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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之:田家英的自杀与吴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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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3 11:49: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田家英的自杀与吴晗有关

习之


田家英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①之一,他从1948年在延安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开始,直至他1966年5月自杀身亡,跟随毛泽东十八年之久,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毛泽东的存折都交给他管理,是毛泽东最为器重的秘书。

还是在延安的时候,青年田家英和众多的热血青年一样投奔到了“革命圣地”。他在抗大的报上发表了不少抗日战争、历史、古典文学文章,很受毛泽东的欣赏。后来,田家英被胡乔木、陈伯达等推荐给毛泽东当秘书,毛泽东让他写一份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连声赞扬并正式启用了田家英。当时,田家英还仅仅26岁。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讲稿首先是要陈伯达写的,陈伯达的稿子写得太长,又离题太远,毛泽东不满意,就叫田家英重新写一个。田家英的稿子,毛泽东非常满意,略加修改后便采用了。开幕词中那一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话就是出自于田家英的手笔。

这位备受器重、大红大紫的毛泽东的秘书,为什么会落得个要自杀的地步呢?

原来,他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来到之际,犯下了一个“篡改”毛主席著作的“滔天罪行”。

原来,在1965年11月10日,后为四人帮之一,时为上海《解放日报》编委的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正式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不久,在全国范围内的各大小报刊杂志上开展一场声势极为浩大的口诛笔伐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运动。当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时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海瑞罢官》的主题从“退田”变为“罢官”,吴晗的问题具有了反党的性质,政治批判的分量加重了。

不久,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的谈话记录时,看到了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吴晗的这段评价。田家英早在延安时期就对吴晗有所了解。后来毛泽东在华北解放区接见吴晗,畅谈吴晗写的《朱元璋传》一事,他更是亲眼所见。以至于后来他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等工作、普及历史知识等情况也非常知情。在他认为吴晗顶多也就是在学术上有些不正确的认识,谈不上与“罢了彭德怀的官”这样的上纲上线的问题。便在记录稿上删去了毛泽东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那一段话。这样他就犯下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滔天罪行”。

1966年5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来到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的家中,宣布了他的“罪状”,通知他立即停职反省,逼迫其限时限刻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痛苦地在5月23日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田家英的自杀是继邓拓自杀②之后,第二个因吴晗而自杀身亡的文革之始自杀的知名人士。


——————————
注:① 五大秘书毛泽东的五大秘书分别为:日常秘书、总管家田家英;政治秘书陈伯达、胡乔木;机要秘书叶子龙;生活秘书江青。
② 邓拓自杀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后,《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打电话问范瑾,范瑾说:“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当时彭真不在北京。故《北京日报》便迟迟没有登载。这就成为了邓拓的一条“死罪”。1966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诬陷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邓拓当然知道这种诬陷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才这样说的。邓拓当然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等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所以,邓拓就在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发表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5月18日凌晨)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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