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林希翎：中国１９５７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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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林希翎是１９５７年右派的代表性、标志性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她当时影响很大，她在１９５７年的活动及以后的种种遭遇，涉及党的上层、民主党派、文艺界、新闻界与校园里的大学生——这几个方面正是鸣放与反右运动的主战场；而且她是至今未平反的右派，是特意留下来以证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标本”，这样，就把她推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她成了中国１９５７年右派及其精神的一个象征。但她自己却一再声称，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误会：“我会成为政治人物，新闻焦点，全是历史的错误。我痛恨政治；我只是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过一个正当人的生活，搞一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1。这里所包含的不得不扮演历史所派定的角色的个人性的悲剧，同样具有典型性。

因此，我们研究“１９５７年学”，不能不谈到林希翎。

（一）

我们的讨论，就从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１９７９年７ 月４ 日拒绝为林希翎平反的所谓《复查结论》说起。该《结论》给林希翎列举了三条罪名：第一条是“１９５７ 年５ 月２３日至６ 月１３日，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了六次演讲、答辩，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第三条是“反对当时中央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煽动同事“；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公布、抄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这一条确实是最具林希翎“特色”的：她当时影响大，也就是因为她在第一条所说的北大、人大演讲中，公开提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谓“煽动改变社会制度”、“反对中央整风方针和部署”，其“依据”都是她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出的对中国现实的议论。《结论》还具体举出了林希翎有关的“罪恶”事实：“整风运动初期，林搞到一份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她明知这个‘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严重恶果，她也知道不得外传，却在演讲、发言中，都大量引证其内容。她攻击说：‘斯大林专横残暴，严重透顶，历史皇朝无可比拟’，‘阻碍社会发展，倒退了一个时代’。她声称‘秘密报告是很真实的’，给我‘很大启示’。她用‘秘密报告’来影射我们党的工作，说‘我们同志间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认，冷若冰霜’。她在六月一日全校大会上宣布：‘现在我主张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这里有一份，可以公开’。六月二日她贴出海报，要在六月三日晚上公布，由于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反对，她未能得逞。但使学校的整风运动被迫停止了三天。林还把‘报告’给校内同学传阅，又叫人抄寄给北大、西安、南京、武汉等地一些人。当学校让她交出时，她又抄留了一份。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活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地干扰破了学校整风运动，也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新的错误”。2尽管这里的价值判断很难让人认同，但其所叙述的事实，却提醒我们注意到，１９５７年的鸣放运动及其后的反右运动的国际背景：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变动与论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风与反右都是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中国反响。而这一反响，又包括两个层面：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反响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反响，正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纠缠，决定了整风与反右运动的发动，走向与结局。

因此，我们的讨论还要追溯到中国最高层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反应。据时为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报告是１９５６年２ 月２４ 日晚在苏共２０ 大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作的，中共代表团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只是会后由一位联络员作了通报：把报告宣读一遍就拿走了。3“但是，在苏共２０ 大结束不久，西方通讯社就陆续透露这个报告的内容。纽约时报在３ 月１０ 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距苏共２０大结束不到半个月。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大量人员翻译，译出一部分即印出一部分，全部译完后再装订成本，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分送中央负责同志”。吴冷西清楚地记得，３ 月１７ 日晚，他突然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最高领导人，以及杨尚昆（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王稼祥（中央联络部部长）、张闻天（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据他回忆，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将报告全文看完，但在会上对报告作了两点评价：“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在吴冷西的感觉中，毛泽东的两点论尽管没有展开，却是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了“破题”。4吴冷西的感觉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后的一系列思考与行动部署其实都是基于这样两个基本判断。据李慎之回忆，原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当时就跟他说：“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5，这也是一个很深刻的观察。所谓“喜”，是因为“揭了盖子”，解除了长期压在毛泽东头上的“紧箍咒”。毛泽东后来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就说到他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都“不是出于内心的意愿”，因为自己所要反对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而且斯大林还一直视毛泽东为“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这对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本人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现在，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盖子”揭开了，毛泽东自然有“解放”之感，甚至称之为”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6，最重要的是，从此，毛泽东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走自己多年梦想的中国，以至世界革命的“圣人”之路了。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又使毛泽东觉得这是捅了一个“大漏子”。深知毛泽东的胡乔木曾经说过：“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其所受的“国际范围内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于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7而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方法”，即生前处处顺从，死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发难，全盘否定，大概也给毛泽东以极大刺激，由此形成的所谓“赫鲁晓夫情结”，是预伏着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正因为有了这一“喜”一“忧”，就有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反应。大体说来，从１９５６年４ 月５ 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１９５６年１２ 月２９ 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毛泽东反应的重心有一个微妙的重要的变化。据参与起草这两个文件的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对“一论”作了四处修改，“一是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并且指出产生这些错误是由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二是加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段；三是在有关中国党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段落，突出了两次王明路线和建国后高饶反党集团；四是强调应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这四点尽管含有为赫鲁晓夫补“漏子”的意思，但重心还是支持赫“揭盖子”。因此，毛泽东在最后作总结时，一再强调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重申“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8随后，于４ 月２５ 日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４月２８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都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自觉努力和尝试。9前引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的。但从十月以后，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１１月１１日铁托在普拉（南斯拉夫西部沿海城市）的演说，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引发了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激烈的论争；

而铁托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主义”，这大概更是给自命“斯大林”的毛泽东以极大的刺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又写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的酝酿、写作与修改过程中，毛泽东把重心转向了“捅了漏子的后果”，即所谓“全世界出现了反苏反共浪潮，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并且表示：“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反击”。毛泽东还据此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判断：“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当前的问题是教条主义还没没有肃清，又来了修正主义思潮，而且来势凶猛”，因此，斗争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要“把斯大林这把刀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毛泽东还指示，《再论》“特别要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10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论述：“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文章还针对对国家计划管理的“官僚主义机构”的批评，强调“苏联经济的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的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文章同时又提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这都是回应铁托的，大概就是“给修正主义一刀”吧。《再论》因此发出警告：“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分析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时，《再论》还特别强调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11这背后所暗含的意思，人们也许要经过以后一系列的事变才能恍然大悟。

因此，《再论》虽然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但其国内的背景却是依稀可见的。同年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八届中央委员会二次会议的讲话中，就提出了“里通外国”的问题，并且说这样的人“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都有。高饶事件又被重新提起——其实毛泽东在断定“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时，大概就想起了高饶事件，因为他早已断定，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在他看来，国际与国内问题总是有内在联系的，他也因此早已发出过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发动的）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的警告。12显然在毛泽东的估计中，这三大危险在１９５６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中，是更为严重的，必须认真对付。他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自我警戒：“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13这些话看似随意说出，却是更真实地道出了毛泽东内心的紧张，某种不安与隐忧，以后的种种举措是可以从中找到某种心理动因的。因此，当他听到有“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大民主”的概念，就立刻敏感到这是代表了一种“思潮”，14说“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并且也提出了对付的办法，即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去反击“资产阶级大民主”，也就是开展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搞阶级斗争，“狠狠地斗一下”。15半年以后的反右运动其时已经开始酝酿于心，只不过人们一时未能领悟而已。同时，他也说：“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16毛泽东一生对“官僚主义者”都无好感，他们也是他达到自己的目的的阻力。他发动整风运动当然也含有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来“整”一下“官僚主义者”的用意。但他区分得很清楚：“官僚主义者”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心里明白，自己的统治是从根本上离不开这些官僚的；而右派则是“敌我矛盾”，是他必除之而后快的。

到１９５７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说得更为清楚。因为据说这时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在讲话中特意提到了石家庄一所学校，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利用学生对毕业分配的不满，煽动游行，要夺权电台，并高喊“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口号；毛泽东因此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存在在哪里呢？毛泽东有个分析：除“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这些“被剥夺的阶级”之外，“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跟我们也是对立的”，“学生中跟我们对立的也不少”。对学生的“思想动向”，毛泽东似乎特别注意，并作了这样的估计与分析：“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学生不过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言人，“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既然客观存在，但又“隐藏”着，并且迟早要引爆，不如现在就将其引诱出来，“让他们唱对台戏”，“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毛泽东当时把这称作“让它暴露，后发制人”策略，17其实就是后来著名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到形势已经明朗，要正式发动反右运动时，毛泽东就有了一个更明确的说明：“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浓包），利益极大”。18李慎之先生说得很对，这一“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起意于八届二中全会而决策于省市委书记会议”。19也就是说，到１９５７年１ 月，罗网已经撒下，只是如何“引蛇”，“蛇”又如何“出洞”的问题了。

这就说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当毛泽东已经对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变动、大争论，作出自己的国际应对（《二论》、《再论》）与国内部署时，尚不知就里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里的热血青年，却按照自己的理解、理想与意愿作出了独立的，以后却要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反应。

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关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既然是秘密报告，中共当然也不会公开宣传，但是事实上中国人知道的范围很广。因为中央决定把朱德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译文印成小三十开的小册子，封面上题目都没有，只印有‘内部材料．注意保存’八个字，随《参考资料》发放。《参考资料》虽然只发到高级干部，但是并不算是机密刊物，也只是刊头上印有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因此这个报告的内容实际上传播极广。另外外文书店还发售美国的《工人日报》，上面也载有英译文的全文，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竟致把《工人日报》买光。尤其是毛主席当时一再发出要打防疫针，种牛痘的主张，《参考消息》由于他的旨意而由２０００份扩大发行到４０万份，每个大学生都可以订阅。看来他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个渠道泄露出去。因此，这个报告已算不得什么秘密了。《参考消息》不能登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但是可以登各国的反应。”20而在北京大学这样的校园里，自由、多元的传统还在无形地发挥作用，如时为生物系的助教姚仁杰先生所回忆：“那时的学校对图书的管制还没有后来那么厉害和严密”，“好读书而又想追求甚解”的老师和学生，也还能“偷得天火”21。据鸣放时期校园内最活跃的北大百花学社的主要组织者人之一的陈奉孝回忆，当时北大数学系的助教任大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了刊载有秘密报告的《工人日报》，和陈奉孝、陶懋颀一起将报告翻译了出来，在一部分同学中传阅（后来他们三人都被打成右派，任大熊被判无期徒刑，在劳改对里折磨而死）。另一些同学则通过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多少了解了报告的内容。22还应该提到的是，新复刊的《文汇报》连载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回忆录，对过去竭力隐蔽的“斯大林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负面有真切的揭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她所引述的英国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化”，在当时引起了震动，以后更是不断地被人们所引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铁托１９５６年１１月的演说与各国共产党的评论，都曾在中国报刊上公开发表；由于《再论》中谈到南斯拉夫“在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试验”，中国报刊上也有了一些相应的介绍：这些，都打破了苏联模式的一统天下，引发了许多独立的思考。新的思想解放的运动开始在孕育中。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本文的主要讨论对象林希翎这里来。林希翎曾因在１９５５年在《文艺报》上发表长篇文艺论文而引起广泛关注，后又因为一篇与苏联权威杂志《共产党人》商榷的文章，遭到无端攻击，她因而印发了《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得到时为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及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的支持而获平反。胡耀邦及《中国青年报》的主编遂派她作为特约记者到西北地区作调查。这一次调查，以及后来她在法院实习的所闻所见，都让她看到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的种种弊端，她为之诧异不已：在此之前，她几乎是生活在“云端”，轻信人们告诉自己的一切，长久地沉湎在梦幻中；怀疑就这样产生了。８０ 年代她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到自己的思想蜕变：“我原来没离开过大城市，一下子到农村，到山区到玉门油矿，到甘肃兰州都跑了一下，就完全感到农村生活，不像《人民日报》吹牛吹的那个样子——电灯，电话，什么农民生活怎么好怎么好；有的苦得要死，也没饭吃，我非常痛苦，我觉得要说。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理想主义，想为人民服务，为了解放人民，我们才来革命的。结果呢，人民生活这么痛苦，我们在北京里过不错的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对这些问题，就开始深思：究竟为什么？”23就在这个时候，她从自己的恋人（时为胡耀邦的秘书）那里，看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鸣放时期，她在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谈到她当时受到的震惊：“对于斯大林过去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因为苏联电影与苏联小说我看得很多。当斯大林逝世时，我在部队里戴上黑纱哭肿了眼，当最初听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时，我想不通，也很生气。但当我亲眼看到这个‘秘密报告’时，我才大为震惊，我感到我过去的眼泪都是白留了。还幸亏斯大林死了，要是再多活几年，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正直善良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公民。我感到对他在军事上、农业上和对外关系方面犯的错误，都还可以原谅，只是在肃反扩大化这个问题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甚至也可以说对党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在感情上是不可原谅的”。24“我感到我过去的眼泪都是白流了”，这上当受骗的屈辱、痛惜、悔恨后的清醒，让人想起了鲁迅《狂人日记》里那句著名的话：“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25或许就在“不再相信眼泪”的这一瞬间，林希翎和她的同代人中的一部分，开始与幼稚、单纯而轻信的“童年”时代告别了。斯大林的（还有中国的）肃反运动受害者的血，将所有的迷信，笼罩在苏联、斯大林、领袖、某种绝对理念与体制……头上的神圣光圈，都颠覆，击碎了。如姚仁杰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不同的思考和看法油然而生，有如翻江倒海，习惯性的信仰和被别人灌输的一致性轰然动摇，连自己对自己也不那么迷信了”。

这里，或许可以插叙一段我个人的一些北大校园的亲身体验。我是１９５６年９ 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在初入学时，还沉浸在响应党的“向科学进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发奋读书，准备将来当作家、学者的梦境中，但接着而来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却打破了校园的宁静。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半夜里，我们这些共青团员突然被从睡梦中叫醒，集合到大礼堂去看一部反映匈牙利事件的内部记录片：那“反革命分子”将共产党员的头挂在电线杆上的镜头，让我们看得胆战心惊。接着报纸上又发表了铁托的讲话，以及相关的争论文章，还有关于南斯拉夫民主试验的介绍……，对于我们，都是闻所未闻，一时，竟有无所适从之感。由此引发了莫名的内心骚乱，隐隐地感到，一个“校园内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代似乎正在逼近，但刚刚入学的我，似乎还没有尝够泡在图书馆里的安适、闲寂的乐趣，于是，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既怀着期待，又感到不安。我的这种心境，或许与前述林希翎式的觉醒意识有所不同，但却也是反映了思想大一统的局面正在发生动摇：连我这样的并不关心政治，一门心思读书的普通学生，也感到了变动的气息。而且不关心政治当时也是不被允许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后，班级与团支部都组织我们学习。我记得，当时争论最激烈的，就是斯大林的错误的根源何在？与制度有没有关系？在《再论》发表之前，这个问题，同学们私下就议论过。当时的权威观点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说法，即产生错误的原因是斯大林“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然不会有人公开质疑这一党报也即党的观点，但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是许多人心里都明白的。铁托的演说直接了当地提出了制度的问题，就使怀疑显得似乎更有依据了——由于铁托曾受到斯大林的排挤和迫害，当时许多大学生都对他抱有好感。现在《再论》一方面明确反对铁托的意见，但又承认“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存在“缺陷”：这非但没有解除疑惑，反而更增加了思想的迷乱。在学习时，大家反复讨论如何理解所说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是哪些“环节”？什么是“根本制度”？这两者的关系如何？……等等，都是说不清楚的。记得周扬还专门来作过一个报告，谈及制度问题，大家听了依然觉得一头雾水。

因此，１９５７年５ 月１９ 日，北大校园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对于林希翎式的早已破除了迷信，开始独立思考的先觉者，是蓄之已久的必然爆发：这正是他们期待中的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并且他们很快就将其命名为“５．１９民主运动”。而对像我这样的普通学生，是既感到突然，又似乎在预料之中的。而且前述“制度”问题又很快成为校园内的争论的焦点之一。各种意见或争锋相对，互不相让，或互为补充、发明，突然展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自由思考的思想平台，让人感到振奋；而各级党组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保持了可疑的沉默，《人民日报》又拒绝报道“北大民主墙”，这就又增添了许多不安。林希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与气氛下，于５ 月２３ 日登上了北大的讲台。她以其特有的明快，一开口就提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并且立即提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点明“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这样就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所谈到的斯大林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正是犯了大忌。于是，她的以后的所有论述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针对中国现实的，这就注定了林希翎成为“不可饶恕的右派”的命运。她是这样说的：“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作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她还说：“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她最后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自己的演讲：“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26——可以想见，林希翎的这一番爆炸性的讲话，会引起怎样的反应，记录稿中说，当场有人为她鼓掌，要求她签名，也有人轰她，甚至递纸条辱骂她。我当时也在现场，可以证实这都是事实，林希翎的演讲确实把北大内部本来就存在的两大派（反右运动以后就被划分为“左派”与“右派”）的争论推向白热化：我记得听完演讲后，回到寝室，两派同学还在争论不休，有的甚至论战了一个通宵。我自己倒没有卷入争论，是因为当时年纪尚小，林希翎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原来没有想过的，一时也想不清楚，觉得她的某些言词似乎有些偏激；但同时又确实非常欣赏她的独立思考，敢想敢说，认为无论她的观点正确与否，她所提出的问题是应该认真思考的，而她的发言正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应该允许与鼓励，而不能压制，对那些轰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觉得这有违北大的民主传统。——正是这一态度，使我后来被划为“中右”：这在当时北大学生中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吧。

今天我们再来看林希翎当年的发言，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她的演说是立足于一个基本立场的，即是她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绝不是一种言说的策略、姿态，而是十分严肃的自觉追求。林希翎直到８０ 年代还坚持这一点：“我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来对待的”；27另一位５ ．１９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谭天荣当时就明确表示：“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28绝不能将５．１９民主运动视为“反社会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是那一代人的理想，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当年对包括林希翎在内的“右派”横加“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是将斯大林式的、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模式视为正宗；今天我们也不能因其对斯大林式、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立场，而将其看作是“反社会主义”。科学的态度应该尊重林希翎们对“社会主义”的独立理解与阐释：从林希翎的演说中，可以看出，她所追求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包含两个基本内容，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民主制”。这几乎是当时绝大多数有自觉追求的右派的共同立场。因呼吁为胡风平反而很有影响的刘奇弟，在一篇阐述他对北大民主运动基本精神的理解的大字报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万岁”与“社会主义民主万岁”作结束，29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观，是带有浓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的；而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典型的“修正主义”。

有意思的是，林希翎们用他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看斯大林式、毛泽东式社会主义，却发现了“封建主义”，她在演说中，将其称为“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她后来在北大的第二次演讲及《我的思考》等文章中，有更具体的说明：在她看来，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庞大的官僚机构，特权，等级制度，对思想、言论自由的压制，对公民权利的剥夺，愚民政策，宗派主义，某些领导的“地主恶霸的作风”……，都带有浓重的封建性，追其原因则是因为苏联与中国都是由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８０ 年代，林希翎在追述自己当年的思想时说：“在１９５７年的演讲中我还讲过，为了和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对外来说我们自称社会主义国家是可以的，但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不仅在中国根本未曾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连苏联也未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和苏联的社会制度的性质，还处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的过渡时期”。30这一概括大体是符合她当时的思想实际的。

在林希翎１９５７年的演讲中，还表现出强烈的人民主权意识，即她一再强调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人民作主”，“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地提意见”。31在她看来，对现有社会主义模式提出质疑，探讨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都是在履行人民主权，发动民主运动的目的也是在于动员人民的力量来推动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验与彻底改革，而不是局限于少数人的，上层的，按照既定的旨意进行的“改良”。32

应该说，林希翎演说中的以上几个基本点，也是代表了许多校园内的右派学生的基本立场的。甚至可以说北大校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是围绕她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的。年轻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33所关注的正是：什么是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方面出了哪些问题，又预伏着怎样的危险？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这是１９５７年中国校园内最大的热点话题。百花学社的骨干、哲学系学生叶于生当时写有《我看民主》的大字报，其观点是有代表性的：“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阶段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说，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权地位，是全民性的、新型民主的物质基础，人们第一次有可能获得发展个性，自由竞赛的平等机会”，“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34而另一位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则在他的引起轰动的大字报《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里，明确提出一个纲领性的口号：“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35而且论者强调，“５．１９民主运动”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试验，目的是要“形成和发展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36而最让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深感困惑与不安的恰恰是，按其理想与本性应是民主化最有力的推动者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民主化问题上表现出一种“保守倾向”，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潜能，迄今远没有充分展开”，甚至出现了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现象。37在他们看来，１９５７年的中国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破坏与危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证”，这正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害”的“温床”；38二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即“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与“对国家一切生活的绝对控制”，以及“国家高度权力的集中”。批评者尖锐地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39人们还这样提出问题：社会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力完全集中于国家，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否需要改变？”“将国家所有制形式变为归生产者大家庭的直接民主管理的所有制”，“自下而上的建立起人民群众的各种组织直接影响中央政权，并达到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它的发展中依靠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自由行动，而不是依靠国家的力量’”，这样的体制改革，“是否值得考虑？”40由此而提出的是对民主的如下理解：“民主权利除了它的阶级性以外，还有着全民性，即全体为剥夺公民权的人民对政府之约束，后者作为一种暴力机构，很容易伤害人民，人民必须用一种全民平等享有的民主权利来保护自己，来抵制政府可能采取的暴政”。41——所有这些问题与思考，都是以民主讨论的形式提出的；因此，讨论中，有人特意重申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句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用生命来保证你说这些话的权利”。42这里表现出来的，是那一代的年轻人，对民主的渴望，以及对民主理念、精神、制度的探索精神，这是我们时隔四十多年仍能感受到并深受感动的。

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讨论，则集中在“特权阶级”是否有可能从社会主义体制内部产生，并如何防范这一问题上。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物理系学生沈迪克化名“谈谈”，写了一篇题为《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的大字报，从留学生的选派、生产实习、毕业分配……等“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提出“在新的时代”是否出现了“高贵等级”、“贱民阶级”这样的新的等级区分的疑问43；这个问题十分敏感，自然引起了轰动与激烈争论。后来又有一位名叫周大觉的理科学生以“谈论”的笔名写了一篇《论“阶级”的发展》的文章，进一步提出了“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这样的论断，并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社会地位等方面加以论证，还特别指出“官官相护”的现象表明“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44后来，周大觉又写了一篇《再论“阶级“的发展》，特意谈到他与一位历史系三年级的同学黄良元的争论。周这样介绍他的论争对手：“中共党员，有一定教条主义习气，诚朴，会思考一些问题的好同志”。据说，经过争辩，双方一致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得多。但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副其实，就是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地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的问题……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认为社会发展到公有制就万事大吉”，还必须“考虑如何更完满，以及可能产生的新的阶级分野”，“考虑如何防止党、政府工作人员不脱离群众”，并“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另一方面，他们也一致认为，这种政治、经济、地位上的悬殊、不平等还处在发展中，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同时“制止它发展的因素也在增长，有自觉地自上而下的解决的可能性”。黄良元因此认为应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必提到“新阶级”的高度，周大觉则认为，“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已经）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45当时，驳难、响应者都不少；但由于很快转入反右，这类现实尖锐问题的探讨，自然就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被扼杀，历史也就错过了一个机会。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以后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回过头来看当年的这些充满愤激、忧虑的发言，不能不有一种沉重之感：因为，当这些敏感的热血青年忧国忧民，慷慨陈辞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的事实：毛泽东早在半年以前，就断定这些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出生的”，“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而且他们背后站着的是那些随时准备复辟的“隐藏”的阶级敌人，“这些学生娃娃没有经验，把什么……都端出来了”。46这样，当林希翎说到“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的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47当有的右派在大字报中表明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抱着毫不保留的态度而跟着走是很错误的，只要它今天一旦不再能代表人民，违反人民（的意志）了，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抛弃掉”48，当权者自然要视为“大敌当前”，对毛泽东则意味着，他要“引”的“蛇”与“蚂蚁”终于“出洞”了。更为致命的，或许是右派的这些激进的观点和立场，也是１９５７年的大多数大学生所不能接受或持有保留的。这里，不仅有当时大多数大学生还没有从对党和毛泽东的迷信中解脱出来这样一个基本因素，也还因为右派们所敏感到的中国社会矛盾，当时还处在一个萌芽阶段，整个共和国还在向上发展，许多问题更是生活与思想都十分单纯的一般大学生所难以体会的——其实，我自己当时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我可以赞赏右派们的探索精神，但却无法认同他们的观点，最多只是承认他们的尖锐批判是一种“预警”，不加注意，发展下去“可能”有这样的危险，却不是现实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林希翎们号召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就很难得到大多数大学生的响应，他们那些过于激烈的言词甚至会引起反感。这都是后来的反右运动能够得到响应的内在原因。鲁迅说过，许多问题，敏感的文学家、知识分子“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这样的“思想的感觉”的“相差”常常要“到三四十年”。49这几乎是一切先觉者的宿命。

可悲的是，右派大学生们非但没有听到前引毛泽东在１９ ５６年年底和１９５７年初所发出的那些警告，还听到了许多鼓励民主的“激烈”言论。李慎之先生在他的回忆中，曾记录了毛泽东当时在内部讲话中的若干惊人之论，如“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之处”，“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等等，50这都可以说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可能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也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但类似的言论通过不同途径传到林希翎们的耳里，就只能起到鼓励，甚至是煽风点火的作用。至少是产生了两个错觉。一是以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就是给他们这些“新社会主义的主人”51以一个和毛泽东一起探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和发动民主运动的权利。——其实，不仅是这些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就是李慎之这样的有经验的老革命也产生了类似的错觉：他听张闻天谈到“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不要只靠他一个人发展”，就真的“狂妄地”以为自己也可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贡献了52。这是真正地不懂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发展”的权力，甚至“批判”的权力，都只属于领袖，即使是高级干部，更不用说是知识分子，大学生，也只有鲁迅所说的“同意与解释”、“宣传与做戏”的义务，53若要乱说，就有“僭越”之罪。同样的话，领袖说了，是伟大的“发展”，小民们说了，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１９５７年的真诚而天真的林希翎们不懂、甚至要硬闯这条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而且他们还引毛泽东为同道。仔细阅读１９５７年校园里的右派的言论，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毛泽东抱有好感，甚至崇拜。即使是锋芒毕露如林希翎者，谈到毛泽东，虽也有批评之意，如说毛泽东在胡风问题上“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但仍然把毛泽东与斯大林严格区别开来，强调“毛主席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有辩证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个人崇拜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54龙英华在提出“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的路线谁胜利的问题”以后，甚至作了这样的判断：“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55而且这似乎是当时许多右派学生的共识。谭天荣也是把“五．一九”运动看作是“全国范围的整风——民主运动在北大的表现”，“而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反映”；他说：“（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并且说：“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56在他和他的同志的理解里，毛泽东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与北大学生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是相互配合的，并且是“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本人与年轻的大学生们是心心相印的相互支援的战友。这真是一个可悲的历史大误会：这些一相情愿的热血青年哪里知道，毛泽东早已认定，“南斯拉夫的路线”是一个“修正主义路线”，铁托、陶里亚蒂、赫鲁晓夫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而他本人正准备举起斯大林这把“刀子”，砍向国际与国内的打着反教条主义旗号的右派，以证明自己绝不是“中国的铁托”：这正是他发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所在。不懂得毛式政治的中国年青人终于为自己的轻信与天真而付出血的代价：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

（二）

１９５７中国校园发生的这一切，一直处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密切注视中。林希翎在北大、人大发表演讲以后，《人民日报》立刻被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遂即作出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57可以说，从一开始，“无产阶级专政”之剑已悬在林希翎的头上。

其实早在１９５６年年底，林希翎就曾上访中南海，却因此引发了中南海内部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代表，其中一位王文，是当年的地下党员，解放初期曾担任过叶剑英的秘书，时为秘书室的负责人，就因为前后三次接待林希翎，并将她的意见整理上报，而在以后的反右运动中，却被他的部下、后来在文革时红极一时的戚本禹陷害而打成右派，并株连到家庭：妻子和一个孩子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可以说是家破人亡。连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因为在反映林希翎的意见的材料上签了一个“阅”字，在反右运动中被迫作检讨。杨尚昆见戚本禹野心太大，想操纵运动，就想整他，戚便求助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告之于江青，江报告毛，毛泽东于是亲自召集会议说，你们支持左派，还是右派，插红旗还是黑旗？众皆禁若寒蝉，仅一来自延安的女处长发言说汇报情况与事实不符，在文革期间，这位老干部竟被报复，脑部打成重伤。58

但中共党内高层中对林希翎表示赞赏的却大有人在。如前所说，时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１９５６年底就过问过林希翎被无端攻击一事；据胡耀邦１９７９年在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中回忆，１９５７年他曾和林希翎长谈四小时，在林被捕时，他也曾表示过反对意见。中共元老、时为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更是对林希翎的才华与独立思考极为赏识，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后，还抱病与之长谈，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对林的处分，以至在开学典礼的报告中提到校内右派名字时，有意不提林希翎，引起轩然大波。还有一位元老、时为内务部部长，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也曾在家中多次接见林希翎，和她作广泛交谈。但却无力阻止逮捕林希翎，只能借视察监狱之名，看她一眼。59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关心过林希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也难逃惩罚：由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当时尚不敢直接加以迫害，就将他们的部下与亲人作替罪羊。胡耀邦的秘书曹志雄因与林希翎有恋爱关系，并犯有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给她的“罪行”，被打成右派自不待说；吴玉章的外孙兰其邦与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仅因为奉吴、谢之命给林希翎写过信或带过口信，也被打成右派，并同样株连亲人：吉士林被赶回老家当农民，老母上吊自杀，妻子被迫离婚，带走了孩子：又是一个家破人亡。60

林希翎案还株连到民主党派与文艺界、新闻界的许多人。１９５８年８ 月将其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里，曾列有“被告……与谭惕吾、黄绍竑等右派分子相互勾结，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谭惕吾和黄绍竑都是当时的民革中央委员和常委，是１９５７年的著名的大右派。谭惕吾是法律专家，她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主张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黄绍竑则批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样的“公式”，强调不能用强调成绩来掩盖错误，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数人家破人亡。61这在当时都是属于“恶毒攻击”的言论，就成了反右运动的主要靶子。但林希翎却对他们的历史与现实态度几乎是一无所知，据１９８０年她写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她仅仅在北京东四检察院实习时，为办一个案件，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来这里视察这个案件的谭惕吾打过交道，并无其他任何联系。但为了说明“校园内的右派与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是相互勾结、上下呼应的”，就将她们硬拉在一起了：按当时的“革命逻辑”，只要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并不重要的。林希翎还谈到，到１９７９年谭惕吾的右派被“改正”，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但因为林希翎仍是右派，在她的所谓“改正结论》里，就仍然留了一个尾巴，谭惕吾始终未签字。62

１９５８年林希翎《判决书》上还有一条：“被告与新社会上的部分反动分子，尤其是文艺界的一些反动分子——洪禹平等建立密切联系，相互勾结，对党和国家的领袖及我党的文艺方针等进行了恶毒的诬蔑”。63这又是一个冤案：洪禹平是北京市幻灯制片厂编辑部主任，因同乡关系与林希翎相识不到半年，整风期间他已调往浙江，对林希翎在北大、人大讲了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却也成了林案的“要犯”，连同他哥哥、姐姐一家人都打成右派。*但林希翎与文艺界和新闻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倒确有联系。据林希翎回忆，当时文坛的最高权威郭沫若读了她所写的《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曾当面表示赞扬与支持，并称其为“才女”。时为《人民日报》主编的邓拓，《中国青年报》的主编张藜群都对她十分重视，据说邓拓还向她谈到肃反运动中的一些内部情况。后来在文革初期，邓拓成了“三家村”的头目，戚本禹给他罗列的一条罪状就是“极右分子林希翎最亲密的朋友”，这又反过来株连到林希翎：不仅将在狱中的她戴上脚镣手铐，关入紧闭室、黑牢达半年之久，而且把她的老母亲抓来开万人大会批斗毒打。65

更令林希翎感到痛苦，也让我们大为震惊的是，无数普通百姓也被株连。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含泪写道：“单单北京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这批株连者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这些株连者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尤其因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犯过类似小说《牛虻》中亚瑟的错误。66当校党委审查我和社会上与校内外友人的关系时，我是坦然地向组织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因为当时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问题的。哪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些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而其中还有许多来信都是从一些读过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听过我的演讲的听众来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识的）。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混不过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还加上其他帽子”。67王文在他的《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里，曾举了一个例子：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魏式昭（也是志愿军转业的），仅仅因为支部派她帮助和照顾林的生活，就被说成了林希翎的“保姆”，不仅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连她的丈夫和远在四川工作的弟弟，以及他丈夫的十几位部队战友，也统统被错划为右派。68这样的株连法是可怕的：一切与林希翎有接触者，更不用说同情者，都是可疑的敌人，都要收入专政的罗网中。林希翎还谈到，１９６５年她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于同情，冒险为她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毛泽东的信和家信，不料当年将林希翎称为“才女”的郭沫若，竟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十多年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予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是右派，其同情者自然“有问题”。69更有甚者，前引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不予平反”的《结论》，仍然把“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错误”列为她的“罪名”，作为不予改正的理由：受牵连的“外单位、外地的青年”依然有“错误”，其罪魁祸首仍是林希翎，这就意味着，“株连”有理，甚至有功。这样的革命逻辑是令人恐怖的。

最“致命”的，是株连家人与子女：丈夫无端地受排挤，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邻居的孩子的打骂，回家问母亲：“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么东西？”林希翎说：“我这个在各种批斗和毒刑前从未流过泪的战士，在听到我的爱子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时，忍不住抱着他放声痛哭了”，“虽然我在政治上从来不吃后悔药，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都从来不感到遗憾和悔恨，然而我唯一感到万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便是我悔不该结婚和生育啊！像我这样当过‘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这个社会中政治上的‘麻风病人’，不可接触的‘贱民’，还有什么资格成家立业？有什么权利当贤妻良母？！这真是作孽啊！”70问题是，这样的株连，是制服林希翎这样的不屈的反抗者，维护“专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71：这不仅是体现了一种伦理的残酷性，更是体现了体制的残酷性。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事实：据林希翎回忆：“我在大陆犯了反革命罪名坐牢，我的父亲也在台湾被国民党以‘通匪’罪名，判刑坐牢，理由是我父亲与我通信”。72

林希翎的特殊性在于，她的命运总是与中国高层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就说到了对林希翎的“处理”。据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他与北大谭天荣的处分决定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73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７ 月所写的《１９５７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也有过这样的明确指示：“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74也许就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一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１９５７届大专院校毕业上大会时，还特地让林希翎参加，在讲话中，也只说她是整风中“犯了错误”的青年。但据说北京市公安局于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已经整理好逮捕她的材料送北京市委审批，却未立刻批准。据王文在《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中透露，１９５８年在中山公园开的一次联欢会上，刘少奇问起林的情况，人大学生反映她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就亲临人大，在党委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于是在１９５８年７ 月２１日半夜将林希翎秘密绑架，投入监狱。开始还制造了一个纯属捏造的所谓“殴打监督她的学生宋津生”的口实，宣布对她只是拘留五天，又以“态度不好”改为十五天，最后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随后判处十五年徒刑。75至于公安部长罗瑞卿所说的“办法”，一位半夜审讯林希翎的老情报人员因林表现不驯，在盛怒之下一语道破“天机”：“你看着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青青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76但连林希翎也准备“将牢底坐穿”时，毛泽东突然在１９７３年向时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在哪里工作，好不好”，于是，林希翎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提前释放”了。77但林希翎也依然逃不脱罗网，特别是１９７５年她到北京上访，又获得了一个“大右派找邓小平翻案”的新罪名，被押回浙江，遭到了更残酷的批斗。

当文革结束，几乎所有的右派都得到“改正”时，林希翎的平反却阻力重重，原因是她无意中又卷入了中共的上层政治斗争。一贯关心林希翎的胡耀邦先后作了三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并在林希翎的来信上写了一段鼓励的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味却不符合中国的政治规则，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上，胡耀邦与林希翎一样天真。正如一位人大副校长对林希翎所说：“他的批示对你有害”，“你要不找胡耀邦，问题倒可以解决，你找了他就麻烦了”。当时，党的高层中所谓“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胡耀邦是一个焦点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希翎的案子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蜚短流长，不迳而走。78胡耀邦终于不能再过问林希翎的案件，再加上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这就必然要留下“样板”：于是，中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再一次选中了林希翎，让她充当右派典型。

（三）

如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选中她做中国１９５７年的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也与她的思想、信念与性格有关。她自己对这顶“不予改正的右派”帽子的态度，是当仁不让。就在这万言书里，她这样说：“既然至今还把昔日的‘右派’分为两类，并且把我划入了不能改正的‘摘帽右派’中，那么我不得不庄严地声明：既然官方认为我的右派不是错划的，那么也就没有这个必要给我摘什么帽子，还是把右派的帽子给我戴回去的好。因为在中央文件中曾指出给右派摘帽的原因是右派们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和教育，现在都已改造好了，所以可以摘帽。人家那些‘摘帽右派’是否改造好了教育好了都能变成左派了，我不知道。而我必须郑重声明，我是根本没有改造好，二十三年来，我对极左派官僚强加在我头上的‘右派’、‘反革命’罪名，我是从来未曾低头认‘罪’过和悔改过的。……１９５７年我公开发表的那些观点不仅至今基本不变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因此我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根本没有改造教育好的‘大右派’。在１９５８年７ 月我被捕的前几天，当年的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曾夸下这样的海口：‘像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留在你们学校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后来我用自己二十三年的全部言行事实来对抗罗部长的镇压万能论和暴力迷信论，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和宣告了罗部长的预言的彻底破产和失败。……一九五七年我当‘右派’是不自觉的，也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可是经过这二十多年残酷的现实教育和改造，倒是有些弄假成真了。我终于发现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奸臣、民贼原来都是戴着‘最最革命’的左派和极左派的桂冠，那么我要救国救民就应该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右派’好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亲自批示了我和北大的谭天荣二人的处分决定中有这样一条：‘开除学籍，留校劳动，当反面教员’。既然是‘反面教员’，那就得请那些左派、极左派官僚来给我当‘正面学生’，洗耳恭听一下我的讲课；既然是‘极右分子’、‘大右派’、‘右派代表人物’，那我当然要代表右派和替右派说话了。否则，不是徒背虚名吗？……我有一个建议，请在政协或人大的代表中，也给我一个席位，就让我当个专职的右派代表罢！因为这二十多年来在全党全国培养起来的‘左派’、‘极左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经多如牛毛了，而且大多还享受着高官厚禄，那么留个把‘右派’当代表，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我们现在对国际上的右派政党和右派人物不是都很欢迎，很感兴趣，常打交道吗？那么自己国内的‘右派’为什么不能得到起码的尊重呢？既然不给我改正和平反，那我‘右派’、‘极右分子’、‘大右派’、‘反面教员’的角色就只好扮演下去……”。79

林希翎甘当“右派”，并要当到底的这番自白，使我们产生了进一步讨论的兴趣：什么是“右派”？除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形成了某些林希翎始终要坚持的政治观点之外，还有没有更加内在的“右派”精神，“右派”立场，“右派”气质、性格？

我们还要回到１９５７年林希翎在北大、人大的那些著名的演讲那里去：那是她思想的起点与原点。她在一次演讲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在大学里讲课，提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总是说这是最好的社会。这个‘最’字，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看只是一个社会阶段。因此，他们的‘最’字，就是以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

“我对现实生活是不满的，即使是五百年后出世的话，我也会不满。如果对现实满意的话，如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现实不满是正常的，应该鼓励对现实不满”。80

她的这番话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她在《我的思考》一文中，重申这一观点，并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

“猴子要满意现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81

１９８５年，历经磨难的林希翎，当有记者问她：“你觉得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时，她依然重申她的“不满”论——

“不管哪一个国家，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政府、反现实的不满分子。这种不满应该是正常的现象。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推动社会进步，就是要批评现实。一天到晚歌功颂德，粉饰天平，怎能进步？１９５７年演讲时，我就谈到了这一点，但共产党一听到你不满现实，就认为你思想有问题，有反革命嫌疑，立刻给你扣帽子。合理的不满是进步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于是，记者立刻想起了她的那句关于“猴子”的名言。82

林希翎１９５７年的讲话，还有一个贯穿性的观点，就是绝不能干预人的言论、通信自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她进而号召青年们，不要学“世故”，不要“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们要说话”，“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83——这在１９５７年以及以后的中国，都属于“反动言论”。但林希翎却始终坚守这一点，并以为这正是她自己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在８０年代写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她总结自己反右后二十多年的苦难人生时，不无自豪地这样说：“我的良心、道德和人性，都还未受到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这十年动乱以来，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普遍滋长起来的尔诈我虞、撒谎成性、损人利己、整人为乐的政治微生物和趋炎附势、看风使舵、投机营钻、卖身投靠的歪风邪气所侵蚀和污染，使我在灵魂深处还能保留一片净土，并在这片净土上建筑了一个独立思考和孤芳自赏的独立王国，因而还能保持了毕生不说假话的一贯记录。我是用自己的血泪言行去实践了我的恩师——吴玉章校长生前对我的谆谆教导和唯一的遗训：他希望我能做一个像他那样从来不说假话，敢讲真话的老实人”。84

林希翎同时这样谈到自己的性格、秉性：“我这个人是少年红色娘子军出身，是彭老总、陈老总带出来的兵，我的性格是心直口快，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嫉恶如仇，爱抱不平，刚正不阿，宁折不弯，天真幼稚，有勇无谋”。林希翎还谈到自己即使身在监狱里，也“还是生活在我向往的公民享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梦幻里”，因而惹出了无数麻烦；“完全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和根本不懂人情世故”，“我行我素，以诚待人”，“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一切人”，即使因此碰了无数“钉子”，既不悔也从不思改。85林希翎永远记得，在１９５７年反右以后，一位读者在来信中说她在整风运动中扮演了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三岁小孩的角色。林希翎坦然承认：“在政治上我恐怕永远都只是个三岁小孩，这辈子长不大了”，“我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被推上历史舞台，恰恰因为我当时不懂政治，尤其是不懂中国的政治，我从来没有读过《资治通鉴》这类古书。这也可以说这是‘历史的误会’，而且我这种人的气质和性格也对决定了是根本不适宜搞政治的”，86但一旦政治风暴来临，她仍然会身不由己地投身进去。这都是因为她骨子里的“乌托邦情结”，她与生俱来的“堂吉诃德气”，决定了她必然要这样“走火如魔”，这是她的宿命。而历史的进步，也永远需要这样的“长不大”的“三岁孩子”，这样的“历史的误会”，尽管对个人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多：这正是显示了历史的残酷。

在我的理解里，林希翎身上表现得极为鲜明与充分的这些特征：永远不满意现实，永远说真话，永远摆脱不掉的乌托邦情结与堂吉诃德气，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右派”精神与性格。87

我又想到了鲁迅。五四时期，鲁迅在《新青年》上，就写过一篇随感录，题目就叫《不满》，强调“不满是向上的车轮”。88鲁迅还有一篇《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并作了这样的界定——

“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

“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会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89

显然，我们这里讨论的“右派“精神，与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的精神，是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或者说，是有一种精神的承接关系的：可以说，林希翎这样的右派，正是鲁迅所开创的２０ 世纪中国“精神界战士”谱系当之无愧的一个成员。90——林希翎本人也对鲁迅有极高的评价：“我认为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对封建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的危害性和劣根性认识得最透彻，剖析得最深刻，抨击得最尖锐，斗争得最坚决的，……是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91

在我看来，林希翎成为右派精神的一个象征，更是因为她是把这样的右派精神坚持到底的一人。也许正是因为她是未获“改正”的一人，历史也就造就了她，使她在８０ 年代初绝大多数右派都被平反，历史告一段落以后，她几乎是孤身一人地将右派的精神苦难史继续谱写下去，在２０ 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与国际的复杂形势下，将１９５７年所开创的右派精神，继续坚持了下去。

我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就以本文一再引述的《给邓小平的万言书》来说，尽管林希翎写信的动因是希望借助邓小平的干预解决她的右派“改正”问题，但却没有歌功颂德，不仅对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进行直接了当地批评，而且对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现实仍然表示不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警示。例如她说：“这些年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官僚资本主义，其特点是在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下，利用官僚的政治权力，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权和分配中享有的各种特权（如高薪铁饭碗、贪污、受贿和各种形式的免费和低费特供等等），最大限度的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她还提醒说：“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我们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了，这是非常有必要和正确的。但是也须防止对美国又来一个‘一边倒’。苦难的中国人民吃够了对任何一个帝国主义‘一边倒’的错误的极端化政策的苦头。‘一边倒’就势必会使中国不知不觉地丧失独立和主权”。92这些话，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都是无人敢讲的。

１９８３年，林希翎到了香港，１９８５年又来到台湾探望离别数十年的父亲。人们以为她会对台湾大加赞扬，却不料她一开口劈头就拒绝了台湾当局强加给她的“反共义士”的头衔，断然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为条件的话，我宁愿回大陆去坐牢”，并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对台湾的不满：“台湾的生活比大陆高，许多地方的毛病则差不多”，“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脑袋都憋死了！”她立刻投入到台湾争取民主运动中去，并且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如她自己所说，“我在台湾的这次‘民主假期’中的大鸣大放，之所以会在台湾同胞心中激起如此热烈的反响和这样的奔走相告，就正如我在１９５７年在大陆的大鸣大放中的情形完全一样，并不是在于我有什么新发现和新创举，而完全在于我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真话。在大陆和台湾的国共政治生活中，我始终还是扮演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三岁小孩的角色”。后来林希翎临时去香港，国民党当局遂借机禁止她再入台湾，林希翎终于成为两岸都“不受欢迎”的人物。93——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据林希翎说，她到了台湾以后，“曾有多少人来开导我说，海外有很多学人在两边跑，两边讨好，两边都当贵宾，他们来去自由。有人就说：‘林希翎，你怎么弄得两边不讨好，那么笨’”；林希翎的回答是：“我本来就不想讨好（两边的）那些官僚”，94这也可以说是本性难移吧。

她后来定居法国，没有安分几年，当欧盟出兵科索沃，她又站了出来，参加反战运动，发表了许多激烈的言论，和法国当局与当时的舆论主流相对抗，又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人物。以后，台湾民进党执政，林希翎当年曾支持过他们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因此被邀参加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她还是实话直说，公开发表演说，反对“台独”，又与新任台湾当局不欢而散。——她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是无法合作的：这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

２０００年８ 月４ 日，当她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我的寓所，出现在面前时，我简直不敢辨认：这就是１９５７年５ 月２３日那个难忘的夜晚，我站在远处看见的那个意气风发的，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林希翎的本名）吗？此刻，她是多么的疲惫和衰老啊。但她一开口，还是声音洪亮，滔滔不绝，眉宇间依然流露出高傲与倔强：林希翎还是林希翎！但在谈到１９５７年的那个夜晚时，她却说：“那次来参加辩论会，本来我只是准备听听的，没想到会议主持者突然宣布要我讲话，我毫无准备，上台就讲开了，一上了台，这一辈子就下不来了”。接着她向我介绍了这些年的遭遇，在谈到她因为献身于社会运动，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患了忧郁症，终于跳楼自杀时，她流泪了，只是说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最后，她长叹一声：“我现在真的是家破人亡，无处可去，一切都没有了”。我无言以对，只在她带来的留言本上写下“相濡以沫”四个字；她则以《林希翎自选集》一书相赠。她突然站起来，说要走了；但走了几步，就走不动了。于是，在我家的长沙发上躺了下来，休息了很久，才恢复过来。我留她吃了一顿便餐，因为有一点家乡菜（我们都是浙江人），她吃得很香，我心里却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她终于走了，那步履蹒跚的背影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上。……

正是这永恒的瞬间记忆驱使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我此刻仿佛还看见那步履蹒跚却永远向前的背影；而且想起了因准备此文而看到的毛泽东的一句话：“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95这正是林希翎的不幸，也是她的光荣：在当代中国，林希翎这样的人，已经是“稀有品种”，十分难得了。


1 转引自《天下第一冲的林希翎》，《林希翎自选集》，２９２页，香港顺景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2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１９７９年７ 月４ 日），《林希翎自选集》，８４——８７页，香港顺景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3 据薄一波回忆：后来苏共中央曾派米高扬乘专机送来报告文本；但薄一波未说明具体时间。见《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４７２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4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１——５页，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5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２０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6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１２６页，１２０页，１２２页，１２７页，《毛泽东文集》７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7 胡乔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胡乔木文集》２ 卷，１４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8 吴冷西：《忆毛主席》，８——１０页，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9 当时周扬在文学讲习所的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有关。……我们不否认对于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这个混乱现在看来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收获。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周扬文集》２ 卷，４０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10 吴冷西：《忆毛主席》，１６页，２２页，２５页，２７页，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11 以上引文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收《胡乔木文集》１ 卷，５０９页，５２０页，５２０页，５１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1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５年３ 月），《毛泽东选集》５ 卷，１４０页，１５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 日），《毛泽东选集》５ 卷，３２１页，３１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4 参看李慎之：《大民主和小民主》，《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１１８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15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５ 卷，３２３——３２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５ 卷，３２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7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７年１ 月），《毛泽东选集》５ 卷，３３２页，３３８页，３５１页，现３３页，３５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8 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５ 卷，４３２——４３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9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２５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0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１７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1 参看本书《人的尊严，头脑和权利——读姚仁杰先生的回忆录》有关分析。

22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没有情节的故事》，５０３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１年版。

23 《林希翎自选集》，２１９页，香港顺景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24 《林希翎自选集》，１３５——１３６页，香港顺景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25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１ 卷《呐喊》，４２２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26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５１——１５４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7 《林希翎自选集》，２３０页，香港顺景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28 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６３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9 刘奇弟：《论当前整风——民主运动》，《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１９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参看拙文：《刘奇弟：胡风冤案中一个不应忘记的名字》。

30《 林希翎自选集》，２４——２５页，顺景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31 林希翎：《我的思考》，《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６５页，１６３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１９９８年版。

32 参看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５３页，１５５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3 作为百花学社骨干之一的杨路在反右开始以后的《最后的宣言》里，表示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作一个正直的人，坚持作一个共产主义者”。文见《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２２３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4 叶于生：《我看民主》，《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４０——１４２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5 龙英华：《“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３２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6 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０１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7 叶于生：《我看民主》，《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４２页，１４１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8 叶于生：《我看民主》，《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４２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9 王书瑶：《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２０４页，２０７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0 应成旺：《争取社会有九十度转变——三害根源及防止办法》，《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２３７——２４８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1 杨路：《最后的宣言》，《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２２２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2 张景中：《在１９５７年６ 月２６ 日报告会上的发言》，《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７０ 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在鸣放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萧乾的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中也引述了这段话，并且说：这句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宪法的严重考验”。文收《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０３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3 沈迪克（谈谈）：《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７４——１７７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4 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６７页，１６８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5 周大觉：《再论“阶级”的发展》，《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７１——１７３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6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７年１ 月），《毛泽东选集》５ 卷，３５１页，３３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47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５３页，１５４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8 王书瑶：《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２０６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9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７ 卷，１１７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50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２１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李慎之在《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文中，还回忆说吴冷西曾对他说：“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１７页），这自然是在极小范围内说的，一般不会传到社会上去。

51 这是北大右派学生中的一位活跃分子钱如平在《论阶级的发展》一文中的自称。文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８３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2 李慎之：《大民主和小民主》，《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１７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3 参看鲁迅：《同意和解释》，《鲁迅全集》５ 卷《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宣传与做戏》，《鲁迅全集》４ 卷《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54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二次讲演》，《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５７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5 龙英华：《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１３２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6 谭天荣：《第四株毒草》、《救救心灵》、《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４１页，５７页，３４ 页，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7 《林希翎冤案内幕》，《林希翎自选集》１４３页，香港顺景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58 参看林希翎：《我与王文》、《林希翎冤案内幕》，《林希翎自选集》，９０页，９３页；１５５页，香港顺景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59 在《林希翎冤案内幕》一文中，还有这样的一条材料：“据刘少奇前妻王前说：刘伯承元帅看到林希翎演讲后也大叫好样的”。因无其他旁证，姑录于此，以备考。见《林希翎自选集》，１４５页，香港顺景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60 林希翎：《给邓小平的万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