我叫他跟我同一间睡，对他说要写大字报批判工作组要在白天，现在是夜间要好好睡觉，白天才有精神，他乖乖地听我的话，而且有时还会正儿八经地举手行礼报告似的说：是的，好！便安静地跟我一起睡。67年6月中旬，陈老师妻子及其弟要求我陪他们把他送到福州精神病院住院治疗。我义不容辞地答应。我们一行四人，在去福州的火车上，经过漳平站不久，我未曾料到，陈老师竟会忽地站在坐椅上，手捧红宝书，面带严肃，一本正经地高声说：“请各位旅客一起来读最高指示，马上有许多旅客齐刷刷地站起来，有带语录本的很自然地手捧语录本，陈老师接着说：请大家翻开第1页：领读“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翻开第126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再翻开第157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又带有略微沙哑的音调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并能用手比划着指挥，虽然不是很专业，音调高低还是很有谱的。说怪也不怪，当年在任何场合，只要有人领读或领唱，在场者均会虔诚地跟着，谁也不敢怠慢，已成为一股自然而然的风气。但当时，除了我等3人，谁也想象不到领头者竟然是患有精神分裂症者，正欲往福州住院的人。一路上间隔一段时间，曾3次如此领读领唱。夜间到福州，次日上午我等为陈老师办了住院手续，我们3人在福州玩了1天，第3天便回龙岩，而2个多月后，其家属接院方通知陈老师病情有好转可以来接出院。但患此病者难以根治，隔几年，或碰到重大事情打击，又会复发。1968年至1970年，陈支南教师不但精神上受到严惩摧残，肉体上两次遭受红字派人员的残无人性的殴打。一次是龙岩烟厂的红字派，一次是龙岩一中红字派学生的毒打。每次遭打后受刺激引发精神病加重复发。陈老师第2次复发是1970年4月，当时开展情理阶级队伍活动，我已作知青下乡插队万安公社，师弟到万安找我说他哥哥病又发作，他们家里要送他去龙岩小洋精神病院治疗，他死活不去，谁都没他办法。要我回去劝说他才可能肯去住院。因为在福州精神病院我们曾听医生说过，大凡此病者他心目中都有可能会听1个他所信赖、服气的人的话，这在医学上有医科学依据的。于是，我随他弟回城，果然我劝他说：“陈老师，为了干革命，要把身体保好，有好身体才能干革命嘛！”他果然听我的话，乖乖地住进小洋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多，基本恢复后已经无法再上课，学校让他回东肖家里居住。有好好地生活了几年，只是沉默寡言，显得才到中年就有些痴呆。第3次发作是1975年6月正值“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我已选调三明化工厂工作。我接他家人电报，说陈老师病又大发作，每天晚上下半夜用锃刀，（农村劈田埂草专用的长柄刀）。在大众厝内（他家农村一座大房子里有10几户人家居住）。挨家挨门用锃刀敲门，吵得户户人家夜不安宁。我专程请假回龙岩，到东肖他家，陪他住了两个晚上，他倒变得正常多了，我们随意交谈，我对他说：“晚上是睡觉时间，要好好睡觉。（当年正风行农业学大寨）。陈老师原是政治老师，对政治问题，他精神再乱，在这点上还是不会乱的，我顺势说，现在到处农业学大寨，农村农民晚上睡好觉，白天干农活学大寨是干革命，不能影响别人学大寨干革命。我这一招抓住其唯一一丁点的尚存的精神理智，他倒十分听话，不断点头称是，那两个晚上睡得很安宁。他同房子几个胆小的妇女问我，你怎么敢同他这样的人一起睡觉，我们躲他都唯恐不急，她们好生奇怪。我只是笑笑回答：他服我，听我的话。第三天我又连哄带骗地把他送进小洋精神病院住院治疗。一个星期后的下午，因第二天我要回单位了，我与他爱人同往医院看望他。只见他在病房里既作导演又当演员，他正教一个披着满头散发的女病号，要她演白毛女，他还认真地左看右看，似乎觉得差点什么？（可能想到差在头发不是白的）他自己扮演大春，硬要叫一胖乎乎的男老病号演地主老财黄世仁。另一位较瘦的50多岁病号演杨白劳，我与她妻子在铁栅门外静静观看了10几分钟，只见“白毛女”、“杨白劳”和“黄世仁”倒听他指挥，只不过是呆站着不会表演，倒是他自己活神活现地又比划又唱得挺认真。后来，他看到我也同时看到他的妻子，他连跟他妻子打招呼，甚至正眼看一眼都不曾有，倒是显得有些激动地对“白毛女”、“杨百劳”和“黄世仁”说，今天演出到此结束，我另有重要任务。于是凑过来跟我说话，说我把他骗进来被关住，很没意思，太不讲战友交情。我劝慰他好好听医生的话治好病，才会很快地出去干革命……。
此后10年，陈老师又反反复复发作了10几次。20年间，累及他妻子李素英，她放弃了赤脚医生的工作，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悉心照料丈夫。李素英把她的青春、爱情、精力献给了因公致病的陈友南老师和他的家庭，实在是难能可贵，精神可佳！
1982年，我已调回龙岩工作，1985年10月3日的一天，我接到噩耗，陈老师在凌晨4点多钟，天未亮在凤凰隔原龙岩师专往省监狱的下陡坡的柏油路边，被一个拉着一车木料的2轮手推车撞倒，因重车下坡刹不住，从他身上碾过，当场死亡。天亮后，省第一监狱一位好心的干部路过，从他上身穿着的兰色中山装右上边佩带的“龙岩一中”红色徽章，急叫一部车把他送往龙岩地区医院，通知一中，校方派邱荣辉、孙秀珊俩位教师到医院辨认确定是一中教师陈友南后，即陪同陈友南教师的爱人李素英到医院，李女士中年丧夫，顿时哭天嚎地，悲凄万分。我得知这一噩耗，怀着沉痛的心情，协助尊师的家属，把师长的遗体运回东肖老家，让这位“文革”中倍受迫害的老师，入土为安，往生天堂。鸣呼，悲哉！
此值清明时节雨纷纷。师者长逝，学弟常念。40多年后，疑视师母李素英老人赠予我恩师的遗物——一套四卷《列宁选集》，睹物思人，感慨万千，不禁涓然泪下。
谨以此文寄托对长眠于九泉之下的陈友南教师的深切怀念！

学弟：邱育鸿
2009年4月4日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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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一件鲜为人知的事

1967年5月，全国许多报刊和各式派报，大肆刊登：“薄一波，安子文等61位共产党人被捕集体变节” 的文章后，以天津南开大学揪叛徒造反兵团为首的大批学生北上南下，在全国各地掀起一股在党、政、军领导干部中揪叛徒的恶风浊浪。一大批当权派被无端冤屈扣以大“叛徒”的帽子被揪出批斗，甚至锒铛入狱。
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三位远方而来的不速之客到龙岩一中。说要找一中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一位同学（我忘了他的姓名），把这三人带到我的办公室（当时一中造反组织新一中公社办公室设在教学大楼三楼东侧原教师休息室）。我是头头主持工作正好在办公室。只见此三人表情严肃、刻板，神秘兮兮地。二位20多岁的是大学生，另一位是40开外的中年干部。此三人连寒喧几句也没有。傲气十足地，似乎满有来头的持“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一般。两位年轻的出示了南开大学的学生证。另一位中年人拿出一份盖有“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大方印章的介绍信（印章足足有6公分见方）给我看后，随即单刀直入地说明来意：想不到你们山区中学也藏龙卧虎，当今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入党介绍人是你们一中的练平。你马上带我们去见练平，我们要提审他。
练平是龙岩一中的总务主任，解放前夕参加过革命，后又任龙岩伪县长，文革初期就以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揪出，关牛棚，挨批斗。但尚无人知晓他是刘亚楼的入党介绍人。我窄一听，丝毫不敢怠慢，立马带他们三人到关押练平的地方，让他们提审。他们叫我迴避，并口气很重地对我说，今天的事你一个人知道就好，不可外扬，否则将有你受的。当年，我受他们的警告，只得把此事深藏在心底里对谁都不曾说过。我当时猜想，他们一定是想从练平口中得到刘亚楼司令在闽西革命时有否叛变行为。（刘亚楼司令与练平同乡，是福建武平县人）。此三人提审练平后何时离开一中我不知道，他们是不辞而别的。此后大约不出十天，练平就被人押解关进省一监（在龙岩）。而几乎同时，龙岩街头（1967年6月4日）开始出现大量“打倒大叛徒邱锦才”的大标语和大字板，现在回想起，这必然与此三人的煽风点火有关联。
当年全国那股“揪叛之风”，事后证实是当时操纵“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幕后策划的，其目的是整垮党、政、军内一大批领导干部，进一步搞乱全国局势，以求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邱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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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静坐事件

文革时期，各地各单位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这是比比皆是，见怪不怪的情况。龙岩文革中单位里对立最为严重的两派组织，要数龙岩唯一一家最大的兵工企业——龙岩风动厂。风动厂的“东方红”大多数是老工人，保厂长郭德根，另一派“红卫”多数是转业军人，年纪较轻，也比较单纯，容易偏激。六七年六月中旬以来，“红卫”公然行暴，闯进“东方红”职工的住宅，把他们撵出厂外。“东方红”的老工人多是带家属的，有老有小，那里是年轻小伙子的对手，只好空着手逃进城里，要求“二.八”夺权成立的“临勤委”的庇护。在龙岩，因为两派对立首先被搞得无家可归，就是风动厂“东方红”组织的群众，他们离开了厂后，有的回原籍老家，有不少流落在厂附近的条围、西山、陈陂几个村。
此后，便不断有附近的农民同“红卫”发生磨擦。深明大义的农民，同情和支持“东方红”。
六月已是初夏，“东方红”群众空手离厂，暂时混得几天日子。但要长期坚持，困难就大了，因而，难免有人悄悄潜回自己的家里，拿出些日用品。六月二十六日，“东方红”的谢松江等人回厂拿自己的衣物，按说是事属正常，理所当然之事，竟然无端遭到“红卫”某些人拳打脚踢，结果不但什么都没有拿到，反而被打得头破血流，狼狈逃进城里。
“东方红”受其对立派的压制深受新字派群众的同情。但他们对“红卫”无可奈何。他们知道，风动厂是制造武器的兵工厂，惹他们不得。如今“东方红”的职工为了拿几件衣服却遭到毒打，谁都会愤愤不平。此时，福州的“省革造”因为同解放军战士发生磨擦，正在屏山路静坐示威。这个行动给龙岩的“农司”得以启发，因而，在事发当日，“农司”便发动了一批群众，包括风动厂的“东方红”，到地处水门的龙岩军分区大门口请愿。他们提出了五条要求，其中主要有：
一、 强烈要求军分区惩办“6.26”殴打“东方红”职工的凶手；
二、揪出“6.26”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三、赔偿受害者的一切损失。
这些要求当然并不是很苛刻，但做起来就很难了。因为这是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加之他们还提出了一条更为过分的要求：指名要分区参谋长高希山亲自接见。这一要求，恰巧给高希山授之以柄。
在这样一个并不高明的举动下，又要求高希山接见。高希山大可以悠哉悠哉，拒不接见。他有他的理由：风动厂发生的事，同他有何相干？指名要他接见正是冲着他而来，老谋深算的他，是决不会去冒触犯众怒的风险。
可新字派的群众并不罢休。于是，军分区的门外，昼夜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也有一股愣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两方都不让步，自然形成了一个僵局。新字派从请愿演变成静坐。他们坚持：高希山不接见，他们就不撤。为了保持大街上有人静坐，新字派的群众，人多势众，采取日夜轮换，倒也坚持得像模像样。“新一中公社”革命小将是主力，每天昼夜轮番，组织几百名秩序井然地参加静坐，并派宣传队到静坐现场演出。至于给养，“农司“头头们十分老到周全。他们安排了各个公社轮流送粮送菜。各个公社都不让自己的公社失面子，每天都抬来了杀好的整头整头的猪，一担担的米菜，排成队伍，从龙岩西门一路浩浩荡荡，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步行到分区门口，大有当年大革命时期“送郎当红军”的风采。许多外地来龙岩的人们，在龙岩街头上看到农民如此踊跃地支持造反派时不禁誇奖，还是老区群众觉悟高，他们如此满腔热情支持革命，实在大出他们的意外，佩服不已。
参加静坐数以千计的新字派，牵动的是龙岩数以万计群众的心！但狡狤的高希山料定新字派群众尽管一时热情高涨，却不可能长期耗下去。只要他打定主意，硬顶下去，过不了几天，静坐的群众徒劳无功，就会再衰三竭，他对此胜算在握。
军分区政委赵凡夫也深知会有此结果。何况，造反派嘴硬而心散，各有各的主张。长期耗下去，只能加速军管，决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结果。为此，他把在“临勤委”政治部工作的军分区干部：政治部副主任澎湃，宣传科长张景强，干事李莘耕等全部动员了出来，叫他们到静坐的群众中分头做工作，劝他们尽快撤回去。
新字派的许多头头也意识到，再坚持下去，便越显被动。一定会被高希山之流抓到把柄：其一临勤委已无法控制局势，龙岩必须实行军管；其二，新字派围困军分区，影响分区的正常工作，是地道的反军派。为了保住“临勤委”，他们只好发表一个短短的声明，偃旗息鼓。撤走了军分区门口静坐的群众。轰轰烈烈维持了一周的“6.26”静坐悄然结束。
现在看来“6.26”静坐是新字派文革中一盘败局，它大大地激怒了高希山，起始埋下了高希山仇视新字派的霍霍杀机。

笔者；邱育鸿
2008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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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7.14”龙岩两派第一次武斗


此前，因军分区参谋长高希山为首，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赤裸裸地支持红字派，打击新字派，摧残“二、八”夺权建立的“临勤委”。新字派坚决反对“军管”，新红两派严重对立，几乎到了弓张弩发之势。得知红字派七月十四日要在中山公园召开拥护军管的大会。新字派决不让红字派开成这个大会。 一致认为如果实行军管，实际上是“高管”，将会受更大的苦头。所以，当日一早，农司下属各部已在进入龙岩城的各个路口、桥头把守，不让红字派组织结队往中山公园开会。到八时许，中山公园里只到了三、四百人，城里的红字派和部分城外分散进来的。此时，十几名新一中公社小将簇拥着抬着一个早一日做好的竹编纸糊的“大棺材”，上面写着“军管会千古”五个大字，放在公园台上，并大声齐念毛主席诗词送瘟神中一句；“纸船明烛照天烧”。足以显现新字派反对军管的气概。
九时许，几百名新农司人员，冲进中山公园内，驱赶参加“拥护军管大会”的人员。红字派人员还在期盼大批人员能到达会场，不知他们已被农司拦截进不了城，仍然岿然不动。而且有人带头齐喊：“坚决拥护军管”、“打倒大叛徒邱锦才”。激怒了农司，顿时，农司人员撕扯红字派手持的拥护军管的标语、横幅，双方发生扭打。少数身带扁担的农司人员，手挥扁担，劈头就打，红字派此刻乱了阵脚，吓得抱头鼠窜，四处离散逃跑。其中一百多名冲出中山公园，向马路斜对面的中级法院审判厅躲避。几十名农司人员尾随追去寻打。就在这危急关头，新一中公社顾全大局，不忍流血事件继续扩大，紧急集合二百多名革命小将，赶赴现场，手挽手拉成两道人墙，并劝止着几乎失去理性的农司成员，劝说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当场解救了一百多名红字派人员。事发当时，赵凡夫、罗炳钦也即亲临现场，制止农司打人，一再向农民宣传，要坚持《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有的农民不认得赵凡夫，也对他无礼，回答他：“我们农民不懂得什么叫十六条、十七条，只有扁担一条”！当时，虽遇些阻力，但是，在赵凡夫、罗炳钦及地专革委会和新一中公社等多数组织的努力劝止下，“7.14”局部武斗事件很快平息下来。
我们承认，“7.14”事件中，确实有一些红字派的群众挨了扁担，受了不同程度的伤，但没有造成人命的损失，而且新字派在劝阻过程中，也有不少的群众挨了农司个别人的拳头，包括赵凡夫，罗炳钦和许多参加救助的新一中公社小将。应该说，如果不实行对龙岩军管（可以说当时的形势根本不需要对龙岩实行军管！）这次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人们不禁要问，在当时的气氛下明知有可能发生武斗，高希山有什么必要拿红字派群众的生命去下这场赌注呢？
不妨说，“7.14”事件是出于高希山的政治需要。这个事件几乎被描绘得有如中世纪的野蛮荒诞、可怕，竟被说成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且看红字派的《汇报材料》，是如何夸大其辞的：“7.14”事件当天共被抓120多人，被打伤600多人，其中重伤160人（解放军战士21人）……《汇报材料》对“7.14”事件的描述没有一句是真话，但有一个事实他们却没有勇气直接承认：在所谓“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竟然未死一个人。
这一事件在他们的刻意扩张描述和大肆煽动下，不仅严重加深了两派的对立，也蒙蔽了外县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此时，神州大地正处于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江青接见安徽造反派时，抛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个口号谁都可以使用，因为谁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革命左派。“文攻武卫”的口号一经实践，许多地方立即陷于内战的漩涡之中。全国在大乱中，到处血雨腥风。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龙岩发生的武斗事件，在全国排得上最严重的地县。
“7.14”武斗事件，充其量不过是“拳头加扁担”。与其后来龙岩发生的67年“8.7”“红卫”枪杀张根龙，“12.14”高希山直接指挥，一百多名解放军参与并纠集外县一千多人，“五六”式枪加“八二”炮攻打龙岩的惨案，及68年“8.8”土制坦克压阵，武装攻打东肖等事件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现在倒回来看文革这段历史，小小“7.14”事件，引发的武斗升级，龙岩武斗的枪林弹雨、炮声隆隆、血染龙津河。至今回想起，仍令人不寒而栗，胆战心惊！，而且深深为这场“文革”内战无辜死难的数百名群众感到不幸和惋惜！

            
笔者；邱育鸿

2008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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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革造会夺枪事件

八月五日开始，风动厂“红卫”依仗兵工厂有的是“五六”式步枪和冲锋枪，肆无忌弹地全副武装，向当时手无寸铁的“革造会”示威，多次武装骚挠周边农村条围和西山村，直至八月七日，在红炭山矿井前残酷枪杀红坊农司成员张根龙。血淋淋的事实唤醒革造会人，必须拥有武器保护自己。逼迫“革造会”向龙岩驻军夺枪，武装自己。
在“8.7”张根龙被枪杀的当晚，革造会组织了红卫兵、工人、农民近千人从城里一路浩浩荡荡奔往驻弥勒溪（俗称美丽溪，距岩城十几公里）577部队驻地，抢夺存放在军械库里的民兵上缴的枪支弹药，新一中公社的红卫兵冲在最前面。部队接到指示，如果群众冲过警戒线时，可以朝天鸣枪警告。然而，当红卫兵冲过警戒线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却遭到真枪实弹的射击。新一中公社小将汤新民（时年仅15岁），不幸中弹身亡。此时，又一士兵枪欲朝人群射杀，幸亏被其旁的某连长眼明手快，把该枪顶起，朝天射了几枪，避免了更多的“新字派”人员伤亡。革命小将遭枪杀，不但制止不了夺枪行为，反而更加激起了群众中的敌忾心理，仍然无所畏惧。由于部队首次开枪打死当年号称响噹噹的红卫兵，577部队也让步了，不再用武力阻拦新字派去夺封存的民兵武器。军械库被砸开了，大批民兵使用过的旧式枪支：七九步枪、五三式步枪、五0式冲锋枪及各式机关枪，当晚被革造会群众搬光了。次日，又抢夺了浮蔡部队弹药库，抢了几卡车的各式子弹，枪栓和手榴弹。新一中公社小将汤新民的死换取了“新字派”抢枪的顺利！


笔者；邱育鸿
200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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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车往适中接新一中公社宣传队

“文革”初期(1967-1968)，龙岩一中的革命造反派——新一中公社，威震闽西。而当年的新一中公社宣传队，也曾名噪一时。
1967年8月初，新一中公社宣传队到适中镇各村巡回演出，精彩的演出场场暴满，深受适中人民的欢迎。
8月7日上午，龙岩发生新字派大规模地向驻岩部队抢枪事件。中午，消息传到适中，宣传队员闻悉，再也在适中呆不住了。午后1时许，新一中公社头头邱育鸿，接到宣传队长林品仁的电话，说宣传队人员听说龙岩抢枪，全都急着要赶回龙岩参加抢枪。要我立即派车到适中接宣传队回城。我在电话中答应马上派车去接他们。我放下电话，立马骑着单车，到大众戏院（新工司司令部所在地），找工司头头王志贺（当时工司有几部解放牌汽车）。王说车子都在外面跑运货。我对王说：汽车一回来，马上开往适中镇圩场，接新一中公社宣传队回岩城，有紧急任务。王志贺满口答应，叫我放心。我心里想，宣传队的人在焦急等车接，而不知工司的车何时能回到总部听老王令去适中。我想起养路段有部客车，司机姓潘，曾多次接送过我新一中公社宣传队去外地演出，我随叫随到。在工司没见到汽车，我心里很不踏实，于是又骑车赶往养路段（西兴桥过去往西安北路50多米便是）。到养路段院内，我看到客车停在那里，喜出望外地大声叫老潘、老潘。只见老潘从客车底部爬出来，一身乌黑黑的。笑着问：“小邱，什么事叫得那么急”？我一本正经地对老潘说：“有紧急任务。”老潘带着歉意说：“车子还没有修好，大约还要半个小时就会好。”我即对老潘说：“车子修好后，请你马上开往适中圩上，把我公社宣传队接回一中。老潘满口答应，又爬到车底修车去了。这下可好了，我想已落实了两部车，总有一部很快就会去接。我放心地骑车想回一中。刚过西兴桥头10多米，路经中山西路右侧路边第一座楼房是当年龙岩侨联会所在地。看到一部很新的16位面包车，是龙岩在印尼的华侨赠送的。司机姓戴，我也很熟悉。我想，叫这部车跑一趟，宣传队的人坐着也舒服些，而且速度也快。于是，我把单车往边上一放，走进侨联会，在楼下第一间就一眼看到老戴在悠哉悠哉地喝茶，我亲热地跟老戴打声招呼，说：“老戴，马上跟我到适中，执行一项紧急任务。”老戴人好且爽直，放下茶杯连问什么任务也没有对我说走，我们俩坐上车，老戴技术好，汽车又是进口的，（当年在龙岩可谓是第一部进口车）。风驰电掣般开往适中。不到1个小时，就到新祠（离适中10公里左右）。看到迎面驰来一部解放牌汽车，车斗前飘着一面上书“新一中公社宣传队”的红旗，车斗上两边栏板边挤着10几位宣传队员，兴致勃勃地唱着歌。我急忙叫老戴往路边停下车，拉开车门跳下车拦着这部车，我招呼大家下车换坐这部旅行车舒服。战友们高兴地全过来了，我对地勘公司开解放牌汽车的司机（姓什么我忘了）说，谢谢！你完成任务了。老戴熟练地调过车头，急驰在回龙岩的路上，车内同学们有说有笑，大家第一次享受坐进口好车，这在当年来说可算是难得的机会。
当车快回到马坑铁厂前的崎岖山坡路段，我看到养路段的班车在吃力缓慢地往坡上爬，我即交代老戴在迎面来的班车前停下，老潘被这挡道的旅行车搞懵了，急刹车停了下来，从驾驶室窗口探出头，正想发火骂一通，看到我跳下车走到他车跟前，马上转口问我怎么回事，我笑嘻嘻地对老潘说：“老潘你真守信，修好车就来了，调过头往回开，没你的事了”。此时，地勘公司的解放牌汽车放空超车而过，我们坐的旅行车一路高歌回城，引起众多行人驻足观望。
新一中公社的小将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曾有过许多特殊的威风！


笔者：邱育鸿
二00八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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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一九六七年“10.30”事件

邱育鸿

1967年8月5日开始，龙岩国防工厂风动厂红字派“红卫”依仗兵工厂生产“五六”式步枪和冲锋枪，肆无忌惮地全副武装，向当时手无寸铁的“革造会”示威，多次武装骚扰周边农村条围和西山村，甚至于8月7日，在红炭山矿井前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红坊农民张根龙，造成龙岩文革中第一起枪杀致死人命案。血淋淋的事实唤醒革造会人，必须拥有武器保护自己。逼迫“革造会”于“8.8”向龙岩驻军夺枪，武装自己。
为了防范风动厂“红卫”持枪骚扰厂附近三个村条围、西山、陈陂的群众，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革造会派出上千人的武装人员（新一中公社有一个排的武装人员参加，并派张丽梅同学担任前线广播员）。于1967年8月8日至9月7日，对风动厂实行武装围攻，为时整整一个月。直至1967年中央“九.五”命令下达（要求坚决收缴两派武器）。后第二天，才解除对风动厂的武装包围。
“九.五”命令缴枪，“红字派”一点都没有缴，新字派农司基本上也没有缴，只是工司和地、县直机关基本上全数缴了。当时新一中公社有一个加强连（四个排的武装200多条枪）。缴了三个排，隐藏一个排的武器，4 挺机枪，8支五0式冲锋枪、40支五三式步枪和10支短枪及一批弹药和手榴弹，于67年9月8日夜10时由20多人从一中出发乘一辆解放牌汽车到铁山镇，然后步行走山路20多华里，背的背、挑的挑，把这批枪支弹药连夜藏到新一中公社社长林根河老家，内十八乡陈山村隐藏起来以备战用。
风动厂于9月7日解围后，支持红字派的龙岩军分区司令柴欲兴和参谋长高希山，很不甘心龙岩城被他们认为所谓的“反军派”闽西革造会和“二.八”夺权成立的“临勤委”掌握着。高希山经常出入风动厂，与“红卫”头头范志远和建井头头王仁柯密谋策划，武装占领龙岩城。于是爆发了“10.30”事件。
67年10月30日上午，“红卫”总指挥在高希山面授机宜下，部署四个支队300多人的武装人员。由风动厂出发第一支队进军纪念碑，并立即占领纪念碑；第二支队与水泵厂“五一联队”协同进入水泵厂并占据临近的地区运输总站。占据总站的一小股（大约20多人）红字派武装人员，由一部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开路，企图越过西兴桥向城中心中山路进发。龙岩“红九二”总部头头林振鸿率几十名学生拦阻着，并与他们辩论。虽然林振鸿等新字派革命小将赤手空拳，面对全副武装的“红卫”面无惧色，理直气壮地与他们辩论，我们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缴了枪，你们违抗中央命令拒不缴枪，竟然胆敢持枪示威，“红卫”武装人员狂枉地逞威风，五六式朝天鸣枪，并向人群点射，林振鸿当即臀部中弹负伤，由战友们扶送医院抢救。“红卫”此时也胆虚龟缩进总站；第三支队进军溪南林保厂，目标是摧毁工人文化宫内的风动厂新字派“东方红总部”；第四支队往东线火车站攻占对面的大旅社。因革造会武器均已封存藏于郊外乡下。除第三支队伍在攻工人文化宫时受“东方红”反击，当场毙命两人而败逃。其余三支队如入无人之地，没受到革造会方任何抵抗而占据了预定目标。
至于革造会一方，被这突如其来的快速行动乱了阵脚，革造会城防指挥部在地委大楼召开紧急会议。首先立即派二部汽车往“十八乡”把集中封存的武器运来分发给各武卫连，新一中公社也紧急赶往陈山村取回武器。配备齐武装人员。
时值傍晚，革造会临时指挥部设在龙岩烟厂内（烟厂“六四”战斗队是工司的主力）。由张震东为总指挥，赵武光为副总指挥，先行赶来的有西陂连和城关连及新一中公社两个班的武装（余两个班守护一中最高亭）。立即分班把水泵厂四周包围起来，以免“红卫”武装人员再出来骚扰附近居民群众。此时，另星有两派开枪交火。红字派第一支队已经占领“闽西烈士纪念碑”，为了集中火力加强总站和水泵厂的力量，闵万江急速命令撤出“纪念碑”进驻总站。
入夜，县直连在西兴桥东侧控制制高点，并在三楼架设机枪，“达达达”猛烈朝总站开火，并掩护工司连冲过西兴桥，战斗配合顺利。工司马廷光副连长是转业军人，勇猛当先，率领20多人冲进总站，以楼墙为掩护，对方抵抗也十分顽强，双方打得很激烈。此时，县直连也冲过西兴桥，同工司连汇合，与“红字派”武装人员逐楼，逐屋展开激战。“红字派”渐渐抵挡不住，眼看不妙，赶紧趁黑越过城关公社逃往其主力所在的水泵厂。当时，有5、6个建井“红字派”武装人员，人地两疏，地形不熟，在从总站逃往水泵厂途中被工司连与县直连的人抓住，缴了他们的五六式枪，因为水泵厂正打得火热，无暇顾及这些俘虏，他们各自跑了，消失在黑夜之中。
夜深了，枪声渐渐稀疏了，但双方阵地都没有突破。红字派第四支队在火车站附近看势不妙，也不敢贸然行动，乘黑夜撤回风动厂。
第二天，原来计划攻打龙岩城四个战场，已经结束了三个。“红卫”和“建井”的战斗人员，大都是复退军人，据守在水泵厂几座楼内，打得很猛，封锁了西安北路。特别是二挺机枪的火舌从三楼窗口喷出，严重威胁着对面烟厂的一切行动，指挥部认为非拔掉这个火力点不可。指挥部挑选了新一中公社2个班和工司10几个退伍军人，组成“突击敢死队”，由赵武光率领，翻上围墙，进入水泵厂内，遇到“红卫”和“建井”猛烈反击，赵先中弹负伤，新一中公社陈××膝关节挂花受伤，出师不利，其余的战士，各自寻找掩体，暂伏不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革造会无后座力炮炮手勇敢地临近，对准办公楼，手扣扳机，一声巨响，三楼机枪哑了。革造会突击队迅速冲上占据了办公楼。水泵厂内厂房大，宿舍多，地形较复杂，而且楼与楼之间均有一片开阔地，革造会拿下办公楼，只是占据了厂内一制高点，缩小包围范围，水泵厂的战斗只好僵持住，另星对打几阵子，双方都不敢妄动。办公楼被占，红字派着实紧张起来，生活、供水也成问题，弹药也不多了。他们军心开始涣散，无心恋战。总指挥闵万江不断与高希山联系，要求调援兵支持，高希山畏于“九.五”命令下达不久，不敢派兵支援，只得指示：此次战斗不利，不值死守，要创造条件撤离回风动厂。
11月1日晚8时许，水泵厂一宿舍楼突然着火，火光冲天，“红卫”和“建井”武装人员，乘火烧大楼之乱，分二路敲开厂后围墙，通过西安、排头、条围，连夜撤回风动厂。历时三天的“10、30”水泵厂武斗事件结束了。
“10、30”红字派一方中枪死者有7人，伤10几人，革造会方负伤5人，所幸没有人员死亡。
至于水泵厂的火烧大楼，至今仍还是一个谜，据当时拥总司故意大放厥词，革造会为了消灭“红卫”和“建井”，在几次攻不下的紧急关头采取“火攻”，企图火烧水泵厂，其用心何其毒矣，把责任全推给革造会。试想，那时战事紧张的情况下，“红字派”防守严密，革造会又怎能潜进去纵火？而革造会的人猜测“红卫”和“建井”要撤，故意纵火施调虎离山计，使革造会目标对准火场，他们可乘机安然撤退。我以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10、30”以红字派试图占据龙岩城，而进行的一次实战演习，最终以失败告终。高希山及“红字派”领导层，总结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蓄谋着一个更为周密，更大规模的，由高希山亲自指挥，部分军人参与的调集永定、上杭、武平、连城几千名武装人员，配合龙岩的红字派，以兵工厂及部队和监狱为据点，实行罪恶的攻打龙岩城的计划。——这就是事隔一个多月后轰动全省的龙岩“12.14”惨案，造成两派持续八天八夜的大规模武斗，死亡30多人，枪伤100多人。
龙岩“文革”期间的战斗是全省乃至全国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800余人，占全省死亡5000余人的三分之一。
英勇的，不屈不挠的闽西老区人民，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一路悲歌地走出来！留下一曲曲不堪回首的历史悲剧，让人们了解和正视这段历史，并以史为鉴，是有所补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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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12.14”一中最高亭保卫战


“67.10.30”龙岩水泵厂一战，红字派以死伤十多人而惨败告终。此后，红字派的骨干人员，一部分潜进风动厂保存实力，一部分集结在上杭矶头水电站为据地，集训，蓄积力量、伺机报复，攻打龙岩城。到了12月上旬，高希山要纠集，指挥外县红字派武装，进攻龙岩的传闻已日趋明显，龙岩城里的气氛愈来愈紧张。
12月上旬开始，由军分区参谋长参与指挥，拥总司郭安兴、闵万江等人指挥调集，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拥总司的数百名武装人员，以兵工厂龙岩风动厂为据地，化整为零，先后分批潜入风动厂集结。而后于12月12、13两日晚从风动厂分散进入省一监，龙岩军分区大院，军分区后山独立营驻地为潜伏点。在高希山的亲自指挥下，兵分三路，每路由十几、二十名脱掉军装着便装的“士革会”和709武警爬几十米，便占据虎岭山顶上的两座洋楼（龙岩人素称番仔楼），同时分出部分潜进邻近纪念碑边的几座将军楼（即301部队干休所），此路人马约60多人。第二路由军分区翻过围墙占据紧邻的龙岩交际处，同时分出部分兵力沿街东下占据大旅社，此路人马约80多人。第三路由后山独立营驻地穿越2里多山路，潜进一中后山。此路人马最多，约120人，由军分区作战科副科长王钦率领，有20多名着便装的分区战士参与。当时，因利用夜深人静，三路皆未遇到新字派的武装抵抗，不费吹灰之力垂手而得，只是在一中后山一路后遭遇新一中公社小将的英勇反击得而复失。
龙岩一中位居岩城北面，校内后山顶上叫最高亭，有座大院叫仰山书院。这里是龙岩城北据高点，在此俯瞰，龙岩城尽收眼底。“10.30”后，新一中公社一个加强排的武装，共四个班，每班12人，配备一挺机枪，一支五0式冲锋枪，其余均是“五、三”式民兵用的步枪，弹药和手榴弹充足。3班、4班两个班驻扎在仰山书院内，2班驻扎在紧挨山脚的民主楼，1班驻扎在苏东楼。11月下旬开始，为防范红字派进攻，小将们不辞劳苦，自最高亭沿山中段修筑了一条30多米长的坚固的战壕工事。日夜轮流值班守护，每日更换口令回令，可谓够警惕，有戒备的啦！
事出有巧，12月13日晚，龙岩西门大众影剧院举行省“思想兵”总部派来的文艺宣传队的公演，演出的节目中，还有演高希山赤膊上阵支派的话报剧。同时，在专署礼堂连映两部电影，一部是平原游击队，那敲锣声并大声报以“平安无事喔”的声音久久在众人耳边回响，两个地方的映出到子夜才结束。新一中的武装人员大都去看了。回到驻地，刚迷迷糊糊入睡不久，大约在深夜2时许，朦胧中被枪声吵醒，依稀还另星听到枪声，各武装班的战士揉揉腥松的双眼，打起精神，迅速进入各自的战斗岗位。最高亭上的3班、4班最快进入山顶的工事，严阵以待。苏东楼的1班，也立即摸黑靠近西边的操场围墙隐蔽。山脚下的2班，个个手握钢枪，从山脚缓缓向半山坡上行进。
突然看到十几米开外夜幕下隐隐约约有一批人，即警惕地喊口令：“一二”。对方回令：“二七”准确，便放松戒心，继续各自往上走。就在这一刹那间，冷不防几棱五六式全自动冲锋枪猛扫过来。2班走在前头的三位小将傅恭生、鄢建成、郭志勇即刻中弹倒地身亡。后面的两位战士苏新荣、邱希贤、中弹受伤。剩余7名战士机警地伏地不动，或借助松树作掩体，伏地端枪瞄准前方。红字派进攻人员得意忘形，以为新一中上来的这批全报销了。几十个人已攻占上半山坡的急速往下压，走的最前面的是军分区作战科副科长王钦，此人文革前期被军分区派往一中负责学生军训，其貌特别好认，瘦高的身材，满脸横肉，带些许麻点，一中公社的战士眼利，夜幕中也能认出他。此时他正得意洋洋地走到2班机枪手林德阳卧倒的身边，高大健壮的林德阳，猛然跃身而起，抱着王钦搬倒他，在山坡上滚了几米，眼看后面十几名“士革会”脱掉军装穿便装的急步赶来救指挥官，林德阳只得脱手放开王钦，自己还抱着机枪拼命往山下滚而安然脱险。当即，王钦站立起来，立马恶狠狠地向四周横扫了一棱五六式子弹。说时迟，那时快。距王钦身后五、六米之近的2班班长张xx，半跪式手持五三式步枪，沉着地瞄准着勾动板机，一颗为战友报仇的子弹飞出，正中王钦肚中，穿断脊椎骨而出，王钦重伤倒地，由于指挥官王钦受伤，拥总司立即乱了阵脚。此时，最高亭上3班和4班的火力猛然攻下，拥总司虽有十几名军分区战士参战，他们也早已溃不成军，谎不择路的抬着长官匆匆往后山独立营地撤退。一中后山枪声已停，此时是凌晨四时许，恢复了平静。
突然，最高亭作战工事里的新一中公社战士，在寂静的夜中，听到有两人讲客家话的声音。估计是拥总司的人。这两人大概是怕死，仗未打起来，就躲在一中后山北面炸石头的小山洞里，此时枪声已停，以为同伙胜利占领了一中后山，这时才壮着胆冒出来。正巧，新一中公社2班的苏xx、赖xx两人也是客家人，就用客话对他俩喊道：我们早已攻占上来了，你俩还不快上来。他们俩闻声，信以为真，倒背着枪，双手插在棉衣袖子里，悠哉悠哉地往上走，直到工事前，被新一中战士用枪顶着，一枪结果一个，当场缴了一支五六式冲锋枪，一支五六式步枪。14日凌晨，我们翻看这两尸体，从一人口袋中搜出一本学生证，上写苏永海，盖有永定一中校印，另一具年龄大些约三十岁，农民模样。
“12.14”一中最高亭一战，全靠新一中公社训练有素的战士，英勇顽强，拼死奋战，革造会派来一中武卫连的指导员孙桂生，不在现场，副指导员薛明礼临阵躲藏起来，引起小将们的公愤。在一中后山最高亭被夜间突袭占领一半的危急关头。在枪一打响就折了3名战士：傅恭生、鄢建成、郭志勇，受伤5名:苏新荣、邱峰、邱希贤、林新辉、邱东江的惨重伤亡的不利战况下，新一中公社战士同仇敌忾，沉着应战，以四十八名对二十几名脱掉军装的士兵和一百多名拥总司一式配备精良武器五六式冲步枪，敌我悬殊极大的情况下，英勇善战，反败为胜，顺利保住了龙岩城北据高点——最高亭。班长张xx的一枪致来犯者的指挥官王钦重伤而败北。真可谓是关健的一枪定胜局，他的功勋卓著。最高亭保卫战，新一中公社武装排的胜利，保住了龙岩城北的据高点，才使闽西革造会得以坚持在龙岩城与红字派武装抗衡了“八天八夜”，避免了新字派的更大伤亡，保住了龙岩一大批老革命干部免遭“战乱”的厄运，得以从容撤离龙岩城转战或避难于外地。
1967年，“12.14”惨案中，新一中公社遇难的学生：傅恭生身中13枪，浑身被刺刀刺烂25处，惨不忍睹，郭志勇身中3枪，鄢建成头部中一枪。当年三人的惨状曾用“120”黑白像机照了2卷。
新一中武装排配备两个救护班，全由女同学组成，年龄最小的仅15岁。她们训练有素，身背急救包，跟随在拿枪的男同学身边，5名伤者及时得到她们的紧急包扎，抢送医院和精心护理。伤势最重的苏新荣同学，下腹肚肠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不醒，送到地区医院抢救需输血，十几位救护班的女同学争相献血，少的则捐100CC，多的则捐300CC，他的一身流躺着十几位女同学2000多CC的血。这一事例说明当年纯真的同学加战友之情着实可钦可佳！
“12.14”凌晨，新一中公社教师邱荣辉在当时的地区交际处（中联总部办公室）被捕，被拥总司关押了四个多月。而同时在交际处的新一中公社常委张惠新躲进厕所粪坑中才尧幸逃脱。
12月17日午时，三位遇难的新一中公社战士傅恭生、郭志勇、鄢建成经整容，穿上新衣裤鞋袜、手臂上佩带新一中公社红臂章，身盖新一中公社战旗，众战友向他们三人遗体告别后，装殓进棺，一同并排安葬在最高亭下30多米处的一块平地上，因战事紧张，没能开追悼会。战友们把怀念之情深深埋藏在心底，擦干眼泪，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战斗！
12月14日至12月21日，从军分区后山独立营驻地，几乎天天用“八二”迫击炮、“六0”炮向一中校园炮击。17日晚八时许，新一中公社战士汤国华在一中实验楼前被炮弹击中，脚踝部伤重。
12月19日，“12.14”中惨死的三名一中学生的照片2卷三十多张和一包炮弹弹片，由曾长富同学专程送北京学习班，提供龙岩军分区解放军带领对立派攻打一中枪杀一中红卫兵小将和炮击一中校园的血淋淋的证据。如果不是当年的亲历者，又有谁会相信。人民心目中的伟大的，受人尊敬的人民解放军，在那特殊的年代，也曾会有为此荒唐的举止，这在全省及至全国也是罕见的！
12月21日晚，新一中公社二百多名成员（其中有十几位教师）奉命但不甘情愿地撤离一中，到东肖，次日连夜经永定坎市，转到湖雷中学驻扎。直至68年2月初返回永定先锋烟场和龙岩红坊船巷，3月到东肖，驻扎在当时的龙岩师专校内，而后屡屡遭遇许多不平事件……。
“12.14”是当年亲历者心灵中终生挥之不去，难以忘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经历！


笔者；邱育鸿
2008年12月14日

http://longyanhtd.com/lsjzq/wg/wg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